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警工程学院学报第19卷(2003年第1期至第6期)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黄薇[1]（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孙磊[2]（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贺勇[3]（2018）在《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公共决策的价值在于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并实现最大多数人最根本的利益。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首先触及到的是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的问题,由体制机制变革引发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与重构,从而激发社会矛盾冲突,导致社会动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在利益不断出现分化、多元利益结构的社会背景下,公共决策面临有限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整合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控制此消彼涨的零和博弈,寻求实现公共决策价值理性的正和博弈成为公共决策中的突出问题。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进程中,探索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机制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协商民主制度,通过有序政治参与的方式;探索科学的资源分配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就成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相对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如何更好地利用党和国家的扶持政策,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消除各民族之间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实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1）只有广大农村、贫困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小康,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但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乡是全国德昂族居住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全国唯一的德昂族乡。三台山作为“直过民族”地区深得党和政府及社会的高度关注,其扶贫的力度比其它地区相对更大,投入也更多,三台山乡贫困面貌发生着历史性的改变。但传统扶贫工作存在的没有精准识别到户到人,导致贫困人口底数不清,致贫原因不明确,扶贫对象选取不合理,扶贫工作针对性不强,扶贫措施不够有力,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开发工作,尤其是将扶贫工程简单理解为生活救济,使一些真正的贫困户得不到扶持,或者无法满足贫困对象多样化的需要,导致扶贫工作成效不够明显。由于三台山乡德昂族、景颇族等“直过民族”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扶贫开发成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涉及到中央、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企业、群众、村委会、驻村工作队等各个利益群体,如何准确把握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价值取向,根据贫困地区发展实际,创新工作方法,落实主体责任;围绕贫困标准的制定、贫困人口的确定与统计,脱贫标准的评定,各个主体的责任及彼此之间工作的协调;以及脱贫工作成效的评定等各个方面,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各个主体之间,扶贫各方面与贫困地区、贫困户贫困人口,在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方法和内容、规则与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和价值追求理解上的冲突,存在事实上的利益博弈。选择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程作为研究案例,认真分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根源,运用博弈理论的基本方法,从信息、策略（行动）、规则、结果等方面,探索研究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力与责任,权力与义务,目标与方法,行动与成效,从组织结构、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变化,促进各个主体行动中的功能性变化,尽可能避免纳什均衡,避免彼此之间负和博弈,追求帕累托改善,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价值目标。运用博弈理论破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纳什均衡,实现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全面迈入小康的宏伟目标,并以此推动解决我们在制定和实施各项公共政策中应该注意,并应该努力采取科学的方法,实现最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是论文选题的缘由和研究的核心内容。目前,理论界在运用博弈理论对基层协商民主,选择典型调查研究政府公共决策,尤其是涉及边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共决策各个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研究得不够,缺乏对典型个案的深入剖析,特别对协商民主的本质和博弈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到位,尚存较大的研究和拓展空间,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上述领域的研究。通过对田野点三台山德昂族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施过程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分析,一是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都是不同群体博弈的过程,都会产生利益冲突和博弈,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承认各种利益群体的真实存在,针对他们的不同利益诉求,在坚持公共决策中公平正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基层协商民主的形式来达成共识、凝聚力量,推动各项公共政策高效、有序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二是在认真总结分析公共决策中的纳什均衡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决策是治国理政中一个重大严峻的课题,利益博弈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方法手段,制度性变迁是破解纳什均衡的根本选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变计划体制下资源约束和GDP为唯一政绩标准的激励机制,引入新的约束激励机制,才能避免纳什均衡现象,建构更加有利于充分调动利益博弈参与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体制机制,实现合作共赢,真正体现公共决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价值目标。三是通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过程中,如何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统一规划资源,形成强大合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具体的建议。
王明科[4]（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王安[5]（2015）在《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明朝之前,残疾军人保障的标准不明晰,残疾没有轻重之分,待遇没有高下之别。明代的残疾军人保障有了初步的分类,体现出一定的差别。清朝前期对残疾军人的保障,主要依据其自身的残疾轻重程度和是否立有战功来给予相应的待遇;晚清时期,虽然新旧规章共存并行,但是军人的残疾等级有了较为明晰的划分,残疾鉴定更加科学,残疾军人的长期生活也受到了重视。中国传统社会原本就存在针对残疾人的积极救助措施,晚清国门开放,这些积极救助措施也开始转型,由单纯地学习技艺,转向以特殊教育为手段,激发残疾人的潜能,提高其能力。这些都可以在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制度和实践中寻找到踪迹。同时代的欧美各国通过物质补偿、康复就业、权利保障来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和合法权益。这些国家保障残疾军人的实践向民国政府和国人展示了新的保障理念和保障措施。政府和国人均表现出了仿效的愿望。优抚和安置是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优抚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抚恤,又包括精神层面的优待。抚恤方面,管理机关分层设科,各有职掌;评残范围逐步扩大,待遇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军衔,残疾程度居于次要地位,虽然恤金标准多次提高,但与日渐高涨的物价相比,依旧是杯水车薪,士兵靠抚恤金,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在实际的抚恤过程中,虽然相关手续逐渐规范,但是微薄的抚恤金常常被拖欠、克扣。优待方面,残疾军人的功绩获得了表彰,政府与社会团体经常对残疾军人进行慰问、犒劳,残疾军人及其家属还可以获得费用减免等优惠待遇。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精神慰藉、激励士气的作用,却并没有在实质上提升残疾军人的社会地位。收容教养与就业安置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重要举措。国民政府设立教养院为残疾军人提供衣食住所,对他们开展教育,灌输政治理念,传授文化知识,培养劳动技能,并管束其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就业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组织残疾军人集体进行生产活动;第二,鼓励残疾军人分散就业。安置残疾军人就业的活动,开始于全面抗战之前,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设立机构,出台法规,建构了残疾军人就业安置制度。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在抗战期间于国统区内全面推行开来,由于各种原因,抗战胜利之后,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逐渐陷入困境之中。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支持,社会舆论给予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高度关注,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安置残疾军人,不仅是满足残疾军人的个人需要,也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更是坚持抗战乃至建设国家的必然要求;并探讨了安置的具体途径,如提升素质、集体安置等。全面抗战之前,社会团体对残疾军人的救助活动就已经存在。全面抗战期间,社会团体中出现了以残疾军人为服务对象的专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开展职业培训,介绍工作岗位,设立安置社区,为安置残疾军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残疾军人也自发组建了互助团体,为群体谋福利。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人民军队中的残疾军人实行社会保障。土地革命时期,军队系统与政府部门,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集抚恤、优待、疗养、安置为一体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体系。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将优抚与安置紧密结合,引导残疾军人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将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工作与革命斗争的需要相结合,号召残疾军人继续为革命服务。各解放区开办荣誉军人学校,提高残疾军人的政治觉悟,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对于有工作能力的残疾军人,军政部门则量才使用,分配适当工作。对于身处后方的残疾军人,各解放区则鼓励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厉行节约,尽力支援前线。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性质上已由皇权恩赐转变为政府责任和社会义务。政府、社会团体、民众均参与其中。保障的目标由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提升为实现自我价值。保障措施也由单一向多元转化。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相比,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保障水平和保障标准方面还存在着差距。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成效明显优于国统区。这与两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量、政治风气及政策执行力有密切关系。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历史轨迹为今天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推行和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于晓磊[6]（2015）在《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文中指出17、18世纪,工业革命使英国为首的一批西方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率先进入了现代化社会,从此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技术的进步与动力的改革带来了生产的工业化和文化的工业化,机器生产成为社会新兴的产业类型,随之兴起的工业建筑,也成为最具时代性的建筑类型之一。19世纪40年代,中国开埠,外资开始在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经商办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成为最先接受西方文化的区域之一,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也在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中国在近代工业时期建设的工厂建筑汇聚了西方传入的新样式、新材料、新技术、新结构,它的发展与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紧密相连,成为同时期采用西方风格建筑类型的率先之作。正是在这些工业建筑中,在机器大生产的轰鸣声中,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运行体制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生活方式也受到颠覆,不仅如此,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面临改革,在这一历史剧烈变革、新旧交替的时期,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表现得尤为激烈,其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和现象也就更值得探讨,故论文正是选取了 1840年至1949年这一时间节点中的工业建筑遗产进行研究。首先,论文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区域工业建筑遗产的研究主要有两点考虑,即它的历史背景和地理区位。近代中国长三角地区成为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地方,与这两点因素密不可分。从地理区位来看,长三角地区东临黄海与东海,西与安徽、江西接壤,北临山东,南邻福建。淮河、长江、钱塘江等大型河流穿越于此,如此通江达海、南北东西进退裕如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这片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从历史背景来看,长三角地区自六朝伊始,便是历史上的文化富集区,中华民族的精英文化在这里积淀,久远的文化血脉在这里得以保存和延续,传统棉纺织业、丝绸业、陶瓷业、漆木业等工商业堪称发达。到了中国近代,良好的地理优势、厚重的文化基础和工商传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有“五口通商”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工业经济中心和工业科技中心,又有以南京为主的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约地、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中心,也有作为民族工业发源地的无锡、南通、宁波等一批重要城市。故得益于这两点因素,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地方,现代中国正面临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变革期,该地区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保护方面仍走在时代的前沿,对这一区域的工业建筑遗产进行研究,可以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案例。其次,从文化遗产学的视角来看,近代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工业建筑是直接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而诞生的一种物质形态。近代工业生产力的诞生,改变了厂房建筑、生产设施,甚至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工业化的改变成为近代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诞生的逻辑起点,所以工业建筑作为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物质载体,可以直观的反映当时的社会变化。但是现实情况是工业建筑遗产这种具有珍贵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迄今并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和保护。近些年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及社会有识之士在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总体上对工业建筑遗产的科学调查和认知上仍存在不足,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手工业生产不重视的历史渊源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受“雅”“俗”文化之制约,人们对与礼制、政治与宗庙相关的建筑特别重视,而对与生产性相关的手工业建筑相当忽视,导致从历史到今天,对于保存了中国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的手工业建筑记载和保存数量都很少。即使在今天,与生产相关的遗产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大量近代工业建筑被拆毁,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状况,本文重新梳理近代社会工业建筑遗产,既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同时也力求重塑公平公正的文化遗产观。综上,论文以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这类物质遗存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遗产实际具有全国范围内的典型性。一方面,近代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都曾在此从事过工业活动,他们与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建筑设计师等共同为中国近代工业创造了一批最早的军事类和“官督商办”类的工业,由此使长三角地区诞生了中国近代最多的工业门类、开创了很多近代工业类型,并且还影响了全国的近代工业建设,这是中国其他城市和区域所不具备的。在此过程中创建的工业建筑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时全国工业建筑的风格、特点和成就。另一方面,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在近代聚集有大量建筑师、建筑设计事务所,不管是西方的、留学归来还是本土培养的建筑师,皆在此从事设计工作,所以在工业建筑的设计方面,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建筑代表了近代中国全国范围内工业建筑的典型特征,最能体现东方与西方思想的结合以及当时的建筑设计理念、设计风格和最高水平。中国长三角区域内的近代工业建筑,率先吸收了西方工业建筑的诸多特征,并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建造技艺和审美思想,成为一种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的新兴建筑。长三角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不仅蕴含着自身发展和演变的历程,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更展示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国家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及这一过程中所代表的工业文明成就,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这一国家及文明转型特殊时代,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中国人社会文化、精神特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生存智慧在新生的工业文明形态中的某种表现。本篇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内容,对论文的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并梳理了中国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研究发展脉络。第二章主要对西方工业革命的原点——英国工业建筑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英国的工业建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文化及审美变革。中国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主要受此影响,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工业化的变革序幕。第三章至第七章,主要反映了笔者的田野调查成果,展现了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中的一大批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状,系统梳理了 1840——1949年间,中国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下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的发展和演变,分析了不同城市的工业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工业建筑文化。第八章主要使用文化遗产学的方法理论,对长三角地区的近代工业遗产的建筑元素进行结构,分析了其时、空演变整个过程。本文在第九章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发展存在“移植”与“重塑”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的工业建筑在长三角区域内的互相碰撞、融合、不断创新,发展出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近代工业建筑类型,通过对这两大系统出现和演变过程的原因解析,分析了隐藏其中的近代变革期的社会文化。同时,本文还主张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应是其核心价值。文化遗产学的研究意义在于它不仅关注过去的文化,更立足于当代、为社会未来发展服务,所以论文在第十章尝试以“文化遗产学”的视角,对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模式进行多角度的探索。通过前文对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价值的研究,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在保护与利用上,应与体现工业遗产核心价值的物质元素一起,如生产设备、生产环境、生产系统、档案资料和企业文化等,共同得到原真性的保护与利用。
杨慧[7]（2014）在《民国时期私家藏曲研究》文中提出藏曲活动渊源已久，今于宋元时期藏书家目录、戏曲目录、学人笔记及文集中多有记载，然而在古代八百年藏曲活动的发展历史中，因秘而不宣的藏曲观念及戏曲从未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古代藏曲活动显而不彰，如此不但藏曲未能长存不散，也未能对古代戏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兴起，在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中，由学人个体肩负起的藏曲活动不但在保护中国古籍文献与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戏曲学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相较古代藏曲活动，民国时期藏曲活动在藏曲者、藏曲观念、藏曲范围、藏曲作用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新变。首先，藏曲者身份多为戏曲研究者或是戏曲艺术家，他们或以戏曲表演为业，或以戏曲研究为业，藏曲之目的旨在学术研究，而在藏曲者间的藏曲活动交流及戏曲学交流极为频繁，国内戏曲研究者共同创办戏曲研究团体、互访戏曲文献，相讨戏曲研究中的各类问题；我国学者与日本学者者之间也互动频繁，不但为戏曲学保存了珍稀文献，也互相影响了他们戏曲文献的收藏范围及戏曲研究。其次，民国时期藏曲观念之新变对戏曲进入现代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戏曲研究者为研究需要而勤勉地搜集戏曲文献，提升了戏曲文献的价值，为戏曲学发展奠定了实证性研究基础。第三，民国时期藏曲范围相较我国传统藏曲，收藏范围由元曲杂剧、明清传奇等文人案头文献扩展至梨园抄本、曲谱、身段谱等民间场上文献，拓展了戏曲研究领域,由是民国时期藏曲数量蔚为大观。第四，民国时期私家藏曲的作用不但体现在文献的保存、整理、编纂出版方面为戏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近代戏曲学体系的完善有实质影响，在戏曲史研究、戏曲文献研究、戏曲理论研究、戏曲剧场演出研究等方面推动了戏曲学的建构。论文通过系统整理民国时期私家藏曲活动相关史料，在中国藏曲发展史与戏曲学发展史视野下，将藏曲活动视为现代戏曲学实际发生及演变的存在方式，考察在民国藏曲活动中戏曲学的创建与变迁，考释民国时期私家藏曲者的藏曲实绩与取得戏曲学术成就。
王跃虎[8]（2013）在《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武警森林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起来的专业武装力量，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是为保护林区作业安全、配合地方公安部队清山剿匪而成立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越来越被人们关注，而我国又是少林国家，森林资源尤为珍贵。作为绿色森林的保护者，武警森林部队在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神圣使命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我国森林防火战线上唯一不可代替的专业武装部队，担负着森林草原防火、灭火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担负着防区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我军的生命线。建军以来，武警森林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自觉高举党的旗帜，以解放军正规化建设为目标，围绕中心任务、自觉服务大局，与改革开放同步，与科学发展同行，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从严治警，在继承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同时，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引导广大官兵牢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坚决做到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同时探索和总结了新时期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经验，为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做好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思潮和思想相继涌入，国际国内文化交流、交融和冲突不断，使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变动，也对当前部队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层中队是武警森林部队编制的最小单位，是森林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点，可以最直接地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果。本文就是从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的角度出发，共分三个部分对加强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系统论证。第一章阐述了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的概念，性质，职能任务和特点，以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第二章研究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出现问题的原因；第三章为本论文的核心章节，从突出重点、坚持原则、拓宽渠道、优化环境、创新方法等方面来探讨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
胡寒[9]（2012）在《宋本《三国志》通假字浅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宋本《三国志》通假字爲研究封象,调查汇总忽了宋本《三国志》中传承先秦两汉及中古新出的通假字用例；尝试收集整理宋本《三国志》中的专名通假字；并封尚无定论,但出现频率较高的一部份通假字存录待考。本文所谓的通假字,与以往研究采用较多的狭义通假字不同,是广义的通假字,指用音同或音近的两个字表示一个词的现象。这样的概念界定从今人整理古籍的角度出发,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判定通假字时,本文从音、义例两方面出发,兼顾通假字取证的时代性——中古时期。鉴於汉捂史分期的意见尚未统一,本文所说的中古时期即爲魏晋以降至有宋一代。通过上述工作,本文试图做到以下创新：1.第一次较爲全面地整理了宋本《三国志》通假字的文献用例。对通假字的历时与共时研究提供基础。2.提出通假字理输的新见。本文徒今人整理古籍的角度出发,采用较爲理想却又较少使用的广义通假字概念。文中简介者一概念的含义、定位及对这种通假字的判定原则。（见第一章第三节）3.在通假字宝践方面,区分传承先秦两汉、中古新出通假字用例,作爲通假字研究的新材料。（1）传承通假字是收录已见於高亨《古字通假会典》或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的宋本《三国志》通假字,可封高害中古文献用例进行补充。（见第二章）（2）新出通假字是收缘高害与王书中均未出现的宋本《三国志》通假字,可作爲通假字研究中古用例的新材料。（见第三章）（3）在归纳整理的同时,封一部份出现频率较高或爲前修时贤多所争论、未定一说的宋本《三国志》通假字存疑待考。（见第五章）4.与以往通假字研究排除尊名祠不同,本文存录宋本《三国志》中的专名通假字,作爲专名及中古汉语文化研究的新材料。（见第四章）
孔凡丽[10]（2011）在《我国构建刑罚易科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刑罚易科制度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中都已经确立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这一制度却持否定态度。本文在确定刑罚易科概念的基础之上,对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易科模式进行了分析,进而对我国构建刑罚易科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述,认为我国现阶段已经存在构建刑罚易科制度理论及实践的基础,具有良好的构建氛围。因此笔者主张我国应当在现有刑罚体系的条件下构建适合我国本土的刑罚易科制度,并就如何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提出了初步的设想,以期能够在刑罚易科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上作出贡献。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刑罚易科制度概述。概念是理解和研究问题的基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模式也有益于这一制度的理解和借鉴。因此这一部分笔者首先将刑罚易科概念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和分析。通过刑罚易科概念不同观点的分析,得出争论的焦点,从而对刑罚易科制度概念的应有之义进行了阐述,并确定了笔者所认为的刑罚易科的概念。在概念确定之后,笔者对世界范围内的刑罚易科制度不同的立法模式进行了阐述,主要包括罚金刑易科制度的立法模式和短期自由刑易科制度的立法模式,通过刑罚易科制度不同立法模式的分析和研究,为我国构建刑罚易科制度具体的制度设计提供借鉴价值。第二部分是对于刑罚易科制度构建的必要性的论证,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阐述,包括我国罚金刑执行困难现状的需要、克服短期自由刑诸多弊端的需要、解决我国刑罚负作用及失灵问题的需要、刑法所具有的经济和效益原则的需要、刑罚执行个别化的需要以及克服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存弊端的需要。经过六方面的详细阐述,确定我国有必要在现行刑罚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刑罚易科制度。第三部分是我国构建刑罚易科制度的可行性的论证。笔者从刑罚易科制度的理论可行性和现实可行性两个方面进行论证。理论可行性论证分别从刑罚易科制度符合刑法的公正性原则、人道性原则、谦抑性原则以及更加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等四个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论述。刑罚易科制度在我国的构建从现实可行性上讲,一方面是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实施了刑罚易科制度并卓有成效,这为我国刑罚易科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另一方面,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具有刑罚易科制度的渊源和氛围,这也为我国刑罚易科制度构建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通过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的论证,得出结论:我国构建刑罚易科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第四部分对我国罚金刑易科制度的具体设计提出了构想。首先对世界范围内的罚金刑易科立法模式进行分析并列出了我国不宜适用的罚金刑易科形式,然后笔者针对上文的分析做出了具体的制度设计。罚金刑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形进行易科:对于客观上有能力缴纳但主观上故意不缴纳罚金的犯罪人易科为自由刑,限定罚金刑易科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为三年;对客观上确实无力缴纳罚金的犯罪人易科为公益劳动。第五部分对我国短期自由刑易科制度的构建做出了具体的制度设计。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短期自由刑易科制度的立法模式的分析,列出我国不宜适用的短期自由刑易科形式,认为我国应当适用短期自由刑易科为社区服务的模式,然后笔者对易科社区服务做出了具体的制度设计,分别从社区服务的时间、场所、社区服务的具体内容以及易科为社区服务后管理和监督机关的确定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论述。
二、武警工程学院学报第19卷(2003年第1期至第6期)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武警工程学院学报第19卷(2003年第1期至第6期)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二章 两宋以前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三章 宋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体例的形成与确立 |
| 二、在定名与分类方面的贡献 |
| 三、以铭文为中心的断代研究 |
| 第四章 元明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五章 清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清代前期 |
| 二、清代中期 |
| 三、清代后期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书籍大量问世 |
| 二、书籍质量的提高 |
| 三、着录体例的进一步完善 |
| 四、定名与分类取得新成就 |
| 五、研究方法取得一定进步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金石与史学研究者 |
| 二、受西方考古学影响的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 二、分期断代标准的创立 |
| 三、分国别研究的提出 |
| 四、类型学方法的初步运用 |
| 五、定名与分类研究的进展 |
| 六、综合性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七、开始关注冶铸技术 |
| 第七章 20世纪50～70年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古文字与史学研究者 |
| 二、考古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青铜器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的分支 |
| 二、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 |
| 三、断代研究进一步科学化 |
| 四、类别研究有了新进展 |
| 五、研究青铜器与文明的关系 |
| 六、其他专题研究蓬勃开展 |
|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一、中原地区 |
| 二、西部地区 |
| 三、南方地区 |
| 四、北方地区 |
| 五、东部地区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各考古文博单位 |
| 二、高校研究群体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综合研究已成共识 |
| 二、分期断代研究方法更加缜密 |
| 三、分区系研究取得进步 |
| 四、类别研究更加细致而系统 |
| 五、工艺与铸造的研究蓬勃开展 |
| 六、青铜器与古代文明研究成果丰硕 |
| 第九章 青铜器研究的分期与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青铜器研究史的分期 |
| 一、萌芽期 |
| 二、雏形期 |
| 三、蜕变期 |
| 四、融合期 |
| 五、成熟期 |
| 第二节 青铜器研究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对象的变化 |
| 二、研究群体的转变 |
|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 |
| 四、青铜器的研究范式形成 |
| 余论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对考古学、历史学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2）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其意义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一)对博弈及博弈论的研究 |
| (二)对贫困定义及划分标准的研究 |
| (三)对德昂族历史、经济社会发展及文化的研究 |
| (四)对基层协商民主及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利益博弈问题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决策中的纳什均衡与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利益博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 |
| 一、公共决策：治国理政中一个重大严峻的课题 |
| 二、利益博弈：公共政策研究的客观基础 |
| 三、公共决策中的博弈理论与纳什均衡 |
| 四、制度体系：公共决策中利益博弈的规则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博弈关系分析 |
|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 |
| 二、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 |
| 三、村委会与驻村工作组之间的博弈 |
| 四、贫困人口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博弈 |
| 五、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
| 第三节 制度性变迁：破解纳什均衡的根本选择 |
| 一、公共政策是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行协调、平衡 |
| 二、约束激励机制的创建是破解纳什均衡的关键 |
| 三、坚持博弈的动态时空概念,推进演化博弈 |
| 四、坚持科学系统发展的序贯博弈思路 |
| 五、加强监管,维护博弈规则 |
| 第二章 三台山德昂族乡扶贫工作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田野调查点三台山德昂族乡概况 |
| 一、三台山德昂族乡情概况 |
| 二、三台山乡的经济发展情况 |
| 第二节 三台山德昂族乡“直过民族区”的脱贫攻坚 |
| 一、开发式扶贫带来的发展机遇 |
| 二、“十二五”以来扶贫政策的叠加期 |
| 三、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实施 |
| 四、开发式扶贫的绩效 |
| 五、协商民主是脱贫攻坚的政治保障 |
| 第三节 三台山德昂族乡的跨境婚姻与深度贫困 |
| 一、三台山德昂族乡跨境婚姻现状及特点 |
| 二、三台山德昂族乡跨境婚姻的促成因素 |
| 三、三台山乡跨境婚姻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 |
| 第一节 各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 |
| 一、中央政府 |
| 二、地方政府 |
| 第二节 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 |
| 一、地方政府部门之间 |
| 二、地方政府与村委会之间 |
| 三、村委会与驻村工作队之间 |
| 第三节 政府与贫困人口、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 |
| 一、政府与贫困人口之间 |
| 二、政府与企业之间 |
| 第四节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 |
| 一、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 |
| 二、中国扶贫基金会 |
| 第四章 精准识别：各级组织之间、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
| 第一节 扶贫标准的确定 |
| 一、贫困的概念及内涵 |
| 二、贫困的类型 |
| 三、我国的贫困标准 |
| 第二节 精准识别的方法和程序 |
| 一、建档立卡阶段 |
| 二、“回头看”阶段 |
| 三、动态管理阶段 |
| 第三节 精准识别的博弈 |
| 一、各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
| 二、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
| 三、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 |
| 第五章 权利与责任：各级组织之间的博弈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
| 一、关于政策方面的博弈 |
| 二、关于脱贫时间的博弈 |
| 三、关于统计报表的博弈 |
| 四、关于产业扶贫方面的博弈 |
| 五、关于易地扶贫搬迁方面的博弈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 |
| 一、参与三台山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组织 |
| 二、各参与市直单位的职责 |
| 三、各参与市直单位之间的博弈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之间的博弈 |
| 一、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博弈 |
| 二、村委会与驻村工作队之间的博弈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
| 一、参与企业的责任 |
| 二、三台山乡企业帮扶工作情况 |
| 三、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分析 |
| 第六章 权利和义务：贫困户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
| 第一节 政府与贫困人口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
| 一、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权利和政府的义务 |
| 二、政府的权利与贫困人口的义务 |
| 第二节 政府与贫困户之间的博弈 |
| 一、易地扶贫搬迁方面 |
| 二、产业发展方面 |
| 三、成效评估方面 |
| 第七章 破解纳什均衡创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机制 |
| 第一节 健全政府决策协商机制确保决策科学合理 |
| 一、健全决策前的调研、咨询、协商制度 |
| 二、决策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
| 第二节 完善执行协商制度推进政策高效落实 |
| 一、执行协商的主体 |
| 二、执行协商的范围 |
| 三、执行协商的方式 |
| 第三节 推进政策评估协商强化结果运用 |
| 一、公共政策评估与政策评估协商 |
| 二、政策评估协商的主体、内容及方式 |
| 三、评估的价值追求是正和博弈,实现帕累托改善的制度规范 |
| 第四节 健全决策、执行、评估协商的保障机制确保协商目的有效实现 |
| 一、改善党的基层领导方式 |
| 二、构建公民协商意见整合机制 |
| 三、健全群众协商意识培育机制 |
| 四、加强协商民主文化建设 |
| 五、积极构建利益捆绑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 |
| 第八章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目标实现 |
| 第一节 强化对协商民主的监督问责 |
| 一、加强对协商过程的监督 |
| 二、加强对协商成果落实情况的监督 |
| 三、健全责任追究制 |
| 第二节 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
| 一、突出监督重点 |
| 二、强化执纪审查 |
| 三、加大问责力度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说明 |
| （一）军人社会保障 |
| （二）残疾 |
| （三）残疾军人社会保障 |
| 三、研究综述 |
| （一）特殊教育 |
| （二）社会保障 |
| （三）残疾人事业 |
| （四）残疾人的贡献与影响 |
| （五）职业群体 |
| 四、研究方法与写作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起点和参照 |
| 第一节 历史起点：帝制时代的保障措施 |
| 一、明清以前：代有诏令 标准同一 |
| 二、明清时期：官兵有别 赏依伤定 |
| 三、晚清时期：多规并行 新旧共存 |
| 第二节 历史参照：残疾人的积极救助 |
| 一、传统遗产 |
| 二、晚清变化 |
| 第三节 时代参照：欧美国家的保障措施 |
| 一、物质补偿 |
| 二、康复就业 |
| 三、权利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残疾军人的优抚 |
| 第一节 抚恤：经济补偿 |
| 一、管理机关 |
| 二、待遇标准 |
| 三、实际推行 |
| 第二节 优待：精神慰藉 |
| 一、优待方式 |
| 二、实际效果 |
| 小结 |
| 第三章 残疾军人的安置：政府举措 |
| 第一节 收容教养 |
| 一、机构沿革 |
| 二、收容转院 |
| 三、教养管束 |
| 第二节 就业安置 |
| 一、制度建构 |
| 二、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成绩与问题 |
| 一、主要成绩 |
| 二、存在的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残疾军人的安置：社会支持 |
| 第一节 社会舆论的关注 |
| 一、关于安置意义的阐发 |
| 二、关于安置途径的探讨 |
| 第二节 社会团体的协助 |
| 一、推动职业重建 |
| 二、建立安置社区 |
| 三、组建互助团体 |
| 小结 |
| 第五章 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 分工明确形成体系 |
| 一、机构设置 |
| 二、内容构成 |
| 三、实际运作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 优抚安置保障生活 |
| 一、抚恤 |
| 二、优待 |
| 三、安置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量才使用 继续革命 |
| 一、提高觉悟 培养能力 |
| 二、分配工作 量才使用 |
| 三、生产节约 支援前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6）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略径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路径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界定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空间范围等相关概念说明 |
| 一、时间界限 |
| 二、“长三角”的含义及其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地 |
| 三、近代工业建筑个案描述选择标准 |
| 四、文化遗产学概念 |
| 五、工业建筑与工业建筑遗产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工业遗产保护理论与政策 |
| 二、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历程 |
| 三、中国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研究综述 |
| 四、长三角地区工业建筑(遗产)专题研究综述 |
| 第六节 创新点及存在问题 |
| 一、创新点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二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的发展背景 |
| 第一节 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工业建筑的出现与发展 |
| 一、工业革命开始前英国手工工场建筑(18世纪中期之前) |
| 二、工业革命初期技术改革对工业建筑的影响(约1750—1800年) |
| 三、动力改革对工业建筑的影响(约1800—1835年) |
| 四、重工业发展与多种建筑派别流行对工业建筑的双重影响(约1835—1855年) |
| 第二节 英国工业革命及工业建筑带来的文化变革 |
| 第三节 中国1840年之前工业建筑概况——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
| 一、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的手工业发展背景 |
| 二、长三角地区古代工业建筑概况 |
| 三、受西方工业建筑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早期近代工业建筑 |
| 第三章 最具开创性的长三角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上海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外商主导的萌芽时期工业建筑文化(19世纪40年代——90年代) |
| 一、文化背景 |
| 二、西方工业建筑的引入 |
| 第二节 民族资本快速发展时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894 年—1918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仿西式的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华资、外资碰撞高峰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919 年—1936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战时缓慢发展期的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五节 上海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综述 |
| 第四章 城镇型工业建遗产—南通磨闸历史工业城镇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工业城镇构成 |
| 一、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诞生 |
| 二、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大生纱厂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大生纱厂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其他衍生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唐闸历史工业城镇其他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建筑文化综述 |
| 第五章 受政治因素主导的南京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南京近代工业萌芽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864——1911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二节 政府主导城市建设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912——1949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南京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综述 |
| 第六章 民族资本为主导的无锡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无锡近代工业起步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895 年—1913)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二节 经济繁荣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914 年—1936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抗日坚挺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无锡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综述 |
| 第七章 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杭州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二节 宁波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镇江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常州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五节 嘉兴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六节 苏州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七节 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工业建筑的文化特点综述 |
| 第八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时空演变研究 |
|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建筑形态及要素分析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的造型特征及其演变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技术与结构的演变 |
|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避产时间演变分析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萌芽期(1840—1860)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发展期(1860—1895) |
| 三、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成熟期(1895 — 20世纪10年代) |
| 四、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蜕变期（20世纪10年代—20世纪40年代） |
| 五、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停滞和复兴期(1937-1949) |
|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空间演变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发展线路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元素的空间传播 |
| 第九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价值研究 |
|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移植”的过程及内在动力分析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重塑”的过程及内在动力分析 |
| 三、长三角地区工业建筑文化特征演变的内在动力分析 |
|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 |
| 一、西式建筑中的东方精神——选择的智慧 |
| 二、近代工业建筑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先锋之作 |
| 三、因水而延续的文脉 |
| 四、近代工业建筑空间营造中的文化意蕴 |
| 第三节 与中国近代其他区域工业建筑遗产的比较 |
| 一、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发展概况 |
| 二、中国近代其他区域工业建筑文化 |
| 三、长三角地区与华南、华北、西南地区工业建筑文化比较 |
| 第十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式探讨 |
| 第一节 基于文化价值研究的近代工业建筑造产保护原则与模式 |
| 一、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有保护模式与利弊分析 |
| 二、基于文化价值的保护原则探讨 |
| 第二节 基于文化价值研究的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可持续发展利用原则与模式 |
| 一、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有利用模式与利弊分析 |
| 二、基于文化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探讨 |
|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申遗策略 |
| 一、以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遗产价值标准为例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申遗策略小结 |
| 结语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长三角地区十六个(市级)城市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名录 |
（7）民国时期私家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私家藏曲渊源及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古代私家藏曲发展回顾 |
| 一、文人别集、序跋、笔记 |
| 二、见于私家藏书目录记载者 |
| 三、不见记载，依据传世文献可考者 |
| 四、据戏曲目录编撰判断可能接触私家藏曲者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私家藏曲发生的社会环境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私家藏曲新变 |
| 一、藏曲家的群体性出现及身份之新变 |
| 二、藏曲数量蔚为大观及藏曲观念之新变 |
| 三、藏曲用途之新变 |
| 第二章 藏曲家及其藏曲活动述论 |
| 第一节 藏曲家概述 |
| 一、学者型藏曲家 |
| 二、收藏型藏曲家 |
| 三、艺术家型藏曲家 |
| 四、日本藏曲家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藏曲家的交游（上） |
| 一、马廉与郑振铎、傅惜华等人的交游 |
| 二、吴梅与郑振铎、钱南扬、卢前的交游 |
| 三、齐如山与梅兰芳、傅惜华等人的交游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藏曲家的交游（下） |
| 一、中国学者赴日访曲 |
| 二、日本学者来华访曲——长泽规矩也与马廉、傅惜华等人的交游 |
| 第四节 浅谈藏曲家用印 |
| 一、藏曲印的内容 |
| 二、藏曲印的功能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所藏戏曲文献叙考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私家所藏戏曲文献类型 |
| 一、藏曲文献类型 |
| 二、所藏戏曲的体裁 |
| 三、收藏戏曲的地域 |
| 第二节 对明代坊间刻本的收藏 |
| 一、明代坊间刻本收藏概貌 |
| 二、明代坊刻本的商业特征 |
| 第三节 日本学者所藏中国戏曲文献 |
| 一、国内稀见抄刻本 |
| 二、地方曲艺文献的收藏 |
| 三、时调曲谱 |
| 第四节 海外戏曲文献的归流 |
| 第五节 众家藏《坠钗记》版本比较 |
| 第四章 私家藏曲与现代戏曲学析论 |
| 第一节 民国藏曲活动与戏曲研究的兴起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私家藏曲与现代戏曲学的演进 |
| 一、藏曲目录的集中刊发 |
| 二、作为藏曲节点的珍稀文献公布 |
| 三、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戏曲研究者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私家藏曲与现代戏曲学格局的形成 |
| 一、藏曲与戏曲文献学 |
| 二、藏曲与戏曲史研究 |
| 三、藏曲与戏曲演出研究 |
| 第五章 戏曲研究者的藏曲活动 |
| 第一节 吴梅藏曲活动 |
| 一、藏曲概貌 |
| 二、吴梅藏曲与曲学成就 |
| 第二节 郑振铎藏曲活动 |
| 一、藏曲概貌 |
| 二、郑振铎藏曲与戏曲研究 |
| 第三节 傅惜华藏曲活动 |
| 一、藏曲概貌 |
| 三、傅惜华藏曲与曲学成就 |
| 第六章 戏曲艺术家藏曲活动 |
| 第一节 齐如山藏曲活动 |
| 一、百舍斋所藏戏曲文献 |
| 二、北平国剧学会中的齐如山藏曲 |
| 三、齐如山藏曲的归宿 |
| 第二节 梅兰芳藏曲活动 |
| 一、缀玉轩藏珍本戏曲 |
| 二、缀玉轩剧本汇存 |
| 三、缀玉轩藏其它戏曲史料 |
| 第三节 程砚秋藏曲活动 |
| 第七章 日本学者的藏曲活动 |
| 第一节 长泽规矩也藏曲及其戏曲目录编纂 |
| 一、长泽规矩也戏曲研究概述 |
| 二、日本戏曲目录编纂略论 |
| 三、长泽规矩也戏曲目录编纂的特点 |
| 四、余论 |
| 第二节 神田喜一郎藏曲与戏曲目录的编纂 |
| 一、《鬯盦藏曲志》自题诗与神田喜一郎的藏曲旨趣 |
| 二、《鬯盦藏曲志》的版本与内容 |
| 第三节 泽田瑞穗藏曲活动 |
| 一、泽田瑞穗的藏曲与《风陵文库目录》 |
| 二、泽田瑞穗的藏曲特点 |
| 三、藏曲归宿及文献价值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获奖情况 |
（8）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概述 |
| 第一节 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概述 |
| 一、 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的概念 |
| 二、 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的性质 |
| 三、 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的职能任务 |
| 四、 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的特点 |
| 第二节 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与意义 |
| 一、 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和特点 |
| 二、 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
| 第二章 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
| 一、 具备的优势 |
| 二、 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客观因素的原因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主观因素的原因 |
| 第三章 进一步加强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
| 第一节 坚持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 |
| 一、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最根本的原则 |
| 二、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则 |
| 三、 坚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 |
| 第二节 突出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 |
| 一、 牢固树立党指挥枪的警魂意识 |
| 二、 加强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纪律作风建设 |
| 三、 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
| 四、 着力培养爱国奉献精神 |
| 五、 贯彻落实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 |
| 第三节 拓宽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 |
| 一、 开展丰富多彩的警营文化活动 |
| 二、 融思想政治教育于军事技能培训之中 |
| 第四节 优化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 |
| 一、 加强制度的贯彻落实 |
| 二、 完善硬件设施 |
| 第五节 创新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
| 一、 转变政治理论课堂教育方式 |
| 二、 针对不同职能人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
| 结束语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成果目录 |
| 致谢 |
（9）宋本《三国志》通假字浅论（论文提纲范文）
| 目録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摘要 |
| 1.1 选题缘起和预期目标 |
| 1.2 通假字研究概述 |
| 1.2.1 汉至宋元明——从“改读”的提示到“通用字”说 |
| 1.2.2 清至民国初——由混同引申和假借到明确两者不同 |
| 1.2.3 近现代——对通假从不同角度深入认识,重视“本字”的含义 |
| 1.3 通假字的概念、定位和判定 |
| 1.3.1 通假字的概念 |
| 1.3.2 通假字的定位 |
| 1.3.3 通假字的判定 |
| 1.4 本文体例 |
| 1.5 研究价值 |
| 1.6 研究理念 |
| 1.7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传承通假字 |
| 摘要 |
| 2.1 A爲B的谐声偏旁 |
| 2.1.1 音同 |
| 2.1.2 同纽同韵异调 |
| 2.1.3 同韵同调旁纽 |
| 2.1.4 只有韵同 |
| 2.1.5 其他 |
| 2.2 A与B谐声偏旁相同 |
| 2.2.1 音同 |
| 2.2.2 同纽同韵异调 |
| 2.2.3 同韵同调旁纽 |
| 2.2.4 只有韵同 |
| 2.2.5 其他 |
| 2.3 A与B谐声偏旁不同 |
| 2.3.1 音同 |
| 2.3.2 同纽同韵异调 |
| 2.3.3 同韵同调旁纽 |
| 2.3.4 只有韵同 |
| 2.3.5 其他 |
| 第三章 新出通假字 |
| 摘要 |
| 3.1 通假关系与通假义均爲新出 |
| 3.1.1 音同 |
| 3.1.2 同纽同韵异调 |
| 3.1.3 同韵同调旁纽 |
| 3.1.4 只有韵同 |
| 3.1.5 其他 |
| 3.2 通假关系传承·通假义新出 |
| 第四章 专名通假字 |
| 摘要 |
| 4.1 人名 |
| 4.2 地名 |
| 4.3 书名 |
| 4.4 族名 |
| 4.5 官名 |
| 4.6 物名 |
| 4.7 年号名 |
| 第五章 待考通假字 |
| 摘要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通假字相关文章目录 |
| 附录二：《三国志》印本图表 |
（10）我国构建刑罚易科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刑罚易科制度概述 |
| （一） 刑罚易科的概念 |
| 1.刑罚易科概念聚讼 |
| 2.刑罚易科概念的应有之义 |
| （二） 刑罚易科制度的立法模式 |
| 1 罚金刑易科制度的立法模式 |
| 2 短期自由刑易科制度的立法模式 |
| 二、我国构建刑罚易科制度的必要性之论证 |
| 三、我国构建刑罚易科制度的可行性之论证 |
| （一） 我国构建刑罚易科制度的理论可行性 |
| （二） 我国构建刑罚易科制度的现实可行性 |
| 四、我国罚金刑易科制度的具体构建 |
| （一） 我国不宜适用的罚金刑易科形式 |
| （二） 我国罚金刑易科制度的具体设计 |
| 1 对于客观上有能力缴纳但主观上故意不缴纳罚金的犯罪人易科为自由刑 |
| 2 对客观上确实无力缴纳罚金的犯罪人易科为公益劳动 |
| 五、我国短期自由刑易科制度的具体构建 |
| （一） 我国不宜适用的短期自由刑易科形式 |
| （二） 我国短期自由刑易科制度的具体设计 |
| 1 短期自由刑易科社区服务的可行性 |
| 2 短期自由刑易科为社区服务的具体制度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武警工程学院学报第19卷(2003年第1期至第6期)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2]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3]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D]. 贺勇. 云南大学, 2018(01)
- [4]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D]. 王安. 苏州大学, 2015(07)
- [6]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D]. 于晓磊. 南京大学, 2015(01)
- [7]民国时期私家藏曲研究[D]. 杨慧. 山西师范大学, 2014(08)
- [8]武警森林部队基层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王跃虎. 南华大学, 2013(02)
- [9]宋本《三国志》通假字浅论[D]. 胡寒. 复旦大学, 2012(03)
- [10]我国构建刑罚易科制度研究[D]. 孔凡丽. 华东政法大学, 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