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中中介组织的培育

一、社区建设中的中介组织培育（论文文献综述）

姜郸^[1]（2020）在《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城市社区既是观察社会治理水平的微观窗口,也是实现人们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家园;既是社会矛盾冲突交织与化解的缓冲带,也是一切治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落脚点。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性和基础性工作。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社区治理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独特地位。党的十八大首次将“城乡社区治理”写进党的纲领性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区治理置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全局中进行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加强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合作互赢”、“民主协商”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目标的关键词。那么,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十字路口,究竟哪条道路可以帮助我们拉近与理想目标之距离?治理理论中的新范式——“互动式治理”理论,似乎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本土化的互动式治理理论在城市社区中的发育显得应时应需,其价值内核与社会治理创新需求显得尤为契合。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构建不仅是一种理念构建,更是作为一种工具的机制构建,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完美融合,也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现实需求的有力推手。本文考察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进程,分析十八大以来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现状、困境。为破解当前治理困境,本文提出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本土化机制构建及其实现路径。通过以中国特色的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与实现路径为研究主题,以“行动者-制度-行动”作为研究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行动者即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市场参与的互动性为线索;以梳理互动式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为研究基础;以观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进程为脉络;以田野调查方式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进行案例分析;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转型创新的困境为问题意识。在以上分析的前提下,有利于能够深入理解互动式治理理论嵌入我国城市系统末梢——社区治理的契合性与可行性;同时提出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架构及构建路径,力图较为全面、系统、准确地回答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模式构建的问题。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理论来源,既有西方治理理论和中国本土化后的“善治”理论的继承,又蕴含着“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思想内涵,能够为新时期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构建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是在中国城镇社区区域范围内,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以“民主法治”、“责任理性”、“合作共治”为理念宗旨,以协调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为行动路线,促进国家-社会-市场行动者在公共事务中良性互动的治理过程。在宏观把握“国家-社会”互动分析范式、互动式治理分析范式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分析框架——“行动者-制度-行动”分析框架。一切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都是理论与实践交相辉映的过程,是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相互推动、相互融合、相互协调、实现共同发展的过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变革、治理形态架构与转型,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不断地渐进、改进、调适、演化的结果。虽然社区治理真正推进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但中国城市社区的早期实际存在却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本文依照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特征、社区制度和政策变迁、社区主体行动的互动逻辑为划分标准,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是沿着“行政管理-全面建设-多元治理”的发展脉络前进。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社区治理置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战略高度,也为互动式治理在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提供现实可能性。源于复杂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因素,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长期处于政府主导的一元化治理状态,行政色彩浓郁。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的创新为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间的良性互动,及建设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助推。新时代下中国城市社区处于急剧变革的状态,虽在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一定成绩,但也面临着重重治理困境。故此,选取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并研究该社区对不同问题的治理实践与创新。具体来看,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实践面临着行动者角色迷失、社区资源整合困境、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和互动渠道不畅通等众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探索更为科学化、现代化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破除社区治理困境。互动式治理机制则不失为一个符合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情境的合适选择。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机制架构包括行动者、制度、行动三要素。行动者层面,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利益偏好、资源权力的行动者——国家行动者、社会行动者、市场行动者,三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互补与互嵌。制度层面则指对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制度化框架,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行动者的法律政策体系。行动层面则关注行动者的行动空间、行动的共同目标、精神内核、互动逻辑等。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互动网络架构、互动规则建设、互动精神塑造、互动平台打造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相互统一、协调互动的,网络是基础、规则是关键、精神是动力、平台是保障,共同组成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建构之路。互动网络架构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的总出发点和构建之基。互动规则建设则是从法治化、制度化和监督角度助力社区互动式治理建设,为其提供合法性与规范性保障。互动精神塑造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构建的文化内推力,其对城市社区公共精神重塑和社区公共体回归具有重要意义。互动平台打造是我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行动的落实载体。综上所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机制是对“治理重心下移”改革方向的积极回应;是处理好城市社区中多元矛盾冲突的优良方案;是冲破当前治理重重桎梏的探索力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创新之路。

王瑞芳^[2]（2020）在《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研究 ——以都江堰市B社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十九大提出了新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社会治理重心逐渐向基层转移。农村社区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独特的社区形态,呈现出“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特征。对这种既有农村属性又有城市属性的新型社区进行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难点,它的治理成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有必要高度重视农村社区治理相关问题。此论文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国内外有关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以及社会工作介入居民参与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一定的文献梳理;接着以居民参与及社区治理的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访谈法与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剖析该社区居民参与现状,发现居民社区治理参与意识、参与内容、认同感、参与渠道等方面存在问题;第三部分从外部环境、行动个体以及文化方面分析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第四部分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和社区工作方法介入B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在最后一部分,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技巧及实务经验,提出促进居民参与的建议。具体内容如下:首先需要完善居民参与奖励机制,促进居民参与;其次,社区需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社区活力,以一定的组织带动个人参与,扩大居民参与的影响力;再次,社会工作需要持续介入,使居民参与的质量与效率提升,避免居民参与进程“停滞”,进一步推动服务精细化运作;最后,应建立社区发展专项基金,促进社区建设。社会工作介入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研究,既能丰富农村社区居民参与理论视角,又能够提高居民社区意识,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魏玲玲^[3]（2020）在《社区建设第三方评估的实践和路径优化 ——基于S市“发展型”幸福社区建设等级评估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幸福是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标,社区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只有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得到提升,才能实现“幸福中国”的终极目标。因而,全国各地很多城市纷纷提出“幸福社区建设”的口号,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居民获得幸福感,从而使社区成为社会稳定的“减震器”,最终实现对人类生活的终极关怀。但由于当前社区建设各主体之间责任模糊,角色错位,导致居委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关系尚不明确,出现居委会工作无所不包的超负荷现象、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超权限现象和工作被行政化的超职能现象。第三方评估机构作为独立于政府和居委会的“旁观者”,以第三方视角评估社区建设的成效和问题,对推动幸福社区建设良性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因此,S市为增强村、社区自治功能,更好的实现幸福社区建设目标,打造“能动善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于2019年初次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幸福社区建设成果委托给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通过以S市“发展型”幸福社区建设等级评估为案例,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第三方评估介入社区建设过程中不同主体间的权责互动;以系统理论对社区建设第三方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多个角度的分析。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综合萨拉蒙新治理理论探讨社区建设第三方评估的优化路径。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S市引入第三方评估社区建设成效的背景,在此基础上理清文章选题缘由。并通过文献研究法简要回顾国内外有关社区建设和第三方评估的理论资料,弄清“社区建设”和“第三方评估”在本文中的界定。同时,结合笔者实习期间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实地研究获得的实践资料,以单个案例研究方法尝试将文章结论一般化。第二部分通过对S市“发展型”幸福社区建设第三方评估工作的背景、阶段和各利益相关者所占权重进行细致分析后,尝试弄清在此次评估中各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行为对评估结果的影响,为分析第三方评估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和问题奠定基础。第三部分主要从政府、社会和第三方机构三个角度分析了S市社区建设第三方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笔者认为受全能政府意识的影响,导致第三方评估的持续性未受重视、独立性无法保障;由于社会层面对第三方评估认识度不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影响,导致社区建设第三方评估的社会参与程度不足,社会交代不充分;因第三方评估行业自身的不成熟导致在评估活动中的不专业,进而影响评估的专业效度。第四部分根据分析出的问题和原因,从政府、社会和第三方机构三个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社区建设第三方评估的优化路径。要使社区建设第三方评估之路走得更好更远,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加快转变职能理念,提高对第三方评估的认识,还需要居民提高社区意识和社会公众提高自身监督意识,学术界也需加强关于第三方评估和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同时,第三方评估机构也应该加强同行监督和自我约束,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评估人员素质和加强机构内部规范管理以提升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专业性和公信力。第五部分通过整理研究脉络,对文章进行小结并指出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便后续研究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申可君^[4]（2019）在《“需求—条件—信任”:社区居民参与模式研究——以F市NH区L街道为例》文中认为自2000年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以来,通过社区管理与服务的不断发展,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程度在日益提升。十多年间,学者们对居民参与现状、问题及对策等方面开展了多学科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社会组织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正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这对于基层政府推进社区居民参与的探索与实践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使居民参与呈现新的特点。本文结合四个城市社区的实地调查情况,分析了居民参与的要素及其现状,并构建了推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机制,剖析了参与机制的形成、分类及其影响因素,提出推动居民参与机制运行的条件,及针对居民参与行为的发生动机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框架:"需求—条件—信任"。

钱熙雯^[5]（2020）在《赋权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居民自治的研究 ——以黄浦区C社区自组织培育为例》文中指出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居民自治中的关键要素,如何培育并发展社区自组织极为重要。当前社区自组织功能发挥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居民社区意识和自治水平亟待改善。因此,社区中迫切需要引入专业外部力量,通过以社区自治金项目为载体,培育社区自组织力量,从而不断提高居民的自治力量和服务水平,以满足多元文化背景下居民逐渐多样化的需求,这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笔者从社会工作的视角,依据赋权理论,对C社区进行为期一年的深入调研并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通过与居民共同设计并运行社区自治项目,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及方法孵化出具有自我服务能力的社区自组织团队,提升居民自治能力。首先通过对C社区实地调研,掌握社区基本情况;其次,针对居委会工作者、社区骨干、社区居民等进行访谈,分析该社区居民自治面临的困境;然后,笔者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和理论,以社区自治项目为载体,从个人、人际、社区三个维度进行介入,提升居民自治能力,培养社区意识,推动城市居民自治的实现。通过黄浦区C社区自组织培育的实践,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需求为主利益相关是居民自治的主要内在动力,在准确把握社区居民需求的基础上,能够更有效地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挖掘并赋权社区精英,能够比较有效地组建自主运行的自组织团队,这类群体相对其他居民拥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基本的自治能力、影响力,能够号召更多的居民参与;专业的社会工作力量能够为居民自治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方法技巧,促进居委会转变工作思路,注重居民在自治过程中主体性地位的培养,为居民自治提供空间,同时社会工作的方法能够增强社区精英自治能力、提高团队管理规范性等。本研究以社会工作介入社区自组织培育为突破口,为从基层推动城市居民自治的实现提供新的思路,尤其是在综合性的社区中参与群体较为单一、社区意识普遍不强的情况下,需要运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调动居民的参与性,提高居民自治能力,营造和谐有序的居民自治环境。

谢蕴枰^[6]（2019）在《回归政治社会的社区治理——以贵阳市“乌当社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011年以来,贵阳市的街道办事处逐步被撤销并分化,建立起若干社区服务中心,即由社区大党委、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居民议事会（"一委一会一中心"）组成的"新型社区",制度上初步构建了"小政府、大社会、多中介、强自治"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然而"新型社区"的治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乌当社区的个案研究考察了社区治理的现状,并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进行分析,发现社区内的"国家"（小政府）只能算是国家的代表者,而真正的国家并没有进入社区场域中来,难以起到培育、动员社会力量的作用。社区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回归,国家应对基层社会进行必要的渗透,支持相关社区的工作,使社区内国家的代表者有资源和能力去培育社会。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方法论指出社区治理现代化应该是统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权建设,其表现为把社区建设中的基层政权建设（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社区共同体发展（基层社会发育）看成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同时国家与社会在微观社区层面的互动也应该使二者成为辩证统一的整体。

李有为^[7]（2019）在《大连市城子坦街道社区建设研究》文中指出社区是由一群聚集在某一领域的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形成的相互联系的大集合。它是人们生活和交流的基础,也是社会管理和城市建设的基础平台。因此,建设和管理好社区,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社区建设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要求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政府的领导下为社区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近年来,大连市城子坦街道的社区工作虽然面临了诸多难题,但也一直在井井有序地推进,社区市容市貌得到很大改善,治理和服务水平全面提高。2017年,城子坦街道春满社区被评为大连市级和谐社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社区的构建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选取大连市城子坦街道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实地调研法进行研究。接着,在厘清社区有关概念及运用相关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深入地指导社区建设研究。然后,结合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采用公共管理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如何进行社区建设、建立社区建设管理体系机制以及加强社区基层组织建设三个方面出发,对大连市城子坦街道社区建设的状况进行分析,查摆出现在社区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并在发现问题后,进一步确定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对影响社区建设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我国的社区建设起步晚经验不足,且社区公共服务专业化水平不高,居民自治意识差,街道对社区居民自治重视程度不够,加上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原因导致了城子坦地区的社区建设尚不到位,与国内外发达地区仍有差距。其次,本文总结国内外先进经验,以供借鉴:一是开展有特色的社区建设,充分发挥社区特色,创造符合自身发展的社区建设特色,使居民获得最直接的切身利益;二是加强社区智慧平台建设,通过线上服务项目,满足居民各项利益需求;三是科学规划服务体系,通过统一、科学地规划社区建设,建立更为有效的公共资源配置体系,营造更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更标准地实现科学规划的目标。最后,本文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理论对大连市城子坦街道社区的发展现状及建设过程中的不足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对大连市城子坦街道社区的发展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及建议,即明确社区发展思路、发挥社区主导作用、拓宽社区建设渠道、切实加强队伍建设。结合社区指标体系,不断演进和改善,从而推动整个大连市的社区建设,创造符合当下生活环境的社区运行机制。

汪玮^[8]（2019）在《常德市农村社区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农村社区是我国整体架构中的最基本单元,抓好农村社区建设是创新社会治理、打破城乡二元构架、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外和国内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基本问题,然后对农村社区建设的相关概念及理论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常德市农村社区建设的现状,深刻分析了常德市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紧接着阐述了国际国内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最后结合常德市农村社区建设实际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常德市农村社区建设有所帮助。常德市农村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农村社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农村社区自治程度平均不高,村部硬件设施利用率不高、各部门间协同作用不强、社区网格化治理功能不突出和群众参与度低等问题。分析其原因主要有政府和农村社区权限划分不清、农村社区建设缺乏多元参与、缺乏合理的规划、农村社区建设资金短缺、农村社区工作队伍的专业水平低、农村社区群众思想观念滞后。通过分析国际国内农村社区建设实践,最后提出解决常德市农村社区问题的对策建议:一是发挥先进的示范作用;二是创新建设模式;三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四是健全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五是建立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六是加强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严妍^[9]（2019）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与社区建设互动历程研究 ——基于上海市K街的实证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一直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学者们寄希望于通过社区建设让社区成为真正的共同体,实现社区自治。然而,此种意义上的社区何以形成仍然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对我国社区建设进行研究,不仅仅要依据西方理论,更要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道路。党建就是我国社区建设中的本土元素。因而,本文关注于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与社区建设互动历程,以期对以往研究有所推进。上海市K街的社区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其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一直较为重视发挥党建的作用。基于此,笔者对上海市K街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以社会组织化为视角,分析不同阶段党组织分别采取了何种方式与社区建设发生互动,而这又带来了社区的何种反馈。研究发现,K街社区党建方式几经转变。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其分别采取行政拉动发展、服务引领及嵌入发展这三种方式,不断使得社区“组织化”,促进社区建设的发展。而其最后的嵌入发展这一党建方式逐渐显露出党建引领社区建设的理想化状态。它更为注重在尊重社区自主性的前提下重塑社区治理体系,促使社区多元主体形成合力。最后,笔者从社会力量的发育及党组织的社会性突显等方面对党建与社区建设互动方式转变的深层动力机制进行了探析,以此对党建与社区建设互动历程进行回应。

高乐^[10]（2019）在《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表明针对居委会的行政化,实务界（在理论界的建议下）推行了以民主选举、政社关系厘清及社区组织体系优化等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能让居委会充分履行其自治职能,反而是让居委会陷入了“要么继续行政化,要么被边缘化”的“两难困境”。这对于基层群众自治的实现以及社区治理乃至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制约因素。因此,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居委会摆脱去行政化改革中所遭遇的“两难困境”?为能对这个问题予以有效的剖析,本文选择了“权力”作为分析视角。第一章首先基于对权力动态运作过程的考察赋予了“权力”一个操作性定义,并由此析出权力的三个核心要素:权力资源、权力意图与权力指向,进而用它们构建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基于这一分析工具,本文第二章对居委会当前的权力运作格局进行了剖析。本章指出,现有去行政化改革试图通过事务分割及组织分设的方式来恢复居委会的自主管理权力,并让之在独立的领域得到充分的运作。然而,由于居委会的权力运作在资源基础、运作指向与主体意图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自主管理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运作,进而陷入“两难困境”。第三章试图跳出现有改革所带来的自主管理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二元对立格局,从居委会的参与权力以及协调监督权力的运作维度寻求突破“两难困境”的新思路。这一章主要围绕着居委会这两种权力与行政权力所形成的非二元对立式的双向制衡关系,以及在这种新权力格局之下居委会的这两种权力为何能得到有效运作展开论证。第四章则通过对其资源基础、主体意图以及运作指向在现实中的可行性之考察,对居委会的参与权力以及协调监督权力在当下我国的可实现性予以了证实。第五章具体分析了两个典型案例:北京朝阳区麦子店的“问政”实践以及深圳南山区所推行的居委会“枢纽化”相关实践,由此设计出了一套推动和保障居委会权力有效运作的制度体系。结语和展望部分对本文的基本结论从两个维度进行了概括,并就本文所研究问题在宏观层面所涉及的两个问题作了简单的引申。

二、社区建设中的中介组织培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区建设中的中介组织培育（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研究 ——以都江堰市B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社区建设第三方评估的实践和路径优化 ——基于S市“发展型”幸福社区建设等级评估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需求—条件—信任”:社区居民参与模式研究——以F市NH区L街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赋权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居民自治的研究 ——以黄浦区C社区自组织培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回归政治社会的社区治理——以贵阳市“乌当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大连市城子坦街道社区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常德市农村社区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与社区建设互动历程研究 ——基于上海市K街的实证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社区建设中的中介组织培育（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城市社区互动式治理研究[D]. 姜郸. 吉林大学, 2020(08)
• [2]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研究 ——以都江堰市B社区为例[D]. 王瑞芳.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3]社区建设第三方评估的实践和路径优化 ——基于S市“发展型”幸福社区建设等级评估案例研究[D]. 魏玲玲. 安徽大学, 2020(07)
• [4]“需求—条件—信任”:社区居民参与模式研究——以F市NH区L街道为例[J]. 申可君. 政治人类学评论, 2019(02)
• [5]赋权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居民自治的研究 ——以黄浦区C社区自组织培育为例[D]. 钱熙雯. 华东理工大学, 2020(01)
• [6]回归政治社会的社区治理——以贵阳市“乌当社区”为例[J]. 谢蕴枰. 政治人类学评论, 2019(01)
• [7]大连市城子坦街道社区建设研究[D]. 李有为.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2)
• [8]常德市农村社区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汪玮. 湖南大学, 2019(07)
• [9]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与社区建设互动历程研究 ——基于上海市K街的实证考察[D]. 严妍.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10]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D]. 高乐.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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