一、东瀛观剧印象记(下)（论文文献综述）
汪颖奇[1]（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江爱华[2]（2020）在《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前身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于1953年建立,1987年3月剧团正式更名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院的建立是戏曲艺术体制现代化的目标和结果,其剧目建设承接着黄梅戏剧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脉络,关乎黄梅戏剧种的盛衰。本文在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为个案,结合相关戏曲政策,对其成立66年以来创作排演的近460出剧目进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考察剧目创作与剧种发展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为主线来结构整篇博士论文的框架。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近七十年的剧目创作按其成就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建团伊始至千禧年为第一阶段,千禧年至2019年为第二阶段。按题材可分为四大类型,即黄梅戏传统剧的改编,移植剧目的创作,新编、改编历史剧的创作,现代戏创作。第一阶段的建团初期,黄梅戏传统剧的改编催生了经典的诞生,促使黄梅戏一度振兴,黄梅戏生、旦两行表演取得长足的发展,建立了一支艺术人才队伍,黄梅戏新皖剧的地位得以确立。八十年代初至本世纪末,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作催生了黄梅戏新经典剧目的诞生,黄梅戏出现了二度振兴,黄梅戏生、旦两行的表演继续发展。比之传统剧的改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排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剧化和雅化倾向。剧目创作与剧种发展良性互动,互相促进,相互成就。黄梅戏剧种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与新媒体技术结合,黄梅戏电影、黄梅戏电视剧风靡一时,戏曲艺术人才代际更迭,群星闪耀,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在同侪中处于领军位置,可谓辉煌。进入两千年以后,第二阶段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剧目创作整体态势趋向滞后和单一,三度振兴的呼声雷声大雨点小,始终没有推出代表性剧目作品,黄梅戏的舞台表演艺术没有更上层楼,艺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因此失去领跑资格和行业老大的位置,同一时期安庆市和湖北省的黄梅戏院团佳作频出、人才济济,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三驾马车齐驾并驱、平分秋色。虽然失去领军地位,但第二阶段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作排演了二十多部新编剧目,为新世纪剧目建设提供了多元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使得黄梅戏的高峰艺术作品成为可能、值得期待,三度振兴成为可能。考察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近七十年的剧目创作,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成为剧目创作的顽疾,三度振兴的道路依旧道阻且跻。
李梦玲[3]（2020）在《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岭南报刊小说中有着一定数量的翻译小说,与近代其他地区的报刊翻译小说一样,这些刊于岭南报刊的翻译小说同样是近代翻译小说大潮中的一抹别样的浪花。据统计,近代岭南地区刊载翻译小说的报刊多达34种,共刊有101篇翻译小说,1部寓言故事集（《伊索寓言》中译本,82则）,翻译小说单行本也有至少40种。可见,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具有一定的规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将其作为研究对象,除去绪论和余论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对其兴起背景进行探究,涉及小说界革命、岭南地域文化、译者来源以及读者与市场这四个因素。并梳理其发展脉络,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这四个阶段。第二章对其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进行挖掘,既有与近代报刊翻译小说相似的一般特征,即在呈现传统小说特色及文化观念的同时,也蕴含着西方小说特色及文化观念,又彰显了岭南地域文化色彩,如粤方言、岭南风物与民情、岭南画派以及岭南革命风潮等特色。第三章对突出刊物与名篇译作进行个案研究,不同报刊有着不同的办刊理念和编辑队伍,这对所刊翻译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关注世界名着在近代岭南报刊的译介情况,着重考察译作与原着之间的关系,探析译介手法。第四章考察其对自着小说产生的影响,如观念的革新、题材的拓宽以及小说叙事手法的突破等。最后对其成就与缺陷进行总结,并评价其在岭南小说史和翻译小说史上的地位。
贾健鹏[4]（2020）在《刘绍宽与近代温州文教事业》文中指出作为清末民初浙南的地方教育家、学者,刘绍宽积极投身温州教育、文化事业,从而在浙江教育史、文化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奠定了其重要地位。论文全面呈现了刘绍宽在教育、文化方面的作为。他自幼家贫,少时便勤学苦读,以读书入仕为职志。但屡次科场失意使他转变思想,逐步走出科举的窠臼。甲午戊戌之间,刘绍宽受维新思想之感召,主张停废科举,思想为之大变。新政时期,他积极参与地方学务,与乡友一同致力于温州教育近代化。为全面革新温州教育,负笈东游,察访日本学制,编成《东瀛观学记》,为温州地方学务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温州府中学堂的创建中,刘绍宽东奔西走、不辞辛劳的筹款、聘师,为学堂创办倾注心力,温州学务也逐渐步入正轨。进入民国后,刘绍宽虽身入政界,但仍不忘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他积极投身《平阳县志》的修纂、乡贤遗着的搜集整理以及参与各类诗社活动,为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注入了新鲜活力。受时代所限,刘绍宽的思想观点也存有不足之处,但他对近代温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变革与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值得充分肯定。
栗振宇[5]（2020）在《明治后期教育对清末师范教育的影响》文中指出近代伊始,为实现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并行的文明开化,明治政府以西方强国为学习榜样,引入欧美近代教育思想,于1872年颁布《学制》,提倡“全民就学”,确立义务教育制度。以此为契机,就学人数和学校数量迅速增加,到明治后期的时候,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得到大规模的扩充,形成较为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广兴学校必然面临师资紧缺的矛盾,明治政府为此增加师范学校的种类和数量,改革师范教育的内容,促进师范学校的升级。甲午战败,清末中国人遂将目光转向战胜自己的对手——日本,发现其特别重视教育的普及工作,而普及的关键一步就是通过创办师范学校来培养师资。所以清廷在派遣官员和学者考察日本时格外留意其师范院校的管理和运营,不少前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主动研习了师范科。确立学习日本教育的基本政策后,清政府参照日本学制制定了包含一系列师范教育章程的癸卯学制,师范学堂的开办遂有了指导框架;因为没有经验可循,从京城到地方的师范学堂聘请日本教习参与学堂的管理和教学。笔者的研究,正是以清朝官方和民间同日本的教育交流为背景,从考察、留学、制度设计、办学着手,介绍日本影响下的清末中国师范教育的近代化过程。
吴文静[6]（2020）在《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常任侠1904年1月31日出生于安徽省颖上县东学村,幼年私塾学习,后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再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毕业之后留校执教,抗日宣传,赴日留学,研究学术。从小常任侠就喜读诗书,家乡许多有名望的先生都是他的老师。在大学就读期间,更是师从吴梅、胡小石等人。常任侠一生喜爱交友,各个领域的好友甚多,如王季思、黄芝冈、田汉等人与他都是挚友,良师益友伴随了常任侠的一生。他还与众多的演员、导演有着密切交往,如梁小鸾、董莲枝、白杨、阳翰笙等人,这为常任侠今后从事话剧表演、导演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常任侠毕生勤于写日记,记录自己每日的生活。目前出版的有《战云纪事》《春城纪事》《东瀛印象记》,收录了1937年—1952年间的日记,这些日记将常任侠的演剧活动经历和观剧买书经历都记录在册,从中可知他出演过《父归》《未完成的杰作》《茶花女》《娜拉》一系列话剧,组织学生、剧团演出了《械门》《夜上海》《雾重庆》《前夜》。常任侠创作的剧本有《田横岛》（杂剧）,《祝梁怨》（杂剧,附南北曲散套）,《妈勒带子访太阳》（六折杂剧）,《后方医院》（独幕剧）,《亚细亚之黎明》（四幕创作歌剧）,《海滨吹笛人》（三幕诗剧）,《木兰从军》（三幕歌剧）,《龙宫牧笛》（四幕音乐话剧）共八部。据常任侠的日记中记录,他曾经还创作过《鼓盆歌》（杂剧）,《劫馀灰》（杂剧）,目前已佚。常任侠的三部杂剧《田横岛》、《祝梁怨》、《妈勒带子访太阳》在戏曲史上也有着一定的地位,创作动机分别来自对时局的忧愤、对爱情的向往、对进取精神的歌颂,本事来源于史书和民间故事。由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所以曲词宾白特征逐渐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不似明清时期的辞藻华丽,但也有典雅整洁的特点。这三部杂剧均为短剧,通过简短的话语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呈现了出来。音乐体制运用了南北合套、联章体、集曲和缠达体。在常任侠的作品中,关目已经退居到次要位置,脚色数量也明显减少,多以抒发自己的感情为主。常任侠的日记中曾写到,小时候每当村庄有戏曲演出,他总是聚精会神的观看,深深地被吸引其中。正是因为从小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常任侠在戏剧学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总的来说,常任侠一生交游广泛,戏剧活动经历丰富,着作宏富,相关戏剧理论自成一体。他的经历和作品可以作为民国时期戏剧的一些缩影。
郑俊惠[7]（2019）在《近代海外竹枝词中的“欧美”与“南洋”》文中研究说明竹枝词作为传统诗歌体裁,在近代相当盛行,而其时大量出现的海外竹枝词,则提供了观看异国文化与近代世界的窗口。竹枝词为七言四句,亦称为“杂诗”、“杂咏”、“杂诗事”等,早期竹枝词语言流畅,通俗易懂,诗风明快,俚俗浅率,进入清代,尤其是晚清以来,竹枝词顺应时代发展,广为记事,以诗存史,歌咏海外新事。近代出现的大量海外竹枝词中,日本竹枝词蔚为大观,受关注也最多,对欧美、南洋竹枝词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欧美、南洋竹枝词数量多,记述内容广泛,透过这些竹枝词文本,是否能从中观看异国文化与中华文化碰撞出的火花,窥探不同作者的看法和态度?亦或从艺术角度探索欧美、南洋竹枝词的创作特点,研究创作者们如何尝试以竹枝词体的形式来扩张中国诗歌语言的边界,在古典与现代之间书写自身的异国文化体验。近代欧美、南洋竹枝词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审美价值以及作为史料珍贵的民俗学、社会学价值,值得被文学史铭记。本文考察近代中国人写作欧美、南洋竹枝词的时代背景、竹枝词的传播途径,梳理描写欧美、南洋各国竹枝词的篇章数量,包括多首从海外游记中新发现的竹枝词;进而着重研究欧美、南洋竹枝词的主要内容,分门别类,加以归纳,透过不同创作者笔下描绘的西洋景与他们的真感受,构筑起一个相对完整的近代异国形象;同时深入文本,考察近代欧美、南洋竹枝词创作者面对异国文化时的态度,体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与交融,探究作者的身份、地位、经历、年龄等与其写作心态、写作视角间的关系;最后研究近代欧美、南洋竹枝词的创作特点即它的“近代性”,探讨近代欧美、南洋竹枝词值得被文学史铭记的原因所在。
齐廉允[8]（2019）在《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1917-1937）》文中认为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这个新国度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国知识界倾注了源源不断的热情与信念,留下了数量丰富的论着、通讯等。这些资料既是关于苏俄所走道路最即时的“中国记录”和“中国认知”,也是当时中国知识人对社会主义道路认知心路历程的最忠实记录。因此,梳理研究1917-1937年间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情况,既可以追本溯源,扩充视野,探究知识界视野中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蕴与内涵,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场域;也可以为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渊源所自与对比参照,深具理论、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研究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综合借鉴政治学、知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资源,采用了整体研究、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方法,首先考察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传入引起的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知识生产的变化;其次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三个层面剖析了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即“苏俄道路”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而后讨论了其时知识人眼中“苏俄道路”对中国的镜鉴与参照作用,亦即中国应该如何做。最后,不仅讨论了影响中国知识界“苏俄道路”认知与迎拒的原因,还提炼出一些当时知识人审视一国发展道路时所倚重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指标。导言部分首先阐释了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对国内外已有的学术文献进行述评,寻找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认识路径,并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讨论知识界与“苏俄”问题的互动。十月革命推动了“新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主义”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中国知识界的存在状态,也赋予知识新的内涵与价值,而这种改变又推动了“主义”传播的速度与力度。“学问”与“主义”这种相辅相成的动态关系在“苏俄”问题上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基于“救国”、“寻路”等现实政治的需要,中国知识界对苏俄的认识也从一种政治现象逐渐变成一个学术问题。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到访苏俄并在此留学,组建与苏俄相关的研究会、出版刊物,并讨论其政治生态、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赋予与苏俄相关的知识生产以新特点。此章内容是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为后续研究工作做必要准备与铺垫。第二章讨论知识界对苏俄政治发展的认知。知识人认为,革命既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关键,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路径,不仅对俄国有重要意义,对世界格局转变,乃至社会发展演变新模式的确立都意义重大。他们确认共产党的领导是苏俄能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最重要要素。为应对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也为了更好地发挥先锋引领作用,党必须进行自身建设以保持其先进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知识分子因为特殊的地位与职业特点,也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在知识人看来,苏俄的政党制、合议制、选举制等都有自身的特点。一般而言,评价一国政治运作与政治行为,最终都会归于民主与专政的分歧,这种认知模式在知识界讨论苏俄政治发展时尤其表现的明显。换言之,苏俄政治到底是民主的还是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就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第三章讨论知识界关于苏俄经济发展路向的论争。1917-1937年间,苏俄的经济至少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计划经济政策等3次大的调整与转变。经济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引起知识界的热情关注,政策调整的原因、内容、效果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都是知识人关注的重点。在他们对苏俄经济发展路向的认知中,始终充斥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为强化自身观点而驳斥对手观点,知识人从所有制形式、资源配置方式、工业化、集体化等方面展开细致的观察与研究,并就这些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他们之所以作这样的争辩,其实质还是希望凭此判定苏俄的国家性质。这种判定对新生的国家——苏俄而言,无疑是重要而关键的,不仅直接决定着该政权的命运与前途,还关系着它的榜样与引领价值。第四章讨论知识界对苏俄文化教育效用的认知。知识人注意到戏剧、电影、绘画、出版、教育等在苏俄都承担着塑造新民、引导社会的教化责任。在他们看来,文化之所以能承担起教化民众的功能,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与文化自身特点契合社会现实的需要有关,还与文化自身的更新有关,更是政府力推的结果。知识人承认正是因为苏俄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条客观务实、理性的策略,苏俄的文化建设才成效卓着。他们认为苏维埃俄国面临的现实环境是催生新教育的最主要原因,而培养新时代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是苏俄教育的唯一目的。为实现该目的,苏俄构建了层次分明、类型合理、紧贴现实的教育体系,这种既重技术培养又重政治素养的教育模式为苏俄建设快速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第五章探究知识界眼中“苏俄道路”对中国的镜鉴、参照作用。1917-1937年间的政治现实环境要求知识分子的“苏俄道路”研究最终仍需以对中国问题的关照为唯一归宿。中国能不能实行“苏俄道路”?如何实行等都是知识界最关注的问题。对俄国人开辟的革命道路,知识界充斥着迎纳与拒斥的冲突。20世纪30年代初,为挽救经济危局,知识人希望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中国尽快走上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培植国家元气、抵御外敌。一些学人还试图从苏联的土地制度、农业集体化、统制农业等方面找寻解决中国农村破产的方法或思路。但他们也谆谆告诫中国的经济发展既不能照搬资本主义,亦不能照抄社会主义,而应根据需要采行适合中国现实环境的发展方式。结语包括两个小问题,一是分析讨论影响中国知识界“苏俄道路”认知与迎拒的关键因素;二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知识界“苏俄道路”认知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些判定道路内涵与价值的指标。在近代社会中,因为“救亡”的时代主题,知识、学术、思想、主义、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愈发纠缠扭结,难已划清界限。这种特殊的学界生态在知识界的“苏俄道路”认知上体现的最为明显,也最为生动。正是在现实刺激、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塑造下,中国知识界的“苏俄道路”认知才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相。每一个知识界群体的“苏俄道路”认知无不清晰地透露出学术与政治紧密汇融的复杂意蕴,而这种认知实态也昭示着历史发展演变的独特魅力和个人认知的灵动、包容与偏狭。
邱林[9]（2018）在《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文中提出关于晚清的学术史论述中,往往特别强调今文经学的复兴。在梁启超和钱穆所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孙诒让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梁、钱的书流传很广,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人们对清代学术史的印象。相比之下,章太炎等人却对孙诒让有着极高的评价,称赞其为“晚清第一大师”“三百年绝等双矣”。参照章太炎的论述,孙诒让显然属于一般清代学术史论述中被低估的学人,因而值得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居士,浙江瑞安人,是晚清朴学大师和经学后殿。他在经学、诸子、金石文字、训诂校勘、文献目录等方面均有精深造诣,着作主要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札迻》、《温州经籍志》等。孙诒让早年随父宦居大江南北,后半生偏居乡里,潜心着述。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他也走出书斋致力于在温州等地区推广新式教育。因此,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学问家,还是最早在浙江南部推行新式学堂的教育家。自孙诒让年少起,父亲孙衣言即指点其读书治学,不仅为他创造了优越的着述条件,还带他结识了众多一流学者。孙诒让本人也聪敏好学、坚持不懈,最终成为一位着作等身、成就卓着的朴学大师。孙氏治学服膺乾嘉之道,欣赏高邮王氏之学,在金石文字和校注《周礼》、《墨子》等典籍方面卓有成就,影响深远。《周礼正义》是孙诒让花费二十余年时间写就的一部巨着,总结了历代《周礼》研究的成果,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至今无人可望其项背。在文字训诂、典章制度之外,他明确指出大宰“八法”为《周礼》的纲领所在,并通过对“官联”问题的梳理使全书脉络分明、前后呼应,从而超越了汉唐注疏。在学术背景、经学立场,以及当时激烈的今古文之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孙诒让延续了“周公作《周礼》”的观点。对此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但在阅读《周礼正义》一书时要有充分的认识。《墨子间诂》一书也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总结了清中叶以后诸家校注《墨子》的成果。该书三易其稿,始成定本,除了进一步进行训诂、校勘之外,孙氏还对墨子及墨家学说的评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墨子间诂》是墨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着作,对后来的墨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奠定了墨学真正复兴的基础。总体来说,孙诒让生活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初期,治学上偏向传统但又有着承前启后的特征。甲午战败后时事多艰、国难当头,孙诒让开始投身于创办新式学堂,以培养救国救民的实用人才。之后他又领导“温处学务分处”,筚路蓝缕,在浙江南部地区推行新式教育,堪称一位教育家。除此之外,孙诒让大量订阅各种新式书刊,关心时局变化,主张进行变法革新。甲午之后他提出创办“兴儒会”,以兴儒救国。清政府新政之际,他受盛宣怀的邀请起草了《变法条议》,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变革主张。晚年的时候孙诒让结交章太炎等人,表现出明显的同情革命的倾向。孙诒让不仅治学严谨、着作等身,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同时又关心社会,身体力行,做到了知行合一。
李军锋[10]（2018）在《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文中指出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形象是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语境下晚清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想象,是中西关系的晴雨表。作为一种对“他者”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绘。但这种描绘并不是本土文明对异域城市准确无误的真实反映,这中间有着诸多的情感因素和想象过程。在这种复杂的认知想象过程中,不管是对其肤浅化或丑化认知,还是理想化想象,或者理性客观的体认,都反映了近代社会知识精英在对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寄寓对西方城市的认知或理解,对自身文明的评价和对中西关系的态度。因此,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是如何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去建构“异域城市”的,也可以看到其中误读的成分;既可以看到不断变迁的异域文明形象在中西文化史上是如何被利用的,也可以看到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想因素。在晚清知识精英笔下,西方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他者”,也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效仿对象和榜样力量。每一位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着一个个发达的域外城市之时,个人体验意识与民族家国情感必然会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异域城市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蕴。在近代文学有关域外书写的不同文体中,诸多晚清使官和知识分子对他们建构的异域城市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城市景观的表象,即异域城市中的建筑风貌、街道布局,行人容貌等成为作家们描述的对象;其次是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反映城市文明特质的伦理道德、民俗风情、异域行人的衣食住行等;最后是反映城市或社会政治制度的表征,如海关、议会、政党以及华人状况的描绘。当然每种文体在书写域外城市过程中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如近代诗歌更多展现的是域外风土人情的人文景观;近代游记注重描绘的是西方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近代小说侧重呈现的是在西方城市文明前国人的心理感受与行为举止。因此,本论文以1840年作为开端,至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结束的时间节点,通过对近代文学中诗歌、游记、小说的具体研读,揭示出不同作家在其作品中对西方城市的认知差异,探讨他们在面对不同西方城市景象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情感倾向,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文化意蕴。总之,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展现出本土化、奇异化、妖魔化以及理想化的复杂特征,折射了晚清知识分子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西方城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既是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载体,也是近代晚清学习的榜样。同时,近代文学中反映异域城市的游记、诗歌、小说等文体,因其内容上的异域情调、叙事策略的本土化、语言上的简练易懂等特点,在民间传播更为广泛,其影响也较为深远。这些不同文体所建构的“异托邦”城市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城市的多元化认知和想象,也体现了在民族危机严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家国情怀,对于建构自己理想的独立民族国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二、东瀛观剧印象记(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瀛观剧印象记(下)（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 一 何市镇状况 |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 小结 |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选题依据 |
| 二、论文研究范围的界定和研究方法 |
| 1.论文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的章节设置与创新之处 |
| 1.本文的章节设置 |
| 2.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改人、改戏和改制: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建立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后黄梅戏剧种的现状综述 |
| 一、人才济济的艺人群体 |
| 二、“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之常演剧目 |
| 三、“唱念做舞”的舞台表演概况 |
| 第二节 改人和改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筹建 |
| 一、改人: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的成立 |
| 二、改戏:《打猪草》、《蓝桥汲水》赴沪演出 |
| 第三节 改制: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成立 |
| 一、旧的戏曲班社制的解散和分流 |
| 二、新的现代化戏曲体制的确立 |
| 第二章 黄梅戏剧目的改编、移植和创作 |
| 第一节 甄选与自觉:传统黄梅戏剧目的改编 |
| 一、瑕瑜并存:黄梅戏传统剧目综述 |
| 二、甄选:黄梅戏传统剧目的改编和整理 |
| 三、自觉:《罗帕记》的改编 |
| 第二节 移植与黄梅戏化:移植剧目的创作排演 |
| 一、跨剧种的交流和融合 |
| 二、黄梅戏化:移植剧《春香传》的创作排演 |
| 第三节 填补、突围与创新:新编、改编历史剧的创作排演 |
| 一、填补:新编历史剧的创作缘起 |
| 二、突围:新编历史剧《宝英传》的创排 |
| 三、跨越:改编莎剧《无事生非》的创排 |
| 第四节 危机、迷茫和自由:现代戏剧目的创作排演 |
| 一、危机:社会主义新人的《王金凤》的创排 |
| 二、迷茫:文革现代戏的创排 |
| 三、自由:《风尘女画家》、《风雨丽人行》的创排 |
| 第三章 传统剧的改编与黄梅戏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经典剧的形成与剧目一度振兴 |
| 一、主流社会的悲喜:经典大戏《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的改编和排演 |
| 二、市井细民的日常:经典小戏的《打猪草》、《打豆腐》、《夫妻观灯》的改编和排演 |
| 三、电影与舞台的互映:电影《天仙配》与舞台版《天仙配》之比较 |
| 第二节 黄梅戏艺术人才队伍的建设 |
| 一、知识阶层与剧目创作的离合 |
| 二、艺术人才队伍的建设 |
| 三、艺术人才队伍的专任、转型和多元化 |
| 第三节 黄梅戏旦行、生行表演的发展 |
| 一、开山立派:严凤英与旦行表演的发展 |
| 二、舍京入黄:王少舫与生行表演的发展 |
| 三、贡献与障碍:王少舫与黄梅戏生行唱腔的发展 |
| 第四节 黄梅戏新“皖剧”地位的确立 |
| 一、旧“皖剧”的式微 |
| 二、新“皖剧”的确立 |
| 第四章 历史剧、现代戏的创作与黄梅戏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经典剧目的形成与剧目的二度振兴 |
| 一、女性题材的丰富和拓展:《龙女》、《风尘女画家》、《红楼梦》的创作 |
| 二、戏曲舞台的延伸:黄梅戏电视剧的流行和勃兴 |
| 三、黄梅戏音乐剧的尝试:《秋千架》创作排演 |
| 第二节 黄梅戏生行、旦行表演的继续发展 |
| 一、守正循矩:马兰旦行表演特色 |
| 二、由京入黄:黄新德生行表演特色 |
| 三、固定的生旦搭档对黄梅戏行当表演的促进 |
| 第三节 黄梅戏剧目剧化、雅化倾向 |
| 一、文革结束后现代戏剧目创作现状 |
| 二、改革开放与剧目创作的二度振兴 |
| 三、打造精品意识与黄梅戏剧目的剧化、雅化倾向 |
| 第四节 《柯老二入党》的剧化与《红楼梦》雅化之比较 |
| 一、剧目创作横向与纵向的处理不同 |
| 二、文人趣味与文化话语权的上移 |
| 三、剧化与雅化的精致与疏离 |
| 第五章 新世纪剧目创作现状与探索 |
| 第一节 滞后与平庸:剧目创排的现状 |
| 一、新世纪戏曲小剧场化的热潮 |
| 二、滞后与平庸:剧目创作现状 |
| 三、单一和重复:《遍地月光》、《孔雀西北飞》、《我的离骚》创排 |
| 第二节 创作的多元化探索 |
| 一、本土题材:小戏《六尺巷》的创作 |
| 二、生行担纲:《雷雨》的创排 |
| 三、歌舞演故事:《小乔初嫁》的创作 |
| 第三节 剧目三度振兴的期待 |
| 一、成就:剧目创作的高原 |
| 二、期待:剧目创作的高峰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教研科研成果、戏曲获奖 |
| 附件1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故事梗概 |
| 一、传统戏剧目 |
| 二、移植剧目 |
| 三、改编历史剧 |
| 四、新编历史剧剧目 |
| 五、现代戏剧目 |
| 六、电影、电视剧、广播剧、音乐剧 |
| 附件2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剧评、报道、谈艺录(1953—2006) |
| 附件3 传统黄梅戏剧目整理 |
| 附件4 2018年暑期田野调查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上演剧目 |
| 致谢 |
（3）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文献综述 |
| 四、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学术价值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兴起与背景 |
| 一、“小说界革命”对“新小说”的提倡 |
| 二、岭南地域文化的开放性 |
| 三、译者来源 |
| 四、翻译小说的读者与市场 |
| 第二节 发展脉络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的特色 |
| 第一节 呈现传统小说特点及文化观念 |
| 一、传统章回小说的体制特征 |
| 二、传统意象、典故与程式 |
| 三、传统伦理道德秩序 |
| 四、传统文化的印记 |
| 第二节 彰显岭南地域文化 |
| 一、采用粤方言翻译小说 |
| 二、岭南风物与民情 |
| 三、翻译小说插图 |
| 四、革命精神的体现 |
| 第三节 蕴含西方小说因素及文化观念 |
| 一、题材内容的更新 |
| 二、西方小说叙事方法的呈现 |
| 三、西方文化的传输 |
| 四、西书标点符号的尝试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的重要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突出刊物 |
| 一、《香港华字日报》及其所刊翻译小说 |
| 二、《中外小说林》及其所刊翻译小说 |
| 三、《新小说丛》及其所刊翻译小说 |
| 第二节 名篇译作 |
| 一、《天方夜谭》的两个早期中文译本——《千一夜夫妻》与《一夜夫妻》 |
| 二、《基督山伯爵》的首个中译全本——《几道山恩仇记》(上编) |
| 三、《科里奥兰纳斯》的首个中文译本——《钢矛记》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的影响与总体评价 |
| 第一节 对自着小说的影响 |
| 一、“开道之骅骝”:敢于打破陈规 |
| 二、摹仿翻译小说的叙事手法 |
| 三、积极开拓新题材 |
| 第二节 总体评价 |
| 一、成就与缺陷 |
| 二、在岭南小说中的地位 |
| 三、在翻译小说史上的评价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一览表 |
| 附录二 近代岭南翻译小说单行本一览表 |
| 附录三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内容提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4）刘绍宽与近代温州文教事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西之间:刘绍宽早年的教育经历 |
| 1.1 刘绍宽的家世与求学 |
| 1.1.1 刘绍宽的家世及影响 |
| 1.1.2 刘绍宽的求学生涯 |
| 1.2 刘绍宽的西学认知与废科思想的转变 |
| 1.2.1 初涉西学与科考之途 |
| 1.2.2 戊戌朝考:刘绍宽对科举的失望 |
| 第二章 “师法东瀛”:赴日考察学制 |
| 2.1 赴日背景与旅日观感 |
| 2.1.1 赴日背景 |
| 2.1.2 出行体验与观感 |
| 2.2 刘绍宽的学制考察 |
| 2.2.1 访察日本中小学校 |
| 2.2.2 考察师范、女子教育 |
| 第三章 兴学育材:介入温州地方教育 |
| 3.1 由“塾师”到“教员”:刘绍宽的身份转型与学堂初兴 |
| 3.1.1 处常与求变:刘绍宽的塾师生活 |
| 3.1.2 身入办学新潮 |
| 3.2 地方学务的繁荣期:主政温州府中学堂 |
| 3.2.1 温处学务分处与温州府中学堂之筹建 |
| 3.2.2 主政与整治:刘绍宽与温州中学堂 |
| 第四章 进入民国:参与地方文化事业 |
| 4.1 重修《平阳县志》 |
| 4.1.1 新志创作缘起 |
| 4.1.2 资料的搜求与考订 |
| 4.1.3 《平阳县志》内容及其价值 |
| 4.2 文献整理与文化传承 |
| 4.2.1 参与瓯风社的创办 |
| 4.2.2 整理地方文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明治后期教育对清末师范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明治后期日本教育发展及师范教育概况 |
| 2.1 初等教育制度的综合完善 |
| 2.1.1 小学校制度的整备 |
| 2.1.2 国定教科书制度 |
| 2.2 中等教育的制度化 |
| 2.3 师范教育的扩充与升级 |
| 第3章 对日考察与赴日留学 |
| 3.1 甲午战前有关人士对日本及其教育的了解 |
| 3.2 甲午战后国人赴日考察学务概况及其对师范教育的介绍 |
| 3.2.1 官员和学者赴日考察学务概况 |
| 3.2.2 教育考察记对日本师范教育的介绍 |
| 3.3 留日学生与师范科的研习 |
| 3.3.1 鼓励游学及留日学生的增多 |
| 3.3.2 师范科的研习 |
| 第4章 日本学制启示下清末师范教育的产生和制度化 |
| 4.1 师范教育的产生 |
| 4.2 以日本学制为重要参考的师范教育制度的初步确立 |
| 4.2.1 壬寅学制的出台及其对师范教育制度的规定 |
| 4.2.2 癸卯学制的出台及其对日本学制的借鉴 |
| 4.2.3 中日两国师范学校章程的比较 |
| 4.3 日本影响下女子教育的提倡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发布 |
| 4.3.1 日本影响下女子教育的提倡 |
| 4.3.2 《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发布 |
| 第5章 直隶和三江师范学堂的运营与日本教习 |
| 5.1 直隶师范学堂及其日本教习 |
| 5.1.1 创立直隶学校司与渡边龙圣就任顾问 |
| 5.1.2 直隶师范学堂的创办 |
| 5.1.3 日本教习对直隶师范学堂的贡献 |
| 5.2 三江师范学堂及其日本教习 |
| 5.2.1 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办及日本教习的引入 |
| 5.2.2 日本教习对三江师范学堂的贡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常任侠生平 |
| 第一节 早期(1904年—1931年):私塾学习,南京深造 |
| 第二节 中期(1932年—1949年):留校南京,执教外国 |
| 第三节 后期(1950 年—1996 年): 文化活动,教书育人 |
| 第二章 常任侠交游考 |
| 第一节 与戏剧作家的交游 |
| 第二节 与学者的交游 |
| 第三节 与现代文学家的交游 |
| 第四节 与导演、演员的交往 |
| 第三章 常任侠戏剧活动经历 |
| 第一节 演剧活动经历 |
| 一、话剧演出活动 |
| 二、组织演出经历 |
| 第二节 写剧活动经历 |
| 一、对国家的赤胆忠心 |
| 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
| 第三节 读曲、观剧活动 |
| 一、《东瀛印象记》中的读曲、观剧活动 |
| 二、《战云纪事》中的读曲、观剧活动 |
| 三、《春城纪事》中的读曲、观剧活动 |
| 第四章 常任侠戏曲创作研究 |
| 第一节 戏曲创作动机探论 |
| 一、对时局的忧愤 |
| 二、对爱情的向往 |
| 三、对进取精神的歌颂 |
| 第二节 本事来源与剧本内容 |
| 一、取材自史书 |
| 二、取材自民间故事 |
| 第三节 戏曲艺术特征探析 |
| 一、曲词与宾白特征 |
| 二、文本与音乐体制特征 |
| 三、关目设置与脚色特征 |
| 第五章 常任侠戏剧学研究 |
| 第一节 原始戏剧研究的拓展 |
| 一、原始乐舞的探析 |
| 二、原始戏剧的探究 |
| 第二节 皮影戏研究的学术成就 |
| 一、皮影戏的本源研究 |
| 二、皮影戏的形态特征研究 |
| 三、皮影戏的改进创新研究 |
| 第三节 傀儡戏研究的学术贡献 |
| 一、傀儡戏的本源研究 |
| 二、傀儡戏的形态特征研究 |
| 三、傀儡戏的改进创新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近代海外竹枝词中的“欧美”与“南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本文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人撰欧美、南洋竹枝词概况 |
| 第一节 近代欧美、南洋竹枝词的创作背景 |
| 第二节 目前可见的近代欧美、南洋竹枝词 |
| 一、欧美竹枝词 |
| 二、南洋竹枝词 |
| 第二章 近代欧美、南洋竹枝词中的异国形象与作者态度 |
| 第一节 “一个他者的形象”：文人的海外见闻及其所构筑的异国形象 |
| 一、“欧美”与“南洋”的自然风光 |
| 二、“西洋镜”中的现代都市 |
| 三、迥异的民俗风情 |
| 第二节 近代欧美、南洋竹枝词中出国者面对异国文化的态度 |
| 一、肯定与赞赏：外交使臣面对西方文明时的反应 |
| 二、自我矛盾：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出国者面对西俗文化时的心态 |
| 三、反抗与交融：南洋华人面对多元文化冲击时的反应 |
| 第三章 近代欧美、南洋竹枝词的创作特点 |
| 第一节 新名词进入竹枝词 |
| 第二节 保留古典诗文用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近代欧美竹枝词 |
| 附录二：近代南洋华文报纸 |
| 附录三：近代南洋竹枝词 |
| 后记 |
（8）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当“学问”遭遇“主义” ——中国知识界与“苏俄”的互动 |
| 第一节 离合之间:“主义”来临下的知识界 |
| 一、分离在加深:20-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 |
| 二、组织起来:知识界的聚合 |
| 三、岐向建构:学问、主义与救国的汇融 |
| 第二节 “苏俄”成为问题——知识界的回应 |
| 一、“苏俄”成为问题:何以必须与可能? |
| 二、作为问题的“苏俄”——一个知识谱系的考察 |
| 三、政学分开:理想的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权力、制度与秩序:政治发展的认知 |
| 第一节 革命:通向社会主义的关键 |
| 一、十月革命:背景与胜利原因 |
| 二、方式与对象:如何革命?革谁的命? |
| 三、革命意义:供给世界一个新模型 |
| 第二节 领导者:共产党 |
| 一、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 |
| 二、党的建设:自新的路径 |
| 三、认识党争:共识与分歧 |
| 第三节 依靠谁:革命与建设的动力 |
| 一、工人阶级 |
| 二、农民阶级 |
| 三、知识分子 |
| 第四节 制度与组织 |
| 一、建立与运作 |
| 二、特色与价值 |
| 三、优势与缺陷 |
| 第五节 专政还是民主? |
| 一、无产阶级专政:原因与实现 |
| 二、苏维埃民主:真的还是假的? |
| 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一对张力? |
| 四、宪法改革:到真正的民主之路?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路向的歧见 |
| 第一节 所有制:国有、私有还是公有? |
| 一、国有:一种新所有制形式 |
| 二、并存:公有控制私有 |
| 三、公有制战胜私有制 |
| 第二节 配置资源:计划还是市场? |
| 一、军事统制:过渡时代的资源配置方式 |
| 二、引入市场:方式、效果与评价 |
| 三、计划:社会主义资源配置方式 |
| 第三节 工业化:奠基社会主义 |
| 一、工业化:原因与前提 |
| 二、先“重”后“轻”:必要的路径选择? |
| 三、工业化的高速度:必须与可能 |
| 四、建设资金与技术从何而来? |
| 五、工业化效果评估 |
| 第四节 集体化:一场彻底的农业革命? |
| 一、集体化:必须开展的工作 |
| 二、路径选择:为什么是集体农场? |
| 三、集体化:强制还是自愿? |
| 四、集体农场: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 |
| 五、荣光还是恐慌:集体化评估 |
| 第四章 养成“新民”:文化教育效用认知 |
| 第一节 文化建设:原因与途径 |
| 一、探讨文化建设的原因 |
| 二、反宗教:柔性策略的应用 |
| 三、教化国民:文化与政治的双向汇合 |
| 四、建设新文化:对待旧文化的逻辑 |
| 第二节 宣传的手段与力量:新闻出版 |
| 一、宣传:无所不在 |
| 二、苏俄新闻:社会主义的宣传事业 |
| 三、阐释异同:新闻统制的必要与可能 |
| 四、宣传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聚焦新教育 |
| 一、发展新教育的必要性 |
| 二、教育目的与教育体系 |
| 三、探究教育的特点 |
| 四、评估教育发展 |
| 第五章 镜鉴中国:“苏俄道路”的参照作用 |
| 第一节 “苏俄道路”:迎纳还是拒斥? |
| 一、从“俄乱”到“俄国式的革命” |
| 二、改造中国:以俄为师? |
| 三、“赤”还是“白”? |
| 四、“友”还是“敌”? |
| 第二节 谋划经济建设的分歧:基于统制经济 |
| 一、统制经济潮流:苏联的因素 |
| 二、中国实行统制经济:赞同与质疑的对峙 |
| 三、中国的“统制”经济: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式还是其它? |
| 四、施行路径:统制经济的实践构想 |
| 第三节 复兴农村经济的出路 |
| 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
| 二、探寻农业复兴方式 |
| 三、寻找经济发展重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孙诒让的治学之路 |
| 第一节 家学影响条件优越 |
| 第二节 聪敏好学持之以恒 |
| 第三节 结交论学见多识广 |
| 第四节 服膺乾嘉宗法二王 |
| 第二章 《周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
| 第一节 《周礼正义》的撰写与成就 |
| 第二节 《周礼》官联问题研探 |
| 第三节 关于“周公作《周礼》”说 |
| 第三章 《周礼正义》的刊刻 |
| 第一节 初次刊刻 |
| 第二节 楚本刊刻 |
| 第四章 《墨子间诂》的成就与影响 |
| 第一节 《墨子间诂》的撰写 |
| 第二节 《墨子间诂》的学术贡献 |
| 第三节 评价与影响 |
| 第五章 孙诒让的办学活动 |
| 第一节 创办新式学堂 |
| 第二节 难题与解决之道 |
| 第三节 教育观念及办学成效 |
| 第六章 孙诒让的政治态度分析 |
| 第一节 主张变法的开明态度 |
| 第二节 支持新政的施行 |
| 第三节 晚年同情革命的倾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概念、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瀛海谈荟:近代之前史料笔记中的西方镜像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史料笔记中的“大秦国” |
| 一、大秦琳琅满目的物产 |
| 二、大秦理想化的社会图景 |
| 三、大秦与汉魏六朝的友好往来 |
| 第二节 隋唐文献中的拂菻景象 |
| 一、拂菻地理方位的再认知 |
| 二、拂菻都城的独特风貌 |
| 三、拂菻的风俗民情 |
| 四、拂菻与隋唐的交往 |
| 第三节 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认知与想象 |
| 一、明代史料中的“佛郎机”、“大吕宋”与“红毛番” |
| 二、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虚妄认知 |
| 三、西方认知背后的文化解读 |
| 第四节 清初樊守义《身见录》及谢清高《海录》——乡土天人观向多元史地观的嬗变 |
| 一、固守传统:明清之际中国人的乡土天人观 |
| 二、亲历欧美:樊守义《身见录》对欧洲都城的多元呈现 |
| 三、放眼世界:谢清高《海录》对西方社会的全面观照 |
| 第二章 结契海外:近代诗歌中的异域城市抒写 |
| 第一节 黄遵宪“足遍五洲多异想”的新体诗与日本城市文化 |
| 一、文化移译:东洋都市所折射的西洋文明镜像 |
| 二、混杂与调适:日本城市民俗风情的独特景观 |
| 三、模仿及开放:大和民族的文化特性 |
| 第二节 康有为“大地环三周”的海外诗与域外城市 |
| 一、流亡者眼中的异域之城 |
| 二、欧美城市的历史名人 |
| 三、文明面纱下的生存困境 |
| 四、异域城市想象中的维新改良梦想 |
| 第三节 晚清海外竹枝词与欧州城市风情 |
| 一、伦敦的女性风貌 |
| 二、柏林的民俗风情 |
| 三、圣彼得堡的市民生活 |
| 四、海外竹枝词城市书写的语言策略 |
| 第三章 乘槎西游:近代游记中的城市面相 |
| 第一节 郭嵩焘域外游记的城市建构及其文化解码 |
| 一、英伦、法京的物质文明 |
| 二、泰西之城的人生百态 |
| 三、繁华都市的文化景观 |
| 四、文化认同的密码解读 |
| 五、盛世中华的想象建构 |
| 第二节 美国大都会与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城市观 |
| 一、异域城市的政治图景 |
| 二、美国都市双面性的揭橥 |
| 三、爱之深与责之切:移民之城的华人群像 |
| 四、从革命到保皇:美国之行对作者思想之影响 |
| 第三节 单士厘游记中的异域城市镜像 |
| 一、俄国城市的社会图景 |
| 二、意大利之城的艺术氛围 |
| 三、域外城市的文化名人 |
| 四、女性城市书写的艺术特质 |
| 第四章 都市叙事:近代小说中的西方城市想象 |
| 第一节 《孽海花》中的海外都市想象及书写 |
| 一、域外城市风情的想象 |
| 二、西方英雄人物的描绘 |
| 三、欧洲城市想象性建构的文化意蕴 |
| 第二节 《文明小史》与文人的域外情怀 |
| 一、东洋之城建构下的媚日丑态 |
| 二、西洋城市书写中的违和叙事 |
| 三、出洋之旅叙写的众生相 |
| 第三节 《海上尘天影》与中国文人的域外壮游愿景 |
| 一、异域都市的文明气象 |
| 二、欧洲城市之飞地:上海与邹弢西学知识的习得 |
| 三、文人域外壮游的愿景 |
| 第五章 人到海西头:王韬《漫游随录》中的欧洲城市 |
| 第一节 “在场”——伦敦、爱丁堡的文化空间 |
| 一、大学、教堂与本土文化的弘扬 |
| 二、博物馆、图书馆与西方文明的呈现 |
| 三、道义之交与人文关怀 |
| 四、娱乐文化场域与民众的开放意识 |
| 五、异域文化空间对作者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西洋有美——王韬游记中的女性书写 |
| 一、十九世纪中晚期国人对异域女性的认知 |
| 二、 《漫游随录》建构的新型西方女性形象 |
| 三.理解与认同:颠覆的异域女性观 |
| 第三节 《漫游随录图记》对西方城市的中土化描摹 |
| 一、异域城市景观的古典式呈现 |
| 二、西方人物书写的本土化意识 |
| 三、域外插图中的东方性想象 |
| 四、中土化描摹的文化心理 |
| 总论:跨文化视阈下的城市异托邦构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近代文学中涉及西方城市着作一览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东瀛观剧印象记(下)（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D]. 江爱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3]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D]. 李梦玲. 暨南大学, 2020(04)
- [4]刘绍宽与近代温州文教事业[D]. 贾健鹏. 河北大学, 2020(08)
- [5]明治后期教育对清末师范教育的影响[D]. 栗振宇. 吉林大学, 2020(08)
- [6]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D]. 吴文静.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8)
- [7]近代海外竹枝词中的“欧美”与“南洋”[D]. 郑俊惠.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8]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1917-1937）[D]. 齐廉允. 山东大学, 2019(09)
- [9]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D]. 邱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D]. 李军锋.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