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角色（论文文献综述）
毛昆鹏[1]（2021）在《译介学视角下金庸小说武侠文化英译研究 ——以《射雕英雄传》为例》文中指出金庸小说在华语圈外的不理想传播,有读者品味、出版商社和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的原因,但也与武侠小说的核心-武侠文化-这一对西方读者来说较为陌生的文化观念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译介有关。英语读者对中国武侠文化知之甚少,而武侠文化又恰好是构成金庸小说核心的部分,无法理解武侠这一观念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读者便无从欣赏武侠小说这一中国独有的文学类型。本研究以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的英文译本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中的武侠文化翻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资料调查、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对《射雕英雄传》一书中武侠文化翻译进行系统性的爬梳。在“译介学理论”框架下,对“武功招式”、“人物及教派名称”、“武侠文化篇章”以及“传统文化负载语篇”这四个方面进行剖析,探讨其翻译选择和译文接受效果。研究得出以下3点结论:1)武侠小说尽管是一种类型文学,但其翻译仍应按照纯文学翻译的准则来实行,因为武侠小说中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语言的美感不亚于纯文学的标准,而且有理由认为其反映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段独特的存在,值得被正视和认真审查;2)从翻译原则的角度来说,译介学中“创造性叛逆”的原则在武侠小说中也适用,甚至可以说不得不用。为了将武侠小说里具有独特风格的招式、人名、打斗场景活灵活现地传达到英语语言中去,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有所变通,而不能对其仅仅采取直译或意译这样的单个策略,而需有创造性地对原文进行改动,使其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既符合目的语的语感,又创造出一种新的能为大众所接受的形式,进而促进原文本和译本的译介;3)在译介层面,武侠小说的译介所需要的绝不仅是单个译者在语言层面的努力,更亟需武术从业者、跨文化交际人员的加入,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无法靠一本书的出版和宣传完成,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并熟知武侠文化和其所代表的内涵,在译介时考虑到原文的意图、接受者的文化背景、特定词汇在某个文化中会激起的文化意象和联想等因素,只有综合考虑多个因素的作用,才能在翻译时有选择地“创造性叛逆”,进而提升译本的接受程度和传播广度。本研究在“译介学”理论的指导下,整合分析了武侠小说中的武侠文化翻译的策略和效果,进而总结出译介过程中值得借鉴之处与不足之处,并从理论角度为金庸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提供一些理论参考,以期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事业的蓬勃发展。
董典[2]（2021）在《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识解操作 ——以《麦克白》的五个汉译本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认知翻译学的蓬勃发展,翻译研究逐渐由对文本的关注转向对翻译过程的关注。翻译过程不再被简单地视为语言与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而被看成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多个认知资源的参与过程。具体来讲,翻译过程是原作者与译者认知之间的互动,而译者的“认知”成为连接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这种认知层面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原作者与译者认知识解的对等性,即译者从多个维度甄别原作者对特定场景和情节的认知识解方式,然后基于自身的识解在目标语中还原该场景和情节。已有不少学者从认知识解的角度研究翻译的对等问题,并提出了“主观性对等”“识解对等”“框架对等”“原型对等”等重要概念。但是,认知识解究竟包括哪些维度?哪些维度又与翻译密切相关?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此外,以往研究提出的认知识解维度相对单一,缺乏更多“细颗粒度”的次维度。因此,对认知识解维度的划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Langacker（2019）对认知识解的维度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了视角、选择、突显、动态性和想象性五个维度,并在每个维度下设置了更加精细的次维度;这些维度与次维度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共同影响并制约意义的动态构建。本研究基于Langacker（2019）对认知识解的最新界定,探讨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识解操作,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作为认知识解过程的文学翻译包含哪些维度及次维度?（2）认知识解在文学翻译中是如何操作的?（3）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识解操作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以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为例,选择了该剧的五个汉译本,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研究结论如下:首先,翻译是一个认知识解过程,文学翻译涉及Langacker（2019）提出的视角、选择、突显、动态性和想象性五个认知识解维度,但在某些维度的次维度上,文学翻译的认知识解具有其特异性。其次,文学翻译中译者通过上述五个维度及次维度进行识解操作,具体表现为:视角是指人们观察事物时的时空维度与所持的立场与态度,它涉及主体与客体、台上与台下、观察格局以及参照点四个次维度。文学翻译中,译者基于自身所处时空维度和译者对原作者、原文、译文、目标语读者等的立场与态度,通过对主体-客观关系、图形-背景、视点及指称等的调整进行认知识解操作。对视角这一维度的分析,有助于降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偏见和先入之见的影响,使译者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原作者的认知识解对等。选择是指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观察和描述某一事物或场景,包括详略度和侧显-基体两个次维度。文学翻译中,译者在原作者描述或观察原文特定场景或概念选择的基础之上,进行重新选择,以实现在目标语中尽可能还原源语文本表达的信息。译者的选择具体通过详略度、隐喻、转喻三个次维度的操作实现,主要体现在词汇和句子层面。选择这一维度的操作与交互主观性密切相关,即翻译就是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在交互关系网中的协调互动过程。突显是指注意的焦点。文学翻译中,译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不同识解选择突出部分内容,从而吸引目标语读者更多的注意力。不同的概念化主体对同一事物或事件会产生不同的认知,这使得不同的译者针对同一个文本会产出不同的译本。文学翻译中对“侧显-基体”“射体-界标”的不同选择,可以体现出译者认知识解方式的差异,进而可以表明译者对作品中人物的态度。动态性主要体现为对某一事件的心理扫描方式,即说话人为了描写特定事件而采用的一种构建情景的方式。从时间维度看,心理扫描可分为渐次扫描和总括扫描两种;从空间维度看,心理扫描可分为“中心-边缘”“上-下”“左-右”“远-近”“大-小”等不同方向的扫描方式。文学翻译中,译者在原文所表现的动态性基础上,为实现信息表达的准确性与完整性,会对动态性进行操作。比较不同译本,可以管窥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不同动态性操作,从而揭示其认知识解方式的差异。想象性是指译者在对文本进行认知识解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认知想象,具体涉及引申、整合、分离和抽象能力四种基本心智能力。翻译中的引申能力包含抽象化引申和具体化引申;整合能力主要涵盖简约整合、镜像整合、单域整合和双域整合;分离是对无生命物体拟人化或者虚拟运动认知识解的语境分离与本意还原;抽象是保留概念特定方面的特征,进行图示化解读。这四种基本心智能力相互协同、共同作用,影响和制约着译者对文本的理解。第三,文学翻译中,译者通过视角、选择、突显、动态性和想象性及其次维度上的操作实现认知识解操作。翻译中的认知识解操作主要受译者所处社会文化、译者志趣、译者思维方式、目标语的语言与修辞、译文的文体类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最终目的是准确、完整地还原原文表达的信息,其结果是译者与原作者的识解对等或转换。本研究提出,翻译不只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简单的“解码-再编码”过程,而是译者“认知”的结果,译者的“认知”成为原文与译文的中介。认知识解是译者“认知”的核心要素,影响并制约着译文的质量。但是原作者与译者在认知识解层面上的“完全对等”是很难实现的,译者所追求的目标应是通过认知识解操作尽可能地达到多个认知识解维度上趋近“对等”。本研究从认知识解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研究以及基于“认知识解维度”的翻译标准,阐明了认知识解分析对于文学翻译研究和评价的意义,这对进一步推进认知翻译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彭睿玢[3]（2021）在《多元系统视角下的丁来东翻译研究》文中提出丁来东（1903-1985）是二十世纪韩国着名的中文研究者和翻译家,在近一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为韩国的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留下了极具价值的中文研究与翻译作品。其中,丁来东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作为译者进行的翻译活动时,以扎实的语言功底和严谨独特的翻译技巧,为近现代韩国的中国文学翻译谱写了新的篇章。本人以《丁来东全集》中收录的丁来东的翻译作品为资料基础,并广泛搜集二十世纪上半期中韩翻译文学发展相关史料,从现代翻译研究理论的视角出发,对丁来东在翻译活动中的多重身份、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以及对近现代中韩两国文学交流与互动的价值和意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阐释与讨论,以期向读者展现丁来东作为译者的形象、价值与贡献。本文共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包括概述,选题原因,理论阐释,文献综述、论文研究内容方法。第一章纵观丁来东的学术成就,介绍他作为研究者、创作者和译者的三种身份,通过对“译者身份”的探讨,阐释对其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章通过运用埃文·佐哈尔的文化系统理论,着重探讨了丁来东在戏剧、小说和诗歌中运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第三章着重分析丁来东先生翻译活动的价值与意义。通过丁来东严谨认真的翻译态度和翻译精神、对作品文学性的重视和倡导,分析其对二十世纪中韩文学交流与互动所做出的贡献。结语部分归纳全文,丁来东翻译活动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胡斯玥[4]（2020）在《顺应论视域下莫言作品俄译中文化障碍的克服途径》文中研究表明耶夫·维索尔伦于1999年在《语用学诠释》一书中指出了语言的顺应性,从而诞生了维索尔伦的语言“顺应性”理论,即顺应论。顺应论的提出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事实上,翻译作为交际行为中的一种,也是一个选择与顺应的过程。维索尔伦提出的顺应论的四个研究视角,即语境相关成分、顺应性的结构对象、顺应性的动态过程与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性,正好也为翻译过程中做出选择的四个角度。简言之,译者需要动态地从宏观上顺应不同的语境成分,即不同的物理世界、社交世界以及心智世界;在微观上顺应不同的语言结构客体,即语码和风格、语言构建成分、语篇结构。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对其文学作品俄译的研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对我国经典文学作品俄译本中文化障碍的克服展开研究同样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高效走出去”的翻译不仅要考虑文字本身的翻译,而且还要考虑其译文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的程度。只有大多数译入语读者接受了我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中国文化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本论文旨在以维索尔伦的顺应论为理论基础,结合莫言作品的俄译本,对我国经典文学作品俄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障碍的克服途径进行研究与分析。论文共分为绪论、正文、结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翻译中文化因子传译与顺应论理论研究的状况概览,引出本论文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阐述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的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的是维索尔伦顺应论的理论相关问题,围绕着“什么是顺应论”以及“翻译与顺应的关系”而展开,详细阐明维索尔伦顺应论的定义,以及顺应论视域下的翻译行为是什么样的。第二章为汉俄文学翻译中文化障碍的研究,主要阐述汉俄文学翻译中的文化障碍的产生原因,从语言与文化两大方面对文化障碍的产生原因展开论述。第三章为本论文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即顺应论视域下莫言作品俄译中文化障碍的克服。在这一章中阐述了顺应论视域下文化因子的传译原则与文化障碍的克服途径,并结合莫言代表作品《红高粱家族》的俄译本进行了详细的举例分析。结论部分是对本论文内容的总结,即对顺应论视域下莫言作品俄译过程中文化障碍的克服进行总结与归纳,得出结论并制定后续研究的大致方向。
王伟[5]（2020）在《《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英国作家J.K.罗琳创作的Harry Potter风靡全世界,被翻译成80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量超过5亿册,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研究依据译介学理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操纵”和“重写”理论、接受理论和副文本理论对Harry Potter在中国的译介展开全面、系统的描述性个案研究,探讨了该作品是如何被译介到中国以及在进入中国后该作品在中国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群体中的传播、接受现状,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定位和目标读者群体的接受错位问题,并从副文本与文本转换过程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通过对《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时性描述分析,本研究发现Harry Potter这部通俗文学作品能够进入中国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接受环境紧密相关。通俗文学,又称之为大众文学,一直处在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长期以来,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相悖,通俗文学往往被视为严肃文学、纯文学的对立面。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地译介外国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向中心运动,长期被压抑和禁锢的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终于得到释放。随着中国1992年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中国对外版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开始不断从国外引进通俗文学作品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国内不少出版社开始摆脱行政化束缚,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转变观念,从国外获取最新商业出版资讯,Harry Potter就这样走进了人文社的编辑眼中。2000年8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鏖战数月后赢得了《哈利·波特》中文版权。Harry Potter被引进到中国之后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成为一部非常畅销的流行读物。Harry Potter进入中文世界后,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对该作品的接受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接受特征。中国奇幻文学读者群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对《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的接受经历了“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两种文学接受过程。在Harry Potter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对于奇幻文学还是比较陌生,即使有奇幻文学作品的存在,在当时也是被当成童话被译介到中国。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奇幻文学所能接受的土壤或环境,因此也就没有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存在。而随着The Lord of the Rings和Harry Potter等系列作品陆续被国内出版社引进译介,再加上国内义务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在文化程度、知识深度、阅读广度上有很大幅度提高,国内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奇幻读者群体,他们热爱阅读和接受各种西方奇幻文学作品。同时,新世纪大众传媒尤其是由奇幻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热映,使众多读者在欣赏奇幻大片的同时,感受到了奇幻文学作品的魅力,部分读者是看完纸质作品之后去电影院欣赏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然后再对该奇幻文学作品的纸质书籍（文本）进行深度阅读;也有不少读者是观看完奇幻文学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后购买纸质书籍（文本）阅读。“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普通读者对外国奇幻文学作品的两种文学接受过程。而与普通读者对《哈利·波特》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的专业研究者对《哈利·波特》并不是特别重视,在我国主流核心学术刊物上刊载有关“哈利·波特”研究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尽管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开始向中心运动,但是严肃的学院派研究者却并不十分关注《哈利·波特》这种通俗文学作品。究其缘由,一方面,纯文学或者说精英文学才是中国专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更符合当下时代的主旋律,而外国通俗文学作品“走进来”的译介研究则很难引起他们的关注。与Harry Potter系列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相比,《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英语世界,Harry Potter系列一开始定位是儿童文学,面向儿童读者群体,但因为该作品深受青少年读者和成人读者的喜爱,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很快就灵活地改变该作品目标读者群体定位,扩大其读者群体范围。而在中文世界,赞助人（人文社）从一开始就一直把该作品定位为儿童文学,并自始至终操纵着《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从副文本视角对《哈利·波特》中译本进行分析,无论是从书籍的开本设计、封面装帧、插图、书签还是内页版式设计,人文社都是按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定位进行设计和出版发行的,儿童才是其目标读者群体。因此,人文社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定位和中国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之间产生错位,部分中国读者对人文社的儿童文学定位和译文质量不满,三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批评型读者、作为译者的读者和精英型读者。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新型读者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对人文社《哈利·波特》中译本的翻译质量展开网络文学翻译批评,或者另起炉灶自己开始翻译并在网络空间中分享译文。随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同名电影的完结,精英型读者群体开始涌现,他们从各个视角、细节、主题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批评意识。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读者的角色从单一走向多重化,在文学文本选择和文本意义建构上由“失语者”变成了“建构者”。新型读者群体展开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对人文社和译者形成了“良性监督”,加强了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互动,这些都构成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接受史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Harry Potter被译介到中文语境后,“显性”赞助人（人文社）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自始至终都对译者的翻译工作进行着操纵,同时“隐性”赞助人（儿童读者群体）也迫使译者适当调整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阅读。因此,人文社在对Harry Potter进行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因为误译、漏译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和变形。因为原文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原作者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接受语境,作家J.K.罗琳精心创作的大量文化特色词汇、人物形象、“文字游戏”和习语在经过译者的翻译转换之后,原着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在中译本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大量“文字游戏”蕴含的预期效果没有被完美地呈现出来。同样地,原着中大量巧妙构思、精心创作的习语并没有被译者进行异化处理,这使得习语中独有的文化意象和语言特色在中译本中丢失,影响和阻碍了中国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好奇心。本研究推动《哈利·波特》进入更多学术界研究者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学术研究,让更多严肃学院派研究者认识到通俗文学翻译的影响和特殊研究价值,也为该作品走向经典做出了一定努力;同时基于该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新型读者群体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以及中译本在文本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本研究亦可为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外译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和借鉴。
杨安文[6]（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李智[7]（2019）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文中指出自翻译理论产生以来,文学翻译研究就一直成为中西方学者倍感兴趣的话题。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研究视角层出不穷,从语义学、语用学到语篇分析,从文化学到社会学,不一而足。研究内容从文本分析到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探讨,从词、句、篇的微观研究到对译者伦理道德和责任考察等等。翻译美学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和一门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翻译美学不是翻译学和美学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翻译学的美学观,即美学是翻译学进行学科探索的方法论。过去三十年,翻译美学的跨越式发展与文学翻译的联姻有着极大的关系。换言之,翻译美学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研究视角,验证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审美性。文学翻译的多视角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翻译美学的发展。文学翻译审美选择主要指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审美选择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翻译的本质、影响译者审美选择的影响要素、译者所信奉的审美原则、译者所制定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语言选择上的审美倾向。本文运用描写性和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审美选择问题。研究内容分为三部分:理论探讨、实例分析和研究结论。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文学翻译与审美选择有何关系?翻译审美选择是否意味着对译语的优化?（2）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有哪些原则?这些原则必须要遵循的,还是可选的?（3）影响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的要素有哪些?译者的翻译观念对文本翻译有何影响,对译者策略的制定有何影响?译者在语言选择上是否存在某种倾向?为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追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本文选择英国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三个中译本,从词汇、句子、语篇和语体四个层面展开,以经典结构、戏剧性结构、对话体和书信体为实例分析三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环境、翻译策略、翻译观念、翻译原则以及语言选择。通过理论探究和实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选择活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涉及翻译活动的诸多要素:语言的构成、文化的影响、审美认知取向、接受方式、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等等;作者、译者、接受者、源文本、译文本之间构成一个动态的文学翻译美学生态系统。文学翻译的价值在于审美和真理的统一。本研究阐释了中国传统译学中有关审美选择的命题,如“雅”的动态性研究与译者审美性选择（语言、结构、文体）关联性;首次将文学翻译的美学问题与选择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为翻译美学体系的建构增添新内容;提出译文本的生成过程为译者的审美性选择过程,译者不仅再现原作审美品质,而且还创造译文的审美价值。文学翻译是译者审美选择的结果,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结合的终端产品。（2）文学翻译审美本质的三对命题即“言与意”“形与神”及“异与同”的内部逻辑关系。每一对命题均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各命题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言与意”和“形与神”在理论上体现为译学思想的审美取向,在实践上体现为文本构成要素和译者的审美追求。实现言意合一、形神兼备、保持“异国情调”则需要坚持“以信文本”“尚美求真”相结合的审美标准。（3）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受到外部和内部两重因素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常遵循三个宏观审美原则（形式与内容统一、整体与局部统一、文内语境与文外语境统一）和四个微观审美操作原则（得体、准确、经济和形象原则,也称4Y原则）。外部环境包括指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语境即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读者等因素,内部环境包括译者的翻译观念、审美倾向等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总体策略和局部策略。（4）实例分析发现,所选译本译者持有明确的翻译观念。译者在词项选择和句型结构配置方面有共同的倾向:在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对关键词汇和短语的表达尽量优化,以确保译文审美品质的最大化。为了尽量传达原文语义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译者对原文句型结构多采用切分与重新配置的策略。译者在译文中大量使用四字组合,力图将原作的审美要素再现于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不同的“刺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译者在保留原文“洋味”的同时,在语言选择上有范化（规范化）倾向。
李言实[8]（2019）在《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文中指出塞缪尔·贝克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以其“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而获得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贝克特在人物形象、语言使用、戏剧结构、叙事风格等方面实现了独特的创新,颠覆了西方戏剧传统,推动了西方戏剧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成为世界戏剧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以“贝克特戏剧在中国”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的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结合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文本细读等方法,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状况以及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影响进行总体梳理和系统分析。这些章节构成一个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贝克特在中国的接受首先从译介开始,通过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历时考察和研究,发现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经历了从拒斥到谨慎接受再到全面接受的过程;翻译是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出某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的内在需求,本文以《等待戈多》为个案分析,阐明“以文本为导向的翻译”和“以舞台为导向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接受者和阐释者的的主体作用,并分析翻译过程所展现的两种文学的认同与拒斥、理解与误读。唯有在译介的基础上,中国的研究者才能开展对贝克特的研究,因此对贝克特戏剧的研究是接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历时、共时两个角度对中国的贝克特戏剧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详细分析,全面回顾、总结、反思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体现了处于某一社会思潮中研究者对异质文化的个体判断。戏剧的最终完成是在舞台上,因此演出成为戏剧接受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表现了导演对原剧作的理解和对所处时代的思考。通过大量一手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本文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进行分析,旨在研究贝克特戏剧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不同的导演手法和不同的受众所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和表现形式。接受和影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贝克特戏剧对中国的影响,最终会在中国本土剧作家或导演的作品中得以体现。通过剧作家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本文发现,在荒诞观的形成、等待主题、语言消解等方面,贝克特戏剧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接受主体发挥主体作用,使得接受和影响产生变异,变异后的内容融入中国戏剧创作中,使得中国本土创作呈现出与原来不同的风貌,可以与世界戏剧进行对话。最后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进行总结,认为贝克特在中国经历了从政治性批判到批判性接受再到全面接受的过程,贝克特最终以其独特的戏剧观念和创作手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戏剧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戏剧创作提供了艺术与美学意义上的助力和借鉴,不断推进中国当代戏剧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汇入世界戏剧发展的洪流。
杨柳[9]（2019）在《网络幻想小说英译塑造的中国形象研究 ——以仙侠小说为例》文中提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英语读者自主选择译介中国网络幻想小说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粉丝翻译文本塑造的中国形象更易于被读者接受。本文以描写译学为出发点考察网络仙侠小说英译文本塑造的中国形象及影响,采取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结合形象学的“异国形象”观点对数据发现进行阐释。英译小说以翻译文学的身份进入英语世界,构建出英语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其中既包含原作者的自塑,也包含译者的他塑。相应地,研究主干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1)作者、译者合力塑造的中国形象;2)中国形象的他塑元素;3)译者/读者转变为作者之后塑造的中国形象。本研究选取了7部英译“经典”仙侠/玄幻作品和2部英语原创仙侠小说作为考察对象,参照语料包括2部英译古龙作品和4部经典英语奇幻小说,一共13部小说,7004473单词。文本塑造的形象分为语言形象、人物形象和事物形象。具体而言,语言形象分为词汇丰富度和文本信息量。人物形象分为主要人物设置和主要人物动作。事物形象包括具体与抽象事物,通过名词词表和专有名词进行分析。文本处理工具包括:文本检索工具AntConc3.4（跨库检索部分使用WordSmith4.0）,词性标注工具CLAWS7,中文分词软件Yacsi0.96和词图制作工具WORDSIFT。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关于语言形象。英译仙侠小说的语言具有翻译共性的简化倾向;同时,整体语言水平较高,忠于原文,表达较为准确、丰富。其传递的信息量低于汉语原文,而大于英语原创。相应地,阅读难度也高于英语原创奇幻小说。译者“厚译”是形成较高词汇密度的原因之一。第二,关于人物形象。英译网络仙侠小说主人公形象设置方面类型化特征明显:以青少年男性角色为主,开篇登场、全程在线。人物特质突出:开朗乐观、百折不饶、不断成长,追求成为强者。动词参数显示,主人公动作描述最多,话语、心理描述较少。女性角色频次偏低。一方面,这种类型化的单一人物设置模式在文学性方面有所欠缺,性别主义遭到诟病。另一方面,人物积极进取的形象充满感染力。此外,电子游戏式的功能向（function-oriented）特点对某些读者特别具有吸引力。第三,关于事物形象。词表揭示出“sword”（剑）是唯一在词频上显示出显着性的词,是仙侠小说的标志性物象。这与文学史上的剑仙小说一脉相承。道教以及佛教等相关术语的使用更多是发挥了某种道具的作用或帮助构建背景,作品并未真正触及道家及佛教思想。专有名称大致可分为地点、宗派、神仙魔怪的名字、器物法宝和一些宗教术语,文中归纳了频次最高的颜色和地点等具体名词。此外,对于中国形象的他塑元素及其所受影响有以下发现:第一,译者具有译者和“粉丝”的双重身份。翻译以“厚译”为主,包含大量文化注释。并且译者不满足于文本翻译,他们建立网站、发布视频、甚至转化为仙侠小说创作者,成为传播中国网络小说、构建中国文学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二,他塑元素既包括译者,也包括读者。网络媒介使译者与读者的交流更加便捷,影响彼此对文化形象的认知,深度参与到翻译复合形象的塑造。第三,从英语创作的仙侠小说看,一方面留有中国文化刻板印象的痕迹;同时也可看到作者积极融入中国元素、传递中国文化的努力。总的说来,中国网络文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英语译者和作品的相遇更像是一种必然。仙侠小说披着道家文化的外衣,蕴含着突破自我、成为强者的精神内核,对中外读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今天,译者们对中国形象既非“乌托邦”式的美化到底,也非“假想敌”式的一味抹黑,而是在娱乐中产生了共情。从源语到译入语、再到英语原创文本,网络仙侠小说英译塑造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场文化的旅行,成为了一幅富于中国情调的文化拼贴画。
闫怡恂[10]（2019）在《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译者主体性研究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到今天,涉及诸多研究视角及重点,研究成果较为显着。由于译者主体性源自哲学的主体性内涵,早期译者主体性研究主要在哲学层面上展开,后来也涉及具体翻译策略研究。不论是哲学层面的概念探讨,还是实践层面的技巧探究,都强调译者的主体地位、主体角色（许钧,2003;查明建、田雨,2003）,强调译者角色从隐身到现身的转换。这些研究大多属于一种置身事外的冷静观察,因此更注重译者主体的静态特征研究。近年来,也有学者关注翻译过程实质,认为翻译具有创造性（余光中,2014;郭建中,2014）,肯定翻译创造性这一内涵特质。创造性叛逆从最初引入译学研究引起极大关注,其中不乏各种误读,尤其表现在将“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描述误认为翻译策略等（谢天振,2012）。以上这些概念盘根错节,界限不清,经常混用。在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本研究提出译者主体创造性这一概念,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同时,重点聚焦译者主体的创造性内涵与特征研究,注重译者主体的动态行为与译者实际深入译文创作的个体文化认知体验,为译学研究增添新的理论研究内容与概念补充。译者主体创造性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其文化认知的持续参与,因此译者主体创造性是在一个动态的、与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多方因素互动中实现的。这一概念提法肯定了译者从“仆人”到“主人”,从“隐身”到“现身”的主体性研究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创造性是译者主体的核心特征与重要表现。本研究尝试以认知语言学,文化阐释学、文化翻译及认知翻译研究等作为理论基础,系统建构文化认知这一研究视角。本研究立足该视角,分析、论证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动态实现过程。具体研究问题如下:1.译者主体创造性指的是什么?有何特征?2.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译者主体创造性为何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来研究?3.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实现的?本研究通过综述、梳理、评析译者主体性、翻译创造性、创造性叛逆等相关文献研究,提出译者主体创造性这一概念提法,并在认知语言学、文化阐释学、文化翻译及认知翻译等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文化认知视角。本研究以葛浩文代表性作品为例,即两版《呼兰河传》（1979版,2002版）、《马伯乐》（完整版）、《丰乳肥臀》、《青衣》（与林丽君合译）等5个代表译作为主要研究语料,通过访谈数据整理、文本对比分析等描述性翻译研究,追溯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实现。本研究是以译作分析为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本研究主要观点如下:1.译者主体创造性是译者主体性研究的一个层面,侧重译者主体的创造性研究,强调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动态研究、过程研究。译者主体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的文本呈现形式是译者文化认知持续参与加工的结果。译者主体创造性不是对译者主体性的否定,而是对译者主体性研究内容的延伸与延展,它更加强调译者主体性中创造性在翻译活动中的核心作用。译者主体性研究层面是相对静态的,是哲学层面的释义与阐释,是对译者地位的肯定,这是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基础。译者主体创造性则是动态研究,强调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能动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即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动态实现过程。译者主体创造性是对译者主体地位的进一步探寻与追问。2.译者主体创造性的提出是有理论依据的。翻译是基于人类经验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本研究基于认知语言学、文化阐释学、文化翻译及认知翻译研究成果,梳理构建文化认知视阈。文化认知视阈下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认知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实现是译者文化认知参与加工的结果。本研究基于认知翻译观（王寅,2007）,并在文化认知视阈的关照下提出了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四个分析维度,即翻译的文化体验性、翻译的创造性认知、翻译的多重互动性以及翻译的文化语篇性,以此重点分析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动态实现过程与运作机制。3.本研究以葛浩文5个译本及多个译本的副文本（译者序言、前言等）为研究语料,根据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四个分析维度,对应提出译者主体体验过程、译者创造性认知过程、翻译多重互动过程、翻译语篇循环过程等四个过程,逐一验证译者主体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的动态实现过程。研究表明,首先,译者主体创造性是译者主体文化体验的结果,是译者对原文阅读以及读者世界兼顾的文化认知体验的必然发生。这个译者主体体验过程,既是语言认知体验,也是文化认知体验;其次,译者主体创造性强调译者创造性这一行为,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为创造性认知行为。译者主体创造性并不等于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创造性是译者主体的主动行为,特别是译者主体的创造性行为,表现为一种主观的内部力量;创造性叛逆是文学文本或翻译文本的必然发生,是一种客观的外部表现。第三,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实现依赖于译者与作者,译者本体,读者世界,编辑及出版社等多重互动关系,这种多重互动关系是多维的空间互动形式,他们之间互动方式与结果促成了译者主体创造性在文学译本中的表现形式;最后,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实现是在语篇循环过程中完成的,这一过程既包括语篇内循环过程,也包含语篇外循环过程。本研究创新点在于开拓性地提出了译者主体创造性的概念,把译者主体性研究进行了延伸与延展,从而把主体性研究引入了一个动态的、过程性的翻译研究领域与空间。本研究对认知语言学、文化阐释学、文化翻译及认知翻译研究成果系统梳理,构建了文化认知视阈,阐述了文化认知视阈作为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理论依据,同时指出文化认知是译者主体创造性形成的根源所在,译者的文化认知决定了译者主体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与实现过程,译者文化认知是译者主体创造性的操作基础,也是操作工具。因此研究意义的创新具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的创新。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丰富了译者主体性研究,使得译者主体性研究更为动态、立体、全面。文化认知视阈的构建进一步明确了译者主体创造性提出的理据,以及这一视角的系统性论述,从而对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提供了研究视角。二是实践层面的创新。葛浩文译作研究较好呈现了译者主体创造性,对译文实践研究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译者主体性研究正处于发展时期,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虽然为该领域尝试提供了新鲜理论血液或内容补充,但仍待完善及充分论证,理论创建方面还有待于完善;本研究的主要语料来源是葛浩文代表性译作,本研究无法穷尽所有其译本作为语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拓展。总之,本研究希望通过译者主体创造性这一提法,以译作导向进行翻译研究,追溯译者主体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的实现过程。在文化认知视阈下,提出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四个分析维度,并以此一一对应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四个动态实现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译者主体性研究及相关翻译理论研究。
二、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角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角色（论文提纲范文）
（1）译介学视角下金庸小说武侠文化英译研究 ——以《射雕英雄传》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源起与选题依据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武侠文化的界定及其表现形式 |
| 2.1.1 武侠文化的界定 |
| 2.1.2 武侠文化在金庸小说中的表现形式 |
| 2.2 金庸武侠小说英译现状研究 |
| 2.2.1 国内外对金庸小说英译的理论探讨 |
| 2.2.2 《射雕英雄传》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现状 |
| 3 译介学理论依据 |
| 3.1 译介学诞生的历史背景 |
| 3.2 译介学的理论基础 |
| 3.3 译介学的实践层面 |
| 4 《射雕英雄传》武侠文化翻译分析和探讨 |
| 4.1 武功招式英译 |
| 4.2 人名与教派名称英译 |
| 4.3 侠文化语篇英译 |
| 4.4 传统文化负载语篇英译 |
| 5 结论 |
| 6 参考文献 |
| 7 致谢 |
（2）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识解操作 ——以《麦克白》的五个汉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和语料来源 |
| 1.3 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认知翻译学研究 |
| 2.2.1 认知翻译学的理论研究 |
| 2.2.2 认知翻译学的实证研究 |
| 2.3 认知识解与文学翻译研究 |
| 2.3.1 文学翻译中的识解 |
| 2.3.2 文学翻译中的主观性 |
| 2.4 《麦克白》汉译研究 |
| 2.5 小结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引言 |
| 3.2 认知翻译学 |
| 3.3 认知识解及其维度 |
| 3.4 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识解对等 |
| 3.5 小结 |
| 第4章 视角与翻译 |
| 4.1 引言 |
| 4.2 视角的界定 |
| 4.2.1 认知识解理论中的视角 |
| 4.2.2 视点与焦点 |
| 4.3 翻译中的视角操作 |
| 4.3.1 主-客体关系操作 |
| 4.3.2 视点操作 |
| 4.3.3 参照点操作 |
| 4.4 翻译中视角操作的影响因素 |
| 4.4.1 文化因素 |
| 4.4.2 文体因素 |
| 4.4.3 译者志趣因素 |
| 4.5 小结 |
| 第5章 选择与翻译 |
| 5.1 引言 |
| 5.2 选择的界定 |
| 5.2.1 详略度 |
| 5.2.2 隐喻和转喻 |
| 5.3 翻译中的选择操作 |
| 5.3.1 详略度操作 |
| 5.3.2 隐喻与转喻操作 |
| 5.4 翻译中选择操作的影响因素 |
| 5.4.1 社会因素 |
| 5.4.2 译者志趣因素 |
| 5.5 小结 |
| 第6章 突显与翻译 |
| 6.1 引言 |
| 6.2 突显的界定 |
| 6.2.1 侧显与基体 |
| 6.2.2 射体-界标关系 |
| 6.3 翻译中的突显操作 |
| 6.3.1 侧显操作 |
| 6.3.2 射体-界标关系操作 |
| 6.4 翻译中突显操作的影响因素 |
| 6.4.1 文体因素 |
| 6.4.2 译者志趣因素 |
| 6.4.3 思维方式因素 |
| 6.5 小结 |
| 第7章 动态性与翻译 |
| 7.1 引言 |
| 7.2 动态性的界定 |
| 7.2.1 时间维度心理扫描 |
| 7.2.2 空间维度心理扫描 |
| 7.3 翻译中的动态性操作 |
| 7.3.1 时间维度的心理扫描操作 |
| 7.3.2 空间维度的心理扫描操作 |
| 7.4 翻译中动态性操作的影响因素 |
| 7.4.1 文化因素 |
| 7.4.2 译者志趣因素 |
| 7.5 小结 |
| 第8章 想象性与翻译 |
| 8.1 引言 |
| 8.2 想象性的界定 |
| 8.3 翻译中的想象性操作 |
| 8.3.1 引申操作(抽象化,具体化) |
| 8.3.2 整合操作 |
| 8.3.3 分离操作 |
| 8.3.4 抽象操作 |
| 8.4 翻译中想象性操作的影响因素 |
| 8.4.1 语言因素 |
| 8.4.2 文化因素 |
| 8.4.3 修辞因素 |
| 8.4.4 译者志趣因素 |
| 8.5 小结 |
| 第9章 结论 |
| 9.1 研究发现与启示 |
| 9.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多元系统视角下的丁来东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多元系统论概述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丁来东的多重身份及其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作为译者的丁来东 |
| 第二节 作为研究者与创作者的丁来东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
| 第二章 文学多元系统视角下的丁来东翻译策略 |
| 第一节 文学多元系统中的翻译文学 |
| 第二节 二级模式影响下的归化翻译策略:以丁来东的戏剧翻译为例 |
| 第三节 一级文学模式影响下的异化翻译策略:以诗歌与小说翻译为例 |
| 第三章 丁来东翻译活动的意义与价值 |
| 第一节 严谨翻译态度与翻译精神的影响 |
| 第二节 强调文学性价值为新文学发展开拓净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顺应论视域下莫言作品俄译中文化障碍的克服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维索尔伦顺应论的相关理论问题 |
| 1.1 维索尔伦的顺应论 |
| 1.1.1 语言的选择 |
| 1.1.2 语言的变异性、协商性与顺应性 |
| 1.1.3 顺应论的四个视角 |
| 1.2 顺应论与翻译 |
| 1.2.1 翻译中的“选择” |
| 1.2.2 顺应与翻译 |
| 1.2.3 顺应论视域下的翻译模式 |
| 1.2.4 两点补充与说明 |
| 1.3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汉俄文学翻译中的文化障碍 |
| 2.1 翻译中的文化障碍 |
| 2.1.1 翻译中文化障碍的产生 |
| 2.1.2 翻译中文化障碍的克服 |
| 2.2 汉俄文学翻译中文化障碍的成因 |
| 2.2.1 俄语、汉语在语言层面的差异 |
| 2.2.2 俄语、汉语在文化层面的差异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顺应论视域下莫言作品俄译中文化障碍的克服 |
| 3.1 文化因子的传译原则与文化障碍的克服 |
| 3.1.1 文化因子的传译原则 |
| 3.1.2 克服途径的选择 |
| 3.2 顺应论视域下莫言作品俄译中文化障碍的克服途径 |
| 3.2.1 莫言作品中存在的文化障碍 |
| 3.2.2 莫言作品俄译本中文化障碍的克服途径 |
| 3.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5）《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Harry Potter及其作者J.K.罗琳简介 |
| 二、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Harry Potter在中国的翻译史 |
| 一、Harry Potter在中国的出版概况 |
| 二、《哈利·波特》中译史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哈利·波特》在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中的接受 |
| 一、接受土壤的形成和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勃兴 |
| 二、《哈利·波特》中译本评介史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赞助人对译本的操纵和目标读者接受错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 |
| 一、赞助人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操纵 |
| 二、Harry Potter和《哈利·波特》中译本的读者群定位 |
| 三、新型读者群体出现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从副文本视角与文本转换过程看《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偏差 |
| 一、副文本视角下的《哈利·波特》:儿童文学定位导向引发部分读者不满 |
| 二、误译、漏译导致《哈利·波特》中人物形象的扭曲和变形 |
| 三、“文字游戏”在转换过程中出现偏差:预期效果缺失,影响读者理解 |
| 四、《哈利·波特》中的习语翻译:适度异化才可保留异域文化意象 |
| 五、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6）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学翻译的界定 |
| 2.2 审美选择的界定 |
| 2.3 文学翻译研究现状 |
| 2.4 20世纪中国译学界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1 “雅”的内涵:审美选择 |
| 2.4.2 “字神”“句神”:林语堂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3 保持“异国情调”:鲁迅“异化”审美选择观 |
| 2.4.4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傅雷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5 整体效果:焦菊隐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6 优化:许渊冲的审美选择观 |
| 2.5 小结 |
| 第3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影响要素论 |
| 3.1 外部要素 |
| 3.1.1 文化语境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1.2 读者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2 内部因素 |
| 3.2.1 译者翻译观念的影响 |
| 3.2.2 译者的审美倾向 |
| 3.3 小结 |
| 第4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论 |
| 4.1 言与意 |
| 4.1.1 “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 |
| 4.1.2 现代译学中的言意并重观 |
| 4.2 形与神 |
| 4.2.1 茅盾的“形神观” |
| 4.2.2 陈西滢与曾虚白的“形神”论 |
| 4.2.3 江枫“以形致神”的译诗观 |
| 4.2.4 互联互动:“形”与“神”的辩证关系 |
| 4.3 异与同 |
| 4.3.1 文化层面上的“异”与“同” |
| 4.3.2 翻译领域中的“异”与“同” |
| 4.4 小结 |
| 第5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论 |
| 5.1 传统翻译审美原则 |
| 5.1.1 忠实与通顺原则 |
| 5.1.2 以“自然”为取向的翻译原则 |
| 5.2 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5.2.1 内容与形式统一 |
| 5.2.2 整体与部分统一 |
| 5.2.3 文本内语境与文本外语境相统一 |
| 5.3 小结 |
| 第6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方法论 |
| 6.1 翻译策略述 |
| 6.1.1 翻译策略描述 |
| 6.1.2 翻译策略特征 |
| 6.1.3 翻译策略分类 |
| 6.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策略 |
| 6.2.1 词汇层的翻译策略 |
| 6.2.2 句法层的翻译策略 |
| 6.2.3 语篇层的翻译策略 |
| 6.2.4 语体层的翻译策略 |
| 6.3 小结 |
| 第7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实例分析—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 |
| 7.1 译作审美选择环境 |
| 7.1.1 王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1.2 张、孙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 |
| 7.2.1 原作的艺术品质 |
| 7.2.2 译作的艺术品质 |
| 7.3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7.3.1 得体原则(Appropriacy) |
| 7.3.2 精确原则(Accuracy) |
| 7.3.3 经济原则(Economy) |
| 7.3.4 形象原则(Imagery) |
| 7.4 翻译审美选择方法—《傲慢与偏见》译例分析 |
| 7.4.1 精“译”求精,自然得体—词层的审美选择 |
| 7.4.2 以“变”求“信”,以“变”求美—句层的审美选择 |
| 7.4.3 整体观照,局部参照—语篇层的审美选择 |
| 7.4.4 用语得体,神形毕肖—语体层的审美选择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8.2 本研究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启示 |
| 8.3 本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
| 8.4 本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鸣谢 |
（8）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价值和意义 |
| 四、研究内容及重点难点 |
| 五、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作为剧作家的贝克特 |
| 第一节 贝克特:从小说家到剧作家 |
| 一、从小说到戏剧 |
| 二、贝克特的戏剧创作 |
| 第二节 贝克特的继承与创新 |
| 一、贝克特对传统的继承 |
| 二、贝克特对西方戏剧的创新 |
| 三、贝克特对西方戏剧的影响 |
| 第二章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译介 |
| 第一节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译介历程 |
| 一、1962—1999:初始期 |
| 二、2000—2015:发展期 |
| 三、2016年之后:鼎盛期 |
| 第二节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翻译研究——以《等待戈多》为个案 |
| 一、关于戏剧翻译的若干理论问题 |
| 二、学者型翻译:异化翻译策略 |
| 三、导演型翻译:归化翻译策略 |
| 四、贝克特其他戏剧的翻译 |
| 第三章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研究 |
| 第一节 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历时研究 |
| 一、文革之前:政治挂帅,思想批判 |
| 二、1978—1999:改革开放,二元接受 |
| 三、2000—2019:纷繁时代,研究多元 |
| 第二节 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共时研究 |
| 一、贝克特研究分析 |
| 二、贝克特戏剧研究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贝克特戏剧研究反思 |
| 一、研究范围有待拓展 |
| 二、研究视角与方法有待丰富 |
| 第四章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演出 |
| 第一节 《等待戈多》在中国的演出 |
| 一、狂躁的颠覆和反抗:孟京辉《等待戈多》 |
| 二、主题的拼贴转化:林兆华《三姐妹·等待戈多》 |
| 三、被同性别化和物化的女性身体:任鸣《等待戈多》 |
| 四、身体政治的隐喻抗争:罗巍《等待·戈多》 |
| 五、跨文化戏曲实验:吴兴国《等待果陀》 |
| 六、小结 |
| 第二节 贝克特其它戏剧在中国的演出 |
| 一、真实的荒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终局》 |
| 二、具象化的身体:中央戏剧学院贝克特短剧 |
| 三、荒漠上的中国色彩:国家话剧院《美好的日子》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国外剧团在中国演出的贝克特戏剧 |
| 一、喜剧效果:爱尔兰盖特剧团《等待戈多》 |
| 二、悲剧意蕴:法国利摩日剧团《等待戈多》 |
| 三、视觉戏剧:美国威尔逊《克拉普最后的碟带》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影响 |
| 第一节 贝克特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影响 |
| 一、贝克特与中国当代戏剧“荒诞观”的形成 |
| 二、贝克特与中国当代戏剧的“等待主题” |
| 三、贝克特与中国当代戏剧的语言 |
| 第二节 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变异学思考 |
| 一、聚焦单一《等待戈多》 |
| 二、戏剧创新,误读荒诞 |
| 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
| 四、接纳变异,走向世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贝克特生平创作年表 |
| 附录B: 贝克特戏剧中国演出年表 |
| 附录C: 贝克特戏剧作品中译资料年表 |
| 附录D: 贝克特戏剧相关采访录 |
| (一) 田本相教授访谈 |
| (二) 吴兴国采访录 |
| (三) 张献访谈 |
| (四) 冯远征访谈 |
| (五) 喻荣军访谈 |
| (六) 萨拉·简·斯凯弗导演访谈 |
| (七) 朱迪·海格特·拉维特谈如何理解贝克特 |
| (八) 罗伯特·威尔逊谈制作《克拉普最后的碟带》 |
| 附录E: 国外学习总结报告 |
| (一) 2016“贝克特的残余”会议及“贝克特暑期学校”学习报告 |
| (二)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访学总结报告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网络幻想小说英译塑造的中国形象研究 ——以仙侠小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源起 |
| 1.1.1 网络仙侠小说 |
| 1.1.2 网络仙侠小说与中国形象 |
| 1.2 理论框架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意义 |
| 1.6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阐述 |
| 2.1 网络仙侠小说 |
| 2.1.1 网络仙侠小说与传统仙侠小说 |
| 2.1.2 网络仙侠小说与经典武侠小说 |
| 2.1.3 网络仙侠小说与网络玄幻小说 |
| 2.1.4 网络仙侠小说与西方幻想小说 |
| 2.2 粉丝翻译 |
| 2.3 中国形象研究 |
| 2.3.1 文学研究中的“中国形象” |
| 2.3.2 形象学中的“中国形象” |
| 2.3.3 翻译研究中的“中国形象”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献综述 |
| 3.1 网络仙侠小说研究现状 |
| 3.1.1 国内研究概况 |
| 3.1.2 国外研究概况 |
| 3.2 中国形象研究现状 |
| 3.2.1 国内研究概况 |
| 3.2.2 “中国形象”国外研究概况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自塑与他塑的合力——英译本塑造的仙侠形象 |
| 4.1 研究方案 |
| 4.1.1 小说样本选择——七部英译仙侠小说 |
| 4.1.2 研究方法——基于语料库的形象研究 |
| 4.1.3 检索参数 |
| 4.1.4 使用工具 |
| 4.2 语言形象——基本信息比较 |
| 4.2.1 词汇丰富度 |
| 4.2.2 译文难度——词汇密度 |
| 4.3 人物形象 |
| 4.3.1 主要人物设置 |
| 4.3.2 主要人物动作 |
| 4.3.3 案例分析——Stellar Transformation的主要人物刻画 |
| 4.3.4 英译仙侠小说人物形象小结 |
| 4.4 事物形象 |
| 4.4.1 名词词表分析 |
| 4.4.2 专有名词词表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力中的他塑元素——译者与读者 |
| 5.1 文本内——形象的迁移 |
| 5.1.1 语言形象 |
| 5.1.2 文化形象——文化专有项 |
| 5.2 文本外——译者的现身 |
| 5.2.1 厚译——与读者的对话 |
| 5.2.2 翻译之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自塑影响之下的他塑——英文创作的仙侠形象 |
| 6.1 Legends of Ogre Gate——从译者到作者的创作 |
| 6.1.1 人物形象 |
| 6.1.2 事物形象 |
| 6.1.3 其他 |
| 6.2 Blue Phoenix——从读者到作者的创作 |
| 6.2.1 人物形象 |
| 6.2.2 事物形象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本研究的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必要性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问题与方法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语料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构架与概要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译者主体性研究 |
| 2.1.1 译者主体性研究可视化分析 |
| 2.1.2 译者主体性研究述评 |
| 2.2 翻译创造性研究 |
| 2.2.1 翻译创造性研究可视化分析 |
| 2.2.2 翻译创造性研究述评 |
| 2.3 创造性叛逆研究 |
| 2.3.1 创造性叛逆可视化分析 |
| 2.3.2 创造性叛逆研究述评 |
| 2.3.3 创造性叛逆研究误区与批判 |
| 2.4 问题的提出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认知语言学主要内容 |
| 3.1.1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阐释 |
| 3.1.2 认知语言学与认知语义学的辩证关系 |
| 3.1.3 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的互补关系 |
| 3.1.4 王寅对认知语言学的具体阐释 |
| 3.2 格尔茨的文化阐释学 |
| 3.2.1 文化的阐释性特征 |
| 3.2.2 文化人类学：文化阐释的深描说 |
| 3.3 文化翻译研究 |
| 3.3.1 文化翻译概念追溯 |
| 3.3.2 文化翻译中的重要术语 |
| 3.4 认知翻译研究 |
| 3.4.1 传统语义学以及解释派哲学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
| 3.4.2 体验哲学对认知翻译研究的启示 |
| 3.4.3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 |
| 3.5 文化认知视阈构建的可行性 |
| 第四章 译者主体创造性 |
| 4.1 译者主体创造性中几对概念对比分析 |
| 4.1.1 译者主体性与译者主体创造性 |
| 4.1.2 翻译创造性与译者主体创造性 |
| 4.1.3 创造性叛逆与译者主体创造性 |
| 4.2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定义与内涵 |
| 4.2.1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定义 |
| 4.2.2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内涵特征 |
| 4.2.3 译者主体创造性与“忠实”标准的关系 |
| 4.3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表现形式 |
| 4.3.1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绝对性 |
| 4.3.2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相对性 |
| 4.4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度” |
| 4.4.1 译者主体创造性受限的原因 |
| 4.4.2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度”的阐释与创造性叛逆的“度”的误读 |
| 第五章 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理据—文化认知视阈 |
| 5.1 文化认知的提出 |
| 5.2 文化与认知的辩证关系 |
| 5.2.1 认知的文化属性 |
| 5.2.2 文化的认知属性 |
| 5.3 文化认知的层级形式 |
| 5.4 文化认知研究的学科属性 |
| 5.5 文化认知研究的视角分析 |
| 5.5.1 微观视角：文化人类学 |
| 5.5.2 宏观视角：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 |
| 5.6 文化认知视阈对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启示 |
| 5.6.1 文化认知的工作定义 |
| 5.6.2 文化认知视阈下的翻译观 |
| 5.6.3 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的四个分析维度 |
| 第六章 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动态实现过程 |
| 6.1 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体验过程 |
| 6.1.1 译者主体创造性在阅读体验过程中的实现 |
| 6.1.2 译者主体创造性在翻译创作体验过程的实现 |
| 6.1.3 基于译者与作者共同构建的译者主体创造性 |
| 6.1.4 文化体验性：译者主体创造性实现的前提 |
| 6.2 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的创造性认知过程 |
| 6.2.1 译者选择：译者主体创造性的表层凸显 |
| 6.2.2 译者翻译观：译者主体创造性实现的必然 |
| 6.2.3 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度”与译文的和谐性 |
| 6.3 文化认知视阈下翻译的多重互动过程 |
| 6.3.1 译者-作者互动 |
| 6.3.2 译者-编辑-出版互动 |
| 6.3.3 译者-读者互动：从“译者创造”到“读者接受” |
| 6.3.4 译者本体互动：从“译者隐身”到“译者复活” |
| 6.4 文化认知视阈下翻译的语篇循环过程 |
| 6.4.1 语篇内循环过程：译者主体创造性的显性实现 |
| 6.4.2 语篇外循环过程：译者主体创造性的隐性实现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本研究主要观点 |
| 7.2 译者主体创造性—最后的思考 |
| 7.3 本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角色（论文参考文献）
- [1]译介学视角下金庸小说武侠文化英译研究 ——以《射雕英雄传》为例[D]. 毛昆鹏. 成都体育学院, 2021(09)
- [2]文学翻译中的认知识解操作 ——以《麦克白》的五个汉译本为例[D]. 董典. 西南大学, 2021(01)
- [3]多元系统视角下的丁来东翻译研究[D]. 彭睿玢.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0)
- [4]顺应论视域下莫言作品俄译中文化障碍的克服途径[D]. 胡斯玥. 武汉大学, 2020(03)
- [5]《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D]. 王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6]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7]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D]. 李智. 西南大学, 2019(05)
- [8]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D]. 李言实.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9]网络幻想小说英译塑造的中国形象研究 ——以仙侠小说为例[D]. 杨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10]文化认知视阈下译者主体创造性研究[D]. 闫怡恂.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