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公证服务之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薛凡[1]（2021）在《中国公证改革发展新阶段与公证制度的重大转型——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的深化公证改革《意见》解读》文中提出一、中国公证改革发展新阶段的来临（一）启动、停滞和重启—中国公证改革历程的回望1、公证改革全面启动与长期停滞1993年11月14日、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相继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冯紫洋[2]（2021）在《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一个地理区位概念,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确立了“‘一国两制’,依法办事”的基本原则,以及“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营造高标准的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发展目标。我们通过认识和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与其它湾区相比所独有的特点和问题,着力研究如何为粤港澳大湾区设计出基于现实基础,符合客观发展规律,具有前瞻性且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法律法规。还应当意识到完善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法治化需要国际高标准规则作为参照和努力的方向,重视国际惯例,树立规则意识,向与世贸规则相关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和体系积极靠拢。当然,制度壁垒是横跨在粤港澳三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何将其化解,从而形成区域较为统一的高标准经贸规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中提炼出应当以大湾区区域立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作为出发点,重点研究的内容包括:粤港澳大湾区立法现状分析及建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问题及实施策略。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之外,本文还将根据《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深圳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及《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要求遵循国际通行规则的相关理念,对接国际通行的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等国际经验进行借鉴分析,以此来完善法治保障。不仅如此,还应当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十四五”规划中法治相关问题的重要精神做出更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第一部分是引言。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在该领域研究的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是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立法的现状分析及建议研究。该部分首先从大湾区区域立法的必要性、基本原则、现有法律等方面分析立法的现状。然后尝试探究适合大湾区区域协同立法的路径。第三部分是粤港澳大湾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该部分内容包括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框架和实施策略,具体包括了区际司法协助、公证、仲裁、调解等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施。第四部分是粤港澳大湾区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该部分内容从粤港澳大湾区与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的关系开始分析,然后通过介绍《美墨加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多边投资贸易协议的相关内容和条款,勇于对接这些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从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及金融国际化,最终实现内地与港澳之间的高水平自由经贸合作和战略建设的常态化。第五部分是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瓶颈及实际需求,提炼法治化营商环境所遇到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给出建议。
肖华杰[3]（2020）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文中提出2013年7月3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这被看作是启动PPP模式的一个信号。此后的六年里,PPP作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建设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在减少政府债务、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着,国家财政、发改等部门也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文件以支持和规范PPP项目的发展。截止2019年上半年,列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的项目累计9,036个、投资额13.6万亿元;落地项目累计5,811个、投资额8.8万亿元。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背后,PPP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还没有很好地接轨,实操层面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同时在理论层面,学界尚未对PPP模式进行法律上的体系研究。因此,本文将运用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PPP项目涉及的重点法律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寻找其形成的机制和原因,并尝试得出结论,提出建议,以期对PPP的规范发展和争议解决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正文部分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六个章节,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PPP的基本原理”。本章是全文的基础章节,首先从PPP的概念入手,将PPP广义定位为包括特许经营协议和政府购买服务在内的各类公私合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的集合,并探讨其分类、特点及法律性质。此外,PPP模式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内有着其不同于传统项目建设模式的制度价值:一是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二是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三是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章的最后阐述了基础法律原则在PPP项目中的体现。第二章“PPP准入的法律规制”。近年来,在项目识别和准备阶段,我国PPP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违规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或是因操作不规范、或是利用了现有政策法规的漏洞。究其原因,准入规则的不健全和监管层面的缺失是导致项目乱象丛生的本质。本章意在通过对现有规则体系的梳理和分析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识别PPP项目;二是项目公司合规的条件;三是什么样的政府方主体是适格的。本章主张PPP项目识别应遵循坚持公益导向和防范债务风险的原则;在项目公司的项目资本金已有限制的情况下,注册资本的缴纳偏向于灵活,但应对债务性融资有所限制;政府方主体应区别实施机构和政府出资代表,政府出资代表不应具有实际控制和管理权。第三章“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在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参与主体众多,各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发挥着其特殊的作用。而不同的角色又对应着不同的权利与义务,这是研究PPP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要素,也是研究PPP监管规则和归责体系的基础。因此,本章选取政府、项目公司和中介机构三个主要的参与主体,从权利的来源及形式、义务的设计及范畴等方面深入剖析主体行为的边界。对于有着双重甚至多重角色的政府而言,其权利义务的界定随着角色转换而变化,实操层面上极易出现混同,该节尝试对政府主体进行角色划分,并在项目的各阶段中规范其权利义务。此外,本章认为项目公司不应受到政府不正当的干预,其基于我国法律关于公司的规定享有自治权利,又基于PPP协议享有合同赋予的特许经营、收益和救济权利。上述两个主体在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时,均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中介机构作为政府与项目公司的中间人,有着信息传递和局部监管的作用,其法律责任的设计可以参考《合同法》对居间责任的规定。第四章“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PPP项目主要分为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实施、项目移交五个大阶段,在每个阶段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都存在着复杂的法律关系和办事流程,各种制度相互交杂、缠绕,很多矛盾、冲突伴随其中。因此,对PPP监管规则的研究极其必要。本章站在经济法研究的视角上,讨论公共政策及法律法规对PPP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控制与监督,主要解决如何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内嵌入监管机制,同时又能避免与其他制度产生冲突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的梳理,以及对监管理念、原则、框架和工具的分析说明,试图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寻找、构建能够使PPP项目顺利推进的监管实施路径,即在“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下利用多种辅助性的监管方法,介入公司行使监管权能。第五章“PPP归责体系的构建”。由于PPP项目涉及利益方众多,环境较为复杂,在出现争议时往往无法清晰判断法律责任的归属,我们有必要在现有已成熟的归责体系下寻找PPP归责体系的理论支撑点。本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在前述的研究基础上探讨PPP归责体系的建立,从政府、中介组织和项目公司三个主体的角度分别研究其归责原则和责任承担的具体形式。建议先明确归责原则,厘清各参与方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后根据其责任借鉴《证券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范进行归责。第六章“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有数据表明,融资难已成为PPP项目失败的罪魁祸首,而融资问题贯穿于PPP项目的全生命周,在PPP项目的成立期、建设期、运营期和退出期都存在着多种融资方式可供选择,每种融资方式都有着其各自的优劣和必要的条件。现阶段,债权融资仍然是占比最大的一种融资模式,但其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担保标的权属的不确定、项目收益权出质价值的不确定和担保物权实现方式的难题使得债权担保的实现缺少法律上的支持。同样,在PPP项目与资产证券化的结合中,其主要的基础资产即项目收益权在法律属性、可转让性、独立性和转让的生效时点上都存在争议,加之SPV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基础资产难以彻底做到真实出售使得破产隔离的实现存在阻碍。本章认同收益权的“未来债权”地位,支持“合同签订生效说”,肯定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制度的意义,主张尽可能将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在合同中有所约定,以减少风险的发生。
宋韶君[4]（2020）在《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国有资本价值管理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的高增长,与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背景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绩效分不开。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特大型央企通过资本运营实现了规模的快速扩张,然而与国有资产规模大幅增长形成对比的是,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相对不高、国有企业产业竞争力不足,从制度因素来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管理体制与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已不相容。在此背景下,以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把国有资本运营权利授权给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简称“两类公司”）,重构国资监管、国资运营、国企经营分开的三层国资管理体系,除了有利于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更重要的是实现国有资本运营与国有企业经营各司其职,引导国资管理目标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导向,转向“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资本价值导向,为国有资本价值增长可持续创造有利制度条件。“管资本”导向下三层次国资管理体系重构,需要配套的绩效评价机制。聚焦国有资本价值,重构与国有企业不同的绩效评价体系,不仅能为国资监管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导,而且对引导国有资本价值管理、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回顾已有相关研究,虽然不乏从“政企分开”、“两权分离”视角对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管资本”改革逻辑的解释,但针对“两类公司”绩效评价的研究,要么是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孤立研究国有资本增值绩效,要么把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因素,作为外在于资本增值目标函数的因素研究,由此导致国有资本增值目标体系与国资管理体制改革逻辑的理论与现实“脱节”。本文所尝试的理论推进,就是使两者融合,把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国有资本增值绩效目标体系,构建一个开放的、融合组织功能与系统目标的绩效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主要借鉴马克思资本理论及西方产权理论,结合对国资管理体制改革逻辑的现实考察,构建了国有资本价值管理视角下的绩效评价体系。从“两类公司”职能侧重来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注重产业培育,兼顾国有资本布局优化等政策职能;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追求投资收益,市场化程度更高。为使研究更有针对性,本文具体选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方法,重点阐述在国资管理体制改革逻辑下,聚焦国有资本价值管理产权层,使国有资本增值绩效释放的实现机制,由此提出绩效评价方法体系和思路,指导指标体系构建。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三章,通过文献回顾及理论分析,以马克思资本理论为源头,借鉴公有制理论,构建了国有资本增值的目标体系;引入西方产权理论,从理论层面论证了绩效评价动因、评价目标、评价重点及评价方法;为分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绩效“是什么、如何评价”做理论铺垫。第二部分包括第四至五章,通过对“管资产”国资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效率的现实考察,将“管资本”改革逻辑引入国有资本增值目标体系,从而论证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职能,确立重构国有资本运营产权层绩效评价体系的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上,基于国有资本价值管理视角,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构建了融合国资管理目标与国有资本产权运营职能的绩效评价方法体系,为绩效评价体系“如何构建”提供方法指导。第三部分包括第六至八章,依托绩效评价体系构建方法和思路,探索性筛选绩效评价指标,并对其中核心评价指标进行实证分析,验证指标有效性,得出研究结论,提出绩效评价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及政策建议,旨在探索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绩效“如何评价”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管理体制下,由于独立行使产权职能的市场化国有产权代表主体缺位,依附于行政关系的国有产权管理和国有企业经营,与“国有资产账面价值保值增值”的绩效观念相互强化,使国有资本增值目标被异化为无限做大资产规模,导致资本增值潜力和企业创新活力被束缚。通过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构造市场化国有产权代表主体,把国有资本运营权利授权给“两类公司”,从而形成国有资产行政管理层、国有资本产权运营层、国有企业产业经营层相互分权、相互制衡的三层次国资管理体系,为重塑国有资本增值的动力机制提供有利的制度安排,就是“两类公司”设立的改革逻辑。2.随着“管资产”转向“以管资本为主”的三层次国资管理体制重构,一方面,绩效评价目标及观念,应从关注国有资产账面价值,转向强调国有资本产权价值,实现国有保值增值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另一方面,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资本产权运营层,定位于国有资本价值管理市场职能以及国有资本布局优化等政策职能,相应地,绩效评价体系构建方法和逻辑与国有企业产业经营层应有所区别。着眼资本价值,构建与国有企业不同的绩效评价体系,实现绩效评价与国资管理目标的“激励相容”,成为绩效评价体系重构的现实需求。3.以国有资本增值为目标,聚焦国有资本产权运营职能,在绩效评价目标层,以资本价值统筹市场绩效和政策绩效子目标;在绩效评价标准层,以提升国有资本流动性（活力）、增值能力、防风险能力、布局优化能力、对社会资本带动力、对国计民生支持力“国有资本六力”为评价标准;在绩效评价指标层,以国有资本形态转换机制、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机制、国有股权减持市场化退出机制“三大机制”作为核心价值驱动指标选取依据;在指标权重和绩效标准值区分上,依据市场化程度、行政层级及资产规模、产融关系,构建不同分类视角下的“三维分类模型”,形成融合产权职能与国有资本增值目标的绩效评价方法体系。在绩效评价体系构建思路上,将“价值驱动指标”与“基础财务指标”相结合,实现与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衔接,把反映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及国有资本价值变动趋势的指标纳入中长期评价体系。4.按照绩效评价方法体系和构建思路,结合绩效评价重点,选取国有资产资本化率、国有资产周转率,国有股权创新覆盖率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实证结果表明,三个指标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绩效具有较好区分度和解释力。在数据层面,国有股权创新覆盖率与国有资产资本化率、国有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之间,具有较好互补性;国有资产周转率与国有资产资本化率之间,存在弱相关性,三大指标能较好刻画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绩效评价目标的价值驱动逻辑。其中,国有资产周转率是描述国有资本流动性的结果指标,国有资产资本化率是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的驱动指标,有利于引导国有资本价值放大,是提高国有资产周转率的前提;国有股权创新覆盖率是描述国有资本潜在增值能力的预测性指标,有利于引导国有资本价值发现,以及对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本文的创新点集中体现在:1.选题的前沿性。现有文献缺乏把“国有资本”从“国有企业”的研究范畴中抽离出来,专门构建的国有资本产权运营层绩效评价体系。针对这一缺失,本文具体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构建了专门针对国有资本产权运营层的绩效评价体系,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2.研究视角及方法体系的创新。本文打破了孤立的从国有资本增值视角,或者从国资管理体制改革视角的绩效评价研究,以马克思资本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为指导,构建了基于国有资本价值管理的产权视角、融合国有资本产权运营职能与国有资本增值目标、包含“国有资本六力评价标准”、指标权重及标准值区分的“三维分类模型”的绩效评价方法体系,深化了对国有资本价值管理的理论解释,为绩效评价实践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支持。3.核心绩效评价指标的创新。聚焦国有资本价值管理而设计的“核心价值驱动指标”,特别是国有资产资本化率、国有股权创新覆盖率等创新指标,突出体现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管资本”改革导向,能够较为准确反映国有资本价值管理能力和增值能力,对指导绩效评价实践具有较强应用价值。
王博[5]（2020）在《论民营企业的民事司法保障》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为了推动民营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研究民营企业的民事法律保障具有理论意义和现时价值。本文以论民营企业的民事法律保障为题,借鉴国内外民营企业法律保障的立法现状,研究民营企业法律在民事诉讼方面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改进措施,希望通过论文研究,能够为推动我国民事企业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提供有价值的发展建议。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的基本内涵及意义。本章分析关于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平等保护、绿色发展的立法理念并介绍了相关概念及重要意义,从而引出下文。第二章国内外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的立法现状。本章讨论国外的相关立法以及我国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立法现状以及学术研究,从而对我国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做出思考。第三章我国现阶段在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近期较大的热点案例,提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相关问题,比如民企方面的法律法规效力性不强,民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地位较低,刑民界限不明确,裁判结果难以执行少数法律人员的腐败等问题。第四章我国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制度完善的设想。在平等保护、绿色发展立法理念的基础之上,通过分析上述问题,从而完善我国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制度。第五章结论部分,归纳我国民营企业法律保障发展建议及展望民营企业法律保障的发展前景。总之,通过对于我国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的研究,能够为推动我国民事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建议。同时,也希望对于其它企业的民事法律保障制度的发展提供借鉴;通过论文研究,能够有助于推动我国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机制的优化发展。
王冠玮[6]（2019）在《债务催收订定专法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以境外法制为比较与借鉴》文中指出债务催收为债权满足之手段,而此手段可分为自行与委外两种模式。以金融机构为例,其不良债权常借由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催收,而资产管理公司就催收所采之手段时常发生违法暴力讨债等社会问题。本文因此产生探讨上述问题法律上灰色地带之解决办法之动机。本文盘点我国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地区有关不良债权成因与债务催收之研究。发现导致我国大陆地区催收问题最早源于产业转型所萌生的“并发症”,如政府干预、国有企业融资问题、法制不够健全等原因。因此本文第一章从债法之基本概念出发,收敛本文研究范围,聚焦在委外催收之研究。横向对比美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地区催收问题及相关产业之起源,以作为后续是否参考境外法制之支点。再从《宪法》之角度思考如何同时保障债务人之人身安全、居住自由、隐私权、财产权等不受侵害,也保障债权人财产权之满足,更维持债务催收人之工作权。最后盘点出现行与催收相关之法律规范。第二章则系就具体罗列实务上常见之十一种催收行为,在第一章盘点出之规范下,归纳出不法催收与不当催收之不合法等债务催收行为,并分析在司法上、行政上与立法上该不合法的债务催收行为如何成为法律上之灰色地带。至第三章开始,本文主要提出对于美国、英国、日本三国之横向与纵向之比较研究,与台湾地区在立法经验上,吸收域外立法例之成果。大致上可以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行为管理模式,以及以日本为首的业别管理兼采行为管理模式。本文第四章回头思考我国大陆地区之不合法的催收行为样态与比较美国在实证研究上结果,证立我国大陆地区在订定专法上之必要性。因催收业之催收款来源多元,具有高度之经济影响力,且制定专法后有助于主管机关事权统一,除得帮助经济之发展,亦能有效消除不当催收在法律上灰色地带之空间,成为订定专法之可行之原因。第四章末尾提出建立催收业者之行为规范、自律性公会制度,提升隐私保护、资讯揭露能力,形成保障债权人、债务人、催收人间三赢之局面。在催收的管监理上,建议大陆地区未来得以“商务部”为领头羊,带动下游催收产业之前进;以“银行与保险监督委员会”则作为协助角色,对于金融商品从委外催收债务之源头以及网络借贷做适当风险控管。除追求社会秩序之维持,重视催收产业之发展空间,亦因应科技变化带来之机会与发展。最后,本文认知因各国、各地区催收制度建立之背景不同,除参考境外法制与其相关研究外,期许我国大陆地区能以债务人“经济再生”、“管理开放”之思维订定催收法制。
李洋[7]（20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旨在破除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国有体制发展前景的质疑。“公有制必然不如私有制”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视为中国经济的枷锁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公正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与全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国有企业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寻找出我国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连私有化至上的美国也并非没有国有企业。学界常有观点认为西方国有经济的比例比中国低很多,但是以新加坡为例的不少完全市场经济体也拥有着很高的国有经济比例。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为何也能够实现经济成功呢?这些都是简单支持私有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说,草率的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国有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历史,那些不立足本国国情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通过激进的私有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经济体陷入长久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证。而这些国家也基本失去了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反观同时期有着更高国有企业比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却完成了脱贫和赶超。国有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与所有制无直接关系的。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私有企业,尤其是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里一个都不会少。如此可见,简单的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帮助。从西方成功的国有企业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按照市场规则有效治理国有企业,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规避,完全不会比私有企业做的差。从对法国国有经济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承认国有企业贡献和地位的同时,法国政府不推行激进私有化,而是通过积极改革保持企业竞争力,使其成为国家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德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战后恢复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在经历了几轮私有化后,近年来德国在电力等行业开始出现重新国有化的呼声。而北欧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支撑其高福利经济的重要部分,且在创新能力上走在世界前列。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则更加是利用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腾飞,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甚至在完全信奉私有化的美国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除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外,也不乏涉足军工、金融、地产等行业。这些都说明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国有企业改革虽不是新问题,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企业微观治理的层面,并没有从全球化内外联动的视角,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直面指出坚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信心来源。只有跳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框架,从例证分析的角度才能更好找到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本文在绪论中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客观总结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回顾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及推广的原因和过程,阐明了这一趋势对我国经济在逐渐融入全球体系后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影响,本文在第一章第二节阐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章首先总结和分析了质疑国有企业运行效率的一些理论,包括“委托-代理”“搭便车”“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否与企业的产权归属公有或私有并无关联。随后,本文对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陷阱”进行了梳理。最后,本章指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私有化改革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第三章,本文通过对法国、德国、北欧国家、美国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发展历史的分析和对比,总结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借鉴的地方。第四章则主要分析了与中国更为接近的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国有经济成分和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试图找到可供我国采用的改革路径。本文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当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举措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第八章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展望。
陈春梅[8]（2019）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民营资本,充分发挥公私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势,从而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随着经济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理念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公办高职习惯了“养尊处优”且担心与民营企业合作有损公益形象或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而民办高职由于被视为“二等公民”难以吸引优秀企业合作,使得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是否可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体制以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让不同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2014年,国务院正式提出鼓励各类办学主体以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并明确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从而拉开了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序幕。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指由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以多种要素共同举办职业教育,具有多元产权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且不同产权主体共同治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点。国务院倡导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旨在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办学,实现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案例院校的调研,梳理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现状并着重探究其内部治理。相比于国外,当前我国关于公私合作办学的实践较少,相关研究也有限。研究中选取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两大机构——社区学院（大都会学院）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戴维瑞教育集团和阿波罗教育集团）的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研究发现:社区学院的公私合作不涉及产权。各方通过签订协议保护举办者权益;社区学院非常重视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为了人才培养愿意大力投入办学。研究还发现,大型营利性教育集团内部组织机构的构建相对完善。董事会是集团实现内部治理的载体,因此必须强调董事成员构成的科学性,包括董事成员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多样化,且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应占一定比例。为了保障机构规范、有序运行,这些机构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运行保障制度。与国外公私合作办学不同,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涉及产权问题,且产权结构影响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然而,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产权大小与话语权大小不一定呈正相关。政府的产权占比可能很小,但却拥有较大话语权。因此,不能完全套用经济的产权逻辑分析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教育组织,高职院校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其内部治理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应借鉴现代大学制度;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其内部治理又应借鉴现代公司治理的合理内核。本研究立足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分析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不同层面及同一层面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与此同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其内部治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明确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律地位和法人属性、保护各举办方的合法权益并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第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首先,提高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董事（理事）成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且来自法律、财务、会计、管理及教育等多种职业背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校友、教师、学生、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实行监督权。此外,应增加独立董事（理事）和独立监事的比例。其次,职业校长（院长）由董事会（理事会）聘任,并实行任职回避制度。且职业校长（院长）的激励方式应多元化。还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理事会）、职业校长（院长）、党委及监事会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制定、修订和完善学校章程、董事会（理事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等并严格执行,以推动高职院校实现依法依规治校、治学。今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制衡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当然,对这种新的办学体制的探索,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如独立法人的问题、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高职院校在后续的改革探索中,由学者进一步跟踪研究。
陈冲[9]（2019）在《中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研究 ——以投服中心为研究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构成中,中小投资者占比九成以上,持股市值达半数,却贡献了八成以上的交易额。从绝对值来看,中小投资者数量超2亿,以三人之家的标准计算,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保护了超2亿中产家庭、超6亿的中产群体利益,对于维护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也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小投资者却是最容易受到权利侵害的群体,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立法对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目标属于“符号性”目标,是发展资本市场顺带实现的附属性目标;二是立法没有对于中小投资者如何保护做出具体规定,实践中中小投资者寻求保护也处处碰壁;三是长久以来对于资本市场治理以公权力为主导,对于中小投资者也是公权力保护为主,没有发挥权利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对于私权利的保护长期处于抑制状态。随着国家设立投服中心作为专门的中小投资者保护机构,通过其公权力背景和市场地位优势,发挥中小投资者的示范、引领作用,唤醒中小投资者权利意识,并联结自上而下的公权保护和自下而上的私权利保护。本文结合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现状和投服中心运行的体制机制,探索适合我国资本市场和法治社会发展的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本文共七个章节,其中第一章为绪论,主体为五个章节,第七章为结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从文献角度梳理了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概念和法理发展,从投资者保护到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应然性和必要性研究,以及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与中小投资者保护研究,推演出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落后的原因在于公权力保护不足、执法激励不足,现有保护体系的不完备推导出需要强化对私权利的保护,并由权利主体行使保护的权利。而由于中小投资者分散化的特征导致个体行使私权利的成本高,因此需要由专业保护机构引领行权:一方面引导投资者以股东身份和投资者身份积极行使防御性权利;另一方面在权利受到人为损害时积极行使救济性权利。进而希望达到的目标是:权利人通过行使自己的权利来维护法律,并通过法律来维护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秩序。第一章为理论基础研究,界定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的范围和概念,区分金融消费者、中小股东、个人投资者及流通股股东等概念,对中小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和金额做出限定。研究私权利的概念、投资者私权利的内涵和特征,论证保护投资者私权利与我国证券市场法治理念的契合。从维护社会稳定、中小投资者私权利易受侵害以及私权利保护制度的缺失角度,论证中小投资者保护应然性的法理逻辑。对于我国证券法实施机制下的行政保护、市场保护和司法保护进行评析,推演出赋予性公权力保护不足和内生性私权利保护必要的法理逻辑,对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制度建设和创新模式做出思考。第二章为机构引领下的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制度构建,并研究投服中心作为引领机构的角色和功能定位。目前我国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中小投资者长久以来对于公权保护的倚重、在资本市场中的投机心理及用脚投票、缺乏股东权利和本位意识,导致其缺乏私权利保护的意识;另一方面,中小投资者由于信息弱势、缺乏公司治理的参与能力以及私法救济的专业能力,导致其缺乏私权利保护的能力。破解之道在于通过机构示范引领养成其私权利行使的意识和能力实现事前保护、构建证券民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实现事中保护,以及完善证券民事诉讼实现事后保护的全链条保护模式。同时注重专业引领机构的培养,明确其性质、法律定位、行为模式和监督与激励机制,有序推进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中国新模式探索。最后通过细化对中小投资者权利的各项指标实证分析,以及投服中心对于各项指标提升所发挥的作用,检验我国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实践效果。第三章横向分析各法域中小投资者保护引领机构的组织和行为模式,主要对比了四个法域的投资者保护模式:一是美国ISS引导的股东积极主义、律师主导的私权利行使以及非营利组织对于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二是韩国PSPD的行为模式和对于中小投资者保护起到的引领作用;三是台湾地区投保中心的功能与运行机制,及对我国大陆投保中心的启示与反思;四是香港地区证监会、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以及司法规制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研究我国在制度建设中可借鉴、可吸收的有益成分。第四章探讨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防御性机制,主要从股东积极主义的角度通过引领示范使中小投资者通过持股行权参与公司治理,从损失防范的角度维护法益。研究公司法和证券法中规定的的法定股东权利和投资者权利,分析中小投资者行权的难点,结合投服中心的示范性行权以及征集代理权等,唤醒和引导中小投资者的股东意识。同时研究投服中心在持股行权和代理行权中的法律和制度障碍,以及选择性行权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投服中心引领行权、示范行权的行为模式提出建议。通过让中小投资者知晓权利、敦促上市公司与中小投资者互动、为中小投资者行权创造制度性条件,并逐步扩展引领机构的行权保护范围,达到进一步提升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目的。第五章探讨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救济性机制,主要通过多元纠纷化解和证券民事诉讼的角度研究中小投资者对于损失填补的法益修复。中小投资者私权利的核心和落脚点是财产权利,相较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小投资者更关注于投资的当下收益与可预期收益,以及一旦发生因人为欺诈产生的损失,如何进行损失弥补。投资者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入市,最佳的救济性保护是给予受损投资者经济补偿,使之恢复原有经济利益。本章节主要分三个部分:一是证券民事纠纷的ADR机制,讨论投服中心整合现有的调解、仲裁等诉讼外纠纷解决的渠道,以及现有的先行赔付制度,帮助中小投资者获得诉讼外的权利救济;二是证券民事诉讼,从支持诉讼和示范诉讼的角度,结合司法改革中的案件管理和繁简分流制度,研究法院逐渐放开证券民事诉讼管制之后的案件处理方式,寻找集团诉讼的替代模式,让司法发挥其作为权利保障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三是针对证券市场违规行为发生的责任竞合问题,如何保障民事责任优先赔付,进而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落到实处,主要研究罚款罚金回拨制度和建立专项赔偿金的可行性,以及在推行上述机制时投服中心能够发挥的作用,通过制度整合,推进更好的法治。结论部分是对投服中心引领中小投资者保护模式的总结、反思与展望,归纳保护机构从私权利行使维护与私权利保护救济的中小投资者私权利全链条保护模式,中小投资者公权保护与私权利保护的衔接耦合才是中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核心要义。提出四方面建议:一是建立以投资者私权利保护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二是破除中小投资者权利救济的制度障碍;三是为中小投资者行权提供制度保障;四是探索投服中心的长足发展,以及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在其他领域推行适用的可尝试性。
李欣,谢京杰,詹爱萍[10]（2019）在《公证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概述 以广东为镜像的服务民企公证展现》文中认为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几乎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促进民营企业规范健康发展,是当前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也是公证行业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着力点。本文以广东省公证行业服务民企发展为镜像,全方位展现全国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从公证服务民营企业的主要方式与实践发展、公证在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显着优势等方面,展示了公证在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独特制度价值。
二、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公证服务之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公证服务之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2）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2 粤港澳大湾区的立法现状及建议 |
| 2.1 粤港澳大湾区立法的现状 |
| 2.1.1 粤港澳大湾区立法面临的问题 |
| 2.1.2 粤港澳大湾区现有的法律基础 |
| 2.2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立法的建议 |
| 2.2.1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立法遵守的原则 |
| 2.2.2 按照各自的立法权限分别进行立法 |
| 2.2.3 三地立法机关及时进行法的清理 |
| 2.2.4 完善广东自贸区的各项制度 |
| 2.2.5 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冲突解决机制 |
| 3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
| 3.1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
| 3.1.1 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的资源优势 |
| 3.1.2 以法治原则作为出发点 |
| 3.1.3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探求 |
| 3.1.4 呈现多层互补的基本模式 |
| 3.2 粤港澳大湾区纠纷解决机制框架 |
| 3.2.1 优化区际司法协助机制 |
| 3.2.2 构建公证合作机制 |
| 3.2.3 构建仲裁合作机制 |
| 3.2.4 构建调解合作机制 |
| 4 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 |
| 4.1 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 |
| 4.2 USMCA“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的启示 |
| 4.3 CPTPP协定中的经验 |
| 4.3.1 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 |
| 4.3.2 劳工保护制度 |
| 4.3.3 环境保护制度 |
| 5 粤港澳大湾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法治问题 |
| 5.1 “双循环”下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需要解决的问题 |
| 5.2 “双循环”下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举措 |
| 5.2.1 加强产权保护力度 |
| 5.2.2 加强诉与非诉对接 |
| 5.2.3 推动法律产业升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 后记 |
（3）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预期创新点 |
| (三)研究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PPP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PPP的制度概述 |
| 一、PPP的概念范畴 |
| 二、PPP模式的类型化 |
| 三、PPP的法律特征 |
| (一)以合同为基础的合营关系 |
| (二)以平等为基础的合作模式 |
| (三)以项目融资为基础的融资模式 |
| 第二节 PPP的制度价值 |
| 一、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 |
| 二、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
| 三、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第三节 PPP的法律规制原则 |
| 一、诚实信用原则 |
| 二、平等协商原则 |
| 三、效率原则 |
| 四、公平原则 |
| 第二章 PPP准入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的识别标准 |
| (一)以公益导向的项目识别标准 |
| (二)以防范风险为目标的识别标准 |
| 二、PPP项目的适用领域及识别规则 |
| (一)PPP项目的适用领域 |
| (二)PPP项目的识别规则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设立规则 |
| 二、PPP项目公司的资本规则 |
| (一)项目公司项目资本金与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关系 |
| (二)项目公司资本金的财务处理 |
| 第三节 PPP政府方主体的准入规则 |
| 一、PPP实施机构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实施机构的主体范畴 |
| (二)政府实施机构的职责 |
| 二、PPP政府出资代表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方出资代表的源起 |
| (二)政府出资代表身份及资金来源的厘定 |
| (三)国企参与PPP项目的规制规则 |
| 第三章 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 |
| 第一节 政府方权利及义务的边界 |
| 一、政府方的权利类别 |
| (一)政府方的监管权能 |
| (二)政府方的股东权利 |
| 二、政府方的义务范畴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权利与义务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权利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法定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合同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义务范畴 |
| 第三节 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责 |
| 一、中介机构的监督规则 |
| 二、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 |
| 第四章 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 |
| 第一节 PPP监管理论概述 |
| 一、PPP监管的基本概念 |
| 二、PPP监管的制度价值 |
| (一)PPP监管的必要性 |
| (二)PPP监管的价值 |
| 三、PPP监管的主体 |
| 四、PPP政府监管的权力范畴 |
| (一)政府监管权的来源 |
| (二)PPP模式下政府监管范畴的法律检讨 |
| (三)政府对项目及社会资本等参与主体的监管范畴 |
| (四)政府方监管权利的配置 |
| 第二节 PPP监管的基本理念 |
| 一、衡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监管理念 |
| 二、最大限度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监管理念 |
| 三、坚持以绩效考核为中心的监管理念 |
| 四、强化双方的履约责任的监管理念 |
| 第三节 PPP监管的规则构建 |
| 一、“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 |
| 二、嵌入项目公司监管的路径 |
| (一)政府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二)政府不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三)项目公司类别股的制度构建 |
| 第五章 PPP归责体系的法律证成 |
| 第一节 PPP中政府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政府的责任类型 |
| (一)PPP中政府的民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归责原则 |
| (一)政府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
| (二)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归责原则 |
| 三、PPP中政府的责任承担形式 |
| (一)政府违约的法律后果 |
| (二)因不可抗力的法律后果 |
| (三)政府方侵权的法律后果 |
| (四)政府方行政法律责任的后果 |
| 第二节 PPP中介机构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介机构的范围界定 |
| 二、PPP中介机构的归责原则 |
| (一)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中介机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中介机构承担责任的类别 |
| (一)中介机构的民事责任 |
| (二)中介机构的行政责任 |
| (三)信用体系 |
| 第三节 PPP项目公司的归责体系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责任类型 |
| (一)项目公司法律责任的产生 |
| (二)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三)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归责原则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项目公司的法律责任承担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三)项目公司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 |
| 第六章 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融资路径选择 |
| 一、PPP项目债权融资的制度困境 |
| (一)债权担保的困境 |
| (二)PPP项目对融资本身性质的局限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制度迷思 |
| (一)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概述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适格性 |
| (三)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实现破产隔离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PPP项目融资担保制度架构 |
| 一、PPP项目的融资担保路径选择 |
| (一)社会资本方担保规则 |
| (二)第三方担保规则 |
| 二、PPP项目再担保制度的现实选择与规则苑囿 |
| (一)再担保制度的含义及在我国的发展 |
| (二)PPP项目再担保的可行之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国有资本价值管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内涵及范畴界定 |
| 1.2.1 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及国有企业 |
| 1.2.2 国有资本运营与国有企业经营 |
| 1.2.3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与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
| 1.2.4 绩效及绩效评价 |
| 1.3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设立 |
| 2.1.2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功能定位 |
| 2.1.3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绩效评价思路及核心指标选取 |
| 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国有投资公司模式及其绩效评价 |
| 2.2.2 产业基金模式及其绩效评价 |
| 2.2.3 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及其绩效评价 |
| 2.3 文献评述 |
| 2.3.1 已有研究的启示 |
| 2.3.2 已有研究的不足 |
| 2.3.3 本文研究方向 |
| 2.4 理论基础 |
| 2.4.1 马克思主义学派资本理论 |
| 2.4.2 所有制、公有制及产权理论 |
| 2.4.3 帕森斯结构功能理论 |
| 3 理论分析 |
| 3.1 资本运营及资本增值的理论分析 |
| 3.1.1 资本形态转换:从实物形态资产到价值形态资本 |
| 3.1.2 资本运营的收益是对产业利润的分割 |
| 3.1.3 资本加速增值主要依赖资产资本化的价值经营 |
| 3.2 国有资本运营的理论分析 |
| 3.2.1 国有资本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形式 |
| 3.2.2 政府授权专业机构履行国有产权代表职能 |
| 3.2.3 着眼社会总资本结构而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
| 3.3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绩效评价的理论分析 |
| 3.3.1 绩效评价动因: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与受托责任 |
| 3.3.2 绩效评价目标:国有资本价值增值可持续 |
| 3.3.3 绩效评价重点:国有资本价值管理和经营 |
| 3.3.4 绩效评价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职能及绩效评价体系重构现实需求 |
| 4.1 “管资产”国资管理体制现实问题及其运行效率考察 |
| 4.1.1 国有企业资本运营与产业经营职能混杂 |
| 4.1.2 国有企业依赖资本运营而盲目做大规模扩大产能 |
| 4.1.3 国有企业忽略产业经营导致创新能力被弱化 |
| 4.1.4 行政力量主导的国企合并导致国有资本布局不合理 |
| 4.2 国资管理体制转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改革逻辑 |
| 4.2.1 市场化国有产权代表缺位导致资本增值潜力被束缚 |
| 4.2.2 构造市场化国有产权代表主体而重塑资本增值动力机制 |
| 4.3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职能定位 |
| 4.3.1 国有资本价值管理的市场职能 |
| 4.3.2 国有资本布局优化的政策职能 |
| 4.4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绩效评价体系重构的现实需求 |
| 4.4.1 国资管理目标从关注资产规模转向资本价值 |
| 4.4.2 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不适合“两类公司” |
| 4.4.3 聚焦资本价值重构国有产权层绩效评价体系 |
| 4.5 本章小结 |
| 5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绩效评价体系构建方法及思路 |
| 5.1 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的层次结构逻辑 |
| 5.1.1 绩效评价目标层的划分及其构建逻辑 |
| 5.1.2 绩效评价标准层的划分及其构建逻辑 |
| 5.1.3 核心评价指标选取依据及价值驱动逻辑 |
| 5.2 指标权重及标准值区间设定的三维分类模型 |
| 5.2.1 三维分类模型的设计思路 |
| 5.2.2 三维分类模型的维度划分及其内涵 |
| 5.2.3 三维分类模型量化分级标准探讨 |
| 5.3 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
| 5.3.1 价值驱动指标与基础财务指标结合 |
| 5.3.2 评价周期及中长期绩效评价重点 |
| 5.3.3 与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衔接 |
| 5.4 本章小结 |
| 6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绩效评价指标选取及实证分析 |
| 6.1 绩效评价指标的初步筛选 |
| 6.1.1 反映国有资本流动性的市场绩效评价指标 |
| 6.1.2 反映国有资本增值能力的市场绩效评价指标 |
| 6.1.3 反映国有资本防风险能力的市场绩效评价指标 |
| 6.1.4 其它政策绩效评价指标 |
| 6.2 核心评价指标的确立及实证分析 |
| 6.2.1 核心评价指标确立 |
| 6.2.2 国有资产资本化率的实证分析 |
| 6.2.3 国有股权创新覆盖率的实证分析 |
| 6.2.4 国有资产周转率的实证分析 |
| 6.3 实证结果比对分析及结论 |
| 6.3.1 核心评价指标实证结果比对分析 |
| 6.3.2 核心评价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 |
| 6.3.3 实证结论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配套措施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及绩效评价配套措施的完善 |
| 7.2.1 政策建议 |
| 7.2.2 绩效评价相关配套措施完善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检验 |
| 7.3.2 三维分类模型的指标权重与标准值区间设定 |
| 7.3.3 绩效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优化 |
| 7.3.4 “管资本”导向下分层分类的国有资本考核体系构建 |
| 附件1 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相关的政策脉络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论民营企业的民事司法保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基本内涵及意义 |
| (一) 民营企业法律保障的概念 |
| (二) 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的意义 |
| 1. 维护民营企业的平等民事主体地位 |
| 2. 维护民营企业的民事法律权益 |
| 3. 为民营企业营造出稳定和谐的法制化营商环境 |
| 二、国内外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的立法现状 |
| (一) 域外民营企业法律保障的立法现状 |
| (二) 我国民营企业法律保障的立法现状 |
| 1. 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 |
| 2. 宪法中关于民营企业的规定 |
| 3. 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的相关立法 |
| 三、我国民营企业法律保障存在的问题 |
| (一) 民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地位较低 |
| (二) 民营企业方面的法律法规效力性不强 |
| (三) 民营企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刑民界限不明确 |
| (四) 裁判结果难以执行 |
| (五) 少数法律人员的腐败 |
| 四、完善我国民营企业民事法律保障制度的建议 |
| (一) 完善民营企业民事法律相关立法 |
| 1. 提高民企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 |
| 2. 细化民企的相关立法 |
| 3. 加大民企各法律条文之间的联系 |
| (二) 明确民营企业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刑民界限 |
| 1. 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 |
| 2. 逐步健全公私财产的平等保护制度 |
| (三) 提高裁判的执行力度 |
| 1. 重视解决权力滥用的问题 |
| 2. 积极构建多元民营企业权益表达机制 |
| 3. 构建民营企业权益代表机构 |
| (四) 加大监管力度 |
| 1. 改革过程中角色定位 |
| 2. 企业管理中的角色定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债务催收订定专法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以境外法制为比较与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研究目的 |
| 一、研究动机 |
| 二、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范围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文献探讨 |
| 一、台湾地区文献探讨 |
| 二、大陆地区文献探讨 |
| 三、催收研究趋势 |
| 第四节 研究架构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架构 |
| 二、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预期研究结果与研究限制 |
| 一、预期研究成果 |
| 二、研究限制 |
| 第一章 催收制度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催收法制概念建构 |
| 一、概论 |
| 二、债的相关概念 |
| 三、催收相关基本概念 |
| 第二节 催收问题及产业之起源 |
| 一、美国催收问题及产业之起源 |
| 二、日本催收问题及产业之起源 |
| 三、台湾地区催收问题及产业之起源 |
| 四、大陆地区催收问题及产业之起源 |
| 第三节 催收行为之管理对催收当事人权益之影响 |
| 一、非法与不当催收所涉被催收人的基本权利侵犯 |
| 二、催收专法对催收人基本权利之限制 |
| 三、催收专法对于债权人财产权实现的限制 |
| 四、催收法制于宪法架构下理想之设计 |
| 第四节 债务催收相关规范 |
| 一、催收基本民、刑法规范 |
| 二、行政管理与纪律规范 |
| 第二章 我国大陆地区催收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大陆地区非法催收实例 |
| 第二节 合法的催收行为 |
| 一、电话催收请求主、从债务人还款 |
| 二、行使抵销权 |
| 三、请保证机构理赔 |
| 四、由第三人承担债务或代为清偿 |
| 五、由金融机构自行拍卖担保物 |
| 六、由金融机构承受担保品 |
| 七、寄送催收信函 |
| 八、外访 |
| 九、法务催收 |
| 十、公开个人信用信息 |
| 十一、对高消费以及非生活与工作必需消费行为之限制 |
| 第三节 不合法的债务催收行为 |
| 一、不法催收 |
| 二、不当催收 |
| 第四节 催收实务与现有法令规定的落差 |
| 一、司法上缺乏保障人民的财产权之救济途径 |
| 二、行政上主管机关管制思维欠缺远见 |
| 三、立法上欠缺处罚明文之灰色地带 |
| 第三章 境外债务催收法制与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公平债务催收行为法》之特殊规范 |
| 一、有关债务人地点信息的获取 |
| 二、与债务催收有关的通讯 |
| 三、不当催收手段类型归纳 |
| 四、虚伪或误导的表述与提供不正确表格 |
| 五、不公平行为与复数债务清偿之指定 |
| 六、债务确认程序 |
| 七、主管机关提交管理状况报告 |
| 八、消费者投诉 |
| 九、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催收活动的监督 |
| 十、债务催收法庭之友摘要 |
| 十一、执法情形 |
| 十二、教育和推广计划(Education and Outreach Initiatives) |
| 第二节 英国《1974年消费者信用法》之特殊规范 |
| 第三节 日本《债权管理回收业特别措施法》与《贷金业管制法》之特殊规范 |
| 一、对债权管理回收业的设立与变更 |
| 二、债权管理回收业者业务经营 |
| 三、对债权管理回收公司的监督 |
| 四、行政调查与债权管理回收业之关联 |
| 五、《贷金业管制法》 |
| 第四节 美国、日本与英国委外催收法制之横向比较 |
| 一、立法背景 |
| 二、催收行为主体 |
| 三、催收行为客体 |
| 四、催收行为规范 |
| 第五节 其他主要国家与国际组织委外催收管理要点 |
| 一、德国委外催收监管法令与原则 |
| 二、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委外催收监管法令与原则 |
| 三、欧洲银行管理局委外催收监管法令与原则 |
| 四、其他国家委外催收监管法令与原则 |
| 第六节 台湾地区立法经验 |
| 一、重要的催收监管原则 |
| 二、重要的催收监管原则台湾地区催收法制现况 |
| 三、台湾地区立法草案沿革 |
| 第四章 我国大陆地区债务催收专法之建立 |
| 第一节 我国大陆地区订定债务催收专法之必要性 |
| 第二节 我国大陆地区订定债务催收专法之可行性 |
| 一、催收款来源多元且具高度经济影响力 |
| 二、制定专法有助事权统一与将不当催收纳入规范 |
| 第三节 催收专法立法原则与建议 |
| 一、催收相关当事人间基本权利冲突之平衡 |
| 二、立法目之设定 |
| 三、催收主管机关 |
| 四、行为管理或行业管理之选择 |
| 五、资讯揭露之要求 |
| 六、委外管理组织架构 |
| 七、隐私保护 |
| 八、挡债律师制度 |
| 九、催收人员资格限制 |
| 十、债务催收的范围 |
| 十一、催收行为与行业管理之罚则 |
| 十二、公会制度之建立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 |
| 一、催收问题及产业之起源各国、各地区不尽相同 |
| 二、催收法制应视为债务人“经济再生”之机制 |
| 三、催收法制应从实证面建立基础 |
| 四、催收法制应建立于管理开放之思维 |
| 第二节 未来研究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动态 |
| 一、经济全球化相关理论综述 |
| 二、“华盛顿共识”的含义及影响 |
| 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相关理论综述 |
| 四、发达国家（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理论及案例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回顾及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析 |
|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贡献 |
| 第二节 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一、新自由主义推广下的经济全球化 |
| 二、全球化对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影响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误区 |
| 第一节 “国企病”不专属于国有企业 |
| 一、委托-代理问题 |
| 二、搭便车问题 |
| 三、软预算约束问题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陷阱” |
| 一、陷阱一:行业的选择 |
| 二、陷阱二:企业的定价 |
| 三、陷阱三:合适的收购者 |
| 四、陷阱四:腐败的问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同于私有化 |
|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 |
| 第四节 发展国有企业不代表“民营经济离场” |
| 一、发展民营经济的现实依据 |
|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依据 |
|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依据 |
| 第三章 欧美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法国: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下走出的全球性国有企业 |
| 一、法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德国国有企业:经济国家主义的有效实践 |
| 一、工业化中功不可没的德国国有企业 |
| 二、德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德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芬兰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楷模 |
| 一、“红色政权”下的芬兰国有企业 |
| 二、芬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改革 |
| 三、芬兰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四节 美国国有企业:美国“无国企”的真相 |
| 一、美国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特点 |
| 二、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
|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和思考 |
| 第四章 亚洲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韩国:经济起飞依靠集权政府下的国有企业 |
| 一、韩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韩国的国有企业治理与改革 |
| 三、集权政府下的经济起飞 |
| 四、韩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反思 |
| 第二节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的成功案例 |
| 一、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 |
| 三、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和借鉴意义 |
|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及评估 |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 |
| 一、《指导意见》的改革思路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 一、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型问题 |
| 二、实行有效监督的问题 |
| 三、选人用人的问题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 五、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治理有机统一 |
|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一节 “前全球化”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一、“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 |
| 二、“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化带来新挑战的原因 |
| 二、全球化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的新挑战 |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 |
| 一、政策机遇 |
| 二、改革叠加期机遇 |
| 三、“逆全球化”倒逼机遇 |
|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适应全球化趋势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一、党的领导 |
| 二、法人治理结构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 四、国有企业走出去 |
| 五、国有企业道路自信 |
| 第二节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要改革对策 |
| 一、应对政府经济管理功能相对弱化的改革对策 |
| 二、应对生产要素不对等流动的改革对策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混合经济”的发展 |
| 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出 |
| 三、“混合所有制”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渗透 |
| 第二节 研究缘起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可靠性 |
| 五、研究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依据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 三、对已有研究的思考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生态系统理论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三、产权理论 |
| 四、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三节 第三方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及其内部治理的研究与启示 |
| 第一节 社区学院公私合作探究 |
| 一、概况简介 |
| 二、案例分析 |
| 三、特征归纳 |
| 四、启示 |
| 第二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公私合作 |
| 一、概况筒介：营利性高等教育发展前景不乐观 |
| 二、案例分析：普渡大学收购卡普兰大学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内部治理 |
| 一、戴维瑞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 二、阿波罗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 三、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 |
| 第一节 内涵、特征及其二元选择 |
| 一、概念解读 |
| 二、主要特征 |
| 三、二元选择 |
| 第二节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 一、企业的利益诉求 |
| 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 |
| 三、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 |
| 第三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趋势及相关建议 |
|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发展趋势 |
| 三、相关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内部治理的影响因素、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影响因素 |
| 一、政府的支持 |
| 二、校长的魅力 |
| 三、产权的设计 |
| 四、文化的交流 |
| 五、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 |
| 六、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运行 |
| 一、董事会(理事会)决策 |
| 二、校长(院长)及各职能部门执行 |
| 三、党委及监事会监督 |
| 四、运行制度保障 |
| 第三节 激励约束机制 |
| 一、校长(院长)年薪制 |
| 二、管理层及骨干教师持股 |
| 三、教师薪酬、发展空间及退休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内部治理的分析、发展趋势及“悬置”的问题 |
| 第一节 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 |
| 一、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缺失 |
| 二、组织机构作用的发挥不充分 |
| 三、运行保障机制不完善 |
| 第二节 发展趋势预测 |
| 一、政府支持力度加大 |
| 二、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更为完善 |
| 第三节 “悬置”的问题 |
| 一、关于独立法人的问题 |
| 二、关于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 |
| 三、关于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 |
| 四、关于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9）中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研究 ——以投服中心为研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整理与既有研究评述 |
| 一、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概念发展 |
| 二、投资者保护的法理发展 |
| 三、投资者保护的应然性与必然性 |
| 四、中小投资者权利保护研究 |
| 五、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落后 |
| 六、公权保护的不足与私权利保护的兴起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问题意识 |
| 一、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二、拟解决的问题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研究与概念厘定 |
| 第一节 中小投资者的范围界定 |
| 一、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之思辨 |
| 二、中小投资者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投资者私权利的概念与界定 |
| 一、私权利与公权力的界定 |
| 二、投资者私权利的特性 |
| 三、投资者私权利保护与证券市场法治理念契合 |
| 第三节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理逻辑 |
| 一、中小投资者群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中小投资者能力弱势导致利益最易受损 |
| 三、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制度缺失 |
| 第四节 公权力保护与对私权利的保护 |
| 一、行政保护评析 |
| 二、市场保护评析 |
| 三、司法保护评析 |
| 四、对私权利的内生性保护 |
| 第五节 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制度供给与重构 |
| 一、制度供给不足 |
| 二、制度重构 |
| 第二章 机构引领下的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制度构建——兼论投服中心角色定位 |
| 第一节 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现实困境与难点 |
| 一、中小投资者缺乏私权利行使意识 |
| 二、中小投资者缺乏私权利行使能力与激励 |
| 第二节 机构引领下的私权利行使制度构建 |
| 一、机构引领下的私权行使意识与能力之养成 |
| 二、通过示范性行权实现事前保护 |
| 三、通过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实现事中保护 |
| 四、通过证券民事诉讼实现事后保护 |
| 五、通过机构引领破除私权利保护的制度障碍 |
| 第三节 中证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引领机构的研究 |
| 一、投服中心的性质与法律定位 |
| 二、公益性公司的特殊性质研究 |
| 三、公益性保护机构行为模式研究 |
| 四、公益性机构的独立性和社会监督 |
| 五、公益性公司激励机制研究 |
| 第四节 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效果验证 |
| 一、评价指标体系 |
| 二、保护效果实证检验 |
| 三、提升保护效果的反思与建议 |
| 第三章 域外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私权利保护模式与引领机构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研究 |
| 一、机构投资者服务公司主导的私权利行使 |
| 二、律师主导的私权利行使 |
| 三、非营利组织保护投资者权利 |
| 第二节 韩国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研究 |
| 一、投资者保护机构PSPD成立背景与简介 |
| 二、PSPD行权方式方法 |
| 三、韩国股东积极主义评析 |
| 四、PSPD活动独立性保障 |
| 五、PSPD对中国投服中心的启发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研究 |
| 一、两地投保机构的法律定位 |
| 二、台湾地区投保中心主要功能与运行机制 |
| 三、台湾地区投保中心制度检视与反思 |
| 四、对我国投服中心发展的启示 |
| 第四节 香港地区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研究 |
| 一、回复原状令 |
| 二、证券民事纠纷调解模式 |
| 三、落实民事赔偿责任优先 |
| 四、准司法机构维护市场秩序 |
| 五、对我国投服中心的借鉴 |
| 第四章 私权利保护的防御性机制——持股行权与公司治理 |
| 第一节 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积极主义 |
| 一、何为股东积极主义 |
| 二、我国践行股东积极主义对于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必要 |
| 第二节 中小投资者法定权利研究 |
| 一、中小投资者享有的法定私权利 |
| 二、公司法赋予的股东权利 |
| 三、证券法赋予的投资者权利 |
| 第三节 机构引领的行权研究 |
| 一、行权原则 |
| 二、行权方式 |
| 三、行权困难 |
| 四、投服中心选择性行权 |
| 五、机构引领行权的建议 |
| 第四节 推动中国中小投资者积极行权的思考 |
| 一、中小投资者充分知悉股东权利 |
| 二、敦促上市公司与中小投资者互动 |
| 三、为中小投资者行权创造条件 |
| 四、扩展引领机构行权保护范围 |
| 第五章 私权利保护的救济性机制——纠纷化解与民事诉讼 |
| 第一节 证券民事纠纷中的ADR |
| 一、ADR模式概述 |
| 二、证券纠纷调解模式 |
| 三、证券纠纷仲裁模式 |
| 四、先行赔付制度 |
| 五、我国现有ADR模式的短板及建议 |
| 第二节 证券欺诈纠纷民事诉讼 |
| 一、我国证券民事诉讼现状 |
| 二、投服中心推动证券民事诉讼实践 |
| 第三节 证券支持诉讼研究 |
| 一、从支持诉讼到证券支持诉讼 |
| 二、证券支持诉讼的实践难题与思考 |
| 三、现存证券支持诉讼模式借鉴 |
| 四、构建证券支持诉讼长效机制的建议 |
| 第四节 证券示范诉讼研究 |
| 一、示范诉讼机理研究 |
| 二、示范诉讼对证券民事诉讼的重要性 |
| 三、证券示范诉讼的域外参考 |
| 四、证券示范诉讼机制的构建 |
| 第五节 责任竞合时民事赔偿优先问题 |
| 一、责任竞合法理研究 |
| 二、民事责任优先理论 |
| 三、现行法律规范的制度安排和实践障碍 |
| 四、落实证券民事赔偿优先的建议 |
| 结论 机构引领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的总结与建议 |
| 一、机构引领的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 |
| 二、完善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制度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公证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概述 以广东为镜像的服务民企公证展现（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一) 公私合营时期: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初——1966年) |
| (二) 萌芽期:民营企业的试探与摸索——个体经济 (1978年—1983年) |
| (三) 成长期:民营企业在曲折中发展——私营经济 (1984年—1996年) |
| (四) 成熟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 (1997年—2006年) |
| (五) 新时期: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经济 (2007—至今) |
| 二、公证服务民营企业的主要方式与实践发展 |
| (一) 融资合同公证, 助力解决民营企业发展痛点 |
| 1.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借贷合同公证 |
| 2. 民间借贷合同公证 |
| 3. 融资租赁合同 |
| 4. 保理合同 |
| (二) 现场监督公证, 引导规范民营企业依法治企 |
| (三) 保全证据公证, 实现民营企业知识产权有效保护 |
| (四) 股权转让合同公证, 保障民营企业股权交易安全 |
| (五) 提存公证, 调整民营企业债权债务关系 |
| (六) 新型公证综合法律服务, 完善民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
| 三、公证在服务民营企业现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显着优势 |
| (一) 公证是民营企业实现“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的“助推器” |
| 1. 性质方面——公益性、非营利性 |
| 2. 多元职能——证明、沟通、监督、服务 |
| 3. 效力法定——法定三大效力 |
| 4. 责任机制——过错赔偿责任 |
| (二) 公证是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规避风险的“安全阀” |
| (三) 公证是民营企业有效预防和解决纠纷的“过滤网” |
| (四) 公证是民营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通行证” |
四、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公证服务之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公证改革发展新阶段与公证制度的重大转型——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的深化公证改革《意见》解读[J]. 薛凡. 中国公证, 2021(10)
- [2]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D]. 冯紫洋. 河北经贸大学, 2021(02)
- [3]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D]. 肖华杰. 吉林大学, 2020(01)
- [4]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国有资本价值管理视角[D]. 宋韶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0(11)
- [5]论民营企业的民事司法保障[D]. 王博.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6]债务催收订定专法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以境外法制为比较与借鉴[D]. 王冠玮.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8)
- [7]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D]. 李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8]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D]. 陈春梅. 厦门大学, 2019
- [9]中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研究 ——以投服中心为研究视角[D]. 陈冲.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10]公证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概述 以广东为镜像的服务民企公证展现[J]. 李欣,谢京杰,詹爱萍. 中国公证,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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