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中的肖军

一、延安整风中的萧军（论文文献综述）

刘超^[1]（2020）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及其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文艺政策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承载着政治实践的重要使命。加强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研究,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历史转变及其对文艺组织、文艺创作的影响,不仅能够深度还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实践的逻辑生成及其范式转换,还能够真实再现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的场域变革与历史承续。在当前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反思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对党领导当前时代文艺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方法、可能的创新及相关概念界定。第二部分: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条件。在历史背景方面,主要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抗日战争的爆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国共两党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在历史条件方面,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影响、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第三部分: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的历史进程,主要包括《讲话》之前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讲话<引言>》、《讲话<结论>》、《讲话》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第四部分: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对文艺组织的影响,主要包括对文学组织、戏剧组织、音乐组织、美术组织的影响。第五部分: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对文艺创作的影响,主要包括对文学创作、戏剧创作、音乐创作、美术创作的影响。第六部分:审视及反思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及其影响。在产生的积极效果方面,主要包括确立了文艺创作的“工农兵”方向、开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美学。在存在的不足之处方面,主要包括文艺创作缺乏多元化、政策执行出现教条化。

古耜^[2]（2018）在《丁玲和萧军:也有风雨也有晴》文中研究说明1 1981年8月,应美国多所大学邀请,萧军在女儿萧耘的陪伴下,赴美国加州参加了"鲁迅和他的遗产"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结束后,萧军又应邀去美国多地走访讲学,其中包括做客着名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女士主持的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而在那里,萧军巧遇同样应邀来此访问的丁玲。两位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且在峥嵘岁月里多有交集的老作家,异国邂逅,域外相逢,是怎样一种情况,都谈了些什么?对此,所有的传

郑鹏飞^[3]（2018）在《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七月派是左翼文学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发展和延续,它与延安文艺的关联是一个展示国统区进步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左翼文学与延安文艺复杂互动的“文化橱窗”,事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等重大问题,探讨七月派与延安文艺的关联问题能够推进上述课题的研究。绪论对七月派与延安文艺的关联问题作一学术梳理并提出研究思路。本文论题处于七月派和延安文艺两大研究论域的交叉地带,这个“结合部”的问题以往被关注不多,部分涉及于此的相关论着存在“论”多“史”少和以“论”代“史”等现象。基于此,本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七月派与延安文艺的关联问题。第一章考察七月派作家的延安行迹。本章以列表方式展示去了（过）延安的七月派作家进、出该地的时间,并介绍部分作家的创作详情;同时以个案分析方式考证了聂绀弩、萧军、阿垅、艾青等人的延安行迹。聂绀弩短居延安后写出赞颂革命新气象的文章,却被延安批评界部分人抱怨,显示了国统区左翼文风并不合乎根据地文艺规范。阿垅同样曾短居延安并作诗赞颂,但他在私人书信中描述了自己“溶解于光明”等更丰富的延安体验。艾青1938年有两次机会可去延安但都放弃,1941年则为了更好的创作环境和婚姻稳定而北上。第二章探讨艾青、鲁藜、贺敬之等七月派作家到延安后的创作转型。艾青的创作理念曾与胡风同声相契,但到延安后发生了转向,作家鲁煤见证了他的这一变化过程;“两个艾青”论提供了理解他创作变奏的思路。鲁藜到延安后在“失落”中自省,以“工作”缓解“灵魂的渴”,最终在革命熔炉中实现了“自我克服”。他在创作上经历了“清吟”“行吟”和“苦吟”的“变奏三部曲”。贺敬之初出茅庐的诗歌颇受胡风赏识,到延安后却用旧形式和民间手法表现根据地新生活;他1950年的“感情溶化”论显示其文艺观的七月派“胎记”。三位作家原本在创作上不同程度地受胡风文艺理论的影响,到延安后大都从心态和创作上经历调整和转型的过程。第三章分析刊物《七月》与延安文化界中、上层人物的密切联系。胡风及《七月》与延安领导人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七月》曾刊发毛泽东的通讯特写和他评价鲁迅的演讲文章;毛泽东读了该刊的文艺座谈会记录很“很欢喜”,并结合延安文艺发展现状对该刊上“伟大作品”论争文章有回应。周恩来对七月派刊物多有庇护、指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视。《七月》对武汉《战地》创办有重要影响,并与之竞争合作关系;《战地》与《七月》“双龙戏珠”的局面还体现了资本的意志。其中也折射了胡风、丁玲、周扬三人的微妙关系,《战地》的停刊引发了丁玲、周扬之间矛盾冲突,丁玲经历停刊“风波”后对延安部分文化人很失望,建议胡风慎重考虑北上,后者最终未去延安。此事余波延及数十年后。第四章聚焦七月派批评家对延安作家创作的观照。胡风、阿垅和石怀池三人对延安文艺创作的批评方式各有不同:胡风的批评倾向体现在对稿件的“取”与“舍”上,他不发表田间、侯唯动去延安后的诗歌的态度显示他与二人文艺观念渐行渐远,折射了七月派文艺观与延安文艺存在着重大分歧。阿垅以“南”“北”互参的角度评论鲁藜、天蓝的诗歌,语言军事化、工业化色彩浓郁;而批评歌剧《白毛女》则聚焦于人民大众的“等待”这个冷僻问题。1940年代年轻的批评家石怀池搬用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对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进行了大胆坦率的批判。第五章探讨七月派灵魂人物胡风与延安文化界的关联。胡风与延安有“不去而’在’”的微妙关系,“不去”行为背后是他对延安的政治、文化环境的本能性排斥,这也预示他若干年后的悲剧性命运;“在”则是一种精神符号的存在,是“’鲁迅’在延安”命题的衍生形式。胡风文艺思想与《讲话》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艺与政治”“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文艺创作过程”和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认知和评价等方面。余论提出了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中有待深入探讨的现象和问题。

卢美丹^[4]（2017）在《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史视野下,以前期即1937-1977年延安文学研究为考察对象,以各时期相关的报刊、文集、文学史着述及回忆录等为主要文献史料,具体分四个阶段,历时性回顾延安前期文学研究的情境、论题、方法、特征与主要成果。论文认为,前期延安文学研究,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文艺研究的历史继承,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研究的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自民主革命时期到人民共和国建立,逐步确立了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和新中国文艺合法性地位,同时致力于改造作家思想观念、重塑创作风气、引导艺术批评和接受取向,以确立新文艺观念与范式,并完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因此,前期延安文学研究的论题、标准、方法、特征,无不体现特定的历史情境性。第一章,论文将1937-1949年的延安文学研究,视为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论证与确立阶段,同时又以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界,分前后两个阶段,通过十余年间对作家、作品、观念、形式等问题的讨论,在建国前夕第一次文代会上,达成以延安根据地为主的革命文艺,向新中国文艺转型的理论共识。第二章,1949-1957年,延安文学研究是新中国文艺建设的重要部分,此前已经确立的方向和方法,是新中国文艺的基础,现实主义的观念、方法和与之相应的新经典,文艺的大众化和群众路线,旧文艺、旧艺人、旧形式的改造等论题,进一步巩固并上升为国家文艺理念,其核心成果是一批文学史着述的形成。这一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最核心的理论原典。第三章,随着“双百”方针的推进,围绕《讲话》而出现了文艺与政治、现实主义等论题的争鸣,从而引发1958年的反右斗争和再批判活动,以至1966年,一些前期确立的作家楷模和作品典范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工农兵参与文学研究并集体着史、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为原则的样板化文艺,成为“新文艺”创作与研究的主要取向与核心成果,而文学研究日益偏离文学本体,曲解、违背毛泽东文艺批评政治标准与文艺标准兼顾原则的情况也日益突出。第四章,上述倾向在1966-197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中得到强化,围绕政治斗争和批判活动,《讲话》所述批评标准、群众路线、“普及与提高”等问题,被极度曲解,文艺批“旧”风潮、样板化方法、业余化导向、集体化模式,被推向极致,而作家作品不仅处于悬置处境,且专业性研究也步入停滞,一定程度上,文革时期的延安文学研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1937-197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因用而顾本,破旧以立新,是时代赋予文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因此,尽管各时期有着种种缺憾,甚至经常出现执着于政治而偏离文学研究道路的情况,但整体上它也部分地完成了历史任务,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验教训对后世文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或警示作用。

田松林^[5]（2017）在《供给制与延安文学:从个人走向集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供给制对于延安文学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供给制不仅是供养延安文人的一种方式,更是生成延安文学的一种经济形态。延安的文学团体、文学刊物、文人生存都以供给制为经济基础,延安文学的生产、流通、接受等各个环节也都受供给制的左右。随着市场的消解,依靠"公家"生存的延安文学与政治的距离无限接近,延安文人的话语空间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当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人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延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能迅速地加以控制、引导,并构建一种符合文化军队定位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学理念。同时,供给制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延安文学的表现主体与创作形式。

吴继金^[6]（2016）在《延安时期的杂文风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前的1941—1942年,延安的作家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王实味等人认为:延安在被歌颂的同时,也同样需要批评,而杂文是批评的利器。因此,他们对杂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他还在3月15日《谷雨》第1卷第4期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杂文,对于延安生活中的某些缺陷,对老干部弃旧娶

章涛^[7]（2016）在《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建制运动,知识分子改造对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第一,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毛泽东现实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构想中关键的一环,与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建构紧密相关,也与八十年代中国二度现代性转型有直接联系。因此,改造虽然以政治运动的面目出现,但其承担的历史和思想内涵要远远大于革命的暴力规训,涉及的关于知识、意识形态的曲折想象,也远非"反智主义"可以概括;第二,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来看,改造可以被视作某种"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一一它上承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启蒙、自我忏悔的内在要求,下启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群体性失语。换句话说,改造运动的发生是知识分子主体与意识形态客体双重作用的结果,而它对当代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后的主体重建具有延续性的影响。最后,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说,极端化的改造运动毫无疑问是应该被否定的,但如何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对"知识分子改造"进行知识性的梳理,而不是无视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制度建设的基本需要与无可避免的矛盾,将对制度、革命和政治权力的反思简而化之地推向对整个社会体制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否定,则不但关系到我们今天是否能还原历史语境,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内部逻辑给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结论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把握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基于此,本论文将从制度的建构,主体身份的认同,文本阐释三个角度,考察知识分子改造这一政治事件在"历史现场"与"文学想象"两个话语场中呈现的各异面貌。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从马恩原典和党关于知识分子管理、培养和批判的史料的互读中,对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资源及其历史误读做了耙梳。同时,也对这种误读所造成的种种悖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的阐释。最后,结合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探讨了知识分子改造在"文革"后的"承继"与"变体"。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宏观角度,以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当代"前三十年"为界,梳理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变迁下的不同文化人格状态与生存处境。同时,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主要釆取的方法、模式作出必要的交代。第二章从制度的建构入手,探讨组织化的单位结构和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体制对知识分子改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前者以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等方式,为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外部条件,而后者则通过与政治权力结合的方式,推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范式与文化逻辑。但制度又是以人为根本的,或者说思想改造的悖谬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怀揣着不同目的进入"制度"的知识分子。因此,本章还以专节讨论了掌握话语权的"中心作家"在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呈现历史本身的复杂面。第三章承接第二章的体制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出发讨论作家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叙事立场的迁移。在"前三十年",知识分子大多全盘接受了意识形态的改造要求,自觉成为革命宣传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但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原因又是极其多样的,当个人的因素参杂进来时,就需要我们分别分析。八十年代以后,集权政治指挥下的破坏性改造被指认为"历史错误"而得到逐步纠正,归来者们随之通过叙述悲惨的改造经验,来重新建构启蒙者的言说身份,但在这一过程中,创作主体和主流话语又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同构关系。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个体立场,他们所表现出了身份认同才真正趋于多元化。第四章和第五章转入对文本的具体考察,分别从知识分子形象建构与审美范型流变两个角度,讨论当代文学中改造题材的叙事流变。在这部分中,笔者没有从狭义的"形象分析"和"审美范式"角度阐释作品,而是力图在形象学、叙事学与思想史、文化史的中间建立起一套动态平衡的阐释机制,不只告诉读者有哪些形象和叙事手法,更要从这些表征性的符码背后找到不同时代话语留下的文化印记。结语一定程度上跳脱出"前三十年"意义上的"改造"概念,思考后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和重归精神高地的可能性,并从专业化和道德化两方面提出了新的"自我提升"和"自我改造"要求。

韩振江^[8]（2016）在《毛泽东的《讲话》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文中指出延安文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1936-1949年,中国文艺从思想、形式和风格都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根本性革命,这就是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的、以延安文艺为发端和模板的解放区文艺运动。这场从上层知识分子带有意识形态诉求的文化革命与下层人民群众的文艺形式和趣味相互融合,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秋石^[9]（2015）在《《八月的乡村》诞生记》文中认为谨以此文献给自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我东三省始,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伟大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谨以此文献给"鲁门小弟子"萧军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东北抗日民主联军英勇抗击日寇光辉业绩撰写的,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的诞生80周年。着名老作家、鲁迅学生萧军,是中国大地上最早一位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抗击日寇侵略文学作品的作家。其代表作也是

孙胜存^[10]（2015）在《救赎·蜕变·转型 ——解放区文学再思考》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解放区文学为研究对象,围绕解放区作家主体精神转型的复杂性和解放区文学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两个中心问题,采用层递式逻辑思维方法,围绕这两个中心问题对解放区文学展开再思考。论文共分五部分:引言、解放区文学研究综述、角色理论视阈下启蒙与救亡的纠结与互动、五四新文学的传承与转型、新历史语境下解放区文学的认识与再评价。引言对论文选题的缘起、研究意义做了说明,同时对解放区文学、延安文学、苏区文学的渊源及逻辑关系进行了辨析,明确解放区文学与广义延安文学概念的同一性:1936年到1949年这一特殊的时间段内、在相对独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这个特定区域内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整体政治环境下的整个解放区文学。第一章主要对国内外解放区文学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和反思。国内解放区文学研究起步较早,真正进入学理化研究阶段则是在新时期以后。论文以问题意识为先导,对解放区文学研究的综论、丁玲和何其芳为代表的外来作家研究、赵树理和孙犁为代表的本土作家研究情况进行述评,并梳理了苏俄、日本、欧美、韩国等域外学者对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国内的解放区文学研究,无论是解放区文学综合研究还是作家个案研究,研究者均显示出切入研究对象本体、还原其历史本质及原貌、建构一种学理化文学研究范式的学术追求和自觉。他者眼中的解放区文学,为国内学术提供了很好的他者视域,也提供了多文化语境下解放区文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视角,有助于形成真正多元的学术对话。但相对于国内学者,域外研究者大多还是侧重于作家个案研究,尤其是对作品进行单篇解读表现出极大热情;他们更关注作品的主题、语言特色、结构以及表现力等艺术手法方面的内容,其研究理论、思想深度、研究视野的开阔性还有待于提升。通过对国内外解放区文学研究的梳理,论文认为解放区文学正逐步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史料建设取得丰富成果,研究视角更为广泛,学理性、规范性、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成为研究者共识;但解放区文学仍是现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有关解放区文学研究中的理论系统性和视野开阔性还有待提升,尤其是有必要更深入考查和思考解放区文学样态的复杂性。角色理论视阈下启蒙与救亡的纠结与互动一章,主要在角色理论视阈下探讨解放区文学在建构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属性过程中,作家角色的转换及其主体精神的复杂性,从作家角度追寻解放区文学与五四文学传统之间关系的精神脉络。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就创作心理而言,解放区本土作家相比外来作家对需要承载强烈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样态接受要更容易,创作心理也更单纯;外来作家的主体精神对这一文学样态的接受则要更复杂更艰难,对还原解放区作家精神主体的复杂性更具典型意义。论文对延安外来作家复杂精神世界进行探寻,阐释了作家主体角色在启蒙与救亡的矛盾纠结中、在个性主义理想与抗日救亡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自我角色重塑过程中实现自我精神的救赎与蜕变等问题。文章认为,解放区外来作家们最初都是抱着抗日救亡的心态奔赴红色根据地的,受到了中共热情的礼遇和高度的重视并以启蒙的心态投入到解放区军民抗日救亡的洪流中;然而在解放区这一特殊场域下,外来作家很快陷入启蒙与救亡纠结的心态。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开展后,丁玲何其芳们开始对自身角色冲突进行反思和调整,重新调整角色定位,主动自觉地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进行改造。他们完成了角色冲突中的痛苦救赎,在延安政治与军事现实需要中主动接受了工农改造,解决了理想与现实的差异与矛盾后完成了角色转变。他们的转变虽然是自觉地甚至是主动的,但这个自我改造过程却是痛苦的,他们或带着忏悔的心理,或带着救赎的心态,最终完成了痛苦的蜕变。五四新文学的传承与转型部分,从作家的文学创作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学创作经历了从启蒙向救亡转型的过程,而作家的文学创作中仍呼应着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外来的知识分子因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革命而选择了延安,开垦解放区文学的处女地,将五四启蒙精神与启蒙文学带到延安。他们在延安也感受到了革命的热情并愿意为革命献身,他们发现着延安的美好并用无比激昂的热情讴歌延安新生活,创作了大量赞美、歌颂延安美好生活的作品。经历了短暂的革命狂热后,这些带有独立精神和审视能力的知识分子开始冷静地审视着延安的现实,敏锐地发现了延安生活的不足,开始创作再现解放区生活的原生态作品。在自我角色期待下,他们开始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自身价值所在,主动而自觉地创作着启蒙工农群众的作品。在《讲话》指引下,作家服从抗日救亡的现实需求,开始走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文学道路。作家放弃阳春白雪式的文人书写方式,转为下里巴人式的文艺大众化书写,这个转型同时也是对五四启蒙精神和文学传统的承传和发展,赵树理方向是最典型的体现。新历史语境下解放区文学的认识与再评价一章,采用驳论式方法,在新的学术和历史语境下重新审视解放区文学。论文对解放区文学研究中以下观点进行了辩驳:解放区文学以图存救亡为主题的观念形态割裂了五四以来文学的启蒙精神;解放区文学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创作,缺乏了文学的审美性;文艺大众化带来的仅仅是文学的通俗化,相对于五四文学来说,因降低了文学的标准而无法充分发挥文艺的功能。论文认为,对于解放区文学的认识和研究应该站在历史的学理高度,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解放区文学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样态,其独特的文学观念、审美形态和文学发展路向对五四文学传统有传承也有发展。文艺大众化带来的不只是文学的通俗化,更使文学真正地走向了民间,使五四精神真正地实现了在工农兵大众中的普及。当然解放区文学样态也存在审美的局限:整体艺术水平不高;创作偏好大团圆结局,缺乏悲剧的深度;对大众艺术形式的追求导致作家创作个性的部分迷失等等。解放区文学的意义还在于它具备当代文艺发展的资源性价值,它在以下方面所进行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探索给后世文坛提供宝贵启示: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艺的审美情趣多元化并存的问题。

二、延安整风中的萧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延安整风中的萧军（论文提纲范文）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论文提纲范文）

（5）供给制与延安文学:从个人走向集体（论文提纲范文）

（7）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毛泽东的《讲话》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10）救赎·蜕变·转型 ——解放区文学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延安整风中的萧军（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转变及其影响研究[D]. 刘超. 长安大学, 2020(06)
• [2]丁玲和萧军:也有风雨也有晴[J]. 古耜. 鸭绿江(上半月版), 2018(12)
• [3]七月派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D]. 郑鹏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4]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D]. 卢美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5]供给制与延安文学:从个人走向集体[J]. 田松林.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3)
• [6]延安时期的杂文风波[J]. 吴继金. 钟山风雨, 2016(03)
• [7]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D]. 章涛. 浙江大学, 2016(07)
• [8]毛泽东的《讲话》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实现[J]. 韩振江. 粤海风, 2016(01)
• [9]《八月的乡村》诞生记[J]. 秋石. 当代, 2015(05)
• [10]救赎·蜕变·转型 ——解放区文学再思考[D]. 孙胜存. 河北大学, 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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