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的泛民定制问题

一、现代都市的泛民俗化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黄龙光^[1]（2019）在《当代“泛节日化”社会语境下传统节日的保护》文中研究指明传统节日是一个地方重要的时序节令,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节奏息息相关,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发挥着发展经济、凝聚社群等社会功能。"泛节日化"是泛民俗的具体表现之一,基于民族文化资源论,传统节日受政府、商界等多主体操弄,使一系列旧节复兴,新节、类节频出,导致出现节日泛化的社会语境。泛节日化社会语境下,传统节日出现节日资源被滥用,节日主题蜕变为世俗狂欢,内涵渐趋标准化等乱象。传统节日保护,必须遵循节日文化逻辑,尊重文化自决,遵守适度创新原则。当前多方保护主体参与传统节日文化实践的对话、协商与博弈,使传统节日民间性、政治性、经济性与公共性等兼性并立,过去"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已不合时宜,借助公共民俗学的想象力,公共民俗学者应以传统节日文化主体的民间立场为主,兼顾各方主体相关权益为宗旨进行协商与协调,促进各方平等交流与互利合作,使传统节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传承与整体保护。

袁飘^[2]（2019）在《诗意与危机 ——夏曼·蓝波安的生态叙事与文化建构》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台湾海洋文学代言人的夏曼·蓝波安,于90年代初进入文坛,此后迸发出非凡的创作力和持续的影响力,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受到了许多海内外学者的好评。本文以“生态叙事和文化建构”为支撑,以夏曼的个人经历和台湾的政治文化为背景,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探索夏曼的文学创作与民族文化、生态危机之间的关联。第一章主要以“文学生态位”为切入点,分析“童年生境与历史记忆”、“传统信仰与地域文化”和“社会运动与文学思潮”对夏曼创作的影响。第二章着重讨论“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在夏曼作品中的危机主题呈现。第三章从“原生态”叙事、“主体间性”叙事和“边缘人”叙事形象三个方面,探讨夏曼作品的生态叙事策略。通过以上研究,揭示夏曼作品中的诗意自然与现实危机,进一步肯定夏曼作品的文学历史意义与生态美学价值。

娄倩倩^[3]（2019）在《多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哈尔滨都市民俗流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哈尔滨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中西方文化在这里汇聚。这里,也是女真族的发源之地。历史上政治的原因和边塞特有的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满族土着居民一直以来以游牧、渔猎为主。清中后期,随着开禁放垦政策的实施,中原汉族贫苦农民为了寻求土地,纷纷“闯”入边塞。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交融,也是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和渔猎文化之间的撞击,更是一次历史大变迁。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西方资本的入侵,改变了古老中国的面貌。中东铁路的修筑无疑是一个强劲的“推动力”,西方资本强行进入中国市场,机器时代催促着中国完成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中国的社会生活从此开始了第一次转型。如果沿着哈尔滨的历史轨迹去追寻她的脚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城市有一种特别的风格。人们常说,哈尔滨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是中东铁路修筑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但这种说法其实是片面的。探究哈尔滨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她的历史很悠久,哈尔滨的阿城区是金代辉煌都城。有清一代,这里更是边外重镇,先后有黑龙江将军,呼兰副都统衙门等军事设置,一直关乎着国家的安全和领土的完整。近代的哈尔滨是由铁路兴起的,更多的是西方文明的介入,融聚着东西方文化,也因此她既古老又崭新。探讨多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哈尔滨都市民俗就要追溯她的过往,了解多民族之间是怎样完成融合的,哈尔滨又如何在外国资本的席卷下奋力向前,又展现了怎样厚重的生活画卷。探索这些问题,我们既要寻觅历史,也要展望未来。论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追溯历史,了解多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城镇形成的背景,以金上京会宁府和呼兰为例来看清朝以来的建置沿革;第二章论述多民族融合背景下的生产民俗,主要分为满族土着居民传统的渔猎采集民俗,北上移民来到关外后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西方资本入侵后的哈尔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第三章阐述多民族融合背景下的生活民俗,主要从服饰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这三个方面来研究哈尔滨的民俗流变;第四章是关于人们信仰的研究。主要是满族土着萨满教的来源和发展,以及呼兰地区的多元信仰;第五章是对哈尔滨民俗文化内涵的成分进行纵向分析,主要是以民族文化为底蕴,“闯关东“文化为主体,异域文化为特色的多元内涵;最后总结了研究哈尔滨民俗发展状况的意义,提出都市民俗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吴姗珊^[4]（2019）在《新世纪大陆女性导演创作中的都市意识研究》文中认为新世纪一批女性导演亮相大陆电影工业,凭借社会反响不俗的作品获得大众的广泛关注。这是继80年代以后大陆女性导演群体发展的第二个“小高峰”,虽然在人数及作品数量上无法与80年代相较,但在多元化风格、广泛的题材涉猎以及整体质量等方面,这个阶段女性导演的创作可以说在其发展脉络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之上,新世纪女性导演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都市成为绝大部分作品承载故事内容的主要地域空间。这一看似平常的现象实际上内蕴着现代化、城镇化背景下性别经验书写的特殊性,关涉着具体性别群体,同时又体现着时代整体特质。借助都市空间形态,女性导演的创作既有对女性身体的关怀,也有对女性心理意识的彰显,两者构筑了作品中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都市意识。本文以新世纪大陆女性导演的电影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文化、政治、美学这三个与影像技术、现实社会以及性别命题联系最紧密的维度切入,具体考察这些作品所传达的都市意识,探讨特定时代语境中的女性意识表达形式,同时也通过性别实践把握时代特质。本文主体部分第一章首先就选题意义进行阐释。在对新世纪女性导演及其创作进行大致概览的基础上,说明本文对都市话题的关注并非仅仅是因其作为大部分影片的叙事背景,而是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环境下,立足于性别经验差异化的前提,对身处都市空间中的个人与群体心理投射与身体感知的具体探索。讨论这些影片中都市作为一种空间形态所承载的文化走向,社会阶层身份与性别政治的缠绕以及都市现代化的美学追求。据此,正文接下来从文化、政治、美学三个角度展开具体论述。第二章阐述新世纪都市文化特质,然后在此背景下讨论女性导演创作与都市文化的迭变互动。文章由大陆女性导演创作脉络的梳理,发现于文化层面,“女性意识”与精英文化的“精英意识”在女性导演的创作中实际上有着一体两面的关系。由此当遭遇新世纪都市文化时,女性导演的创作历经了由反叛主流、拒绝大众向主流与大众合谋下回归的过程。第三章在都市文化背景下,围绕这些影片主要塑造的都市底层女性、知识女性、中产女性三个阶层形象,探讨女性导演通过不同阶层形象的塑造想要具体传达的政治诉求。底层女性体现着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与男权压抑下的女性主体困境;知识女性虽然一直以来在主流叙述中是女性介入公共领域的代表,但事实上在都市中她们真实的际遇更突显了不平等的家庭分工制度;中产女性很大程度上是“她经济”背景下的产物,显示出女性占据消费层面的主动权,力图实现视觉权力的颠覆。但这种媒介想象层面的颠覆意义,其有效性值得审视。第四章从美学层面,探讨都市文化背景下,新世纪女性导演创作从独语到对话的美学向度转变。前期女性导演更注重通过女性欲望自陈和女性历史还原营设表现私人空间的“个人都市”,而后期受商业化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她们的创作逐渐从个人舞台走向大众舞台,主要通过对都市经验,特别是都市情感经验的刻画,以及营造都市奇观建构“大众都市”,吸引受众。最后笔者认为新世纪女性导演创作中所展现的都市意识既有性别经验在具体时代都市背景下的有力彰显,同时也存在受市场化及消费文化引导而产生的阶层面向单一等现象。新世纪复杂的时代语境对于女性导演创作而言既是挑战,但同时也不失为一种机会。在此之中女性导演如何在顺应时代趋势的前提下依托都市空间将女性情感,女性体验熔铸在作品中,形成特定时代下的女性创作特质,保持对女性话题的关注,是接下来的相关创作和研究值得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王聪^[5]（2019）在《都市语境下的民俗商业化实践 ——以上海市陶艺体验店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商业化是民俗当代传承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而城市化则是民俗在当代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与全新语境。在此背景下,探讨民俗在都市语境下的商业化开发,对于民俗的当代传承而言就尤为重要。本研究以上海市的陶艺体验店为例,分析了民俗在都市背景下进行商业化开发的实践方式,探讨了作为商业模式的陶艺体验对于都市语境的适应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文化改造。这一同质化运营的商业模式产生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手工活动的重新发掘,伴随着DIY的浪潮而兴起。作为商业模式的陶艺体验,受益于现代传媒下的技艺公开化,也仰赖于发达工业体系的支撑,并由于商业化的运作而获得了坚实的生存根基。与传统手工陶瓷行当相比,陶艺体验店的参与群体发生了重大变化。追求商业利益、半路出家的都市青年成为了陶艺体验店的经营者,他们虽掌握一定的陶艺制作技术,却并不直接从事陶瓷制品的生产,而更多地运用现代商业知识和手段进行店铺运营。陶艺体验店的顾客,即有一定经济条件的都市青年白领,则在亲自动手生产的过程之中获得另一种体验。作为民俗文化的陶艺,必然受到作为参与者的“民”的影响。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陶艺体验店的生成是经营者与顾客的双向互动过程,经营者出于自身的商业目的而改造陶艺文化,但这种改造并非出于毫无缘由的自我想象,而是依据市场需求,尽可能地不断调适自我以适应顾客的要求。而顾客对于陶艺的使用也同样是建立在都市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在陶艺体验之中,他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物的生产者,在陶艺体验之中不仅获得属于自我的创造性快乐,也利用陶艺建构自己的社交形象、协调人际关系,陶艺体验尽管是一种短暂的消费,却参与到了使用者的生命之中,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的参与群体对陶艺的使用,使得陶艺的文化内涵发生了变化,由多样趋于单一,由乡土走向城市,并围绕着核心而吸附了新的文化元素。我认为,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民”的变化,商业经营者则起到了如传统民俗精英一样文化中介的功能作用。

杨雪^[6]（2019）在《成都文殊院“人间佛教”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佛教在近现代提出“人间佛教”后,“人间佛教”倡导者们大刀阔斧进行佛教改革,扫除了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多弊端,为挽救并发展中国佛教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中国佛协会三十周年重大会议后,“人间佛教”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海峡两岸佛教交流的共识,是汉地佛教的主要模式,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一种发展方向。如今,宗教复兴和中国文化复兴的有利大背景下,国内各宗教积极展开弘法事业,“人间佛教”也得到大力发展。目前,学术界对于人间佛教实践的个案研究,集中在中国台湾地区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以及大陆的上海玉佛寺、柏林禅寺等,这些寺院已经有自己的“人间佛教”风格和模式。成都文殊院也以“人间佛教”为寺院指导方针,只是尚处于践行“人间佛教”的探索阶段。本文以研究成果较少的中国西南地区的汉地寺院文殊院为例,探讨寺院“人间佛教”实践建设。分析探讨“人间佛教”思想理论如何指导僧人言行及寺院实践;“人间佛教”思想在当代社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新形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信息爆炸、商业化、娱乐休闲化等给“人间佛教”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不从以往成熟的模式来分析,转而分析正在找寻符合自身的“人间佛教”道路的文殊院,希望给其他尝试人间佛教道路的宗教场所提供一种参考。本研究认为:寺院应当遵循太虚“契理契机”“圆融开放”“与时俱进”的思想,结合寺院本地特色在文化、教育、公益、环保等多方面开展各样活动向外弘法传道。也就是遵循佛教精神和教义,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中开拓进取,加强对话交流学习,完成“人间佛教的本地化”。文殊院的“人间佛教”建设,虽然与佛光山等优秀个案存在差距,但正向着以文教、弘法、慈善、修持的宗旨实现文殊院青灯黄卷、弘法基地和心灵家园的目标努力。

聂强^[7]（2018）在《家族精英的文化传承与当代功能 ——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复兴的调查与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湖北咸安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大屋雷中秋祭月是全国现存少有的大规模中秋祭月民俗活动,保存了中秋节日习俗中少有的大规模祭祀仪式,是中秋祭月习俗的活态传承,也是研究传统祭月习俗的宝贵资料库。本论文将从大屋雷的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入手,探讨大屋雷中秋祭月的发生语境,探索其传承历史、传承谱系,再梳理中秋祭月仪式仪轨,重点探讨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中断半个世纪之后的复兴历程,以及深入研究家族精英生活史,在此基础上探讨家族精英在复兴过程中的文化传承和协调功能,揭示当下时代背景下家族精英对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当代功能。本论文主要章节如下:绪论部分,主要从论文课题的选题缘起开始,对论文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探索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较为清晰地阐述本研究的方法、重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是论述大屋雷中秋祭月的发生空间。主要从历史和地理两个维度探讨大屋雷中秋祭月仪式的成因。本章引入文化空间的概念,较全面地分析大屋雷祭月习俗的自然与人文因素,认为特定的地理空间隐喻性地表达了雷氏家族的月神崇拜,而多种信仰的交错互动则建构起祭月习俗人文基础,同时雷氏家族对易学思想的传承,也成为祭月习俗得以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桂花—嫦娥—月亮—中秋—守月华—雷以諴“梦月而生”—雷以諴中进士—雷以諴省亲祭祖祭月—中秋祭月仪式形成,这一从自然到人文无缝衔接过程,通过物象的粘合,发挥积极的想象,利用神性的加持,实现意义的升华,最终使雷氏家族地位得以强化,一条完美的家族地位建构脉络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同样,大屋雷中秋祭月仪式的形成和复兴脉络也得以完整展现。第二章是描写大屋雷中秋祭月的仪式仪轨。主要根据笔者两年时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全面细致地描述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的形态与仪轨,以田野民俗志的方式,从仪式的时间与空间入手,描写复兴后的中秋祭月仪式的仪轨。告庙、告祖、请神、安神、祭神、娱神、送神,一个完整的祭祀仪程,既有空间上的变化轴线,也有时间上的演进轴线,两条轴线共同推动着整个仪式的走向,而且每一条轴线的变化行进过程,都有诸多彰显文化内涵的时空结点,而它们正是大屋雷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明证,也是雷氏家族精英复兴家族传统民俗文化的明证。第三章是论文重点,主要探讨家族精英在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复兴过程中的作用。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复兴的特性研究,即家族精英这一复兴力量的研究。论文通过对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的描写,及其成因的探讨,发现了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传统民俗文化的复兴因素,即地方政府、文化精英、村落民众三个方面的主体性功能。不同群体对同一习俗的态度、诉求和目标存在着显着差异,并凝聚着各自的力量在进行相互博弈,但同时他们之间又以时代的共性而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论文认为家族精英是中秋祭月习俗复兴的关键因素。家族精英也是地方文化精英,作为民俗群体,他们虽然不具有政府行政资格和学术研究资格,但却是历史意义中的地方权威人士,他们往往有一技之长,能够协调处理民众的事务纠纷,帮助解决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难题,而在地方民众中拥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他们不具官方资格,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官方发声;他们作为具有权威性的民众代表,当官方的行政行为侵犯到民众的利益时,他们有可以代表民众发声,与官方进行周旋博弈。因此,家族精英是中秋祭月习俗复兴的关键力量。传统的守月华活动演变成为一场神圣庄重的祭月仪式,是其节俗内涵转向丰富化和神圣化的体现,是一种民俗内涵的发展升级。一项由家族独立传承的中秋祭月习俗,其完整的祭祀仪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我国中秋节俗中具有独特的文化意味和重要的文化价值。而一项早已全民化的节日民俗,在与地方特色和家族文化进行融合之后,实现了从世俗化向神圣化进行逆向发展,其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本论文重点关注家族精英在民俗复兴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屋雷的雷氏家族精英在中秋祭月习俗的复兴过程中利用他们在民众中间积累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积极参与并最终实现了中秋祭月习俗的当代复兴。这个案例的探讨研究,不仅在当地民俗建构具体案例中有着积极的价值,也对当下建构时代研究传统民俗的复兴及演变发展具有反思意义。

梁劲芸^[8]（2018）在《云南当代艺术家群体研究（1985～2015）》文中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当代艺术作为国际性艺术对话的重要方式,不断丰富着人们对当代生活和艺术的更新与认知。而不同地域的社会现实融合多元的文化理念影响着艺术新观念和表达形态的差异性。云南当代艺术的产生有着对传统艺术思想的质疑和革新;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推崇与参照;对艺术专制与体制权威的批判与对抗;也有着对本土历史文脉的扩充与传承。在20世纪80年代,云南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前卫精神和行动果效的年轻艺术家作为当代艺术的开拓者,用富有个性的创作及自费外出办展的行动同步汇入了中国’85美术运动,成为了这段历史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当时的“新具像”展览及成立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以独到的艺术特质和活力成为国内地方性艺术群体的优秀代表。他们的艺术实践和社会影响力为当代艺术在云南的传播和持续发展奠定了现实条件和人脉基础。以此线索为开端展开对云南当代艺术家群体的深度考察,较为系统地论证和分析云南当代艺术创作群体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动态与作用显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是地方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选择与云南有着深度地缘关系的优秀艺术家为代表,基本以时间顺序为纵轴梳理了自1985年到2015年期间云南当代艺术整体的发展历程,以艺术家群体和个体在不同时期内的突出表现、创作成果及其作用为依据和主要内容,结合同时期发生的艺术现象横向考察和分析了艺术家群体与时代、地域、社会以及个体之间的联系与影响,开创性地呈现出50 一代直到80 一代的云南当代艺术家发展谱系。并尝试进一步地探讨地方当代艺术样本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社会文化变迁及其人文价值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全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85美术运动与云南当代艺术的开拓者,从’85美术运动之前的云南现代美术背景出发,着重论述“新具像”展览与“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的史实与重要地位。对代表性艺术家及其创作,以及在这一时期群体与个体的关系做出分析。特别对特定艺术群体的前卫艺术动态,以及具有突出作用的艺术家个体给予了肯定。第二章20世纪90年代的云南当代艺术家群体及其动态,分析了云南当代艺术在承上启下的发展时期,本土艺术家群体开始自觉探索当代艺术的认知和语言。出现了运用其他媒介形式创作的优秀艺术家和“体制”内外的创作集群。第三章21世纪以来云南当代艺术的多元力量及生态,从昆明创库的建立及其对本土艺术生态的影响论证了当代艺术与都市文化、大众生活主动融合的态势。70一代和80一代的年轻艺术家登上艺术舞台,积极展开新思路的本土实验,形成了云南在新世纪以来更为多元的当代艺术生态和格局。以灵活多变的媒介、策略、思路进行创作且显有特点的艺术家代表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第四章云南当代艺术家群体综合分析,依据上述的历史考察,结合艺术家问卷调查做出阶段性小结。分别从云南当代艺术家谱系分析;“群体”方式的演变;创作中的“地域性”反思;情感作用下的“生活美学”品质;基本特征与观念诉求;艺术家群体对“当代性”回应;以及艺术家群体的地位、作用及现存问题等多个层面进行了综合论述并提出了原创性观点。通过几代优秀艺术家的持续努力,云南当代艺术发展三十年历经了三个重要阶段,现已逐步明确了自身定位,形成了初期的基本体系。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并未盲目追随国内主流,而是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的节奏。注重生命、内心、直觉、真实的表现性创作是云南当代艺术颇具继承性的一条主线。艺术家更多以边缘、质疑和深入生活本身的态度持守对艺术“当代性”的反思,创作面貌更多倾向于追求精神性表达,体现人文关怀和民主意识。并且不同程度地渗透出“乡愁乌托邦”情感作用下的“生活美学”品质,大部分作品突显出根植于地域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情的自由、散漫、随心而为的诗意色彩。可见,云南当代艺术家群体不仅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参与者和贡献者,更是这一地方艺术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是当代艺术的实施者和传播者、是当代文化的构建者和推动者。他们的创作与作为不仅鲜活地反映出云南现代化改革的发展进程,也对促进城市现代化、审美现代性、文化生活多元融合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当然,面对云南当代艺术的现存问题和整体发展还需持续观察并深入研究,对艺术家个案的分析和判断也需要专注地推进工作,从而使当代艺术以及这一领域的史论研究成果能进一步对人们理解生命和生活的真谛有所作为。

方旭东^[9]（2018）在《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文中提出这是一项得益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视角的田野研究。所选田野是皖西南的一个自然村落——该研究中的Z村。“过日子”是村落社会基本的生存心态。“过日子”的主体是人,“过日子”的意义是为了“好好活着”。“活着”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品格。“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时代变迁中的“活着”、“活法”,有什么新的变化?什么因素导致如此变化?变化的结果如何?以上追问是本研究希望求解的内容。围绕村落社会的日常生活,“活着”这一生命哲学观具有很强的实践感,立足时空与事件的周期性往复运动,赋予“活着”特定意义、特定方法,最终都可归结到“为了家”这一理念与行动之中。“家”成为村落社会得以可能的一个关键词。“家”不仅是村民人生意义的原结构,也是村落社会结构中的组织单元。同时,“家”也是村落社会中重要的情感结构,与乡关联到一起形成人文地理学与文化人类学中的地方性——“家乡”。家乡是在历史与实践合意中生成的地方性主体自觉意识。不只是从外围“观看”乡村,深入乡村内部去理解“家”,很大程度上更容易阐释乡村。树立起村民——生活者这一主体身份,以家为主轴尝试理解村落社会的时代际遇便是本文的研究思路。“家”在该研究中是一个分析单位,也不妨理解为洞察社会变迁的一种方法。历史社会学的叙事基调贯穿研究始终。时间段是1980年代至今。大致时间分别对应着三段:1980年代,1990——2010年,2010年至今。空间上从家屋——邻居——村落——乡镇——城市展开。情感结构上从家福——在家——家族——村落共同体——家乡推进。针对不同时段“活着”的特点,文章分为“在家”、“离家”、“回家”三个部分。1980年代的在家生活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家福的民俗约定确立起“家”的神圣性。家屋到村落空间的拓展,依照差序格局原则,内嵌着从家户到“大家”的村落共同体感形成。“靠山吃山”,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维系着家计需要的基本满足。乡村手工业成为小农经济必要的补充。血缘（家族）、地缘（邻居）情谊中生成的互助式劳动、礼俗经济与社交等,充当着村落社会福利功能;一定程度上,通过互相帮扶,确保了“家”的平民化再生产。长老统治与乡贤主导村落事务,充当着人格化社区治理的功能。民间道士、风水师把持着乡村民俗文化仪轨。总体而言,1980年代的家得以可能的条件是村民拥有相对完善的“在家”与“在一起”的礼俗系统与国家制度保证。1980年代制度性成就乡野之家最后的顶峰。1990年——2010年,“家”被分离成两部分:进城务工者与留守者。宏观社会结构调整,导致“靠山吃山”的在家生活难以为继,“离开家才能’为了家’”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家”被分裂、村落成员被分离,导致“家”为主轴的乡村生活系统逐渐瓦解。进城务工人员遭遇的主要困难并非是承受体能劳动的高度抗压,而是实际生活脱嵌于曾经习惯且被承认的在家生活方式。进城务工者身体与情感悬挂于两种生活系统的边缘状态,过着“身在城市、心在家乡”的生活。“想家”与“牵挂”成为进城务工者、留守者普遍的精神叙事。身体与情感必须同时忠诚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且无法在实践中相统一,是对农民最大的伤害。农民的实践感中不再能维护总体性“活着”的意义。拥有手工业技能的村民是第一批次进城务工人员。与这些村民具有地缘、血缘上密切相关的人,一般是只拥有“蛮力”的“老实人”——成为被技术民工带进城的第二批进城务工者。第三批进城务工者主要是第一批、第二批进城务工村民的子女。村落共同体内部横向社会关系与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互相胶合,成为村民进城务工模式。“家”作为一个隐性成本成为城市大建设、大发展的牺牲品,农民、农村却没有获得应得的名声。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主体的“农民工”被生产出来。在宏观社会结构高压与近乎资本原始积累的具体雇佣关系中,进城务工人员成为被公德流放者。在实践中得不到法律保证与公德的沐浴,必要的时候,有意识主动成为“无公德的个人”,被他们视为是“保全自身”必要的武器。“农民工”一旦返乡,又会还原其在熟人社会关系中由礼俗约定的农民面目。“农民”的生活世界与自然、乡土具有不可分割性。传统农民过的是一种总体性生活,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在代际中传承且循环。“农民”一旦脱嵌于乡村时空,在当今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注定过着一种单向度的、矢量线性生活。农民进城务工结果,越发偏离“为了家”的进城务工初心。2010年以来,从观念到实践,村民逐渐踏上“回家”之路。“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回家”。第一批、第二批农民工有近乎30年的进城务工史,他们可能实现的最好未来是能够回家“养老”。第三批农民工渴望“回家”创业,再过上“城里人”生活。前者视“回家”为人生的彻底返回,家是身体与精神合一的归属。后者视“回家”为“逆城市化”的生存策略,将家乡当成一种创业资源。1980年代以来是村落社会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生活系统逐渐瓦解的过程。“乡村空心化”,本质上是家的衰落。无论哪一种意义的返回,都可能导致乡村“空心化”状况暂时得到缓解——家等回它真正的主人。“家”一旦被思考,自我拯救的意识就可能被激活。国家应该对被瓦解的家给予最大的善意,在制度上保证进城务工者获得返乡的生存机会,还原乡野之家的本来面目:一家人、“在一起”过着“在家”、“在乡”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乡村,还是作为具备创业机会、“资本下乡”的乡村,长远来看乡村依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命运。Z村人建设家园的实验性实践,如果放到“城乡结合度”的理念中,可能是化解城乡关系割裂、紧张的一种积极探索。彼此互相承认与嵌入各自合理的要素,在互通、互融中重塑新的城乡关系,才可能树立起各自“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的文明社会形象。

宫华慧子^[10]（2017）在《广州市滨水动态人文景观演进研究》文中认为在当前城市滨水景观建设中,常出现一些忽视传统滨水文化,从而导致滨水空间缺乏活力的问题,这其中包括对传统滨水动态人文景观研究的缺乏。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传统滨水动态人文景观活动进行保护和再现的研究与实践也已初步展开,如广州市粤剧红船的运行,龙舟活动的多元发展等。这些实践显示了通过传统滨水活动再现历史文化,延续城市文脉,使水文化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成为滨水景观营造的重要环节和发展方向。广州曾经是名副其实的水城,清代《羊城竹枝词》描写广州城:“水绕重城俨画图,风流应不让姑苏”,后自二十世纪起,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改变,广州才渐渐失去了岭南水乡的风采。在历史的变迁中,广州沉淀了深厚的滨水文化传统,同时有着丰富多样的滨水动态人文景观,例如:龙船、粤剧红船、艇仔粥、咸水歌等等。全面梳理广州市滨水动态人文景观的历史演进,是振兴广州历史风貌滨水区,建设富有人文内涵与空间活力的滨水景观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同时目前风景园林学科对静态人文景观研究较多,但对于动态人文景观研究还有较大缺口,因此对广州市滨水动态人文景观及其活动空间发展脉络的研究,也是对风景园林学科动态人文景观研究的一个丰富和补充,在当下具有实践和理论双重意义。本文以滨水动态人文景观的演进为主线,从滨水动态人文景观活动及其活动空间发展演变的历史出发,运用史料参考﹑文献查证﹑地图对比等多种方法,综合景观学﹑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旅游学和历史学等多门学科,首先分析滨水动态人文景观活动的类型和载体,并对其演变过程和现状进行梳理;其次对滨水动态人文景观活动空间的结构、典型模式、分布和格局进行分析,并整理其变迁过程。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对滨水动态人文景观活动深层次的演进机制进行探讨,由宏观到微观,由表及里进行剖析。最后结合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对动态滨水人文景观的保护与复兴提出刍议。本文的研究一方面经过多角度的分析尝试还原历史场景,并探究其内涵,另一方面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结合调研,尝试探讨当下有价值的滨水动态人文景观复兴的可行方法。希望通过对历史脉络的梳理,提供未来对滨水动态人文景观研究的基础。

二、现代都市的泛民俗化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都市的泛民俗化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泛节日化”社会语境下传统节日的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2）诗意与危机 ——夏曼·蓝波安的生态叙事与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3）多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哈尔滨都市民俗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世纪大陆女性导演创作中的都市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都市语境下的民俗商业化实践 ——以上海市陶艺体验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成都文殊院“人间佛教”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家族精英的文化传承与当代功能 ——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复兴的调查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云南当代艺术家群体研究（1985～2015）（论文提纲范文）

（9）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广州市滨水动态人文景观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代都市的泛民俗化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泛节日化”社会语境下传统节日的保护[J]. 黄龙光.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9(04)
• [2]诗意与危机 ——夏曼·蓝波安的生态叙事与文化建构[D]. 袁飘.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3]多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哈尔滨都市民俗流变研究[D]. 娄倩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7)
• [4]新世纪大陆女性导演创作中的都市意识研究[D]. 吴姗珊. 重庆大学, 2019(01)
• [5]都市语境下的民俗商业化实践 ——以上海市陶艺体验店为例[D]. 王聪.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7)
• [6]成都文殊院“人间佛教”实践研究[D]. 杨雪. 云南大学, 2019(03)
• [7]家族精英的文化传承与当代功能 ——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复兴的调查与研究[D]. 聂强.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8]云南当代艺术家群体研究（1985～2015）[D]. 梁劲芸.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9]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D]. 方旭东. 上海大学, 2018(02)
• [10]广州市滨水动态人文景观演进研究[D]. 宫华慧子.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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