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释道对隋唐五代绘画的影响

一、论儒释道对隋唐五代绘画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郭鹏飞^[1]（2021）在《唐代禅宗“心性论”的生态审美智慧研究》文中提出心性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中国心性思想的核心是人的主体存在与本体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唐代禅宗心性论继承发展了印度佛教心性思想、儒道玄三家心性思想以及中土佛教初传时期对心性问题的探讨,将主体之心性与本体之心性统一起来,标志着佛教心性论的成熟,具有无情有心、体用不二以及心性自然三大思想内涵。唐代禅宗心性论认为人与自然是平等、对话、圆融的。人与自然具有共同的生命本源,人们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能够了悟生命的智慧。从今天来看,这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生态的,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智慧,与深层生态学思想有着共通性。当这种智慧进入文学艺术等审美领域中,影响到人们的审美活动时,则转变为一种极具生态智慧的审美方式。禅宗心性论对唐代审美活动的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审美活动关注人的存在,强调审美主客体间的交融状态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生态审美智慧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等齐如一的审美境界、圆融无碍的审美方式、空灵淡泊的审美观照。禅宗心性美学与生态美学之间既存在着联系也存在着区别。从整合的角度来看,两者的相通性在于都强调审美与道德、此在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禅宗心性美学也存在有纵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非生态因素。西方生态思潮也对禅宗思想予以了关注,禅宗心性美学的境界与交融美学的审美场在审美主客体交融方面存在着相通性,以禅宗心性美学反观肯定美学,我们也能更好地认识到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立场对审美直观的忽略。总结而论,将人的本体存在与主体存在、自我与“大我”相统一的唐代禅宗心性论正是一种超越艺术与宗教的生生之思。禅宗心性美学亦是一种强调审美主客体的圆融与审美境界的创造,具有丰富生态审美智慧的生生美学。

苏叶^[2]（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指出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鞠贺^[3]（2021）在《辽朝佛教信仰研究》文中提出佛教是辽朝的主流宗教信仰。佛教在辽朝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并对辽朝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此文主要以辽朝佛教自身的发展脉络、面貌、特点、影响以及在辽朝流行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佛教观念为研究对象,探讨辽朝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独特之处及历史意义。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在绪论中,主要通过梳理学术史,总结前人研究尚存在的薄弱之处,并对全文的创新点、难点以及写作思路进行说明。第一章,辽朝佛教的渊源与发展分期。辽朝佛教主要来源有四:分别为唐五代、渤海、回鹘和天竺。辽朝佛教的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太祖、太宗时期为滥觞期,世宗、穆宗时期为瓶颈期,景宗、圣宗时期为上升期,兴宗至辽末则为鼎盛期。鼎盛期的辽朝佛教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第二章,辽朝佛、菩萨崇拜与信仰。辽朝的佛、菩萨信仰特点不同于北朝和隋唐。在佛信仰与崇拜方面,辽朝最流行的是释迦佛信仰,其次分别为阿弥陀佛、药师佛、弥勒佛和阿閦佛等。在菩萨信仰与崇拜方面,最受辽朝推崇的是观音菩萨,以下依次为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和地藏菩萨等。辽朝的菩萨信仰呈现出了密教化的倾向。第三章,辽朝佛教宗派。佛教八大宗派在辽朝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唯识宗、净土宗始终流行;天台宗、密宗、华严宗和律宗在辽后期崛起;禅宗和三论宗则始终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除禅宗和三论宗外,辽朝佛教各宗派分布普遍较为广泛,且均有在南京道流布的迹象。在辽朝不同的信众群体中均存在“兼奉诸宗”现象,对佛教发展意义非凡。第四章,辽朝主要佛教观念。末法观念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转轮王观念和弥勒下生观念风行于辽朝。末法观念的流行不但影响了辽朝佛教各宗派的发展态势,还在客观上造就了辽朝佛教的兴盛局面。部分辽帝以转轮王塑造自身形象,辽朝佛教信徒也多视辽帝为转轮王,加强了佛教信徒对辽帝的好感。伴随着末法观念的流布,弥勒下生观念崛起,并发挥了巨大的潜在影响。第五章,辽朝佛教信仰的影响。佛教使不同信众群体的精神世界受到不同的影响。而对于辽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而言,佛教发挥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种双重影响尤其表现在政治、经济方面。在结语中,除对全文进行总结外,也突出了辽朝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同时指出“辽以释废”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佛教信仰增强了辽朝境内各族对辽朝的认同心理。

杨夏薇^[4]（2021）在《宋代铜镜纹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铜镜是古代日用品,在中国古代既用于鉴容,也用于辟邪等场合,因流传两千多年以上,在物质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铜镜的形式相对简单,平板状,多为圆形,偶有方形,间有菱花形、椭圆等形状者,极个别有柄。其正面平或微凸,是实现其基本功能面,其背面有多种多样的纹饰和装饰,成为古代艺术的主要载体。因铜镜的基本功能是鉴容,所以镜面需要光亮、致密,中国古代铸工在长期实践中,发现高锡青铜可达此效果,其材质的锡含量往往在20%以上,甚至有30%者,但高锡青铜镜坚硬质脆,坠落即碎。而镜背面的纹饰或装饰,应当本源于商周青铜礼乐器,并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工艺也如青铜礼乐器一样多种多样,所以,铸工铜镜的制作,同样沿袭青铜礼乐器生产的路径,早期都是以泥范块范法成形的。青铜器的装饰工艺,多移借自青铜容器,包括镶嵌、错、鎏、镀、绘和包金银等,其中镀锡工艺在装饰镜背的基础上,铸工逐步认识到也是处理镜面、使之白亮的加工工艺。随着这种工艺的普及,铜镜合金的锡含量可以不必很高,使其依然保持相当的韧性。中国铜镜可上溯到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中原出现最早的是商代,西周只是零星发现,这些具有铜镜形象的器物,究竟是否全部用于鉴容,还不能肯定,至少其中某些是用于装饰。真正作为日用鉴容的铜镜,大概从春秋晚期才开始逐步增多,侯马铸铜做法发现有铸镜模范,反映出铸镜和其他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甚至装饰纹样一致。经过战国时代的发展,一些特种工艺镜颇为突出,如漆背镜、彩绘镜、双背镜等,表现出高度的工艺技巧。秦汉是青铜镜大大发展阶段,王室和戈地方都会都是青铜镜的重要产地,商品性强故纹样类型多。汉之后的连年动乱对青铜镜生产打击较大,但随着佛教东传和道教的兴起,宗教题材成为铜镜纹样的主要内容。隋唐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多种精美形式、装饰手法多样、纹饰题材丰富的青铜器,表明铜镜生产臻至高峰。唐宋社会的巨变在史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和讨论,艺术史也有涉及。通观两个时代的青铜镜,差别突出。宋代青铜镜因普通和寻常,往往被忽视,页成为研究较少、留下诸多空白的流域。本文即是针对这一空白而设计的研究,宋代手工业商品化有关,大批量的铜镜以工业化模式生产出来,其纹饰装饰性更强。如表现宋代女性文化的花卉纹镜和凤鸟纹镜,也有人物故事纹镜中展现宋代士人隐逸之情的许由巢父镜、王质观弈镜,还有展现宋代铜镜商品化的商标牌记镜,再有反映与道教、佛教有关的铜镜。宋代铜镜纹饰在艺术上呈现出丰富的装饰化、世俗化表现内容。纹饰的世俗化表现与佛、道教世俗化有关,佛道教义逐渐世俗化,广纳信众,与社会风俗相结合,形成特殊的民间风俗礼仪。铜镜参与了宋人的生活,照容或是民间信仰中用镜祭祀、婚丧喜庆事中都见有铜镜的使用,铜镜纹饰就是反应这些风俗的图像。本文采用图像与空间的讨论方法,将宋代铜镜中的部分纹饰作为单一图像来看,与周围的墓葬壁画、器物形成一个研究场域,应属于墓葬器物研究的一种方法。通过铜镜的功能与图像产生的交互关系,更好的理解宋代铸镜工匠在铜镜装饰上对于纹饰内容、题材的选择,从而进一步探究宋人在物质文化上对铜镜的设计与构思,并探讨纹饰除装饰意义以外的思想内涵,从而进一步展现宋人的造物与装饰思想。

高亮^[5]（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提出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匡栒仪^[6]（2020）在《王维诗文中绘画观初探》文中研究说明王维,字摩诘,以诗画名世。在诗歌史上,他被称为诗佛;在画史上,他又被称为“南宗画派之祖”。苏轼评价王维有“诗画一律”的艺术创作特色。明代董其昌:“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确证了王维南宗画史上的地位。其影响了马一角、夏半边和米家父子的绘画创作。由此可见,文人画论是自王维的绘画观开始发生转折并不断成熟的。学界对他的画作与画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认为均是伪作。从艺术史考量,黑格尔认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其绘画观真实地影响着中国文人画的发展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因此,作为学术研究,只能对其画作、画论存而不论,另辟蹊径,从诗文入手归纳其绘画观。在此基础之上,取演绎的方法,由其学术思想的阐发转入对其绘画观的阐释。中国古代取象由“观化”向禅宗“空观”转化,王维作为这一转折点上承上启下的人物,其诗文绘画观具有如下特色:一是“审象”与“取象”思想。在审美心理上,王维强调持“净心”审象,来体察自然之本性。在审美构思上,王维提倡用从外到内的“审象”,完成对“形”的细致刻画,以传写“别生身外”之神。除此之外,王维还注意到“情意”对于“取象”之效用,强调外面的物态指示情感和境界的外化,诠释了其对“情”、“神”的重视。二是从浓艳走向素淡的色彩观。随着王维思想由儒向释道的转进,其诗文色彩由浓艳走向素淡,最终简化为青白。三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时空意识。通过对时空的把握,打断过去和未来,只取当下之景,用时间的收缩来展现空间的绵延。在中国画论的研究领域中,论及王维便会提到其画论《山水诀》和《山水论》。学界关于画论真伪的论辩不绝如缕,以诗文中的绘画观点与其画论中的观点进行互证互释,便可探讨其真伪。唐人的审美观念、儒释道三家思想以及坎坷的人生经历,这些外在的因素与内在的因素相辅相成,共同影响着王维绘画思想的形成与走向,让王维的思想具有了复杂性与历时演变的显着特征。王维诗画相通的观点,奠定了他对后世神韵诗派和文人画的影响:一是对文论和诗歌创作的影响。王维以禅宗“空观”形成的诗风对文论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形成,王船山现量观的生发以及对神韵的重视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观情思统摄客观景物,物象成为了神韵的外化。二是对绘画理论及其绘画创作的影响。王维庄学“观化”与禅宗“空观”合流的绘画思想,对文人画家只取“一隅”、瞬间取景的取景方式以及形神兼备,重在传神的形神观念起到了启发的作用。

郭秋月^[7]（2020）在《明代吴门画派园林题材绘画意境研究》文中指出园林绘画由山水画而来,发展到明代由于造园活动的兴盛而形成了园林题材绘画的勃兴,尤以吴门画家为胜。吴门画派园林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成就斐然,自成一格,缘此,学术界对其学派传承、取材画风、时代风尚、意义影响等问题都颇有研究且成果丰富。吴门园林绘画既有物境的构建、情境的渲染,更有意境的营造,彰显中华传统绘画的特色。吴门园林绘画“三境”融合,正与唐代诗人王昌龄《诗格》的理论暗合。本文即以吴门园林绘画为研究客体,以王昌龄所谓“物境、情境、意境”为主要结构,探索明代吴门园林绘画的艺术风格。论文除交代选题依据、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之引言与总结、升华之结语,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从园林绘画的起源、特征,到吴门园林绘画的兴起,再到吴门园林绘画的意境追求,三个层面论述了吴门园林绘画的诸多基本问题。园林绘画与园林营造密不可分,狭义上讲园林绘画起源于园林营造之后,但从广义而言,园林绘画的取景、笔法、构图等要素在更早的山水绘画中便有体现。园林绘画与山水画、界画有着密切的辩证关系,园林绘画源于山水画,却有着更独特的艺术形式与审美特征。在园林绘画的发展过程中,明代中晚期发展起来的吴门画派师承有自,画风别具一格,且有着相近的园林绘画理论,形成蔚为大观的吴门园林绘画艺术群体,这一群体的代表便是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这着名的“明四家”。园林绘画在明代中晚期快速发展,以至在吴门画家笔下成为中国园林绘画的巅峰并非偶然。一方面,明代中晚期私家园林建造蔚然成风,文人雅士在园林山水间闲居、雅集,以景明志。不仅如此,园林画作更为商品市场的抢手货,而在士农工商四民渐合的时代,作为文人的吴门画家自身也融入市场中,园林画作与吴门画家都受市场追捧,形成时代性的图像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山水画、园林画不断发展,至明代时吴门画家更注重意境的营造,这与传统的宫体画形成了差别,也构成了自己的特征。论文的第二、三、四章依据唐王昌龄意境说的三种类型物境、情境、意境对吴门画派园林绘画的艺术特征展开深入研究。第二章从园林之景入手,探析吴门画家通过对园林之景的游览、观察和园居生活,以山水画的手法,对园林之景进行取景、构图,以骨法描绘,从而表现园林绘画特有的园林山水意境。进一步揭示吴门画派对园林景色描绘表现的不同意境。以山水画统揽全局,以三远之法表现出画面的气韵生动与高远、深远、平远之境;以尚古之笔法及超然物外的写意手法形成无画之意境。从图像表现三远法的空间意象到造园选址的如画原则;从山水章法到造园经营布局的形神取舍;从山水构图的骨法用笔到造园理法技艺;对吴门画派园林绘画作品的取景构图、布局经营、骨法用笔等艺术手法分析,以造园构景的手法对园中景物描绘表现出闲、静、雅、逸等不同景物之境。第三章探究吴门画家在对景物描绘时在画面中抒发表现的外感于物、内动于情、寄情于物的情感表达,对不同景物的描绘而表现的不同画面。一方面,画家在描绘闲居中的休闲雅致时,将闲居的审美融入画作中,以景明志、寄情山水。另一方面,作为雅集主要场所之一的园林,是文会、茶会等雅集活动的平台,画家以品酒煮茗等内容的刻画,寄物言志、抒发心境。无论是闲居生活还是雅集志趣,吴门画家最主要的心情之一便是归隐。正因如此,吴门园林画作中“耕隐”、“渔隐”乃至“仙隐”等人物频频出现。吴门画家以景载情,创作了悠远、朴实的画面空间,以揭示和阐明园林题材绘画表现出来的画面的象征意涵和画家的主观情愫,进而达到绘画与园林的情景交融。第四章揭示吴门园林绘画所体现的意境本质,在于画家的林泉之心——即对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儒家哲学思想、对古人卧游的审美理想的追求以及画家才情诗画意境崇尚的表现。将园林的可游可居、可观可赏、可登可步、可止可安之妙的境界表现于画面之上。本章节的研究意义在于总结出画家的心境是园林绘画意境得以生成和升华的根本,是对吴门园林绘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第五章在探论园林与园林绘画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园林绘画的空间观念,将中西园林绘画的空间观念进行比较,并在生活与循道两个层面总结吴门画家“画以载道”的人文精神,进而对吴门园林绘画的历史定位与现代性进行挖掘。相对于园林之于自然,园林绘画是以园林为题材进行的第二次艺术创造,两者有共同的审美追求,但园林绘画更具艺术张力,表现为其对空间局限的突破。在园林绘画的空间营造中,体现了画家闲居与雅集等生活风貌,更彰显了画家的精神志趣与人文情怀。明代吴门园林绘画在袭承山水画的基础上,在对物境、情境与意境的熔铸中,自成风格,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惟如此,吴门园林绘画至今仍彰显着现代性的价值。王昌龄所谓物境、情境、意境虽然本是针对诗歌的创作而言,却是明代吴门园林绘画研究的重要锁钥。本文不仅对吴门园林绘画的物境、情境与意境进行分析探究以更为清晰地了解其历史定位与艺术价值,也在对园林绘画、吴门画派、意境营造、明代中晚期的艺术追求等具体问题探幽穷赜的基础上,推进相关问题的认知。

王睿^[8]（2019）在《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人而无德,行之不远”。道德对于国家生存与个人发展至关重要。道德的根基在于养成,而道德养成之难以至于中外先贤都在不断的思考与实践以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也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道德养成思想与实践智慧,它为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教育发展进程中,宋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继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是中国教育思想与文化奔流涌动的黄金时代。其中,宋代理学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养成思想是这一时代教育思想丰赡发展的成果和重要标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为宋代乃至之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主体思想与道德言说,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是中国教育“立德树人”的历史样态。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回顾、意义澄清和现代价值转化,为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的本土创生、德育实践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历史依据,是对新时代德育工作新要求的时代回应,是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提升教育理论话语权、坚定教育自信的必然选择,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现状仍然差强人意:在价值定位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常被冠以“以理杀人”的帽子,被当做中国文化难以现代转化的原罪;在研究视角方面,鲜见有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当做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作为学界广泛使用的术语,没有获得准确定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独特性、时代性有待进一步挖掘;在研究结论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如何从儒家学者对理想人格的设计转化成普罗大众普遍认同、易知易行的教育实践的这一中间环节阐述语焉不详,这些不足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创新的空间,这也是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本研究的创新在于: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展开研究,注重其整体性、独特性的同时聚焦其历史意蕴和现实价值的挖掘;二是提出一种观点,即认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实施与传播是儒家思想从书斋到民间,从思想到实践的过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民族特性;三是以古鉴今,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生命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合理转化,为当下德育理论的完善与创新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与理论支撑,挖掘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立德树人”智慧,以回应新时代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主要围绕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一反道德滑坡、势力浇漓之乱象,成功实现“尽人情之美”、风敦俗睦的同时汇聚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而展开。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这些被广泛使用却含义不清的概念进行学理分析,确定道德养成的特征与内涵。采用思想史、专题史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王安石、朱熹、陆九渊、张栻、陈亮、叶适等宋代理学家的道德养成思想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回答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从中发现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总体趋势。第二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必要与可能”的问题。首先,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进行分析,以期描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创生环境的宏大画卷,进而揭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其次,分析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对宋代社会的深刻影响,阐述其时代影响和历史意蕴。最后回答“新时期的道德养成何以可能”问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虽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仍然饱含立德树人智慧,为当今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关注人生根本问题的道德养成可以很好的解决和回答现今德育针对性不强、方法陈旧刻板等问题;德育应该兼顾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性与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性的双重功效;道德养成在倡导内省修身、道德践履的同时不应排斥以道德理想为价值导向的功利追求,而应该将二者整合为一;道德养成过程中榜样的力量不容忽视;道德养成应该是“道德的实践”与“实践的道德”之统一;道德养成必须坚持民族特色与文化立场。

刘燕^[9]（2019）在《契丹文化与汉文化交织语境下的辽代园林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园林文化是四千多年来华夏文明的重要因子,而在中国园林史学研究中,存在重华夏,轻夷狄的情况,这也就使得辽代园林史的研究一直未受重视。辽代园林一方面体现了契丹族作为游牧民族的人文风情,辽阔草原上契丹族的艺术审美,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原汉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给契丹族带来的影响。辽代园林发展过程中也呈现了相对落后社会文化形态主动向先进文化形态去吸收学习的特征。无论辽代是如何选择吸收借鉴先进汉文化,汉文化对于契丹游牧民族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揭示和学习辽人的思维方式,探究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的交织机理,对于全面认识辽代园林风格、演变规律至关重要。因此研究辽代园林,不仅是对辽代园林、少数民族园林史的补充更是对中国园林史的补充。论文主要分为三大块,首先通过梳理辽代园林的自然人文环境,指出辽代是以契丹游牧民族为主体,极具北方地域文化特征的国家。游牧文化有极强的流动和瞬时性,游猎已经可以满足契丹人的娱乐、精神需求,而园林作为中原地区的艺术形态趋于固定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园林与契丹游牧文化具有相斥性。建国后,以契丹游牧文化为本位政策与中原汉文化政策之间的互动,在辽代209年的统治中始终存在。在两种文化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经历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也正是基于文化的交织,园林艺术在辽代才得以发展。其次通过整理分析数个园林个案,发现辽代园林兼具奔放粗犷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唐宋园林文化特征,寺庙园林以风景化为主要特征,私家园林以生产要素、崇佛礼佛为造园主题,皇家园林在游猎习俗影响下多围绕湖泊生态环境而建。最后,本文总结了辽代园林从无到有,直至全盛的发展体系,提出捺钵文化下的皇家园林对后世金代、元代,乃至明清园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自此开启了北京地区皇家园林的序幕,辽代园林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古典园林的多民族文化内涵。

赵水静^[10]（2019）在《五代十国文化研究》文中指出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作为连接唐、宋文化的纽带,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有独特地位,具备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学术界对于五代十国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前、后蜀、南唐和吴越等国,对同时代北方地区的文化关注则相对较少。将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视为有机整体,并对南、北文化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认知五代十国文化,亦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各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根源于经济发展状况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呈现周期破坏与缓慢发展交替的情况,南方地区在局部统一后则发展相对迅速。除此之外,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阶层变动异常剧烈,南北经济格局变迁与阶层流动均促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出现若干新特点。五代十国时期的各文化领域与唐代相比出现了不小变化,某些领域呈现新的发展趋势。教育领域出现官学教育萎缩,私学教育有较大发展的情况。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书院、学馆、私塾,尤以南方地区成就突出,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科举方面,中原王朝与南方诸国均深化建立相关制度,竞相举行考试,录取人数有较大提升,进而刺激了文化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史学成果颇为可观,官方编撰了一大批典籍,其成就超过我国历史上其他分裂时期。就文学领域而言,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停滞不前,而南方各地则发展迅速。词的创作日趋繁荣,诗歌创作逐渐萎缩。小说数量虽少,但不乏精品。俗文学的发展开启了宋代市民文学的先声。散文创作颓势虽难以遏制,但王闽与吴越地区仍有可称之处。在绘画与书法领域,创作题材及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释道人物画渐趋衰落,山水花鸟画数量则大为增加。绘画材质从画壁称雄转变为以卷轴画为主,这种变化与作品的商品化趋势有密切关系。五代十国时期书法艺术成就颇高,开启了宋人书法尚意风格之先河。五代十国时期的乐舞与唐代相比衰落严重,但其承前启后的作用仍不容忽视。这一时期的区域文化呈现较大发展,主要呈现在江浙地区、川蜀地区、闽广地区及两湖地区,反映出我国文化版图的巨大变迁。南方各区域中,文化发展体现出不平衡态势。江浙与西蜀两地发展最快,两湖地区次之,闽地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两湖地区,南汉所在的岭南地区发展仍相对滞后。五代十国时期伴随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各地经济与文化迅猛发展,导致文化重心进一步加速南移。自此时起,南方地区在文化上的全面优势地位就此奠定,其后基本未发生改变,并积极引领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古代文化重心的转移始于五代十国时期,两宋时期南方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坚实发展基础上的。这一时期文化发展表现出了与其他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与新趋势。其基本特点是:（一）南北文化的差异是政治上的分裂在文化上的体现。（二）五代十国文化体现了汉地文化的特色。（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四）佛教文化的色彩愈来愈淡。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是:（一）词的发展方兴未艾。（二）绘画艺术的新趋势对后世影响极大。（三）私学教育发展趋势影响了宋代教育的基本格局。（四）尚意书法影响了宋代及后世书法的审美趋向。（五）五宗的理论与思想对宋代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论儒释道对隋唐五代绘画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儒释道对隋唐五代绘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唐代禅宗“心性论”的生态审美智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3）辽朝佛教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宋代铜镜纹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王维诗文中绘画观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吴门画派园林题材绘画意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契丹文化与汉文化交织语境下的辽代园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五代十国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儒释道对隋唐五代绘画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代禅宗“心性论”的生态审美智慧研究[D]. 郭鹏飞. 山东大学, 2021(02)
• [2]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3]辽朝佛教信仰研究[D]. 鞠贺. 吉林大学, 2021(01)
• [4]宋代铜镜纹饰研究[D]. 杨夏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5]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6]王维诗文中绘画观初探[D]. 匡栒仪.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明代吴门画派园林题材绘画意境研究[D]. 郭秋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D]. 王睿.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9]契丹文化与汉文化交织语境下的辽代园林史研究[D]. 刘燕. 天津大学, 2019(01)
• [10]五代十国文化研究[D]. 赵水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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