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原外来疟疾1例（论文文献综述）
王茜[1]（2021）在《印度河文明考古学术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印度河文明（Indus Civilization）,亦称印度河河谷文明,主要兴盛于公元前2600-前1900年,主要分布在阿富汗的东北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西北部地区,是旧大陆四大古文明之一,也是南亚历史上第一个城市文明。20世纪之前,人们对印度河文明一无所知。南亚的历史记载中,包括最早期的吠陀经典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个曾经辉煌的古老文明。直到20世纪20年代,约翰·马歇尔等学者确认了印度河文明的存在,被埋在地下近五千年的古文明才得以重见天日。在英、美、法、德、意、日等西方学者和印度、巴基斯坦本土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百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印度河文明的考古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印度河文明是与中国早期文明毗邻的古代文明中心,巴基斯坦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印度是中国重要的近邻,但我国学者对印度河文明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到目前为止,我国国内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印度河文明的学术专着出版。国外考古学术史研究是开展境外考古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关于印度河文明的考古学术史研究,是南亚考古中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因此,本文以印度河文明现有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对印度河文明考古学术史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专题研究。本项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在全面搜集印度河文明考古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19世纪至今印度河文明每个阶段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深入了解各个时期印度河文明考古工作的概况、特征及其对印度河文明考古研究发展的历史贡献。二、系统梳理19世纪至今印度河文明每个阶段主要学术问题的提出与探讨,人们认识的发展过程,关注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科走向,为日后进一步开展工作奠定基础。印度河文明考古研究深受西方考古学的影响,没有形成本土独立的研究体系。同时缺少文献资料的佐证,人们对印度河文明的认识完全依赖于考古学,因此,掌握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是研究印度河文明的基本要求。三、对印度河文明主要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的结论有:印度河文明以印度河和萨拉斯瓦蒂河为中心,在形成过程中地理环境相对开放。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以灌溉农业为主。在灌溉农业的基础上,印度河流域从血缘社会走向了地缘社会,建立了地域化的早期“城邦”国家。开放、自由的外向型经济是印度河文明的重要特征。通过波斯湾海上贸易通道、伊朗高原北缘和南部陆上贸易通道,与波斯湾沿岸、西亚两河流域和中亚阿姆河流域建立了紧密的贸易关系。印度河文明在地形、地貌的割裂作用、缺少强大的外部威胁、开放的贸易经济、和平的内外部环境、内部社会层级不明显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没有形成统一君主制国家,而是建立了早期“城邦”国家。各“城邦”发展均衡,缺少中心向心力和凝聚力,社会结构不稳定。公元前1900年前后,印度河文明遇到了因气候环境变化、自然灾害频发、贸易经济衰退、传染病流行等因素导致的社会“危机”,在多重“危机”的共同作用下,印度河文明走向了衰落。四、印度河文明是与中国早期文明毗邻的古代文明中心,目前对于两个早期文明关系的探讨较为有限。本文在对印度河文明主要学术问题研究中,对与中国早期文明相关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延伸讨论。主要的结论有:公元前2000年前,原产于中国的粟、黍和水稻传入了印度河流域。在印度河文明“消失”之后,印度河流域和我国西部地区可能通过新疆翻越帕米尔高原瓦罕走廊、斯瓦特河谷、印度河河谷等穿越喀喇昆仑的路网进行了直接的交流。
赵红霞[2]（2020）在《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文中研究说明1917年9月鼠疫爆发于绥远特别行政区萨拉齐、五原两县以及包头镇,此后鼠疫沿京绥、正太、京汉、津浦等铁路蔓延八个月之久,影响绥远、察哈尔、山西、直隶、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省市,直至1918年4月消灭,共造成16000余人死亡。论文运用历史学、计量史学、灾害史、疾病史等方法,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个案研究和宏观叙述结合起来,试图探究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发生与近代边疆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与1910—1911年东北鼠疫对比,进一步探讨民国初年社会、政治、卫生制度的变化。同时,希冀通过对绥远鼠疫的研究,加深对传染病的现代思考。绥远鼠疫爆发于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在跳蚤、空气等媒介的传播下,鼠间鼠疫发展为人间鼠疫。当年的暖冬也为鼠疫的发生提供了条件。鼠疫爆发后,随着各类人口流动逐渐扩大了传播范围,而当地的风俗、卫生习惯也为鼠疫的扩散提供了隐性条件。绥远鼠疫除造成全国人口的逃亡和减少外,对民众的心理也是一次极大冲击,同时间接导致了部分地区社会动荡和经济凋敝。1916年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成为绥远鼠疫防治的纲领性文件。从中央防疫来说,北京政府接收到绥远爆发鼠疫的消息后,1918年1月开始布置相关的防疫工作,成立防疫委员会,并将疫情严重的地区分为四个区域:绥远、察哈尔、晋北、晋南,分别指定伍连德、何守仁和陈祀邦负责。同时颁布《火车检疫规则》、《检疫委员设置规则》以及《清洁及消毒方法》等一系列防疫相关规则。对政府的防疫举措,民众呈现出由抵抗到接受,再到配合的改变。民众的心理随着防疫工作的推进在不断变化。绥远鼠疫传染和防治过程中反映出如下问题。第一,政治局面的混乱造成政府反应迟钝。第二,绥远自身的复杂性影响防疫效果。第三,国人对边疆地区重要性认识不足。第四,防疫近代化过程的坎坷与复杂。综上,防疫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除了有赖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支撑外,还需要经济近代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科学化的不断推进。
张震炎[3]（2020）在《青蒿素哌喹全民服药防控基里维纳岛疟疾流行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验证复方青蒿素哌喹片全民服药（MDA）是否能快速降低海岛地区疟疾混合感染。验证复方青蒿素哌喹片全民服药是否能快速降低不同区域不同感染程度的村庄的带虫率。探索边远地区村庄疟疾的发病规律。方法:对基里维纳岛开展基线调查,包括当地人口数、性别分布、调查当地医疗卫生中心以及医疗点的数量、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数量,门诊疟疾月报病例数。全民服药前开展社会动员、社区宣传、以及队伍建设,培训发药员和监督员。全民服药前完成一次全岛的人群带虫率的抽样调查。完成基线数据收集、后勤人员安排、社区动员后在基里维纳岛开展青蒿素-哌喹片三轮全民服药。全民服药后完成数据的整理,包括服药率、副作用发生率、未服药人群分布情况。全民服药6个月及12个月后开展2次全岛的人群抽样带虫率调查,评估全民服药对当地疟疾发病率的影响。收集医疗机构全民服药前后的疟疾门诊病例数,分析全民服药后医疗机构病例数的变化情况。对现有数据进行挖掘,了解不同地区存在的差异性。做好后期维护队伍的建设,做好流动人员的控制与监测,加强防疟宣传。全民服药结束一年后对三个不同区域的村庄开展入户调查,了解家庭人口情况、蚊帐使用情况、月收入情况、发热史及出岛史、夜间野外作业情况。探索疟疾复燃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在全民服药前抽样调查的村庄内选取距离城镇直线距离35公里内共8个村庄,并在地图上标明位置,测量距离,同时查阅服药前该村庄的人群带虫率并记录,通过统计分析,了解两组数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全民服药后一年,由巴新医学研究机构抽样选取四个村庄,开展人群带虫率抽样调查,制作滤纸血片用于检测低密度感染。在地图上标记四个村庄的位置及低密度感染率,测量村庄与城镇的直线距离,分析低密度感染率和村庄与城镇直线距离是否存在相关性。结果:青蒿素哌喹片三轮MDA快速控制了疟疾流行。感染率（镜检）服药前为16.53%,MDA6个月、12月后分别降低为3.47%,2.14%,下降幅度为87.05%;感染率（快速诊断试剂RDT）服药前为3.49%,MDA6个月、12月后分别降低为0.62%,0.43%,下降幅度为87.68%。间日疟（镜检）感染率,服药前为4.91%,MDA6个月、12月后分别降低为0.62%,0.36%,下降幅度为92.67%。Bwetalu村、Kaisiga村、Munuwata村的地理位置、蚊帐使用情况、经济、居民生活习惯、近期外出史具有差异性。全民服药前发病率Bwetalu村（10.70%）、Kaisiga村（14.60%）、Munuwata村（32.30%）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全民服药后Bwetalu村（1.00%）、Kaisiga村（0.00%）、Munuwata村（3.00%）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全民服药前距城镇直线距离35Km内各村发病率与城镇的直线距离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距离城镇越远,发病率越高。全民服药一年后抽查四个距城镇距离35Km的村庄低密度感染率与城镇的直线距离存在线性关系,距离城镇越远,发病率越高。结论:复方青蒿素哌喹片全民服药在保障覆盖率（三轮平均覆盖率>90%）的前提下能够快速控制基里维纳岛混合疟疾感染。三轮全民服药（青蒿素-哌喹片）在保障服药率以及后期社区医疗工作者积极维护的前提下,能快速控制基里维纳岛地区不同地域、不同患病率村庄的疟疾流行,并在后期维护到位的基础上能够维持发病率不反弹。全民服药前村庄的发病率与村庄和城镇的直线距离（35km范围内）呈正相关。全民服药后村庄的低密度感染率与村庄和城镇的直线距离（35km范围内）呈正相关。
吴雨[4]（2019）在《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虽只有38年的历史,但却是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转型期。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无年不疫,频繁的疫灾冲击着当时疲敝的社会,在传染病的肆虐下,社会正在慢慢发生着变化。本文着眼于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疫灾流行状况,结合其区域的特殊性分析致灾因子,并探讨疫灾影响下社会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在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方面,时间上,民国38年间,云贵川三省几乎年年有疫,四川省的疫灾频度达到了 100%。十年疫灾指数居高不下,疫灾广度在波动中上升,波及范围在1942年达到最大,疫灾县数呈现出显着的“双峰”状态,民国后期的疫灾程度明显重于前期。空间上,疫灾多发县沿四川盆地边缘呈半环状分布,疫灾重心虽在民国前中后期有一定的迁移,但均位于四川省内。霍乱、天花、伤寒、疟疾和鼠疫是本区的主要高发传染病,高发地除霍乱位于贵州省,鼠疫位于云南省外,其余都分布于四川省,四川省是本区的疫灾热点区域。疫灾爆发流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方面,云贵川地区整体海拔偏高,疫灾流行与海拔高程之间在0.01显着性水平下呈微弱负相关（r=-0.152）,整体上海拔越高,疫灾频度越低,高发县集中在海拔500-2000米的相对平坦地带。年均温与疫灾年数成弱正相关（r=0.118）,气温较高的情况下越容易有疫灾的流行,年均降水量虽没有通过相关性检验,但在耦合图中发现,年降水量在800-1200mm之间的地势低平区是高发县的集中地。河流作为当时主要的饮用水来源,通过缓冲区分析发现,距离河流越近,疫灾发生频率越高。亚热带季风气候,水、旱灾害频繁,与地震一样对疫灾具有一定的诱发机制,自然疫源地也影响着疫灾的分布,是滇西南鼠疫高发的主要原因;社会因素方面,云贵川地区山地较多,人口密集,交通便利,交往频繁的相对平坦区是疫病高发的热点区,战争除对本地疾病爆发造成影响外,病菌还会随军队和难民的迁移而扩大影响范围,少数民族聚居区特有的风俗,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疫灾的流行。云贵川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在抗战爆发后,因国民政府首都内迁,成为抗战大后方而得到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纷纷建立起了公共卫生行政、服务和防疫体系。快速的“畸形”发展使得各卫生机构几乎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社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思想上公共卫生意识渐开,政府受中央的支持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社会有识之士以科学的方法宣传防疫思想,普通民众在科学防疫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禳灾解疫的风俗习惯。虽有这一段快速的发展期,其公共卫生水平与沿海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且这一繁荣景象在抗战胜利后,各方面支撑力量的回迁,卫生事业又陷入了濒于停滞的状态。
米善军[5]（2019）在《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文中提出云县自古多瘴岚,清代云县疟疾流行只能勾勒大致面貌。民国时期该地疟疾肆虐,尤以1933～1940年为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时期。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出现过两次反复,随着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于1986年基本扑灭,并最终融入全球性消除疟疾战略计划。清代云县防治疟疾主要采取看医、寻药及诉诸鬼神来解决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民国时期,政府的卫生防疫机制虽已建立,虽然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总归是收效甚微。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真正地实现了中央—地方之间的强力互动。这种强力关系的建立是通过波浪状的卫生运动、精密化的制度设计逐步达到的。清代云县有无卫生机构,已经无从考证。当时遇到疫情发生,根本无法实现疫情的及时控制与扑灭,更谈不上疾疫预防。民国政府治下的云县,已经出现较为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无奈由于机制体制不甚健全,只在县城为中心地方设立了相关机构,根本无法辐射全县各地,尤其是偏远山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政局的稳定,在民国政府留下的卫生遗产的基础上,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部署中,云县地区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形成点面结合,层级分明,高度密集医疗卫生网络。云县的疟疾流行是地缘区位、国家政权、民风习俗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疟疾的快速蔓延之势,倒逼民国政府不得不重视起基层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与建设,但这些机构难以为继,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通过国家地计划与控制,走出一条以国家为主导,群防群治相结合的特色防治道路,逐步确立起大众心中新政权焕然一新的形象与面貌。
吴婉婷[6]（2019）在《青蒿素复方心脏毒性及群体干预后的流行病学、抗药性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疟疾是全球性的流行疾病,2017年全球仍有2.19亿疟疾病例。目前疟疾仍然是危害非洲人民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儿童是疟疾的主要受害者。疟疾是非洲流行国家儿童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罹患疟疾而幸存下来的儿童亦容易造成大脑受损或是瘫痪等严重后遗症或并发症,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疟疾流行地区妇女怀孕后,疟疾除了引起孕妇本身的健康问题外,新生儿体重过轻、贫血甚至死亡等发生率也会增加。疟疾的直接开销包括用于预防和治疗的个人费用和社会公共支出。在一些疟疾高流行的国家,疟疾的防治费用可占多达40%的公共卫生支出,同时,疟疾占据了 30-50%的住院病人数和高达60%的门诊人次。疟疾会导致贫困加剧,且会影响教育和劳作,降低学校及工作场所的出勤率,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全球疟疾死亡病例88%发生在非洲国家,亚洲国家占约11%,美洲则占不到1%。科摩罗是位于非洲东部海岸和马达加斯加北部之间,莫桑比克海峡北部印度洋的一个群岛国家,它由大科岛、莫埃利岛和昂儒昂岛三个火山岛组成,全国人口约652,202,国土面积2236km2。大科岛是科摩罗联盟最大的岛（1024平方公里）,有最高的山峰（卡尔塔拉火山顶部高达2361米）。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和广东新南方青蒿科技有限公司的支持下,莫埃利岛和昂儒昂岛分别开展了一系列的抗疟措施,疟疾的流行得到有效的控制,莫埃利岛和昂儒昂岛的疟疾流行率下降了 98%以上,5岁以下儿童的疟疾死亡率从2005年的3.75‰下降到2010年的0.75‰。目前,大科岛是科摩罗抗疟工作的重点所在,为了达到科摩罗消除疟疾的目标,制定符合大科岛当地的抗疟政策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大科岛与邻近两个岛和邻国之间的人口流动频繁,当地不具备完善的人口流动登记系统,这对疟疾防治带来不利影响,来自印度、东南亚或东非的抗药性原虫株亦有可能输入,这将会增加疟疾防控的难度。中医对疟疾的认识为“疟邪之舍于营卫,正属于少阳半表半里”,疟邪的病机为温邪内侵人体所致,属于温病的范畴。暑热内蕴而引起人体正邪相争,引起“寒热往来”,则为临床上表现为定时交替发作的发热和热退。中医认为疟疾多发于夏秋季,在人体感受疟邪,体内邪正交争,引起以寒战壮热,头痛,汗出,休作有时为特征的传染性疾病。而根据患者体质和病情的发展,疟疾可分为正疟、温疟、寒疟、瘅疟、劳疟等不同病类。根据清代医家叶天士通过卫气营血辨证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卫气营血的病机变化会导致温病的病理变化,从而引起“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这一从浅至深的疾病传变规律。治疗疟疾时根据卫气营血传变理论可以区分疾病的证候类型以及分析病情的轻重、缓急、深浅,对疾病的诊治有较大参考意义。青蒿味苦、性寒,入足厥阴肝经,主留热在骨节间,治湿热之证;曾有中医书籍记录到“治寒热疟病方用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因此从药性和使用历史考虑,青蒿可作为疟疾治疗的药物。现代医学家和药学家们也证实了从青蒿植物中提出的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物——青蒿素具有抗疟效果。药物诱导的QT间期延长可增加尖端扭转型心律失常的风险,尖端扭转型心律失常是多形性室性心律失常的一种,瞬时发作可引起一系列临床症状,如头晕或意识丧失,甚至可导致死亡。由于疟疾流行国家和地区常大范围使用抗疟药,心脏安全性评估成为抗疟药安全性研究的热点之一。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记录了常用抗疟药的心脏毒性的文件,但对本研究选用的青蒿素-哌喹复方对心脏功能的影响未有详细的报告,该复方在临床剂量使用时心脏安全性评价相关的数据仍然比较缺乏。全民服药是指在特定的情况下,一定地理区域所有人不管是否得病,在不检测的情况下均同时进行治疗。全民服药用于疟疾控制和消除具有较长历史,全民服药的抗疟效果取决于服药覆盖率和用药方案的有效性。影响服药覆盖率的主要原因是民众对全民服药方案的不了解和对药物不良反应的担忧。无症状疟原虫携带大多数不能通过显微镜或者快速诊断试验检查出来,但是可以持续传播疟原虫,在疟疾传播有季节性的地区,都是由无症状感染者感染蚊媒,蚊媒叮咬健康人而传播疟原虫,全民服药中无需检测每个人的感染情况,所有个体均接受治疗,有利于阻断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疾病。全民服药的人群副作用主要由所选择的药物引起,常见的有:腹痛,头痛,呕吐,头晕,打喷嚏,肌肉酸痛,发热,恶心和身体不适等,药物引起的这些副作用经过处理大多数能缓解,因此全民服药是比较安全的疟疾控制方法。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根据莫埃利岛和昂儒昂岛的成功经验,综合考虑大科岛当地的经济水平、医疗卫生水平、人口分布情况、文化水平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后,在中医治疗疟疾的理论指导下,制定相应的全民服药方案,同时评估该方案在大科岛疟疾防控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跟踪全民服药在当地疟疾防控效果的时效性。由于全民服药方案为大范围的人口服用药物,其中包括了疟疾患者和健康人群,药物的安全性评价是首要问题。因此,本研究在全民服药开展前,通过分析临床试验中使用青蒿素-哌喹复方的患者心电图数据,从而有效评估该复方的心脏安全性。青蒿素复方全民服药与青蒿素耐药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完全明了,本研究通过监测全民服药后青蒿素抗性相关的基因多态性指标的变化,评估全民服药后当地疟原虫株青蒿素抗性强度的变化。研究方法与内容1、分析2003年至2005年在柬埔寨收集的93例疟疾患者,所有患者均被诊断为疟疾。疟疾病例通过临床症状诊断和实验室检测进行确诊后给予青蒿素-哌喹复方治疗,分别在用药前、口服第一剂药物后4小时和口服第二剂药物后4小时三个时间段进行心电图检查,经过专业心电图医师进行PR间期、QRS波时长、RR间期和QT间期等心电图指标测量,其中QT间期通过Friderici和Bazett公式校正,比较三个时间段患者的心电图指标,评估青蒿素-哌喹复方对心电图的影响,从而分析该复方的心脏安全性。2、收集大科岛基线数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调查当地医疗卫生管理组织构架、医疗机构设置、各级机构人员数量,了解基层卫生组织情况以及疟疾防治管理组织构架、抗疟队伍人员情况等;收集医疗机构疟疾阳性病例相关数据;调查蚊帐发放情况、使用蚊帐的人群覆盖率、特殊人群的疟疾预防措施落实情况、青蒿素复方的使用情况、杀虫剂室内残余喷洒的情况等;调查当地疟疾诊断方法及诊断准确率。完善基线数据收集后在大科岛开展两轮全民服药,随机选取部分地区服用青蒿素-哌喹复方,其余地区服用青蒿素-哌喹复方联合低剂量伯氨喹。比较全民服药后大科岛疟疾阳性病例率、儿童带虫率、儿童配子体携带率等指标,评估全民服药对当地疟疾流行的影响,同时分析服药人群中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评价青蒿素-哌喹复方联合或不联合低剂量伯氨喹全民服药的安全性。3、使用EDTA抗凝管分别于2006年3月至2007年10月（全民服药前）和2016年3月至2017年8月（全民服药后）收集大科岛恶性疟患者全血样品,使用Takara DNA试剂盒从血液样品中分离DNA,通过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后,用DNA测序仪进行核苷酸测序,检测疟原虫株K13基因D464H、S477Y、N490H、V520A、N554H和A578S多态性出现的情况,比较全民服药前后以上位点变异之间的差异,评估全民服药与青蒿素抗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1、第一剂给药后4小时QTcF延长38例（41.76%）,QTcF缩短54例（59.34%）,其中8例（8.79%）中度延长,无重度延长病例;QTcB延长24例（26.37%）,QTcB缩短67例（72.63%）,4例（4.40%）中度延长,1例（1.10%）重度延长。第二剂给药后4小时QTcF延长37例（40.66%）,QTcF缩短55例（60.44%）,其中12例（13.19%）中度延长,1例（1.10%）重度延长;QTcB延长21例（23.08%）,QTcB缩短71例（78.02%）;其中3例（3.30%）中度延长,3例（3.30%）重度延长。在两剂给药后QTcF与用药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8）。QTcB在4h-1st dose和4h-2nd dose均缩短（P=0.00）。本研究未记录到尖端扭转型心律失常或其他心律失常的异常心电图表现。2、第一轮全民服药AP区服药率82.43%,AP+PMQ区服药率82.40%。第二轮全民服药AP区服药率80.07%;AP+PMQ区服药率80.50%。两地区第一轮和第二轮服药覆盖率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P=0.853,P=0.640）。第一轮和第二轮全民服药两个地区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P=0.720,P=0.341）。全民服药后大科岛各地区疟疾阳性病例数从2014年开始呈明显下降趋势,大多数地区阳性病例数在2016年开始有轻微的上升,到2017年上升较明显。儿童带虫率在不同服药方案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09）,MDA后不同月份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儿童配子体携带率在不同服药方案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59）,MDA后不同月份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3、全民服药前后D464H、S477Y、N490H、V520A、N554H和A578S突变发生的比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AP复方在安全剂量范围内使用时不具有显着的心脏毒性,并且可以安全地应用于疟疾治疗。AP复方对具有QT延长或心律失常风险人群的心脏毒性评估仍然是必要的。2、青蒿素-哌喹复方联合或不联合伯氨喹的全民服药方案能有效控制疟疾,在短期内快速降低疟疾阳性病例数、儿童带虫率以及儿童配子体携带率,并能使当地的疟疾流行水平维持在较低水平,且不良反应较轻。此方案在能保证较高服药覆盖率的情况下可作为地区主要的疟疾防控方法。3、全民服药措施并未引起大科岛恶性疟原虫青蒿素抗性相关的K13基因突变,当地疟原虫对ACT治疗仍然敏感,后续疟原虫抗性指标的检测对当地抗疟防治工作意义重大。
王彤[7]（2017）在《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滇西德宏地区由于独特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民族风俗等原因,加之医疗卫生水平低,技术落后,意识薄弱,瘴疠、疟疾等热带疾疫频繁爆发。又受频繁水灾、兵灾的破坏,对当地社会医疗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故一直都是中外闻名的“瘴疠之区”。传统社会中,滇西德宏地区疟疾长期肆虐,但主要只依靠宗教医疗和巫医抵御疾病。乾隆滇缅战争后,中医开始进入德宏,才打破了巫医治病的局面。晚清时期,随着传教士的进入、西医西药的传入,近代医疗萌芽、发展,但成效有限。20世纪30年代末,战乱频仍,疟疾流行加剧,医疗卫生事业也因战争医疗的进入得到了显着发展,但因受政治、经济和民族风俗等因素的影响,疟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1950年代后,疟疾的防治与国家对边疆的开发及经营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爱国医疗卫生运动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展,有效遏制了疟疾的流行和传播。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政策及边境口岸的开放,人员流动和贸易往来随之增多,输入型疟疾成为德宏疟疾流行的主要动因,但因疟疾防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德宏疟疾得到了及时控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和传播,基本处于可控状态。2000年后全球疟疾基金的推广,云南疟疾防控进入了全球化阶段,疟疾控制成为联合国卫生组织的重要目标,德宏疟疾控制也取得了极大进步。滇西德宏地区地处边疆国境线地带,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易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当地少数民族观念等因素的多重影响,疟疾的流行和防治也呈现出其独有的特性。全球化、政治、技术、战争等因素是使滇西德宏地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步加强,医疗卫生的“国家化”和“现代化”成为主流,这些在疟疾的防治政策、措施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体现,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滇西德宏地区在政治、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努力与实践。
谢朝勇,何伊莎,李燕菁,杨佩才[8]（2016）在《2010-2015年南京市疟疾疫情流行病学分析》文中指出目的分析2010-2015年南京市疟疾流行特征,为下一步制定和调整疟疾的防控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0-2015年南京市网络报告的疟疾疫情资料、病例个案调查和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10-2015年南京市共报告疟疾确诊病例137例,其中恶性疟102例（74.45%）、间日疟33例（24.09%）、卵形疟1例（0.73%）、三日疟1例（0.73%）;境外感染126例（91.97%）、本地感染2例（1.46%）、省外感染9例（6.57%）。境外输入病例中有117例来自非洲国家,9例来自亚洲国家。患者人群主要为青壮年男性,职业以农民工、工人、技术人员为主。发病当天就诊的病例占19.30%,就诊当天即确诊的病例占55.65%,确诊单位以市级医院为主（74.45%）。结论南京市疟疾疫情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本地感染逐步消除,但境外输入疫情仍然严重。因此需要加强对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和监测,提高医疗机构专业人员对疟疾的临床诊治能力,同时对重点人群开展疟疾健康教育,以降低疟疾的发病风险。
邓积广,余水兰,江超穗,农智,梁少溢[9]（2016）在《2003～2014年广西百色市右江区疟疾流行病学分析》文中提出目的了解广西百色市右江区20032014年以来疟疾流行病学特点及态势。方法收集20032014年百色市右江区当地发热居民、外出务工返回人员和外来人员疟疾监测资料进行描述和分析。结果 20032014年,右江区共监测本地发热患者119 216人次,外出务工返回人员522人次,外来流动人员22 260人次,三类人群血检阳性率分别为0.0017%、0.575%和0.119%。共检出本地感染疟疾3例和输入性疟疾27例,其中恶性疟20例,间日疟9例,未分型（临床诊断）1例。结论右江区疟疾发病以境外输入性病例为主,且半数以上为恶性疟。
周水森,严俊,夏志贵,丰俊,胡桃,汤林华,周晓农[10]（2015）在《西藏自治区消除疟疾的机遇、挑战与对策》文中指出本文对西藏自治区疟疾流行特征及影响因素,实现消除疟疾目标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疟疾防控对策与建议进行评述。
二、高原外来疟疾1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原外来疟疾1例（论文提纲范文）
（1）印度河文明考古学术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2.1 文明 |
| 1.2.2 印度河文明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印度河文明的早期发现(19世纪) |
| 2.1 早期调查与发现 |
| 2.1.1 查尔斯·梅森 |
| 2.1.2 亚历山大·伯恩斯 |
| 2.1.3 亚历山大·坎宁安 |
| 2.1.4 爱德华·莫克勒 |
| 2.2 三枚印章的发表 |
| 2.3 认识与评价 |
| 2.3.1 社会背景 |
| 2.3.2 学科背景 |
| 2.3.3 早期认识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印度河文明的确认(20 世纪20-30年代) |
| 3.1 印度河文明存在的确认 |
| 3.1.1 约翰·马歇尔生平简介 |
| 3.1.2 印度河文明的发现 |
| 3.1.3 印度河文明的命名 |
| 3.2 20-30年代考古工作回顾 |
| 3.2.1 历史背景 |
| 3.2.2 考古工作回顾 |
| 3.3 典型遗址的发掘与整理 |
| 3.3.1 哈拉帕遗址 |
| 3.3.2 摩亨佐达罗遗址 |
| 3.3.3 昌胡达罗遗址 |
| 3.4 主要学术问题研究 |
| 3.4.1 与苏美尔文明的关系 |
| 3.4.2 气候环境 |
| 3.4.3 政治体制 |
| 3.4.4 原始宗教 |
| 3.5 学术贡献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印巴分治与印度河文明研究新阶段(20世纪40-60年代) |
| 4.1 40-60年代考古工作回顾 |
| 4.1.1 历史背景 |
| 4.1.2 考古工作回顾 |
| 4.2 主要遗址的发掘与整理 |
| 4.2.1 洛萨尔遗址 |
| 4.2.2 卡利班甘遗址 |
| 4.2.3 科特迪吉遗址 |
| 4.2.4 阿姆里遗址 |
| 4.3 主要学术问题研究 |
| 4.3.1 彩陶类型学研究 |
| 4.3.2 苏美尔文献中的印度河文明研究 |
| 4.3.3 政治体制 |
| 4.3.4 衰落原因 |
| 4.4 学术贡献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印度河文明考古研究的兴盛时期(20世纪70-90年代) |
| 5.1 70-90年代考古工作回顾 |
| 5.1.1 历史背景 |
| 5.1.2 考古工作回顾 |
| 5.2 主要遗址的发掘与整理 |
| 5.2.1 马哈嘎遗址 |
| 5.2.2 朵拉维拉遗址 |
| 5.2.3 罗迪遗址 |
| 5.3 主要学术问题研究 |
| 5.3.1 年代序列 |
| 5.3.2 农业起源 |
| 5.3.3 政治体制与社会状况 |
| 5.3.4 文化特征 |
| 5.3.5 兴衰原因 |
| 5.3.6 去向 |
| 5.4 学术贡献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本世纪以来的印度河文明考古研究(21世纪) |
| 6.1 本世纪以来考古工作回顾 |
| 6.1.1 历史背景 |
| 6.1.2 考古工作回顾 |
| 6.2 主要遗址的发掘与整理 |
| 6.2.1 法玛纳遗址 |
| 6.2.2 拉希迦希遗址 |
| 6.3 主要学术问题研究 |
| 6.3.1 物料来源 |
| 6.3.2 植物遗存 |
| 6.3.3 气候环境 |
| 6.3.4 哈拉帕墓葬中的外来人口 |
| 6.3.5 文明起源 |
| 6.4 学术贡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印度河文明考古主要学术问题研究 |
| 7.1 自然地理环境 |
| 7.2 农业 |
| 7.3 手工业 |
| 7.3.1 制陶手工业 |
| 7.3.2 装饰品 |
| 7.3.3 制铜手工业 |
| 7.3.4 小结 |
| 7.4 聚落与城市 |
| 7.5 早期崇拜与信仰 |
| 7.6 与其他地区商贸和文化交流 |
| 7.7 印度河文明的兴衰过程 |
| 7.8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基本史料 |
| 三、相关概念的介绍 |
| 四、研究概况 |
| 五、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传播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传染病概况 |
| 第二节 鼠疫在绥远的爆发及传播 |
| 第三节 绥远鼠疫在全国的蔓延 |
| 第四节 鼠疫爆发及传播的因素 |
| 一、引发鼠疫的因素 |
| 二、鼠疫传播的因素 |
| 第五节 鼠疫的影响 |
| 一、人口的逃亡和减少 |
| 二、社会动荡 |
| 三、经济凋敝 |
| 四、民众心理的波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防治工作 |
| 第一节 国家层面的防疫 |
| 一、防疫背景 |
| 二、中央防疫措施 |
| 三、防疫经费 |
| 四、交通管制 |
| 五、近代医学防疫 |
| 六、外国的介入 |
| 第二节 地方的防疫措施 |
| 一、绥远特别行政区的措施 |
| 二、绥远以外地区的措施 |
| 第三节 民众对官方防疫的反应 |
| 一、鼠疫初期的民众反应 |
| 二、鼠疫过渡期的民众反应 |
| 三、鼠疫后期的民众反应 |
| 小结 |
| 第三章 绥远鼠疫与防疫制度化进程 |
| 第一节 绥远鼠疫及其反映的问题 |
| 一、政局混乱与官方反应 |
| 二、绥远的复杂性与防疫效果 |
| 三、当局对边疆地区的认知 |
| 四、防疫及其近代化 |
| 第二节 与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比较 |
| 一、鼠疫的传播与扩散 |
| 二、防疫事务 |
| 三、两次鼠疫差异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防疫的警示 |
| 小结 |
| 结语 |
| 图表索引 |
| 图目 |
| 表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1917-1918年绥远鼠疫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绥远灾害大事记(1912-1948年) |
| 附录三 1917-1918年鼠疫山西死亡人口统计表 |
| 附录四 《中国传染病条例》 |
| 附录五 1917-1918年绥远鼠疫相关图片 |
| 后记 |
（3）青蒿素哌喹全民服药防控基里维纳岛疟疾流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献研究 |
| 第一节 巴布亚新几内亚疟疾流行情况 |
| 1.1 巴新疟疾流行概况及国家疟疾防治方案 |
| 1.2 国家疟疾防治策略和治疗用药方案 |
| 1.3 疟疾传播媒介及居民居住条件 |
| 1.4 巴新疟疾防控史及抗疟药抗性报道 |
| 第二节 巴布亚新几内亚米尔恩湾省概况 |
| 第三节 恶性疟及间日疟的防控现状和研究进展 |
| 第四节 中医理论在疟疾防控中的应用 |
| 4.1 整体观与辨证论治 |
| 4.2 预防 |
| 4.3 三因制宜 |
| 4.4 邪正盛衰与疟疾 |
| 第五节 大规模人群服药控制疟疾 |
| 5.1 大规模人群服药(MDA)的优势 |
| 5.2 MDA的难点 |
| 5.3 MDA与抗药性 |
| 第六节 疟原虫抗性研究进展 |
| 6.1 恶性疟原虫对青蒿素的抗性研究进展 |
| 6.2 恶性疟原虫对哌喹抗性的研究进展 |
| 6.3 间日疟原虫的抗性的研究进展 |
| 第二章 复方青蒿素全民服药控制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维纳岛疟疾流行 |
| 第一节 背景及研究目的 |
| 1.1 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材料与方法 |
| 2.1 基里维纳岛情况 |
| 2.2 人群带虫率调查及医疗机构数据搜集 |
| 2.3 RDT及血涂片的制作及阅读 |
| 2.4 原虫计数的计算方法 |
| 2.5 全民服药(MDA)宣传动员培训 |
| 2.6 MDA的实施 |
| 2.7 伦理 |
| 2.8 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结果 |
| 3.1 人口调査及MDA覆盖率 |
| 3.2 不良反应发生率 |
| 3.3 未服药原因统计 |
| 3.4 服药前后抽样调查镜检人群带虫率变化 |
| 3.5 服药前后抽样调查RDT人群带虫率变化 |
| 3.6 2017年-2019年Losuia医疗中心疟疾病例记录 |
| 3.7 季节与发病率 |
| 第四节 讨论 |
| 第五节 结论 |
| 第三章 复方青蒿素全民服药对不同区域的效果及疟疾反弹风险因素的评估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目的 |
| 1.1 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材料与方法 |
| 2.1 村庄概况 |
| 2.2 基里维纳岛后期维护工作 |
| 2.3 后期调查及调查时间 |
| 2.4 调查内容 |
| 2.5 对全民服药及后期调查数据整理 |
| 2.6 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结果 |
| 3.1 人口学信息 |
| 3.2 入户调查信息 |
| 3.3 数据整理 |
| 第四节 讨论 |
| 第五节 结论 |
| 第四章 人群带虫率及低密度感染率与城镇距离的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目的 |
| 1.1 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材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整理 |
| 2.2 调研内容 |
| 2.3 伦理 |
| 2.4 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结果 |
| 3.1 全民服药前抽样村庄带虫率及距城镇直线距离 |
| 3.2 巴新医学研究机构提供的全民服药一年后抽样调查人群带虫率(镜检) |
| 3.3 巴新医学研究机构提供的全民服药一年后抽样调查人群带虫率(RDT) |
| 3.4 四个村庄抽样人数及低密度感染率情况 |
| 3.5 四个村庄全民服药期间平均服药覆盖率 |
| 3.6 四个村庄平均服药覆盖率与低密度感染率 |
| 3.7 全民服药一年后距城镇直线距离35公里内的抽样村庄及抽样调查人群带虫率(PCR) |
| 第四节 讨论 |
| 第五节 结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 详细摘要 |
（4）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区域概况 |
| 2.1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 |
| 2.1.1 地形 |
| 2.1.2 气候 |
| 2.1.3 河流 |
| 2.2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社会经济概况 |
| 2.2.1 人口与交通 |
| 2.2.2 政权与战争 |
| 2.2.3 政区与沿革 |
| 3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的时空分布 |
| 3.1 数据来源及相关概念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相关概念 |
| 3.2 疫灾流行的时间分布 |
| 3.2.1 季节变化 |
| 3.2.2 年际变化 |
| 3.2.3 长期趋势 |
| 3.3 疫灾流行的空间差异 |
| 3.3.1 疫灾总体空间分布 |
| 3.3.2 单个疫种空间分布 |
| 3.4 本章小结 |
| 4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的影响因素 |
| 4.1 自然环境因素 |
| 4.1.1 地形 |
| 4.1.2 河流 |
| 4.1.3 气候 |
| 4.1.4 自然灾害 |
| 4.1.5 自然疫源地 |
| 4.2 社会环境因素 |
| 4.2.1 人口 |
| 4.2.2 交通 |
| 4.2.3 战乱 |
| 4.2.4 风俗 |
| 4.3 自然与社会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 |
| 5.1 公共卫生行政体系 |
| 5.1.1 卫生行政机构 |
| 5.1.2 卫生行政制度 |
| 5.2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
| 5.2.1 公立卫生部门 |
| 5.2.2 私立医疗机构 |
| 5.3 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
| 5.3.1 设立防疫机构 |
| 5.3.2 建立疫情报告制度 |
| 5.4 本章小结 |
| 6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影响下的公共卫生意识变迁 |
| 6.1 政府防疫制度的完善 |
| 6.1.1 专门的防疫制度 |
| 6.1.2 卫生经费的增加 |
| 6.1.3 清洁卫生法规 |
| 6.1.4 交通防疫法规 |
| 6.1.5 学校卫生法规 |
| 6.2 社会精英防疫思想的变迁 |
| 6.2.1 防控传染源的思想 |
| 6.2.2 防控传播途径的思想 |
| 6.2.3 防控易感人群的思想 |
| 6.3 普通民众防疫观念的变迁 |
| 6.3.1 迷信防疫习俗 |
| 6.3.2 节日防疫习俗 |
| 6.3.3 相沿成俗的防疫措施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学术价值 |
| 二、疟疾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总结 |
| (一) 中国疟疾学术研究六十年回顾 |
| (二) 云南省疟疾研究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及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中西医学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一节 传统中医体系下的疟疾认知 |
|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二、魏晋隋唐五代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疟疾认知 |
| 第二节 现代西医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二章 自然环境、区位、习俗与云县疟疾的关联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区位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云县疟疾 |
| 二、海拔、地形与云县疟疾 |
| 三、地理区位与云县疟疾 |
| 第二节 传统习俗与疟疾 |
| 第三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 |
| 第一节 清代疟疾的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四节 天降鞠凶:时代变革中的云县疟疾流行态势 |
| 第四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清代云县的疟疾防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 |
| 一、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阶段 |
| 二、1949年后云县疟疾的防治措施 |
| 第四节 艰难棘途:中央与地方的统合 |
| 第五章 云县抗疟机构的演变与转型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二节 建国后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三节 公共卫生:国家卫生体系转型中的抗疟机构 |
| 结语 |
| 附1 |
| 附2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活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荣誉 |
（6）青蒿素复方心脏毒性及群体干预后的流行病学、抗药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献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中医中药对疟疾诊断和治疗的指导 |
| 一、传统中医对疟疾的诊断思路 |
| 二、疟原虫感染人体与中医病机变化 |
| 三、卫气营血理论与疟疾发生发展的关系 |
| 四、传统中药青蒿治疟和青蒿素的发现 |
| 第二节 全球疟疾流行情况和防治措施 |
| 一、全球疟疾感染概况和死亡病例分布概况 |
| 二、疟疾相关资金投入和疟疾防治措施实施概况 |
| 三、疟疾的诊断、治疗和监测 |
| 第三节 中国疟疾流行情况和防治经验 |
| 一、中国疟疾流行省份的现状 |
| 二、影响中国疟疾流行的因素 |
| 三、中国抗疟工作与全球抗疟的关系 |
| 第四节 青蒿素抗疟作用的发现和发展 |
| 第五节 青蒿素抗药性研究进展 |
| 一、青蒿素耐药的定义 |
| 二、青蒿素耐药相关的基因 |
| 三、青蒿素抗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情况 |
| 第六节 科摩罗地理、气候、疟疾流行病学特征 |
| 一、科摩罗的地理特征 |
| 二、科摩罗的疟疾流行概况和传播媒介 |
| 三、科摩罗的气候特征 |
| 四、科摩罗的疟疾防控措施 |
| 第七节 全民服药防治疟疾的研究进展 |
| 第二章 关于复方青蒿素治疗疟疾疗效和心脏毒性的病例系列分析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患者招募和伦理声明 |
| 二、药品和治疗方案 |
| 三、临床指标评估 |
| 四、心电图测量 |
| 五、随访 |
| 六、统计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结果 |
| 一、患者招募和随访 |
| 二、治疗效果 |
| 三、心电数据分析 |
| 第五节 讨论 |
| 第六节 结论 |
| 第三章 复方青蒿素全民服药控制大科岛疟疾流行的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基线资料调查 |
| 二、人群带虫率及配子体携带率的调查 |
| 三、全民服药前期准备工作 |
| 四、全民服药的实施 |
| 五、特殊人群的处理 |
| 六、跟踪及随访 |
| 七、统计方法 |
| 八、研究步骤流行图 |
| 第四节 研究结果 |
| 一、MDA覆盖率 |
| 二、MDA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
| 三、MDA前后大科岛各地区每1000人口医疗机构阳性病例数的变化情况 |
| 四、各地区MDA前后儿童带虫率调查 |
| 五、MDA前后大科岛各地区儿童配子体携带率调查 |
| 六、大科岛与昂儒昂岛MDA后医疗结构阳性病例数比较 |
| 七、大科岛与昂儒昂岛MDA后儿童带虫率比较 |
| 第五节 讨论 |
| 第六节 结论 |
| 第四章 复方青蒿素全民服药后恶性疟原虫K13序列多态性监测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DNA提取及检测 |
| 二、统计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结果 |
| 第五节 讨论 |
| 第六节 结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论文发表情况和课题参与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 详细摘要 |
（7）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的社会生态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疟疾 |
| 二、地形、海拔与疟疾 |
| 三、山河与疟疾 |
| 四、区位与疟疾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与疟疾 |
| 一、环境卫生与疟疾 |
| 二、生活习惯与疟疾 |
| 三、傣族人居环境与疟疾 |
| 四、宗教信仰与疟疾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状况与疟疾 |
| 一、医疗卫生组织与疟疾 |
| 二、医疗卫生条件与疟疾 |
| 三、少数民族医药与疟疾 |
| 第二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的疟疾流行 |
| 第一节 疟疾流行概况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状况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状况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特点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特点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特点 |
| 三、新中国时期拒疾流行特点 |
| 第三节 疟疾流行原因分析 |
| 一、清代瘴气分布原因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原因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原因 |
| 第三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晚清以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元明时期的巫医治疗法 |
| 二、清中前期的中医诊疗法 |
| 第二节 晚清至民国时期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国际社会的抗疟行为 |
| 二、国民政府的抗疟措施 |
| 第三节 1950年代以后的疟疾防治 |
| 一、调查研究和防治结合阶段(1950-1958年) |
| 二、大面积防治阶段(1959—1966年) |
| 三、制止疟疾暴发流行阶段(1967-1975年) |
| 四、现代化防治阶段(1976—2002年) |
| 第四节 全球化防治阶段(2003-2014年) |
| 一、全球疟疾基金项目初始阶段(2003-2006年) |
| 二、中缅边境疟疾联防项目阶段(2007-2009年) |
| 三、全球基金暨消除疟疾项目阶段(2010-2014年) |
| 第四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地方性认知 |
| 第一节 病原的认识 |
| 一、恶鬼致病 |
| 二、疫气致病 |
| 第二节 病因的认识 |
| 一、道德因素 |
| 二、现实因素 |
| 第三节 西医传入后的认知 |
| 一、病原的认识 |
| 二、病因的认识 |
| 三、治疗方式的认识 |
| 第五章 从边徼之地到天下一体: 医疗卫生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
| 第一节 民众行为与疟疾流行病学 |
| 一、少数民族风俗、观念与疾病 |
| 二、人口流动与疟疾流行 |
| 第二节 疾病、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 |
| 一、滇西德宏地区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历程 |
| 二、从医疗史角度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 |
| 第三节 疾病、政治与国家 |
| 一、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中国医疗政治的转向 |
| 二、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
| 三、国家的凸显和地方的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2010-2015年南京市疟疾疫情流行病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与方法 |
| 1疟疾疫情资料 |
| 2统计分析 |
| 结果 |
| 1疫情概况 |
| 2病例来源 |
| 3分布特征 |
| 3.1地区分布 |
| 3.2时间分布 |
| 3.3人群分布 |
| 3.4职业分布 |
| 4诊治情况 |
| 4.1就诊情况 |
| 4.2首诊及确诊情况 |
| 4.3确诊时间 |
| 讨论 |
（9）2003～2014年广西百色市右江区疟疾流行病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资料来源 |
| 二、病例监测 |
| 三、流动人口监测 |
| 四、居民分类 |
| 五、病例分类 |
| 1. 本地感染病例: |
| 2. 输入性病例的判定: |
| 六、统计学分析 |
| 1. 本地居民监测 |
| 2. 流动人口监测 |
| 三、病例分布 |
| 1. 地区分布 |
| 2. 性别和年龄分布 |
| 3. 职业分布 |
| 4. 季节分布 |
（10）西藏自治区消除疟疾的机遇、挑战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1基本情况 |
| 2疟疾流行病学特征 |
| 2.1疟疾发病情况 |
| 2.2原虫与媒介 |
| 2.3三间分布特征 |
| 3消除疟疾具备的条件与机遇 |
| 3.1国家援藏政策为西藏实现消除疟疾目标提供了政策保障 |
| 3.2全国消除疟疾规划的全面推进带动了西藏消除疟疾工作的深入开展 |
| 3.3发病地域局限,人口少,依从性高等有利于消除疟疾工作的开展 |
| 4消除疟疾面临的挑战 |
| 4.1交通不便、基层技术能力不足致消除疟疾核心措施难以落实 |
| 4.2墨脱县公路开通、人口流动可导致输入性疟疾传播的风险增多 |
| 5对策与建议 |
| 5.1强化政府在消除疟疾中的领导职能 |
| 5.2加强能力建设,保证消除疟疾工作质量 |
| 5.3通过驻点技术援助,强化消除疟疾“一被动一主动”核心措施 |
| 5.4加强调查研究,指导消除疟疾工作 |
四、高原外来疟疾1例（论文参考文献）
- [1]印度河文明考古学术史研究[D]. 王茜. 西北大学, 2021(12)
- [2]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D]. 赵红霞.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3]青蒿素哌喹全民服药防控基里维纳岛疟疾流行的研究[D]. 张震炎.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0(06)
- [4]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D]. 吴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D]. 米善军. 云南大学, 2019(03)
- [6]青蒿素复方心脏毒性及群体干预后的流行病学、抗药性研究[D]. 吴婉婷.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
- [7]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D]. 王彤. 云南大学, 2017(06)
- [8]2010-2015年南京市疟疾疫情流行病学分析[J]. 谢朝勇,何伊莎,李燕菁,杨佩才.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16(06)
- [9]2003～2014年广西百色市右江区疟疾流行病学分析[J]. 邓积广,余水兰,江超穗,农智,梁少溢. 热带病与寄生虫学, 2016(02)
- [10]西藏自治区消除疟疾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 周水森,严俊,夏志贵,丰俊,胡桃,汤林华,周晓农.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