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三昧》迟到见

一、《新闻三昧》相见恨晚（论文文献综述）

曹培鑫,薛毅帆^[1]（2020）在《“保卫文化”：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批评》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出现过一次围绕当时逐渐繁盛的电视文化展开的文化批评活动。这场批评整体上认为电视传播实践以其趋利特征,造成了文化品格的下降,并由此产生了对社会的多重负面效果。这场批评活动,受制于理论的局限和取径的偏狭,形成对电视文化的过度否定和批判的误置。这种过度否定和误置的批判可能导致我们无法理解在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传播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可能发挥的潜在价值。本文通过重述20世纪90年代电视传播的社会历史情境,重新检讨时人的批判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将批判者的观点类型化,揭示其批判理论的局限性,并解释此次文化批评活动多种困境的历史成因。

张建华^[2]（2020）在《《石渠宝笈》文人画题款记跋印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书画收藏可追溯至西汉。作为西汉皇家图书典藏和编校机构,石渠阁在汉宣帝时曾一度成为储藏功臣和贤大夫画像的重要场所。随着西汉灭亡,“石渠阁”早已被毁,但“石渠”之名却保留下来。清乾隆时期,皇家书画收藏达致顶峰,乾隆皇帝遂借“石渠”之名,于乾隆九年（1744）钦命官修《石渠宝笈》;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再次下令编修《石渠宝笈续编》。嘉庆二十年（1815）,嘉庆皇帝钦命编修《石渠宝笈三编》。《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总计255册,所收书画家共863人,收录书画作品计7757件,是宫廷书画着录的集大成之作。《石渠宝笈》对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系统整理和总结,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唐中后期以来,随着题、款、记、跋、印成为文人画的有机组成部分,文人画的文学性亦大大增强。在《石渠宝笈》收录的全部书画家和书画作品中,包括文人画家50人,文人书画作品1039件。其中,具有文学属性的“题”2280个,“款”1310个,“记”648个,“跋”856个,“印章”13796个。这为从《石渠宝笈》收录的文人画题、款、印、记、跋、印出发,探讨它们的文学内涵和文学价值提供了基本的文献支撑。题与款是文人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形式、位置与作品之间互相增益,使之成为统一整体。题始于唐,元代时,在画上题书诗文成为文人画作品上增添诗情画意的一种文学介入艺术的手段。题是画不尽意的补充与补白;款则起说明、叙事的作用。第一章“《石渠宝笈》文人画题款的文学属性”,以王维、苏轼、徐渭为个案,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不尽意,以言补之”“画如戏影”等方面,探讨《石渠宝笈》中文人画题款的文学类型、特征及价值。第二章“儒释道背景下的《石渠宝笈》文人画题款”继续就《石渠宝笈》中的文人画题款展开深入讨论。儒释道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思想来源,在文人画创作中有着深刻体现。本章大体按照儒释道三个思想来源,从作为儒家的帝王画家群体、作为佛家的禅宗画家群体和作为道家的道家画家群体入手,探讨儒家的“帝王品位”、禅宗的“不立文字”、道家的“技进于道”在《石渠宝笈》文人画题款中的具体表现。文人画中的词句印、成语印与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画印因尺寸之限,不能洋洋洒洒,只能约而言之,但方寸之间亦可看出文人学者的绘画理念、文学理念和文人情怀,彰显文人印的文学属性。文人画记,也称文人画识,亦是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常规表现形式为一记、补记、再记,然后又记,或者一识、又识。从功能上看,《石渠宝笈》中收录的唐代文人画“记”以叙事为主,宋之后“记”开始借鉴诗赋的表达方式,逐渐产生了抒情和议论。第三章从画印之“闲章不闲”“乾隆闲章”以及画记之文学叙事、文学抒情等方面,详细阐述《石渠宝笈》中文人画印、记的文学表达。文人画的跋位于题款记印之后,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表达对文人画、题、款、记及印文的感受,它在画外另行书写并与画一起装裱,成为文人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章探讨“《石渠宝笈》文人画跋的文学元素”,基本结论是:文人画跋具有描写、叙事、抒情、议论等文学功能;文人画跋与辨伪、流传递藏密不可分,历代文人收藏家的跋文是古代题画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画跋形成了具有独立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格调,使中国绘画从游于技而上升到游于艺,最后上升到道的层面,从而与院体画、画工画、民间画等区别开来。《石渠宝笈》收录的大量文人画题、款、记、跋、印文,不仅拓宽了中国古代诗文的题材内容,而且以其诗画一体、文画一体、题画一体形式提升了题、款、记、跋、印文的艺术表现力。《石渠宝笈》文人画中的题、款、记、跋、印文,虽然主要作为文人画的附属品而存在,但却以其独特的文体特征及其所包含的对于人生哲学的深入思考和精神价值的独特贡献,形成了与之相关的文人画题款文学、题记文学、题跋文学、印文文学。《石渠宝笈》文人画文学具有的哲学思考、文学内涵和精神品格,已使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韦欣雨^[3]（2020）在《李天馥及其诗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李天馥是清初着名大臣之一,深受康熙的器重,除政绩卓着以外,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诗词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目前学界尚未对李天馥给予较多关注。本文分为五章对李天馥及其诗词进行分析研究,内容涉及李天馥家世、生平、着述、交游等方面,旨在通过个体研究深入了解清初整个社会背景下的文学活动情况,以及准确认识李天馥在清初文坛的地位与影响。本文运用文献整理、文本解析、文史互证等方法对上述内容进行探讨。首先是对李天馥家族、生平经历、着述的研究。李天馥的家族概况记录于其后人李宁所编写的《李英世系文史编纂》中,自祖辈李英之始到现代,宗谱记录共二十四世,论文中关于李天馥家族概况的描述,除了参考族谱,也借鉴了相关方志、史书以及墓志铭等,从而全面了解李天馥的家庭背景,并总结李天馥家族兴盛的原因和对李天馥产生的影响。继而根据《清史稿》《清史列传》中李天馥的传记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勾勒出李天馥的生平经历,且对其一生的着述进行梳理,对着述的版本进行探究。其次是考证李天馥的交游情况。李天馥在京做官多年,结识了许多当朝权贵,并与一些布衣遗民和后学也常有诗歌交流,通过查阅同时代文人的别集、年谱以及分析本诗人诗集中的交游诗歌,结合时代背景,确定交游的相关人物,从而考述李天馥交游活动,以及分析交游特点与对其的影响。再次是对李天馥诗词的系统分析。李天馥诗集《容斋千首诗》保存其诗1074首,词集《容斋诗余》保存其词133首,经过分析整理,将其诗歌内容分为纪游写景、咏史怀古、酬唱赠别、咏物题画、述志抒怀五大类,并从语言、风格、手法三个方面阐述其诗歌所获得的艺术成就。李天馥诗歌语言典雅秀丽且清新可诵,风格洒脱旷达并雄浑壮丽,主要用即事感怀与寄兴遥深的写作方式,在清初取得了一定的艺术价值。本文也以同样的思路将李天馥词按题材分为咏物寄情、游冶山水、抒写爱情、感悟抒怀四类,并根据其词风倾向总结李天馥词作的艺术特点:清淡隽秀与含蓄婉曲。最后从清初庙堂诗人集群影响与改变清初文坛格局与匡正诗风出发,李天馥作为其中的一员,探究其在整个清初文坛的地位,并根据名家对李天馥的评价以及后人对李天馥诗词的认可度,考察李天馥及其诗词在清初的价值。对李天馥的研究一定程度可弥补清代文学研究的空缺,对把握清代真实的社会历史状况也有帮助。

董家鸿^[4]（2020）在《明清时期山东新城王氏家族书法研究》文中指出新城王氏作为明清两朝着名的文化、科举和官僚世家,不仅在文学领域成就斐然,在书法鉴藏、书法创作、碑帖刊刻等方面也卓有建树。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侧重研究新城王氏的文学贡献,却忽视了其书法贡献。当前的书法史研究者,往往把目光集中于少数精英书家,而不太关注众多的普通书家和擅书者,对他们书法活动的意义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本文旨在补充这方面的不足,探索明末清初江南书法影响力减弱以后,书法地域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深化、拓展对新城王氏家族书法与文化的研究;抢救式发掘一批被长期忽视的王氏书家及其作品;研究新城王氏家族的书法活动,吸取其书法文化的精华,推动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优秀文化教育活动的不断深入。本文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运用文字资料和书法作品图片互证的方法,研究新城王氏书法的风格、源流与影响;结合明清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和书法史,分析新城王氏书学思想与书法风格之间的关系;用宏观的方法叙述明清时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思潮,用微观的方法考察新城王氏书法活动的详情,在微观考察的基础上对新城王氏家族书法予以艺术性观照与学术性认知;注重书法与历史、文学、金石学、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充分利用文献学、艺术学等知识,将归纳比较、演绎分析等多种方法贯串其间。本文力求反映明清书法生存的常态,把书法史变成群众的书法史,而非精英的书法史。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论述新城王氏家族的兴衰及其文化承传。明清时期,山东地区涌现出众多的文化世家,其中最着名的是新城王氏。这个家族兴盛于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新城王氏有相对稳定的家学传统,在文学、经史、书画、篆刻等方面都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第二章考察新城王氏与明清文人的书法之交。新城王氏与众多的书家及擅长书法的诗人、学者有广泛的交游,如王象乾、王象晋与邢侗、董其昌交往密切,王士禛与冒襄、孙枝蔚、张贞、玄烨、孔尚任、陈奕禧、林佶等往来频繁,这些书法交游活动是明清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结合新城王氏的着述探讨其书学思想。王象乾、王象晋、王与玟、王士禛等视书法为干禄的必备工具和修养身心的重要媒介。他们恪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崇尚魏晋精神,其书学观念既受明末复古文艺思想的影响,又能兼收并蓄。第四章探析新城王氏书法的艺术风格、渊源及传承。新城王氏重视书法教育,楷、行、草三体是王氏子弟学习的重点和最擅长的书体。在书法实践中,新城王氏坚持取法乎上的原则,以晋唐为宗,兼及宋代书法,王羲之、欧阳询、褚遂良、李邕、怀素、黄庭坚等都是他们追摹的名家。王之垣的楷书遒丽劲健;王象春、王象咸的草书狂放自适、气势磅礴。清初,新城王氏多延续晚明书风,除小楷以外,基本不受流行书风的影响。王士禛的行书是典型的唐法晋韵,与他的“神韵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五章研究新城王氏的书法鉴藏与碑帖刊刻活动。新城王氏喜好赏玩、收藏名家法帖、墨迹,并将许多重要的藏品刻于石上。王象乾、王象晋等主持刊刻的《忠勤堂碑版集古法书》和其它碑帖,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法和文史资料。第六章探究新城王氏的金石活动及其学术意义。明末清初金石学复兴,新城王氏也积极参与其中。王象乾、王象晋、王与玟等以搜访、鉴藏金石为乐,王士禄、王士禛还进行了金石着录与研究,他们的金石活动开清代考据风气之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作为文学世家,新城王氏没有培养出一流的书家。他们的书法以继承为主,创新能力稍显不足。但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普通书家和擅书者,构成了孕育优秀书家的必备基础。新城王氏频繁的书法活动,是明清时期文人书法持续深入发展的表现。在他们的书法创作中,诗书画印结合得更加紧密。新城王氏的交游和书法、金石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文人的生活情趣、书法观念和学术追求,以及世家大族文化生活与书法的关系,从中可见齐鲁文化和江南文化、秦晋文化的进一步交汇与融合。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文人笔下的书法不仅走向了市场,而且涌现出许多勇于创新的职业书家。当时,书法艺术在齐鲁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但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和经济环境的制约,新城王氏家族的书家和擅书者们,仍然仅仅把书法当作干禄的工具和修养身心的媒介,而很少将其视为凝聚着劳动价值的商品。从整体上看,明清时期山东的文化世家没有形成更强烈的书法创新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书法向纵深的发展。

田檬^[5]（2019）在《叶名沣及其《敦夙好斋诗集》研究》文中认为叶名沣（1811-1859）是近代湖北少有的能够在全国范围产生较大影响的诗人之一。他少年时就“以诗文鸣一时”,所着《敦夙好斋诗集》初、续二集共收录诗歌一千八百多首,以个性化的视角反映了晚清道光、咸丰年间社会现实及士人心态,诗歌风格也与当时主流诗风有所不同。但对于这样一位诗人,尚无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仅在其他作家研究或晚清诗歌通史性着作中约略涉及此人,大都语焉不详。本文拟对叶名沣的生平经历、诗歌创作进行全面研究,推进近代湖北地方文学研究,并为研究晚清诗歌演进提供新的视角与细节。论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二章侧重研究叶名沣的生平经历,这一部分重在通过传记等史料,勾稽叶名沣的家世、生平和文坛交游状况,使我们对叶名沣本人及其生活的时代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也着重清理对其创作态度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与事件。通过各种文献的比对,考证叶名沣的姓名、字号,追溯叶名沣的生平家世,考证叶名沣的家族和父兄对其的影响。通过叶名沣与家人之间的相处和与朋友的交游我们发现叶名沣性格敦厚,为人热情,交游非常广阔。其中最主要的交游圈有以潘德舆为首的师门群,叶名沣与同是潘德舆弟子的孔继镕、鲁一同、吴昆田等人都交往甚密;有姚莹、朱琦、戴存庄等桐城派的代表文人,叶名沣在北京时,时常举办诗文活动,提供活动场地,为桐城派的创作做出重要贡献;还有张际亮、姚燮这样的经世诗人,张际亮、姚燮都是胸怀大志、满腹经纶的才子,却终生郁郁不得志,因此他们对社会、对统治者进行深入思考,他们的眼界更多的转向社会现实,通过叶名沣与他们来往的资料发现,叶名沣通过认识他们,大大的开阔了眼界和胸襟,从而对战争和社会现实有了更多的关注;通过对中韩文人往来尺牍的研究,可以发现叶名沣与朝鲜文人李尚迪也交好。第三、四章着重研究《敦夙好斋诗集》所收诗歌的内容、风格,评价其诗歌成就与局限,这一部分更加侧重于文本分析。叶名沣的诗歌,题材丰富,有表达诗人对于现实世界的体悟,对于生命存在的思考,和对未来人生的追求的抒怀诗;有纪录朋友往来酬唱,情感真挚的交游诗;有在游历途中描绘自然风光,抒发对自然山水热爱的写景记游诗;也有缅怀、歌颂历史英雄人物,评判历史事实的咏史诗;还有少量记叙社会现实的记实诗等。当时内地文人对战争和社会现实表现冷漠,缺乏关注。叶名沣在诗集中体现的内容,远超同时代的许多文人。叶名沣在诗歌创作中,其寄托与审美旨趣表现出侧重于淳厚、平易,不事雕绘,早期叶名沣心慕手追的,还是汉魏古诗,特别是陶渊明的诗歌。叶名沣不仅学习陶渊明的遣词造句,还向往陶渊明隐逸的生活,在诗歌中表现出平易的心境。从北游代州所作的《雁门集》开始,北方雄奇的山川被纳入叶名沣笔下,也促使叶名沣笔下的诗句明显增加了雄健之气。雄健风格的注入,增强了叶名沣诗歌的表现力,诗歌中写景状物的范围和抒发情感的类型,都得到丰富。

鲍赫^[6]（2017）在《晋唐庐山禅诗研究》文中指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极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朝政中心的佛教,如长安佛教、洛阳佛教,则更多参与政治生活,僧侣文人有着更多的政治理想。庐山佛教是典型的远离朝政的佛教代表,自慧远沙门不敬王者以来,就有着深厚的在野传统,庐山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的进程中,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慧远时代的庐山佛教更是佛教中国化的转折点。故此,庐山佛教文学的研究,带有着极为明显的地域性和阶段性特性。本文将晋唐庐山禅诗作为研究对象,对诗僧和文人禅诗一并收录研究,旨在研究佛子和文人在庐山特有的宗教氛围之下,其诗歌创作的特点。又将庐山禅诗置于东晋至晚唐五代,注重把握佛教的中国化及发展历程对文人以及诗歌的影响。笔者在对庐山禅诗的整理过程中,为更好的对庐山禅诗进行分析解构,力求更全面的把握佛教文学的整体风貌,将庐山禅诗大致分为六种不同的类型,分六章分述。此六类分别是佛理诗、追慕诗、清修诗、唱和赠酬诗、慕佛文人诗和咏庐山诗,这是根据庐山禅诗特有的创作基础进行分类整理研究的,其中有一个内在逻辑,即:一般的禅诗研究大致有两个部分,佛理和禅境。佛理诗是指在诗歌中阐释佛教义理的诗歌,其重点在于说理,阐述玄妙的佛教理论。魏晋南北朝的佛教诗歌由于清谈玄学的盛行,诗歌便多以说理为主,慧远时诗歌本体开始有了变化,慧远注重在山水中修行的感悟,并将对山水引入诗歌,但此阶段对山水的描写仍是对禅悟佛法的辅助,故仍将其归类为佛理诗。追慕诗是庐山佛教特有的诗歌创作,是对慧远及庐山典故的追慕所作,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是其他佛教人物无法企及的。清修诗、唱和赠酬诗和慕佛文人诗的分类,是将僧人在佛门中修行生活的诗歌创作归在清修诗类,慕佛文人在佛门中生活、感悟的诗作归为慕佛文人诗,二者创作主体不同,分而述之,而唱和赠酬诗是僧人与文人之间往来赠答之作,是上述二类之间的过渡,诗僧与文人的交往促进了佛教诗歌的繁荣和发展。最后一类是一般文人因各种机缘往来庐山游山、游寺,在佛教氛围之下,对佛教有所感悟之作。此六类中的后四类皆属禅境之范畴。

何宇达^[7]（2012）在《中国新闻奖人物通讯新特点探析 ——以2002-2011年为例》文中认为人物通讯在我国的新闻宣传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曾经的人物通讯所传播的典型人物如邱少云、张海迪、孔繁森等形象深入人心，他们的事迹和思想鼓舞了一代代人。进入新千年后，人物通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新闻研究、新闻事业的发展也有了新的变化。笔者选择了2002年至2011年“中国新闻奖”获奖人物通讯为研究文本，深入探析人物通讯的新特点。在写作方面，2002－2011年“中国新闻奖”获奖人物通讯的典型人物的选择发生了变化，典型人物不再高大全，也更加多元，涵盖了更多的职业和人份的人，包括孤儿、志愿者、学生、高龄老人、干部、医生、科学工作者、农民等等。在写作观念上也突破了固有的思维定势。在写作方法上，新的视听观念介入了人物通讯的写作，让其产生了“镜头感”的写作方式以及“群像式”的写作方式。在新闻性上，人物通讯的时效性通过与社会热点的结合而增强，新颖性也随着新闻观念的变化而增加。在信息量上，新闻工作者已经力图表现人物的个性，信息量也在增大。进入新千年后，互联网飞速发展，“中国新闻奖”获奖人物通讯有了网络的“二次传播”。网络“二次传播”对人物通讯不仅是简单的转载，还通过改标题、内容重组、富媒体的报道方式对2002－2011年“中国新闻奖”获奖人物通讯的内容进行改编。网络“二次传播”人物通讯对人物通讯的发展有促进的作用。它们易保存，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使得人物通讯的价值有了进一步的发挥。总的来说，人物通讯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反映了2002年以来我国社会正在走向多元、改革逐渐深入。

景程^[8]（2007）在《论萨空了的新闻生涯》文中指出萨空了，文化名人，着名少数民族报人和新闻学者，蒙古族，1907年3月26日出生于四川成都，1988年10月16日在北京逝世。萨空了是20世纪中国文化领域中有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之一。他一生从事过多方面的活动，具有多重身份，既是社会活动家，又是国务活动家，还是“新中国民族文化工作的开拓者”。萨空了曾主编、负责过上海《立报》、香港《立报》、《新疆日报》、《新蜀报》、《光明报》、《华商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连环画报》、《民族画报》和《民族团结》等。萨空了以高度敬业的精神和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从事新闻实践活动，在采访、写作、编辑、出版发行等新闻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所创新和收获。萨空了对报纸广告在报纸中的运用有着科学的、辩证的认识。萨空了注重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文化形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传播民族文化。例如，萨空了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用哈萨克、维吾尔、蒙古、藏、朝鲜五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民族画报》。在从事新闻实践活动的同时，萨空了也开始注意新闻学理论的研究，注重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的结合，在实践中丰富理论，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萨空了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力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新闻理论研究的新闻学者。他认为新闻应该以事实为第一性。他的新闻思想主要反映在5个方面，即报纸救国思想、报纸要接近群众、报纸要传播知识、报纸要注重新闻报道和重视报纸言论的思想。综上所述，萨空了对中国新闻事业的那份强烈的责任心和丰富的新闻实践活动，既留给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一笔宝贵的财富，也留给了民族新闻事业发展史一笔宝贵的财富，这些都将鼓舞着21世纪的新闻从业人员，尤其是民族新闻从业人员继续奋勇前进!

韩笑^[9]（2006）在《中国新闻类周刊封面报道研究》文中指出新闻周刊是一种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媒介形式,周刊的封面报道也意义重大。封面报道是杂志的第一卖点,其显着性和趣味性会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封面设计的独到和震撼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激发读者的阅读欲从而引起他们的购买欲望。本文选取了《中国新闻周刊》、《新民周刊》和《南风窗》三家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并运用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对分析结果进行解读。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笔者综述了当代中国新闻周刊的总体状况,对新闻周刊进行了界定,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分析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新闻周刊产生的背景。第二章,从内容框架、选题策划、版式设计和出版周期四个方面对当代新闻周刊特点做了介绍,并分别对《中国新闻周刊》、《新民周刊》和《南风窗》进行了总体分析描述。第三章,用传播学研究方法对封面报道进行分析。主要对“封面报道”进行界定及对内容分析法进行综述。通过比较《中国新闻周刊》、《新民周刊》和《南风窗》的内容分析结果,进一步得出我国新闻类周刊封面报道的特点。并从色彩、图片、创意等角度对封面设计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各家封面设计的特点。第四章,笔者从议程设置、新闻资源开发、叙事学和新闻价值这些理论层面来解读内容分析的结果。在结语中,笔者对中国新闻周刊可以继续发扬的优点进行了总结,同时指出了周刊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期望透过封面报道的研究给我国新闻周刊的未来之路有些启示。

张全铭^[10]（2005）在《保存最多惟《三昧》》文中研究表明 《新闻三昧》编辑部:1993年的一天,仍是采煤工的我,偶尔参加一次矿上召开的基层区队通讯员例会,宣传部门的同志一边讲述着从事新闻工作的艰辛、作用和自豪,一边让兼职通讯员传阅着数量并不多的《新闻三昧》。初次与《三昧》“亲吻”,就让我产生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早在高中一年级我就想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一个因素是语文老师把宣传工作这一政治“武器”夸得锐不可挡;另一个原因恐怕是已在“文海”畅游多年的舅舅留下的基因吧。

二、《新闻三昧》相见恨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闻三昧》相见恨晚（论文提纲范文）

（1）“保卫文化”：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2）《石渠宝笈》文人画题款记跋印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李天馥及其诗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清时期山东新城王氏家族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叶名沣及其《敦夙好斋诗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晋唐庐山禅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新闻奖人物通讯新特点探析 ——以2002-2011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论萨空了的新闻生涯（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新闻类周刊封面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闻三昧》相见恨晚（论文参考文献）

• [1]“保卫文化”：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批评[J]. 曹培鑫,薛毅帆.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20(02)
• [2]《石渠宝笈》文人画题款记跋印文研究[D]. 张建华. 河北大学, 2020(02)
• [3]李天馥及其诗词研究[D]. 韦欣雨.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明清时期山东新城王氏家族书法研究[D]. 董家鸿.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1)
• [5]叶名沣及其《敦夙好斋诗集》研究[D]. 田檬.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6]晋唐庐山禅诗研究[D]. 鲍赫. 吉林大学, 2017(03)
• [7]中国新闻奖人物通讯新特点探析 ——以2002-2011年为例[D]. 何宇达. 渤海大学, 2012(10)
• [8]论萨空了的新闻生涯[D]. 景程. 中央民族大学, 2007(02)
• [9]中国新闻类周刊封面报道研究[D]. 韩笑. 华中科技大学, 2006(04)
• [10]保存最多惟《三昧》[J]. 张全铭. 新闻三昧, 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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