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甘肃省金融会计学会章程》修改的说明（论文文献综述）
李文超[1]（2021）在《P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农村信用社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承担着服务“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职责。2016年,P农信社改制为P农商行,由股份合作制转变成完全的股份制,建立了以“三会一层”为主体的法人治理框架和决策、监督、执行相分离的经营管理机制。改制后,P农商行,资产规模不断壮大、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但公司治理结构不够科学规范,存在“形似神不似”问题,严重影响了P农商行稳健发展,必须采取措施加以优化改善。同时,2019年以来的包商银行风险处置事件,让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认清了公司治理失灵的严重危害,决定以更大力度更强决心持续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P农商行的发展历程是山东省110家县域农商行成长轨迹的缩影,P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现状也是省内县域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现状的典型。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案例分析法,研究分析P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首先,在梳理公司治理研究成果、阐明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描述分析了P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现状。其次,组织P农商行部分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内部员工参与问卷调查,从内部人视角调查了解P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状况,并通过对调研结果分析,梳理了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优化改进对策。本文研究发现,P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十个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战略定位“脱农离小”、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积极性不高、专门委员会作用发挥不够、独立董事履职不到位、监事会职权弱化、重业绩轻合规、信息不够公开透明、考核评价体系不够科学、薪酬安排体系不够合理等。围绕解决以上问题,提出了改进P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主要包括:坚守支农支小定位、加强股权管理、完善决策机制、完善监督机制、完善执行机制、改进激励约束机制。这既可以帮助P农商行改进公司治理结构,也可以供其他农商行参考借鉴。
陈思[2]（2020）在《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以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政府公权力的退出使得某些社会领域出现公共服务空白,为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多元主体提供了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现实基础。改革的稳步推进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社会发展也对建立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其发展及公共服务能力水平,事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大局。在这一背景下,社科类社团如何找准定位,在科学分析评价自身生存与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有效提升自身公共服务能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社科类社团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问卷调查、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系统解析,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并以湖北省社科类社团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方法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研究提出提升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首先,分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相关基础理论,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市场/政府失灵理论等重要基础理论进行阐述,分析这些理论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评价带来的借鉴作用。研究我国社科类社团及其公共服务实践,分析社科类社团历史沿革、发展概况及基本特征,深入阐述社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动力机制,分析其实施效果,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价值作用。其次,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实践经验进行提炼,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结构的“五维双层”分析框架,即从科学研究、文化传播、价值引导、政策协调以及学术评估五个维度解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核心能力,并对每个维度的内容进行分析,在每个维度上提出公共服务能力的亚结构,其中:科学研究能力包含凝聚人才能力、协调资源能力、创新理论能力,文化传播能力涵盖文化传承能力、社科普及能力、扩大交流能力,价值引导能力细分为价值创造能力、价值传递能力、价值践行能力,政策协同能力包括政策吸纳能力和政策传导能力。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基于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属性识别,从资源管理、公众导向、胜任水平、服务效能四个维度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在内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相应建立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因子分析模型。为了全面揭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效果,还研究了影响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前因变量,并建立了测度前因变量影响效果的SUR模型。然后,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设计相关问卷并搜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引用SUR模型检验了前因变量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影响效果。最后,从路径设计、治理建议以及保障措施三个层面提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相关对策建议:一是加强组织引导,明确社团自身定位;不断促进社会参与,整合多方资源;同时始终坚持社团使命目标,从提升社会效益意识入手,明确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路径。二是不断完善社团评价体系,促进多元主体监督,并不断规范内部管理,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以及增强队伍建设,促进人才专业化。三是从政府层面致力于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促进社团建设与监督有法可依,同时不断丰富资金支持、提升社会地位,增强社会认同度,以实现社科类社团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理论探索,希望能够丰富社团治理经验,提高社科类社团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并建立科学的、符合现实需求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丰富和发展社科类社会组织能力定量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张文[3]（2020）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文中提出股权,作为股东向公司出资行为而享有的特殊权利,具有财产性权利和经营管理权利等多项权能复合的权利属性。正因股权具有财产的属性,因而可以成为股东为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标的之一种。股权的交换价值,亦或者说股权的流通性,在上市公司领域表现的最为明显,不仅如此,专门为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提供交易场所和辅助性服务的证券交易所,为上市公司股权的转让提供了公开的市场和实时的转让价格,增强了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也正因上市公司股权具有较强的流通性,资金融出方愿意接受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为其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上市公司股东利用其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进行融资行为,具有私法层面的合法性。但是,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股东高比例质押其股权、多家上市公司股东涉及股权质押交易,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上市公司股东屡屡出现股权质押违约的发生,多家上市公司股东面临平仓风险,大面积、高比例的上市公司股票平仓成为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2018年10月,深圳政府宣布成立专项小组,筹集150亿元“风险共济”资金,帮助存在股权质押、流动性压力的上市公司化解风险,随后北京、珠海、浙江、成都、厦门等多个省市宣布“救援”本地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但是,由政府发起的资金援助只能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实现短期内的纾缓,以缓解因市场风险给上市公司股东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并不能从本质上化解积存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亦无法有效的防范新增股权质押平仓风险。本文正是选取现阶段威胁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秩序和安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为起点,通过历史的方法、域外比较的方法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担保交易活动之法理基础,由此探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以及现有规则的不足,并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提出相应的制度完善建议,以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化解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通过法治化的路径,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长效管控机制。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化解法制规范的探讨,论文在结构上除去导论和结语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聚焦于当前资本市场中广泛应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活动本身,通过背景的梳理、交易特殊性的分析,以及对交易活动的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以期为交易活动法律规制提供基础。第一章共有三节,第一节梳理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包括对这一交易活动历史沿革的梳理,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对应的经济基础和法律规制的演进。文章认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现阶段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原因,以及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从历史的视角看,我国改革放开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我国建立了资本市场。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即已出现了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股权质押贷款活动。当时以商业银行作为唯一的资金融出方,并且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质押贷款行为,符合传统担保法律制度的交易目的;同时,仅以我国《担保法》中有限的法律条文,亦足以满足当时股权质押贷款活动法律规制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开始着手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与此同时,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先后颁布,为巩固资本市场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增强,同时鼓励投资者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交易,鼓励金融创新活动的开展,为我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必要的基础。我国资本市场在制度的支持下逐渐活跃,在制度上允许证券公司作为资金融出方,参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同时,资本市场的活跃也使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对流动性资金需求的增加,寻找更为便利、高效的融资方式。在制度完善和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我国资本市场迎来了扩张式的发展时期。在缺少必要的监管要求和法律规制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数量激增,市场参与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交易风险及担保物的质量,为当前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发生埋下隐患。面对因资本市场波动而带来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监管者逐渐意识到该项交易对资本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发布相关监管规则,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得以化解,并为日后交易的有序开展提供必要的法律引导。在简单商品经济背景下,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较为简单且数量有限,因而传统的股权质押式贷款活动足以满足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市场主体的交易需求。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与这一经济发展相对应,市场主体的交易模式变得丰富且复杂化,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探索高效、便捷的融资途径,进而逐渐形成股权质押式回购的交易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全球经济进入金融化的时代,我国或为主动或为被动地参与到经济金融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亦埋下了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并且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忽视了对安全的价值要求,为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安全的威胁。除了经济发展背景的因素,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广泛开展的背后还有我国制度因素的影响,也即是法律及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行为的约束。我国法律和监管机构,基于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投资者等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性规范。但是上市公司股东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规避“减持规则”的约束,在缺少监管要求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上市公司股东能够间接的实现减持的目的。因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新的“套利”方式。在分析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经济背景和制度背景后,第一章第二节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进行法学视角下的分析。首先,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法律行为的“异化”。这一结论所暗含的基本观点即是: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以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质押法律行为为模板,但又不同于传统质押法律行为,发展出了新的交易模式以满足股东融资目的的实现。其次,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涉及到的主体范围来看,呈现出结构性特征。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除了涉及到资金融出方和融入方两方交易主体外,还涉及到利益相关主体,包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以及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辅助服务的证券公司、交易所以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已不仅是简单市场经济下的传统为债权之担保而形成的交易模式,而演变为更具专业性、更为复杂的具有金融属性的交易活动。本节除了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外,还通过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对比,突显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以及其交易风险的危害性。第三节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经济属性,为后续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多维度的参考。在经济学视角下,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具有效率优势和公允性特征,能够为交易主体提供便捷且公平的融资方式和权益保护的基础,但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同样存在着第二类委托代理的问题,易于发生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股东利用其地位和权利上的优势,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论文第二章在第一章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分析的基础上,对法律规制的必要性,以及对交易活动进行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价值冲突展开分析,以期为法律规制的具体规则设计提供价值指引。第二章共有三小节,第一节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负外部性,包括交易活动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中股东权利行使与利益保护,侵害中小股东权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公司商誉、股票价格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处置违约的上市公司质押股票会加剧证券交易市场的价格波动,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外部性的存在,成为其需要通过法律制度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基础。第二节是在前述外部性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则的制定对交易效率价值与经济安全价值的平衡展开分析。从交易主体的权源上来看,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源于股东对其股权的自由处分之权利,其权利行使之自由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是,从其交易行为的外部性来看,该交易行为的结果影响到众多其他主体的利益,因而在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应当考虑到股东个人利益与其他主体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同时,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有效率的融资模式,但在上市公司股东不当或过度融资的情形下,其结果将会对金融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安全带来威胁。对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既要关注于给金融市场安全带来隐患的行为予以必要的规制,同时也应考虑到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的实现,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应当平衡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的价值冲突。第三节基于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和价值平衡的分析,论文提出应当以私法与公法协同共治的方式,有效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基于利益协调及价值平衡的要求,本文认为以私法赋权的方式保护股东个人的自由和经济效率目标的实现,同时,以公法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公共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实现。通过私法和公法规制手段相协同的方式,实现对股权质押交易的有效规制,既保护个人权利自由,又维护公众利益的实现;既尊重交易效率价值的实现,又保障经济安全的价值追求。通过私法自治和公法规制的合力,形成有效防范和化解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长效机制。论文第三章在前两章交易分析和规制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实践中存在的风险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域外的相关法律规则,检视我国现有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之法律规制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三章共三小节,第一节针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类型划分,本文将实践中主要出现的风险划分为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处置环节的风险三种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应施以有针对的规制措施,以实现对现存风险的化解以及未来交易风险的防控。本文认为,因市场波动而引起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其原因来自于市场风险的客观存在。对于市场中本就存在的价格波动风险,法律难以通过规制的方式予以防范和化解,需要相关市场参与主体自行作出判断,以减小因市场风险而带来的经济损失。而能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有效规制是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以及通过有序处置违约股权,防范因大面积平仓行为而对金融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基于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类型化,对应地检视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二节论文通过对比的方法,将我国现有制度与大陆法系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权利质押制度,以及英美法系一元化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以检视我国现有制度与域外制度的差异。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担保法》与《物权法》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具有明显差异,其中较为突出的差异即是我国以物权法理论为统领的担保法律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到商事领域、甚至金融领域中对担保制度的灵活运行,仅以传统民事法律规制作为担保法律制度设计的原则,难以满足商事、金融实践中主体对交易的灵活性、效率性的需求,制度涉及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担保交易作为商事活动中一种独立的交易模式,美国《统一商法典》专门规定了担保交易制度,并以“担保权益”这一一元化的概念统领以权利类型划分的质权、抵押权、留置权等具体的担保情形。相比英美法系一元化的担保法律制度体系,我国现有以民事权利划分为基础的担保法律体系难以进行简单的形式上的移植,但是英美法系以商事行为为视角,构建的担保交易规则能够为我国担保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论文还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针对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纾困措施。就目前来看,各地方政府的纾困措施仅仅是针对因市场风险而引起的平仓威胁进行短期的“救助”行为,这一政府行为具有短期性,并不能形成对风险防范和化解的长效机制。另外,政府的干预不当还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政府失灵”,增加政府负债的同时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而要形成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长效的法律规制手段,需要对现有规制措施和规制理念进行对应的完善,也即是对现已积聚平仓风险予以有序的疏导,以及对新增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有效控制,防止未来风险的积聚。第三节基于前述对我国现有股权质押法律制度的检视,提出了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确立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概念。首先,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具有金融创新的属性,并且在实践中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种类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股权收益权信托、股权收益权质押等多种情形,但在本质上都是以股权的经济价值作为融资交易开展的基础;其次,传统以民法规制理念和手段的担保法律制度规则的设计,难以满足金融实践中各方主体利益平衡及权益保护之需求;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概念也难以符合我国民法体系下法律关系种类的划分,从民法理论上看,“质押”与“回购”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难以统合在同一个交易活动之中。因此,本文提出以“股权担保交易”之概念,以概称实践中所有以股权经济价值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第四章即是针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道德风险,提出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主体规制体系。通过对主体的规制,以控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本文主要以上市公司股东内部协议的自律管理方式、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以及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功能的有效发挥,多方的共同作用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主体道德风险防控。本文提出以下思考路径:在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管理层面,上市公司股东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是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人,因而股东之间为了实现公司的整体利益和保护股东自身在内全体股东利益,通过协商形成对股东权利的必要限制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自治性规则的实现,需要上市公司股东具有一定的权益保护意识。我国公司实践中,股东自我权益保护意识相较于英美国家公司股东的权益保护意识较弱,典型表现即是我国公司章程的同质化明显,未能充分发挥公司章程的个性化权益保护的作用。对此,我国《公司法》可以对股东自治下的权益保护作出必要的规则指引,以形成股东之间有效的自治管理。在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层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资金的融出方,除了能够为出质股东提供必要的流动性资金外,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其行为受到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需要符合监管规则的要求,也即是说,金融机构需要承担必要的合规责任,而风险管控即是金融机构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合规责任。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享有检查、监督上市公司股东资金使用的权利,以实时监控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被监管的对象,需要履行监管者对其风险管控的要求。因而,金融机构在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严格履责,亦能够有效防控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金融机构严格履责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即是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持续性跟踪,而对于金融机构的疏于履责行为应当承担必要的行政责任。在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市场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层面,外部监管者只能以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负外部性规制为限,因而其规制的手段较为有限。而外部监管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即是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则设定,约束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同时为其他金融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决策信息,最大程度的减小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上市公司股东的道德风险。论文第五章聚焦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风险,以同类股权相同处置措施,不同类型股权差异化处置规制为原则,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以期及时、有效的纾解因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而引起的积聚风险。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化解,一方面应当从根源上控制新增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积聚进行必要的防范;另一方面,化解现已形成的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其重要措施之一即是通过统一、有效、影响范围最小的处置方式,对现已违约的上市公司股权予以处置和疏通,以减弱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处置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及时恢复因股东违约对其他主体经济造成的损害。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首先应当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行为作出认定,以便及时识别风、减小损失的程度。除了一般借贷行为中债务人到期未能履约的行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合同增加了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在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发生技术性违约,或者其他交叉违约的情形时,资金融出方能够及时识别上市公司或者股东可能存在的违约风险,及时行使担保权,以减小担保权人经济利益损失。除了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行为进行必要的提前识别,对于不同类型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其处置的措施也应具有差异性。对于场内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其主要的处置措施通过场内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但是实践中对于证券公司的平仓行为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证券公司并未通过平仓方式,而是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其权益的实现,股东对于证券公司的诉讼行为提出异议;除此之外,对于证券公司怠于行使平仓权利而造成股东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证券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纠纷。本文认为,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有权选择是否通过平仓的方式实现其资金安全的合法权益,对此,证券公司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在股权担保交易违约情形已实际发生后,证券公司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控制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因证券公司怠于行使权利而造成的损害进一步的扩大,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证券公司不能向出质股东主张相应的赔偿。在场外股权担保交易活动中,一般上市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具有限售条件时,难以通过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方式实现融资需求,只能通过条件更为宽松的场外股权担保交易实现融资。在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标的物时,我国学者曾对此有合法性争议,认为限售股之“限售”条件使标的股权不具有流通性,与担保法律制度中担保物“可转让性”的要求相冲突。但是,目前我国在司法裁判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限售股在担保权实现时,其限制转让的期限已经届满,限制转让的情形消灭,债权人在特定股权之上的担保权益能够有效设立,股权担保交易活动有效且生效。从限售股的本质来看,该类股权具有流通性,只是在一定期间内流通性受到限制;其次,限售条件设置的目的在于对股东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予以保护,而非股权本身不具有流通性,因此,对于限售股的处置,在满足保护相关主体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能够予以特殊的处置。因此,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的标的物并不与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可转让性”相冲突。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资金融出方不具有强制平仓的权利,不能通过场内直接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因此,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处置,需要资金融出方选择诉讼程序、仲裁程序,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方式实现其权益保护。在具体的司法处置环节,对于有限售条件的上市公司股权,我国司法机构也在积极探索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合作,制定有效且合理的违约处置制度,例如上海金融法院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达成《关于协助上海金融法院办理上市公司股票司法强制执行的备忘录》,在证券交易所的配合下有效实现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股权处置,以减小因处置担保股权对证券交易市场稳定的影响。
管文行[4]（2019）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文中认为农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治理主体构成。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乡村振兴对农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容置疑,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农村村民自治实施之初所依赖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已经逐渐消解。农村治理已经溢出农村社会场域,单纯依靠农村社会自主性调节不能解决治理过程中的全部问题,特别是在振兴乡村的大背景下,以村“两委”为主要治理主体的二元结构已经不能承担起全部农村治理的重任,需要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发展。毫无疑问,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势必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然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造成了农村治理的无序化与治理有效性的降低。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是否稳定与个体化的农民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关联性不大,关键取决于主要农村治理主体——农村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性治理主体之间的主要关系能否理顺。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是国家控制与农村自主调试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而在农村微观场域中,不同属性的农村治理主体参与动机不同,其中,利益是影响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关键要素。乡村振兴要求改变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内外环境,对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提出新的结构性要求和功能性诉求,但是,同时也暴露出农村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构成主体较为单一,很多农村地区仍然是以村“两委”为主要构成主体,甚至是“空心村”,乡镇政府角色缺位、市场性治理主体缺失,并没有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局面,难以承担起乡村振兴的艰巨任务;二是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主体间关系存在问题,其中,突出表现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理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现实存在落差、乡镇政府在治理中角色缺位、村民自治组织角色越位以及主体地位弱化等问题,市场性治理主体挤压农村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活动空间等问题。农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构成,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脱离于整个国家的控制而实行完全的独立自治,而国家也始终以通过各种途径或方式保持着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与渗透。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国家成为了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主体缺失的重要外部诱因,即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的“割裂”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国家控制与农村社会自主性之间张力失衡造成农村自治空间被压缩,挤压了农村多元治理主体的自治空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更是直接造成了农村治理主体的不完整,甚至是“空心村”的大量出现。但是,除了国家宏观层面的原因外,造成农村治理主体间关系问题的原因在于农村场域内,相应制度供给的缺失、结构运行机制的不完善和农村治理主体间力量的失衡。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和农村社会两个方面同时采取措施共同推进。从国家宏观思路方面而言,首先,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其他治理主体的组织化嵌入,通过组织化嵌入确保党组织在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中的核心方位以及对其他治理主体的领导关系;其次,妥善处理国家控制与农村社的会自我调适,赋予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应有的活动空间;再次,努力缩小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为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参与农村治理创造必要的条件。从农村层面的微观对策来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首先要加强作为具体行动者的农村治理主体自身建设,从理论上明确具有不同属性和利益诉求的治理主体在结构中的位置和角色;其次,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用制度规范农村治理主体间的行为选择,理顺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再次,健全农村治理主体间的利益整合机制、监督机制与协同机制,提高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稳定性;此外,文化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行为选择起着潜在的引领与规范作用,优化农村治理主体结构还应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胡增瑞[5]（2019）在《滥用职权罪疑难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97年刑法修订时,基于我国社会的发展现状,为了预防和惩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恶劣行为,为了避免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害,立法者煞费苦心地将滥用职权行为从玩忽职守罪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罪,并与玩忽职守罪规定于同一法条,此即产生滥用职权罪。由于立法者在规定滥用职权罪时采用简单罪状的立法方式,因此,留给理论界探讨的空间十分广阔。自1997年新刑法颁布以来,刑法学术界对滥用职权罪的讨论如雨后春笋,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而,理论上的分歧与实务中的混乱是相辅相成的。具体而言,这些分歧和混乱体现在对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范围的划定、罪过形式的判断、客观行为的认定、特殊形态的把握、立法完善的趋势和建议等诸多领域。治国在于“治吏”。不可否认,滥用职权罪的设立,对于打击职务犯罪、维护职务行为的合法性、有序性和纯粹性,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有着重大意义。然而,司法适用离不开理论上的指导。笔者将在本文中尽己所能地梳理各家观点,分析其利弊,同时提出自己对滥用职权罪立法完善的一些建议。本文导论部分主要阐释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滥用职权罪作为1997年刑法新增的罪名,它的设立反映出严重滥用职权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率较高,危害严重,影响恶劣。刑事立法通过新增罪名的形式,不仅对这些犯罪行为予以严厉制裁,也体现国家着重对于滥用职权犯罪相关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刑法调整。导论不仅指出了设立滥用职权罪在司法实践中的积极意义,也指出了立法上的不足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中引发了广泛争论。理论界对滥用职权的研究可谓百家争鸣,笔者通过对各家理论的深入研究,在文中着重从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主观罪过、特殊形态和立法缺陷等五大方面剖析滥用职权罪,进而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改善建议。第一章主要包含三部分。首先,本章介绍了滥用职权罪的概念、特征、种类;其次,本章就国外关于滥用职权罪相关立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最后,本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关于滥用职权罪相关立法沿革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列举、梳理和评析。关于滥用职权罪的定义,其应当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故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制度,或界外擅权,或界内擅权,进而导致物质损失或非物质损失的严重后果的行为。关于滥用职权的种类,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作不同划分,具体可分为一般滥用职权罪和特殊滥用职权罪、行政滥用职权罪和司法滥用职权罪、职权范围内的滥用职权罪和超越职权的滥用职权罪、作为的滥用职权罪和不作为的滥用职权罪。关于滥用职权犯罪的域外立法现状,纵观各国刑事立法对滥用职权行为的规定可知,滥用职权属于典型的权力异化、腐败的行为,是各国刑事法律、法规重点打击和惩治的对象。各国刑事立法一般都规定了滥用职权的表现,并处以罚金、自由刑、资格罚等,但是具体范围有别,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规定的非常广泛,然而韩国《刑法典》规定的比较窄;德国、日本规定的刑罚比较重,相对来说,意大利规定的就比较轻;美国入罪门槛很低,但德国入罪门槛比较高。这些立法特征和技术对我国滥用职权罪相关立法完善都有所裨益。梳理我国滥用职权罪的立法沿革,应当看到,滥用职权罪独立成罪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一个重要突破,有力地惩治了滥用职权行为,符合了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时代潮流。新刑法不仅考虑了一般性滥用职权行为,同时又针对许多特别类型行为进行了重点打击,确保刑法规制的科学性及有效性。至此,滥用职权行为被刑法认定为独立的犯罪,有独立的罪名、独立的犯罪构成、独立的条文,对于滥用职权侵害国家法益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终于可以在刑法中找到重要依据。可以说,对于惩治滥用职权行为,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刑法时代。第二章阐述了滥用职权罪危害行为的概念、特征和形式、重大损失的认定和滥用职权罪中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犯罪的客观方面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滥用职权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滥用职权这一危害行为和因此导致的危害结果,即“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们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然而,不得不承认,对滥用职权行为的判定以及“重大损失”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疑点和难点。所谓的滥用职权就是违背职责行使职权,而刑法中的职权与职责应当包含两大特征:一是职权或职责必须具有法定性,即其来源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二是职权或职责必须是具体的、明确的。由此可知,首先,滥用职权行为是一种与职权相关的行为,行为人应当具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限;其次,滥用职权行为是一种违反职权的行为,体现为其不正当、不合理地行使职权的行为;最后,滥用职权行为表现为故意实施不当目的或不当方法的行为。滥用职权行为可分为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基本形式。作为的滥用职权行为是滥用职权罪中最常见的形式,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都未提出异议。争议较大的是滥用职权行为是否存在不作为的形式?笔者认为,滥用职权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不作为,即故意放弃职守或不履行职责的行为。主要论点如下:第一,从语义解释上看,“滥用”是过度随意地使用,既能够体现在不合法且积极主动的行使职权,又可体现在违法消极地不履行本该履行的职责;第二,从立法的本意上看,刑法对擅自离岗、不尽职责的过失行为都以玩忽职守罪进行惩治,然而对于那些滥竽充数、消极怠工、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却无法苛责,显然不符合常理;第三,从行为本质上看,故意放弃职守中的“职守”更多体现的是职责,根据职责与职权的对立统一关系,说明故意放弃职守的行为是一种与职权相关的行为,与其职责要求是相背离的,故意放弃职守说明行为人在实施该行为时所持的是故意的主观心理状态。第四,从犯罪特征上看,当故意放弃职守行为的行为人对结果持故意时,玩忽职守罪已经无法将其包容;第五,从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上看,特殊条款中存在不作为的形式,一般条款也应具有不作为的形式。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滥用职权罪还要求滥用职权行为必须造成重大损失。刑法条文将其具体规定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公共财产的范围目前较为明确,可探知其大概的范围。但对于国家和人民利益这一宽泛概念,实难把握。笔者根据历年出台的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务中的经验认为,可将重大损失分为以下两类:1.物质损失（包含人身伤亡和经济损失）;2.非物质损失（主要是指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前者有详细明确的司法解释作为参照标准,后者只能由司法工作者凭借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实务经验作宏观把握。对于物质损失,虽有量化的标准,但实践中以何种方式计算是重点和难点。笔者认为,从时间节点上看,对行为人滥用职权行为致使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计算至侦查机关立案之时。立案以后,判决宣告以前行为人追回的财产损失,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从计算方式上看,行为人多个滥用职权的行为进行相加并没有法律根据,当且仅当行为属于徐行犯时,可以按照标准进行计算,否则不满足法律独立意义的标准。关于滥用职权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实践中常存在以下难点:首先,多因一果情形下难以确认责任人;其次,异常介入因素,阻碍因果关系的认定;最后,不作为的滥用职权行为问责难。运用我国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在判定滥用职权罪因果关系时,常常遇到认定思路含混不清、认定标准指导性不强的困境。因此,笔者认为,滥用职权罪因果关系的法律认定标准应从以下角度进行综合评价:第一,规范性标准。在判定滥用职权罪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时,首先要判断二者的因果关系是否超出了刑法规范预设的因果关系范畴,如果超出了,就不能将其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第二,相当性标准。从字面意义理解,相当性标准是指危害结果是否常见,是否能被一般人依据经验法则所判别。第三,必要性准则。必要性标准是从此类危害结果的刑罚惩罚的必要性角度分析。第四,有效性标准。此种标准是从刑法的社会效果角度出发,评价刑法打击某类滥用职权行为是否起到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效果。第三章主要探讨滥用职权罪犯罪主体问题。主要从两方面进行探析:一是对我国滥用职权罪主体相关的立法进行了列举、梳理和分析;二是对与滥用职权罪主体相关的司法实践疑难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回应。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体,刑法条文已经明确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理解需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属于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二是必须是从事公务的人员。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滥用职权罪,但在分则第八章规定了广义上的渎职罪,共设九个罪名,包括受贿罪、泄露国家秘密罪、玩忽职守罪等。渎职罪为身份犯,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1997年《刑法》新增立滥用职权罪后,其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刑法只详细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并未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规定,因此也导致了滥用职权罪犯罪主体的内涵和外延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焦点。当前,刑法学术界就滥用职权罪主体问题,主要存在“身份说”、“财产性质说”、“单位性质说”、“公务说”、“身份与公务兼具说”等。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一系列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以试图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界线。这些举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滥用职权罪犯罪主体的分歧,但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如立法解释新增的“三类人员”的身份性质有待明确;在对刑法主体扩大化的解释中,没有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两个概念进行划分,反而导致二者更加模糊和复杂;立法解释规定的“三类人员”是否适用于其他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的个罪不明确等。笔者认为,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可将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均不存在争议。另一类是不纯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又可称之为“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类人员本不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列,但依据相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将之拟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其出现滥用职权犯罪行为时,将其等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按照滥用职权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畴,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将以下几类人员纳入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1.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享有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此类组织主要包括:（1）法律、法规直接授权的在某些领域享有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单位或社会团体;（2）国家机构改革中,原属于国家机关后被调整为事业单位,但仍保留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的单位;（3）非国家机关中所设的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机构等。2.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第四章主要阐述了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的立法规定、学说争议与评析及主观罪过形式为故意的证成等问题。就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而言,主观方面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我国刑事立法对于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规定并不明确,故至今仍存在较大争议。从横向上看,各国刑法关于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的规定各不相同,如德国刑法按照不同的主观形态分别予以规定;法国刑法根据针对对象的不同分为政府部门的滥用职权罪和针对公民个人的滥用职权罪;意大利、日本、美国、前苏联等国家的刑法都规定滥用职权行为的主观罪过是故意。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各国立法的相同点如下:一是各国都是将心理事实和规范评价两方面结合以综合评定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二是各国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均包含故意。不同点如下:一是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立法认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形式还包含过失,如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等;二是部分国家或地区将犯罪动机列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之一,如我国台湾地区、中国澳门等;三是罪过形式的立法模式不同,如大陆法系国家会直接将过失犯罪的主观罪过直接明文规定在刑法典中,如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而英美法系国家明确地将滥用职权罪的犯罪心态展现出来;四是罪过形式的称谓不一,如大陆法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将罪过形式分为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两种,而在美国刑法确定的犯罪主观罪过则更为细化,主要包括了蓄意、明知、轻率和疏忽等四种形式。对于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刑法学术界观点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1.单一罪过说。单一罪过说认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或过失,其中故意又可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2.复合罪过说。复合罪过说又分为几种不同观点,其中主要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的结合;3.主要罪过说,即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时,判断哪一种心理状态占据主要作用即可。笔者认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罪过形式的判定标准应采用“结果标准说”,即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应依据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所持的主观心理状态,而非任何其他心理状态。根据立法原意,可知滥用职权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规范性和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由此可见,滥用职权的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应当是明知其行为必然或可能产生危害结果,却对此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滥用职权罪主观罪过形式为故意的具体理由有:其一,从立法沿革和立法原意判断,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为故意。其二,根据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法律规范的规定,滥用职权罪应当属于故意犯罪。其三,将滥用职权罪主观罪过形式理解为故意,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高度契合;与此同时,将滥用职权罪主观罪过形式理解为故意,也是由滥用职权罪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其四,从刑法的整体考察,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应当是故意。第五章对滥用职权罪的三大特殊犯罪形态进行了系统性的归纳和论述,即犯罪停止形态、罪数形态以及共同犯罪形态。就犯罪停止形态而言,由于“重大损失”是该罪的定罪情节而非危害结果,是限制该罪处罚范围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加之我国刑法分则立法采用既遂模式,所以理论上该罪存在犯罪的各种停止形态。犯罪预备形态是指为了实施滥用职权犯罪而准备条件,但在实行行为着手之前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停止下来。犯罪未遂形态是指已经着手实行滥用职权行为,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就罪数形态而言,具体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般法条滥用职权罪与特殊滥用职权罪的罪数认定规则。两者属于一般法条和特殊法条的关系。当适用特别法条构罪时,由于《刑法》第397条第1款明确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所以此时只能采取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不能采取重法优于轻法原则。而当适用特别法条不构罪时,特别法条的构成要件不齐备但一般法条的构成要件齐备,此时虽不适用特别法条但应适用一般法条。二是滥用职权并收受贿赂的罪数认定规则。滥用职权并收受贿赂的本质是两个行为,因此不属于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其中收受贿赂是目的行为,为了收受贿赂而实施的滥用职权行为是手段行为,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符合牵连关系,故滥用职权并收受贿赂是牵连犯,在罪数形态上属于处断的一罪,应择一重罪处罚。基于罪刑相一致原则的基本要求、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充分评价原则的双重约束以及刑事司法解释的间接印证,《刑法》第399条第4款在性质上属于法律拟制而不是注意规定,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三是滥用职权并徇私舞弊的罪数认定规则。“徇私”属于犯罪主观的动机要素,仅包括徇个人之私,不包括徇单位、集体之私。在《刑法》第397条的滥用职权罪中,“徇私”属于量刑加重情节,没有“徇私”不构成加重犯,但构成基本犯。在《刑法》第397条之外的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中,“徇私”属于定罪基本情节,没有“徇私”不构成此类犯罪的基本犯,但仍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就共同犯罪形态而言,滥用职权罪是典型的、纯正的身份犯,无身份者不可能具有接受身份者的权力让渡进而滥用的可能性,只可能作为教唆犯或帮助犯出现,其罪名也只能从属于有身份犯者,而不能相反。在罪名认定规则上,应坚持“共犯从属性说”。在纯正身份犯领域,身份者的身份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故应根据身份者所实施的犯罪确定罪名,无身份者构成共同犯罪。如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合谋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应以贪污罪的共同犯罪认定。但如果事前未合谋,则身份者构成滥用职权罪,无身份者构成诈骗罪,且两者不属于共同犯罪。第六章对目前滥用职权罪存在的立法缺陷进行了梳理并提出针对性的立法完善意见。滥用职权罪的立法缺陷包括立法结构缺陷、罪状缺陷及法定刑缺陷,所以其立法建议也针对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从立法科学性来看,滥用职权在理论上不包括超越职权和故意放弃职守,但滥用职权罪的现有规定却没有界定清楚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故意放弃职守的关系,属于立法结构缺陷。从罪状模式来看,滥用职权罪立法上的简单罪状模式导致该罪存在犯罪主体的滞后性缺陷、行为表述的模糊性缺陷、危害结果的人为性缺陷以及罪过形式的错位性缺陷,涵盖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中的犯罪主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以及犯罪客观要件,影响滥用职权罪的司法适用。从法定刑来看,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合并于同一法条内且共用同一法定刑体系,加之对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设置畸轻,造成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缺陷问题,并最终导致个罪的法定刑设置缺乏协调性、罪数处断原则有失均衡、法条竞合下特别法条的法定刑可能轻于普通法条、附加刑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为解决滥用职权罪的立法缺陷问题,一方面要贯彻好罪刑法定原则,另一方面在法律的表述上更应当着眼于现有立法的技术性完善。在目前条件下,立法的技术性完善应当通过犯罪主体的完善、立法结构的完善、主观罪过的完善、法定刑的完善等方面来实现。其一,犯罪主体的完善。滥用职权罪主体的本质含义是身份与公务兼具,必须以取得一定资格为前提,以拥有一定职权为基础,以从事行政管理活动为关键,将公务与劳务、私务相区分。因此,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体应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建议在《刑法》第397条第2款之后新增一款,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其二,立法结构的完善。基于刑法分则条文设计“一条一罪”的基本要求以及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在主观、法定刑的差异等原因,建议将滥用职权罪改合并法条为单独法条;基于客观条件和罪过形式应当在立法中予以明确的要求,建议将滥用职权罪改简单罪状为叙明罪状。其三,主观罪过的完善。为在立法上明确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为故意而非过失,建议将“重大损失”修改为“情节严重”,并且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分立设置。其四,法定刑的完善。针对现行刑法中滥用职权罪的刑种单一、法定刑畸轻等问题,建议采取下列措施:提高法定刑上限,基本刑仍规定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到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与此同时,也要提高《刑法》第397条第2款规定的刑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取消10年有期徒刑的上限约束;增加财产型,规定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个人财产;增加资格刑,规定可以附加剥夺相关职务权力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以“情节严重”取代“重大损失”,规定将非物质性权利侵害纳入滥用职权罪的规制范围中。
张杰[6]（2017）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伐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对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政权的巩固使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较为稳定连续的政策,而不再像北京政府时期,教育政策常因政权更替而具有间断性。但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战争、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等种种因素,又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为研究对象,充分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从思想道德教育、行为规范管理和救济帮扶政策等角度阐述该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改革实践,以期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历史演变、内容范畴、方法举措、历史地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从而力图从根本上去把握该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基本内涵与变化规律。本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是国民党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系统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自我管理能力,以增强国民党对青年学生的管制力,并向社会输送具有“共和精神”的大学毕业生的重要途径。党化教育和训育,旨在强化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政治化、系统化、制度化的党义教育课程和训育管理举措,使“三民主义”理论和国民党党义的灌输融入学生日常管理。高校训育机关围绕训育目标,依照训育原则,组织实施对学生的训练、教育,试图让学生时时处于国民党的思想控制之下,目的就是让学生认同国民党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观念,进而认可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自治组织的管理和操行的培养,旨在规范大学生的操守行为。高校学生自治组织主要有学生自治会和学生团体两种组织形式。学生在组织活动和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锻炼了能力,学习了知识,联络了感情,但过度的学生自治权力有时又对学校日常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各专科以上学校制订操行考查规程,随时考查学生的操行,并评定等级或酌予操行成绩,将其作为学生评奖评优的条件之一,借此达到对学生进行行为规范教育的目的。学生资助和就业管理,旨在帮扶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的学生。抗战时期,许多大学迁移至西部,产生了大批流亡大学生。政府为适应战时各方面人才的需求,并争取这部分青年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先后制定了奖学金、贷金、公费以及战区学生优待等资助措施,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捐资助学。高校一方面积极向政府请求补助,另一方面也设立本校奖学金,设置勤工助学岗位,鼓励学生发起筹款运动,多渠道筹措资金救济学生。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在政治、经济、教育以及学生个人主观选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临严峻形势。一方面,经济不景气,许多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疲软;另一方面,高校的招生结构和课程体系的不合理,以及学生就业指导的缺乏,使毕业生的职业素养与社会需求脱节。此外,社会用人机制不科学和大学生职业期望值过高,也是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政府为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开办毕业生就业训导班,高校亦成立职业介绍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但没有达到治本的效果。综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概貌,一些教育家摒弃封建教育观念,积极引入西方教育理论,在管理中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生管理思想的进步性,促进了中国高校学生管理体制的新陈代谢。但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高校沦为统治阶级教化学生的工具,导致高校学生管理带有浓厚的“管制”色彩。官僚作风的束缚,管理制度的欠科学性,管理机制的被动性以及经费支持的不力,制约了高校学生管理的发展。
樊富强[7]（2017）在《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协调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权众筹是指通过互联网把企业和众多投资者直接联系起来,为融资项目募集资金,投资者通过少量的投资从融资企业获得股权回报。股权众筹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融资主体是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具有公开、小额、大众的特征。股权众筹的本质是小额证券发行行为,对股权众筹的监管属于证券监管的范畴。在国内股权众筹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跨境股权众筹业务开始发展,为股权众筹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跨境股权众筹与我国“万众创业”、“一带一路”经济新战略同步发展,可缓解世界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促进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和资本市场国际化。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监管的核心制度,也是投资者保护的利器。从内容上讲,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制度主要包括:信息披露主体制度,即融资企业制度、融资平台制度、投资者制度;信息披露内容,包括融资企业的治理结构信息、财务信息及其他信息,以及股权众筹平台披露的信息内容。但是,每个国家关于股权众筹的立法差异很大,使得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非常困难。在信息披露主体制度方面,各国立法关于融资企业的范围、准入资格、融资金额、组织形式,以及关于股权众筹平台准入和管理等方面的规定,存在很多差异。另外,各国对合格投资者、适格投资者的概念和范围界定存在争议。信息披露主体制度的差异,导致各国关于股权众筹信息披露内容繁简程度、信息披露形式、信息披露豁免的规定也存在很多差别。基于现有的差异性,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可以通过以下几种协调机制实现:一是通过证券法律冲突规范进行协调。跨境证券监管中,一般采用证券所在地法、证券行为地法、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法和属人法进行监管。本文认为,关于股权众筹信息披露主体资格认定、主体准入等立法冲突,适用属人法;关于股权众筹主体的信息披露行为、信息披露形式、信息披露不实责任的承担等立法冲突,适用行为地地法。采取此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依据冲突规范的指引确定准据法;缺点是并非世界各国都有股权众筹立法,可能出现没有准据法可用的情况。二是通过相互认可机制协调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相互认可机制既有明确的监管框架和法律约束力,也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要求对国内现行制度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只要求各方对他国国内核心制度进行认可,达到监管效果整体相似即可。而且,相互认可机制在传统证券监管领域中已经广泛应用,比较适宜跨境股权众筹监管。相互认可机制又有不同的实施方式,具体有美国和欧盟的可替代性遵守框架机制、美国和加拿大的多法域信息披露机制、欧盟的多边互认机制。本文认为,欧盟的多边互认机制最符合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相互认可机制的实施,应该坚持信息披露最低标准原则、重大信息披露原则以及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认可中,融资企业的范围可扩大至所有中小微企业,但需要对初创企业进行适当限制;股权众筹平台的认可,只需各国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即可;关于投资者制度的认可,采用适格投资者的概念,并针对不同的投资者进行分类信息披露;从公司治理机构信息、公司财务信息、其他信息三方面认可融资企业信息披露内容的范围;股权众筹平台信息披露范围的认可,可主要包括融资企业真实性审查信息、领投人审核信息、融资项目审核信息三方面。三是通过国际软法实现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协调。国际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本质仅仅是一种协调机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跨境股权众筹是一个新兴事物,通过国际软法协调更容易实现跨境监管目的。跨境证券监管领域的国际软法主要是谅解备忘录,以及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公布的相关指令、指引、备忘录。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也可以采用双边或多边谅解备忘的形式实现协调监管。
瞿阳[8]（2015）在《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传统的融资担保公司的发展方向、业务拓展视角,以及未来在金融服务链中的定位越来越受到关注。担保公司发展,甘肃省起步较晚,本文就以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融资担保公司战略发展方案,提出担保公司发展目标、具体发展规划,为担保公司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全文以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担保集团）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论文研究中用到的企业战略管理相关理论,为建立系统、科学的战略发展模型打好理论基础；其次,根据战略管理课程中的方法对省融资担保集团的内、外部环境以及经营现状进行分析,介绍了省担保集团发展历程,业务发展现状,找出当前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三,根据基于理论分析和企业所处的现状,构建了省担保集团战略发展方案,同时分析了战略规划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防范措施,更好保障方案实施。
谢拓[9]（2009）在《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缓慢进行,一方面,市场萎缩、供需失衡、弱势农民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农村经济不断活跃,民间流动资本不断增加,“地下借贷”空前繁荣,民间融资组织在发展中,受到政策、法制打压,地位非法、管理混乱,风险重重。2006年农村兴办金融机构的门槛被放宽,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的兴办,撬开了农村金融的瓶颈,有效缓解了农村融资难局面,遏制了民间非法金融的蔓延,堪称民间金融规范化的成功样本。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农村资金互助社是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其本质是合作金融组织,在法律属性上,是肩负特定公益任务的营利性法人,即具有公、私两益目的。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新型金融机构的代表,在实践中面临法律缺位、法规缺陷、主体制度不完善、运营欠规范和监管缺失等法律风险,危及其生存与发展。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探讨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属性和如何实现其法制化问题意义重大。文章基于甘肃省定西市等地的几家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实证研究,借鉴国外相似农村金融机构法制化经验,着重从立法完善、规章制度健全、征信体系和法律文化建设等多维度去构想。规范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需要“硬法”（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也离不开“软法”（章程、信用、乡规民约等非正式规范）的约束,更少不了金融法律文化的支撑。制定专门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法律”,目前条件尚不成熟,只宜出台《农村资金互助社条例》。文章重点探讨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原则、准入与退出、风险防范,与其他扶持主体的关系以及法律责任问题。建议构建“硬”、“软”、“道德文化”三位一体的多元化规范体系,去解决前述法律问题,保障农村资金互助社稳健发展。
穆林[10]（2009）在《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模式选择、制度设计与政策建议》文中研究指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着明显的经济二元性结构,反映到金融领域就表现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并存。这种模式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又有怎样的作用呢?虽然非正规金融在许多国家存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但根据麦金农—肖的研究,非正规金融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机制,无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不重要。所以,对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随着非正规金融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变化,如非正规金融的规模的扩大,非正规金融对当地经济产生的作用逐渐显现,各国政府开始关注本国的非正规金融,学术界也运用各种经济学理论将研究视角转向对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上。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关注到非正规金融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后甚至还开展了跨国界的非正规金融的研究。非正规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比较曲折,但近些年来发展迅猛。随着非正规金融规模的逐渐扩大,非正规金融对经济的发展的支持作用,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日益明显,中国开始重新审视非正规金融在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客观地位,众多学者也在其研究中给予了非正规金融非常多的关注,对非正规金融的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非正规金融及其制度的建立终于被提上中国金融改革的日程。但就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非正规金融没有一个合法地位,其规范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和发展非正规金融,使之能更好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进入了本文的考察视野。本文运用了经济学中的金融中介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契约理论、制度经济学以及经济增长理论,采用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对比等方法来解释和挖掘非正规金融产生、稳定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基本规律。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非正规金融发展历程和现状,全面透视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具体实际,在对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进行绩效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以期能促进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从而促进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实现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我国的非正规金融及其金融二元结构是经济体系中内生形成的;第二,非正规金融是改善人们福利水平的金融机制之一,它具有与正规金融不同的交易特征与契约治理机制;第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互动性,非正规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第四,非正规金融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促使着一国的金融制度实现创新;第五,给予非正规金融法律地位上的确定以及加强对其的监管应该是政府的当务之急;第六,非正规金融在其发展中存在着本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因此要采取各种措施规范和发挥非正规金融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本文共7章。第一章“导论”,提出了写作本文的背景和意义,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目前的研究现状,同时也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写作框架。第二章为“相关概念阐述和基本理论综述”,在对本文中重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总结阐述了非正规金融的相关理论,对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发展、执行和存续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探讨,对非正规金融的契约治理和市场定价进行了微观分析。第三章为“国内外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演进及借鉴”,通过对国内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典型的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演进历程和现状的分析总结,得出对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启示。第四章为“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现状分析”,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金融的发展现状出发,结合非正规金融在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探讨了非正规金融的现状,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在中国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不可避免的问题。第五章为“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模式选择”,探讨了在现阶段,中国西部地区的非正规金融应采取的模式。第六章为“发展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建议”,在前述章节的基础上,本章提出了发展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建议。第七章即最后一章“结论”部分在对本文进行总结之后,指出了本文存在的不足和今后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和思路。
二、关于《甘肃省金融会计学会章程》修改的说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甘肃省金融会计学会章程》修改的说明（论文提纲范文）
（1）P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公司治理文献综述 |
| 1.2.2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文献综述 |
| 1.2.3 农商行公司治理文献综述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商业银行 |
| 2.1.2 公司治理结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权理论 |
| 2.2.2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 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的目标 |
| 2.3.1 巴塞尔委员会相关规定 |
| 2.3.2 银保监部门相关规定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P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现状分析 |
| 3.1 发展历程 |
| 3.2 公司治理现状 |
| 3.3 现行公司治理下的经营发展状况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P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调查与分析 |
| 4.1 问卷设计 |
| 4.2 问卷发放与回收 |
| 4.3 问卷有效性检验 |
| 4.4 问卷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P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
| 5.1 股东大会运行方面 |
| 5.2 董事会运行方面 |
| 5.3 监事会运行方面 |
| 5.4 高级管理层履职方面 |
| 5.5 建立执行激励约束机制方面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改进P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 |
| 6.1 坚守支农支小定位 |
| 6.2 加强股权管理 |
| 6.3 完善决策机制 |
| 6.4 完善监督机制 |
| 6.5 完善执行机制 |
| 6.6 改进激励约束机制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2）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 治理理论 |
| 2.3 市场/政府失灵理论 |
| 2.4 理论述评与运用 |
| 3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实践与价值分析 |
| 3.1 社科类社团规模与构成 |
| 3.2 社科类社团发展历程 |
| 3.3 社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动力机制 |
| 3.4 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效能分析 |
| 3.5 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价值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系统解析 |
| 4.1 科学研究能力 |
| 4.2 文化传播能力 |
| 4.3 价值引导能力 |
| 4.4 政策协同能力 |
| 4.5 学术评定能力 |
| 4.6 本章小结 |
| 5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 |
| 5.1 评价的属性识别 |
| 5.2 评价维度 |
| 5.3 评价指标体系 |
| 5.4 评价的前因变量 |
| 5.5 评价模型 |
| 5.6 本章小结 |
| 6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的实证分析 |
| 6.1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6.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基于因子分析模型的评价 |
| 6.4 基于SUR模型的前因变量评价 |
| 6.5 本章小结 |
| 7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对策 |
| 7.1 完善社科类社团发展路径规划 |
| 7.2 加强社科类社团内部治理能力 |
| 7.3 构建社科类社团外部保障体系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科研成果 |
| 附录2:调查问卷 |
（3）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和框架 |
| 五、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历史沿革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产生的经济背景——经济金融化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制度背景——公司股东“减持规则”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的“异化”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结构性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金融属性 |
| 四、上市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差异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基础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效率优势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允性特征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第二类委托代理 |
| 第二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规制的法律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负外部性 |
| 一、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 |
| 二、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 |
| 三、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与价值平衡 |
| 一、股东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 |
| 二、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的价值平衡 |
| 第三节 私法与公法协同的规制模式 |
| 一、私法以赋权的方式保护主体自由和经济效率 |
| 二、公法以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社会利益和经济安全价值 |
| 第三章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类型及现有规制的检视 |
| 第一节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划分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道德风险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市场风险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风险 |
| 第二节 我国现有规制措施与域外相关制度的对比与检视 |
| 一、大陆法系股权质押制度为模板的“担保物权” |
| 二、英美法系以担保交易为核心的一元化的担保权益 |
| 三、对我国现行法律对股权质押规制的检视 |
| 四、我国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风险纾困措施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确立我国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法律规制 |
| 一、准确识别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金融创新实践 |
| 二、现行以传统民法视域下构建的担保制度对股权质押规制的局限性 |
| 三、“股权担保交易”概念的提出 |
| 第四章 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法律规制体系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东内部控制机制的发挥——自律管理 |
| 一、以股东自治为核心的股东协议 |
| 二、英美公司股东协议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东自治的启示 |
| 三、完善《公司法》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自律管理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功能发挥——中间层控制 |
| 一、交易前调查对风险管控的作用 |
| 二、资金使用的持续监督 |
| 三、信息共享实现风险管控 |
| 四、风险管控规则的完善 |
| 第三节 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监管部门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外部监管 |
| 一、美国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信息披露的完善 |
| 第五章 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认定规则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一般违约情形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平仓 |
| 一、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平仓处置的合法性基础 |
| 三、证券公司平仓处置权利的保护与约束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司法处置 |
| 一、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特殊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 |
| 三、限售股司法处置与传统担保理论的冲突与平衡 |
| 四、非限售流通股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特别处置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三、研究目标与重点难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重点与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系统分析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案例分析法 |
| (四)逻辑归纳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的核心概念 |
| (一)农村治理 |
| (二)农村治理主体 |
| (三)农村治理主体结构 |
| 二、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结构功能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三、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社会”分析框架 |
| (二)“行动者——结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演进历程与启示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演进历程 |
| (一)人民公社的形成到解体(1949—1978) |
| (二)人民公社解体到村“两委”二元结构初步形成(1978—1987) |
| (三)村“两委”二元结构建立到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1988—2012) |
| (四)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初步形成(2013—2019)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演进的典型特点 |
| (一)结构主体构成日益多元化 |
| (二)结构主体间互动日趋协同 |
| (三)结构主体间关系日益复杂 |
| (四)结构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化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演进的启示 |
| (一)坚持党组织在结构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
| (二)坚持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 (三)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理念 |
| (四)坚持结构调整与系统内外环境的变化相适应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基本要求 |
|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中行动者的位置与角色 |
| (一)政治性行动者——农村基层党组织 |
| (二)行政性行动者——乡镇政府 |
| (三)社会性行动者——村民自治委员会 |
| (四)市场性行动者——企业等经济组织 |
|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的结构性要求 |
| (一)治理主体位置与角色的合理 |
| (二)结构主体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
| (三)结构主体治理过程中的协同 |
| (四)结构主体间权责关系的一致 |
|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功能性诉求 |
| (一)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经济适应功能 |
| (二)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目标达成功能 |
| (三)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整合功能 |
| (四)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维持功能 |
| 第四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与生成逻辑 |
|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核心地位与现实存在落差 |
| (二)乡镇政府在治理结构中存在角色缺位与越位 |
| (三)农村村民自治委员会主体地位存在弱化 |
| (四)市场性治理主体侵占其他治理主体的活动空间 |
|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问题的宏观诱因 |
| (一)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的“割裂” |
| (二)国家控制与农村社会自主性间的张力失衡 |
| (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造成治理主体缺失 |
|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问题的微观原因 |
| (一)制度供给滞后使治理主体偏离既定的位置与角色 |
| (二)结构运行机制不完善导致主体间矛盾冲突不断 |
| (三)治理主体间治理权力失衡冲击了结构的稳定性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优化的思路与对策 |
|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优化的宏观思路 |
| (一)加强党组织对农村治理的结构性嵌入 |
| (二)平衡国家控制与农村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
| (三)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优化治理主体结构的外部环境 |
|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优化的微观对策 |
| (一)明确治理主体在结构中的位置与角色 |
| (二)完善治理主体结构的制度建设 |
| (三)健全治理主体结构运行的相关机制 |
| (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滥用职权罪疑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证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滥用职权罪概论 |
| 第一节 滥用职权罪的概念与种类 |
| 一、滥用职权罪概念的观点聚讼及评析 |
| 二、滥用职权罪的种类 |
| 第二节 域外滥用职权行为的刑事规制 |
| 一、域外滥用职权行为立法概述 |
| 二、域外滥用职权行为立法特点 |
| 第三节 我国滥用职权罪的立法沿革 |
| 一、建国初期的萌芽 |
| 二、1979 年刑法的确立 |
| 三、1997 年刑法独立成罪 |
| 第二章 滥用职权罪客观方面研究 |
| 第一节 滥用职权行为概述 |
| 一、滥用职权行为的概念与形式 |
| 二、滥用职权罪危害行为不作为形式的义务来源 |
| 三、滥用职权罪实行行为的表现方式 |
| 第二节 滥用职权罪“重大损失”的认定 |
| 一、重大损失的范围 |
| 二、物质损失的量化标准 |
| 第三节 滥用职权罪因果关系的认定 |
| 一、滥用职权罪因果关系认定的难点 |
| 二、我国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局限 |
| 三、滥用职权罪因果关系认定 |
| 第三章 滥用职权罪主体研究 |
| 第一节 滥用职权罪主体的立法梳理 |
| 一、1979 年刑法对滥用职权罪主体的规定 |
| 二、1997 年刑法对滥用职权罪主体的规定 |
| 三、2002 年立法机关关于渎职罪主体适用的解释 |
| 第二节 滥用职权罪主体规定存在的问题 |
| 一、理论和实践的混乱 |
| 二、扩大主体的司法解释 |
| 三、立法解释仍存问题 |
| 第三节 滥用职权罪主体的司法认定 |
| 一、严格意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界定 |
| 二、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界定 |
| 第四章 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研究 |
| 第一节 中外关于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的立法规定 |
| 一、我国关于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的立法规定 |
| 二、国外关于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的立法规定 |
| 三、中外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的立法规定之比较 |
| 第二节 滥用职权罪罪过学说综述及评析 |
| 一、单一罪过说 |
| 二、复合罪过说 |
| 三、主要罪过说 |
| 第三节 滥用职权罪主观罪过形式为故意的评析及证成 |
| 一、滥用职权罪主观罪过与危害结果的反思 |
| 二、滥用职权罪罪过学说评析 |
| 三、滥用职权罪主观罪过学说的证成 |
| 第五章 滥用职权罪的犯罪特殊形态论 |
| 第一节 滥用职权罪的犯罪停止形态 |
| 一、滥用职权罪的犯罪预备形态 |
| 二、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未遂形态 |
| 第二节 滥用职权罪的罪数形态 |
| 一、一般滥用职权与特殊滥用职权的罪数认定 |
| 二、滥用职权并收受贿赂的罪数认定 |
| 三、滥用职权并徇私舞弊的罪数认定 |
| 第三节 滥用职权罪的共同犯罪形态 |
| 一、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的共犯认定 |
| 二、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认定 |
| 第六章 滥用职权罪立法完善论 |
| 第一节 滥用职权罪的立法缺陷 |
| 一、滥用职权罪的立法结构缺陷 |
| 二、滥用职权罪的罪状缺陷 |
| 三、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缺陷 |
| 第二节 滥用职权罪的立法完善 |
| 一、犯罪主体的完善 |
| 二、立法结构的完善 |
| 三、主观罪过的完善 |
| 四、法定刑的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酝酿 |
| 一、历史背景 |
| 二、初步发展 |
| 第二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全面发展 |
| 一、各项管理措施协同推进 |
| 二、管理内容进一步拓展 |
| 第三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衰微 |
| 一、战后重建分散了高校精力 |
| 二、高校学生管理的弱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党化教育：高校学生的思想教育与管理 |
| 第一节 “党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
| 一、确立阶段 |
| 二、调整阶段 |
| 三、衰弱阶段 |
| 第二节“党化教育”的组织机构与课程安排 |
| 一、组织机构 |
| 二、课程安排 |
| 第三节 开展“党化教育”的辅助手段 |
| 一、加强对共产主义的防范 |
| 二、在学生中发展国民党员 |
| 第四节 “党化教育”的评价 |
| 一、“党化教育”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政治手段 |
| 二、“党化教育”扼杀了学生的自由精神 |
| 小结 |
| 第三章 训育：高校学生的道德教育与管理 |
| 第一节 训育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目标与原则 |
| 二、训育制度与组织 |
| 第二节 导师制 |
| 一、实施动因 |
| 二、方法措施 |
| 三、各校推行的差异化 |
| 第三节 个案研究——以国立暨南大学为例 |
| 一、训育组织的演变 |
| 二、训育特色 |
| 第四节 训育成效与问题 |
| 一、训育成效 |
|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自治组织：高校学生的能力培养与管理 |
| 第一节 学生自治组织机构 |
| 一、学生自治会与学生团体 |
| 二、学生自治组织的功能 |
| 第二节 学生自治组织的运行机制 |
| 一、经费 |
| 二、工作机制 |
| 第三节 校方对学生自治组织的监管 |
| 一、制度约束 |
| 二、工作指导 |
| 三、行政管控 |
| 第四节 学生自治组织的评价 |
| 一、学生自治组织发挥了育人作用 |
| 二、过度自治对高校学生管理造成了困扰 |
| 小结 |
| 第五章 操行：高校学生的行为教育与管理 |
| 第一节 操行的培养 |
| 一、仪式教育塑礼仪 |
| 二、入学训练助适应 |
| 三、宿舍管理营舍风 |
| 四、学业管理促学风 |
| 五、服务社会践责任 |
| 第二节 操行的考查 |
| 一、考查操行的目的 |
| 二、操行的考查制度 |
| 第三节 操行的奖惩 |
| 一、奖励措施 |
| 二、惩戒措施 |
| 第四节 操行培养与管理的评价 |
| 一、积极意义 |
| 二、存在问题 |
| 小结 |
| 第六章 资助：高校学生的生活救济与管理 |
| 第一节 高校学生资助的动因 |
| 一、流亡学生的需求 |
| 二、争取青年的政治目的 |
| 第二节 政府的资助政策 |
| 一、中央政府的资助政策 |
| 二、地方政府的资助政策 |
| 第三节 社会各界的援助 |
| 一、国际组织与个人的援助 |
| 二、国内组织与个人的援助 |
| 第四节 学校与学生的自助措施 |
| 一、校方的资助举措 |
| 二、学生的自发筹款 |
| 第五节 学生资助的评价 |
| 一、学生资助的作用 |
| 二、学生资助的不足 |
| 小结 |
| 第七章 就业：高校学生的职业教育与管理 |
| 第一节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
| 一、毕业生就业的职业类型 |
| 二、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情况 |
| 三、毕业生供求不平衡 |
| 第二节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问题 |
| 一、严峻的就业形势与职业运动的爆发 |
| 二、就业困难问题的影响因素 |
| 三、学界对就业困难问题的研究 |
| 第三节 政府的就业扶助措施 |
| 一、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 |
| 二、开办毕业生就业训导班 |
| 第四节 高校的就业管理措施 |
| 一、安排学生实习 |
| 二、职业指导与职业介绍 |
| 小结 |
| 第八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评析 |
| 第一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特点 |
| 一、“生本理念”的零星体现 |
| 二、管理体系的完整性 |
| 三、方法措施的管制性 |
| 四、不同高校学生管理发展的不平衡性 |
| 第二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缺失 |
| 一、官僚作风束缚 |
| 二、管理机制被动 |
| 三、制度有失科学 |
| 四、经费支持不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
| 致谢 |
（7）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协调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协调监管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
| 二、研究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协调监管可促进我国新经济战略发展 |
| 三、研究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协调监管可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
| 四、研究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协调监管可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研究概况 |
| 二、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具体问题文献综述 |
| 三、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论文框架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四、关键问题 |
| 五、本文研究的两个假设 |
| 六、主要创新和不足 |
| 第二章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经济学理论 |
| 一、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 |
| 二、市场失灵与政府监管失灵 |
| 三、市场柠檬效应 |
| 四、股权众筹特有的金融属性 |
| 第二节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法学理论 |
| 一、股权众筹的证券法属性 |
| 二、监管竞争理论 |
| 三、监管协调与合作理论 |
| 四、资金错配理论与中小企业融资监管 |
| 第三节 跨境股权众筹实践基础 |
| 一、境外跨境股权众筹案例 |
| 二、境内跨境股权众筹案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立法冲突 |
| 第一节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主体之融资企业监管制度冲突 |
| 一、股权众筹融资企业范围认定制度冲突 |
| 二、股权众筹融资企业资质认定制度冲突 |
| 第二节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主体之众筹平台监管制度冲突 |
| 一、股权众筹平台的准入形式 |
| 二、股权众筹平台的准入条件 |
| 第三节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对象之投资者监管制度冲突 |
| 一、股权众筹合格投资者制度的确立 |
| 二、股权众筹个人合格投资者制度比较 |
| 第四节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制度冲突 |
| 一、融资企业信息披露内容 |
| 二、股权众筹平台信息披露的内容 |
| 三、小额股权众筹发行信息披露豁免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冲突法协调机制 |
| 第一节 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中的法律适用及借鉴 |
| 一、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中的冲突法 |
| 二、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冲突规范的选择 |
| 第二节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主体及对象的法律适用 |
| 一、信息披露主体属人法的适用范围 |
| 二、关于融资企业资格认定法律适用 |
| 三、关于融资企业国籍的法律适用 |
| 四、关于股权众筹平台和投资者的法律适用 |
| 第三节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内容的法律适用 |
| 一、信息披露行为地法的适用范围 |
| 二、虚假陈述民事法律责任规则冲突 |
| 三、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认定法律适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相互认可协调机制 |
| 第一节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相互认可机制的选择 |
| 一、相互认可机制的出现和发展 |
| 二、相互认可机制的特征 |
| 三、相互认可机制在跨境股权众筹监管中的优势 |
| 四、相互认可机制适宜于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 |
| 第二节 相互认可机制在跨境股权众筹监管中的借鉴 |
| 一、美欧可替代性遵守框架 |
| 二、美加多法域信息披露制度 |
| 三、欧盟多边互认机制及信息披露规则 |
| 四、欧盟多边互认机制适宜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 |
| 第三节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相互认可机制的实施 |
| 一、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相互认可机制实施的原则 |
| 二、对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主体的相互认可 |
| 三、对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内容的相互认可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的国际软法协调机制 |
| 第一节 国际软法在证券监管中的应用 |
| 一、国际软法的界定之争 |
| 二、国际软法的特征、表现形式及作用 |
| 三、跨境证券协调监管中国际软法的应用及借鉴 |
| 第二节 谅解备忘录与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 |
| 一、谅解备忘录对跨国证券监管的意义 |
| 二、谅解备忘录在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中的可行性 |
| 三、跨境股权众筹监管中谅解备忘录形式选择 |
| 四、跨境股权众筹谅解备忘录协调监管原则 |
| 五、跨境股权众筹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
| 六、跨境股权众筹谅解备忘录信息披露内容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协调机制研究结论 |
| 一、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立法冲突需要跨境监管协调机制 |
| 二、利用冲突法协调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 |
| 三、利用相互认可机制协调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 |
| 四、利用国际软法协调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 |
| 第二节 跨境股权众筹协调监管研究展望 |
| 一、跨境股权众筹协调监管研究的长远意义 |
| 二、未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博士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 论文 |
| 着作 |
| 参与的主要科研项目 |
（8）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二) 研究的结构与框架 |
| 二、战略理论综述 |
| (一) 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 |
| (二) 战略分析工具 |
| 三、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战略环境分析 |
| (一) 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外部环境分析 |
| (二) 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内部环境分析 |
| (三) 结论 |
| 四、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发展战略设计 |
| (一) 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战略愿景 |
| (二) 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战略目标 |
| (三) 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发展战略方案设计 |
| 五、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发展战略实施 |
| (一) 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资本扩张战略实施 |
| (二) 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业务转型战略实施 |
| (三) 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风险管理战略实施 |
| (四) 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人才战略实施 |
| (五) 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战略实施中存在的困难 |
| 六、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9）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范畴界定与研究说明 |
| 1.3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4 本文涉及的主要理论 |
| 1.4.1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1.4.2 社会资本理论 |
| 1.4.3 法与金融理论 |
| 1.5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2 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属性 |
| 2.1 法律特征: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 |
| 2.2 资金互助社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比较 |
| 2.2.1 资金互助社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比较 |
| 2.2.2 资金互助社与其他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比较 |
| 2.3 法律属性:营利抑或非营利性企业法人 |
| 2.3.1 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区别 |
| 2.3.2 互助社的法律属性争议 |
| 2.3.3 对各种论说的评析 |
| 2.4 暂时的归结:互助社是肩负特定公益任务的营利性法人 |
| 3 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风险分析 |
| 3.1 法规缺欠风险 |
| 3.1.1 法规缺位 |
| 3.1.2 法规内容缺陷 |
| 3.2 主体法律风险 |
| 3.3 运营法律风险 |
| 3.3.1 合同订立问题 |
| 3.3.2 合同担保问题 |
| 3.3.3 信用评估问题 |
| 3.3.4 财务会计制度问题 |
| 3.4 监管缺失的法律风险 |
| 4 国外相似农村金融机构法制化的启示 |
| 4.1 国外小额信贷的模式及实践 |
| 4.2 国外微型金融的模式及实践 |
| 4.2.1 微型金融及微型金融机构的界定 |
| 4.2.2 微型金融发展的几种模式 |
| 4.3 国外微型金融对我国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法制化的启示 |
| 4.3.1 重视专门立法 |
| 4.3.2 重视信用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 |
| 4.3.3 加强内部管理 |
| 4.3.4 定位明确、主体多元 |
| 4.3.5 适度审慎的监管 |
| 5 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法制化的构想 |
| 5.1 制定《农村资金互助社条例》作为"硬法"体系的核心 |
| 5.1.1 农村资金互助社立法的指导思想 |
| 5.1.2 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原则 |
| 5.1.3 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准入与退出 |
| 5.1.4 农村资金互助社的风险防范 |
| 5.1.5 明确资金互助社与政府等扶持主体的关系 |
| 5.1.6 法律责任 |
| 5.2 发挥以"章程"、"信用规范"为代表的"软法"功能 |
| 5.2.1 有效的章程是各利益主体行动的指南 |
| 5.2.2 信用是保障互助社生存和运营的生命线 |
| 5.3 建设以"金融法律意识"为核心的法律文化 |
| 5.3.1 金融法律文化与法律意识 |
| 5.3.2 提高社员金融法律意识的途径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模式选择、制度设计与政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对国内外研究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 本文的框架 |
| 2 相关概念阐述和基本理论综述 |
| 2.1 相关概念阐述 |
| 2.1.1 非正规金融 |
| 2.1.2 二元结构 |
| 2.1.3 西部地区 |
| 2.2 理论综述 |
| 2.2.1 金融抑制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中介理论 |
| 2.2.4 现代合约理论 |
| 2.2.5 市场定价机制理论 |
| 2.2.6 经济增长理论 |
| 2.2.7 制度变迁理论 |
| 本章小结 |
| 3 国内外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演进及借鉴 |
| 3.1 国外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演进 |
| 3.1.1 非正规金融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演进 |
| 3.1.2 非正规金融在发达国家的发展演进 |
| 3.2 非正规金融在世界各国发展演进所带来的经验与启示 |
| 3.2.1 非正规金融在世界各国发展演进的原因分析 |
| 3.2.2 非正规金融在世界各国发展演进的经验与启示 |
| 3.3 国内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 |
| 3.3.1 浙江 |
| 3.3.2 福建 |
| 3.3.3 山西 |
| 本章小结 |
| 4 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现状分析 |
| 4.1 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现状概览 |
| 4.1.1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运行情况概述 |
| 4.1.2 中国西部地区银行业金融运行情况概述 |
| 4.1.3 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情况概述 |
| 4.2 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绩效分析 |
| 4.2.1 非正规金融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 |
| 4.2.2 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互补和竞争均衡 |
| 4.3 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4.3.1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
| 4.3.2 对金融秩序的影响 |
| 4.3.3 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
| 4.3.4 对自身发展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5 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模式选择 |
| 5.1 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
| 5.1.1 发展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5.1.2 发展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可行性 |
| 5.2 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模式选择 |
| 5.2.1 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接及向正规金融的转化 |
| 5.2.2 最初的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接及向正规金融转化的模式: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 |
| 5.2.3 创新的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接及向正规金融转化的模式:农村合作银行、城市商业银行 |
| 5.2.4 新兴的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接及向正规金融转化的模式: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 |
| 5.2.5 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接及向正规金融转化的模式选择 |
| 本章小结 |
| 6 发展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建议 |
| 6.1 非正规金融与中国金融制度变迁 |
| 6.2 发展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制度设计 |
| 6.2.1 构建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法律体系 |
| 6.2.2 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监管和监测 |
| 6.2.3 加速推进金融体制配套改革 |
| 6.2.4 实行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区域化差别调控 |
| 6.2.5 创造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 |
| 6.3 发展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政策建议 |
| 6.3.1 加快《放贷人条例》立法进程 |
| 6.3.2 构建非正规金融的监测体系 |
| 6.3.3 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
| 6.3.4 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
| 6.3.5 推动其他相关金融体制配套措施改革 |
|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7.1 结论 |
| 7.2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关于《甘肃省金融会计学会章程》修改的说明（论文参考文献）
- [1]P农商行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研究[D]. 李文超.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2]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D]. 陈思.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3]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D]. 张文.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研究[D]. 管文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滥用职权罪疑难问题研究[D]. 胡增瑞.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6]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D]. 张杰. 苏州大学, 2017(04)
- [7]跨境股权众筹信息披露监管协调机制研究[D]. 樊富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10)
- [8]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发展战略研究[D]. 瞿阳. 兰州大学, 2015(01)
- [9]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问题研究[D]. 谢拓. 兰州商学院, 2009(03)
- [10]中国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发展：模式选择、制度设计与政策建议[D]. 穆林. 西北大学, 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