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取消农业税的省市（论文文献综述）
鲁玮骏[1]（2021）在《中国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及其影响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府间财政关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级政府间纵向权利结构分布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间分配的约束规则,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中国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是央地财政关系的延伸,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有研究关于中国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及其影响效应的代表性文献非常稀缺,使得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及其影响效应的研究成为一个亟待打开的“黑箱”。本文试图通过回答下述三个层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中国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及其影响效应这个“黑箱”。第一层面的问题,现行的中国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财政收入分配实践具有哪些特征事实?第二层面的问题,现行的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实践是否合理?如果不合宜,又应该按照什么原则进行分配?第三层面的问题,现行的省以下政府间财政管理体制的安排又会对社会经济主要方面,包括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和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怎样产生影响?第二章通过梳理和评述六个方面的现有文献,清晰展现该领域现有研究的整体面貌、回归估计方法、数据样本选择、内生性问题解决方法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对本文后续的研究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和极高的参考价值。第三章通过系统性梳理了中国31个省区市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制度安排,并测算了省市县三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四个主要税种税收收入的分配情况,以及省市两级财政收入集中度和支出责任比重的特征事实,对第一层面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即尽管当前中国各省区市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形式复杂多样,但是在2002年之后总体上还是体现了分税的特征,同时表现出明显的“财力上收、事权下沉”的特点。第四章结合国发[1993]85号和国发[2002]26号两个文件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指导意见,首次提炼和揭示了两个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财税体制改革所提出的“财力协调、区域均衡”要求的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原则,分别为“上级政府支出责任比重越大,则其财政收入集中度越高”（第一原则）和“上级政府所辖区域人均财政收入不平衡程度越大,则其财政收入集中度越高”（第二原则）。此外还进一步逐级检验了省本级与地级市、市本级与县级、省市两级与县级政府之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四个主要税种收入分配的落实情况,对第二层面的问题进行了回答。第五章至第七章分别通过在县级层面研究考察省以下收入分成、省对下转移支付规模对县域经济增长、县域环境质量和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第三层面的问题进行回答。理论上,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揭示了省以下收入分成、省对下转移支付“两只手”共同宏观治理县域经济增长、县域环境质量和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实证上,基于1997-2009年中国26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和1930个县级单位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处理内生性的SYS-GMM和工具变量GMM方法,考察了县级收入分成程度、省对下转移支付规模对县域经济增长、县域环境质量和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和渠道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县级收入分成程度提高会抑制县域经济增长、降低县域环境质量、扩大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县级收入分成程度提高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对县域环境质量的恶化效应、对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加剧效应,都会随着省对下转移支付规模提高而削弱。第三,省以下收入分成的影响效应具有强烈的异质性特征,且省对下转移支付规模在其中起到了缓解效应的作用,必须谨慎对待。本文通过回答上述三个层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中国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并初步搭建了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影响效应的研究框架,为解释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现象提供了全新的经验证据,为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亟待开展的中国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政策建议和改革方向。
吴敏,周黎安[2]（2020）在《财政压力的多层级传递与应对——基于取消农业税改革的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利用2004—2006年进行的取消农业税改革作为政策冲击,考察了县级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增加时,上级政府和县级政府的政策选择。估计结果表明,当取消农业税改革导致县级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时,省本级和市本级政府与县级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相对稳定,中央和省、市级政府向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更大的县分配了更多的转移支付。对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增加使得县级政府倾向于通过降低教育支出、增加基本建设支出、提高招商引资力度的方式"开源节流"。本文的研究对于"营改增"改革之后,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新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徐佳欣[3]（2019）在《财政压力与环境污染 ——基于我国县级层面数据的研究》文中认为财权、财力、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与调整是处理中央地方政府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财税体制改革的焦点和难点,是政府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重要体制依托,并对政府职能的有效运行和运作效率有着深刻影响。1994年分税制改革通过以事权和税种归属划分为基础,对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进行了界定,之后又根据体制运行状况和宏观调控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格局、建立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以及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等方面对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与规范。在这一调整过程中,财权逐渐向中央集中,虽然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保证了地方财力的基本稳定,但是地方财政自主权不断压缩,基层政府面临的财权与财力不足、事权与支出责任增加的不匹配难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问题已经成为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根据有关研究结论,中国环境污染的经济代价已经占到年均GDP的8%到15%,同时近年来“雾霾锁城”等污染问题愈发突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与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要充分重视绿水青山的价值,加快“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改善环境、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对我们当今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问题日益突出,地方环境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对财政压力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两个问题虽然看似一个是财政方面的问题,一个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二者关系不大,事实上,政府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政府是环境的监护人、守门人,政府的行为选择将直接影响环境的好坏与污染水平的高低,近年来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高业绩,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而盲目的扩大生产,忽视环境的保护,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不科学不合理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收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对财政压力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们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的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我国经济今年来高速增长,但是农民的收入却增长不明显,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我国2000年开始了农村税费改革。2004年开始为了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国家开始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一改革给地方政府带来不小的冲击,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税收入被取消,基层政府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尽管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农业税已经不到全国税收总收入的2%,但是由于我国地方税收收入低,取消农业税对很多地区,尤其是农业为主的县级地区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小的财政冲击,给地方政府带来不小的财政压力。根据陈晓光的计算,2000-2004年,县级农业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平均约为12%,取消农业税会给县级政府平均带来12%的税收收入的减少,。考虑了“农业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以后,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05年前的均值21.8%下降到9.5%。可以看到,即使考虑了中央转移支付的补助,取消农业税对地方政府来说也造成一定的税收收入的减小,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另外,取消农业税改革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分批次推行的,形成了很好的准自然实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本文正是基于农业税取消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基于取县层面的数据,用取消农业税改革来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变化进行识别,运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构造是否取消农业税的虚拟变量,建立双重差分模型,来识别财政压力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财政压力与环境污染之间的传到机制进行分析,从而更好的了解财政压力下政府的行为,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发现财政压力确实会影响本地区的环境,且这种影响说消极负面的,它提高了地方环境污染水平,加剧了本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是财政压力更大的县区会更倾向于放松环境监管,污染水平的提高路径包括已有企业规模的扩张和大力引进新增企业,而这些规模扩张的企业,新增的企业多为污染排放较高的企业。本文基于县区层面的数据,从基层政府的角度研究财政压力对基层政府行为选择的影响,能更好的刻画基层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行为选择,能更直接的反应出财政压力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现有的关于财政压力方面的研究,多为财政压力的成因、度量,以及对财政压力对政府行为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对财政压力和环境污染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丰富相关方面的文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关于财政压力和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中,都是在省、市层面进行研究,都是省、市政府的财政压力,不能更好的反应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本文基于县区层面的数据,从基层政府的角度研究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能更直接的反应基层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行为选择,使得我们的研究结果更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此外本文基于基层政府财政压力下的政策选择,分析基层财政压力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深化了对税收体制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认识,有助于深化改革过程中财税体制改革与环境政策改革的政策协同效应。但是本文在政府面对财政压力的行为选择时,仅仅分析了政府有放松环境监管力度,从而增加税收这一种政府行为,事实上,政府在面对财政压力的行为选择有很多种,有待于继续研究。
田野[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刘胜[5]（2018）在《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践》文中提出现阶段经济增速放缓的不可避免,既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性,也是外部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一方面,全社会固定投资同比增速自2011年以来以持续回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城镇化率的提高,投资难以实现以往的高贡献度水平;另一方面,自2010年开始中国的进出口同比增长率逐年降低,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大不如前。至此,“三驾马车”中仅剩的消费,却早自2000年以来就出现了极大的下滑,近年来虽有抬头的迹象但依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投资和贸易受阻的情况下重拾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如果要扩大内需,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解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这一问题上来。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一是要提高居民的劳动或资本收入,二是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前者主要从内生增长的角度来考虑,这与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息息相关。后者主要从政府财政手段的角度来考虑,更准确的说是税收手段。居民税收负担包括所得类税收负担和消费类税收负担,他们分别指对居民所得征税和对消费行为征税。如果单从某一税种的角度来看,税收都会降低个人的消费水平,但如果从社会整体水平来看则不然,比如个人所得税一方面降低了个人收入水平不利于消费,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的特性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利用低收入人群的高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整体上促进居民消费。单一税种如此,更遑论众多税种的不同组合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居民的税收负担水平与税制结构是息息相关的。由于贸易、投资受阻,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要促进消费,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又成为了重要问题,要解决居民税收负担的问题,又要从税制结构调整入手。因此,要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过缓的问题,关键在于税制结构如何调整。虽然在逻辑上这一推理是成立的,但实际理论是否支持?税制结构实际中如何影响居民消费?本文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描述了税制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是在Banchard（1985）的无限期界世代交叠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税制结构在内的最优化模型,分析了税制结构对消费的整体影响;二是通过税收归宿模型分析税制结构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影响机制。其次,本文从一般性上分析了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通过使用89个国家（地区）1990-201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估计了所得税、流转税与财产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所得税和财产税有利于居民消费,而流转税不利于居民消费。为了进一步降低方程的内生性,利用计量方法剥离出消费偏差,重新评估了税制结构对消费偏差的影响,结果同样支持前文的结论。最后进一步分析税制结构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结论显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收入效应更大,而流转税的替代效应更大。再次,本文还分析了税制结构与消费外溢之间的关系。近些年来,消费外溢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中外的税制结构不同,中国的间接税占总体税收比重偏高,而间接税会嵌入到商品的价格之中,进而抬高国内商品的价格,导致境内外商品价格之间的“反差”或“倒挂”。鉴于此,本文利用97个国家（地区）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间接税促使了消费外溢的产生。然后,本文选取了农村税费改革与“营改增”这两起事件,从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税负担的角度分析了税制变革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税费改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上升,且这一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特征。对比第一阶段的改革效果和第二阶段的改革效果,更证明了降低居民直接税税收负担对促进消费的有效性。“营改增”则通过降低企业流转税负担,间接降低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单位含税量,最终降低了商品价格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长。最后,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结合现阶段中国发展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李元洪[6]（2018）在《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残缺不全的自身职能、刚性约束的科层体制导致乡镇党委政府陷入“权力孤岛”,处于“权力孤岛”上的乡镇党委政府其权力运作逻辑是什么?表现形式怎样?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站在乡镇权力运作逻辑历史发展脉络的高度,在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以中部地区的沙镇权力运作作为观察支点,运用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内视”（即对乡镇权力的历史演变及现实结构进行考察）“外观”（即对乡镇党委政府与其上下左右互动主体的观察）,对当下的乡镇党委政府与同级组织、上下机构以及镇域企业、社会精英之间互动过程进行分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展现乡镇权力运作过程,并探讨其内在的乡镇权力运作逻辑,以及乡镇权力运作逻辑的各种表现形式,提出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自身职能的软弱性、科层体制的强制性导致乡镇党委政府陷入“权力孤岛”,而处于“权力孤岛”上的乡镇党委政府,为了应对各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其权力运作呈现出适应性治理逻辑。从乡镇权力运作逻辑角度看,适应性治理是指乡镇党委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其权力运作在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乡镇权力运作适应性治理逻辑具有灵活性、集成性、阶段性、目的性和妥协性等五个特点。灵活性是指适应性治理在制度安排上将随着实际情况的改变而改变,具备伸缩性和灵活变化的特征。集成性是指适应性治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及时反映实际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促进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体系。阶段性是指适应性治理是中国乡镇权力运作逻辑历史变迁的一个阶段,具体时间是从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全面取消之后到2050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之前这一时间段。目的性是指适应性治理提供一系列治理逻辑和治理策略供我们选择,其目的在于不断优化和完善治理系统,不计较成本、不带功利目的地建构出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妥协性是指适应性治理为达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通过一系列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调适,向内使劲,以减缓外部压力,适应环境需求。乡镇权力运作适应性治理逻辑的表现形式包括与县委县政府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变通逻辑、与县财政局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依附逻辑、与“七站八所”代表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半依赖逻辑、与镇域乡镇企业互动中表现出来的服务交换逻辑、与村两委互动中表现出来的管理逻辑、与镇域社会精英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人情逻辑,以及其他学者笔下的“变通、摆平、人情、关系、面子、媒、擂、示弱、怀柔”等等,适应性治理逻辑既是乡镇权力运作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现有条件下乡镇权力运作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是乡镇权力运作从代理性治理逻辑、行政性治理逻辑发展到协商性治理逻辑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更是乡村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适应性治理逻辑的研究,不仅能够深刻认识当下乡镇权力运作规律,而且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叶兵[7]（2018）在《纵向财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向政府关系如何影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的发展?通过考察分税制改革以来三项具有代表性的财政改革（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提供经验证据。将这三项财政改革放到一起研究有两个原因。第一,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领域一系列改革的发生和演进是逻辑一致的,将它们放到一起给予系统考察对于理解中国的财政体制有重要的帮助。第二,这三项财政改革的作用机制有共同之处:所得税分享改革和取消农业税改革都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经济;财政压力的变化还是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途径。为了考察财政压力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经济,我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模型的参与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消费者。中央政府设定地方上解额度。给定这一额度,地方政府选择政策。给定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消费者选择劳动供给和消费水平。中央政府提高地方上解额度,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大。提高实际税率和改善服务是地方政府应对财政压力增大的两个选择。定义改善服务下的产出与提高税率下的产出的差值为产出效应,改善服务下的税收收入与提高税率下的税收收入的差值为税收效应。经推导,我得到:当产出效应和税收效应的加权和为正时,地方政府选择改善服务;否则,地方政府选择提高实际税率。也就是说,财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经济的方向不是单一的。由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和取消农业税改革等都是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发挥作用,先验上,不知道这些改革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经济的方向。需要从经验层面予以考察。我从经验层面考察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影响的文献较少,且在识别上存在不足。利用地级市和工业企业数据,我考察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对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我主要利用所得税分享改革前财政收入对所得税依赖程度的地区差异识别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影响。结果表明,所得税分享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所得税分享改革还促进了工业化,表现在:第一,所得税分享改革使得人均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增加;第二,所得税分享改革使得限额以上工业企业增多,说明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第三,所得税分享改革促进了这项改革前已经存在于辖区之内的工业企业总产值、增加值的增长。也就是说,财政压力不仅促使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在扩展边际上促进工业化,还促使地方政府促进这项改革前已经存在于辖区之内的工业企业的发展,在集约边际上促进工业化。所得税分享改革还影响了地方政府行为。所得税分享改革导致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土地宗数占比增加。由于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土地主要是工业用地,这一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将更高比例的土地配置于工业用途以支持招商引资。另外,所得税分享改革对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产生了影响。所得税分享改革导致实际税率提高,实际税率提高阻碍了经济增长。研究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影响的文献主要关注这项改革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未考察这项改革对工商业的可能影响。利用县级数据,我考察了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工商业的影响。我利用取消农业税改革前政府财政收入对农业税依赖程度的地区差异识别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影响。我发现,取消农业税改革在短期内促进了人均农业GDP的增长,但阻碍了人均工商业GDP的增长和人均GDP的增长。另外,我发现,取消农业税改革使得人均工商业GDP的地区不平等加剧。这些结果表明,工商业增长放缓和人均工商业GDP的地区差距扩大是取消农业税改革促进农业增长的代价。进一步,我考察了取消农业税改革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影响。结果表明,取消农业税改革后增加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不足以补偿县级政府在这项改革中损失的财力。取消农业税改革还对县级政府财政收支产生了影响。取消农业税改革后,县级政府提高了工商业实际税率、基本建设支出占比和人力资本方面支出占比。其中,工商业实际税率的提高是取消农业税改革阻碍工商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文献分别考察了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和地级市市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考察这项改革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省级数据,我考察了财政直管县改革对总体（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我还考察了同时段进行的另一项改革——向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项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也是我们关心的,并且,不考虑它可能引起遗漏变量问题。我利用双重差分法估计这两项改革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省域经济增长没有显着影响,但向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显着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我还考察了这两项改革对地区经济收敛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地区经济收敛没有显着影响,但向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导致了地区经济收敛。最后,我考察了向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依赖于县域经济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这项改革对县域GDP占全省GDP的比重更大的省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
李波[8]（2018）在《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由于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并存,生活污染与生产污染叠加,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嫁,农村地区已经成为环境危害的重灾区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地。因此,探寻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农业社会时期家元共同体的乡土性塑造了农村环境自主式治理模式,有效维持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进入工业社会后,伴随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持续渗透,农村环境治理逐渐形成了管控式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践特征表现为以指标考核为导向的硬任务、以行为限制为准则的硬方式、以政府选择为主导的硬供给。基于河长制治理的实践考察,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呈现出“达标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即上级党政领导将农村环境治理提升至“中心工作”的政治高度,然后将其作为下级党政领导必须按期达成的“约束性指标”,从而形塑了以各层级、各部门、各区际全员参与的“合力式治理”以及展示政绩和忠诚、保留晋升资格的“资格锦标赛”策略。尽管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弥补了传统科层体制常规化治理的不足,在短期内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但是由于该模式过于依赖地方党政领导的政治权威,并且倾向于将权威惯式延伸至对市场和社会的管控中,把社会公众作为管理的对象而非合作的伙伴,不仅容易忽视农民的意愿,损害农民的利益,降低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会产生成本过高、资源浪费、治理低效、难以持久等不良后果。基于西方国家环境治理转型的经验借鉴以及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农村环境治理有必要以参与式治理理论为指导,重视挖掘农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发挥农民参与的主体作用。而作为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逻辑起点,农民参与又是嵌入在新乡土社会结构中并受到其严重制约的。首先,农民“个体化”以及乡村精英“谋利化”共同加剧了村庄“离心化”趋势,逐渐导致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农民“集体意识”的消解弱化了农村环境参与的义务感;其次,新中国政权打碎了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强自治组织,建立了政社一体化的强管控组织。而在乡政村治时期,从人民公社体制脱离出来的农民却没能实现自组织的理想目标,反而呈现“原子化”的状态,导致分散的农民难以维护自身环境权益,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维护环境公共秩序;再次,新时期农村环境治理主要以“资源下乡”的方式推动的,但是由于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出现淤塞,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被乡村精英群体所编织的“分利秩序”瓜分,很难同步实现项目资源有效配置、农村环境改善、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为此,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加强乡村社会的内涵建设,发展壮大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重构上通下达的双轨政治格局,从而提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能力以及有效性。总而言之,只有不断改革政府管控式治理模式,努力优化农民参与的乡土社会结构,才能形成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机结合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模式,从而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较于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主张政府与农民共同分享环境政策制定、环境资源配置、环境利益分配的权力,以便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公共精神和参与理性,形塑以农民环境利益诉求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有效回应农民理性维护环境权益的现实需求。从实践层面看,推进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农村生态公民,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共识;改进农村环境硬法治理,加强农村环境软法治理;重视社会选择作用,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李燕[9]（2018）在《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成就的取得是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中国农业所实现的高产增产增收主要是依赖化肥、农药等一些现代化学投入品所实现的,由此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农地土壤地力破坏和食品安全问题愈加突出。随着这些负面影响的日益严重,提高农业环境效率,促进农业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型向追求绿色可持续发展转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当务之急。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是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根本性因素,对农户生产投入决策具有激励作用,而农户生产行为又会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影响。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用、收益、处置等权能,使农民拥有的土地产权完整性、确定性和稳定性不断增强,农村土地产权结构持续优化。产权结构的优化对农户的生产行为和资源利用方式,进而对农业增长和农业环境效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论文围绕农地产权结构与农业环境效率这一重要论题,首先对农地产权结构与农业环境效率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接着阐述了农地产权结构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的机制和途径,并构建了论文的研究框架,继而展开本文主体部分的研究。主体部分的研究先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农地产权结构的演进并对1983～2015年中国农地产权结构进行了度量,接着通过构建Global-DEA超效率模型测度了中国农业环境效率并分析了中国农业环境效率的时空演变和收敛性特征,对中国农业环境效率的现状和演化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然后实证检验了农地产权结构对中国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并且具体考察了农地产权结构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的两个机制。通过上述分析,本文研究发现:（1）建国以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多次变迁,由激进型向渐进型转变。农地产权结构在不同主体间的配置逐渐以农户为主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的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的排他性在不断增强。（2）1983～2015年期间中国农业环境效率虽然在波动中处于先下降后上升的状态,但是总体水平较低,增长幅度较小,农业环境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国农业环境效率发展严重不平衡,三大地区中农业环境效率均值排名依次为东部、西部和中部。根据中国农业环境效率地区变动的收敛性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农业环境效率仅存在条件β收敛,不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3）农地产权结构是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的重要因素。理论分析表明,农地使用权排他性的提高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农地处置权排他性的提高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而农地收益权排他性的提高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不确定。论文基于1983～2015年中国28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全面的FGLS、LSDV和LSDVC等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排他性的增强均有利于农业环境效率的提高。（4）农地产权结构不仅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直接影响,而且通过农地长期投资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间接影响。农地产权结构不仅具有直接的“产权-环境”效应,而且通过农地长期投资产生中介效应影响农业环境效率。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户收益的稳定和安全,从而激发农户引进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业长期产出绩效,能够直接提高农业环境效率。此外,农地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还会通过农地长期投资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影响。而在实证结果中,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均通过农地长期投资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具有显着正向的中介效应。利用中介效应的公式计算发现,在全国样本中,农地收益权通过农地长期投资对农业环境效率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是农地处置权,农地使用权通过农地长期投资对农业环境效率的中介效应最小。（5）农地产权结构也会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间接影响。第七章从理论上分析农地产权结构对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以及农地产权结构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在实证上基于1983～2015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农地产权结构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间接影响。结果表明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的排他性的增强对农地经营规模均有显着促进作用,而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并且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因此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直接作用,同时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间接效应。农地使用权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间接效应为0.097,农地收益权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间接效应为0.403,农地处置权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间接效应为0.423。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放松农地产权管制,赋予农户更多的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尤其是农地处置权中的农地流转权和抵押权,以促进农业环境效率的提高;二是进一步延长农地使用权承包期限,提高农地使用权的稳定排他性,激发农户环保生产行为的积极性;三是积极完善农地流转和农地抵押机制,促进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业环境效率;四是建立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量化标准,从农业环境效率提高的角度来评价农地产权制度变革,有针对性地查找问题;五是渐进地开展农地产权改革试点工作,探索出有利于既有利于促进农业产出增长又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农地产权制度变革措施。
王军[10]（2018）在《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人类诞生以来,耕地资源就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空间条件,并在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后,成为了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营养需求。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科技进步仍难以保证人类离开耕地产品而独立存在,因而,耕地保护仍将是当代经济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高,一方面,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路径依赖”的惯性,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的不平衡发展掠夺农业和乡村改以掠夺土地的高地耗的城镇化新的方式而不再是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也因农业经营的比较收益较低以及社会总体环境意识的薄弱,导致了我国耕地数量和质量的不断下降,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成为制约我国“新五化”（1）同步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2）。另一方面,耕地保护一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进一步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016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96.78亿亩农业用地中耕地仅有20.24亿亩,且耕地质量的整体水平不高,优等质量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7.3%（3）。这表明我国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刻不容缓。因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不仅有利于解决当下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问题,更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千秋大业。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是一个值得阐拓探索的“新时代立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耕地质量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于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来说,吃饱已经不是问题了,重要的是如何吃好,即吃到绿色无污染的农产品,这必然要求我国进一步提升耕地的质量,为健康农产品提供必要的生产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即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农业、农民发展还相对不充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发展还不充分;更体现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不同程度的不充分等诸多方面。其中,具体到耕地问题上也存在耕地数量保护和耕地质量保护的不平衡、中高质量的耕地供给不充分、生态环境治理不充分及其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发展的不匹配。进而言之,从经济增长和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上面来了,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必然会首当其冲,而农业要想发展,离不开优质的耕地,这需要我们来提升耕地质量。此外,我国的劳动和生产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也要求耕地与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进行匹配,即实现进一步的均衡。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适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探讨我国GDP的快速增长、耕地保护倡导的趋强与耕地质量的愈益下降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内在形成机理以及现有耕地保护制度低效运行的成因,对我国未来耕地（1）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些微努力和贡献。论文共分为8章,其中第2、3、4、5章为论文的核心内容: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明确文章的核心概念,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并进行简要评价,确定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相关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第一节概括梳理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等基础理论,并介绍理论与本文研究主旨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节构建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即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存在——意识——行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维逻辑和研究框架,基于“环境（环境分析）——行为（行为选择）——方式（实现方式）”的理论逻辑链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的第3、4、5章即为此理论分析框架的延展分析与具体应用。第三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环境分析。在实践中,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需要不同的内外部环境来为其创造条件,这亦是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的现实动因。在此部分,从自然与技术环境（生产力维度）、制度与经济社会环境（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维度）两个层面来进行展开。其中,自然环境主要是指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变化;技术环境主要是指我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和耕地质量相关的技术水平;经济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现实需要;制度环境涵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关的我国土地制度、农村税费制度、耕地征收补偿制度等正式制度和政府发展理念深化、社会生态环境需求的日益高涨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与发展。这三个方面的外部环境及其内在不同组成部分会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下一章中不同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第四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分析。第一,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识别,认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涉及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和社会第三方主体等多类型主体。第二,分别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和行为选择入手,阐明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差异,并厘清了地方政府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双重行为。第三,耕地质量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空心化”,主要是因为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控制力进一步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共容机制日益缺失,难以形成集体行动。第四,农业经营与生产行为主体具有有限理性,以收入增加为目标,以成本收入分析为决策逻辑,从根本上缺少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内在动力。第五,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日益觉醒,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高涨,虽然其不一定和耕地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其往往通过食品安全问题与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密切联系起来。鉴于此,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状况、水平乃至程度无不受到上述多类型主体共容利益的影响,它们各自利益的实现无不和共容利益（1）间的拟合程度相关。为此,基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适时调整、改革,以制度体制安排、体制机制创新、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经济社会环境,借力于多种激励和约束机制规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通过制度保障引导、促成各利益主体共容利益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在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时,应以共容利益为基础,分层次、多角度挖掘各利益主体的私利与共容利益的集合,重建社会共容利益体。第五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方式（2）分析,即各种行为主体分别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具体来看:第一,要进一步完善上层建筑系统,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化地方政府以绿色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构建完善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法律法规体系;重新梳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将市场机制的作用与政府规制有机结合,进一步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执行力和监管力度。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基础,需要通过探索市场经济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有效实现形式、或财政支农资金转化为农村集体资产等方式形成和壮大农村集体资产,以此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而更好的发挥其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中坚作用。第三,重构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从农业内部来看,就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让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农业绿色发展（3）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协同发展;从农业外部来看,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相对较低,需要政府加强相关的补贴力度。此外,针对可能的耕地破坏行为实施必要的约束。第四,进一步培育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尤其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意识,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最后,基于上述分析,试图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中心的协同治理,其中,政府维度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市场维度主要包括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维度主要包括NGO组织和社会公众等。第六章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历史演进的视角。从历史发展视角研究1949年以来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发展过程。总体来看,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历了“爱护与改善——维持与利用——弃损（1）与恶化——遏制与维护——保护与提升”的不完整的倒“S”型动态调整过程,之所以不完整是因为上升阶段尚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如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8年耕地质量的爱护与改善阶段,其中,1949-1952年为耕地质量的恢复和爱护期,一方面,修复长期战争和地主雇佣生产方式带来的耕地破坏,另一方面,广大贫苦群众通过土改获得了耕地,其在生产中更加爱惜其质量;1953-1978年为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的改善期,人民公社建立,逐步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做的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一些基础性工作。第二阶段为1978-1984年耕地质量的维持与利用阶段,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遭到破坏,但是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得到了提升,总体来看,耕地质量处于一个总体的维持与利用阶段。第三阶段为1985-2005年耕地质量的弃损与恶化阶段,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属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恶化。第四阶段为2006-2010年耕地质量的遏制与维护阶段,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弱化,加剧了耕地质量公共物品属性的破坏程度,但是耕地的价值开始显现,农民更为重视拥有“准所有权”的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第五阶段为2011年至今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阶段,这一时期多方主体开始合力来促使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随后,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省级截面数据,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进行必要的绩效评价。第七章为发达国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经验借鉴。分别选取大农业代表的美国、小农业代表的日本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极具特色的以色列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主要举措,并提炼了各国的主要特点,希冀给我国的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提供启示。第八章为政策建议部分,这部分主要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并对本文可行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论文可能有以下3点创新之处:（1）对耕地质量的属性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界定。耕地质量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双重属性。私人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里面需要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进行保持和维护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力质量维度和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私人物品维度;而公共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里面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相关因素,难以单靠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来保证,主要包括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公共物品维度、工程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并根据这一定义,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的发展历程、保护方式等进行了新的思考与阐述。进而发现,可持续发展使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既是敬畏和遵崇自然规律基础上有效利用自然环境的循环力量使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持续的能力和张力;更是基于“人口——资源——环境链条”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的认知,更多地联系到重视构建人类的世代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共存关系的价值与意义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多层次价值的全面认知,从而在理论上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人口、资源和环境更紧密地联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中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全面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之中提供政策依据。（2）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环境——行为——方式”的分析范式,从方法论角度论证了选择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原因。并构建了一个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实现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社会科学视角围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详细而系统地研究。从环境分析、行为分析和方式分析等三个有机构成的研究系统出发,研究了一般性实现机理和具体实现过程,理论和现实紧密结合,阐证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演变与实现。（3）为弥补现有耕地保护质量维度相关政策绩效评价的阙如,借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政策绩效进行了系统地评价与研究,由此分析刻画了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绩效的历史演变、区域差异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改良和优化提供一定程度的实证支撑。
二、取消农业税的省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取消农业税的省市（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及其影响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思路 |
| 1.2 创新之处 |
| 1.2.1 理论创新 |
| 1.2.2 实证创新 |
| 1.2.3 方法创新 |
| 1.3 结构安排 |
| 2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财政分权的决定因素 |
| 2.3 财政分权的影响效应 |
| 2.4 “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
| 2.5 转移支付的作用 |
| 2.6 分配制度和指标度量 |
| 2.7 小结 |
| 3 中国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及特征事实 |
| 3.1 分配制度 |
| 3.2 收入分成 |
| 3.3 收支匹配 |
| 4 中国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理论与证据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模型 |
| 4.2.1 模型假定 |
| 4.2.2 模型推导 |
| 4.3 经验策略和数据说明 |
| 4.3.1 经验策略 |
| 4.3.2 内生性问题 |
| 4.3.3 数据说明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省级面板回归结果 |
| 4.4.2 地市级面板回归结果 |
| 4.5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5 中国省以下收入分成、转移支付和县域经济增长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模型 |
| 5.2.1 基本假定 |
| 5.2.2 模型推导 |
| 5.3 经验策略和数据说明 |
| 5.3.1 经验策略 |
| 5.3.2 内生性问题 |
| 5.3.3 数据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4.3 异质性分析 |
| 5.4.4 影响机制 |
| 5.5 本章结论和启示 |
| 6 中国省以下收入分成、转移支付和县域环境质量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模型 |
| 6.2.1 基本假定 |
| 6.2.2 模型推导 |
| 6.3 经验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1 经验策略 |
| 6.3.2 内生性问题 |
| 6.3.3 数据说明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4.3 异质性分析 |
| 6.4.4 影响机制 |
| 6.5 本章结论和启示 |
| 7 中国省以下收入分成、转移支付和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 |
| 7.1 问题提出 |
| 7.2 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 |
| 7.2.1 文献回顾 |
| 7.2.2 理论框架 |
| 7.3 经验策略与数据说明 |
| 7.3.1 经验策略 |
| 7.3.2 内生性问题 |
| 7.3.3 数据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 7.4.2 稳健性检验 |
| 7.4.3 异质性分析 |
| 7.4.4 影响机制 |
| 7.5 本章结论和启示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财政压力的多层级传递与应对——基于取消农业税改革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制度背景、数据和模型 |
| (一) 取消农业税改革 |
| (二) 数据和模型 |
| 三、 上级政府行为:税收分成调整与转移支付分配 |
| (一) 取消农业税对县级财政压力的影响 |
| (二) 上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调整 |
| (三) 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分配调整 |
| 四、 县级政府行为:公共服务支出与工业政策 |
| 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
（3）财政压力与环境污染 ——基于我国县级层面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
| 1.2.1 选题意义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文章创新不足与结构 |
| 1.3.1 文章创新与不足 |
| 1.3.2 文章结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度量 |
| 2.1.1 早期财政压力度量方法 |
| 2.1.2 当前财政压力度量方法 |
| 2.2 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的影响 |
| 2.2.1 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
| 2.2.2 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 |
| 3 制度背景及模型介绍 |
| 3.1 农业税改革制度背景 |
| 3.2 数据模型介绍 |
| 3.2.1 数据介绍 |
| 3.2.2 模型简介 |
| 3.3 描述统计 |
| 4 实证分析 |
| 4.1 基准回归结果及平行趋势检验 |
| 4.1.1 基准回归结果 |
| 4.1.2 平行趋势检验 |
| 4.2 稳健性检验 |
| 4.2.1 安慰剂检验 |
| 4.2.2 用二氧化硫排放检验稳健性 |
| 4.2.3 排除“八大产业”增值税转型的影响 |
| 4.2.4 考虑省直管县和扩权强县改革的影响 |
| 4.3 异质性及机制分析 |
| 4.3.1 异质性分析 |
| 4.3.2 机制分析 |
|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5.1 主要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重视财政政策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 |
| 5.2.2 完善环境规制加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力度 |
| 5.2.3 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分析框架: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工程初兴: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1978-1990 |
| 第一节 蓝图:乡政村治格局的初步建立 |
| ―、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村民自治的发生及其案例 |
| 二、自上而下的推动逻辑：国家的视角与髙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
| 第二节 施工:乡政村治格局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 |
| 一、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治理任务与施工者 |
| 二、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
| 二、两委矛盾问题 |
| 三、乡村矛盾问题 |
| 四、干群矛盾问题 |
| 五、宗族的复兴 |
| 六、伦理危机初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工程困境:“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徘徊1990-2002 |
| 第一节 蓝图:莱西会议与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目标确立 |
| 一、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
| 二、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推动村民自治深化发展 |
| 第二节 施工：乡村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迁 |
| 一、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施工过程：乡村权利主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业真危险”:农业经济发展困境 |
| 二、“农民真苦”:税费增长与农民抗争 |
| 三、“农村真穷”:城市化进程、农地征用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
| 四、乡村治理内卷化 |
| 五、宗族问题的消长 |
| 六、乡村伦理危机加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工程调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2002-2012 |
| 第一节 蓝图:由税费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一、税费改革与农业税的废除 |
|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 |
| 三、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政策 |
| 第二节 施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项目制下的治理困境 |
| 二、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
| 四、乡村伦理危机的演进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工程加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2012-2018 |
| 第一节 蓝图: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 |
|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施工:新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精准扶贫下的治理困境 |
| 二、村级组织建设困境 |
| 三、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40年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经验与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二、工程分析框架对于农村研究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
| 三、乡村治理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与数据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数据来源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文章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影响消费的因素 |
| 2.1.1 消费理论假说 |
| 2.1.2 其他影响因素研究 |
| 2.2 税制结构影响消费文献 |
| 2.2.1 国外研究 |
| 2.2.2 国内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3 影响居民消费的税制结构理论基础 |
| 3.1 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内在影响机制 |
| 3.1.1 家庭的跨期迭代模型 |
| 3.1.2 企业的Cob-Douglas模型 |
| 3.1.3 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 |
| 3.1.4 消费与税收的动态最优化选择 |
| 3.2 税制结构的消费者价格模型 |
| 3.2.1 三部门模型构建 |
| 3.2.2 均衡状态求解 |
| 3.3 小结 |
| 4 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历史变迁轨迹 |
| 4.1 税制结构变动的历史轨迹 |
| 4.1.1 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历史变迁 |
| 4.1.2 转型经济国家税制结构的历史变迁 |
| 4.2 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的历史变迁 |
| 4.2.1 收入水平的视角 |
| 4.2.2 区域、文化、经济制度变革的视角 |
| 4.3 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对照 |
| 4.4 中国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现状 |
| 4.4.1 中国税制结构的历史变迁 |
| 4.4.2 中国居民消费的历史变迁 |
| 4.5 小结 |
| 5 税制结构与消费:跨国证据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 |
| 5.3 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机理 |
| 5.4 计量模型设定、估计方法与数据统计性描述 |
| 5.4.1 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说明 |
| 5.4.2 变量说明 |
| 5.4.3 .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
| 5.5 计量检验结果及解释 |
| 5.5.1 基于系统GMM的动态面板数据回归 |
| 5.5.2 税制结构与消费偏差 |
| 5.5.3 收入效应、替代效应与消费偏差 |
| 5.6 总结与政策启示 |
| 6 税制结构与消费外溢:跨国证据 |
| 6.1 引言 |
| 6.2 理论模型 |
| 6.2.1 .假设前提 |
| 6.2.2 .模型设定 |
| 6.3 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 |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描述 |
| 6.3.3 .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
| 6.4 检验结果及解释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扩展分析 |
| 6.6.1 .模型设定及说明 |
| 6.6.2 .空间回归检验结果 |
| 6.7 总结 |
| 7 税制结构与消费: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
| 7.1 引言 |
| 7.2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性统计 |
| 7.2.2 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
| 7.2.3 回归结果及解释 |
| 7.3 基于税制结构改革的扩展分析 |
| 7.3.1 基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消费影响效应 |
| 7.3.2 基于“营改增”的消费影响效用 |
| 7.4 本章小结 |
| 8 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政策建议 |
| 8.1 优化间接税结构促进消费增长 |
| 8.2 优化直接税结构促进消费增长 |
| 8.3 优化税系收入结构,构建双主体税制结构 |
| 8.4 优化税种设计 |
| 8.4.1 继续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发挥其有效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
| 8.4.2 改进消费税,増强对高消费行为的调节力度 |
| 8.4.3 完善财产税,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清单 |
| 后记 |
（6）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乡镇权力的研究 |
| 1.2.2 关于乡镇权力运作的研究 |
| 1.2.3 关于乡镇权力运作背景的研究 |
| 1.2.4 关于乡镇政府行为逻辑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涉及理论与核心概念 |
| 1.4.1 理性选择理论 |
| 1.4.2 核心概念 |
| 1.5 个案选取及研究方法 |
| 2 历史与现状:乡镇权力的历史变迁 |
| 2.1 中国乡镇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1.1 乡建制及其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1.2 镇建制及其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2 沙镇“镇治”的历史沿革 |
| 2.3 沙镇的权力与科层体制 |
| 3 乡镇权力运作之一:与县域主体的互动 |
| 3.1 与县委、县政府的互动 |
| 3.2 与县财政局的互动 |
| 4 乡镇权力运作之二:与镇域主体的互动 |
| 4.1 与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互动 |
| 4.2 与镇域乡镇企业的互动 |
| 5 乡镇权力运作之三:与村域主体的互动 |
| 5.1 与村两委的互动 |
| 5.2 与村域社会精英的互动 |
| 6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适应性治理 |
| 6.2 对话与讨论 |
| 6.3 不足之处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件二 主要访谈对象一览表 |
（7）纵向财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动机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动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领域一系列改革的逻辑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主要结果 |
| 1.4.1 理论模型 |
| 1.4.2 经验研究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1.6 论文架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探讨与本文相关的一般性问题的文献 |
| 2.1.2 评估三项财政改革的政策效应的文献 |
| 2.2 已有文献的不足与本文的研究 |
| 3 理论模型与经验研究方法 |
| 3.1 理论模型:本文全局的关要 |
| 3.1.1 消费者-生产者的选择 |
| 3.1.2 地方政府的选择 |
| 3.2 经验研究方法 |
| 3.2.1 双重差分法 |
| 3.2.2 工具变量法 |
| 3.2.3 空间计量模型 |
| 4 所得税分享改革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背景 |
| 4.3 方法与数据 |
| 4.3.1 方法 |
| 4.3.2 数据 |
| 4.4 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分析结果 |
| 4.4.1 经济发展 |
| 4.4.2 经济发展:分产业 |
| 4.4.3 工业化 |
| 4.4.4 土地出让 |
| 4.4.5 征税 |
| 4.4.6 平行趋势检验 |
| 4.5 基于地级市和工业企业合并数据的分析结果 |
| 4.6 结论 |
| 5 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背景 |
| 5.3 度量方法、数据和研究策略 |
| 5.4 结果 |
| 5.4.1 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农业增长和工商业增长的非对称影响 |
| 5.4.2 地方政府对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反应 |
| 5.4.3 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工商业增长的渠道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进一步的讨论 |
| 5.7 结论 |
| 6 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背景 |
| 6.3 两项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层面的探讨 |
| 6.4 研究方法、变量与数据 |
| 6.4.1 研究方法 |
| 6.4.2 变量与数据 |
| 6.5 估计结果 |
| 6.5.1 基准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 6.5.2 历史经济增长率是否影响两项改革的时间选择? |
| 6.6 结论 |
| 7 结论 |
| 7.1 全文概要 |
| 7.2 对营改增改革及未来可能的财政改革的启示 |
| 7.2.1 营改增改革 |
| 7.2.2 未来可能的财政改革 |
| 7.3 政策建议 |
| 7.3.1 制定政策时,全面考虑政策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
| 7.3.2 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纵向财政改革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缘起: 探索农村环境变革之道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与研究方向 |
| 第四节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一、技术路线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西方环境治理的转型及其启示 |
| 一、西方环境威权主义反思与转向 |
| 二、西方环境民主主义与环境治理 |
| 三、西方环境治理转型的经验启示 |
| 第二节 参与式治理: 地方治道变革的新趋向 |
| 一、参与式治理的理论渊源 |
| 二、参与式治理的理论诠释 |
| 第三节 农村环境参与过程的分析框架 |
| 一、参与式治理运行的CLEAR模型 |
| 二、农村环境参与过程的内在机理 |
| 第三章 解构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 |
| 第一节 农村环境治理的历史变迁 |
| 一、农业社会时期农村环境自主式治理 |
| 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环境动员式治理 |
| 三、乡政村治时期农村环境放任式治理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根源、特征及评价 |
| 一、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制度根源 |
| 二、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实践特征 |
| 三、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历史评价 |
| 第三节 达标压力型体制: 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一、压力型体制的类型划分 |
| 二、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三、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局限困境 |
| 四、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变革方向 |
| 第四章 选择性认同: 农村环境参与的内生力 |
| 第一节 新乡土时期农村社会“离心化”现象 |
| 一、谋利型精英: 乡村公共权威的缺失 |
| 二、个体化农民: 乡村公共责任的淡化 |
| 三、农村社会“离心化”实质: 互动视角 |
| 第二节 农村社会“离心化”与农村环境参与失序 |
| 一、“权威缺漏”与农村环境问题“越级诉求” |
| 二、“丛林法则”与农村环境资源“公地悲剧” |
| 三、“人际疏离”与农村环境合作“纽带松弛” |
| 第三节 选择性认同、社区重建与农村环境参与意愿 |
| 一、善港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 |
| 三、农村社区认同重构与农村环境参与 |
| 第五章 组织化赋权: 农村环境参与的行动力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组织化的演化趋势 |
| 一、传统乡土时期农村社会的强自治组织 |
| 二、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社会的强管控组织 |
| 三、市场经济时期农村社会的行政化组织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参与组织化的必然选择 |
| 一、政治层面: 维护合法环境权益的需要 |
| 二、经济层面: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需要 |
| 三、社会层面: 维持社区环境秩序的需要 |
| 第三节 组织再造、赋权增能与农村环境参与能力 |
| 一、善港村环境参与组织化的实践考察 |
| 二、农村环境参与组织再造的实践逻辑 |
| 第六章 民主式协商: 农村环境参与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
| 一、协商民主与农村环境参与契合性 |
| 二、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基本理念 |
| 三、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有效条件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制度载体 |
| 一、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内部制度载体 |
| 二、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外部制度载体 |
| 第三节 民主式协商、双轨政治与农村环境参与有效性 |
| 一、“双轨政治”模型的时代演化 |
| 二、“双轨政治”重塑与农村环境参与效力 |
| 第七章 建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 |
| 第一节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内涵 |
| 一、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比较 |
| 二、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基本特征 |
| 三、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现实回应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践路径 |
| 一、培育农村生态公民,提升环境治理集体共识 |
| 二、改革环境硬法治理,加强运用环境软法治理 |
| 三、重视社会选择作用,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9）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述评 |
| 1.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2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2 农地产权结构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的理论分析 |
| 2.1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2.1.1 农业环境效率的涵义 |
| 2.1.2 农地产权结构的涵义 |
| 2.2 理论分析 |
| 2.2.1 绿色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式 |
| 2.2.2 农业环境效率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
| 2.2.3 农地产权制度是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的根本制度 |
| 2.3 农地产权结构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的机制与理论假设 |
| 2.3.1 农地产权结构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的机制 |
| 2.3.2 农地产权结构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的理论假设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与度量 |
| 3.1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地产权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农地承包制前期:1979～1992年 |
| 3.2.2 农地承包制后期:1993～至今 |
| 3.3 农地产权结构的度量 |
| 3.3.1 农地使用权的度量 |
| 3.3.2 农地收益权的度量 |
| 3.3.3 农地处置权的度量 |
| 3.3.4 测度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农业环境效率的时空演变与收敛性分析 |
| 4.1 模型、方法与数据 |
| 4.1.1 基于GLOBAL-DEA的农业环境效率 |
| 4.1.2 收敛性分析方法 |
| 4.1.3 样本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4.2 农业环境效率的时空特点 |
| 4.2.1 农业环境效率的时间演变 |
| 4.2.2 农业环境效率的空间特征 |
| 4.3 农业环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4.3.1 农业环境效率的σ收敛检验 |
| 4.3.2 农业环境效率的绝对β收敛检验 |
| 4.3.3 农业环境效率的条件β收敛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环境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基础 |
| 5.2 计量模型、变量说明及估计方法 |
| 5.2.1 模型设计 |
| 5.2.2 变量说明 |
| 5.2.3 样本及数据来源 |
| 5.2.4 参数估计方法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长面板数据检验 |
| 5.3.2 实证检验结果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地产权结构、农地长期投资与农业环境效率 |
| 6.1 农地产权结构、农地长期投资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机理 |
| 6.1.1 农地产权结构对农地长期投资的影响 |
| 6.1.2 农地产权结构、农地长期投资与农业环境效率的传导机制 |
| 6.2 方法说明、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
| 6.2.1 中介效应方法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长面板数据检验 |
| 6.3.2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6.3.3 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农地产权结构、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环境效率 |
| 7.1 农地产权结构、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 |
| 7.1.1 农地产权结构对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 |
| 7.1.2 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 |
| 7.1.3 农地产权结构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 |
| 7.2 农地经营规模的度量及发展现状 |
| 7.2.1 全国农地经营规模发展现状 |
| 7.2.2 分区域农地经营规模发展现状 |
| 7.3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3.1 计量模型设定 |
| 7.3.2 变量选取 |
| 7.3.3 数据来源 |
| 7.3.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7.4 实证结果分析及效应分解 |
| 7.4.1 实证结果分析 |
| 7.4.2 效应分解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进一步拓展分析:差异性分析 |
| 7.5.1 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 |
| 7.5.2 不同地貌的差异性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 |
| 8.4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10）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耕地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保护传统及政策要求 |
| 1.1.2 中国耕地质量的基本情况及面临的困境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基本概念辨析 |
| 1.3.1 耕地 |
| 1.3.2 耕地质量 |
| 1.3.3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
| 1.4 耕地保护与提升理论谱系:相关文献综述 |
| 1.4.1 从自然科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4.2 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4.3 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5 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6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3 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2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基本理路与分析框架 |
| 2.2.1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环境——行为——方式”分析方法 |
| 2.2.2 基于“环境—行为—方式”分析方法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 2.3 本章小结 |
| 3.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环境分析 |
| 3.1 自然与技术环境分析 |
| 3.1.1 自然环境分析 |
| 3.1.2 技术环境分析 |
| 3.2 社会经济与制度环境分析 |
| 3.2.1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 |
| 3.2.2 制度环境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分析 |
| 4.1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识别 |
| 4.1.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4.1.2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构成 |
| 4.2 政府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2.1 中央政府的行为分析 |
| 4.2.2 地方政府的双重行为分析 |
| 4.2.3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差异与行为选择 |
| 4.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分析 |
| 4.3.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现实困境 |
| 4.3.2 税费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地保护共容利益缺失 |
| 4.3.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弱化带来耕地保护行动不足 |
| 4.4 农业生产与经营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4.1 自有耕地类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4.2 承租耕地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5 社会公众的行为分析:食品安全的逻辑链条 |
| 4.6 本章小结 |
| 5.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方式分析 |
| 5.1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多中心协同治理 |
| 5.2 进一步完善上层建筑系统 |
| 5.2.1 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 |
| 5.2.2 重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5.2.3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
| 5.2.4 强化宏观监管调控政策导向及执行力 |
| 5.3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5.3.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重要作用 |
| 5.3.2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路径分析 |
| 5.4 重构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 |
| 5.4.1 内部激励方式:发展生态农业 |
| 5.4.2 外部激励方式:加强政府补贴 |
| 5.4.3 利益约束机制:提高损害成本 |
| 5.5 引入第三方机制,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社会力量 |
| 5.5.1 构建农民耕地保护协会等第三方组织 |
| 5.5.2 激发社会公众意识,构建社会监督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6.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历史演进的视角 |
| 6.1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不同演变阶段 |
| 6.1.1 1949-1978年:耕地质量的爱护与改善阶段 |
| 6.1.2 1978-1984年:耕地质量的维持与利用阶段 |
| 6.1.3 1985-2005年:耕地质量的弃损与恶化阶段 |
| 6.1.4 2006-2010年:耕地质量的遏制与维护阶段 |
| 6.1.5 2011年至今: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阶段 |
| 6.2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绩效评价 |
| 6.2.1 模型简介与指标选取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发达国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1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1.1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1.2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2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2.1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2.2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3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3.1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3.2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4 美国、日本、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对我国的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8.2 实现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对策建议 |
| 8.2.1 深化制度改革,优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外部环境 |
| 8.2.2 规范主体行为,引导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选择 |
| 8.2.3 多中心治理,构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机制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 |
四、取消农业税的省市（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及其影响效应研究[D]. 鲁玮骏. 浙江大学, 2021
- [2]财政压力的多层级传递与应对——基于取消农业税改革的研究[J]. 吴敏,周黎安. 世界经济文汇, 2020(01)
- [3]财政压力与环境污染 ——基于我国县级层面数据的研究[D]. 徐佳欣.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8)
- [4]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践[D]. 刘胜. 暨南大学, 2018(03)
- [6]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D]. 李元洪.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6)
- [7]纵向财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经验研究[D]. 叶兵.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8]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D]. 李波.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9]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D]. 李燕. 武汉大学, 2018(06)
- [10]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D]. 王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