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5全国植物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研讨会暨IAPTC&B中国会员大会即将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毛金晓[1]（2020）在《政治与学术：米丘林学说在中国（1940-1966）》文中提出学术常与政治相关联,其发展还受到学者、社会的影响。在中国生物科学界中,米丘林学说进入中国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典型案例。米丘林学说进入中国后,因其苏联背景、唯物主义、实用色彩等特质而受到解放区农林干部推崇,与民国时进入中国的孟德尔学说展开竞逐,最终在政治权力介入下米丘林学说取得生物学界的“正统”地位,进入发展鼎盛阶段,此后在政治变化、学人坚守、国际形势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米丘林学说逐渐式微。本文通过考察1940年至1966年米丘林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而探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在学术与政治的张力中做出的不同抉择以及知识人对学术的坚守。米丘林学说由苏联传入中国,最初受众不多且发展缓慢,后因实用色彩浓厚,在解放区农林干部的宣传中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米丘林学说更因与中共意识形态中的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等理论相契合而迅速发展,各高校积极开展米丘林学说的学习运动。在乐天宇的领导下,北京农业大学成为学习米丘林学说的先锋,率先发起对孟德尔学说的冲击。坚守学术立场、支持孟德尔学说的李景均无奈之下出走香港,随着李景均事件的发酵,政治权力介入,在对乐天宇的个人作风的批判中,中共中央确立米丘林学说为生物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奠定米丘林学在中国遗传学界“一家独霸”的地位,进入发展鼎盛时期。面对米丘林学说的“政治正确”,生物学者在学术与政治间各有抉择。部分学者如余先觉、谈家桢、高沛之等对学术立场或明或暗的坚守和对国际生物学界最新进展的学习,米丘林学说在各大学中并未真正实现“独霸”。在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中,米丘林学说的不合理性、伪科学性逐渐显露,而后在国际生物科学发展及国内政策的影响下,米丘林学说逐渐式微。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权力的纠偏下,中国遗传学界在学术争鸣中对米丘林学说进行批评,米丘林学说地位发生变化。但在反右运动中米丘林学说又有所回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米丘林学说并未因其苏联背景而在中国遗传学界消失,反而在学者的学术坚守中“为我所用”,与孟德尔学说并存,共同促进中国遗传学界的发展,与同时期内苏联科学界米丘林学说再次“一家独霸”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米丘林学说在中国的命运变化,与政治变化、学人抉择密切相关。政治介入学术的尺度、学者在政治与学术张力间的抉择、真正的“知识人”对学术立场的坚守,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深刻影响着学术的命运。
侯琨[2]（2020）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体生物学的起源、发展与建制化》文中提出天体生物学是一门伴随着生命起源研究和航天实践而兴起的交叉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莱德伯格提出地外生物学的概念以来距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过程。在天体生物学的发展过程中,它广泛吸收了不同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从陨石学、无线电通讯、嗜极生命、遗传学等诸多研究中汲取养分,拓宽了自身的学科范畴。从技术性视角来看,天体生物学的学科发展始终与航天、生命领域的技术进展相一致,它的发展反映出时代的进步。自从美国在20世纪末完成了天体生物学的学科建制化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纷纷成立了隶属本国的专门研究机构来推动学科进展,但我国尚没有这一学科的专门研究机构。本篇博士论文通过回顾天体生物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希望能够理清其学术脉络,对于我国学界正确认识该学科、推动本土研究进展有所裨益。第一章主要研究了天体生物学在20世纪50年代得以起源的历史条件,即米勒实验的突破性成果推动了生命起源研究从思辨到实证的转变,第一届国际生命起源大会的召开促进了生命起源研究的制度化、专业化进展。生命起源领域的进展为地外生物学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在莱德伯格的推动下,地外生物学概念被提出,美国国家航天局在科技竞赛的支配思想下也开始投资支持生命起源和地外生物学研究。第二章则考察了生命起源研究之外天体生物学得以成立的另一种学术研究传统——火星生命争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火星运河争论促进了美国国内火星科幻的繁荣,对在20世纪中叶成长起来的一批天文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天文学界对太阳系内行星认知的逐渐加深,火星在学理上和文化上都成为了地外生命探测最重要的目标天体。20世纪60-70年代,借着美苏航天竞赛的东风,美国国内地外生物学研究群体参与到了一系列火星探测活动的仪器研发、成果解读中,这一时期也是地外生物学实践的高潮期。但随着海盗号登陆火星表面对与火星生命说的否定性结果,地外生物学逐渐进入低谷。第三章分析了美航局航天实测之外的多学科参与的地外生物学研究,它们的成果为学科复兴埋下了种子。默奇逊陨石中氨基酸以及星际空间中有机分子的发现为业已沉寂的胚种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嗜极生命的新的研究进展则加深了学界对于极端环境中生命的认识水平;SETI理论的提出和相关搜索计划的启动则推动了对于地外文明的探测热潮;新的生命起源理论也在遗传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斩获新生。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和发现为地外生物学拓宽了学科边界,成为了天体生物学学科知识的重要来源。第四章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天体生物学完成建制化的过程。ALH84001火星陨石的发现以及激进的解读（即在陨石中存在火星生命遗迹）使得火星生命再次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政治性力量的站台也为天体生物学复兴奠定了基础。随着美航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成立、专业性学术杂志的发行以及学术教材的编排出版,天体生物学逐步完成了建制化,相较于以往的地外生物学研究,天体生物学不但拓宽了视野,也更加注重下一代学者的培养。第五章关注到新世纪以来天体生物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拓展,系外行星的发现和宜居带概念的提出使得科学界对于太阳系之外的行星系统加深了认识,同时对于适合生命产生的环境条件有了新的理解;而太阳系内巨行星卫星系统中,木卫二与土卫六因冰层与大气的存在成为了天体生物学最为关注的新的目标天体。这股向内与向外的目标天体延伸成为了新世纪天体生物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第六章针对我国民国时期对于生命起源理论的接受与21世纪以来天体生物学相关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现状进行了梳理,以试图解释天体生物学在我国的缺位原因,这其中意识形态上认知的差异是关键性因素。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我国学术研究者在《天体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逐步进入到该研究领域中,我国进行天体生物学建制化的契机也逐步形成。通过这些分析和讨论,可以看出天体生物学在当代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它始终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相结合,并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了当代科技的进步,天体生物学的科学实践还对于人类重新思考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天体生物学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都展示出其深刻的影响。随着新一轮火星探测的热潮,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出台了各自的航天规划,天体生物学因航天而起,也因航天而兴,我国的航天事业终将建立自己的天体生物学研究体系。本文希望通过对于天体生物学历史的梳理,为天体生物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周长友[3]（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研究说明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王媛媛[4]（2016）在《交流学术信息,启迪创新思维,促进学科发展——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长陈晓亚》文中研究说明陈晓亚,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第八、九、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成立于1963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下属的全国学会,是党联系植物生物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发展中国植物生物学科技事业的重要社会力
曾凡勇[5]（2016）在《中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森林保护学科自20世纪初萌芽,经过11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科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21世纪的今天,回顾过去110多年我国森林保护学科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理清学科的发展脉络,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并且对于把握学科发展方向也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森林保护学科的发展历程,老一辈学者们积累了丰富的本底资料,但是,尚未有人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本研究将致力于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通过书籍、期刊、网络、专家访谈等方式,获取了大量与森林保护学科发展历程和科学研究相关的文献和史料。作者利用历史与逻辑、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获得的文献、史料、访谈材料进行了综合分析。结合每个时期学科的特点,作者把我国森林保护学科的发展历程分为萌芽期（1949年以前）、形成期（1950-1976年）、发展期（1977-1999年）和完善期（2000-今）四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学科的历史沿革、科学研究进展、教材和专着、重大科技成果、政府部门颁布的法律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经过110多年的发展,我国森林保护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过程一波三折,到今天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学科定位日益清晰、学科体系建设日趋完善、科学研究成效显着、创新平台建设初具规模、国际合作得到加强等,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量的森林保护专门人才,产出了一大批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的实用技术,为国民经济发展、国土生态安全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研究,发现了学科发展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促进学科发展的5条政策建议、5个发展方向以及12个重点研究领域,对于我国森林保护学科未来发展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岳婷婷[6]（2015）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847年,容闳、黄宽、黄胜三位中国少年在美国教师布朗的资助下,由香港马礼逊学校前往美国留学,掀开了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序幕。此后的百余年间,留美教育几经潮起潮落,绵延不断。近代留美生大多以潜心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己任,文化品位高、知识结构新,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迫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与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留美教育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的启动与中美关系的改善,特别是邓小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重要指示,留美教育得以恢复。1978年底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启程赴美,标志着留美教育正式重启。改革开放以来,留美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中国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新一轮留美热潮。伴随中美外交关系的变化与两国留学政策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留美教育大致经历了恢复与迅速发展（1978-1988年）、遭遇顿挫与回暖（1989-1997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1998-2006年）、深入发展与繁荣（2007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留美教育的发展虽偶有挫折,但总趋势是向上发展的。美国始终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国,中国也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之一。总体而言,留美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是中美两国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留美教育恢复之初,两国间的学术联系因长期封闭而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为了解决留学生派遣渠道不畅的问题,两国政府、一批中美热心教育事业的科学家以及民间各种基金会组织,都承担起牵线搭桥的工作,发起实施了多个赴美留学项目,选送了数千名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赴美深造,从而使赴美留学工作打开了局面。当代留美生的数量多、质量高、领域广。从留学规模看,1978年以来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的学生和学者已逾146万人,占同期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近一半;从留学层次看,留美生中攻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多数,学历水平整体较高;从留学领域看,选择读科学、技术、工程、商科等专业的留美生人数最多。此外,中美两国趋向宽松的留学政策及中国国内出国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留美生的队伍日益庞大,人员构成日益复杂,留美教育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留学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赴美留学成为许多学生毕业时的常规选择;留美本科生人数激增,留美中学生也显着增加;留美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更加注重从自身需求和兴趣出发;留学渠道从单一的国家选拔资助,发展为自行申请、校际合作、联合培养等多种选择。总之,留美教育正朝向大众化、低龄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伴随留美教育的持续发展、留美生人数的不断增多,二者与中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留美生为美国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为推动美国科技创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留美生的学费和日常消费促进了所在学校及当地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大量留美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创新创业,成为当今美国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提升了华裔族群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留美回国人员凭借其在各行各业的杰出表现,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海归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奋战在中国教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和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作为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留美生已经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姬凌辉[7]（2015）在《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文中认为在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除了物质与制度方面的引入外,还有隐而不彰的知识与理论的交流,中国近代细菌学说史即是其中重要一环,对中国近代细菌学引入概况的探讨也是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题中之义。鸦片战争以前,中西医学仅仅是通过极少数耶稣会士互相交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条约口岸的逐渐建立和传教士医学传教行为的逐渐合法化和内地化,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最先走向世界的一批国人在日记中对显微镜、细菌均有零散记载,细菌由此渐入国人视野。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之间,沿海地区的报刊、杂志等知识传播媒介和翻译馆、医学院校、书院等知识传授机构是细菌学知识的主要引介载体。1894年广东和香港发生的鼠疫检验了时人的防疫手段和观念。虽然鼠疫杆菌的发现消解了鼠疫的神秘感,但是在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下,中西医未能有效控制疫情和病情,这反映出细菌学说形成初期尚未能影响当时的医疗技术。清末十年,教会创办的医学院校和留日学生对细菌学说译介所做出了巨大贡献,此时国人对细菌学知识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复合。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让东北成为了当时国际医学专家的实验场,东北鼠疫的防治与肺鼠疫杆菌的发现均具有国际性。瘟疫除了带给普通民众死亡的恐惧感之外,还带动了细菌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新文化运动期间,人们对细菌学的认识已经从腺鼠疫杆菌、肺鼠疫杆等菌种扩大到对细菌的性质、分类、培养、作用等知识的系统把握,并呈现出由专业知识走向工农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趋势。1917—1918年华北地区暴发了严重的腺鼠疫,虽然有东北鼠疫的防疫经验可资借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防疫工作窒碍难行。1919年中央防疫处正式成立,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完整建制、系统运作的中央级卫生防疫机构。从组织结构上来看,中央防疫处从最初的“一处三科”演变为“一处二室三科”。虽然它在1919年全国性霍乱中仅能维持京畿一带的防疫工作,但是随着人事和职能的日益完善,其影响渐及全国。总之,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历经晚清政府、民初北洋军阀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历史时期,其大体随清末民初历次重大疫情不断变动,与当时的国家与社会变迁亦有内在关联,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从知识引介到制度构建的“在地化”过程,在中国大地上画出一张从通商口岸到东北三省,从东北三省到晋绥直隶,从晋绥直隶再到全国各地的文化版图。
刘菲[8]（2013）在《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历史语境和组织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在科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有效的科学研究需要科学家间的合作。近代科学出现的早期,相继出现的是科学家的个体模式和群体模式,这两种模式是产生新知识和保证新知识质量的重要方式,并且从个体模式到群体模式的转向,也是科学研究传统转换的标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出现了欧洲历史上最早的科学院,其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是1603年的罗马猞猁学院和1657年的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前者是近代早期科学知识传播的最有影响力的方式之一,开创了崇尚自由地探索自然科学的科学理念；后者,确立实验地位的科学精神,预示了现代科学院的诞生和发展。早期科学院的建立标志着科学发展进入了一种新式科学知识生产的关键时期,它们较为成功地将个人的科学兴趣转换为一种共同的、系统的科学观念,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科学的组织化奠定了基础。发端于16、17世纪的欧洲近代科学体制化进程,是通过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方式来进行的,以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两种模式相继出现为标志。18世纪末,科学活动在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表现为这种新的科学组织形态在欧洲各国同时出现,科学院的建立成为一种潮流。19世纪-20世纪,科学活动在美洲、亚洲、非洲地区的兴起,众多国家纷纷效仿英国皇家学会或法国科学院模式建立国家级科学院。至此,科学院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表明科学院成为一种全球化体制。20世纪中期,随着科学与社会互动的日益密切,科学逐渐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转型,科学的研究特点、组织模式、经费来源及奖励机制等均发生了转换。在科学院发展的历史语境和科学运行环境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传统的科学组织形式——科学院面临着多重困境,如研究功能的弱化、社会各因素的形塑、国家政治主体的‘胁迫’等；另一方面,以第三世界科学院为主的新型科学组织形式——科学家联盟应运而生,这种跨区域、多学科的组织模式较好地适应了科学发展的多样性和科学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呈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TWAS（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于1983年,是发展中国家最大、最具权威的科学家联盟,也是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科学组织,旨在奖赏发展中国家科学家的杰出成就、培育发展中国家的科学能力和弥补这一地区的国际性科学共同体的缺失。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圣贤”——阿卜杜斯·萨拉姆是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发起者和创始人,他奠定了科学院的基本格局、发展方向和主要目标。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科学院形成了以理事会、院士委员会、地区办公室为一体的现行组织体制,全面决策和负责科学院的日常活动、项目设置、院士的遴选及资金募集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无形学院”,TWAS通过设置研究项目和科学奖项来培育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发展,科学院的科学交流与传播模式是以动态型—-TWAS院士大会和TWAS学术大会与静态型——出版物为主,其中TWAS学术大会有着明显的“地方性特征”,表明了对会议举办国家科学的重视。资源整合基础的分散、多元利益诉求、认可激励与培育等是TWAS的主要功能,也为科学院自身积聚了国际影响力,使其成为参与世界重大科学问题对话的重要伙伴。自1983年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至今,目前世界上已有13个科学家（院）联盟,即由科学家或科学院组建的跨区域性科学组织,具有主体有限性、目标共同性、知识共享性的特征。在这些科学家（院）联盟中,第三世界科学院是成立时间最早,且建制化较为完善的组织,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表现为明确的目标和定位设定、较为严格的院士准入制度、物质基础体系的建立等。意大利、中国、印度等多国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既保证了第三世界科学院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又提升了科学院在世界重大科学议题中的话语权。以鲁曼的功能-结构方法为理论基础,建构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评价标准。科学院作为一个具体的系统,具有自治性、适应性和学习能力的特点；其中自治性包含的内涵和外延是一个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每个科学院的内涵基本一致,但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而,从外延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分析科学院的国际影响力。我们认为,一个科学院的国际影响力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绵延性,即有能力保持长时间内的相对稳定和相对独立；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扩散机制,即作为一种体制,不仅具有适应性,而且具有学习能力,能在环境的变化情况调整结构和职能。梳理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脉络,发现,科学的组织形式一—科学院在科学中心转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随着科学院国际影响力和地位的提升,将有助于促使这一地区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科学院是一种最古老的科学组织形式和最广泛的科学组织模式,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以及科学外部环境的变化,科学的学院式组织形式——科学院面临着诸多困境,结成跨国别的区域性的科学院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科学院的发展。科学,既是无尽的前沿也是无尽的资源,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科学的运行环境和组织形式等的变化,使得单一的世界科学中心不再成为可能,多元科学中心或许是未来科学发展的趋势。
赖继年[9]（2012）在《留英生与当代中国 ——以回国人员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77年3月，清政府向英国派出了海军留学生，中国近代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民国时期，留英人数增多，规模也不断地扩大，“海军留英”及“庚款留英”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制定了吸引留学生回国的政策，许多留英生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回国。建国初期，因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始终与美国一致，所以中国没有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之间也没有教育交流活动。1954年6月，中英两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1956年，中国向英国派出了3名留学生，新中国的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文革”爆发后，留英教育工作中止。1972年3月，中英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留英教育得以恢复。这一年年底，中国向英国派出了16名留学生。此后，中国每年向英国派出少量留学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1979年4月17日，31名留学生赴英学习，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工作正式启动。此后，留英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0年代初，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也应时而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运行十年，不但为中国培养了人才，而且也改善了中英关系。1986年，国家调整了留学政策，留英生的层次愈加高了，质量得到了保证。1990年代，国家继续向英国派遣留学生，并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这一时期，留英教育事业稳步发展。进入21世纪后，自费留英生越来越多，成为留英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赴英国学习相对应的是留英生回国。留英生回国后参与了社会建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留英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他们对传统的专业进行改造，并引进了新的专业，建立了新型实验室和研究所。在高校教学方面，他们编写了新教材，开设了新课程，并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不断地开拓进取，取得了优异的学术成绩。一些留英生还担任了中国重点大学的校长，他们在各自的学校进行了改革。留英生还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教育、文化等正处在恢复发展阶段，科研条件较差，留英生开始了艰苦的科技创业。他们从组建实验室开始，将西方的先进知识引入中国，并发展之。中国的科技水平也逐渐恢复并有所提高。1990年代后，中国的科研条件有所改善，极大地方便了留英生的科技创业。留英生进一步引进新知识、新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推出了“百人计划”，入选“百人计划”的留英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留英生还在“863”计划、“973”计划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科技精英群体——留英院士群体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一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也积极向上、开拓进取。他们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做出了贡献，推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980年代，一些留英生转变了观念，开始自主创业。1990年代，回国创业的留英生逐渐增多，他们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进入21世纪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政策不断完善，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越来越多。在政府的引导下，留英生创办了许多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留学生创业园。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对留英生的创业行为进行了评价。留英生在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人际关系问题、自主创新环境问题、学术环境问题、创业园融资问题，创业园建设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留英生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范明[10]（2011）在《生理学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一、引言"十一五"期间,中国生理学有了历史上从未经历的飞速发展,形成了多专业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国家科技投入的增加和科技政策的保障"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投入的增加有目共睹,这对传统学科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生理学科已经走出求生存的阶段,步入求发展的境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科技政策的保障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保证学科的均衡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生理学科方面给予了政策性支持。项目获准率高于大部分生命科学的其他学科。
二、2005全国植物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研讨会暨IAPTC&B中国会员大会即将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5全国植物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研讨会暨IAPTC&B中国会员大会即将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政治与学术：米丘林学说在中国（1940-196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史回顾与本文思路 |
| (一) 学科史、学说史研究 |
| (二) 遗传学史研究 |
| (三) 米丘林学说史研究 |
| (四) 相关研究贡献及本文努力方向 |
| 三、研究重难点及写作方法 |
| (一) 研究重难点 |
| (二) 写作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遗传学进入中国 |
| 第一节、民国初期孟德尔学说传入 |
| 第二节、解放战争时期米丘林学说兴起 |
| 第三节、北京农业大学内孟德尔学说与米丘林学说渐起冲突 |
| 第二章 米丘林学说的鼎盛 |
| 第一节、米丘林学说在武汉大学 |
| 一、余先觉私下学习孟德尔学说 |
| 二、何定杰积极推崇米丘林学说 |
| 第二节 、米丘林学说在复旦大学 |
| 一、谈家桢“心口不一” |
| 二、高沛之直言质疑米丘林学说 |
| 第三节、米丘林学说在武大、复旦发展探析 |
| 第三章 米丘林学说的式微 |
| 第一节、胡先骕事件对米丘林学说的挑战 |
| 第二节、青岛遗传学会议导致米丘林学说地位转变 |
| 第三节、“反右”运动引起米丘林学说暂时回暖 |
| 第四章 中苏断交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中国遗传学 |
| 第一节、米丘林学说在苏联再次独霸 |
| 第二节、孟德尔学说与米丘林学说在中国并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体生物学的起源、发展与建制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问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前人研究综述 |
|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创新点与基本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地外生物学的兴起——20 世纪50 年代的科学变革 |
| 1.1 米勒实验与生命起源理论的范式转变 |
| 1.1.1 米勒实验的历史过程 |
| 1.1.2 米勒实验引发的科学争议 |
| 1.1.3 米勒实验的社会影响 |
| 1.1.4 米勒实验的意义探讨 |
| 1.2 国际生命起源大会与生命起源研究的组织更新 |
| 1.2.1 国际生命起源大会的历史背景 |
| 1.2.2 首届国际生命起源大会概况 |
| 1.2.3 生命起源大会的制度化与学科发展 |
| 1.3 地外生物学——航天竞赛与行星免疫 |
| 1.3.1 人造地球卫星1 号带来的冲击 |
| 1.3.2 莱德伯格关于太空探测的思考:行星免疫学 |
| 1.3.3 地外生物学的提出及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火星生命探测——20 世纪60-70 年代的地外生物学实践 |
| 2.1 火星生命的历史渊源 |
| 2.1.1 月亮骗局 |
| 2.1.2 火星运河与火星科幻 |
| 2.1.3 新技术与新证据 |
| 2.2 水手4 号——火星生命探测争论及影响 |
| 2.2.1 火星生命探测的历史背景 |
| 2.2.2 三次研讨会与逐步推进的火星生命探测计划 |
| 2.2.3 学术争议:科学界的反对方 |
| 2.2.4 水手4 号探测结果与争议 |
| 2.3 海盗计划与地外生物学的沉寂 |
| 2.3.1 地外生命探测仪器的研制 |
| 2.3.2 海盗计划的实施与生物实验结果 |
| 2.3.3 生物解释与化学解释的争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航天实测之外的地外生物学研究——20 世纪60-80 年代的多学科参与 |
| 3.1 默奇逊陨石与星际分子——地外有机物与天地统一性 |
| 3.1.1 默奇逊陨石的发现与解读 |
| 3.1.2 星际有机分子的确认 |
| 3.2 嗜极生命——原始生命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
| 3.2.1 沃尔夫阱与南极生物 |
| 3.2.2 海底热液喷口的古细菌 |
| 3.3 搜寻地外文明计划——理论与实践 |
| 3.3.1 SETI的理论基础 |
| 3.3.2 SETI的初期实践 |
| 3.4 类蛋白质微球到RNA世界——代谢优先到遗传优先 |
| 3.4.1 福克斯的类蛋白质微球学说 |
| 3.4.2 RNA世界假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天体生物学的复兴与建制化——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学科建设 |
| 4.1 陨石背后的科学与政治 |
| 4.1.1 火星陨石的发现和确认 |
| 4.1.2 ALH84001 的解读与争议 |
| 4.1.3 火星政策转向——陨石解读背后的政治因素 |
| 4.2 美航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创立与发展 |
| 4.2.1 天体生物学的名称来源与学科范畴 |
| 4.2.2 美航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创立 |
| 4.2.3 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发展与成果 |
| 4.3 学术刊物与学科教材——科研与教育的主阵地 |
| 4.3.1 《天体生物学》的10 年计量分析(2001-2010) |
| 4.3.2 天体生物学学科教材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系外行星与系内新目标——21 世纪新研究动向 |
| 5.1 系外行星与宜居带——宇宙微观结构再认识 |
| 5.1.1 系外行星的发现 |
| 5.1.2 系外行星的搜寻及特征 |
| 5.1.3 宜居带的定义与意义 |
| 5.2 欧罗巴与泰坦——巨行星卫星的宜居性 |
| 5.2.1 先驱者号、旅行者号与外太阳系探测 |
| 5.2.2 欧罗巴与泰坦的宜居性——新证据与新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天体生物学相关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
| 6.1 20 世纪上半叶生命起源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
| 6.1.1 随《字林西报》传入中国的生命起源知识 |
| 6.1.2 中国学者主动翻译、引进的生命起源学说 |
| 6.1.3 生命起源传播影响——以罗广庭事件和奥巴林学说为例 |
| 6.2 天体生物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
| 6.2.1 新媒体中的天体生物学 |
| 6.2.2 通过翻译引入的学术与科普作品 |
| 6.2.3 本土天体生物学研究与航天战略演变 |
| 第七章 结语 |
| 天体生物学兴起的两股历史传统 |
| 天体生物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
| 天体生物学的发展逻辑 |
| 天体生物学的意义探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词 |
（3）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引言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几个定义 |
| 1.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 研究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主要研究内容 |
| 1.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资料分析法 |
| 1.4.2 专家访谈法 |
| 1.4.3 综合分析法 第二章 萌芽期（1949年前） |
| 2.1 历史沿革 |
| 2.1.1 我国古代对资源昆虫的利用 |
| 2.1.2 我国古代对害虫的防治 |
| 2.1.3 我国近代昆虫学的兴起 |
| 2.1.4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的萌芽 |
| 2.2 森林保护学研究进展 |
| 2.2.1 森林昆虫学研究进展 |
| 2.2.2 森林病理学研究进展 |
| 2.2.3 教材和专着 |
| 2.3 重要学术组织及机构 |
| 2.3.1 国立中央大学 |
| 2.3.2 江苏昆虫局 |
| 2.3.3 上海商检局 |
| 2.3.4 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 |
| 2.3.5 中央林业实验所 |
| 2.4 政府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形成期（1950-1976年） |
| 3.1 历史沿革 |
| 3.2 森林保护学研究进展 |
| 3.2.1 森林昆虫学研究进展 |
| 3.2.2 森林病理学研究进展 |
| 3.2.3 教材及专着 |
| 3.3 重要学术组织及机构 |
| 3.3.1 中央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 |
| 3.3.2 中国森林病虫通讯 |
| 3.4 政府部门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
| 3.5 本章小结 |
| 3.5.1 教学体系基本形成 |
| 3.5.2 科技创新平台逐步完善 |
| 3.5.3 科学研究系统深入 |
| 3.5.4 防治理念由化学防治向综合治理转变 第四章 发展期（1977-1999年） |
| 4.1 历史沿革 |
| 4.2 森林保护学研究进展 |
| 4.2.1 森林昆虫学研究进展 |
| 4.2.2 森林病理学研究进展 |
| 4.2.3 教材及专着 |
| 4.2.4 重大科技成果 |
| 4.3 重要学术组织及机构 |
| 4.3.1 中国林学会森林昆虫分会 |
| 4.3.2 中国林学会森林病理分会 |
| 4.3.3 森林保护学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 |
| 4.3.4 森林病虫害生物学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 |
| 4.4 政府部门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4.5.1 学科体系逐渐完善 |
| 4.5.2 科学研究硕果累累 |
| 4.5.3 国际交流得到加强 |
| 4.5.4 创新平台建设初具规模 |
| 4.5.5 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第五章 完善期（2000至今） |
| 5.1 历史沿革 |
| 5.2 森林保护学研究进展 |
| 5.2.1 森林昆虫学研究进展 |
| 5.2.2 森林病理学研究进展 |
| 5.2.3 教材及专着 |
| 5.2.4 重大科技成果 |
| 5.3 重要学术组织及机构 |
| 5.3.1 国家林业局林业有害生物检验鉴定中心 |
| 5.3.2 北京林业大学省部共建森林培育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 5.3.3 昆嵛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
| 5.3.4 全国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检验鉴定技术培训中心 |
| 5.4 政府部门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科研成果产出丰硕 |
| 5.5.2 教学体系日趋完善 |
| 5.5.3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成效显着 |
| 5.5.4 国内外学术交流进一步广泛 |
| 5.5.5 人才培养成效显着 第六章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现状分析 |
| 6.1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取得的主要成绩 |
| 6.1.1 学科定位日益清晰 |
| 6.1.2 学科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
| 6.1.3 科学研究成效显着 |
| 6.1.4 创新平台建设初具规模 |
| 6.1.5 国际合作得到加强 |
| 6.2 我国当代森林保护学科的研究特征 |
| 6.2.1 研究目标紧扣国家需求 |
| 6.2.2 研究对象从病原或害虫个体到整个生态系统 |
| 6.2.3 研究尺度从基因、细胞至全球 |
| 6.2.4 研究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 |
| 6.2.5 防控理念与时俱进 |
| 6.3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迅速发展的原因 |
| 6.3.1 国家的高度重视 |
| 6.3.2 林业生产的稳步增长 |
| 6.3.3 林业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 |
| 6.3.4 交叉学科和通用技术的快速发展 |
| 6.3.5 国外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引入 |
| 6.4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6.4.1 基础研究力量薄弱 |
| 6.4.2 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完善 |
| 6.4.3 创新平台建设投入不足 |
| 6.4.4 国际合作交流有待加强 |
| 6.5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学科发展的政策措施及发展方向建议 |
| 7.1 促进森林保护学科发展的政策建议 |
| 7.1.1 加大国家财政投入 |
| 7.1.2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
| 7.1.3 强化基础研究 |
| 7.1.4 凝练学科方向 |
| 7.1.5 追踪国际前沿 |
| 7.2 森林保护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建议 |
| 7.2.1 瞄准国家重大需求 |
| 7.2.2 多学科交叉融合 |
| 7.2.3 重大森林病虫害自我调控机理 |
| 7.2.4 外来有害生物风险评估及生物安全 |
| 7.2.5 重大森林病虫害人为调控措施 |
| 7.3 森林保护学科重点研究领域建议 |
| 7.3.1 基础研究方面 |
| 7.3.2 应用研究方面 |
| 7.4 结论与讨论 |
| 7.4.1 结论 |
| 7.4.2 讨论 |
| 7.5 展望 参考文献 在读期间的学术研究 致谢 |
（6）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回声——改革开放之前的留美教育概述 |
| 一、近代留美教育发展概况（1847-1949） |
| 二、近代留美教育和留美生的特点 |
| 三、建国初期的归国留美生与留美教育的中断 |
| 第三章 复兴——改革开放以后留美教育的重启 |
| 第一节 留美教育恢复的动因 |
| 一、大时代背景：中美关系的改善与中美建交 |
| 二、中国决定恢复派遣留美生的内驱力 |
| 三、美国愿意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内驱力 |
| 第二节 留美教育恢复的过程 |
| 一、邓小平关于留学问题的若干重要指示 |
| 二、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政策的出台 |
| 三、中美会谈与两国教育交流文件的签署 |
| 第三节 首批公派留美人员的派遣及意义 |
| 一、选派过程 |
| 二、留学实践 |
| 三、历史影响 |
| 第四章 轨迹——留学政策与留美教育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政策沿革 |
| 一、1978-1985 年：恢复与起步阶段 |
| 二、1986-1991 年：调整与完善阶段 |
| 三、1992 年至今：规范与加速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赴美留学相关政策的变革与发展 |
| 一、在华举办“赴美留学考试”政策及其实施 |
| 二、美国留学政策演变及其对留美教育的影响 |
| 第三节 新时期留美教育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
| 一、1978-1988 年：恢复与快速发展时期 |
| 二、1989-1997 年：遭遇顿挫与回暖时期 |
| 三、1998-2006 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 |
| 四、2007 年至今：深入发展与繁荣时期 |
| 第五章 拓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项目留学 |
| 第一节 政府留学项目——富布赖特项目的恢复 |
| 第二节 学科留学项目 |
| 一、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 |
| 二、中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 |
| 三、中美化学研究生项目（CGP） |
| 四、数学与经济学留学项目 |
| 五、学科留学项目的影响 |
| 第三节 基金留学项目 |
| 一、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留美项目 |
| 二、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 |
| 第六章 数据——留美学人的规模与结构之分析 |
| 第一节 留美学人的规模 |
| 一、中方关于留美人数的记录 |
| 二、美方关于留美人数的记录 |
| 第二节 留美学人的内部构成 |
| 一、留学性质 |
| 二、经费财源 |
| 三、个人情况——性别、年龄、来源城市、婚姻状况 |
| 第三节 留美学人的文化结构 |
| 一、研习科系 |
| 二、留学层次与学术水平 |
| 三、地域分布 |
| 第四节 精英群体—留美博士 |
| 一、规模 |
| 二、内部构成 |
| 三、毕业去向 |
| 第七章 调适——跨文化留学实践的酸甜苦辣咸 |
| 第一节 最初的美国印象 |
| 第二节 文化碰撞下的留学实践 |
| 一、语言关 |
| 二、生活关 |
| 三、学业关 |
| 四、社交关 |
| 五、情感关 |
| 第八章 抉择——新时期留美学人的滞留与回归 |
| 第一节 田园将芜胡不归？ |
| 一、留美人员的滞留概况 |
| 二、滞留原因及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异邦之龙——从留学生到新移民 |
| 一、以留美学人为主的专业团体 |
| 二、风云人物——海外留美学子杰出代表 |
| 第三节 留学回国政策与归国留美生 |
| 一、1978 年后留学归国政策的建立与完善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概况 |
| 三、留美回国人员对国内环境的认知与适应情况调查分析 |
| 第九章 互动——留美归国学人与当代中国发展 |
| 第一节 留美学人与中国高等教育 |
| 一、高等院校的归国留美学人概况 |
| 二、留美学人与高校发展 |
| 三、留美学人与大学管理 |
| 第二节 留美学人与中国科技 |
| 一、留美学人的科技创业 |
| 二、留美学人的科技角色 |
| 三、留美精英与两院院士 |
| 第三节 留美学人与创业中国 |
| 一、漫漫归国创业路 |
| 二、创业园中的留美学人 |
| 三、留美学人归国创业的评价 |
| 第四节 留美学人与人文社会科学 |
| 一、部分优秀留美学人分析 |
| 二、留美学人的角色定位——部分学科统计 |
| 三、留美学人与当代艺术 |
| 结论 |
| 附录A |
| 附录B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医疗史的兴起 |
| (二) 细菌学说史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选题价值及主要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选题价值 |
| (三) 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医学概况与早期出洋国人的观察 |
| 一、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公共卫生学 |
| 二、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医学 |
| (一) 温病学说的形塑和发展 |
| (二) 医事制度、医学教育与分科 |
| 三、如蝎如蟹:使西日记中的观察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甲午战争前后细菌概念的引介与通商口岸防疫的改进 |
| 一、19世纪中后期通商口岸传教士对细菌概念的引介 |
| (一) 通商口岸医学传教士对细菌概念的译介 |
| (二) 通商口岸非医学传教士对卫生知识的译介 |
| 二、避疫·检疫·治疫:1894年香港鼠疫与鼠疫杆菌 |
| (一) 1894年香港鼠疫与港口检疫的推行 |
| (二) “气”与“细菌”:中西医抗击鼠疫的不同方法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时期细菌学知识的传授与东北鼠疫的防疫实践 |
| 一、清末教会医学院校对细菌学的传授和留学生的译介 |
| (一) 教会医学校的细菌学教育 |
| (二) 留学生对细菌学的译介——以留日学生为中心 |
| 二、细菌学与宣统鼠疫期间东北的卫生防疫 |
| (一) 鼠疫、报刊与知识:《盛京时报》中的细菌学 |
| (二)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议报告》中的细菌学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时期细菌学知识的推广与晋绥鼠疫的防控 |
|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细菌知识的推广 |
| (一) 细菌学专业知识的译介 |
| (二) 细菌学知识与生产、生活之关系 |
| 二、1917-1918年鼠疫的防治与新文化运动时期防疫观 |
| (一) 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 |
| (二) 清洁与消毒:以《大公报》为中心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中央防疫处的设置与细菌学知识传播和实践的一体化 |
| 一、中央防疫处的设立及沿革 |
| 二、中央防疫处防治传染病与细菌学知识的应用 |
| (一) 上海与京畿:1919年霍乱防治的两个面相 |
| (二) 预防传染病与接种疫苗 |
| 三、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硕士) |
| 致谢 |
（8）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历史语境和组织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有待研究的问题 |
| 1.2.1 关于科学院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2 关于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研究述评 |
| 1.2.3 关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研究综述 |
| 1.2.4 有待研究的问题 |
| 1.3 本文研究目标、方法和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第2章 从科学院的发展角度看科学院模式的转向 |
| 2.1 科学研究与科学组织的形式 |
| 2.1.1 科学的内涵与特性 |
| 2.1.2 科学组织的界定与形式 |
| 2.1.3 个体模式与科学家群体模式 |
| 2.2 科学院的早期模式 |
| 2.2.1 意大利罗马猞猁学院 |
| 2.2.2 意大利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 |
| 2.2.3 学院的历史作用及局限性 |
| 2.3 欧洲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典范 |
| 2.3.1 科学体制化的含义与背景 |
| 2.3.2 科学建制的范式之一——英国皇家学会 |
| 2.3.3 科学建制的范式之二——法国科学院 |
| 2.4 科学院的其它模式——以瑞典、美国、中国科学院为例 |
| 2.4.1 科学研究的孵化型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 |
| 2.4.2 科学研究的咨询型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 |
| 2.4.3 科学研究的政府主导型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
| 2.5 科学运行环境的变革 |
| 2.5.1 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 |
| 2.5.2 科学院模式的新转向——科学家联盟模式的出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历史语境研究 |
| 3.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建立 |
| 3.1.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建立背景 |
| 3.1.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筹办过程 |
| 3.1.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正式成立 |
| 3.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发展 |
| 3.2.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稳步前进(1983-1994) |
| 3.2.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微改革(1995-1999) |
| 3.2.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角色定位(2000-2006) |
| 3.2.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新进展(2007-) |
| 3.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院士制度 |
| 3.3.1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构成体系 |
| 3.3.2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遴选制度 |
| 3.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奖励系统 |
| 3.4.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奖励设置 |
| 3.4.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奖励制度特点 |
| 3.5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科学交流和传播模式 |
| 3.5.1 第三世界科学院“动态型”科学交流和传播模式—科学院会议 |
| 3.5.2 第三世界科学院“静态型”科学交流和传播模式——出版物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结构、功能及院士计量对比研究 |
| 4.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组织体制 |
| 4.1.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决策机构 |
| 4.1.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院士委员会 |
| 4.1.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地区办公室 |
| 4.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运行模式 |
| 4.2.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目标设定 |
| 4.2.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行为主体 |
| 4.2.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活动方式 |
| 4.2.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经费来源 |
| 4.3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计量对比研究——以中国、印度、巴西TWAS院士为例 |
| 4.3.1 年龄构成分析 |
| 4.3.2 性别比例分析 |
| 4.3.3 学科分布分析 |
| 4.3.4 科研成就与国际声望分析 |
| 4.3.5 对比结论 |
| 4.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角色功能和影响力 |
| 4.4.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功能 |
| 4.4.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影响力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从科学院的国际影响力看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转移 |
| 5.1 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定性评价标准研究 |
| 5.1.1 尼克拉斯·鲁曼功能-结构理论概述 |
| 5.1.2 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定性评价标准(一)：时间特征——绵延性 |
| 5.1.3 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定性评价标准(二)：空间特征——扩散性 |
| 5.2 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传统研究 |
| 5.2.1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规律的常值研究 |
| 5.2.2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的推衍研究 |
| 5.2.3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历史考察 |
| 5.3 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赋值研究-科学院影响力 |
| 5.3.1 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建立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
| 5.3.2 启蒙时期法国科学院的改革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
| 5.3.3 德国科学组织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
| 5.4 后学院时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初步研究 |
| 5.4.1 后学院时代科学家(院)联盟的影响 |
| 5.4.2 后学院时代科学家(院)联盟的困境 |
| 5.4.3 世界科学活动的新趋势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 |
| 6.1.1 科学院的未来模式：区域性科学院联盟 |
| 6.1.2 世界科学中心的趋势：多元科学中心的并存 |
| 6.2 本论文的创新点 |
| 6.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外人名索引 |
| 附录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主要奖项 |
| 附录2 第三世界科学院中国籍院士名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和奖励 |
（9）留英生与当代中国 ——以回国人员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的留英教育 |
|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一、 海军留英教育 |
| 二、 其他留英教育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一、 北洋政府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留英教育 |
| 第三节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留英教育 |
| 一、 建国初期留英生回国 |
| 二、 留英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三、 留英生群体分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 |
| 第一节 留英教育工作的启动 |
| 一、 邓小平的指示及新时期留学工作的启动 |
| 二、 首批留英生的派遣 |
| 第二节 留学政策的演变 |
| 一、 中国公派留学政策的演变及中英教育交流与合作政策的演变 |
| 二、 英国的外国留学生政策及吸引留学生的措施 |
| 第三节 留英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一、 留英教育的演变 |
| 二、 留英学生统计 |
| 三、 留英生的学习与生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执行——兼述典型的留英生群体 |
| 第一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 |
| 一、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背景 |
| 二、 包玉刚与“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 |
| 第二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实施 |
| 一、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留英生的选派 |
| 二、 留英生群体分析 |
| 三、 留英生的留学生涯 |
| 第三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影响 |
| 一、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正是这些人才提高了中国的科研水平，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
| 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留学教育模式（为以后留英教育提供了经验，加强了华人华侨的联系，发展了中英关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留英生与中国的高等教育 |
| 第一节 高等院校留英生群体分析 |
| 一、 高等院校留英生回国原因分析 |
| 二、 高等院校留英生情况介绍及其专业分析 |
| 三、 高等院校留英生的群体特征 |
| 第二节 留英生群体与高校发展 |
| 一、 留英生与学科建设 |
| 二、 留英生与高校教学 |
| 三、 留英生与学术研究 |
| 第三节 留英生与大学管理 |
| 一、 留英回国的大学领导 |
| 二、 留英校长与高校改革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留英生与中国科技 |
| 第一节 留英生群体的科技创业 |
| 一、 1980 年代的科技创业 |
| 二、 1990 年代以后的科技创业 |
| 第二节 留英生的重要科技角色 |
| 一、 留英生与“863”计划 |
| 二、 留英生与“973”计划 |
| 三、 留英生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
| 第三节 两院院士中的留英生 |
| 一、 具有留英背景的院士群体统计 |
| 二、 留英院士的科技贡献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留英生与人文社会科学 |
| 第一节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留英生 |
| 一、 留英生学科统计分析——以学科排名靠前的大学为中心 |
| 二、 部份优秀留英生分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留英生的成就 |
| 一、 经济学与法学 |
| 二、 历史学与社会学 |
| 三、 哲学、文学及其它学科 |
| 四、 留英生与当代艺术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八章 留英生创业 |
| 第一节 留英生的创业轨迹 |
| 一、 留英生的早期创业 |
| 二、 留英生创业的新时期 |
| 第二节 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一、 深圳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二、 中关村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三、 其它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第三节 三个典型的留英创业者 |
| 一、 张欣：优秀的留英创业人员 |
| 二、 沈锟：回国卖鸡的留英双硕士 |
| 三、 隋涛：一般的留英创业者 |
| 第四节 留英生创业的评价 |
| 一、 社会评价 |
| 二、 政府评价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九章 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一节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人际关系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自主创新环境问题及其对策 |
| 三、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学术腐败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二节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融资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创业园建设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三节 留英生面临的其它重要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留英生子女就学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留英生待业问题及其对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十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四、2005全国植物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研讨会暨IAPTC&B中国会员大会即将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政治与学术：米丘林学说在中国（1940-1966）[D]. 毛金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2]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体生物学的起源、发展与建制化[D]. 侯琨.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3]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4]交流学术信息,启迪创新思维,促进学科发展——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长陈晓亚[J]. 王媛媛. 科技导报, 2016(10)
- [5]中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历程研究[D]. 曾凡勇.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16(02)
- [6]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D]. 岳婷婷. 南开大学, 2015(01)
- [7]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D]. 姬凌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8]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历史语境和组织模式研究[D]. 刘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3(10)
- [9]留英生与当代中国 ——以回国人员为中心[D]. 赖继年. 南开大学, 2012(06)
- [10]生理学发展研究[A]. 范明. 2010-2011生理学学科发展报告,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