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选》对魏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倪晓明[1]（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邹广胜[2]（2021）在《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的关系为研究课题,当然,有些问题文论中讨论得多些,有些问题书论中讨论得更为深入,但都以文论书论中共同关注、共同存在的问题为轴心与线索展开讨论与论述,同时也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在中国文论史与中国书论史上产生的影响。本论文的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作为开篇,讨论本选题的价值及意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主要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并阐明各章节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魏晋文论与书论之关联”,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包括文学家、文论家、书法家、书论家他们共同面临的人生际遇,共通的审美趣味,艺术家的多才多能,艺术的觉醒与人的觉醒,艺术的独立性与人的独立性等问题,以及艺成而下、德成而上的儒家观念对文学、文学家与书法、书法家之地位的影响。第二章为“文论与书论之差异”,探讨图像与语言作为不同的媒介对书法与文学审美特质的不同意义,如陆机的《文赋》与《平复帖》,曹植的《洛神赋》与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兰亭》的文学性与书法性等所表现出的不同之美等问题。第三章为“魏晋风度与魏晋书韵”,讨论魏晋文论与书论中的不同审美风格及文风与书风中共同存在的风格与个性问题等,如错彩镂金与出水芙蓉,妍媚与质朴,它们都是魏晋文学书法追求个性的具体表现,如《典论·论文》中所说虽父兄不能移子弟。至于二王妍媚的风格与钟繇质朴的风格、儒家刚健质朴与道家自然飘逸的审美原则等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都同样贯穿于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批评之中。第四章为“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观物取象”,主要讨论文学与书法的道法自然,模拟自然,以自然物象及人体之美来说明文学及书法之美的问题,特别是人体中的骨、肉、筋、肤、神气等。第五章为“魏晋南北朝人品及文品与书品的同一性及矛盾性”,也就是文如其人与书如其人的问题,文品与人品之争、艺术与人格及道德之争贯穿于中国古代文论与书论。在中国古代文论及书论发展史上,古典风格与浪漫风格、儒家的美善合一与中庸原则,鉴赏判断与价值判断等都贯穿于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评论与鉴赏之中,坚持经典与变易的结合正是《文心雕龙·通变》中的基本原则,也是贯穿中国古代书论、文论始终的核心问题。
赵亦雅[3]（2021）在《《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五四以来,以西律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大趋势。对《文心雕龙》和《文选》的褒扬或批评,往往关注于二书是否区分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以往我们异常重视萧统的文学身份而忽视他的政治身份。萧统是梁武帝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者,这是对他认识的出发点。刘勰的人生观里有着强烈的立功意图和阳刚进取精神。对于刘勰来说,“垂文”只是“穷”时的“独善”,他更在意的是建功立业,成为国之栋梁,处理军国事务。从他们的身份定位出发,是研究这两部书的基础。从创作动机而言,萧统编辑《文选》无疑受到了其父梁武帝的影响。就当时的文学风气而言,萧统也隐有树立文学风气、彰显文化实力的意图。《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首先是刘勰受到理想人格感召而意图纠正现实问题。此外,也有求文名以入仕的意图。齐梁诗坛有古今新旧之争的讨论,为当时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每一个批评家都会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诞生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文心雕龙》和《文选》继承了自《诗大序》以来情志统一的诗歌观,而《文心雕龙》更明显地强调了诗歌秉情而作的特性。《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了对《诗经》的尊崇,但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刘勰认为《诗经》是“为情而造文”的代表,而萧统更重视它的典范地位。对于汉代诗坛,《文心雕龙》和《文选》提到的代表诗人和作品篇目基本吻合。在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上,刘勰以为五言诗源于先秦时期,而萧统则以为五言诗源于汉初的李陵诗。关于建安诗坛,《文心雕龙》的《明诗》《乐府》两篇提到的七位诗人除了徐干之外,《文选》都有收录,只不过刘勰出于乐府诗的雅正观而不喜三曹为代表的汉乐府诗作,显示了《文心雕龙》浓厚的辨体意识。对于正始诗坛,《文选》所选的三位诗人恰好是《明诗》里提及肯定的。《明诗》夸赞的左思和张华这两位西晋诗人,《文选》均以较多的数量收录。但是对于西晋诗坛,《文选》收录最多的是陆机诗,而《文心雕龙》以陆机诗为“繁”,显示了二书的不同看法。东晋诗坛玄风大盛,《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郭璞诗的肯定。在诗歌的评价标准上,刘勰不同意新变派一味追求辞采,更不像复古派对辞采、性情完全排斥,在当时的新变派和复古派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立场。《文选》既重视诗作的审美特色,看重“能文”,但也重视对儒家风雅精神的继承,显示出包容的态度。对于赋的起源问题,《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认同《诗经》、楚辞以及荀宋赋的开拓作用。汉魏时期骚赋混称现象常见,而《文选》和《文心雕龙》都不同程度地区别了骚、赋。二书都有意识地对赋的种类进行了区分,《文心雕龙》将赋分为“鸿裁之寰域”“小制之区畛”两大类,并对其内容和风格特色做了具体的说明。《文选》赋则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等十五类。先秦是赋的发轫期,《文选》和《文心雕龙》都谈到了荀子、宋玉在赋体发展史上的先导之功。对于西汉赋作,《文选》收录了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四位作家的八篇赋,而这四位也在刘勰称赞的“辞赋之英杰”里,然而刘勰肯定的枚乘赋未被《文选》收录。对东汉赋,二书均对班固、张衡、王延寿的赋作表示了肯定。二书不同之处在于《文选》还收录了班彪、曹大家、傅毅、马融的作品。对曹魏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王粲、何晏赋作的肯定。而刘勰称许的徐干未收入《文选》,以及《文选》收录曹植《洛神赋》、嵇康《琴赋》和祢衡《鹦鹉赋》,刘勰在《铨赋》中并未提及。对西晋赋,《文心雕龙》与《文选》共同肯定了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四位作家的赋作。二书不同在于《文选》对木华、向秀赋作的肯定。对东晋赋,二书都表达了对郭璞赋作的肯定,不同在于刘勰认为袁宏也是此时的代表作家,而《文选》收录了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重视赋这一文体的政治功能。刘勰认为赋应当秉承教化作用,反对那些过分华丽臃肿的作品。《文选》对赋的政治属性的重视表现得更为突出。京都、郊祀、耕藉等居赋类乃至全书之首,这些赋作均与国家统治密切相关。从总体上说,《文选》《文心雕龙》都体现了情采兼备、文质彬彬的赋学观。这是由二书的编撰宗旨决定的。二书对代表作家的评选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有很大不同。尤其表现在对待西晋作家的态度上。潘岳的赋作受到萧统重视,盖因其情深意浓、善用典故、文辞清绮的特点。刘勰并不推崇晋代作品,而且更强调赋的讽谏意义。对颂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突出强调了其“美盛德”的特性;刘勰推崇摹仿《诗经》古颂的颂文,而《文选》所收五篇颂文中有三篇在立意和体制上都与古颂文相异。在赞的起源问题上,萧统与挚虞相同而与刘勰不同,《文选》单独列“史述赞”一类,而《文心雕龙》所论赞文包括了《文选》中的“赞”和“史述赞”两类,这显示了二书文体分类观念上的不同。对铭这一文体,《文心雕龙》与《文选》都指出铭文简约润泽的特点,在铭文的选篇上,刘勰最为推重的是师法《尚书》的蔡邕之作,而萧统则推重典雅华美的陆倕铭文。对于箴文,《文选》只收一篇《女史箴》,既与箴文的政治敏感性有关,也与《文选》对辞藻华美的重视程度有关,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官箴王阙”类箴文的衰落。刘勰推重师范《虞箴》的扬雄等人的箴文,既与贯穿全书的师法经典的观点一致,也反映出了他重视“矢言之道”的政治胸怀。对于“诔”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潘岳的认可,此外刘勰还推重东汉的诔文作家。刘勰认为诔文中的叙述哀情是在记颂功德之上的引申,但是《文选》所收以叙哀浓厚的曹植诔文为首,入选最多的潘岳诔文也为情感充沛之作。《文选》所选诔文实际上反映了魏晋以来诔文偏重于抒发哀情的趋势,而刘勰意图规范诔文文体,更以“大夫之才”的眼光看待诔文的写作。对于碑文,《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蔡邕作为碑文的代表作家,《文选》所收碑文种类则较《文心雕龙》更广。梁武帝推行儒学、宣扬勤政,故而孙绰碑文中评定人物时浓重的玄学痕迹使其未被收入《文选》。刘勰只论及墓碑文并且强调墓碑文的铭功作用,与墓碑文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有关。对于哀文,《文心雕龙》和《文选》对它的施用范围有着不同认识,前者重视潘岳为幼子所作的哀辞,而后者选择的是潘岳悼念妻子而作的《哀永逝文》。同时,二书对哀策文的性质认识不同,刘勰由读策告神的祭祀传统将之置于《祝盟》篇中,而萧统则将之归于“哀”类。对于吊文,二书的注意力均在怀古类吊辞,这与二书性质以及其他两类吊辞难于流传有关。对陆机《吊魏武帝文》的认识,再次反映了二书对简约文风的不同态度。萧统对任昉表文十分重视,任昉之文兼具文雅和华采,这正契合萧统的审美趣味。曹植之文则是刘勰所提倡的情理和辞采的统一。刘勰指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是从经国大业的立场上去理解和看待表文的。《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出对武檄的强调和重视。陈琳极富文采的檄文与萧统重视艺术美的观念十分契合。刘勰在谈论檄文的写作规范时展示了他的军事思想,其中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刘勰的军事思想体现在兵以定乱、厉辞为武、重视战前谋划、兵诈相参等方面。从《文心雕龙》与《文选》的评选的范围看,《文选》不录经、史、子,与刘勰的大文学观不同。在评价标准上,面对当时“文过其意”的文风,二书兼重情采。在选定各类文体时,刘勰重视作品的正式和传统写作规范,而萧统并不重视这一点。在审美标准上,《文心雕龙》和《文选》均重视典雅。对陆机、潘岳作品的评、选反映了《文心雕龙》与《文选》对文辞繁简的不同态度。《文选》对西晋作家的重视反映了萧统对绮丽文风的欣赏,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列《风骨》为其艺术理想。在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学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功能,包含功利用途和道德属性,尤其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从文学的国家政治属性而言,刘勰重视各类文体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文选》则可以称之为一项优秀的国家文化工程。这是二书不容忽视的政治属性。
王亚坤[4]（2021）在《《世说新语》“任真”的审美范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魏晋风度”、“麈尾清谈”、“放达任诞”均为学者们在探究魏晋名士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热点名词。对于这些热点名词产生背后的、关于深层审美范畴与思想价值的关系,学者们却很少有呈系统、体系的概括归纳。《世说新语》全书以零散化、凝练化、趣味性的小故事为切入点,通过故事展现出当时名士们清谈放诞的士风以及士大夫倾轧相斗的现实,进而来表达士人内在的审美观与思想观,故其书中并不具备典型、成熟的理论形态。笔者尝试对《世说新语》中士人的审美、思想进行归纳、总结,从而使之具有确定的理论形态。这一工作既能丰富并完善对于《世说新语》及魏晋士人阶层的研究,又能为后世美学、文论等相关方面提供理论的文本。具体而言,“任真”是整个魏晋时期士人们追求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也贯彻在《世说新语》全书的基本内容中,可谓《世说新语》的立书之本;后世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魏晋士人“任真”的审美思想,但诸如“本色”、“文如其人”等命题却和“任真”有着紧密的联系。基于此,笔者将《世说新语》对于“去伪”、“求真”两者之间关系的主张概括为“任真”。要分析魏晋士人“任真”的思想追求,就绕不开魏晋士人生活中的言行轶事,需要及必要对魏晋士人的生活背景进行合理阐释。故此文章以魏晋社会背景为基础,以《世说新语》中士人的“任真”审美观及其表现为重点,通过对《世说新语》中士人表现出的“任真”的轶事进行整合、分类,来分析魏晋士人任真观念,进一步探讨出魏晋士人“任真”审美思想产生的内核,扩展挖掘出士人“任真”的审美品格对后世文人及文学的影响与意义。
王芷晴[5]（2021）在《魏晋送别诗研究》文中提出送别诗这一题材从《诗经》开始兴起,并不断发展。至魏晋时期,已成为送别诗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期送别诗不但数量激增,而且在促进魏晋南北朝诗歌类型的繁盛、丰富诗歌的情感内容、提升诗歌创作技巧、促进文人相互交流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诗学意义。送别诗充分承载了这一时期诗人由离别而产生的复杂情绪,也因社会环境、文人创作意识以及诗歌本身的演变等因素逐渐呈现出此时代独有的情感、思想以及艺术特色。本文即以魏晋送别诗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兴起背景、情感类型、思想内涵、艺术特征以及对后世送别诗的影响几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分三节论述魏晋送别诗兴起的背景,包括动荡混乱的政局、文学意识的觉醒与诗歌创作的新变三部分。政局动荡导致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再热衷于表达忠君爱国的情怀,进而促进了文学创作意识的转变。同时,诗歌本身也随着社会和文学思潮的发展而演变,推动了送别诗创作的成熟。第二章分三节探讨魏晋送别诗的情感类型,针对惜别难舍之情、感恩嘉勉之情、祝颂期盼之情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其中的情感内容十分丰富,彰显了魏晋时期特有的文人风貌。第三章分为三节,分别从家国情怀的逐渐淡薄、个人情怀的提升以及交际中思想的交流与认同三方面出发,论述魏晋时期送别诗的思想内涵。在诗中,魏晋诗人充分表达了对于文人交流、社会现实以及诗歌创作的观点,具有深刻的思想内蕴。第四章分三节讨论魏晋送别诗的艺术特点,通过分析审美意象、写作技巧和诗歌风格来对其艺术特征进行研究。魏晋时期,诗歌创作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对审美意象的应用,在送别诗中,这些诗歌意象与创作技巧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第五章列举了魏晋送别诗在送别题材和艺术特征两方面对后世送别诗创作产生的影响。后世许多送别诗都继承并沿袭了魏晋送别诗的题材、写作方式和艺术技巧等,从而促进了送别这一诗歌题材的繁荣。综上所述,魏晋送别诗在情感类型、思想内蕴和艺术技巧等多方面都逐渐成熟,对后世送别诗的发展与完善有着极为重要的示范意义。
赵宜嘉[6]（2021）在《魏晋六朝“清”审美范畴研究》文中指出“清”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目中,大凡美善的事物一般都具备“清”的特质。“清”这一范畴产生于先秦,经过两汉的发展,到了魏晋时期逐步成熟、正式定型。因此,本文截取魏晋六朝这一时期作为研究范围,对“清”进行内涵及外延的考察,有助于厘清“清”这一审美范畴在魏晋六朝这一成熟定型期的状况,从而为系统把握这一美学范畴奠定基础。在道家思想中,“清”是“道”的外显特征,这也开创了“以水表道”的传统。如果说道家赋予了“清”本体论性质,那么在儒家思想中,“清”则被赋予了价值论的性质,被用作道德评价的标准。在儒家价值体系中,“清士”是对人的要求,“清世”则是对社会政治的要求。魏晋六朝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等因素,玄学得以生成、发展,王弼、何晏等人继承发展了老庄学说,开创了玄学“贵无”的理论体系,在玄学家的视角中,“清”也是玄学本体所具有的特征;此外,玄学家们崇尚朴素清淡之美,这也奠定了魏晋六朝“尚清”的审美趣味。由于时代环境等因素,魏晋士人们主体意识觉醒,他们自觉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更加注重自身的存在价值。因此,人物品藻之风盛行。可以说,人物品藻是魏晋六朝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最显着的特征。而“清”也蕴含在魏晋六朝时期对人物的姿仪、风度、才性、学识、气度、审美等方面的品评中。中国古人多强调人品与文品的统一,因此,以“清”品人投射到文学上,即为以“清”论文。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看,魏晋六朝文学家们作文崇尚“清省”之风,即清新简洁、清淡自然、不加雕饰的文风;此外,创作者也讲究诗歌、文章体貌的“风清骨峻”。从文学作品论的角度看,“清”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和玄言诗的创作中都得到了完美的呈现。从文学批评论的角度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气说”,以“清浊”论文气的标准一经提出,使得后世文人自觉追求“人之气”与“文之气”的和谐统一。结合曹丕在《与吴质书》对建安文人的文学评价,可以窥见,曹丕是主张为文“刚健之气”的。尚“刚健之气”的文学主张也被后世认为是“清气”的典范,衍生出一系列文学概念（风清骨峻等）。“文气说”的提出极大丰富了魏晋六朝文坛“清”审美范畴的内涵。“清”这一范畴在魏晋六朝时期被赋予了审美的意义。此后,经过历代的传承与发展,“清”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扩展,如唐之“清真”、宋之“淡美”、明清之“厚美”等。“清”这一审美范畴是历久常新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古人尚“清”的传统中寻求借鉴与启发。
陈楠[7]（2021）在《袁淑、王微、王僧达研究》文中提出《袁淑、王微、王僧达研究》涉及的三位研究对象都是《诗品·中品》的同条诗人,诗风相近又有不同,比如语言风格清丽的一致性,王微代表作《杂诗》的女性化特点及袁淑、王僧达拟乐府的阳刚美,研究三人是研究锺嵘《诗品》品评的一部分;三人都出身於侨姓氏族的甲族门第,是堂表兄弟关系,袁淑是王微、王僧达的表哥,王微是王僧达的堂哥,袁淑比王微大七岁,王微比王僧达大七岁,王袁家族的姻亲关系让他们自幼年就有来往接触,这为将三人置於同谱提供了条件;三人都是元嘉文坛的代表人物,被时人称赞“文冠当时”的袁淑,诗文书画无不精善、闭门家中却美名传至北魏的王微,六七岁就传出美名,和颜延之成为忘年交,和鲍照诗文相和,被锺嵘赞为诗歌成就超过袁淑、王微的王僧达,研究他们给了解元嘉文学和锺嵘的品评准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侧面;《宋书》《南史》都给他们立传,正史的本传和其他资料为研究他们提供了可能,这也是三人放在一起研究的条件;唐以前最重要的文集《文选》收入了他们同类型的诗歌放在“杂拟”、“杂诗”篇,这更加体现了三人诗歌的相似性和为南朝人所认可的诗艺水准,同时也有了给三人诗歌做比较研究的基础。以上的五个理由是把三人放在一起做年谱和研究的原因,三人尽管不是後世认为的元嘉文学的大家,但在当时却个个都是享誉几代的人物,将三人放在一起研究既能进一步了解《诗品》的品评原则,元嘉文学在南朝文学身处的位置,又能从社会思想的层面了解世家大族在南朝的开端——刘宋的思想变化,对於了解当时的文学、社会思想都有莫大的好处。本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人物思想和文学研究,下编年谱。上编主要运用文本细读,比较分析和文献索引的方法将三人所处时代、家族和思想、文学做系统的梳理研究;下编通过文献搜集、历史考证还原谱主一生的成长、仕宦和文学、政治交游经历。上编共有三个章节,第一章节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层面宏观梳理三人所处的时代环境。由於三人都是甲族子弟,故梳理经济环境时着重论述庄园经济对世家文化文学的影响;梳理政治环境时从中央皇帝的非正常继位与地方上的藩王出镇政策论述大政治环境与世家子弟仕进心态的关系;文化上主要论述当时社会的文化风尚对元嘉文人的影响。第二章节论述三人的家族仕宦和作为逐渐没落的甲族子弟的处世心态、人生选择,兼及两者与三人文学的关系。第三章节是对三人文学的综合研究,从三方面进行:第一是三人作品流传情况和1佚,包括对学界有争议的作品归属问题进行讨论辨析;第二是对三人的拟古诗进行比较研究,这一部分以《文选》和《玉台新咏》收入的作品为基础,梳理三人拟古的渊源、文学新变与文学时代风尚的关系,也兼及其他作品的艺术分析;第三部分是各人的文章代表作研究,主要是袁淑的俳谐文、王微的书信和王僧达的《祭颜光禄文》。下编的年谱部分对三人的人生经历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将现存的文学作品能准确系年的予以系年,并用了大量的按语说明这样系年的缘由以及作者对谱主人生经历变幻的思考、考证。在沿着谱主的人生轨迹重走的过程中也爲笔者理解谱主的思想,撰写上编的第二章节提供了诸多便利。
王文静[8]（2021）在《魏晋南北朝哀祭文学与家风研究》文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人的意识觉醒的时代,也是士族文化大盛的时代,关于魏晋南北朝家风的研究绵绵缗缗,哀祭文的研究也代不乏人。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哀祭文文本和家族文化相结合的方法对魏晋南北朝家风做整体性的描述工作,与此同时力图体现哀祭文学和家风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哀祭文是作者对生命的感悟,而作者对生命的感悟与其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即家风密切相关,所以世族家风的流变影响了不同时代哀祭文内容、风格的变化。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哀祭文,尤其是诔文和碑文以其独特的传播方式传播了家族文化,产生了独特的传播效果。不仅扩大了家族名声、巩固了家族地位,体现出文学的意识形态特性,某种程度上还建立了不同于西欧和日本的中国中世社会共同的生存秩序,巩固了民族文化的根基,体现出世家大族在魏晋南北朝发展中的特殊地位。
王健健[9]（2021）在《曹摅、何劭诗歌研究》文中提出何劭（236～301）,字敬祖,陈郡阳夏人,西晋大臣,出身陈郡何氏,太傅何曾次子,官至司徒。永宁元年去世,追赠司徒,諡号为康。曹摅（255～308）,字颜远,谯国谯县人,西晋文臣,出身谯郡曹氏,曹魏大司马曹休曾孙,卫将军曹肇之孙,西晋官员、文学家,官至襄城太守、征南司马。永嘉二年逝世。本文由上编（文学综论）、下编（曹摅、何劭年谱）与附录（曹摅、何劭诗文集注）组成。上编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是对选题说明、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的介绍。正文则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对曹摅、何劭的家世渊源进行考证,对二者生活的时代背景进行勾勒;二是分析曹摅、何劭的诗歌美学以及锺嵘并称二人且认为“朗陵为最”的原因;三是对二者诗歌中都出现“河洛”的现象进行讨论。在家世与时代背景方面,曹摅出身谯郡曹氏,其时处於家族的没落期;何劭出身陈郡何氏,其时处於家族的兴盛期。而“贵族门阀”的盛行、占田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儒、玄交融的思想文化熏陶也使得出身不同二者同样具有分裂复杂的人格。在诗歌创作方面,二者在“清靡”之下各有特色且形成差序。曹摅的四言诗在“清靡”之中存有真情,五言诗则清靡与“英篇”并存。何劭的四言诗在“肃穆庄严”的内容之中体现出自己个人的情感,五言诗则更有玄言意味。二者在风格同清之中亦存在差序,据锺嵘尚“直寻”与“滋味”的品评要求,则何劭的清隽之风与骨力更符合其审美追求。而曹摅、何劭乃至西晋一朝诗歌中频繁出现的“河洛”入诗现象,可以溯源至先秦时期,二者诗中的“河洛”主要体现的都是赠别祖饯之情和游仙骋怀之绪,而洛水之所以会引发这类情感,是因为其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和文化传统。下编为曹摅、何劭年谱。主要采用编年体编纂谱主的生平事迹并加以考证论述。附录为曹摅、何劭诗文集注。
欧剑文[10]（2020）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张衡赋的接受》文中研究指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张衡赋赋史地位渐进式提升,经典地位不断得到确认。从赋作流传、创作模拟、辞赋批评等,切入读者视野,探究张衡赋的接受与魏晋南北朝赋的关系,梳理魏晋南北朝赋作及赋辞理论对张衡赋的接受,可进一步探讨张衡赋的赋史意义。从接受史入手,按照时间脉络,通过史书、文集、史志目录等对张衡赋的收录与评价,探究张衡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传途径和褒贬评价,并略窥儒家大一统观念受冲击后,魏晋南北朝赋作创作理念的变化。还原历史语境,从张衡赋与魏晋南北朝赋作的因革关系的比较分析中,进行读者视角的纵向考察,以一睹张衡赋的风格特色、创作技法对后世的渗透影响,从而也能辨识出以张衡赋为代表的汉赋,影响魏晋赋风衍变的轨迹脉络。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张衡的生平和赋论,并从东汉中叶的时代背景和赋作贡献,展现张衡赋在汉赋史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贡献。第二部分,通过张衡赋的收录分类,以及赋注评整理,梳理张衡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传。第三部分,从语言句式、创作题材、抒情方式、文学母题等角度,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诗赋创作对张衡赋的接受情况。第四部分,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辞赋理论对张衡赋的接受与批评,分析张衡赋的文学史意义。
二、《文选》对魏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选》对魏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论”体意识与博通之学 |
| 第一节 自然与自觉: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一、关于“文体意识” |
| 二、自然:王充文体意识的整体面貌 |
| 三、自觉:王充“论”体意识的明确 |
| 四、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第二节 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三节 “论”体与王充的博通学风 |
| 一、王充与“论”体的交融 |
| 二、博通与越文化 |
| 三、博通与书肆 |
| 四、博通与班氏家族 |
| 第二章 士大夫身份与《论衡》征引文书的意义 |
| 第一节 文本素材与身份重估 |
| 一、以叙述代议论: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
| 二、偏重主旨:《验符》篇研究史略 |
| 三、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剖析 |
|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
| 第二节 史料与宣汉:《论衡》征引文书的双重意义 |
| 一、史料价值:对东汉史书记载的补充 |
| 二、政治意味:文书与宣汉 |
| 第三章 《论衡》颂汉的文化意味 |
| 第一节 《春秋》与颂汉:王充颂汉动因析论 |
| 一、历史意识的缺失:王充颂汉动因研究史略 |
| 二、采善贬恶:王充对《春秋》的接受及其颂汉学术基础的确立 |
| 第二节 依违五经:王充颂美汉帝王的独特理路 |
| 一、 “五、三”与王充颂美汉帝王的背景 |
| 二、高汉于周:王充对汉代圣王图谱的勾勒 |
| 三、依违与依附:王充与东汉文士颂汉的差异 |
| 第三节 颂汉视野与王充对东汉文章的推崇 |
| 一、知行合一:王充对兰台文士颂汉理念的认同与实践 |
| 二、颂汉无罪:王充赋论观平议 |
| 第四章 《论衡》接受发微 |
| 第一节 历代《论衡》接受举隅 |
| 一、六朝:对书与人的全面肯定 |
| 二、唐代:肯定《论衡》与贬低王充 |
| 三、宋代:“非圣无法”与“以人废言” |
| 四、清代:官学打压与私学赞扬 |
| 第二节 文脉不绝:黄晖及其《论衡校释》平议 |
| 一、黄晖与《论衡校释》成书始末 |
| 二、“会校”:校勘的方法与理念 |
| 三、“通释”:归纳与分类方法的结合 |
| 第三节 通人通学:《论衡》对张舜徽先生治学理路的影响 |
| 一、弃专尚通:博通的治学路径 |
| 二、不拘师法:学术为天下公器 |
| 三、体用结合:考辨体例与撰述实践 |
| 四、古为今用:知今之学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之关联 |
|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时代与文化语境 |
|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美 |
|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道德 |
| 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之差异 |
| 第一节:文学与书法之地位 |
| 第二节:文学之美与书法之美 |
| 第三节:艺术品的兼美与偏于一美 |
| 第三章:魏晋风度与魏晋书韵 |
| 第一节:魏晋风度 |
| 第二节:魏晋书韵 |
| 第三节:风格与个性 |
|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观物取象 |
|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文贵形似” |
|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的“书者如也” |
|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的“肥瘦”问题 |
|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人品及文品与书品的同一性及矛盾性 |
| 第一节:文如其人 |
| 第二节:书如其人 |
| 第三节:尽善尽美与羲献之异同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产生 |
| 第一节 社会思潮和文艺风气 |
| 一、儒学复兴与文化政策 |
| 二、文坛风尚与文学新变 |
| 第二节 身份定位和价值取向 |
| 一、萧统: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人 |
| 二、刘勰:渴望建功立业的文士 |
| 第三节 不同的编着动机 |
| 一、《文选》的编纂 |
| 二、《文心雕龙》的撰着 |
| 第二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体学(上) |
| 第一节 刘勰与萧统的诗歌思想 |
| 一、齐梁诗坛与刘、萧诗论 |
| 二、对历代诗歌的评选 |
| 三、诗歌的评价标准 |
| 第二节 刘勰与萧统的赋体观 |
| 一、对赋的基本认识 |
| 二、对历代赋的评选 |
| 三、赋体的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体学(下) |
| 第一节 论颂、赞、铭、箴 |
| 一、颂文观及其评选 |
| 二、“赞”与“史述赞” |
| 三、铭文观及其评选 |
| 四、箴文观及其评选 |
| 第二节 论诔、碑、哀、吊 |
| 一、诔文的性质与功用 |
| 二、碑文观辨疑 |
| 三、哀文的产生与功用 |
| 四、吊文观的异同 |
| 第三节 论章表、檄文 |
| 一、章表的性质与功用 |
| 二、檄文的价值和意义 |
| 第四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章论 |
| 第一节 评选范围 |
| 第二节 评价标准 |
| 一、情采兼重的倾向 |
| 二、辨析文体的差异 |
| 三、审美趣味的异同 |
| 第三节 政治属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世说新语》“任真”的审美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研究方向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方向 |
| 第一章 “任真”审美范畴综述 |
| 一、“任真”的概念界定 |
| (一)魏晋士人“任真”意识的萌发 |
| 二、“任真”的思想渊源 |
| (一)老庄对“自然”的提出 |
| (二)陶渊明对“任真”的提出与践行 |
| 三、“任真”的审美内涵 |
| (一)尚真情 |
| (二)尚自然 |
| 第二章 《世说新语》“任真”的审美显现 |
| 一、容止与任真 |
| (一)容貌别致 |
| (二)装扮独特 |
| 二、言语与任真 |
| (一)机辩扬己 |
| (二)借典喻今 |
| 三、处事与任真 |
| (一)对待他人的处事方式 |
| (二)面对自身的处事方式 |
| 四、志趣与任真 |
| (一)寄情山水、追求自由 |
| (二)志趣玄远、不滞于物 |
| 第三章 《世说新语》“任真”的精神取向 |
| 一、儒经式微,玄学兴起 |
| (一)玄儒并重、同庭抗礼 |
| (二)玄儒互渗、时尚清谈 |
| 二、僭越名教,凭任自然 |
| (一)崇尚玄虚、蔑视礼法 |
| (二)清玄正性、玄对山水 |
| 三、发乎行止,超于生死 |
| (一)弃仕求隐、生活超脱 |
| (二)心之所向、精神超脱 |
| 第四章 《世说新语》“任真”对后世文人及文学的影响 |
| 一、“任我”的审美意识 |
| (一)个人意识的觉醒——“宁做我” |
| (二)更侧重于精神层面上的真情实感 |
| 二、“尚真情”、“尚自然”的审美方式 |
| (一)“尚真情”的审美方式 |
| (二)“尚自然”的审美方式 |
| 三、颇具“世风”的文学作品 |
| (一)魏晋的玄学理论为后世文学的爆发奠定基础 |
| (二)为“笔记体”小说的发展奠定基础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完成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魏晋送别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研究内容与思路 |
| 三、研究价值与意义 |
| 第一章 魏晋送别诗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动荡混乱的政局 |
| 一、政权更迭 |
| 二、亲朋离乱 |
| 第二节 文学意识的觉醒 |
| 一、生命意识的感叹 |
| 二、自我意识的体悟 |
| 三、审美意识的提升 |
| 第三节 诗歌创作的新变 |
| 一、诗歌自身的发展 |
| 二、玄学思想的渗透 |
| 第二章 魏晋送别诗的情感类型 |
| 第一节 惜别难舍之情 |
| 一、好友间的惜别之情 |
| 二、亲人间的离别之痛 |
| 第二节 感恩嘉勉之情 |
| 一、赞美鼓励 |
| 二、规箴劝勉 |
| 第三节 祝颂期盼之情 |
| 一、殷切祝福 |
| 二、诚挚期许 |
| 第三章 魏晋送别诗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家国情怀的逐渐淡薄 |
| 一、对功业矛盾心理的反映 |
| 二、对乱世的深刻思考 |
| 第二节 个人情怀的提升 |
| 一、浓厚的命运忧患意识 |
| 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 |
| 三、追寻自身的解脱 |
| 第三节 交际中思想的交流与认同 |
| 一、理想共通 |
| 二、文人相重 |
| 第四章 魏晋送别诗的艺术特征 |
| 第一节 丰富的审美意象 |
| 一、传统送别意象的承袭 |
| 二、传统送别意象的完善 |
| 三、新兴送别意象的使用 |
| 第二节 写作技巧的运用 |
| 一、抒情手法 |
| 二、注重对仗 |
| 三、擅用组诗 |
| 四、赋法入诗 |
| 第三节 诗歌风格的多样化 |
| 一、凄婉哀伤 |
| 二、慷慨悲壮 |
| 三、玄意脱俗 |
| 第五章 魏晋送别诗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送别题材对后世的影响 |
| 一、赠答形式 |
| 二、感悟说理 |
| 第二节 艺术手法对后世的影响 |
| 一、意象的使用 |
| 二、结构的安排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魏晋六朝“清”审美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的基本内涵及哲学溯源 |
| 第一节 “清”的内涵 |
| 第二节 “清”与道家 |
| 第三节 “清”与儒学 |
| 第四节 “清”与玄学 |
| 第二章 “清”与魏晋六朝人物品藻 |
| 第一节 人物品藻略论 |
| 第二节 姿仪之清美 |
| 第三节 才性之清美 |
| 第四节 审美之清远 |
| 第三章 “清”与魏晋六朝文学 |
| 第一节 “清”与文学创作论 |
| 第二节 “清”与文学作品论 |
| 第三节 “清”与文学批评论 |
| 第四章 “清”对后世的影响和价值 |
| 第一节 “清”的美学价值 |
| 第二节 “清”的当代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袁淑、王微、王僧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上编 袁淑、王微、王僧达研究 |
| 第一章 三人生存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袁淑、王微、王僧达之主要活动时间界定 |
| 第二节 袁淑、王微、王僧达之主要活动时间及当时的经济 |
| 第三节 袁淑、王微、王僧达之主要活动时间及当时的政治 |
| 第四节 袁淑、王微、王僧达主要活动时间以及文学风尚之变化 |
| 第二章 三人的生平仕宦、个性思想和人生选择 |
| 第一节 袁淑的生平仕宦、个性思想和文学创作以及人生选择 |
| 第二节 王微、王僧达的生平仕宦、个性思想和人生选择 |
| 第三章 三人的文学述评 |
| 第一节 袁淑、王微、王僧达诗文概括和1佚 |
| 第二节 袁淑、王微、王僧达诗歌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袁淑、王微、王僧达文章研究 |
| 下编 年谱 |
| 叙曰 |
| 凡例 |
| 袁淑、王僧达、王微年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类(列其主要如次) |
| (二)专着类(列其主要如次) |
| (三)国内外期刊论文(列其主要如次) |
| 致谢 |
（8）魏晋南北朝哀祭文学与家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家风的内涵及其研究成果 |
| 二、哀祭文与家风之关系 |
| (一)家学门风影响了哀祭文体的流变 |
| (二)哀祭文传播了家族文化 |
| 第一章:仰拜高范,永播休声:家族名声的巩固 |
| 第一节 昭昭其德,赫赫其功:对祖德的歌颂 |
| 一、对长辈的尊敬 |
| 二、寻求身份的认同 |
| 三、对“身后事”的期许 |
| 第二节 簪缨不替,秉文兼武:对功业的追求 |
| 一、赫斯惟武:家世为将,义薄云天 |
| 二、郁哉惟文:好学明经,文才相继 |
| 三、练悉朝仪:强记恰闻,崇尚礼法 |
| 第三节 巾帼竞芳,义心清尚:女子之于家族 |
| 一、柔情和泰,窈窕淑良 |
| 二、克明礼教,其慈有威 |
| 三、风华绝代,自我人生 |
| 第二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家族文化的传播 |
| 第一节 宗族欣欣,兄弟怡怡:源远流长的孝悌之心 |
| 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
| 二、孝实蒸蒸,其出有因 |
| 三、友亦怡怡,斯爱实厚 |
| 第二节 风流同归,茂才亮拔:风度翩翩的名士之风 |
| 一、儒玄兼宗,魏晋六朝家族学术之新变 |
| 二、形神兼备,奇逸卓荦的清朗之风 |
| 三、藏器高栖,确尔特立的行为方式 |
| 四、雅度恢宏,宇量深广的坦然气度 |
| 第三节 功遂身退,致仕悬舆:与世浮沉的为官之道 |
| 一、功成身退的完美人生 |
| 二、随流平进的得体态度 |
| 三、进退两难的现实处境 |
| 第三章:何用纪述,托辞翰林:哀祭文之于家风 |
| 第一节 观风似面,听辞如泣:充沛的情感 |
| 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
| 二、内心情感的抒发 |
| 三、骈俪雅赡的语言 |
| 第二节 寄身翰墨,见意篇籍:丰富的内容 |
| 一、多元合一的生死观念 |
| 二、独特的政治历史见解 |
| 三、拳拳心迹的表明 |
| 第三节 正义绳理,昭德塞违:文化的记忆 |
| 一、建立人类生存的社会秩序 |
| 二、巩固民族文化的根基、促进民族融合 |
| 三、继往开来的道义与责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曹摅、何劭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上编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曹摅、何劭的家世渊源与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家世渊源与时代沉浮 |
| 一 谯郡曹氏家族变迁 |
| 二 陈郡阳夏何氏家族起源与世系 |
| 第二节 曹摅、何劭生活的时代背景 |
| 一 贵族门阀制下的曹摅、何劭 |
| 二 经济繁荣对诗歌的影响 |
| 三 儒、玄交融的复杂文化 |
| 第二章 曹摅、何劭诗歌的美学风格 |
| 第一节 曹摅诗歌的美学风格 |
| 一 四言：“清靡”之中有真情 |
| (一)词采精美,措辞典雅 |
| (二)声韵流靡 |
| (三)情景之语中有真情 |
| 二 五言：“清靡”之外有“英篇” |
| (一)五言之“清靡” |
| (二)五言之“英”篇 |
| 三 曹摅诗歌美学形成原因 |
| (一)对文学传统的继承 |
| (二)对魏晋以来其他诗人的模仿和继承 |
| 第二节 何劭诗歌的美学风格 |
| 一 四言：“穆”中有“个人情怀” |
| (一)内容上：“穆” |
| (二)情感上：“个人化” |
| 二 五言：“清”“新” |
| (一)颇有“玄”意 |
| (二)自然爽朗 |
| 三 何劭诗歌美学的承变 |
| (一)与刘祯同“清” |
| (二)与“王粲清靡相近”中有不同 |
| 第三节“合”而不同,朗陵为最 |
| 一 “合”之原因：风格同“清” |
| (一)声韵清亮 |
| (二)“清”中并有“英”篇 |
| 二 不同：对“朗陵为最”的“差序”讨论 |
| (一)尚“直寻”而何劭更为清隽 |
| (二)尚“滋味”而何劭骨力更佳 |
| 第三章 从曹摅、何劭看西晋诗人的“河洛”情缘 |
| 第一节 西晋以前的“河洛”入诗 |
| 第二节 西晋诗人的“洛水”情缘——以曹摅、何劭为例 |
| 一 西晋时期“河洛”入诗的整理 |
| 二 曹摅、何劭诗中“河洛”情缘的体现 |
| (一)赠答祖饯之情 |
| (二)游仙骋怀之绪 |
| 三 “河洛”之滨兴情的原因 |
| 结语 |
| 下编 |
| 曹摅、何劭年谱 |
| 附录 曹摅、何劭诗文集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魏晋南北朝时期张衡赋的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处 |
| 一、张衡生平及赋作观 |
| (一) 张衡生平 |
| (二) 张衡赋作观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张衡赋的流传 |
| (一) 宜寄情志——范晔《后汉书》对张衡赋的收录与评价 |
| (二) 从京都赋到田园赋——《文选》对张衡赋的收录与分类 |
| (三) 赋与七体的分离——《隋书·经籍志》对赋体的辨别 |
| (四) 保存与注解——张衡赋注评的编定 |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赋创作对张衡赋的接受 |
| (一) “三曹”对张衡赋语言句式的模拟 |
| (二) 同题创作——赋创作对张衡赋的立意承变 |
| (三) 缘情而作——赋创作对《归田赋》的审美延续 |
|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理论对张衡赋的接受 |
| (一) 魏晋对张衡赋的文论批评 |
| (二) 刘勰《文心雕龙》对张衡赋的文论批评 |
| (三) 北朝对张衡赋的文论批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文选》对魏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D]. 邹广胜.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D]. 赵亦雅. 山东大学, 2021(10)
- [4]《世说新语》“任真”的审美范畴研究[D]. 王亚坤.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魏晋送别诗研究[D]. 王芷晴. 沈阳师范大学, 2021(02)
- [6]魏晋六朝“清”审美范畴研究[D]. 赵宜嘉. 扬州大学, 2021(09)
- [7]袁淑、王微、王僧达研究[D]. 陈楠.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8]魏晋南北朝哀祭文学与家风研究[D]. 王文静.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9]曹摅、何劭诗歌研究[D]. 王健健.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10]魏晋南北朝时期张衡赋的接受[D]. 欧剑文. 山东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