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敏1940年代的诗歌创作

一、论郑敏40年代的诗歌创作（论文文献综述）

吴思敬^[1]（2020）在《《郑敏文集》总序》文中研究指明1947年3月,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年轻诗人李瑛,读到了从未谋面的郑敏的诗,欣喜地写下了一篇诗评,说"从诗里面我们可以知道郑敏是一个年轻人,而且在她自己的智慧的世界中,到处都充满了赤裸的童真与高贵的热情,在现阶段的诗文学中是难得的"。①1949年5月,远在温州的年轻诗人唐湜,为已在美国留学的郑敏也写下了一篇诗评,称郑敏"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之流里涌现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思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凝静"。②

樊嘉亮^[2]（2020）在《论新诗的传统》文中研究指明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那场有关新诗有无传统的大讨论之中,虽然争论双方并未达成有效的共识,但同时都意识到了新诗自身传统的建构总结对于新诗自身定位和发展的重要性。有关新诗自身传统的问题也被学界日益重视起来。实际上根据传统自身的发展变迁规律,新诗发展到如今的阶段,其文本的经典化以及其形成自身的传统都是新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那么此时,究竟什么是新诗的传统,如何认识新诗的传统,新诗已形成的传统究竟对于新诗未来的发展是否有利就成为了新的问题。文章通过辨析传统的内涵和意义,从传统发展的规律出发认识新诗的传统,并通过梳理新诗发展的历程总结新诗在发展到现今阶段所形成的传统。通过新诗自身所形成的的传统把握新诗的定位,发现新诗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指明新诗未来的发展方向。绪论部分整理了前人对于新诗传统的研究,指明了文章的结构。并着重辨析了传统的涵义,指出了传统三个基本特征,即代代相传的事物;相传事物的同一性;传统的持续性。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于新诗自身传统的探究。文章主体分为三章。第一章梳理了新诗发展的过程,着重论述了新诗产生之时语言基础的变化,形式上的发展以及在审美上的交融变迁。从梳理之中找到在新诗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的特性。第二章从语言基础,形式和审美三个方面总结出了新诗在发展之中所形成的传统,即以现代汉语为基本表达方式,形式的自由以及审美的包容性这三点。第三章通过对于影响新诗以上传统成因的实验主义精神和现代时间观念这两个思想因素的分析。得出了出了新诗在精神层面存在一种求“新”的传统,而这种精神上的传统已经不适用于当下新诗的发展,新诗想要完成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由求新转向求美。结语部分总结了对于传统的认知问题同时指出了正确认知新诗传统的三项要点。进一步阐述了新诗想要求发展就要转变思路从求新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走上求美的道路。同时新诗自身的发展依然需要时间的淘洗和磨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新诗也能随其一步步向前发展。

杨绍军^[3]（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候聪阳^[4]（2019）在《沧桑岁月的真挚抒写 ——九叶诗派创作论》文中认为九叶诗派是二十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举起现代主义的大旗,高呼诗歌的智性化、戏剧化,利用象征的手法和玄学的技巧将内心最隐秘的声音用客观对应物表现出来。他们的诗歌文体自由,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在不失幽默的表达下写尽了战乱中的凄凉景象。他们重视诗歌的理论建设,注重从西方诗艺中吸取养分。他们的诗歌视野广阔,内容丰富。其中既有对人民疾苦的悲悯抒写,也有对城市生活的深度思考。在他们智性的诗句中处处体现着自己强烈的人生情感。九叶诗人的一生也是饱受磨难的一生,在挫折中他们积极乐观,在逆境中他们达观向上。他们将自己一生的经历融进自己的诗歌里。这些诗歌在经过诗人的哲思升华后,又成为了能够启迪人们心智的哲理经验诗。即使到了九叶诗人的晚年,他们依然关心着中国新诗的发展。他们针对当前中国新诗纷繁复杂的现象提出了自己建设性的意见,鼓励诗人回归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传统,助推了中国新诗的理论发展。这对于一直尊崇西方诗艺的九叶诗人而言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也是他们对自己的一次修正。他们批评着当今诗坛的不良风气,也鼓励着热爱诗歌的后辈青年。剖析九叶诗派的创作,可以窥见中西诗学的沟通与融合,也能看到中国诗人的理想与坚守。

杨婉^[5]（2019）在《1980年代的“诗苑译林”丛书研究 ——以序跋为中心》文中指出“诗苑译林”丛书的序跋信息量大,可作为诸多研究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不仅流露出中国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对精神养料的渴望,也反映出西方文艺思想、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也体现了译者对外国诗歌翻译的探索。序跋中,对外国诗歌翻译的探索,首先体现在诗歌翻译的诗体形式的选择和音律规律的把握上。在诗体形式上,新体诗、旧体诗的诗体形式的选择,诗歌自由体、格律体关系的思考,体现了译者的诗歌翻译是符合现代汉语新诗规律条件下的再现,同时又保持其多样性。在音律形式上,译者不仅引入了“柔巴依”体、“英雄联句体”等不同诗体的音律形式,还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进行了格律体诗歌节奏转化的实践,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着重要思路。其次,序跋中也体现了中国读者已经不再消极、被动地了解和接受西方的文化思想。相反,却呈现出以参与为特征的积极、主动的转变,甚至是创造性的转变,这种创造性转变更是诗人自我“内在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变,即是“诗苑译林”丛书序跋中所凸显出来的“诗人译诗”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我们立足于序跋中所提出的诗歌文本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从译者的诗歌翻译主张到诗歌翻译实践,再到其诗歌创作实践,层层深入,体现了以诗人译者为代表的新诗写作者,不断地为新诗发展注入着鲜活的血液。最后上升至理论高度,通过对“诗苑译林”丛书序跋的分析,我们需要更理性地看待序跋中诗歌翻译理论的争鸣,从而正确地看待诗歌翻译中的限度问题,于是引出关于“以诗译诗”这一翻译方式的探讨。另外,翻译体诗歌作为另类的新诗文本,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及建构,大到关于诗歌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描写的启发,小到具体意象的借鉴,都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促进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多元化。

胡洪亮^[6]（2019）在《论郑敏诗歌研究尚可拓展的空间》文中指出新时期以来,郑敏诗歌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通过对郑敏诗歌的梳理,特别是对其中国新诗部分的研究,可以发现,郑敏诗歌研究在诗歌创作主题、诗歌语言的变化、诗歌创作道路的界定、知识分子姿态的研究和诗歌理论研究等五方面尚有拓展空间,继续深入探讨对中国新诗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荀利波^[7]（2018）在《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南大后方诗歌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背景下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既承续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新诗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因全民族全面抗战和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伟大现实,担负了抗战救亡、文艺动员的使命而与中国的现实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接触,推进了新诗在革命、启蒙与诗歌艺术上的相谐发展,使现代新诗艺术更加成熟。但就学术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西南大后方诗歌被植入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发展进程中进行了多角度的叙述,其独特性也不断被发掘,但对“西南大后方诗歌”作为一个整体范畴的研究尚未获得充分重视。为此,本文提出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具体而言,是在西南大后方诗歌生态系统生成的背景下,将西南大后方诗歌文学生态的考察分解到诗歌作为文学活动的要素之中,即以诗人、诗歌创作、诗歌传播为主体,通过对这几个部分的文学生态考察,整体上形成对诗歌创作生态的呈现。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论述战时生态生成与新诗的西南出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背景下,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对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资源的凝聚具有独特优势,既打破了“五四”以来形成的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生态,又在西南大后方重构新的生态环境,使西南大后方和西南大后方诗歌以一种独特方式登上了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舞台。对现实更为深入的了解、体验和思考,使得诗人们对诗歌作为文学艺术自身发展问题逐步形成了新的认识,从而推进了诗歌在创作观念、文体艺术等方面的讨论与变革。第二章论述战火与硝烟中的诗歌主体生态。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全面抗战时期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与其所置身的作为客体的空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背离故土、流亡他乡之痛,更重要的是诗人们的生命体验和经历,成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战时诗人们从战争爆发初期的流散,到1938年之后在西南渐趋聚集,民族、国家的生存,自我个体的生存,这些问题的纠缠作用于诗歌创作中,促成了诗歌艺术上的多重变化,甚至于奠定了诗歌发展的基调——革命的、大众的、现实的。第三章论述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状态。由于国土的沦陷和西南大后方的空间聚集,在抗战救亡的吁求下,诗歌接受群体更趋丰富,特别是使五四以来就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得以以知识分子“俯身”的姿态亲近底层大众,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看作是知识分子阶层对知识垄断的再次“革命”,也为诗歌朗诵、街头诗等诗歌传播形式在抗战时期获得发展提供了土壤。抗战时期的出版、传媒业,因战时救亡加强了与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活动的联系,从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阵地,改善了诗歌创作的生态环境,对诗歌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四章论述诗歌本体的生态适应。因抗战文艺发展的需要和文学生态的变化,西南大后方诗歌延续了“诗体解放”传统,自由体诗在发展中出现了朗诵诗、街头诗、叙事诗、方言诗等诗体上的新变化。在新时代的生态环境下,诗歌体式的变化是抗日斗争的历史现实下诗人们对社会生态作出创作调适的结果,是获取自我生存空间的必然要求,改变了新诗诞生以来发展的走向,也为新诗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第五章论述战时生态下新诗创作活动的变化。贯穿于我国现代新诗发展始终的“西方影响与民族传统”“启蒙救亡与诗歌本体”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新诗发展复杂而曲折的局面。全面抗战的炮火真正在最大范围内逼迫诗人们从“上层”走到了大众之中,走向了中国自我的时代之中,它导致的是新诗在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方面向中国的现实、向中国自我的现代性情境的靠近。战时诗歌创作生态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空间。虽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全民族抗战的亢奋激情中现代新诗“使命意识”的强化和“审美意识”的削弱,使得新诗在形式、语言、内容等方面存在一些“病症”,但诗歌必然“反映时代精神”,诗歌研究更不能置身于它所生成的社会现实之外。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下,在文艺大众化、民间形式等的讨论中,在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叙事诗、政治讽刺诗等诗体的创作实践下,西南大后方诗歌推进了新诗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的发展,现实主义诗歌和现代派诗歌创作过程中成长起一批重要诗人,形成一批代表新诗发展新高度的成果,成就了新诗发展独特而重要的一段。

王永^[8]（2018）在《郑敏诗歌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郑敏是唯一健在的"九叶诗人",她一直笔耕不辍,关心着诗歌,关心着社会,是一株真正泽被诗坛的"世纪之树"。她的诗歌创作始于上世纪40年代,偏重内在的感受和宁静中的沉思,贯穿着对于存在、自然和宇宙的哲思,力图把现实与历史的体验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意识交织在一起。七十多年来,对于郑敏的研究涵盖微观与宏观,视点多样。结合郑敏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归纳提炼出几个主要问题——"九叶诗派"与郑敏、西南联大与郑敏、郑敏的诗歌创作特色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可以加深对郑敏创作成就的认识,同时,这也是一种"批评的批评",看出既有研究的成绩和不足。文章融史料、文献、评论、研究为一体,旨在深入挖掘郑敏研究的文学史、诗歌史意义。

施新佳^[9]（2017）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文中认为西南联大与“鲁艺”同年成立,两者都在战争的硝烟中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有着共同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向度,但不同的社会场域和意识形态导向使得两校在办学理念、教育方针上形成了不同特色。两校师生的文学创作和文事活动在主题内容、文体类别、话语风格方面也大相径庭,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体系——精英文学传统和工农兵文学范式。西南联大赓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秉承学院派的通识教育,延续并发展着精英文学传统,注重浓郁的人文精神关怀,讲究精致的艺术品位,追求审美的现代性,希冀以优美的文学作品改造人心,影响社会;“鲁艺”坚持实践化教育,形塑的是解放区新生活、新人物和新秩序,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将文学视为政治的一翼,在战火纷飞的解放区,把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放大到极致,掀起沸反盈天的大众文学运动:街头诗、新秧歌、旧剧改造……虽然,西南联大和“鲁艺”的文学审美取向明显不同,成就各有千秋,很难用统一的尺度衡量之、对比之,但它们都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对此后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乃及新世纪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史都表现为精英文学与工农兵文学两种不同文学样态的龃龉和此消彼长。梳理和解读它们背后潜隐的信息符码,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能为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话语支持。

任芳^[10]（2017）在《郑敏40年代咏物诗研究》文中认为咏物诗是中西方文学都有的一种诗歌类型。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咏物诗还是新译介过来的西方现代诗人咏物范式,它们都是二十世纪中国诗人的文化资源,参与着中国新诗的实验和写作。讨论郑敏四十年代的咏物诗及其文化资源,我们希望以此来思考在东方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背景下的一位年轻人,如何探索诗歌写作,并参与到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中去的,从而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新诗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摸索、汲取和建构的过程。论文第一章讨论郑敏咏物诗的创作背景与起点,返回历史现场,考察西南联大这一学院空间如何孕育出一位中国新诗人。这所战争中组建的中国大学,诗歌氛围浓厚,郑敏也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了她个人的诗歌史。具体而言,闻一多、卞之琳、冯至等师长新的咏物范式更给予她直接的启示和模仿范本。论文第二章讨论郑敏咏物诗与杜甫的联系。这不仅是一个现代诗人与一个古典诗人的简单比较,我们更希望借此呈现现代“新诗”与“旧诗”之间内在的精神关联,以及这种关联产生的契机。也可以说,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脉络中,旧诗并未退场与缺席,而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始终在场。在西南联大,无论是课上讲授古典文学课程,还是书斋里的文学研究,亦或是新旧体诗写作,都时见杜甫的身影。战争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烽火连三月”的古代诗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联系与共鸣,年轻的郑敏也是一样,她咏物诗的“物之情”联系着中国四十年代的战时语境,也勾连着一种文化传统,以及这种文化传统中悠久而厚重的情感。论文第三章旨在探讨郑敏咏物诗的域外文化资源。新诗与域外文化的关系不证自明,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中,域外文化资源如何进入新诗现场,还需要详细的历史考察来呈现历史现场与细致的文学史图景。西南联大的西方文学课程开拓了新一代中国诗人的文学视野与精神空间,里尔克在联大的文学视野里,和杜甫一样,是一个显着的存在。不同于杜甫所代表的歌咏“物之情”的诗歌传统,里尔克带给郑敏的是一种新的“观物”方式:客观冷静地观察万物,并进入物的核心与灵魂。这种静观令她的诗作显示出一种沉思的品格和理性的气质。静观凝神的“物之理”中,是诗人对生命、社会和宇宙的沉思。这种沉思也突破了年轻女性诗人有限的视野,多了一种思想力度,也让郑敏的咏物诗与借物抒情的诗歌传统拉开了一点距离,而呈现出一种现代的诗歌品格。当然,“物之情”也并非被“物之理”所代替,而是如潜流,隐于诗歌的理性之后。咏物诗只是新诗中的一个门类,而非全部;我们的思考也还过于简单,但通过对郑敏四十年代咏物诗及其文化资源的分析与讨论,我们认真思考着中国新一代诗人如何在“传统情思”和“现代眼光”之间进行吸收、转换和融合,进而构建起新的诗歌世界;并以这位年轻诗人的诗歌写作,来考察传统诗歌现代转化的一个侧面。

二、论郑敏40年代的诗歌创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郑敏40年代的诗歌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2）论新诗的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沧桑岁月的真挚抒写 ——九叶诗派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5）1980年代的“诗苑译林”丛书研究 ——以序跋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论郑敏诗歌研究尚可拓展的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7）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郑敏诗歌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论文提纲范文）

（10）郑敏40年代咏物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郑敏40年代的诗歌创作（论文参考文献）

• [1]《郑敏文集》总序[J]. 吴思敬.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20(01)
• [2]论新诗的传统[D]. 樊嘉亮.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4]沧桑岁月的真挚抒写 ——九叶诗派创作论[D]. 候聪阳. 中国矿业大学, 2019(05)
• [5]1980年代的“诗苑译林”丛书研究 ——以序跋为中心[D]. 杨婉. 西华师范大学, 2019(01)
• [6]论郑敏诗歌研究尚可拓展的空间[J]. 胡洪亮.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02)
• [7]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D]. 荀利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8]郑敏诗歌研究综述[J]. 王永.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2)
• [9]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D]. 施新佳.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1)
• [10]郑敏40年代咏物诗研究[D]. 任芳. 浙江师范大学, 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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