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缅甸的“天佑”

一、谨慎缅甸“天惠之泽”（论文文献综述）

李正阳^[1]（2021）在《民粹主义与地区秩序 ——冷战后美国的东亚贸易政策逻辑》文中认为霸权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既服务于其全球霸权利益,又受制于国内的利益集团贸易政治。作为冷战结束称霸全球的唯一霸权,美国在东亚地区具有重大经济与战略利益。美国的霸权国贸易政治在国内和体系层面主要各自考虑经济扩张收益与社会保护成本直接的平衡、资本扩张收益与秩序维护成本之间的平衡。然而,东亚地区进程、多边区域贸易安排以及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发展的经验现实表明,美国似乎并未在冷战结束后成功建立并维持符合自身霸权利益的东亚经济秩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与2016年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分别对美国的东亚贸易政治造成重大转向,表明体系因素和国内因素都对美国的贸易政策逻辑造成影响。领导国国际贸易政策逻辑的内在动因是什么?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冷战结束后,从维护全球和地区霸权利益出发,美国政府逐渐形成新自由主义建制派精英权势集团主导下、趋于多边自由化的东亚贸易政策,全球价值链扩张对这种双层运动的贸易政策逻辑进行重构。国内民粹主义与东亚地区秩序在国内与体系层面各自形成影响贸易政策双向运动逻辑的核心。精英权势集团塑造有利于美国跨国资本积累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与地区经济秩序,造成国内国际的权力分配不平等,即国内层面跨国公司与国内劳动者之间的资本-劳动要素关系失衡,以及体系层面的东亚经济秩序领导国-崛起国关系失衡。美国通过霸权优势在东亚获取丰厚资本收益的同时,遭到来自崛起国对其地区经济领导国地位的强势挑战。经济危机爆发前,全球价值链加速扩张带来的经济收益,弥补东亚贸易政策的负面影响,冲抵美国在国内与体系层面的反向运动需求。危机爆发后,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双向运动逻辑彻底失衡,在美国国内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运动形成主要政治力量;在亚太地区体系表现为东亚一体化进程在危机驱动下加速,威胁美国的东亚霸权优势与经济利益。本文以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在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等四位总统的完整任期以及拜登就任以来的东亚贸易政策走向为研究案例,充分结合美国在首个民粹主义总统任期及其后的贸易政策经验现实,以全球价值链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东亚地区秩序的相互作用为研究重点,分析霸权国国际贸易政策的双向运动逻辑,为霸权稳定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演化提供理论补充。同时,也为霸权国就全球与地区秩序变动与崛起国的大国竞争路径做出国际政治经济层面的理论解释。冷战结束后,全球体系下的世界市场正式形成,以经济相互依赖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加速,构成美国国际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国际体系基础。美国依托冷战期间在东亚地区构建的同盟体系,发挥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主导作用,重视资本扩张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经济利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精英权势集团的双向运动贸易逻辑加速失衡。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情绪以及中国在东亚的加速崛起,分别成为霸权国的建制派政府在国内与体系层面亟待解决的社会保护与秩序维护成本。面对危机驱动下的东亚一体化进程对美国领导国地位的排他性威胁,美国政府与崛起国的互动模式由接触转为竞争。为应对经济衰退暴露出的权力分配不平衡,奥巴马政府通过提出国内制造业“再工业化”战略,保护遭受贸易冲击的制造业及其产业工人;积极引领东亚地区多边经贸安排,围绕东亚地区经济秩序主导权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自由派政治精英对经济精英的危机救助措施,引发美国国内社会先后爆发右翼与左翼民粹主义运动。“茶党运动”在政治上大获成功,为右翼民粹主义逐渐获得保守选民支持、影响主流保守派政党,为民粹主义的后续政治效应奠定基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形成与失败,令左翼产业工人家庭对民主党建制派深感失望与不满,他们逐渐形成导致民粹主义贸易政治发生保护主义转向的关键选民群体。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以贸易作为其竞选纲领核心,在贸易与美国国内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其他社会与文化变革之间建立共同联系,利用民粹主义的情绪特征调动人民对精英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全面不满,首次成功主导美国主流政治。特朗普执政后,在东亚乃至全球范围全面施行“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贸易政治,发动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特征鲜明的单边贸易制裁,东亚贸易政策逻辑由多边合作转向双边讹诈;为全面遏制中国崛起和中国通过科技制造业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重构,特朗普通过实施印太战略对中国进行排他性遏制,并悍然发动对华贸易战。美国的民粹主义贸易逻辑损害中美两国、东亚地区经济体乃至全世界企业与人民的共同利益;大幅削弱对东亚经济秩序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领导作用。新冠疫情引发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美国东亚贸易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未随特朗普下台失去其影响,“美国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逻辑继续成为两党的贸易政策共识。在国内政治层面,为应对来自特朗普阵营的民粹主义威胁,拜登政府包括东亚在内的国际贸易政策继续以工人和中产阶级为中心,实施建制派版本的“美国优先”,继续回应民粹主义诉求。同时,考虑美国内外交迫的经济困境现实,精英建制派不得不着手加强与中国等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联系。在地区秩序层面,为遏制崛起国挑战,拜登政府充分继承、并在经济维度大力发展特朗普时期的东亚战略框架,在贸易政策领域回归多边主义的排他性大国竞争路径。通过恢复并发展同盟新体系,美国正回归其东亚贸易政策的全面竞争逻辑主线,试图打造遏制中国的排他性印太经济新秩序。为应对美国在贸易政策上的全面竞争,中国应在东亚各国间积极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开放、合作、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秩序。

崔婧^[2]（2021）在《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政治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韩宁^[3]（2021）在《阅读史与张悦然文学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阅读史是考查作家人格、文格养成的一个重要路径,也是作家创作内部变化与创作转型的内在动力。作为“80后”代表作家的张悦然亦是如此,在她的创作历程中,阅读是其飞翔的“翅膀”,不同的阅读资源一直对她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在她不同的写作阶段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从阅读史视角,不仅可以还原张悦然的阅读谱系,还可以借助其小说叙事策略、精神立场、风格转变与阅读资源之间关系的考辨,揭示阅读资源如何影响和塑造张悦然的文学生产。纵观张悦然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创作伊始的青春书写,还是此后的纯文学转向,以及其创作中赓续历史,书写现实艺术追求,均与她的阅读存在或隐或显的内在关联。具体来说,张悦然的阅读史对其创作之影响,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得以彰显。首先,张悦然的时尚书写明显地受到其早期青春阅读的影响。张悦然早期的时尚书写“隐没”着诸多她青春阅读资源,它们包括歌曲、电影、绘画、摄影和村上春树的小说等。借用这些时尚资源,张悦然通过其创作表达出青春期的孤独和对爱的渴望。其次,除时尚资源外,张悦然小说也多受童话故事的影响,她将童话故事进行改编,人物和情节童话化,营造出一个童话王国。再次,中外文学的阅读对张悦然的“新阶段”写作具有独特的影响。在“新阶段”写作中,张悦然将其阅读的中外文学资源,进行有效地吸纳与创化,从《誓鸟》到《茧》、《我循着火光而来》及最新的《顿悟的时刻》,均渗透了中外文学的阅读资源的影响,这也促使了张悦然的转型,使得她完成了对青春书写的告别,实现了自我的“剥离”和“升华”。对张悦然阅读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阅读对于她的创作具有双重意义和价值。一方面,阅读资源引导张悦然文学写作风格的形成,促动张悦然思考现实和社会,在张悦然的创作历程中,通过阅读,她发掘文学自觉性,坚持向纯文学靠拢,赓续传统和历史意识,坚持“自我”书写,有独特的风格和写作方式。但是作家不一定对阅读资源做到应用尽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阅读限制了张悦然的想象力,降低了张悦然的创造力。张悦然的小说也存在对阅读资源重复使用,小说充满物质符号和拼接,未能实现阅读资源的有效转化的局限。阅读史提供了一个研究作家“生长”的新视角,即回顾作家创作的内部变化,考察作家精神生成的重要影响源。从阅读史研究张悦然小说的建构,可以看到张悦然文学的发展,扩大其小说的阐释空间,重新思考和定位张悦然的小说创作,从理论和现实上,都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刘江龙^[4]（2021）在《伊犁将军伊勒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平定了西域的叛乱,为了更有效的统治与管辖新疆地区,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伊勒图作为第三任伊犁将军,在新疆的戍边生涯为维护边疆的稳定和清王朝的统治做出了贡献。而学界目前对伊勒图的研究还不是很丰富,本文主要就伊勒图在新疆的任职经历和军政活动进行梳理,以此来探究伊勒图治理边疆的思想和策略。在任伊犁将军之前,伊勒图就在新疆任职已久,历任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伊犁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办事大臣、阿克苏办事大臣、乌什参赞大臣、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等职位,并做出了不俗的成绩。乾隆三十三年（1768）三月伊勒图开始担任伊犁将军,其任职的时间正值乾隆时期对新疆开发建设的关键阶段,受到前任伊犁将军明瑞、阿桂的影响,伊勒图的治边能力得到了锻炼。在任内对新疆的屯田、驻防、文教、矿业等各个方面经营多年,取得了不错的政绩。在此期间,伊勒图还办理了东归的土尔扈特部安置事宜。乾隆五十年（1785）七月,伊勒图因病卒于伊犁,直到去世还担任伊犁将军之职,因此伊勒图在历任伊犁将军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对伊勒图在新疆的经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清朝西北边吏的为官心态,还可以对清廷“因俗而治”的治边策略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郭泰宗^[5]（2020）在《南诏城镇与城镇制度的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考古作为考古学研究领域之一,在世界考古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上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安阳殷墟的发掘,成为中国城市考古的发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中国历史上着名都城为对象的城市考古轰轰烈烈的发展开来,其中最具代表性有秦朝咸阳城,西汉长安、东汉雒阳城,魏晋南北朝时的洛阳、邺、建康等城市。南诏作为我国隋唐时期由少数民族在西南地区建立和统治的边疆国家,其城市考古同样属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一部分,同时相较于中原地区的城市考古,南诏城市考古研究又具有特殊性。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我国现存史料文献虽浩如烟海,但是各类史书内容以记录历代中央王朝的人物和事件为主,而对诸如类似南诏这样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边疆国家历史则相对着墨不多,另一方面在于虽然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已经首次对大理地区展开了田野考古工作,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导的南诏城镇考古才步入正轨,2010年之后,对南诏城镇的考古才进入到连续发掘阶段。所以长期以来,因为史料的阙如,导致对南诏城镇的考古研究多聚焦于个体和局部,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和论述,从而使得对南诏城镇的考古研究相对片面和碎片化。鉴于这样的现状,文章以南诏历史发展和疆域扩张作为研究南诏城镇的时空范围,以文献记载的南诏城镇和已作田野考古工作的南诏城镇遗址作为研究对象,在整合相关史料文献、考古资料以及实地参与南诏城址考古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历史文献为基础,以田野考古为重心,立求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推动对南诏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城镇制度进行复合渐进式研究和解读。文中通过采用传统史学（考据、比较）和考古学（地层、类型）相关研究方法,在南诏城镇与城镇制度研究的主旨下形成梯级研究成果。首先,从历史文献入手,将南诏国及其城镇体系建设过程作为背景进行比较研究和梳理,通过比对各类资料,南诏城镇的总量应该为一百多座,经笔者初步统计,史料中明确记载的南诏城镇数量为83座,这些城镇的来源较为复杂,在南诏扩张的过程中,因为管理需要,不但新建了很多新的城镇,而且将本地原有政权所属的城镇进行改扩建后以为己用。到南诏后期时,南诏城镇体系基本确立,按照不同行政级别,可分为都城、区域中心城镇和其他城镇三类,也以此为基础完成对南诏城镇制度研究的底层架构。其次,在对83座南诏城镇进行梳理介绍和对其现在所在地理位置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基本厘清了南诏城镇在云南省境内及周边地区的分布情况,然后从南诏国的自然环境和道路交通两方面论证南诏国境内主要城镇的空间布局,这样便以地理空间信息为媒介,勾连起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南诏城镇与现实地理环境中保存的南诏城址,由此形成对南诏城镇制度研究的重要支柱。最后,滇西地区是南诏国的统治中心,也是南诏城镇遗址集中发现的地区,在前研究成果一以贯之的铺垫下,对到目前为止进行过考古勘探发掘的14座南诏城镇遗址从出土遗址和遗物两方面进行全面论述,进而对南诏城镇制度进行靶向研究。文中通过对南诏城镇与城镇制度的研究,对南诏城镇的形制和布局有了新的认识,同时通过对南诏都城历史发展和布局模式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了有关南诏社会形态的问题。

胡云莉^[6]（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文中研究表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如何才能确立最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是每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代永恒的命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局势更是呈现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应运而生。分析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复杂,牵涉广泛,然而“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祥”,其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其中的“一”与“要”。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投资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分支,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分析了这一经济手段对国家间双边关系、区域政治、全球政治的影响;同时,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进行了梳理,以此展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经互动。文章的主体论述可分为四点:一、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是单纯的跨国公司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源于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经济与外交双重属性,只有从政经互动角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投资外交手段;三、伴随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全面进入新阶段;四、依托“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突破,通过投资外交带动经济外交,进而推动全面外交,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讲,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提出研究问题。首先,明确并梳理的几个重要概念: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国家利益等。然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文献综述。发现迄今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用分析。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也大多局限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或者母国的政治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外交逐渐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探究如何能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外交效应,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很重要却一直被忽略的一大领域。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确定研究方法,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局限。第一章从现实与理论梳理出发,全面详细地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二章通过阐述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经济效应;同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来的政治效应,以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第三章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政治经济学考察,展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的政治效用。第四章分析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以及当前面临的新挑战。第五章结合现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我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带一路”视野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新时期经济外交。结论部分总结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对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给出了政策建议,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为此,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及时地做出政策指导,并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灵活调控投资区位与产业布局,使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推进新时期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梁礼泉^[7]（2020）在《日据时代日本对台宣传所塑造的日本形象 ——以“皇民化”时期的《台湾日日新报》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媒体宣传是国家塑造形象,构建认同的重要方式。“皇民化”期间,殖民当局控制着台湾社会的思想领域,在台湾开展了绵密的宣传活动。本文以该时期的《台湾日日新报》为例,通过分析报纸中的宣传内容,勾勒日本对台宣传所塑造的日本形象,剖析这些形象背后暗藏的殖民意涵和权力关系,探讨这些形象对台湾人的族群认同乃至台湾历史走向所产生的影响。第一部分主要剖析1937年前后的台湾社会,以此追溯殖民者重塑日本形象的历史动因。1937年以前,日本的国家形象十分恶劣,对日本的殖民统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雾社事件的惨痛教训,使殖民者感受到了舆论施加给殖民者的压力。而“七七事变”后的舆论和民情表明,台人心向中国大陆,渴望打倒日本。以上三者,迫使殖民当局调整统治手段,重视文宣工作,重塑日本形象。第二部分梳理“皇民化”时期《台湾日日新报》中的报道内容,从中勾勒出日本对台宣传所塑造的日本形象。在报纸中,中日战争被定义为“迫不得已”的战争,日军被塑造成英勇无敌的军队,日本则被包装成“亲善友好”、先进优秀的国家,台湾的“祖国”和“恩人”以及东亚的“盟主”与“解放者”。这样的日本形象显然已被过度美化,与现实并不相符,其背后隐藏着日本的国家策略及殖民意图。第三部分分析《台湾日日新报》在台湾传播与被接受的情状,在此基础上探求上述日本形象的历史影响。日据末期以及光复初期台人的思想与行动表明,殖民者建构起来的日本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湾人的对日看法,使台湾的反日斗争遭受挫折,让部分台人形成了“媚日弃华”的扭曲心理以及把日本当成“母国”的错乱认同,对台湾历史的发展与两岸交流融合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

余英^[8]（2020）在《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文中指出《外交评论》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紧密联系并受其影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杂志创刊于1932年6月20日,至1937年7月15日终刊,共出版发行9卷共55期,其创刊旨在宣传政府外交方针政策、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对政府外交展开评论和建言,它记录着20世纪30年代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一段真实历史。本文主要通过对主体史料《外交评论》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其刊载的外交报道及评论为中心,考察政府外交政策及社会舆论反映,并借此展现1930年代中国外交复杂多变的艰难历程,进而丰富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介绍《外交评论》的基本情况,从杂志创刊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入手,分析刊物的办刊宗旨、作者群体和基本特点;二是对杂志刊载的评论、论着、译述、专载、外交文件、外交时论选、书报介绍与批评、通讯等各栏目内容中所呈现的外交观念、批评与建言等作归纳性研究;三是研究《外交评论》作为与外交部密切相关的政论性刊物所独有的主要特征,以及在宣传政府外交政策、提高民众外交智识和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四是作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外交评论》对外交观念近代化和中国外交提供的启示和经验教训。论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选题动因、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之处。正文共八章,第一章从杂志创办的背景、宗旨、编辑发行和作者群体等方面考察杂志的概况,为后文的展开提供一个认知基础;第二章主要归纳杂志诸多评论文章中呈现出来的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和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综合论述《外交评论》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第三章重点考察《外交评论》基于国民政府外交力量不足所提出的增强国家实力、整理外交机能和重视文化外交等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第四章主要梳理《外交评论》对风行于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的介述和解析,考察当时社会舆论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国家的认知与评价,阐述知识分子群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法西斯集权政治的基本认同;第五、六章主要探析《外交评论》对国际格局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评价,撰稿人群体对“攘外必先安内”“国联外交”等外交政策的舆论回应和对国际盟友的分析判断,呈现出杂志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态度;中日交涉是当时的外交重点和难点问题,《外交评论》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一方面,撰稿人与外交部在原则上同声共气,另一方面,在批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措置欠当”的同时,提出多种外交建议供政府参考;第七章主要探讨《外交评论》提出的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展示外交界和学术界在废约低潮时期对不平等条约的关注,以及提出的较为理性的修废约方式和手段;第八章将《外交评论》与《国民外交杂志》这两份创刊时间相同、名称相近的杂志作基本比较,对《外交评论》的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特点、作用影响和局限不足等方面进行分析。结语部分是总结性评价:《外交评论》是政府外交政策的“宣传员”、集权统治的“维护人”、近代国际观念和外交知识的“传播者”、社会政治变化的“映射镜”,归纳其在局部抗战时期所特有的地位和在外交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左攀^[9]（2019）在《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无量祖师、披发祖师、北帝、玄帝、祖师爷、上帝公等）是唐宋以后兴起的的具有长远影响力的道教神只。他源自上古四象中的北方玄武,玄武最初是神龟,汉代以后逐步演变成龟蛇合体的形象。在世俗社会,玄武是天空星象和地上建筑的北方意象,许多景观名胜都以“玄武”命名。道教也将包括玄武在内的四象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充当天界神仙、人间羽士以及冥界死者的守护者。从先秦到唐代,玄武虽有神性,但神格地位始终不高,与其说是“神灵”,不如说是“神兽”。出于对北极和北斗的好奇与想象,华夏先民认为北方星空具有神奇的力量,加之北方属水,水生万物,道教逐渐形成一以贯之的北方崇拜,创造出太一、天皇大帝、紫微大帝等代表北极和北斗的北方神灵。这些神灵地位尊贵,神通广大。经过六朝时期的积累和整合,在唐代形成一个以北方神灵为崇拜对象的北帝派。这个道派塑造了多个北帝,将北方崇拜推向高潮。大约五代时期,川蜀地区的北帝派道士以北帝派经典为蓝本创作真武专属道经,让北方玄武从四象中脱颖而出,成为以斩妖伏魔为己任的人格化北方大神将。为了证明赵宋王朝受命于天的皇权合法性,宋真宗开展了一系列造神运动,面对来自北方契丹的威胁,作为北方守护者的玄武引起了他的注意。恰好天禧二年（1018年）京师军营出现醴泉祥瑞,宋真宗抓住机会,修建祥源观,加封真武为“真武灵应真君”,让真武神格得到跨越式提升。真宗去世以后,他的子孙继续围绕“灵应”基调建构真武神格,收集整理灵验故事,编纂《真武启圣记》等经典,将真武塑造成赵宋王朝的护国之神、降妖伏魔的北方战神、祈雨禳火的水火之神、赐福禳灾的治世福神。徽宗、钦宗、宁宗、理宗不断加封真武,利用国家力量为真武修造宫观,使真武成为家喻户晓且具有灵验特征的道教尊神。大约在宋仁宗时期,道门羽士将同属北方神灵的天蓬、天猷、黑煞、真武组合成北极四圣。四圣是北极紫微大帝麾下神将,以斩妖伏魔为主要神职,同时具有治疗疾病、祈雨祈晴等功能。四圣是天心、神霄、东华、清微等雷法道派经常召请的对象,也是护佑赵宋王朝的神将,对两宋之际的皇权更迭产生了重要影响。宋高宗之母韦太后为答谢神恩,在西湖孤山建四圣延祥观,使四圣信仰显赫一时。宋朝灭亡以后,其他三圣逐渐默默无闻,天蓬甚至被丑化成猪八戒,但真武信仰反而逆势崛起,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真武是北极四圣中的北方玄天上帝,北中之北的叠加效应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二是因为真武得到皇家的多次册封,在四圣观之外另有专祀;最重要的是真武灵应之名遍天下,在民间拥有长远的影响力。早期武当山佛道并存,它既是佛教法华宗、禅宗的活动基地,也是道教丹鼎派和隐修者梦寐以求的仙山。宋徽宗宣和年间,紫霄宫落成,这可能是武当山第一座供奉真武的道观。从此以后,关于真武在武当山修道、飞升的传说逐渐生成,元代武当清微派形成,武当教团的本山意识觉醒,刘道明等高道考诸古籍,采访耆老,编纂《武当福地总真集》《武当纪胜集》《玄天上帝启圣录》等道经,将真武传说一一落实到武当山的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之中。元代道士、明代皇室根据真武传说大修宫观,神话传说和神圣空间紧密结合,原本虚无缥缈的真武修道传说因为落实到具体地域而变得更加真实可信,武当山也因为真武信仰的附会而声名鹊起。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出现多处以小武当、赛武当、东、西、南、北、中武当命名的道教名山,见证了真武信仰的兴起和武当文化的传播。真武大帝的出生和修道故事,明显受到释迦摩尼传记的启发。真武被附会成无量寿佛的化身,许多寺庙也供奉真武。真武是道教重要的劝孝之神,历史上曾经出现多部以真武为主神的劝善经典,力图以真武信仰监督儒家纲常伦理的落实和执行。真武信仰反映了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即使在真武专属经典中,玄天上帝的神阶地位也不是太高,他只是玉皇、紫微手下的神将而已。然而其影响力并不亚于三清四御。真武信仰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了宋元明三代皇室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神格多样,能够满足不同阶层、职业的信仰需求;他以“灵应真君”为名,灵应故事广为流传,顺应了人们希望通过宗教解决实际问题的功利心理。他有武当山作为具象化的神圣空间,使传说故事更显真实,吸引无数善男信女朝山进香,让真武信仰随着信众的足迹广为流传。真武是唐宋以后道教新兴神灵的代表,反映了道教神仙信仰的转型和发展趋势。

劳红叶^[10]（2019）在《印尼新生代华裔祖语保持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汉语在印尼新生代华裔中的传承情况,笔者主要围绕家庭语言实践情况、汉语水平、语言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等多个与祖语保持密切相关的维度展开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华裔的整体语言面貌基本呈现为以印尼语为主、汉语方言为辅、汉语普通话备用的情况。家庭内部存在语言转用现象且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新生代和中生代家庭成员上,但祖语传承功能逐代递减的趋势并不显着。对祖语传承产生影响的潜在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结构的类型、家庭所在社区的语言生态环境、家庭语言实践和管理情况、传承者对语言、族群、文化的认同等,对中华文化传承产生影响的潜在因素主要包括传承者的祖语水平、信仰的宗教意识形态及家庭语言管理者对传统文化持有的态度等。基于此,最后笔者从家庭、华校和政府三个主要的语言管理域层面为更好地推动印尼华裔维持祖语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对策,主要包括“依托言语社区,加强并完善家庭内、外部的语言和文化管理”“改革华校的管理方式”“提高华校的教师、教材、教法的质量”“降低绿卡门槛”“完善寻根活动的形式”。

二、谨慎缅甸“天惠之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谨慎缅甸“天惠之泽”（论文提纲范文）

（1）民粹主义与地区秩序 ——冷战后美国的东亚贸易政策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3）阅读史与张悦然文学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伊犁将军伊勒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南诏城镇与城镇制度的考古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日据时代日本对台宣传所塑造的日本形象 ——以“皇民化”时期的《台湾日日新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印尼新生代华裔祖语保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谨慎缅甸“天惠之泽”（论文参考文献）

• [1]民粹主义与地区秩序 ——冷战后美国的东亚贸易政策逻辑[D]. 李正阳. 外交学院, 2021
• [2]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政治行为研究[D]. 崔婧.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3]阅读史与张悦然文学建构研究[D]. 韩宁. 河北大学, 2021(02)
• [4]伊犁将军伊勒图研究[D]. 刘江龙.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5]南诏城镇与城镇制度的考古学研究[D]. 郭泰宗. 南京大学, 2020(11)
• [6]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D]. 胡云莉. 外交学院, 2020(08)
• [7]日据时代日本对台宣传所塑造的日本形象 ——以“皇民化”时期的《台湾日日新报》为例[D]. 梁礼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D]. 余英.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9]真武信仰的渊源与流变研究[D]. 左攀. 兰州大学, 2019(02)
• [10]印尼新生代华裔祖语保持研究[D]. 劳红叶. 暨南大学, 2019(02)

标签：真武大帝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