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晚清赫德与中国的国职

一、略论赫德与晚清中国国家邮政（论文文献综述）

张译戈^[1]（2021）在《清末民初的民信局》文中研究指明

李岩^[2]（2020）在《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研究》文中提出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国关税法的重要渊源。片面协定税则和外籍税务司制度皆源自于不平等条约。两次鸦片战争终结了大清帝国的闭关政策,总理衙门的设立使条约制度成为中国政体的特殊部分,中国的主权在这里不是被消灭,而是被列强的主权所掩盖或取代。在近代条约体制中,中国海关不能自主,海关行政管理权旁落、税款保管权被劫夺,关税税则的制订权受限,关税自主不能实现。而英国、美国和日本在中国海关权力争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你争我夺,彼此倾轧、相互妥协,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轮流坐庄,谁控制了中国海关,谁就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相应地,关税自主则是中国近代各时期政府一直努力实现之目标。海关是中外关系的矛盾的焦点,在中国近代条约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从国际关系演变对关税法影响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更能全面地把握和理解其中所承载的内涵和历史意义。研究中国近代海关,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他是清末新关的实际建立者,他担任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之久。赫德通过其直属上司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操纵控制中国内政外交,把外籍总税务司领导的海关打造成清政府所倚重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把中国海关变成了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和英国控制下的平衡各“有约国”利益的“国际官厅”。清末虽然采取了一些新政,以削弱总税务司对海关的行政控制权,但尚未产生实际效果,满清王朝就已覆亡,而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则为之后的政府所承认,外籍税务司制度没有变,中国海关依然被操控在列强手中。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继承了清政府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依然受不平等条约体制束缚和荼毒。海关在英籍总税务司安哥联的把持下,趁革命之乱,夺取了关税税款的保管权和支配权,通过经理外债赔款和内债,操控着中国的财政大权,税务处形同虚设,海关监督权力进一步萎缩。总税务司安哥联只听命于英国政府和外国公使团,俨然中国政府的“太上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协约国给予中国大国地位、延迟5年支付庚子赔款及修订海关税则之诱使,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并借机废除与德奥的不平等条约,停付该两国债赔款,开始尝试以外交手段积极争取国权。战后,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外交家,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提出中国关税自主的主张,结果不尽如人意。但随着国际情势变迁,各国与中国贸易情况的消长,英、美、日之间对中国税则修订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中国通过与列强集体谈判无法取得实际效果,逐渐改变为各个击破策略,通过开创个例,突破条约体制之限制。利用战胜国身份与战败国德国重新订立协约,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为消除片面协定关税税则打开了的缺口。废除中比条约,开创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先例,显示了中国关税自主之决心,冲击了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南北政府相继宣布开征二五附税及随之发生的罢免总税务司安哥联事件,实乃中国通过外交无法获取真正关税自主后而采取的内政自主之行为。中国开始努力冲破协定关税之束缚,使之成为关税自主之坚决行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维护其本身的统治利益,积极开展了争取关税自主的外交活动,先后与十几个国家签订了关税新约,废除了自1843年以来受不平等条约束缚的片面协定税则,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得到列强条约承认。同时,财政部下设关务署管理海关,进行了关制改革,外籍税务司受其辖制,实行华洋员平等原则,注重培养提拔本国税务人才。设立了国定税则委员会并在1929-1934年四次自主颁布实施了国定税则,突破了被约束长达80余年的“值百抽五”的协定税率,中国和外国的关税水准差距有所缩小,中国的财政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裁撤了实施长达70余年的厘金、子口税等内地税,促进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些成就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关税主权已经完全收回。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为英、美、日等列强所承认,是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相妥协的结果。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也不能够彻底地完全地实现关税自主。尽管其制定并施行了所谓国定税则,却并未能真正摆脱帝国主义列强所施加的影响,表面上帝国主义者放弃控制中国关税的特权,但实际上中国关税税则的制订、税率的变动仍受英、美、日等国约束,以致于无力制止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不能为民族工业提供充分保护。外籍税务司制度被保留下来,领事裁判权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也未完全被废除。“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失守;“七七”事变后,华北失守。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一面向日本妥协屈从,一面争取国际援助,企图借助英美的力量来阻止日本,而英美则妄想日本牵制苏联抵制中共,对日采取放任纵容的绥靖政策,导致南京国民政府孤立无援,从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一路退让至重庆陪都。日本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在日占区扶持操纵伪政权,掠夺中国资源,逐步由中国东北向南推进,妄图蚕食吞并中国,称霸远东。先后策划建立了伪满洲国、北京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权和南京伪国民政府,以华制华,劫夺了东北海关、华北海关、江海关以及日占区的所有海关,控制了相应的海关行政权、关税保管和支配权。英籍总税务司梅乐和宣称“总税务司之职权,系中国政府所授予,而非得自条约”,并要求各关税务司“服从政府命令,不受外力之干涉;且绝对不干涉关余”。一方面要“恢复中国在关政上之主权”,另一方面要“维护海关现行制度”。而在日本劫夺中国海关的过程中,他选择坚决维护海关现行制度,不听政府“关闭该关,另行设关”的指令,不惜牺牲中国海关行政主权和税款保管权来维护其外籍税务司统治下的海关行政的表面完整,以期英国继续把持中国海关。为此,他积极协助其母国英国与日本妥协谈判,促使英日两国签订了没有中国参加的《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并对这一非法协定给予坚决的执行,承认日本对关税税款的保管权,将税款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实行低税率税则,将该协定的适用扩大至整个日占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将总税务司梅乐和拘捕关押,英美籍税务司全部被解职。汪伪政权任命日本人岸本广吉（Kishimoto Hirokichi）为总税务司。英国和英籍总税务司可谓姑息养奸,日本人终于如愿以偿把持了整个日占区的中国海关。此后,伪海关总税务司署大量雇佣日籍关员、任命日籍税务司,日文也取代英文成为海关公文语言。为了“以战养战”,支持日军和汪伪政权,海关开征转口税,以伪钞来征收海关税款,大肆走私、倾销日货,致使中国经济损失巨大。面对日占区海关被日本全面劫夺,沿海被日军封锁的窘境,国民政府在重庆重新组建了的总税务司署,开辟新的贸易线路,建立多个内地海关,加强缉私,开征战时消费税,通过实施《公库法》收回海关税款保管权,停付外债赔款,努力开源节流,以维持战时经济。抗战胜利后,日籍人员全部离职,国民政府全面接管日占区海关,裁撤改组内地海关,任命一批中国人为海关税务司。国民政府恢复执行《1934年进出口税则》,实施货币兑换,加强外汇和贸易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走私,重新收回了关税主权。东北海关、华北海关、江海关以及原日占区的海关被一一收回,但大连关成为例外。为了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美、英三国无视中国政府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之后美国主动劝诱中国政府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相关附件,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苏军进驻大连港后,美国并未获得“门户开放、商业机会均等”的待遇,国民政府几经交涉也未能收回大连海关。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全国各地海关最终都被人民政权接管,并被改造成为真正自主的海关。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将中国纳入战后其领导的世界秩序战略格局中,并将中国定位为盟友,以维持远东秩序,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抗战初期,为鼓舞反法西斯士气,提升中国大国地位,美国联合英国共同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订立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以实现对华平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与国民政府再签《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以表面上的平等遮盖实际的不平等。美国取代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倾销其商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随着英日退出中国海关,美国人接过海关大权,为美国商品的倾销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迎合美国,满足美国的利益期望,中国被裹挟入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参加关税减让谈判。中国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依据关税减让表对1934年进口税则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协定税率和国定税率并存的复式税则。但是该税则并没有对中国工商业产生保护作用,反而有利于美国商品的流入,导致美国商品独占了中国市场,中国连年巨额入超。从1840年至1949年,百余年来,关税自主一直是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从清末实施新政缩小海关权力,设立税务处改变海关隶属关系开始,到北洋政府通过国际会议力争自主,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制订国定税则的努力,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深究之,发现乃是不平等条约体制。不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就不能真正实现关税自主。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消长,列强之间对中国海关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其目的都是为了操控海关,进而把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实现其本国利益最大化。而他们所采用的无疑都是不平等条约这一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工具。而中国近代各个时期的政府因不能与帝国主义列强彻底决裂,因而无法真正实现关税完全自主这一目标。尽管如此,我们也并不能否定中国近代以来为争取关税自主而付出的种种努力和取得的进步。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与收回的过程也是中国被动卷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过程。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关税法深受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不能按照本国设想的理想状态演进和发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国家间的竞争随着全球化的深化更加激烈,贸易战亦愈演愈烈。当前,在美国对我国实施关税战,世界贸易组织停摆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再次重申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中国近代受片面协定关税之害至深,当以史为戒。在关税自主的今天,中国积极主动融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必将始终坚持平等互惠之国际法原则,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开放、公平自由贸易秩序的重要力量。

郭金凤^[3]（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贵州邮政事业研究》文中指出邮政是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邮政发展关系着物品的运输、人口的流动、信件的运输、商旅的往来,与整个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贵州在近代邮政产生之前以传统邮驿和民信局为主要的运邮方式,鸦片战争爆发后,“客邮”的出现使传统邮驿日渐衰落。1896年,大清邮政建立,揭开了近代邮政的序幕,随即各个地区陆续开办邮局,1901年,贵阳建立大清邮政分局,贵州近代第一个邮局成立。贵州邮政产生后,贵州境内邮运体系五花八门,主要有传统邮驿、民信局和邮政局,贵州邮局为统一省内运邮方式,采取裁驿归邮、与民信局竞争业务的方式,经过十年的竞争,传统邮驿和民信局退出历史舞台,统一了邮区的邮政体系。与此同时,贵州邮政在邮政机构、邮政业务、邮政线路等方面都获得初步的发展,为抗战时期贵州邮政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大批机关、工厂、学校、人口纷纷内迁贵州,为贵州邮政事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邮政机构方面:管理机构和业务机构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为适应战时需要,贵州设置了军邮机构,保障了军队内部的通讯;用人制度方面:贵州邮政人事制度在全面抗战前已得到初步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贵州邮政的人事制度得到巩固和确立;邮政业务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资源纷纷内迁贵州,函件业务、汇兑业务、代办业务的收寄量较之战前增加了数倍;邮政线路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后,贵州公路、铁路、航空都进行修建和发展,邮路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贵州邮政事业在抗战期间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工业的发展、交通的兴建、人口的剧增、人才的内迁等都为贵州邮政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条件。贵州邮政事业的发展不是循序渐进的,它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战时性、跳跃性,同时相较于邻省,发展又呈现出迟缓性、落后性的特点。贵州邮政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推动文化的传播、便利民众的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真正实现了“传邮万里,国脉所系”。

蒋雪娇^[4]（2020）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外撤废客邮交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各重要通商口岸和城市建立了诸多外国邮局,时人称之为“客邮”。客邮的建立未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也无条约依据,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邮政主权,中国政府撤废外国在华邮局的行动很早便已开始。晚清政府采取了开办大清邮政、下令禁阻客邮、参与万国邮联大会等一系列行动试图撤废客邮,但因条件未成熟,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利用参与各大国际会议的机会,提出撤废客邮的相关要求或者议决案,加速了解决客邮问题的进程,最终在华盛顿会议上通过了撤废客邮议决案,才基本完成了这一领域的交涉。对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外撤废客邮交涉进行考察,不仅有利于加强对北京政府收回邮政主权问题的研究,还能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近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变化,总结经验,以史为鉴。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总共四章,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外撤废客邮交涉进行探究。第一章论述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撤废客邮交涉的缘起。交代了晚清时期客邮问题的产生、发展及消极影响,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强权在我国领土上私设邮局,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由此引发了中国政府最初撤废客邮的尝试。第二章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外撤废客邮交涉进行探讨。以北京政府参与的几次重大国际会议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着巴黎和会、第七届万国邮联大会和华盛顿会议中提出的撤废客邮的要求或者议案展开,重点讨论了交涉的具体过程及其影响,体现了交涉的艰难和复杂。第三章考察了北京政府与俄国、法国、日本所进行的一系列善后交涉,过程中有成功有失败,但基本解决了客邮问题,该领域的交涉最终取得了较为完满的结果。第四章论述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撤废客邮交涉的特点、成效、不足和影响,对列强同意撤废客邮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有助于加强对北京政府撤废客邮交涉的了解。

孙家丰^[5]（2020）在《“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邮递系统源远流长,当周之时,即有官邮,号为“邮置”,步传、马传递送简书。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为加强统治起见,对于邮驿通信都十分重视。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服务于民间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它寄递邮件、包裹、汇兑,以商业行庄为主要服务对象,收费也相对低廉,对于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邮递,都无法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商品流通的快速发展,无法满足社会内外的发展需求。因对外条约的承诺,由海关兼办的邮政,成为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滥觞。海关创设的邮政在全国渐次推广,但是由于邮政包裹运输的特性——邮政局中所寄送的物件往往是小量的贵重品或奢侈品等,所以在普通税关中每易漏税,严重损害了地方厘金局卡的利益,双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赫德领导的海关,为了避免因与地方势力冲突导致海关对邮政的掌控而减弱,主动制定了包裹税条例,来对海关和地方厘金局卡的权益进行划分。民国肇建之后,各省的邮包业务越加发达,邮包税也成为各省关注的焦点。以甘肃邮包税创设为契机,邮包税开始逐渐在全国不少省份内推广。但是由于此时中央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各省的邮包税设计各行其是。北洋后期,一些省份开始和海关进行谈判,将海关代征的邮包厘金权力收回,设局自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厘金变相”的邮包税本应成为裁厘的对象,但是由于财政的需求,竟然摇身一变划出厘金范畴,成为一种“良好之新税”,并收归财政部,在全国推广开来。直到1930年,由于交通部、各商业团体、各邮务公会的极力提议,再加上国民政府创建统税作为弥补厘金裁撤后的损失以及关税自主后税率的提升,关税收入的极大增加,自1931年1月1日起,厘金制度才被明令裁撤,邮包税也因重新划入厘金范畴,终被加以取缔。邮包税制度变迁的背后,是复杂社会关系的交织与互动,这种互动经常以博弈和妥协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邮包税推广全国时期,邮包税与产销税、认捐包括二五内地税之间的冲突,还是邮包税被明令裁撤后,西南、西北各省对于中央政令的消极抵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有中央与地方利益上的纠葛和权限的划分,也有因共同目标——“剿匪”而作出的妥协退让。

黄秋硕^[6]（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指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熊辛格^[7]（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认为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邵光普^[8]（2019）在《胶海关研究补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胶海关是近代中国政府设置在外国在华租借地的第一个租借地海关。学界对胶海关档案文献的整理与胶海关运行机制的专题研究已取得开拓性成果,但存在档案文献编纂错误、基本史实认知不准确的问题。对胶海关已有研究成果中普遍存在的历史认知错误及史料整理错误进行梳理、溯源、补正,不仅可以廓清学界对胶海关的认知,还可以发现错误存在的规律性因素,为其它历史研究提供借鉴。胶海关全宗档案的公开利用与近代中国海关内部出版物的刊行为胶海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收集、整理胶海关资料,旨在准确地使用真实的史料,以充分实现历史文献资源的学术研究价值。在充分占有胶海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进行胶海关研究补正工作,提升胶海关研究质量。新开掘的档案文献与已有史料的结合运用使得历史研究质量更上一层楼。

刘佳敏^[9]（2019）在《万国公法与邮政主权：中国邮政法制近代化的国际因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邮政是是由国家自主经营的负责信息传递的生产部门,它由国家统一进行管理。201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发表文章《邮局在哪儿,主权就在哪儿!》（1）。邮政是关系到国家的信息安全的重要行业,对于国家主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代邮政的开端源于海关兼办邮政,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西方列强开始强行与中国通商,企图打开中国这个资源丰富的市场。这样一来,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开始变得频繁起来。由于外界与内部交流的加深,对信息传递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列强以此为由在我国开办了邮政机构。《万国公法》将邮政主权的概念引入中国,使得中国人认识到了一个主权国家应当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邮政系统,并成为了后续收回邮政主权最有力的理论依据。我国从1897年开办大清邮政官局到清末新政后邮传部接管邮政,开办国家邮政,统一邮政管理,对“客邮”立法禁堵、通过撤销在华客邮案,经过不断的努力在民国初年加入万国邮联,最终实现了邮政主权的收回和国家邮政的统一,推动了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发展。中国邮政的近代化进程与邮政利权收回的运动并驾齐驱,在艰难复杂的历史嬗变中蹒跚前进,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加强了国内外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更新了中国人的对外的固有认识,促进了我国的进步与发展。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代邮政的研究主要针对海关与近代邮政的关系、民信局、“客邮”等方面。本文尝试立足当时的国情,从国际法视野出发,围绕邮政主权这个概念,讨论邮政主权的丧失,以及在政治变革下的邮政主权的收回等方面的问题,将中国邮政法制近代化置身于国际背景之下,分析近代邮政法制的国际因素。

杨洵奕^[10]（2019）在《近代湖南邮政空间演化研究（1899-1937）》文中指出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以邮政为代表的交通通讯业是近代化的重要领域之一。故邮政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研究中的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就受到学界关注,改革开放后更是涌现出颇多成果。然而,近代邮政空间演化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如果我们把研究视线从单纯的邮政近代化向外拓展,考察近代邮政空间的演化,可使近代邮政的流变更加清晰,那么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路径也愈发明了,也更发人深思。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利用历版《通邮处所集》和《邮政舆图》等材料,运用经济地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从近代湖南邮政的发展脉络、邮政局所的空间拓展、邮路网络的敷设等方面,多角度的考察近代湖南邮政空间的演化,并探讨其与近代湖南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之间的关系。近代邮政进入湖南之前,湘省已有传统的邮驿制度与民信局。1899年,近代邮政随着岳州开埠进入湖南。海关邮政时期,湖南邮政从无到有,各项制度不断完善,发展速度虽不甚迅速,但也颇具规模,各项业务方兴未艾。邮政脱离海关后成为独立机构,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在新政权与新制度的推动下,湖南邮政局所的规模迅速增加,此后,湖南邮政局所的规模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1922年“撙节减政”的政策实施后,湖南邮政局所的规模有所下降,后逐步恢复。北伐战争对湖南邮政局所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湖南邮政局所规模稳步发展,至全面抗战前夕步入鼎盛阶段。从较长时段来看,与湖北、江西相比,近代湖南邮政局所规模在华中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湖南近代邮政空间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其演化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空间特征。近代邮政作为相对独立封闭的垂直管理机构,湖南邮政空间演化受到中央邮政政策的较大制约,灵活性相对较低。从空间结构上看,近代湖南邮政空间具有层次性,总体上可以分为核心区、中位区、边缘区三层,其邮政发展程度依次减弱,逐步扩散。从其演化性质上看,各县邮政发展可分为传统政治型、经济型、交通型三类。从空间演化路径上看,近代湖南邮政空间演化存在从港口向腹地扩散的运动轨迹,其重心总体向西南迁移,并有逐步扩散达到均衡的趋势,但东强西弱、北强南弱是湖南邮政空间结构性的特点。海关邮政时期,湖南邮路网络在邮驿邮路网络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以长沙为中心向省内各地辐射,初步形成环形邮路网络,湖南邮路网络的框架基本形成。1914年至1927年,邮政局所规模发展虽然较为曲折,但邮路总长度的起伏相对较小,邮政加强了在湘中地区对沅、资流域的联络沟通,形成数个邮政枢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湖南邮政网络趋于成熟,加强对汽车的使用,建立大量的汽车邮路以代替原有的步班干线邮路,同时也进一步扩张步班支线邮路,将邮政网络向更基层沉淀。湖南邮政空间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政治、经济等多种空间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邮政空间亦重塑着政治、经济等空间。在对邮点、邮路、邮政中心职能指数等关键变量复原的基础上,测算各邮政核心县的邮政腹地范围,并研究近代湖南邮政空间与近代湖南政治、经贸空间的关系。湘省之邮政腹地范围与湖南贸易腹地范围大致吻合。与湘省政治空间相比,清代湖南各府（州）范围同湖南邮政腹地范围大致相当,各府（州）治所在邮政发展中有一定优势,其邮政发展等级较高。民国时期湖南进行过两次县级评定,两次县级评定中,各县县级与同时期邮政等级有所出入,此时间政治空间与邮政空间的关系相对要弱,将评定各县等级的面积、人口、财赋等数据进行中心职能指数运算,其与邮政空间吻合的程度相对较高,邮政空间同经济空间之间的关系更密切。

二、略论赫德与晚清中国国家邮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赫德与晚清中国国家邮政（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全面抗战时期贵州邮政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外撤废客邮交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论文提纲范文）

（6）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7）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8）胶海关研究补正（论文提纲范文）

（9）万国公法与邮政主权：中国邮政法制近代化的国际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0）近代湖南邮政空间演化研究（1899-1937）（论文提纲范文）

四、略论赫德与晚清中国国家邮政（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初的民信局[D]. 张译戈. 武汉大学, 2021
• [2]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研究[D]. 李岩.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全面抗战时期贵州邮政事业研究[D]. 郭金凤.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4]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外撤废客邮交涉研究[D]. 蒋雪娇.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4)
• [5]“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D]. 孙家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6]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7]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胶海关研究补正[D]. 邵光普. 青岛大学, 2019(02)
• [9]万国公法与邮政主权：中国邮政法制近代化的国际因素[D]. 刘佳敏.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10]近代湖南邮政空间演化研究（1899-1937）[D]. 杨洵奕.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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