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环保技术基本计划: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论文文献综述）
李燕玉[1]（2020）在《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资源形势的不断变化,世界各国围绕着全球资源控制权进行着激烈博弈,部分国家则制定实施了相应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战后,日本为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际资源供求形势的不断变化,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及配套措施体系,在高效开发利用海外资源的过程中成效显着。在政府、独立行政法人机构、企业三方组成的良性互动机制下,日本政府主导的海外资源开发支援体系发挥着对内稳定资源供给、保证资源安全,对外增强日本资源开发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积极影响,这对于中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制定及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近年来,中国资源开发国际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以石油、天然气为主,逐步扩展到了煤炭、电力、风能、生物质燃料、核能、能源科技等领域,合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同时,也面临着西方国家恶意狙击、资源民族主义影响以及国际资源市场剧烈波动的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了特点鲜明、成效显着的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作为研究对象,以国际投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资源外交理论、国际地缘政治理论为支撑,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背景、特征、实施过程及体系构成,重点研究了日本实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组织、经济、外交、技术等措施,并通过评价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措施的成效,总结其经验,并对我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简要回顾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形成历程,系统梳理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现状及战略体系实施现状,分析得出,日本获取海外资源的形式从单纯购买,逐渐转变为融资开发、合作开发及自主开发,且自主开发比率在不断上升,在战略布局上通过几十年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动和政策演变,已经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海外资源布局,其海外资源的开发和并购遍布世界各大洲。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体系经过形成、确立、完善阶段,目前已形成扶持领域全面无缝隙、扶持力度强;政府引领、行政法人协调、企业组织实施,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资源外交全方位的战略体系特点。（2）重点探讨了日本实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分析得出,作为组织措施,具体包括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加强各参与机构的内部协作;作为经济措施,具体包括实施海外资源基地补贴政策、建立海外资源风险勘查补助金制度等财政援助措施,投融资、债务担保等金融援助措施,实施备用金制度、税费特别扣减制度、税收抵免制度、资源开发亏损准备金制度等税收援助措施,以及设立资源能源综合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等保险援助措施;作为外交措施,包括推行综合性、多层次性资源外交策略,实施发挥技术、产业优势的资源外交策略,以及积极参与各类国际组织加强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作为技术措施,包括针对不同资源改良和提高开发技术,对资源开发作业现场进行技术援助,实施技术支持与咨询及技术人才培养,向资源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及大力支持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应用。（3）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理性评估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推进措施的成效,研究证明,推进措施的有效实施拓宽了海外资源开发范围、提升了资源自主开发比率、增加了企业参与海外资源开发项目与权益。在提高资源开发效率方面,基于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出的结果是,在总效率分析上,1995、2005、2012这三个年份效率最高,此外,从2013年到2018年也体现出规模报酬递增,说明资源产出的增加比例是大于政府的投入增加比例,即政府的政策措施达到了提高资源开发效率的效果,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中也可以发现除了2016年之外,其它年份都表现出较高水平。（4）借鉴日本海外资源战略推进措施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海外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层面、行业层面、企业层面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建议。建立一套包括政府、独立行政法人机构、企业三方有效联动的海外资源开发国际化战略体系,以政府牵头做好开发前期合作关系的确立,做好人力资本、技术安全、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保障;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海外资源开发活动,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消除产业链上的行政垄断现象,加速市场化改革进程;提高资源开发企业的公关能力建设,加强与资源国的深度合作,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做好长期、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
李婉芊[2]（2020）在《基于治理理论的湖北农村生态治理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九届四中全会我国提出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实现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战略。在我国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生态治理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生态治理现代化。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补齐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总抓手。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是生态振兴,而生态振兴需要对农村生态进行治理。如何推进农村生态治理、提高生态治理的效能,助力乡村振兴,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治理理论,立足于湖北农村生态治理的现实,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对湖北农村生态治理的历史、现状及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优化农村生态治理的对策,以期为提高农村生态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首先,本文在梳理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治理、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提出良好的农村生态治理应该具备三方面的特征,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本文对湖北农村生态治理现状及问题进行了研究。湖北农村生态治理是在国家生态治理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对分析当前农村生态治理及问题具有基础意义。湖北农村生态治理取得良好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发展与生态治理的矛盾、政府生态治理成效较低、政府环境治理监管能力较弱、生态环保责任意识不够,生态治理观念滞后。最后,本文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治理理论,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依据良好农村生态治理的三个基本要求,提出了在乡村规划引领、管理机制、制度保障、治理主体、治理理念等方面优化农村生态治理的对策建议。
刘滢泉[3]（2020）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充足、可持续的能源供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和生产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愈加严重。能源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种类,当前,世界能源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石燃料。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会带来酸雨、雾霾等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更会引起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危及地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与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国际社会的能源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浮出水面,也让许多国家更清醒地意识到能源供给持续性和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全球范围内屡次发生的核事故,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了人类对核能安全的不信任。一些国家相继宣布“弃核”,并努力实现从核电到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因此,寻找替代能源,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再生能源低碳、清洁、可持续的优点,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从过去个别国家、部分地区逐步扩展成为全球各国的一致行动。各国都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保障本国能源安全,推进能源转型;保护环境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可再生能源产业具有初始投资成本高、成本受技术创新进步影响大、长期成本有下降空间等显着特点,因此,可再生能源产生经济效益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和积累。巨大的投资、研发成本给成立初始阶段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使其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传统能源相竞争。考虑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这一特点,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的环境、生态、经济价值,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法律、政策,用以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作为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之一,不仅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说,谁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领域占得先机,就将在这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科技革命中获得优势地位。世界各国既是气候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更是经济社会存在竞争的利益个体,在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在争夺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国际市场领域也存在竞争关系。补贴作为一种常用的政府激励措施,成为各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常用手段。随着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补贴措施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应当如何使用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国际贸易领域,不断涌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更是对各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的合规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在各国普遍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给予补贴的背景下,相比环境负面效应更大的化石能源补贴,为何可再生能源补贴屡遭国际争端诉讼?成为本文研究国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从GATT到WTO,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WTO在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了秩序,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维护作出了贡献,其制度的详实程度、争端解决机制的广泛实践,成为全球化时代成员方遵守的“模范国际法”。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WTO既有制度的僵化、新规则的难以达成,都让成员方对WTO“究竟走向何方”产生了怀疑。争端解决机构难以完成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难以开展合规论证,正是WTO既有制度僵化的印证和缩影。与多边经贸规则难以达成相对应,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如火如荼。美国、欧盟、日本主导或参与了TPP、CPTPP、USMCA、EPA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具体到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前述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环境条款”“一般例外条款变通适用”等规则的设计,事实上改变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体现了先进发达国家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战略意图。虽然目前而言,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相对原则,且未有争端实践适用,但结合多边经贸规则的形成过程来看,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推而广之,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先进发达国家在推进诸边、双边层面经贸规则发展的同时,也在国内层面不断发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手段,设计覆盖研发、投资、生产、销售环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并向全球输出了“上网固定电价制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等制度设计,在国内法制度层面实现了领跑。而今,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补贴支持,先进发达国家更多地掌握了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其中部分类型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了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实力。由此不难发现先进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领域的整体设计图谱:第一,在国内法制度层面逐渐将市场因素纳入原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以实现优胜劣汰,提升成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第二,把握既有多边经贸规则,发起对其他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措施争端,为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和发展时间;第三,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实践,制定有利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高标准条款,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立法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能源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发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核能安全性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已成为我国保护环境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者,近年来,中国也成为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最大的投资者,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然而,近年来,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时抬头的当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在国际上屡遭反补贴诉讼。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归根到底的落脚点在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助力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的发展。补贴、反补贴法律制度对我国来说是“舶来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自2004年后未有新的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缺乏系统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散见于法律、政策之中,且多以政策形式出现,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化程度明显不足,部分制度的合规性也有待论证。制度的局限必然影响实践的效果,实践中“弃风弃光”现象一方面是电力消纳的统筹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合理性的实践质疑。如何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成为本文研究国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本文将在既有多边贸易体系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寻找制度依据,并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探析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及制度问题,并将归纳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内国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趋势,以推进多边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和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本文从法学视角出发,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探讨了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价值、实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分析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相关制度,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及WTO制度,归纳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所应遵循的逻辑思路;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制度,从诸边、双边层面为多边层面制度革新提供参考借鉴依据;讨论了可再生能源补贴专向性、不可诉补贴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关系、可再生能源补贴与GATT1994第20条的关系等几个法律问题,就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发展提出了建议;对标WTO既有规则体系及案例实践,审视了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的合规性,在结合他国立法、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审视国内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科学性,为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解决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由以下五章组成。第一章通过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补贴概念的界定,明确文章的研究对象,从基础理论层面为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结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气候、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及环境问题的无国界特征,寻求发展替代能源,大力发展可能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结合“幼稚产业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两种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政府通过“有形的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合理化能源产品的最终成本,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符合自然法的公平价值和理性精神,体现了自然法的核心诉求。在综合政策的支持下,可再生能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空间、可实现,国际社会的认可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作为各国政府常用的政府干预手段和调控措施,其存在必要性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然而,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质疑、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救济措施、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争端频发,可再生能源补贴“深陷”国际法律争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性备受质疑,成为了本文进一步研究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的动因所在。第二章围绕WTO框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适用这条主线,在第一节分析了WTO框架下SCM协定、GATT1994、GATS和《农业协定》中的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的制度及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适用性,发现除了SCM协定,其他协定中的补贴制度都无法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提供充分依据;除了《农业协定》中的“绿箱”国内支持措施,其他涵盖协定中均无肯定可再生能源补贴环境价值、正外部性的补贴制度,有鉴于《农业协定》适用对象的特定性,因此当前WTO框架下没有专门适用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特殊补贴制度;从制度层面来看,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论证遵循一般补贴认定、论证规则。在第二节中,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以“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为例,详细分析了WTO争端解决实践中确定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规则;并结合DSB裁决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肯定了既有合规论证规则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并结合WTO补贴争端实践发展,发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呈现“非补贴”化处理和高频度嵌入“国内成分要求”两个显着发展特点。而今,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发展呈现“停滞”状态,结合实践发展反思制度本身,发现WTO框架下补贴认定制度和分类制度都存在局限性,不利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无法在既有补贴制度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提供豁免机会。DSB实践中形成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方法,是根据当前WTO框架下补贴制度做出的最无奈,也是最积极的选择,这种合规论证方法虽然暂时为非禁止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在事实上构建了暂时的绿色安全网,但从解决问题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依然不是根本之道。第三章围绕“非多边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从“诸边、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视角和“单边”内国法视角分别切入,系统梳理了重点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在“诸边、双边”维度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度创新,事实上拓展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从实体层面将环境因素融入补贴制度、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设计改变了国有企业补贴认定方式,从程序层面凸显了对透明度原则的重视。可以肯定的是,多个国家（地区）认识到了既有WTO框架下补贴制度无法适应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需求,并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进行了积极的制度发展尝试,这对在多边层面尝试制度革新提供了发展思路。当然,区域贸易协定中许多创新规则的设计还不够完善,相比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相对更为原则,实践中也未有争端案例适用这些创新规则,规则如何加以运用、解释还有待实践的发展。在“单边”维度下,列举国家都对可再生能源给予了形式各样的补贴,都有着自成体系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列举国家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制化程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共同构筑了制度体系。列举国家相互之间在制度上也存在相互借鉴,同一补贴制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需要特定国家结合本国能源市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适用。而今,市场因素逐渐并充分融入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可以预计,根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逻辑,无论一国实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究竟为何,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补贴的规模、数量都呈现递减的趋势,可再生能源产业最终面向的是自由市场,并将在自由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对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制度内容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对多边层面制度革新及中国相关制度发展都有良好的参考价值。第四章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发展困境和制度适用问题,参考非多边视角下相关制度的发展实践,以WTO法律制度为基础,从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和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两个层面出发,为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明确了方向。第一节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通过对不可诉补贴制度恢复、修订,为具有环保、科研价值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构建了绿色空间;通过《环境产品协定》谈判视角下为可再生能源产品争取特殊待遇;参照《农业协定》分类模式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设计特殊规则,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提供发展思路。第二节根据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特点,结合“具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无法在补贴制度范畴内得到救济”的现状,尝试在补贴制度之外,为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论证寻找制度依据;效仿EPA吸纳一般例外条款的做法,着力探析WTO框架下GATT1994第20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并在归纳GATT1994第20条实际适用效果的基础上,从适用方法变更、条款修改两种“必要的变通”模式出发,建立了可再生能源补贴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路径。虽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阻力重重,但还是应当有制度革新的愿景和勇气,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合法性论证提供发展思路和方向指引。结合逆全球化发展浪潮,多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不可能也无法一蹴而就,应当结合多边、诸边、双边、内国法实践发展,以原则导向的修订为起点,明确制度改革基本方向,以期实现从原则形成到原则接纳,再到规则形成到规则接纳的发展过程,有策略、有方法的实现多边经贸规则渐进式改革的目的。综合第四章的制度设计,本文将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性论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需要多边层面规则的革新,无论是否最终在WTO平台解决,WTO既有制度和实践都会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在既有多边补贴制度框架内,最紧迫的就是重建不可诉补贴制度,在原则修订的基础上,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创造绿色空间;第三,对于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可通过在对GATT1994第20条进行“必要的变通”的基础上加以适用,为该类措施在制度层面再提供一次得以豁免的机会。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起步较晚,既有制度体系包括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的内容,且以政策为主。第五章在系统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具体类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内容,归纳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的三个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在向“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并举”的方向转变;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融入“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内容。中国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呈现法制化程度不高、制度内容科学性有待提升两个明显不足,存在发展完善空间。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价值,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可再生能源补贴国际贸易争端的不断涌现,本章第二节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一,要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在“遵守国际法义务”“借鉴他国有益实践”“坚持因地制宜思路”基本思路的指引下,针对第一节中提出的制度问题,着力提升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法制化水平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的科学化水平,并对涉嫌“国内成分要求”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给予了特别关注。第二,要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在“坚定多边立场”“坚持国际合作”基本思路的指引下,积极关注并参与多边、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并对多边、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过程“非商业援助制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基准”等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对“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背景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进行了发展展望。中国是WTO的重要成员方,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际受益者和坚定拥护者,围绕WTO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改革设计中国方案,既是履行负责任大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的重要举措,也是争取21世纪国际经贸新规则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无论WTO本身最终走向何方,多边经贸组织、多边经贸规则都不可或缺,在多边经贸规则重构的当下和未来,保持关注、持续参与、主动发声,都是避免成为新多边经贸规则“被动接受者”的积极作为。在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中,提交中国方案设计,是贡献中国智慧的有益尝试,也是坚定多边经贸谈判立场的实际行动。中国也应积极关注CPTPP、USMCA、EPA谈判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走向,了解区域贸易协定在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趋势,未雨绸缪。中国更应在自己主导的RECP谈判、“一带一路”倡议中,将能源合作、可再生能源制度加以融入,为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进行积极尝试。未来,人类文明必然会进入一个新能源的时代,但前往这条新能源的路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今的新能源,在科技发展后可能会纳入可再生能源范畴,也会给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带来新的内容。即使在当下,化石能源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消费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壮大仍然有赖于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因此,一要统筹兼顾、遵循能源发展规律,重视传统能源法律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传统能源在步入新能源时代的“桥梁”作用;二要为科技进步后,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业化留有充分的制度发展空间,关注新能源领域的立法需求,展现制度的前瞻性,多面助力国家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三要充分关注可再生能源资源高效利用、节能、生态税等层面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以期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构建更为全面的制度体系。
张晨[4]（2020）在《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围绕农业及粮食问题而开展的农业政策制定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府行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当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开始逐步向全球化农业生产模式的方向发展,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活跃度逐步升高,相关领域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因此,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作为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的日本开始稳步推进农业政策的转向工作。战后的日本农业政策在《农业基本法》的指导下,共经历了60年代的“基本法农政”,70年代的“综合农政”以及之后的“地域农政”共三个主要阶段。进入到本世纪之后,日本的农业政策自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的“攻势型农政”,历经积极推进FTA/EPA谈判的民主党时期的农业政策,直至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政策为止,以实现对既有的农业生产结构革新为目的,通过推动本国农产品出口,发展形成了极具“外向型”特征的“攻势型农业”。“攻势型农业”得以成型的重要基础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食粮法》与《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的出台为标志,构建出的战后日本第二个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其与旧《农业基本法》的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以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转向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粮食体制”理论所构建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跳出传统分析日本农业问题只限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束缚,实践性地打通农业政策分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阻隔,探讨农业领域内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是如何影响战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分析并总结战后日本农业政策制定的特点。战后日本农业政策能够发生转向的前提实际上是基于日本政府不断地对早已不适应国际农业政治经济局势的既有农业政策进行的修正。因此,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已发展到起决定作用的程度。日本农业政策转向的经验在于其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积极快速感知,而其教训也在于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消极迟滞应对。换句话讲,政府行为取向的形成就在于其自身与外界进行何种的互动之上。
孙成[5]（2020）在《日本社会科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强调要不断加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大力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就是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深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不断深化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交流,努力为新时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沿革、实践方法,向来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围绕重塑国家主导价值观与国际形象,日本既面临如何巩固和维系国家政权、服务国家战略整体转向,又面临如何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与时代坐标下重塑国家政治认同,还面临在全球化冲击下教育引导青少年如何持守文化传统、彰显民族特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日本探索形成了依托学校社会科课程进行价值观教育的基本模式,在目标确立、内容转化、方法应用等方面积累了诸多经验做法,值得我们辩证地加以观照审视。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价值原则,对日本社会科课程中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理论、历史流变、现状特点、主要困境和发展趋势,展开深入系统地批判性考察,以期全面把握日本价值观教育的内在规律与主要特点,并通过同我国的比较性分析,提出若干有益启示和对策建议。全文共包括三个部分、五个章节。第一部分为第一章,主要解决本研究的基本理论与前提性问题;第二部分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旨在从国家顶层设计、教科书与教学内容、教学实践与实施方法三个层面,全面把握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现实样态;第三部分为第五章,重在对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进行本质透视和批判反思。具体来说:第一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与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通过厘定和辨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价值观教育、日本价值观教育、日本公民教育、日本社会科课程等相关概念,解决了日本社会科课程中价值观教育的“名实之辩”问题,证明了价值观教育在日本社会科课程中虽无名但有实的基本事实,并基于这一认识前提系统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历程,以期在纵向维度上宏观勾勒这一问题的历史图景。第二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国家顶层设计。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日本社会科课程具有鲜明的国家主导性特征,在国家权力的支配下大力实施能够反映统治阶级价值取向的主导意识形态传播。身为日本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之一的文部科学省精心地主导了社会科课程的顶层设计,围绕价值观教育构建了系统完备、层级分明的制度保障,具体包括三个层级:一是根本法和基本法层面的《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发挥着根本性、持久性的价值理想性功能;二是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层面的“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发挥着时代性、灵活性的价值导向性功能;三是学校课程标准层面的《学习指导要领》,发挥着直接性、系统性的价值规范性功能,为社会科课程建构起了既崇尚民主、和平,又具备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的总体价值取向。第三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教学内容。重在从教科书维度把握日本社会科课程对教育目标的内容性转化及其意识形态取向。一是分析日本社会科课程教科书的审定制度与编写情况,选择样本并制定分析框架;二是总结归纳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内容结构及其内容形态。包括以民主、和平与爱国为主的政治价值观教育,以人权、公共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主的社会价值观教育,以创新、勤劳与契约精神为主的经济价值观教育,以持守传统与拥抱多元并重的文化价值观教育;三是基于意识形态取向的视角,发现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主要在自我与他者形象的对立性建构中宣传和倡导日本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以确证自我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第四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实施方法。一是探究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课堂实施方法,包括基于个体经验与主体探究的问题解决学习法、从“他者”向“当事人”进行价值视角转换的情境与模拟教学法、从理性认知到价值反思的讨论与辩论教学法;二是探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课外协同方法,包括以地域教育场馆为中心的校外协同载体和以道德课程为中心的课程间协同载体;三是探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效果评价方法,包括基于价值冲突选择与判断的标准化测验法和基于“量规”的观察与行动分析评价法。第五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特点、批判与启示。一是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特点,包括突出以国家认同重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诉求、侧重以国家顶层设计为牵引的制度保障、彰显以显隐相融为特征的内容形式、强调以实践化培育为导向的实施策略、注重以横纵衔接为目标的一体化建设;二是对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进行批判性审视,包括“自由史观”与历史教科书的右翼化困境、意识形态偏见与民粹主义困境、“过度综合化”与主导性缺失困境、青少年政治冷漠与实效性困境;三是思考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启示,本文认为应当更加注重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加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体化建设;构建基于中国实践与国际比较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探索形成更具亲和力与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模式。
李晓乐[6]（2020）在《日本新能源产业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能源,作为基础性生产生活资料,对一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后石油危机时代与全球应对气候变暖时代相叠加的现今,新能源凭借可持续、环保性、广泛分布等优势,在世界各国寻找化石能源替代能源进程中备受广泛关注。本文以日本新能源产业为研究对象,重点探究其支持政策体系在推进日本新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发挥的引导作用。并立足我国能源经济现实国情,旨在为我国新能源产业支持政策体系的优化调整提供借鉴与启示。发展好新能源产业对于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转型,打赢“三大攻坚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研究在理清日本政府不同阶段对“新能源”概念的界定与对象范围演变的基础上,考察了新能源在日本一次能源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主要利用形式,并结合新能源的特征,概观了世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趋势与前景。从日本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出发全面阐述了日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背景,系统梳理了日本新能源产业政策的历史演变,具体剖析了日本促进新能源普及扩大的战略目标规划、以及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重点研究了日本包括RPS制度、FIT制度、补贴政策、优惠税制、新能源电力电网接入技术对策、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以及民间支援举措在内的新能源产业支持政策体系,并总结了相关政策的推进机制。运用实证手法探讨了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结合日本电力市场改革进程对日本RPS制度与FIT制度实施的政策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充分对比了中日两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路径与支持政策,立足我国国情,提出日本新能源产业支持政策与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通过系统研究与分析,本文认为日本在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规划与实施方面存在诸多成功之处。主要表现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新能源产业支持政策体系,起步时期十分重视对新能源核心技术研发的战略规划与支持,不同发展阶段相关支持政策的实施均有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体系支撑,政策工具多样,且政策之间衔接与协调性较好,不同时期政策重点鲜明,目标规划清晰,重视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发挥相结合,并根据不同时期国际与国内能源经济环境变化适时做出政策调整。尽管我国与日本在资源能源禀赋、能源市场环境以及政策推进体制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本文认为日本新能源产业支持政策体系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必须坚持发展新能源产业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结合日本经验推动我国新能源产业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高畅[7]（2020）在《「第四次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画」（节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本翻译实践报告选取了日本「第四次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画」即《推进第四次循环型社会形成的基本计划》（2018.06）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部分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日本作为环境保护先进国,其先进的政策理论值得我国学习借鉴。本翻译报告以文本类型理论为标准,全译方法论为指导,从词汇翻译、标题翻译以及长句翻译三个层面,对翻译时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进行了归纳,并进一步结合实例分析探讨了相应的翻译技巧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旨在为今后此类日文材料的翻译实践提供借鉴,使之能够从中获得指导和启示。同时,希望能够为我国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本翻译报告共由三章构成,第一章主要叙述了阅读相关文献、进行文本分析、学习翻译理论和准备翻译工具等翻译前的基本准备工作,并且简要概括了整个翻译实践过程;第二章列举了文本中的案例进行分析,在专业术语、专有名词、日语标题和长句的翻译四个方面对翻译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归纳,并分析总结;第三章总结整个翻译实践过程,阐述译后心得。
鱼晓惠[8]（2020）在《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全球各地生态环境恶化使人居环境建设面临挑战,探索兼顾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及经济社会效益的绿色发展道路,是21世纪的重要课题。秦巴山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具有多样的生态类型和丰富的生态资源,是中国内陆地区生态系统安全的坚实基础。但是,伴随快速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人口规模增加和城市用地范围的扩展,人居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一区域中的一些重要城市如商洛,尽管人均生态足迹尚处于生态盈余状况,但城市发展中资源能源消耗增加,生物多样性水平逐渐降低,环境污染逼近临界,社会经济效益增长与生态环境效益增长不匹配,城市物质空间拓展与功能空间产生矛盾,这一系列问题都聚焦于城市空间的建设发展。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需求,解析城市空间的系统、要素与所在的生态、产业经济系统的内在关系及相互作用规律,探求这一生态敏感区城市的绿色发展目标,并构建稳定、持续、动态趋向绿色发展目标的城市空间模式成为应对上述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本文依据绿色发展目标体系下城市空间模式为核心构建研究框架。结合陕南秦岭地区城市空间建设的存在问题,以商洛城市空间为主体研究对象,对人居环境建设的绿色发展评价因子、指标权重、评价标准与城市空间结构因素的关联等内容,进行推导和确定,确立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以此目标为导向,分析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选取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市集群区域、商洛城区、商洛城市住区三个空间尺度,分别从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等视角,剖析不同空间尺度下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构建绿色发展目标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组织原则,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模式。宏观尺度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乡空间一体多元模式,着重在于地区的生态空间与产业经济要素的循环运行,在城市集群区域的尺度下,建立系统的空间结构,促进城市流强度的提升,增进城市的外向功能量,使城市集群区域的空间联系逐渐紧密,一体化程度持续加强。中观尺度商洛城区空间复合流动模式,建立城市自然生态空间山水格局的城市“绿色支撑基底”,保障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维护城市基本生态格局,进行交通-土地复合化的城市建设用地开发,以基质连通形成“以点带面、以线带片”的流动空间效应,促进物质流、能量流的循环,形成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的互相协调。微观尺度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紧凑宜居模式,围绕“个体栖居空间”,“生态循环空间”、“经济循环空间”和“社会化空间”相互结合,与城市经济系统产生互动,通过自然要素的生态调节、资源利用与物质循环的紧凑节能、社会化空间的圈层关联,实现生活空间中的节能降耗和物质循环。在此基础上,建构多层次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框架,为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组织提供新的思路。首先,基于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现状分析,提出商洛城市面临空间拓展导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性,山地川道地形制约下城市空间发展的受限性,城市建设用地带状蔓延的危害性,城市土地粗放扩张的低效性等问题。其次,基于城市空间价值维度和主体维度的分析,对当前绿色发展目标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对商洛城市空间要素与绿色发展要素进行提取,剖析二者的协同关系,确立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空间模式的目标体系。对商洛城市的空间结构进行定量与定位分析,通过生态网络分析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的特征,审视城市物质空间节点间的关系及其与整体结构的关系,揭示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趋势与现状特征,为绿色发展导向的城市空间模式提供基础条件研判与发展规律认知。第三,针对“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空间层次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核心要素进行分析,提出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由地理空间单元系统、人居环境系统、区域经济系统与景观生态格局的系统要素耦合构建商洛“一体两翼”地区空间结构;由自然生态基底、交通-土地复合基面与产业及基础设施基质的系统要素耦合构建商洛城区空间结构;由个体栖居空间、生态循环空间、经济循环空间和社会化空间构建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结构。第四,通过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系统关联特性,对城市功能空间与物质空间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从空间层级组织、空间格局组织、功能空间组织、时空阶段组织四个方面提出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综合考虑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的层级性原则,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空间层次构成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体系;依据发展的绿色程度需求,构建“浅绿-中绿-深绿-全绿”差异性的绿色人居空间格局,依据“协调-发展-持续”三个目标阶段,构建空间模式的时序性。研究选取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市集群区域、商洛城区、商洛城市住区三个空间尺度,通过对传统人居空间单元模式和人类聚居的层级单元模式分析,提出绿色人居空间单元的基础构成,并阐述其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解析,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模式。并依据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构建原则,整合各个层级空间模式,建立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框架。综上所述,研究通过对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探讨,为生态资本地区城市空间绿色发展提供思路。目前以城乡规划学科为本体的绿色发展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通过确立城市空间的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建构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建立绿色发展理念与城乡规划之间的联系,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做进一步的探索,并提供更多的依据。
邓霜娇[9]（2019）在《第三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政策内容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6月,日本内阁颁布第三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强调2030年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独立批判、合作创新能力的个人,保障公民幸福的生活,促进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第三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不仅继承了现行教育政策的价值理念,面对新时代背景,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创造新一代教育"的观点,充分体现了日本教育政策的一致性和时代性。我国应学习借鉴其经验:加强法制建设,保障教育地位;加大人均教育投入,完善教育环境;重视灾害教育,提高防范意识。
李国庆,丁红卫[10]（2019）在《地方城市低碳发展:日本实践与经验镜鉴》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日本面临着应对地球变暖的全球难题和自治体财政能力及经济活力下降的国内困境。日本确立了兼顾低碳城市建设与低碳经济发展的方针,中央政府提供法律方针、信息咨询和技术指导,地方城市在改革公共交通体系、住房结构、能源结构以推进紧凑型城市建设的同时,重视发挥地区生态资源特色和产业集聚效应,成效显着。日本地方城市推动低碳化和产业生态化深度融合,以低碳发展同步带动低碳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振兴的理念与经验,对正在推动低碳城市建设的中国地方城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日本环保技术基本计划: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环保技术基本计划: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基本内容和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主要不足 |
| 第2章 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一般分析和理论基础 |
| 2.1 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一般分析 |
| 2.1.1 资源的概念界定及分类 |
| 2.1.2 海外资源开发的概念界定及形式 |
| 2.1.3 资源外交的概念界定 |
| 2.2 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
| 2.2.2 国际投资理论 |
| 2.2.3 资源外交理论 |
| 2.2.4 国际地缘政治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背景及海外资源开发现状 |
| 3.1 日本实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背景 |
| 3.1.1 对海外资源依赖度不断加大 |
| 3.1.2 海外资源开发面临新的挑战 |
| 3.2 战后日本海外资源开发现状 |
| 3.2.1 战后30年海外资源开发情况 |
| 3.2.2 20世纪90年代之后海外资源开发现状 |
| 3.3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布局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确立及实施现状 |
| 4.1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
| 4.1.1 1950~1960年代:探索阶段 |
| 4.1.2 1970~1980年代:初步形成阶段 |
| 4.1.3 1990年代:确立阶段 |
| 4.1.4 21世纪后:完善阶段 |
| 4.2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体系的特点 |
| 4.2.1 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体系 |
| 4.2.2 政府、独立行政法人机构和企业三者良性互动体系 |
| 4.2.3 全方位资源外交体系 |
| 4.3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现状 |
| 4.3.1 在中东地区的实施现状 |
| 4.3.2 在非洲地区的实施现状 |
| 4.3.3 在其他地区的实施现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组织措施 |
| 5.1 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 |
| 5.1.1 领导机构 |
| 5.1.2 服务机构 |
| 5.1.3 推进机构 |
| 5.1.4 执行机构 |
| 5.2 加强各职能机构的内部协作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经济措施 |
| 6.1 财政政策措施 |
| 6.1.1 实施海外资源基地补贴政策 |
| 6.1.2 建立海外资源风险勘查补助金制度 |
| 6.2 金融政策措施 |
| 6.2.1 金融政策的具体内容 |
| 6.2.2 金融政策的具体成果 |
| 6.3 税收政策措施 |
| 6.3.1 实施备用金制度 |
| 6.3.2 实施税费特殊减免制度 |
| 6.3.3 实施税费抵扣制度 |
| 6.3.4 实施资源开发亏损准备金制度 |
| 6.4 保险政策措施 |
| 6.4.1 设立海外事业资金贷款保险 |
| 6.4.2 设立海外投资保险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外交措施 |
| 7.1 推行综合性、多层次性资源外交策略 |
| 7.1.1 以加强高层往来为引领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
| 7.1.2 以技术资金援助为手段树立良好国家友好形象 |
| 7.1.3 积极利用国际合作平台拓展开发空间 |
| 7.2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外交措施的效果 |
| 7.2.1 中东地区资源开放程度及合作模式 |
| 7.2.2 日本在中东地区的资源外交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技术措施 |
| 8.1 针对不同资源改良和提高开发技术 |
| 8.1.1 石油天然气资源 |
| 8.1.2 金属矿产资源 |
| 8.2 对资源开发作业现场进行技术援助 |
| 8.2.1 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作业现场 |
| 8.2.2 金属矿物资源开发作业现场 |
| 8.2.3 煤炭资源开发作业现场 |
| 8.3 技术支持及国内技术人才培养 |
| 8.3.1 技术支持 |
| 8.3.2 开放技术中心实验室 |
| 8.3.3 国内技术人才培养 |
| 8.4 向资源国提供技术援助与人才培养 |
| 8.4.1 提供技术方面的解决方案 |
| 8.4.2 实施技术转移 |
| 8.4.3 举办产油气国技术人员研修 |
| 8.4.4 向资源国提供资源信息 |
| 8.4.5 提供专门面向海外的技术教材 |
| 8.5 大力支持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
| 8.5.1 采取节能激励政策 |
| 8.5.2 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 |
| 8.5.3 明确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推进措施的成效 |
| 9.1 资源开发权益方面的成效 |
| 9.1.1 拓宽了海外资源开发范围 |
| 9.1.2 提高了资源自主开发比率 |
| 9.1.3 增加了企业参与海外资源开发项目与权益 |
| 9.2 资源开发效率方面的成效 |
| 9.2.1 模型与方法介绍 |
| 9.2.2 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收集 |
| 9.2.3 结论与分析 |
| 9.3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日本推进海外资源开发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
| 10.1 日本推进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经验教训 |
| 10.1.1 经验 |
| 10.1.2 教训 |
| 10.2 中国海外资源开发实施现状及问题分析 |
| 10.2.1 中国海外资源开发实施现状 |
| 10.2.2 中国海外资源开发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
| 10.3 积极推进中国海外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 |
| 10.3.1 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0.3.2 行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0.3.3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0.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基于治理理论的湖北农村生态治理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创新点 |
| 第2章 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乡村振兴 |
| 2.1.2 生态治理 |
| 2.1.3 农村生态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治理现代化 |
| 2.2.3 生态治理现代化 |
| 第3章 湖北农村生态治理现状 |
| 3.1 湖北省农村生态治理发展历程 |
| 3.1.1 探索阶段(1949-1978):探索环境、资源和水利问题 |
| 3.1.2 开拓阶段(1978-1989):开始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
| 3.1.3 创新阶段(1989-2002):可持续发展观下的湖北环境保护创新 |
| 3.1.4 发展阶段(2002-2012):“人与自然和谐”下的湖北农村生态建设 |
| 3.1.5 深化阶段(2012- ):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生态治理阶段 |
| 3.2 湖北农村生态治理现状及成就 |
| 3.2.1 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取得成效 |
| 3.2.2 美丽乡村建设向纵深推进 |
| 3.2.3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效果明显 |
| 3.2.4 农村污染治理取得良好成效 |
| 3.2.5 农村生态进一步恢复 |
| 第4章 湖北农村生态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湖北农村生态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
| 4.1.1 社会发展与生态治理的矛盾 |
| 4.1.2 政府生态治理成效较低 |
| 4.1.3 政府环境治理监管能力较弱 |
| 4.1.4 生态环保责任意识不够 |
| 4.2 湖北农村生态治理问题原因分析 |
| 4.2.1 社会原因: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
| 4.2.2 经济原因:地方经济发展有限 |
| 4.2.3 政治原因:政府生态治理行为不足 |
| 4.2.4 科技原因:生态科技供给不足 |
| 4.2.5 文化原因:环保意识较淡薄 |
| 第5章 他山之石:国外乡村生态治理经验借鉴 |
| 5.1 法国、美国、日本、韩国乡村生态治理和生态振兴经验 |
| 5.1.1 法国:以“生态农业”带动乡村生态发展 |
| 5.1.2 美国:以“生态农业”带动农村生态保护与发展 |
| 5.1.3 日本、韩国:东亚新兴国家的乡村生态治理做法与经验 |
| 5.2 国外农村生态治理经验启示 |
| 5.2.1 法国生态农业的启示 |
| 5.2.2 韩国“新村运动”的启示 |
| 第6章 基于治理理论的湖北农村生态治理优化对策 |
| 6.1 加强规划引领 |
| 6.1.1 坚持政府规划主导地位 |
| 6.1.2 加强乡村产业振兴规划 |
| 6.2 完善监管机制 |
| 6.2.1 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
| 6.2.2 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 |
| 6.2.3 建立政府治理沟通协调机制 |
| 6.3 构建制度保障体系 |
| 6.3.1 完善生态治理相关法律法规 |
| 6.3.2 加大环保资金投入 |
| 6.3.3 加大生态环保科技投入 |
| 6.4 形成治理主体多元化 |
| 6.4.1 推动多主体共同参与格局 |
| 6.4.2 充分调动多主体参与积极性 |
| 6.5 加强各治理主体的生态责任意识 |
| 6.5.1 增强政府生态责任意识 |
| 6.5.2 增强企业生态责任意识 |
| 6.5.3 增强公民生态责任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概念演进 |
| 一、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演进 |
| 二、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概念演进 |
| 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争议 |
| 一、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 |
| 二、给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必要性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面临的法律争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适用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分析 |
| 一、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 |
| 第二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实践反思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发展特点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欧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CPTPP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USMC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EP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五、区域贸易协定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第二节 内国法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德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美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日本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内国法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建议 |
| 第一节 多边补贴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不可诉补贴制度革新的发展建议 |
| 二、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的发展建议 |
| 第二节 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对一般例外条款的适用需求 |
| 二、GATT1994第20 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 |
| 第一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反思 |
|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发展趋势 |
|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的对策建议 |
| 一、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 |
| 二、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以及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及文献的回顾及综述 |
| 第二节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农业发展—“国际粮食体制”理论 |
| 第一节 第一粮食体制 |
| (一)“第一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第一粮食体制”的终结与之后的调整 |
| 第二节 第二粮食体制 |
| (一)“第二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第二粮食体制”的终结及遗产 |
| 第二节 对于“第三粮食体制”的展望 |
| (一)哈里特?弗里德曼的积极乐观论调 |
| (二)菲利普·麦克迈克尔的消极悲观论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第二粮食体制”中的日本农业政策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下的“农地改革”和“粮食援助” |
| 第二节 国际市场冲击下的“基本法农政” |
| 第三节 “第二粮食体制”末期的“综合农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第三粮食体制”特征背景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 第一节 美日贸易摩擦升级下的农产品市场深度开放与“地域农政” |
| 第二节 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农业政策调整 |
| 第三节 GATT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与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转向后的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WTO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与小泉纯一郎的“攻势型农政” |
| 第二节 FTA/EPA谈判的推动和民主党的农业政策 |
| 第三节 美日、欧日FTA/EPA谈判与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日本社会科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深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
| (二)深化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需要 |
| (三)日本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样本意义和独特价值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价值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日本社会科课程与价值观教育 |
| 一、价值观、价值观教育的内涵界定与学科阐释 |
| (一)价值与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
| (二)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涵 |
| (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价值观教育的学科阐释 |
| 二、日本社会科课程及其与价值观教育的关系辨析 |
| (一)日本价值观教育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二)日本社会科课程的内涵界定、教学科目和学习领域 |
| (三)社会科课程:日本学校价值观教育的主要载体 |
| 三、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历史流变 |
| (一)战后民主化改革中的民主主义导向时期 |
| (二)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国家主义与能力主义结合时期 |
| (三)政治保守化转向中的右倾异变时期 |
| (四)国家正常化路线中的公共主义本位时期 |
| 第二章 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国家顶层设计 |
| 一、以根本法和基本法确立民族性价值理想 |
| (一)《日本国宪法》与《教育基本法》中的三大价值理想 |
| (二)社会科课程创生与价值理想的确立 |
| (三)价值理想的挑战与困境 |
| 二、以教育中长期规划树立时代性价值导向 |
| (一)日本时代性价值困境与《教育振兴基本计划》 |
| (二)“公共”价值导向确立中的社会科课程改革 |
| 三、以学校课程标准制定指导性价值规范 |
| (一)《学习指导要领》的内容结构与总体特征 |
| (二)《学习指导要领》中的社会科课程价值体系 |
| (三)《学习指导要领》的最新修订与价值观目标深化 |
| 第三章 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教学内容 |
| 一、日本社会科课程教科书及其内容分析方法 |
| (一)日本社会科课程教科书审定与编写情况 |
| (二)日本社会科课程教科书的样本选择与依据 |
| (三)基于日本社会科课程教科书的内容分析框架 |
| 二、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内容结构 |
| (一)以民主、和平与爱国为主的政治价值观教育 |
| (二)以人权、公共精神与可持续发展为主的社会价值观教育 |
| (三)以创新、勤劳与契约精神为主的经济价值观教育 |
| (四)以持守传统与拥抱多元并重的文化价值观教育 |
| 三、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取向 |
| (一)意识形态取向:课程分析与教科书研究的重要视角 |
| (二)他者形象建构:以偏见和失实性描述刻画价值对立面 |
| (三)自我形象建构:以回避和美化凸显自我价值优越性 |
| 第四章 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实施方法 |
| 一、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课堂教学方法 |
| (一)问题解决学习法:基于个体经验与主体探究的价值认同 |
| (二)情境与模拟教学法:从“他者”向“当事人”的价值视角转换 |
| (三)讨论与辩论教学法:从理性认知到价值反思 |
| 二、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课外协同方法 |
| (一)校外协同:以地域教育场馆为中心 |
| (二)校内协同:以课程间协同为主体 |
| 三、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效果评价方法 |
| (一)标准化测验的评价方法——基于价值冲突的选择与判断 |
| (二)基于量规的观察与行动分析评价法——以表现性评价为中心 |
| 第五章 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特点、批判与启示 |
| 一、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特点 |
| (一)突出以国家认同重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诉求 |
| (二)侧重以国家顶层设计为牵引的制度保障 |
| (三)彰显以显隐相融为特征的内容形式 |
| (四)强调以实践化培育为导向的实施策略 |
| (五)注重以横纵衔接为目标的一体化建设 |
| 二、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深层困境 |
| (一)“自由史观”与历史教科书的右翼化困境 |
| (二)意识形态偏见与民粹主义困境 |
| (三)“极端综合化”与主导性减弱困境 |
| (四)青少年政治冷漠与实效性困境 |
| 三、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启示 |
| (一)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 |
| (二)加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体化建设 |
| (三)构建基于中国实践与国际比较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
| (四)探索形成更具亲和力和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模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日本新能源产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既有研究的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与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框架安排 |
| 第五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点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新能源的基础分析与理论综述 |
| 第一节 新能源的基础分析 |
| 一、日本的新能源概念界定、范围及在能源体系中的地位 |
| 二、新能源的优势与课题、普及必要性 |
| 三、世界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与前景 |
| 第二节 发展新能源产业的相关理论综述 |
| 一、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
| 三、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四、外部经济性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日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背景与发展历程演变 |
| 第一节 日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背景 |
| 一、国内背景 |
| 二、国际背景 |
| 第二节 发展历程演变 |
| 一、石油危机后的新能源技术研发阶段 |
| 二、促进新能源利用量扩大的初步阶段 |
| 三、推进新能源利用量扩大的加速深化阶段 |
| 第三节 日本新能源产业的战略目标与发展现状 |
| 一、总体战略目标规划 |
| 二、发展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新能源产业支持政策 |
| 第一节 新能源政策推进体制 |
| 一、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 |
| 二、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
| 三、内阁府能源环境会议 |
| 四、民间新能源政策促进框架 |
| 第二节 新能源利用普及扩大促进政策 |
| 一、配额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RPS) |
| 二、固定电价制(Feed-in Tariff,FIT) |
| 第三节 新能源设备投资支援政策 |
| 一、补贴制度 |
| 二、优惠税制措施 |
| 三、优惠融资制度——环境能源对策资金 |
| 第四节 新能源电力电网接入制约相关的技术与制度对策 |
| 一、送电系统接入制约问题的出现背景 |
| 二、电网接入制约问题的技术与制度对策 |
| 第五节 新能源汽车产业支持政策 |
| 一、清洁能源汽车补贴制度 |
| 二、环保汽车减税制度 |
| 三、充电设施补贴 |
| 第六节 民间推进新能源普及扩大支援举措——绿色电力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影响因素与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测度与评价 |
| 一、绿色经济增长的内涵与体系构成 |
| 二、日本绿色经济增长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三、测度方法与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及动态交互关系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ADL模型估计 |
| 三、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 |
| 第三节 日本新能源政策有效性评价——基于RPS制度、FIT制度的对比分析 |
| 一、RPS制度——自行开展新能源发电业务 |
| 二、RPS制度——从新能源发电商购入新能源电力 |
| 三、RPS制度——从新能源发电商购入新能源电力相当量(TGC) |
| 四、RPS制度与FIT制度并存运行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
| 第一节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与现状 |
| 一、中国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必要性与进程 |
| 二、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与特点 |
| 三、中国新能源补贴政策演变、优势与发展课题 |
| 第二节 中日新能源产业政策对比及政策建议 |
| 一、中日新能源产业发展路径与政策对比 |
| 二、政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7）「第四次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画」（节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引言 |
| 第一章 翻译过程描述 |
| 第一节 译前准备 |
| 一、译前资料准备 |
| 二、理论准备 |
| 第二节 文本分析 |
| 一、文本类型 |
| 二、文本特点及难点 |
| 第三节 翻译中所使用的工具 |
| 第四节 翻译实施 |
| 一、初译阶段 |
| 二、再译阶段 |
| 三、校对审核阶段 |
| 第二章 文本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专业术语的翻译 |
| 第二节 专有名词的翻译 |
| 第三节 日语标题的翻译 |
| 第四节 长句的翻译 |
| 一、分译 |
| 二、减译 |
| 三、换译 |
| 第三章 翻译实践总结 |
| 第一节 翻译中发现的问题 |
| 第二节 翻译心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原文/译文 |
| 附录2 :译文中的图表 |
| 附录3 :术语表 |
（8）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绿色发展的全球共识 |
| 1.1.2 秦巴山地区的生态战略意义 |
| 1.1.3 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导致生态环境结构失衡 |
| 1.1.4 城市空间建设缺乏对绿色发展目标的深入关注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绿色发展相关研究进展 |
| 1.3.2 绿色城市相关研究进展 |
| 1.3.3 空间模式相关研究进展 |
| 1.3.4 秦巴山地区城乡人居环境研究进展 |
| 1.3.5 国内外研究趋势与述评 |
| 1.4 研究范围与内容 |
| 1.4.1 研究范围界定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创新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技术路线 |
| 2 相关基础理论与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 2.1 研究相关的科学基础 |
| 2.1.1 系统论基础 |
| 2.1.2 生态学基础 |
| 2.1.3 生态经济学原理 |
| 2.2 绿色发展理论 |
| 2.2.1 绿色发展的缘起 |
| 2.2.2 绿色发展的理论模型 |
| 2.3 绿色发展的建设实践 |
| 2.3.1 欧洲国家的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 2.3.2 日本的生态城镇群及循环型社会建设 |
| 2.3.3 中国的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 2.3.4 绿色发展建设实践的经验与不足 |
| 2.4 绿色空间的建设实践 |
| 2.5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5.1 基本概念解析 |
| 2.5.2 城市空间结构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
| 2.5.3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5.4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原则 |
| 2.6 本章小结 |
| 3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现状及其问题 |
| 3.1 陕南地区人居环境特征 |
| 3.1.1 地理位置居于秦巴山地区核心地段 |
| 3.1.2 自然生态条件优势明显 |
| 3.1.3 人居环境建设受自然环境影响明显 |
| 3.2 商洛城市环境状况 |
| 3.2.1 商洛城市生态环境优越 |
| 3.2.2 商洛城市产业经济具有转型潜力 |
| 3.2.3 商洛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率不高 |
| 3.3 商洛城市建设用地拓展及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
| 3.3.1 1990-2015年商洛城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拓展 |
| 3.3.2 商洛城市中心城区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
| 3.4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问题 |
| 3.4.1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态势及空间效能 |
| 3.4.2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问题 |
| 3.4.3 论文研究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4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
| 4.1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价值取向 |
| 4.1.1 “绿色增长”导向的城市空间扩展 |
| 4.1.2 空间环境效能导向的城市生态安全 |
| 4.2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构建 |
| 4.2.1 现有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
| 4.2.2 现有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不足与缺失 |
| 4.2.3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构建 |
| 4.3 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定量分析 |
| 4.3.1 定量分析模型方法 |
| 4.3.2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状况评价 |
| 4.3.3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相关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
| 4.3.4 基于定量分析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趋势 |
| 4.4 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定位分析 |
| 4.4.1 空间句法分析法 |
| 4.4.2 商洛城市重点功能用地空间的定位分析 |
| 4.4.3 基于定位分析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趋势 |
| 4.5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分析 |
| 4.5.1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分析的前提条件 |
| 4.5.2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模型构建 |
| 4.5.3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评价 |
| 4.5.4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生态关系分析 |
| 4.5.5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的空间结构分析 |
| 4.6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下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总结 |
| 4.6.1 “绿色协调度”的城市生态空间建设均衡性 |
| 4.6.2 “绿色发展度”的城市经济产业空间建设集约性 |
| 4.6.3 “绿色持续度”的物质循环再利用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覆盖共享性 |
| 4.7 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具有绿色发展内涵的空间模式 |
| 4.8 本章小结 |
| 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体系 |
| 5.1 商洛“一体两翼”地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 5.1.1 垂直分异明显的地理空间系统 |
| 5.1.2 沿水系与交通趋向分布的人居环境系统 |
| 5.1.3 典型的“弱单核”要素流与区域经济系统 |
| 5.1.4 “基质-廊道-斑块”楔形环拥的景观生态格局 |
| 5.1.5 “水平+垂直”维度的绿色发展区域空间结构 |
| 5.2 商洛城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 5.2.1 自然生态空间——城区空间结构基底 |
| 5.2.2 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方式——城区空间结构基面 |
| 5.2.3 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城区空间结构基质 |
| 5.2.4 “基底-基面-基质”的绿色发展城区空间结构 |
| 5.3 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 5.3.1 “微气候-水系统-居住用地资源”构成的本底要素 |
| 5.3.2 “生态循环-经济循环-社会化”的功能协同要素 |
| 5.3.3 “节能降耗-物质循环”的绿色发展住区空间结构 |
| 5.4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体系 |
| 5.4.1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组成 |
| 5.4.2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研究 |
| 5.4.3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组织特征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 |
| 6.1 绿色发展目标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 |
| 6.1.1 传统的城市空间模式 |
| 6.1.2 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与空间模式 |
| 6.1.3 “宏观-中观-微观”的层级性原则 |
| 6.1.4 “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的差异性原则 |
| 6.1.5 “自然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的整体性原则 |
| 6.1.6 “协调-发展-持续”的时序性原则 |
| 6.1.7 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体系构建 |
| 6.2 商洛“一体两翼”地区一体多元空间模式 |
| 6.2.1 自然生态空间的一体有序 |
| 6.2.2 产业经济空间的一体循环 |
| 6.2.3 “水平+垂直”维度的自然生态空间与产业空间立体融合 |
| 6.2.4 “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类型的城乡空间一体多元 |
| 6.3 商洛城区复合流动空间模式 |
| 6.3.1 自然空间结构的生态互动 |
| 6.3.2 经济空间结构的复合连通 |
| 6.3.3 社会空间结构的包容稳定 |
| 6.3.4 “功能联结-交错弹性”的城区空间复合流动 |
| 6.4 商洛城市住区紧凑宜居空间模式 |
| 6.4.1 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的理论基础 |
| 6.4.2 绿色人居空间单元的构成与特征 |
| 6.4.3 1 5.0hm2规模的商洛城市住区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 |
| 6.4.4 自然要素维持的生态调节 |
| 6.4.5 资源利用与经济循环的紧凑节能 |
| 6.4.6 “邻里-基层”社会化空间的圈层关联 |
| 6.4.7 代谢共生的住区空间紧凑宜居 |
| 6.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 |
| 6.6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启示 |
| 6.6.1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哲学内涵 |
| 6.6.2 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的组织机制 |
| 6.6.3 生态资本地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适宜模式 |
| 6.7 本章小结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1.1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 |
| 7.1.2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
| 7.1.3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核心要素 |
| 7.1.4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 |
| 7.1.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 |
| 7.2 论文创新点 |
| 7.2.1 通过“绿色协调度”、“绿色发展度”、“绿色持续度”内涵的量化指标建立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 |
| 7.2.2 依据绿色发展程度构建“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的人居空间格局 |
| 7.2.3 商洛城市15hm2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图表目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工作及成果 |
（9）第三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政策内容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第三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的制定背景 |
| 1．日本实现“教育立国”战略决策的需要 |
| 2．日本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
| 3．日本深化新兴教育领域的需要 |
| 二、第三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的目标与措施 |
| 1．建立健全社会终身学习体制 |
| 2．推进教育系统改革 |
| 三、第三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政策内容的特点分析 |
| 1．内容要素的完整性 |
| 2．目标任务的科学性 |
| 3．对策措施的全面性 |
| 四、第三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对我国的启示 |
| 1．加强法制建设，保障教育地位 |
| 2．加大人均教育投入，完善教育环境 |
| 3．重视灾害教育，提高防范意识 |
（10）地方城市低碳发展:日本实践与经验镜鉴（论文提纲范文）
| 一、低碳发展理论与日本低碳发展的基本思路 |
| 二、日本的低碳发展法律体系与实施 |
| (一)日本的低碳发展法律体系 |
| (二)日本低碳城市建设的具体实施 |
| 1.低碳城市建设地方立法先行,强化顶层设计。 |
| 2.低碳城市建设路径。 |
| 第一,建设集约型城市,合理规划城市功能。 |
| 第二,完善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利用率和物流效率。 |
| 第三,普及低碳型建筑和交通工具。 |
| 第四,实现能源的高效、合理利用。 |
| 第五,保护森林生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
| 3.城市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
| 三、地方中心城市富山市的低碳实践 |
| (一)建设环境示范城市(第一个五年计划:2009―2013年) |
| 第一,建设市内电车环状线。 |
| 第二,引导市民在中心区域和公共交通沿线居住。 |
| 第三,建设富山式环保共生住宅。 |
| 第四,保障能源安全,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
| 第五,积极推行“团队富山市”活动,全民参加节能减排活动。 |
| (二)建设环境未来城市(第二个五年计划:2014―2018年) |
| (三)建设SDGs未来都市(第三个五年计划:2019―2023年) |
| 四、日本地方城市低碳发展经验及启示 |
| 第一,日本很早就确立了地方城市的低碳发展主体地位。 |
| 第二,低碳发展需要与集约、紧凑型城市结构建设相结合。 |
| 第三,低碳开发需要通过本地生态资源深度开发引领地方低碳经济发展。 |
| 第四,实施紧凑型低碳城市建设战略,为城市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 |
| 第五,低碳建设是城市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的过程。 |
四、日本环保技术基本计划: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研究[D]. 李燕玉. 吉林大学, 2020(01)
- [2]基于治理理论的湖北农村生态治理对策研究[D]. 李婉芊. 湖北工业大学, 2020(12)
- [3]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D]. 刘滢泉.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D]. 张晨. 外交学院, 2020(08)
- [5]日本社会科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研究[D]. 孙成.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日本新能源产业政策研究[D]. 李晓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第四次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画」（节选）翻译实践报告[D]. 高畅.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8]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D]. 鱼晓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9]第三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政策内容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J]. 邓霜娇.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19(11)
- [10]地方城市低碳发展:日本实践与经验镜鉴[J]. 李国庆,丁红卫. 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