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庞朴先生《“三”的秘密》中有一个计算及其表达值得商榷（论文文献综述）
陈珊[1]（2020）在《庞朴“一分为三”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代着名学者庞朴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是阐发了中华文化密码“三”,提出了“一分为三”说。他对“一分为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在于诠释了“中庸”基本形态,提出了对立统一有“包”“超”“导”三种形式,指出了“一分为三”的三种主要形态,梳理出了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三分学说史”。作为一名哲学史、文化史专家,庞朴自觉利用“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开展中国文化史专题研究,最终实现了理论建构与学术实践的完美融合,取得了诸如原始儒家“三重道德”论、文化“三分结构”理论、“忧乐圆融”的人文精神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一分为三”的哲学方法论正是庞朴学术研究成果的精髓,也是他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工作的学术武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渐渐兴起了一个以庞朴、雷正良、周德义等为代表的“一分为三”学派。学界倡导“一分为三”论、庞朴论证“一分为三”说的直接根源在于对抗“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的“左”倾教条“一分为二”思维。“文革”结束后兴起旨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与马列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文化界深刻反思“文革”中的极端“二分”思维,深度思考如何通过文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对这些敏感而又棘手的时代课题,庞朴深挖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一分为二”思维模式,逐渐走上了探究中国古代辩证法智慧的学术道路,最终融汇以“中庸”为代表的儒家辩证法和以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西方辩证法,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国辩证法的精髓一一“一分为三”。总体而言,“一分为三”说是对“一分为二”思维的修正和完善,既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继承,也是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教条化的“一分为二”过分夸大矛盾的斗争性,而否定强调对立面之同一性的“合二而一”。“一分为三”说则认为,“一分为二”仅仅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虽然正确但不够完善,“一分为二”之后还需一个“合二而一”阶段。作为儒家辩证法的继承,“一分为三”说的根基在于“中庸”,强调“中”“和”“权”,既不执“一”也不执“二”,以达“参”之境界。庞朴基于“一分为三”说的学术实践,主要致力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挖掘传统文化密码“三”之存在性的文史证据。首先是通过对“太一生水”“六番”“五行”“黄帝”等古老而又重大的学术问题的缜密分析,大致梳理出了一条中国“三分”思想形成史;其次是通过对马王堆汉墓、郭店楚墓出土简帛文献的考证、释读,阐明了先秦儒家的“五行说”和“三重道德”思想。除了寻找文化密码“三”的文史证据之外,庞朴还在八十年代“文化热”期间陈述了文化之“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进而提出了至今仍广受学界认可的文化“三分结构”理论、论证了“忧乐圆融”的中华文化精神。庞朴的“一分为三”说产生过重要的学术影响,且在认识论、实践论、审美观等方面彰显出了中西哲学之异,但完整建设“一分为三”理论体系任重道远。从学术根基上看,“一分为三”说主要奠基于儒家“中庸”思想。庞朴对“中庸”基本形态的创造性阐述在“中庸诠释史”上的学术地位,在于对接融合了中西辩证法、打破了僵化教条的“二分”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庞朴对“一分为三”理论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当代辩证法之“一分为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但学派内部意见分歧较大,最为根本的是“一分为三”与“一分为多”的包容性问题。“一分为三”说也足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正本清源,实现了中西辩证法的融合创新。学界对“一分为三”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三”与“二”、“中”与“中介”、“一分为三”与“对立统一”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因“一分为三”难与“一分为二”、“一分为多”严格划清界线,且容易泯灭唯物、唯心“二分法”而流于“二元论”等问题,致使“一分为三”理论的建设遭遇阻力。“一分为三”论的学术地位需要更多的理论建设工作方能巩固。作为哲学方法论的“一分为三”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三”作为中华传究文化的密码,被揭露、被认识并不是最终目的,它的揭秘将有利于我们更加自觉也发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一分为三”说除了“三分法”和“参”这两个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方法论外,还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一是,“忧乐圆融”说之“和”的审美境界以及“一分为三”说的和谐原理对于构建社会主义阳谐社会提供了传统文化上的理论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求我们赋予“三重道德”以新的时代内涵,将“三重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独合贯通起来,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有机构成。总之,庞朴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梳理出的中国“文化传统”就是“一分为三”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蕴藏着极其独特的中华文化密码。庞朴从浩瀚的文化史籍中发掘出的中华文化密码“三”及其相关文七理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与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21世纪的中国,要自觉开辟一个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工业文明时代,亟需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所内蕴的人文精神密码——“忧乐圆融”,以此消解市场经齐带来的普遍物质主义倾向、抵抗西方人文主义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侵蚀。
贾旭东[2]（2020）在《《孔子诗论》综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上博简一《孔子诗论》的整理性研究。论文主要分爲五部分:第一章是对《孔子诗论》形制、编联问题的研究,本章主要对简文的留白简、编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第二、第三章是对《孔子诗论》字词的考释,本章几乎对简文的每一个关键字词都进行了详细的考释,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由於内容较多分为两章;第四章是对《孔子诗论》诗篇的认定及诗义的阐释,本章首先分析、统计出简文所涉诗篇名的数量,然後按顺序对每一首诗的诗义及内涵进行了较为详细、准确的阐释;第五章是对《孔子诗论》论诗形式及诗学思想的研究,本章着重分析了简文所蕴含的以“情”论诗、“以礼节情”等诗学思想。附录部分是论着提要及索引。《孔子诗论》相关的研究论文及着作共有五百多种,要全面搜集、了解这些论着作很不容易,为此,本文根据内容将其分为四大类,我们为每一类论着撰写了一个简短的提要,提要包括论着名称、作者、期刊名称、论文的主要观点及学术价值等内容,并附有作者、论着名索引及关键词索引。提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简要介绍这些论着的内容,方便读者参考和检索。
张晨昕[3]（2019）在《涵养道德与健身气功修炼之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健身气功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人体生命整体观,通过调心、调息、调身有机统一的锻炼,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开发人体潜能,使身心臻于高度和谐的民族传统体育技能。长期以来,健身气功被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一种独特的身心锻炼方法在中国传统养生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道德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数千年来在传统道德文化的渗透影响下,健身气功修炼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方法无不包含着丰富的道德内容。就健身气功修炼实践活动和文化传承来说,涵养道德自始至终都是其重要的核心问题。然而,传统道德和健身气功是两个具有历史跨度的庞大理论体系,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其思想文化的时代性、语言词义的变异性以及结构体系的复杂性都是当今人们研究和认识二者关系的难点。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气功修炼人群的空前壮大,由于人们缺乏对涵养道德的足够重视和正确认识,修炼“出偏走火”事件时有发生,而在某些有害气功组织的诱导和破坏下,气功修炼不仅没有起到祛病强身的作用,还发生了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定和谐的突破道德底线之事,极大地制约了健身气功事业的良性发展,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弘扬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对于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其中有很多思想精髓和道德精华有待深入挖掘和阐发。健身气功作为优秀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阐明健身气功修炼与涵养道德之关系无疑是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如果对健身气功修炼与涵养道德关系的认识一知半解或实践偏废一隅,广大习练群众的全面健康就始终难以顺利实现,而中华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度坚定就始终难以付诸现实,特别是有害气功偏离道德之轨而祸国殃民可谓前车之鉴。因此,对涵养道德与健身气功修炼的研究无论是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背景下,还是在为广大习练群众树立全面正确的健康观和道德观的迫切要求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研究力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域下系统全面地研究涵养道德与健身气功修炼的关系,从而深入挖掘整理健身气功修炼中的传统文化精华和道德精髓,为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整理研究和传承保护做出现实意义上的贡献,进而为优秀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做出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本研究选择涵养道德与健身气功修炼之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理性思辨法、访谈法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借助中国传统哲学、传统道德观、中医养生学等研究理论,结合专家和长期习练者的访谈记录作为实证分析材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视角详细辨析涵养道德概念的广狭义和不同层面健身气功修炼的内涵;以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作为切入点,客观地分析涵养传统天道的基本构成;深入探讨涵养道德与健身气功修炼在道、法、术、器各层面之关系与具体表现。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理念,对健身气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进行挖掘并整理,是中华文化自信落地的一种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2)对涵养道德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重新解读和建构,揭示了传统养生文化中涵养道德的真义,阐明健身气功修炼与涵养道德之间的关系;3)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全国健身气功业界精英和专家们进行深度访谈,获得了一手实证分析材料,打破该研究领域单纯采用理性思辨方法单一的局限。本研究结论为:（1）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分析,无论狭义的道德还是广义的道德,其本质属性均为规范性,二者在调整行为对象上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关于涵养道德的概念,我们可以解释为两层意思,即狭义的涵养道德和广义的涵养道德。狭义的涵养道德是指保持或遵守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简称人道。广义的涵养道德是指保持或遵守自然万物的普遍规律,简称天地之道。（2）健身气功修炼是指大众或个人所进行的健身气功修养炼功、炼丹等活动。健身气功修炼的道是指进行健身气功修养炼功的根本原则和目标。（3）涵养道德不属于健身气功修炼“调心”的范畴,而归属于新天人合一的哲学范畴,是健身气功修炼的根本原则,其终极目标是实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广义的涵养道德与健身气功修炼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五个层面,分别是气道、阴阳之道、自然无为之道、中庸之道和明心见性之道。（4）涵养气道是健身气功修炼所依据的基本法则。涵养气道在健身气功修炼中具体表现为健身气功以气、精气神、能量作为修炼的对象和内容。（5）涵养阴阳之道是健身气功修炼所依据的基本法则。涵养阴阳之道在健身气功修炼中具体表现为顺应自然界阴阳变化之规律;遵循阴阳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长和相互转化之规律。（6）涵养自然无为之道是健身气功修炼所依据的基本法则。具体体现在健身气功修炼要效法自然界变化之道;效法自然界动植物特点和循环运转特点;由后天返还先天、不用识神用元神的修炼原则和具体方法上。（7）涵养中庸之道是健身气功修炼所依据的基本法则。涵养中庸之道在健身气功修炼方面则主要体现在调身、调息、调心的修炼标准;练功火候的把握;育正气、尚仁爱、修至善的狭义涵养道德要求贯穿修炼始终。（8）涵养明心见性之道是健身气功修炼所依据的基本法则。涵养明心见性之道在健身气功修炼中具体体现在修炼追求“三调合一”的境界;渐门修行、返观内景和“安坐收心”的修炼方法;练功生活化的修炼要求。
韩博韬[4]（2019）在《庞朴对“中国智慧”的探索 ——以与李泽厚的比较为中心》文中认为“中国智慧”均为庞朴、李泽厚学术内容的重要命题。本质上看,他们都试图从具有前现代性的中国先秦原创思想中回答“中国人何以中国人”。确切地讲,其中国智慧皆主要来自中国儒家,或者说,以道家思想作为重要补充的儒家思想。80年代庞李的中国文化寻源工作,是其得出中国智慧的学术基础。其先秦儒学研究可以主要概括为三个内容:重新评价孔子、秦前儒学的再阐释及先秦学术思想的结题。1985年,李泽厚率先试谈“中国的智慧”,提出血缘根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诸论断（人文主义）,最后指向中国人的理想“天人合一”（自然主义）。自入90年代,庞朴撰有《相马之相》《解牛之解》《原道》谈中国人“认识的道”“实践的道”“中国历史的道”和“世界本原意义的道”。而早在1991年,庞朴针对徐复观的“忧患意识”和李泽厚的“乐感文化”观点,提出“忧乐圆融”才是中国的人文精神。新旧世纪之交,庞朴正式提出中国智慧包括“自然的智慧”“历史的智慧”“世人的智慧”（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合二为一）。要之,“乐感文化”是李泽厚“中国智慧”的核心,侧重中国人的情感;“一分为三”是庞朴“中国智慧”的核心,侧重中国人的思维。比较庞李“中国智慧”学说及其文化外延“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告别革命”与“超越五四”,消除了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间“体用之争”的困惑,是对我国传统的重估、利于改造我国的传统,有利于应对来自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归根结底,基于中国智慧“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二为一,中国当是君子之国。反向构筑新时期中国人人文化的学术史,庞李二先生对“中国智慧”的阐释是不可省略的一节。
邱启雄[5]（2019）在《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试图通过对传统文人身份、“文人意识”概念的重新梳理与诠释,论证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文化语境的置换产生价值及形态转换的可能,继而提出“新文人意识”这一概念。笔者认为,“新文人意识”是一种将传统文脉中的语意系统进行结构转换,延入当代表达的独特审美逻辑,它旨在建立一种互文性的文化语境及表达模式,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下的产物。它与传统文人意识及当代艺术思维均具备一定的联系,使得二者具备沟通的可能性。不同的是,传统文人意识是在一种封闭的文化形态下,以一种“天人合一”的独特宇宙生命观为依据,以一种与现世疏离、忽略具体时空的方式来表达对生命本真的先觉,是在特定价值预设下的自觉归属,具有人格化倾向;而“新文人意识”则是发生在一种开放式、动态式的当代文化语境下,是在与现实社会不断对话及反思中,以一种个体差异化的真实体验来替代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并以一种动态发展的“在场性”与个体生存体验及整个的社会文化发生着紧密的关联。“新文人意识”不仅为当代艺术提供了新的创作路径,同时也提供了重新审视、激活传统的契机,对于抵制后现代文化中的虚无主义、构建历史承续性具有积极作用。“文人意识”是文人艺术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基础。“文人画”作为“文人意识”的物化呈现,并不是某种审美样式的特指。在传统意义上,“文人意识”并不仅仅对写意画发生作用,而且也对工笔画发生作用。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它在审美价值、审美功能、审美形态等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传统工笔画,包括工笔人物画。就工笔画而言,它在形而上的价值本体层面和形而下的形式语言层面,都赋予了“文人工笔”以新的审美格调。这也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启示:“工笔人物画”这种相对“中性”的绘画样式并不像“写意”画那样带有特定的价值指向,它可以通过语意结构的重组,在新的价值取向下拥有新的意指。在当代语境下,“新文人意识”使工笔人物画超越了形式语言的边缘性探索,而以“意义形态”作为表达的核心,并真正进入现实的精神层面上来,从而在传统艺术资源与当代表达之间形成了价值上的关联。同时,正如我们不能从形式语言方面对当代艺术进行简单限定一样,“新文人意识”下的当代工笔人物画,并不像传统文人画那样呈现出谱系化的特征,即它在进入表达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与一种可能造成自身逐渐固化的观念及表现形式进行对抗,并以此来保持自身的鲜活性。从根本上讲,它表现为一种“意义”的处理方式,是一种“智性”的价值反思,这也是“新文人意识”的主要思维特征。它通过在审美活动中建立起主客体、语言表征及艺术授受的张力关系,以谋取视域的融合;通过建立“主体间性”的审美关系,以契合新的社会文化现实。在作品表现形态上,“新文人意识”往往并不直接从物象中获取意义,而是通过新的语言逻辑将不同意义存在的“符码”进行并置、转译和残缺式呈现。在这种呈现中,“诗性”、“寓言”、“荒诞”是其中三种典型的“意义”处理方式。这三种意义处理方式不仅是修辞也是文体,具有不同文化形态下的现实根源性。其中,“诗性”并不在表达的内容中显示意义,而是透过表达过程,进行意义的“侧显”;而“寓言”主要通过“言意分离”的方式,以一种连贯性的隐喻关系完成叙事;“荒诞”则主要通过营造一种与“常理”相悖的图像或逻辑结构,打破日常情节性,以对应终极价值虚空的当代文化语境下的生存现实。总之,“新文人意识”这一概念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它并不是某种理论预设下的归类和总结,而是一种在场的经验性把握,在其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充满了变量因素。正如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感知结构”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它始终保持着其自身的活跃性以及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联性。本文以审美主体的身份及意识特点为切入点,当以此为变量因素时,“代际”、“性别人格”和“文化身份认同”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通过不同的图像素材、语言结构、逻辑倾向最终导致了作品表征的不同,它突破形式风格的划分而指向创作者本身所具备的“人的精神”。
周德义[6]（2017）在《我的“一分为三”研究之回顾》文中认为作者简要回顾了自己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一分为三"的历程,介绍了研究内容、方法、意义价值和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关于"一分为三"定义的界定,理论形态的研究,一而二而三的本体性研究,关于理念的实体性回归和关于正确运用"一分为三"规律的研究。为了回答近期学界对"中庸形态"研究的各种看法,回顾了就"中庸形态""一分为三"理论形态研究等问题与庞朴先生进行的讨论。
王强伟[7]（2017）在《“先知”与“圣人”：古代犹太教与儒学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比较研究是宗教学的主要进路之一。犹太-儒学比较研究是最近二十年来兴起的研究方向,本文选取“先知”与“圣人”这两个重要角色作为个案,在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的范围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展开分析。比较研究首先以厘清比较对象的内涵为基础。我们对于“先知”的理解往往集中于“预先知晓”或“预告”等功能,其实这是始自希腊语翻译的一种误解。同时,汉语语境中对“先知”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督教,难免也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从犹太教的经典（圣经和《塔木德》）出发,重新理解“先知”的4个不同名号以及犹太传统的“先知”界定,揭示出先知主要作为上帝“代言人”的角色;“圣人”长期以来被视为儒家最高级别的理想人格,这种理解导致“圣人”成为一个虚体的概念,失去了其本有的鲜活角色意义。通过从字形演变、传世经典和出土资料等方面对“圣”进行溯源考察和重新思考,我们厘清“圣”经历了一个从出众的“听”“说”等感官能力到超绝的“智慧”理性能力,最终演变为一种儒家美德的过程。儒家“圣人”即被视为具备了这些能力和美德的杰出人物。聚焦于智慧、美德等维度来理解“圣人”,导致对其所本有的感官能力、宗教意义有所忽视。从宗教性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圣人”,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古代儒学的文化品格。比较分析“先知”与“圣人”的源流与解释传统可知,“先知”与“圣人”作为重要的人物角色,同时具有历史真实和经典意义的双重维度,而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更为注重从信仰的角度突出他们的重要性。比较研究可以有多元化的进路,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先知与圣人之间的“互鉴式”解读。首先,不同文明之间相向进行的经典翻译是反映双方相互认知和理解程度的重要载体,考察“互译”过程中出现的意义流失,可以为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都可以通过经典翻译来发现对方的理解:儒家经典中的“先知”概念是中文《圣经》（?）/Prophet译名所借助的本土文化资源,而英文、希伯来文则使用《圣经》中的Sage/（?）来对译“圣人”。翻译即理解,然而结合这些角色概念在各自传统中的定位来看,这种“互译”都没有准确传达出概念的本义,从而构成了产生误解的根源。其次,对摩西和孔子进行“互鉴式解读”,是继概念厘定和译名辨正之后所进行的具体人物角色对比。“最伟大的先知”摩西和“集大成者”孔子,作为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圣人”的典范代表,二者的身份和地位具有相似性。然而,二者在各自传统中却有着不同的历史序列定位,孔子是儒家圣人传统的“终结者”,而摩西被奉为先知传统的“启动者”。最后,在“互鉴式解读”的过程中,我们不回避那些标识了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传统“圣人”的文化独特性,例如与先知相关的“预言”概念、真假先知判断等问题,以及儒家“圣人”作为最高的人格典范意义,在对方传统中都无法找到对应的比较点。我们认为,这种“不可比性”彰显了“先知”与“圣人”的文化特性,同样是比较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从历史还是经典来看,“先知”与“圣人”都不仅仅是理性的伦理倡导者,他们同时也承续了各自传统中的宗教（性）因素。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担负着沟通超验的终极存在与世俗生活之间“中保”的角色和职责。先知的“中保”意义主要体现为先知是上帝的“传言人”,将上帝的话语传达给以色列人;同时他又是神人之间的“调解者”,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从民众的利益出发,代表民众与上帝商讨,为民请命;圣人的“中保”意义则体现在圣人被视为与“天”沟通的唯一渠道,“圣人”是“天道”的知晓者和传达者,传达“天道”以实现对民众的教化。其不同在于,先知只能原样传达上帝的话语,而圣人在悟晓“天道”时融合了自身的学识和人生经验,因而存在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与各自传统中的宗教角色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先知与祭司并非始终决然对立,在犹太传统看来,先知的伦理主张和部分先知同时具有的祭司身份,反映出来二者之间存在的和谐关系;早期儒家经典中可见大量“圣人”作为神秘宗教角色的叙事,研究还揭示出“圣人”与“巫”之间存在承继脉络,“巫”乃“圣人”之原型,古代儒学的宗教性因素不容忽视。揭示先知、圣人的宗教渊源及其与宗教传统之间的继承性关系,是对理性主义“文明突破论”主张的有力回应。任何宗教都需要外在规范,以表达其内在价值理念。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作为各自传统中“价值”的主要传达和阐述者,他们面对这种内-外之间的张力关系,作出了各自的回应。犹太教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律法以及其中包含的宗教礼仪,一般认为先知与这些外在规范之间是对立互斥的关系,表现出鲜明的贬低律法-礼仪的倾向。研究表明,犹太传统始终主张先知与律法的一致性,古代犹太教经典传达出“先知是律法的忠实传承者和解释者”这一观念。我们认为,先知的伦理批判并非指向律法-礼仪本身,而是倡导一种适宜的信仰表达形式;流放归来的先知更加积极地支持律法-礼仪,以获取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儒学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礼乐文化形式,礼乐制度来自于“圣人”对天地运作秩序的观察与效仿,“圣人”被视为儒家礼乐的创制者;孔子虽然应仍时代处境实现了对礼乐文化的转化,但是他并未彻底拒绝和摒弃礼乐,“述而不作”同样成就了孔子的“圣人”地位。先知之于律法,纵然无法与儒家“圣人”的制作之功相媲美,但是他们与孔子继承并转化礼乐的主张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先知与圣人的这种主张表明,追求实现内在价值与外在规范之间的统一,而非“非此即彼”的武断立场,才是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有益路径。政治是宗教在世俗领域的延伸,这在古代世界尤为显着。“先知”与“圣人”都被视为古代犹太教和早期中国政治叙事的重要参与者。先知（撒母耳）见证了古代以色列君权的建立,曾先后膏立最早的两位君王,表明君权来自神授及其合法性。先知参与建立的政权新模式是一种“有限君主制”,君王的权力受到先知的严格监督,君王只能在信仰上帝的基础之上进行统治,否则将会遭到来自先知的批判。先知的政治参与始终围绕着宗教信仰而展开,崇信上帝是先知政治参与的起点、依赖与旨归。儒家“圣人”在思考政权来源时追溯至“天”,周公致力于论证政权更迭是因为亡国统治者失德,导致“天命转移”,惟有德者才能获得“天”的青睐与护佑;“德”而非对“天”、“天命”的信仰成为了更为根本的决定力量。“圣人”与政权之间关系中的“圣王”、“德治”以及谏诤等概念,均与“敬德”有关。因此,从超验信仰的角度来追问政权来源及其合法性,“先知”与“圣人”表现出极大相似性,二者都是旨在为人间世俗政治秩序寻找一个超验的价值源头,所不同的是,先知始终贯彻“信仰优先”,而儒家圣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阐发出“道德至上”的新准则,由此为儒学铺就了一种人文底色。本文在犹太-儒学比较研究的视域下,通过溯源“先知”和“圣人”的本义,从犹太传统出发重新认识和思考“先知”,从宗教角度重新思考“圣人”的功能和意义,并通过经典互译、“互鉴式”解读等多元方式,思考并推进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建设。在此基础上,进而系统地展示了传统经典中“先知”与“圣人”在宗教渊源、价值表达、政治参与等共同议题中相同而又别具特色的应对方式,尤其注重从宗教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二者对于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义,以期在此基础上推进两种传统之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理解,为文明对话提供理论基础。
邱蔚华[8]（2017）在《朱熹文学与佛禅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朱熹佛禅思想、佛禅情结的生成受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福建佛禅炽盛的地域环境和家学师承与交游中充斥着援佛入儒的成长环境的影响。其文学思想与佛禅之渊源表现在:其文统论与禅宗统绪意识颇有渊源,其“文从道中流出”与佛禅心性论、“修辞立其诚”与“即心即佛”、“天生成腔子”蕴含的既融佛又辟佛的思想蕴旨以及“涵泳”作品接受论与佛教“无心”、“渐修”、“一悟百悟”等都有深厚的渊源关系,表现出朱熹文学思想与佛禅之间以理学为纽带的关联特色。此外,朱熹佛禅论蕴含丰富的文学观念:其佛经论渗透着丰富的文学创作观、对文学手法的深刻认识以及提供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其佛理批判说则反映出朱熹的文学功用观与学诗工夫论。其诗歌创作与佛禅之渊源有:首先,涉佛诗歌的创作动态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朱熹心路历程的变化与佛禅的微妙关系。其次,从朱熹诗佛禅旨趣看,朱熹诗既有以好佛、恋佛为旨趣的诗篇,也有以扬儒辟佛为旨趣的诗篇。再次,从佛语入诗情况看,朱熹涉佛诗主要可分为具有佛教色彩的一般语词入诗、以佛教概念和术语入诗、以佛教典故入诗和无佛语而以“状物”写禅韵之诗四类,通过追本溯源,发掘朱熹诗所蕴含的佛禅文化意蕴。最后,从美学层面看,朱熹涉佛诗蕴含着“思着的诗”之艺术美和“诗化的思”之文化美两个方面。其古文创作与佛禅之关系体现为,书、杂着、序、跋、记及丧葬类涉佛文体如祭文、墓表、墓志铭、神道碑等文体的古文,在思想内容、文学艺术、文献价值等方面与佛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语录体散文《朱子语类》与佛禅关系密切,体现为内容上广涉佛经之批评、佛理之论说、崇佛世风之批判等;佛语运用包括佛教典故、禅宗公案、禅宗杂语等。此外,其语言风格的通俗化、语体风格的奇特化,口传面授体式带来的语言情境化及譬喻方式的多样化与喻体的独特性都与佛禅有深厚的渊源。
王会斌[9]（2016）在《战国令书制作研究》文中提出战国令书,战国命令文书的简称,它是战国时期各国家传达命令信息的一种工具,具有命令性、强制性、公务性、合法性和文本性等基本特征,被书写或刻铸在竹木、金属和玉石等载体上,体现了战国统治者的统治意志,是战国统治者统治国家,协调统治阶级相互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各种关系时所使用的重要手段之一。战国令书制作是将战国时期各国家传达的命令信息转化为实物令书的一项工作,是战国令书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战国令书制作研究就是要对这项工作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探讨,如在战国时期统治阶层用什么人来制作令书;根据统治者颁布命令内容的不同这些人都使用哪种令书进行制作,这些令书都起源于何时;在制作令书时他们都采用了什么样的格式、语言、载体材质和规格,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等等。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战国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实现途径和秦汉社会令书制作进入成熟期的原因。本文共分7章,第1章前言阐述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并通过对战国令书制作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确定了本文写作的主旨及框架。第2章对战国令书制作的种类及其源流进行考辨。战国时期的令书已经形成了命书、“令”书、诏书、告书、誓书、檄书、律法书、式法书、释法书、判决书、盟书、符书和节书等十数种门类。这些令书种类的历史演化与当时社会复杂变化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第3章主要对战国令书制作者的身份进行辨证。战国令书制作者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发令者;二是书写者。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如制作令书的知识过于专业、事情秘密、形势紧急及史官和书吏不在时,某些无身份职责的人员也会被赋予临时的令书制作权,另外,某些部门长官有时也要亲自书写令书。这与战国时期官僚体制尚未完善,官吏职能专业化不强有关。第4章对战国时期各类令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进行探微。因令书种类的不同,有的令书包含发令者、受令者、发令时间、发令地点和命令内容等较完整的要素,有的令书要素则缺失很多,这主要与各自的文体功能有关;在用语风格上,有的令书追求简洁、质朴和准确,有的令书则追求灵活、生动和达意,这主要与令书文体功能、书写格式及当时盛行的诸子论理文风有关。第5章对战国令书使用的载体材质及规格进行探究。战国令书的载体材质主要有竹木、金属和玉石等。令书因种类和等级不同,在载体材质与规格上存在较大差异。如律法书、“令”书多用竹木材质书写,盟书多用玉石材质制作,其形制又有简、牍、圭、璋等的不同,尺度则有一尺、一尺二、二尺、二尺四寸等的差异。这主要与日益成熟的战国官僚科层制对令书功能的不同需求有关。第6章重点分析了战国令书制作中各项因素的种种关系。如令书种类在原有令书种类基础上的内容变革;部分令书种类发生裂变形成新的令书种类,但原令书种类并未完全消失;部分令书种类的内容与形式均出现了某些变化,但却承袭了前代不断衰落的趋势;部分令书种类在前代并没有出现,为应对新的时代及功能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等。再如令书制作者之间具有上下等级;战国令书制作者职能不但有主导与辅助的区别,还有总揽与分管的不同;战国令书制作者看似各自独立,但却为同一系统服务等等。而这种种关系产生及变化的根源在于当时不断进步的社会生产力与滞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巨大冲突。第7章主要阐述了战国令书制作的特点及其影响。战国令书制作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军事与司法方面的令书所占比例较大、令书载体与规格带有深刻的战国官僚科层制特征、令书制作体系处在向专门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其主要影响,不仅保证了战国令书系统的其它环节顺利运行,维持了战国当权者统治的稳定,促进了战国官僚体制的建设,同时也为秦汉令书制作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参考。
林杰[10]（2016）在《关系思维中的大学自主办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自主办学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也是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然而,大学自主办学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依然需要澄清;作为一种理念,依然遭受着公众的质疑甚至是误解;作为一种价值,依然存在诸多矛盾;作为一种制度,依然需要改进与完善;作为一种实践,依然举步维艰。由此可见,大学自主办学既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并首先表现为理论问题。本研究认为,大学自主办学是指为提高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的水平与质量,大学在推动政府、社会、大学三者彼此衔接与互相协调和促进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自主办学责任、自主办学能力三者正向匹配与耦合共生过程中表现出的动态行为。政府、社会、大学三者之间的彼此衔接与相互协调,也称为大学自主办学外部关系的理想形态,是大学自主办学的外在支撑;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自主办学责任、自主办学能力三者之间的正向匹配与耦合共生,也称为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的理想形态,是大学自主办学的内在依托。大学自主办学是在内外部关系互动过程中实现的,但大学自主办学内外部关系之间的互动,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需以信任为基础。当然,大学自主办学的合理性并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也不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实际上,大学自主办学的合理性是大学自主办学合法性的基础,没有对大学自主办学合理性系统与深刻的阐明,大学自主办学势必会缺乏公众认同与法理基础。大学自主办学是在大学自身发展逻辑与外部发展诉求共同作用下的一个动态行为过程,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是大学自行其是、为所欲为的理由。所以,无论是分析与研究大学自主办学的本质,还是推动与促进大学自主办学实践的顺利发展,都应以尊重和彰显大学的本质属性为基点,践行大学的本质使命为旨归。通过历史考察和政策分析发现,大学自主办学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史变迁,体现出一些典型的特征。从演变时空的角度来看,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外部关系以内外部关系之间通常处于割裂状态;从演变形态的角度来看,大学自主办学的历史变迁是渐进地推进的;从演变动力的角度来看,大学自主办学的历史变迁是“自上而下”地推进的;从演变目的的角度来看,大学自主办学的历史变迁是在“政治—经济”主导下推进的。总之,在大学自主办学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大学的本质属性与本质使命体现的均不明显。大学自主办学现实困境——“放乱收死”——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内外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推动大学自主办学,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廓清大学自主办学的本质,转变行政化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方式,夯实大学自主办学的行动基础,重塑大学自主办学的信任基础。
二、庞朴先生《“三”的秘密》中有一个计算及其表达值得商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庞朴先生《“三”的秘密》中有一个计算及其表达值得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1）庞朴“一分为三”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破“左”倾教条迷雾:“一分为三”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文革”时期“一分为二”思维的泛滥 |
| 一、“矛盾论”庸俗化为“一分为二” |
| 二、“评法批儒”运动中登峰造极的“二分”思维 |
| 第二节 两次“合二而一”大讨论的来龙去脉 |
| 一、“文革”前的“合二而一”大讨论 |
| 二、“反封建”运动中“合二而一”大讨论的重启 |
| 第三节 “文化热”及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 |
| 一、“文化热”与传统文化再审视 30二、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现实诉求 |
| 二、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现实诉求 |
| 第二章 跳出一元主义窠臼:庞朴“一分为三”说的学术进路 |
| 第一节 由马列主义转入中国哲学史 |
| 一、自黑格尔回到真实的“否定的否定” |
| 二、开启探究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历程 |
| 第二节 从“二”到“中”:“一分为三”说的发轫 |
| 一、反思“文革”及对“二分”思维的批判 |
| 二、“一分为三”的最初提出与《“中庸”平议》 |
| 第三节 走向多元主义文化保守主义 |
| 一、庞朴对19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 |
| 二、倡导和而不同以超越各种一元主义 |
| 第四节 “一分为三”说的建构与完善 |
| 一、庞朴对“一分为二”的总体认识与批评 |
| 二、理论梳理与思想考释的终极成果——“三分学说史” |
| 三、庞朴“一分为三”说的哲学观概述 |
| 第三章 通达辩证之三境界:庞朴“一分为三”说的核心观念 |
| 第一节 “一分为三”的理论基石是“中庸” |
| 一、“中庸之道”与调和“两端”的折衷主义之辩 |
| 二、孔子评价与“中庸”的四种基本形态 |
| 三、庞朴的“中庸”诠释特色及在“中庸解释史”上的地位 |
| 第二节 “一分为三”的中心思想是“不执一” |
| 一、“一”与“执一”的内涵 |
| 二、“执一”的两种表现:极端与片面 |
| 三、“不执一”:尚中但不执于中 |
| 第三节 “一分为三”的修养境界是“辩证之三 |
| 一、“三”代表“中” |
| 二、“三”代表“圆融” |
| 三、“三”代表动态平衡 |
| 第四章 探索中华文化密码:庞朴“一分为三”说的学术实践 |
| 第一节 庞朴对文化密码“三”的探源 |
| 一、“太一生水”的辩证性 |
| 二、混沌与黄帝的思想交织 |
| 三、六峜→五行→阴阳 |
| 第二节 庞朴对儒家“三重道德”的挖掘 |
| 一、天人三式与“三重道德” |
| 二、“三重道德”内容体系:“六德”“四行”“五行” |
| 三、儒家“三重道德”的内在关系及现代解构 |
| 第三节 基于“一分为三”说的中国文化理论 |
| 一、文化的“三分结构”理论 |
| 二、“忧乐圆融”的中华人文精神 |
| 第五章 建设一分为三理论:庞朴“一分为三”说的推进与争鸣 |
| 第一节 “一分为三”学派的内部辩难与发展 |
| 一、雷正良、杨远富的“一分为多”论与庞朴的批评 |
| 二、周德义对“一分为三”认识观的发展及对庞朴的批评 |
| 第二节 建设“一分为三”理论的可能性探究 |
| 一、理清“一分为三”与对立统一规律的纠缠关系 |
| 二、学界对“一分为三”论的几条批判 |
| 三、建设“一分为三”理论的阻力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庞朴重要论文首版情况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学术论文发表目录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孔子诗论》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上博简《孔子诗论》概述 |
| 二、《孔子诗论》研究综述 |
| (一)竹简的形制与编连问题 |
| (二)文本考释 |
| (三)诗篇认定与诗义阐释 |
| (四)诗学思想研究 |
| 第一章 《孔子诗论》形制、编联问题研究 |
| 一、《孔子诗论》形制问题研究 |
| (一)《孔子诗论》的形制问题 |
| (二)《孔子诗论》竹简现状分析 |
| 二、《孔子诗论》“留白”问题研究 |
| (一)1号简的处位 |
| (二)留白简与竹简的编联原则 |
| (三)留白简的“留白”原因讨论 |
| 三、《孔子诗论》的编联与缀合 |
| (一)各家编联意见汇总 |
| (二)本文编联方案 |
| (三)本文分章及释文 |
| 第二章 《孔子诗论》文本考释(上) |
| 一、关雎组 |
| 二、葛覃组 |
| 三、木瓜组 |
| 四、柏舟组 |
| 五、东方未明组 |
| 六、墙有茨组 |
| 第三章 《孔子诗论》文本考释(下) |
| 七、十月组 |
| 八、宛丘组 |
| 九、皇矣组 |
| 十、总论组 |
| 第四章 《孔子诗论》诗篇认定及诗义阐释 |
| 一、《孔子诗论》篇名的认定 |
| (一)原本未释或误释的诗篇名 |
| (二)归属有分歧的诗篇名 |
| (三)简文所涉诗篇名汇总 |
| 二、《孔子诗论》诗义阐释 |
| (一)《国风》类 |
| (二)《小雅》类 |
| (三)《大雅》类 |
| (四)《周颂》类 |
| 第五章 《孔子诗论》论诗特点及诗学思想研究 |
| 一、《孔子诗论》的论诗形式和特点 |
| (一)《孔子诗论》的论诗形式 |
| (二)《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 |
| 二、《孔子诗论》诗学思想研究 |
| (一)简文以“情”、“性”论诗 |
| (二)简文“以礼节情”的论诗思想 |
| (三)简文“情”与“志”的关系论述 |
| 附录一 《孔子诗论》论着提要 |
| 凡例 |
| 一、编联、形制类 |
| (一)编联类 |
| (二)形制类 |
| 二、字词考释类 |
| 三、文本思想类 |
| (一)诗篇认定、诗义阐释类 |
| (二)诗学研究类 |
| 四、其他类 |
| (一)简文作者类 |
| (二)综述类 |
| 附录二 论着提要索引 |
| 一、作者、论着名索引 |
| 二、关键词索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涵养道德与健身气功修炼之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健身气功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1.2 健身气功是我国当代宣传与推广的重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
| 1.1.3 涵养道德与健身气功修炼的关系迫切需要准确认识与把握 |
| 1.2 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关于健身气功修炼与传统养生原则的研究进展 |
| 1.2.2 关于涵养道德与健身气功修炼关系的研究进展 |
| 1.2.3 关于健身气功研究的外文文献综述 |
| 1.2.4 相关研究的不足与局限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2 研究对象、方法与设计 |
| 2.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研究方法 |
| 2.2 研究假设与创新之处 |
| 2.2.1 研究假设 |
| 2.2.2 创新之处 |
| 2.3 研究思路 |
| 2.4 研究内容 |
| 3 基本概念厘定 |
| 3.1 涵养道德 |
| 3.1.1 “涵养”释义 |
| 3.1.2 “道德”概念探幽 |
| 3.2 健身气功 |
| 3.3 健身气功修炼的道、法、术、器 |
| 3.4 涵养道德不属于健身气功修炼“调心”的范畴 |
| 4 涵养道德与天人合一之关系 |
| 4.1 涵养道德归属于新天人合一的哲学范畴 |
| 4.2 传统天道之基本构成 |
| 5 涵养气道与健身气功修炼 |
| 5.1 通天下一气 |
| 5.2 精气神统一于气 |
| 5.3 气的本质是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 |
| 5.4 气与健身气功修炼 |
| 5.5 精气神与健身气功修炼 |
| 5.6 能量与健身气功修炼 |
| 5.7 势与健身气功修炼 |
| 6 涵养阴阳之道与健身气功修炼 |
| 6.1 阴阳之道 |
| 6.2 阴阳动态平衡之道即是养生之道 |
| 6.3 阴阳之道与健身气功修炼 |
| 7 涵养自然无为之道与健身气功修炼 |
| 7.1 自然无为之道 |
| 7.2 养生要求合于天之时空变化之道 |
| 7.3 效法自然界变化之道与健身气功修炼 |
| 7.4 自然无为之道与健身气功修炼 |
| 8 涵养中庸之道与健身气功修炼 |
| 8.1 儒家中庸之道的本意及其思想基础 |
| 8.2 中庸之道与传统养生文化 |
| 8.3 中庸之道与健身气功修炼 |
| 8.4 狭义涵养道德与健身气功修炼 |
| 9 涵养明心见性之道与健身气功修炼 |
| 9.1 佛教之明心见性之道 |
| 9.2 明心见性之道与健身气功修炼 |
| 9.2.1 气功三调出“止观” |
| 9.2.2 司马承祯效“北宗” |
| 9.2.3 行住坐卧学慧能 |
| 9.2.4 返观内景与健身气功修炼 |
| 10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庞朴对“中国智慧”的探索 ——以与李泽厚的比较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文化寻源:80年代庞朴、李泽厚的先秦儒学研究 |
| 第一节 重新评价孔子 |
| 第二节 “秦前儒学”的不同阐释 |
| 第三节 先秦学术思想的结题 |
| 小结 |
| 第二章 为中国文化正名:李泽厚、庞朴“中国智慧”的学说呈现 |
| 第一节 李泽厚率先试论“中国的智慧” |
| 第二节 释道三部曲:庞朴“中国智慧”的酝酿 |
| 第三节 三极:庞朴“中国人的智慧”的提出 |
| 小结 |
| 第三章 两种“中国智慧”的文化外延与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消除“体用之争”的困惑 |
| 第二节 重估传统、改造传统 |
| 第三节 应对现代及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文人与文人意识 |
| 1.1 文人与士 |
| 1.1.1 士人社会的形成 |
| 1.1.2 “出走”的文人 |
| 1.2 文人意识 |
| 1.2.1 文人生命意识 |
| 1.2.2 文人审美意识 |
| 1.3 新文人意识 |
| 1.3.1 文人角色的时代变迁 |
| 1.3.2 新文人意识的内涵 |
| 第2章 文人意识与工笔人物画之历史关系 |
| 2.1 传统理念的流变 |
| 2.1.1 用与“游” |
| 2.1.2 体与象 |
| 2.1.3 道与技 |
| 2.2 来自俗世主义的祛魅 |
| 2.2.1 以物象代“心象” |
| 2.2.2 “雅俗合流” |
| 2.2.3 以“人文”代“神文” |
| 2.3 现代人文主义的引入 |
| 2.3.1 两种“人文”的相遇 |
| 2.3.2 红色文化下的工具主义 |
| 2.3.3 “新文人意识”的形成 |
| 第3章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的意义取向 |
| 3.1 审美“对抗”启蒙 |
| 3.1.1 新文人意识的审美语境 |
| 3.1.2 “新文人意识”的“智性” |
| 3.2 精神“对抗”形式 |
| 3.2.1 “有意味”的形式 |
| 3.2.2 精神图像自我图腾 |
| 3.3 反思对抗归属 |
| 3.3.1 问题的产生与表征 |
| 3.3.2 作为“反思”表征的接受 |
| 第4章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的表现形态 |
| 4.1 诗性言说 |
| 4.1.1 诗性思维 |
| 4.1.2 诗性语言 |
| 4.2 寓言明义 |
| 4.2.1 寓言与隐喻 |
| 4.2.2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的寓言体 |
| 4.3 荒诞的“无意义” |
| 4.3.1 “荒诞”的美学解读 |
| 4.3.2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的荒诞叙事 |
| 第5章 影响新文人意识的几个主体变量 |
| 5.1 代际差异 |
| 5.1.1 言语资料的代际差异 |
| 5.1.2 语言价值中心的代际转换 |
| 5.2 女性主义与女性化差异 |
| 5.2.1 原始概念与本土现象分析 |
| 5.2.2 性别人格的女性化 |
| 5.3 文化认同差异 |
| 5.3.1 文化认同概述 |
| 5.3.2 认同中的差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及主要艺术活动 |
| 附录 作者部分工笔人物画创作 |
| 致谢 |
（6）我的“一分为三”研究之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我对“一分为三”的专题阐述 |
| 二、我的“一分为三”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 |
| (一) 界定“一分为三” |
| (二) 关于“一分为三”理论形态的研究 |
| (三) 关于“一分为三”的本体性研究 |
| (四) 关于理念的实体性回归研究 |
| (五) 关于正确运用“一分为三”规律的研究 |
| 三、我与庞朴先生就“一分为三”进行的讨论 |
| (一) 与庞朴先生的书信往来 |
| 1. 我给庞朴先生的信 |
| 2. 庞朴先生的回信: |
| (二) 与庞朴先生商榷的文章摘要 |
| 1.《关于“一分为三”的若干思考———兼与庞朴先生商榷“中庸的形态”》[7]摘要 |
| 2.《“一分为三”理论形态研究及其进展———兼评庞朴先生〈一分为三论〉》[5]摘要 |
| 3.《庞朴先生〈“三”的秘密〉中有一个计算及其表达值得商榷》[8]摘要 |
（7）“先知”与“圣人”：古代犹太教与儒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一、西方文明源头辨识与中国犹太认知 |
| 二、“先知”与“圣人”比较:何以可能?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立场与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思路、结构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先知”与“圣人”:概念源流与解释传统 |
| 第一节 “先知”的源流与传统 |
| 一、“先知”的出处:犹太传统的“先知书” |
| 二、“先知”释义 |
| 三、“先知”:误读与正解 |
| 第二节“圣人”的源流与传统 |
| 一、“圣”的文字学溯源与流变 |
| 二、“圣”和“圣人”释义 |
| 三、解读“圣人”的两条进路 |
| 小结 |
| 第二章 互为镜鉴:“先知”与“圣人”的对照式解读 |
| 第一节 经典文献与翻译中的“先知”和“圣人” |
| 一、汉语文献中的“先知” |
| 二、异域的“圣人”:Sage与(?) |
| 第二节 “先知”与“圣人”典范:摩西与孔子 |
| 一、摩西:“最伟大的先知” |
| 二、孔子:“集大成者” |
| 第三节 “卓然自立”:先知与圣人的独特性 |
| 一、预言以及先知-预言的真假判断标准 |
| 二、儒家圣人:现世的人格典范 |
| 比较与讨论 “先知”与“圣人”:跨文化认知与文化独特性 |
| 第三章 神圣与世俗:先知与圣人的宗教渊源 |
| 第一节 先知、圣人的“中保”身份 |
| 一、上帝-先知-以色列 |
| 二、上帝/天-圣人-民 |
| 第二节 先知、圣人的宗教渊源 |
| 一、希伯来先知与祭司的宗教关联 |
| 二、儒家圣人的宗教文化渊源 |
| 比较与讨论 从宗教(性)反思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传统” |
| 第四章 律法与礼乐:先知与圣人的价值表达 |
| 第一节 先知与律法:水火不容抑或互为补充? |
| 一、先知与律法的辩证关系 |
| 二、重新思考先知对律法或礼仪的批评 |
| 第二节 圣人与礼乐:制作、损益与转化 |
| 一、圣人:礼乐的制作者 |
| 二、圣人对于礼乐文化的转化 |
| 比较与讨论内 在价值与外在规范关系反思 |
| 第五章 崇信与敬德:先知与圣人的政治参与 |
| 第一节 先知、圣人对政权来源的思考 |
| 一、先知与古代以色列王权的建立 |
| 二、圣人与儒家的政治权力来源 |
| 第二节 先知、圣人与政权的关系模式分析 |
| 一、先知以宗教与政权抗礼 |
| 二、圣人因道德而为“圣王” |
| 比较与讨论 先知与圣人的政治观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朱熹文学与佛禅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研究成果综述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三、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朱熹佛禅因缘的社会历史语境 |
| 第一节 宋佛禅与士绅名流及政治 |
| 第二节 宋佛禅与理学家及理学 |
| 一、濂洛学派与佛禅 |
| 二、道南学派与佛禅 |
| 第三节 宋佛禅与文人及文学 |
| 一、佛禅与宋代文人 |
| 二、佛禅与宋代诗文创作 |
| 三、禅心性说与宋诗文评之渊源 |
| 第四节 闽佛教盛况 |
| 一、宋代佛教寺院盛况 |
| 二、僧数居首、法事长盛、宗派林立 |
| 三、佛藏的编撰、翻刻与保存 |
| 第二章 生平思想与佛教 |
| 第一节 佛禅因缘家学师承考述 |
| 一、家学:父祖奉佛事略 |
| 二、师承:刘子翚、道谦与李侗 |
| 第二节 佛禅因缘行实考述 |
| 一、遍访寺观之游踪 |
| 二、法贤取长交游考述 |
| 三、饱览释书、手订诗稿之归趣 |
| 第三节 佛禅思想的复杂与矛盾 |
| 一、“深究禅学”与“广涉佛书”:深刻与粗陋并存 |
| 二、从“逃禅归儒”到“外斥内援” |
| 第三章 文学思想与佛禅 |
| 第一节 理学:联结佛禅与朱熹文学思想的纽带 |
| 第二节 文学思想佛禅渊源发微 |
| 一、文学本体论:“文从道中流出”的佛禅渊源 |
| 二、作家人品论:“修辞立其诚”的佛禅文化底蕴 |
| 三、作品创作论:“天生成腔子”的融佛因缘与辟佛表现 |
| 四、作品接受论:“涵泳”之佛禅渊源 |
| 第三节 佛禅论中的文学观 |
| 一、佛经论之文学批评 |
| 二、佛理批判中的文学观 |
| 第四章 朱熹诗与佛禅 |
| 第一节 相关诗歌创作的动态考察 |
| 一、佛禅向往期 |
| 二、出入佛禅高峰期 |
| 三、出入佛老由盛入衰转折期 |
| 四、逃禅归儒复归期 |
| 五、尽弃释老之学归儒期 |
| 第二节 佛禅视野观照下的朱熹诗探析 |
| 一、以佛禅旨趣为中心的诗歌分类 |
| 二、以佛语入诗之形式的诗歌分类 |
| 第三节 佛禅情结的审美意蕴及成因探微 |
| 一、“思着的诗” |
| 二、“诗化的思” |
| 三、成因探微 |
| 第五章 涉佛古文研究 |
| 第一节 涉佛古文文体概说 |
| 第二节 书体涉佛文 |
| 一、涉佛内容支述论 |
| 二、佛语禅词考述 |
| 三、文学手法探微 |
| 第三节 杂着涉佛文 |
| 一、涉佛内容概说 |
| 二、文献价值论析 |
| 第四节 序跋涉佛文 |
| 一、禅僧诗文之序跋 |
| 二、崇佛士流涉佛诗文之序跋 |
| 三、内容与佛禅关涉之序跋 |
| 四、禅语机锋序跋作品举隅 |
| 第五节 记体涉佛文 |
| 一、记体涉佛文界说及分类举隅 |
| 二、表达方式独特性发微 |
| 第六节 丧葬类文体涉佛文 |
| 一、涉佛祭文 |
| 二、涉佛神道碑 |
| 三、涉佛墓表 |
| 四、涉佛墓志铭 |
| 第六章 《朱子语类》与佛禅之渊源 |
| 第一节 《语类》涉佛概说 |
| 第二节 涉佛内容之分类 |
| 一、佛经之批评 |
| 二、佛教义理之论说 |
| 三、崇佛世风之批判 |
| 第三节 佛语引用之考述 |
| 一、佛教概念引用略说 |
| 二、佛教典故分类与举隅 |
| 三、禅宗公案考略 |
| 四、禅宗杂语述略 |
| 第四节 涉佛语录语言修辞佛禅渊源考述 |
| 一、语言通俗化与禅宗语录之渊源 |
| 二、语言情境化与禅宗语录体式之渊源 |
| 三、语体别扭化对禅门语录之承袭 |
| 四、譬喻艺术与佛教譬喻之渊源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9）战国令书制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 |
| 1.2.1 战国 |
| 1.2.2 令书 |
| 1.2.3 制作 |
| 1.3 研究状况 |
| 1.3.1 战国令书种类的研究状况 |
| 1.3.2 战国令书制作者的研究状况 |
| 1.3.3 战国令书书写格式及用语的研究状况 |
| 1.3.4 战国令书载体材质及规格的研究状况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战国令书种类源流考辨 |
| 2.1 命书的源流 |
| 2.2“令”书的源流 |
| 2.3 诏书的源流 |
| 2.4 告书的源流 |
| 2.5 誓书的源流 |
| 2.6 檄书的源流 |
| 2.7 律法书的源流 |
| 2.8 式法书的源流 |
| 2.9 释法书的源流 |
| 2.10 判决书的源流 |
| 2.11 盟书的源流 |
| 2.12 符书、节书的源流 |
| 第3章 战国令书制作者辨正 |
| 3.1 命书的制作者 |
| 3.2“令”书的制作者 |
| 3.3 诏书、告书的制作者 |
| 3.4 誓书的制作者 |
| 3.5 檄书的制作者 |
| 3.6 律法书的制作者 |
| 3.7 式法书的制作者 |
| 3.8 释法书的制作者 |
| 3.9 判决书的制作者 |
| 3.10 盟书的制作者 |
| 3.11 符书、节书的制作者 |
| 第4章 战国令书书写格式及用语探微 |
| 4.1 命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
| 4.2“令”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
| 4.3 诏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
| 4.4 告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
| 4.5 誓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
| 4.6 檄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
| 4.7 律法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
| 4.8 式法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
| 4.9 释法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
| 4.10 判决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
| 4.11 盟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
| 4.12 符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
| 4.13 节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
| 第5章 战国令书载体材质及规格探究 |
| 5.1 以竹木简、牍（方）为载体的令书规格 |
| 5.1.1 以竹木简为载体的规格 |
| 5.1.2 以竹木牍（方）为载体的规格 |
| 5.2 以金属器物、片块为载体的令书规格 |
| 5.2.1 以金属器物为载体的规格 |
| 5.2.2 以金属片块为载体的规格 |
| 5.3 以玉石碑牍、简圭为载体的令书规格 |
| 5.3.1 以玉石碑牍为载体的规格 |
| 5.3.2 以玉石简圭为载体的规格 |
| 第6章 战国令书制作之诸项关系论析 |
| 6.1 种类方面的诸项关系 |
| 6.1.1 与前代令书种类之间的关系 |
| 6.1.2 各种类之间的关系 |
| 6.1.3 与令书各小类之间的关系 |
| 6.2 制作者方面的诸项关系 |
| 6.2.1 与前代令书制作者之间的关系 |
| 6.2.2 制作者之间的关系 |
| 6.2.3 制作者与令书之间的关系 |
| 6.3 书写格式及用语方面的诸项关系 |
| 6.3.1 与前代令书书写格式及用语之间的关系 |
| 6.3.2 书写格式之间的关系 |
| 6.4 载体材质及规格方面的诸项关系 |
| 6.4.1 与前代令书载体材质及规格之间的关系 |
| 6.4.2 与令书制作者、种类及内容之间的关系 |
| 第7章 战国令书制作之特点与影响 |
| 7.1 特点 |
| 7.2 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校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关系思维中的大学自主办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关注与反思 |
| 1.1.2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需求 |
| 1.1.3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紧张”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大学自主办学内涵的研究 |
| 1.2.2 关于大学自主办学动因的研究 |
| 1.2.3 关于大学自主办学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4 关于大学自主办学存在问题的研究 |
| 1.2.5 关于大学自主办学推进策略的研究 |
| 1.2.6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拓展大学自主办学研究的“问题域” |
| 1.3.2 深化大学自主办学本质的理论认识 |
| 1.3.3 化解大学自主办学“放乱收死”之困 |
| 1.3.4 开拓大学自主办学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选择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理论基础 |
| 1.5.1 增强权能理论 |
| 1.5.2 权责对称 |
| 1.5.3 治理理论 |
| 1.5.4 理论选择的适切性 |
| 1.6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研究内容 |
| 2 大学自主办学的本质解读 |
| 2.1 大学自主办学的基本内涵 |
| 2.2 大学自主办学的构成要素 |
| 2.2.1 办学自主权 |
| 2.2.2 自主办学能力 |
| 2.2.3 自主办学责任 |
| 2.3 大学自主办学的基本特征 |
| 2.3.1 相对性 |
| 2.3.2 文化性 |
| 2.3.3 历史性 |
| 2.3.4 复杂性 |
| 3 大学自主办学的基点与合理性 |
| 3.1 大学自主办学的基点 |
| 3.1.1 大学的本质属性 |
| 3.1.2 大学的附属属性 |
| 3.1.3 大学本质属性与附属属性之间的关系 |
| 3.1.4 大学自主办学的身份确认 |
| 3.2 大学自主办学的合理性 |
| 3.2.1 大学组织特殊性的本质要求 |
| 3.2.2 大学基本职能发挥的内在基础 |
| 3.2.3 高等教育繁荣发展的必要前提 |
| 3.2.4 大学基业常青的根源 |
| 3.2.5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础动力 |
| 3.2.6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大势所趋 |
| 4 大学自主办学的双重关系 |
| 4.1 大学自主办学的外部关系 |
| 4.1.1 大学自主办学过程中的政府 |
| 4.1.2 大学自主办学过程中的社会 |
| 4.1.3 大学自主办学过程中的大学 |
| 4.1.4 大学、政府、社会的衔接与协调 |
| 4.2 大学自主办学的内部关系 |
| 4.2.1 大学自主办学过程中的办学自主权 |
| 4.2.2 大学自主办学过程中的自主办学能力 |
| 4.2.3 大学自主办学过程中的自主办学责任 |
| 4.2.4 办学自主权、自主办学责任、自主办学能力的匹配与耦合 |
| 4.3 大学自主办学内外部关系的互动 |
| 4.3.1 大学自主办学内外部关系互动的价值 |
| 4.3.2 大学自主办学内外部关系互动的基础 |
| 5 大学自主办学的历史变迁:政策变革的视角 |
| 5.1 大学自主办学外部关系的历史变迁 |
| 5.1.1 中央与地方:经过集权与分权多次反复后走向“央地结合” |
| 5.1.2 大学与政府:大学从完全处于政府控制之中到逐渐获得办学自主权 |
| 5.1.3 大学与社会:大学从完全封闭状态到逐渐社会化 |
| 5.2 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的历史变迁 |
| 5.2.1 1949—1978 年:政策安排未关注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 |
| 5.2.2 1978—1992 年:政策安排开始关注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 |
| 5.2.3 1992—1998 年:政策安排逐渐重视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 |
| 5.2.4 1998—2014 年:政策安排开始反思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 |
| 5.2.5 2014年至今:政策安排全面关注与调整大学自主办学内部关系 |
| 5.3 大学自主办学历史变迁的基本特征 |
| 5.3.1 割裂性 |
| 5.3.2 渐进性 |
| 5.3.3 “自上而下”性 |
| 5.3.4 “政治—经济”主导性 |
| 6 大学自主办学的现实困境与理性抉择 |
| 6.1 大学自主办学的现实困境 |
| 6.1.1 大学自主办学“放乱收死”的界说 |
| 6.1.2 大学自主办学“放乱收死”的危害 |
| 6.1.3 大学自主办学“放乱收死”的原因 |
| 6.2 大学自主办学的理性抉择 |
| 6.2.1 廓清大学自主办学的本质 |
| 6.2.2 转变行政化与实体思维方式 |
| 6.2.3 夯实大学自主办学的行动基础 |
| 6.2.4 重塑大学自主办学的信任基础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大学自主办学研究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庞朴先生《“三”的秘密》中有一个计算及其表达值得商榷（论文参考文献）
- [1]庞朴“一分为三”说研究[D]. 陈珊. 山东大学, 2020(12)
- [2]《孔子诗论》综合研究[D]. 贾旭东. 吉林大学, 2020(08)
- [3]涵养道德与健身气功修炼之关系研究[D]. 张晨昕. 山西大学, 2019(02)
- [4]庞朴对“中国智慧”的探索 ——以与李泽厚的比较为中心[D]. 韩博韬. 山东大学, 2019(09)
- [5]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问题研究[D]. 邱启雄.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
- [6]我的“一分为三”研究之回顾[J]. 周德义.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7(04)
- [7]“先知”与“圣人”：古代犹太教与儒学比较研究[D]. 王强伟. 山东大学, 2017(12)
- [8]朱熹文学与佛禅关系研究[D]. 邱蔚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 [9]战国令书制作研究[D]. 王会斌. 吉林大学, 2016(03)
- [10]关系思维中的大学自主办学研究[D]. 林杰. 大连理工大学, 20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