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部落之间的通婚

一、不同部落间的通婚（论文文献综述）

席红英^[1]（2020）在《呼伦贝尔市蒙古族日常生活领域语言生活调查研究》文中认为语言生活是语言国情、族情、区情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信息化、城镇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实用功能逐渐降低,语言使用范围不断地向家庭内部收缩,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困境。蒙古语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使用人口较多的语言之一。呼伦贝尔市尤其是牧业四旗是蒙古族聚居区,较好地保留了蒙古语和传统游牧生产方式及民族文化。全方位调查呼伦贝尔市牧业四旗的蒙古族语言生活,对了解该市蒙古族的语言生活现状,判断母语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可以为其它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借鉴。本研究以呼伦贝尔市蒙古族聚居区——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自治旗为主要调查地,以该四个牧业旗的蒙古族语言生活为主要调查内容,综合采用田野调查法、实地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理论指导下,在收集第一手调查材料和数据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蒙古族语言生活的内部和外部生态环境,认为呼伦贝尔市蒙古族聚居区语言环境有利于蒙古语的保持,但不利于蒙古语的发展,蒙古语使用和发展方面面临使用人口减少、增长率变低,使用范围逐渐缩小,语言地位不断下降等问题。本文由八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第一章,从地理位置、民族人口、生产方式、历史源流及牧业四旗基本情况等方面介绍呼伦贝尔市概况,目的是展现呼伦贝尔市整体社会文化环境;第二章,调查蒙古族家庭环境中祖辈、长辈、同辈、晚辈三代人的语言使用情况,与熟人邻里、在政府部门和行政单位等环境中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而分析语言使用现状及其社会差异;第三章,调查不同社区居民的语言习得、语言掌握和语言能力;第四章,调查蒙古族语言认同、语言情感、语言行为倾向。第二、三、四章为蒙古族居民语言生活状况的定量分析,第五和第六章是调查数据的分析。第五章从语言外部生态环境入手,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三方面分析地理、气候、人口、民族、教育、文化等因素对语言生活现状的影响;第六章从语言内部生态环境入手,分析语言结构、语言格局、语言景观对语言本体、语言地位的影响。最后是“结论与余论”部分,在总结蒙古族语言生活现状的同时,揭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调查表明,呼伦贝尔市蒙古族的蒙古语保持较好,但蒙古语使用存在代际、城乡、部落和阶层差异:老年人的蒙古语保持好于年轻人,牧区蒙古族的蒙古语保持好于城镇蒙古族,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的蒙古语保持好于其他部落的蒙古族,牧民母语保持好于公职人员和学生。在社会交际领域,汉语使用率逐渐增加,但未出现骤增情况。在汉语使用稳步增长的同时,蒙古语的使用逐渐下降,蒙汉语兼用情况普遍,语言生活向双语化转换。监测整体语言生态环境发现,牧业四旗语言生活呈现三种类型:作为传统牧业旗县,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的语言环境较为封闭,母语保持较好;作为城镇化牧业旗县,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语言环境开放,汉语使用率较高,境内厄鲁特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因居住集中,尚未出现母语使用的明显下滑现象;作为由传统牧业旗向城镇化牧业旗发展的陈巴尔虎旗在语言使用上呈现出过渡性特点,即语言生活状态介于前两者之间。从呼伦贝尔市的整体环境看,维持语言保持的主要因素较为稳定,不易变化,主要包括人口数量、民族认同以及语言系统的稳定性等;影响蒙古语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传媒影响、文化冲击等。本研究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比分析蒙古族不同社区内语言生活现状,试图展现语言生活全景,但仍存在以下不足:语言服务涉及较少;微观层面的个人语言生活调查欠缺,今后将对此进一步予以补充和完善。

陈国符^[2]（2020）在《东马来西亚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马来西亚沙巴州原住民族群众多,传统音乐文化资源丰富,多年来一直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十九世纪起西方文化进入沙巴,打破了原住民自身的发展进程,解构了原住民的宗教信仰和生产生活方式。沙巴原住民最早信仰万物有灵,生活中充满着各种祭祀仪式,伴随着仪式进行的是丰富的音乐文化。西方文化进入后,多数原住民从万物有灵信仰转变为基督教信仰。传统信仰的崩溃使得依附于其上的祭祀仪式活动基本消亡,原住民音乐文化的根基不复存在。沙巴原住民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主要是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逐步涵化和不断适应渐渐形成的,原住民祭祀仪式音乐因此基本衰亡,生活娱乐音乐则渐趋现代化化。随着民族意识的复兴,部分原住民试图将传统音乐融入西方音乐之中,以创建一种新的传统。同时,旅游经济的发展使得沙巴开始重视原住民传统音乐文化的经济效应,这既给传统音乐文化的复兴创造了一个契机,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获得恰当的平衡是当地音乐传承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因为缺失了本民族传统信仰的原住民音乐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保留着原来的形,但是其意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也是东方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

李英杰^[3]（2020）在《婚俗变迁中的哈萨克族婚礼舞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哈萨克族婚礼习俗的形成有其漫长的过程,从形式到内容丰富多彩,它交织着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哈萨克族婚礼舞蹈丰富多样,可以细分为模拟性舞蹈与即兴性表演舞蹈,其中哈萨克族传统婚礼中的模拟性舞蹈作为民俗文化的结晶,承载着该民族的文化心理、思想观念、文化传统等文化深层意蕴以及蕴涵其中的文化认同意识,是哈萨克族日常生活的缩影。因此本论文在象征人类学的角度着重以哈萨克族传统婚礼中模拟性舞蹈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牧区哈萨克族婚礼个案进行参与性观察与深度访谈,以哈萨克族婚礼舞蹈本体研究为核心,将其传统婚礼仪式中的模拟性舞蹈作为象征符号置入婚礼整体文化场域中进行阐释。论文运用田野调查实证与文化阐释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出婚礼仪式中的舞蹈特征与分类,重点解构仪式程序中的舞蹈表演形态,并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度解析,以此论证婚礼舞蹈的特性与所包含的符号功能的象征意义。同时运用民俗学、象征人类学、艺术学学科交叉视角对哈萨克族婚礼仪式与婚礼舞蹈进行深入研究,从歌、乐、舞三者解析婚礼舞蹈的三位一体特性,并将舞蹈本体特征的表层形态阐述作为切入点,由表及里透视其舞蹈动作背后的深层文化心理以及其隐喻性的象征意义与功能,从而进一步探究民俗舞蹈文化形成的肌理,解析鲜明的民间艺术本体特征并对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进行新的理论架构。通过对表演场域的探索,彰显哈萨克族婚礼中模拟性舞蹈所蕴含的符号象征意义,从而进一步探究哈萨克族的民俗舞蹈文化真谛,并为中国民族民间舞编创、教学实践和研究尽绵薄之力。

张鹤^[4]（2018）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人生仪礼音乐之共性》文中认为从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人生仪礼的音乐形态研究入手,对不同部落间的人生仪礼仪式歌,不同类别的人生仪礼仪式歌,以及同一部落、不同地域人生仪礼仪式歌的旋律进行比较研究,归纳其仪礼音乐存在共性的现象,再从人生仪礼音乐的文化语境角度切入,观察哈萨克族迁徙的历史,以及族群久远的游牧生活方式,进而探寻其共性的产生由来。

周慧慧^[5]（2017）在《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 ——以台湾南投县仁爱乡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族群关系一直是多族群社会需要面对和正视的问题,族群关系是否融洽也是衡量多民族社会是否安定和谐的重要指标。台湾南投县仁爱乡是一个泰雅、赛德克与布农等多族群混居的地区,各族群文化殊异,且族群之下又有亚群,族群关系本就纷繁。1945年光复以降,在台湾地方当局新的族群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原住民族群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多样。调查发现,第一,在文化方面,首先,各族语言并行发展,尽管多族群语言的存在有碍族际交流,但汉语的习得与使用,方便了各族群在社会生活的沟通与交流。其次,基督宗教取代了各族群传统的祖灵信仰,成为他们新的精神力量。虽然不同教派之间因争抢信徒或教义分歧曾引发族群内部摩擦,但统一性的宗教认同的建构及强化帮助他们弥合历史矛盾,促进族群间的融合。最后,随着社会交往的日趋频繁,族际通婚变得越来越普遍。族际婚姻关系的建立有助于打破族群间的文化偏见与隔阂,促进族群关系的改善。第二,在经济方面,市场经济取代部落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将个人、群体和外部社会密切连接在一起。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体之间和族群之间难免产生某些利益方面的竞争与纠纷,但随着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日益增多,族群间的联系益发紧密。第三,在政治方面,传统的平等主义社会政治结构趋于解体,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的形成和选举制度的发展使族群间的权力博弈变得激烈。多数治理主体权责分明、分工明确,配合相对默契、融洽;少数则因角色冲突、资源竞争或观念不合等原因相互排挤。在政治选举中,当支持倾向趋于一致时,与候选人有关的人际关系网络得到有效动员,实现了特定群体的利益共赢;而权力的失序竞逐、政治资源分配不公等负面因素,则导致族群分裂与政治分层。最后,在族群意识方面,台湾原住民在社会运动中建构起来的泛族群意识受到质疑和挑战,个体族群意识和多元族群认同意识随之兴起。虽然多元族群认同意识有助于促进族群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但个体族群意识的过度膨胀却使台湾原住民社会面临严重的分化危机。研究表明,台湾光复以来,仁爱乡各原住民族群已在文化、经济、政治及意识等多个领域开展频繁互动,并形成了竞争冲突与和谐共生两种关系形式。在这两种关系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牵引的张力。这一张力的“钟摆”性特征,使得地方社会秩序在稳定有序与躁动无序这两种极端状态之间摇摆,族群关系呈现出动态的样貌。就目前而论,各族群间还存在着各种纷争与矛盾,但这只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和可调和的,和谐共生仍构成了当前仁爱乡原住民族群关系的主流。当然,以“共生理论”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共生尚处在较低级阶段,一体化共生才应是族群共生的高级阶段。由于个体族群意识的蔓延,台湾原住民族社会正面临族群分化的挑战,从而严重阻碍一体化共生关系的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体化共生关系的集中体现。展望未来,台湾原住民族群应朝着“多元统一体”的方向发展,重视族群社会的整合和统一,避免族群分化的加剧。

张苓^[6]（2014）在《道德的起源》文中研究说明道德起源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哲学论题,它本身就包含着解答问题的悬疑：道德到底是指什么?起源发生于何时?道德到底如何起源?对于如何界定道德?笔者通过历史的梳理、已有的研究和道德起源这个论题本身的逻辑预设,试图从论文本身给出道德一个宽泛的定义。道德先是一种实践、一种文化创生,一种秩序,其次才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对道德的定义,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道德的起源与道德的发生。这是研究道德的两种路径。道德的发生是人类知识结构的生成,是观念的发生。道德起源是事件发生,是社会实践。但是,两者又不是分离的。道德发生有效解决了起源研究将起源绝对化以及无法解释认知结构生成机制的问题。如果把道德看成是人类所独有的,那么道德起源于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它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一起成长的。因此,起源问题涉及到时间和空间的宏观跨度,要以现在的时空位移到上古时期人类思想启蒙之时。原始社会的初始浑沌是道德起源的母体。所谓浑沌母体,不是杂乱一团,它有自己特有的运行特征和规律。要研究道德的起源,就是要从浑沌母体中,找到一些闪光的碎片,它们是最有代表性,与道德联系最为紧密,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切入到道德起源中。同时,道德在起源过程中,本身也作为一碎片,同其他因素融合在一起。作为碎片之一的原始思维,是从思、言说的角度,对道德起源的主体性特征进行探究。图腾、禁忌作为原始宗教的表征,则是从心理认知以及价值判断的角度,对道德起源进行研究。巫卜祭祀是从行为的功用性角度,剖析道德的起源。神话是记忆传承的主要载体,是历史沿袭下来研究道德起源的“活化石”。习俗则是从规范调节角度进行论述,它是最接近道德起源的因素。当然原始思维、图腾与禁忌、巫卜祭祀、神话、习俗,他们都不是各自断裂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性关系。这一切都内生于原始社会大的时代背景条件下,在原始实践的发展历程中,或者它们本身就作为一种实践,随着历史延续到现在。道德同人类社会的发展类同,是个自我修正的过程。道德产生于古代社会这一巨大的社会环境中,生产力等器物文明的发展,影响到了道德的起源。物质生产的发展是不断改善人类生存境遇的过程。这从原始社会的采集、狩猎、农业、畜牧以及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可以看出。物质生产的完善和发展是道德起源的基础性条件,因而道德起源与人的生存紧密相连。而在人的生产中,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亲属关系、亲属制度是原始人类社会初始的交往形式。人类的交往,必然有一定规范在维系。原初的道德是离不开对两性关系和亲属关系的调整。氏族是人类第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成为道德起源的社会单元。人类的发展和精神文化的进步缘由于人类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道德起源于人类的交往活动,正是在实践中,产生了原始道德。原始社会的实践始终伴有一层神秘的外衣,不像现代人处于理性和科学的指导下。原始人的思维是一种集体意识向性思维,在其中,是非观念的产生、自我意识的觉醒都蕴含着道德萌芽。同时,原始思维所特有的神秘互渗以及万物有灵,使得道德在起源过程中具有持久的可变性。而在原始思维的一系列纠错中产生了原始善恶观。思维和语言存在着双生关系,语言的表达与交流在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秩序和规范,随着秩序和规范的普遍化、客观化,于是就形成了“是非”、“正义”、“善”等道德词语。关于道德内容的述说一旦表达出来,道德就已经在文化中成为独立的一部分。语言对道德有一种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长而久之,语言便具有了道德使命。原始思维和语言的述说是道德起源的主体必要条件,同时原始人经常幻想和制定出无数图腾、禁忌、礼仪,这进而成为原始人行为规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腾、禁忌虽不是我们今天所定义的道德规范,但在古代社会,却履行着道德规范的职责。图腾、禁忌中的规范因带有原始宗教的神秘因素,从而使道德具有了神性的权威。因此,道德在原始社会走的是一条非制度化、借助于人的情感、信念等宗教因素来起作用的发展道路。大量的人类学资料指出,人类的道德状态首先始于图腾、禁忌,图腾、禁忌就是原始人类所能有的最早的道德法典。图腾、禁忌在道德起源中,表现出原始人作为道德主体被动的一面。而伴随巫卜祭祀文化的流行,原始人主动性的一面开始表露。他们积极同神沟通,巫师便是这样一个独立的职业。上古时期,巫师有着道德传承的重要功能,同时也起着一定的道德标杆作用。卜筮祭祀文化,这在中国更具有代表性。卜筮祭祀更多是作为一种礼仪,祈求上天、先祖福佑,同时先人也通过卜筮、祭祀的推行,建立了一定伦理道德秩序。神话传说是道德起源的“活化石”。神话具有幻想性,是一种集体行为,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神话,作为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存在的对远古现实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远古时代的道德价值、社会秩序。道德的美好向往都体现在神话中。原始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慢慢解构神秘性的一面,渐渐积淀出特有的风俗习惯。它是世代传承的习俗、习惯和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的推行依靠的是社会心理、习惯势力对人类思想、言行的维系,它是内化于人的强有力的内在规范机制。经过各种文化形态的冲突和融合,有的原始社会习俗转化为具有“应该”“正当”价值范畴的道德规范。有的发展成了法律,有的或依旧作为习俗存在着。这都归因于社会实践的需要。总之,道德起源是人的实践创造,规范维系,文化创生的过程。道德起源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修正的、功利化的发展历程,它与人的生存紧密联系。在生存实践中,道德成为人特定的价值预设,从原始的稚嫩发展成非制度化的道德律。原始思维、图腾与禁忌、巫卜祭祀、神话、习俗在道德起源过程中,以两条路径展开：原始思维——图腾与禁忌——巫卜祭祀,原始思维——神话,最后两条路径都归结到习俗,或者说习俗贯穿于两条路径的始终。在原始的生存实践中,以集体表象为特征的原逻辑的思维,以一种神秘的、有灵的、神圣的的思维产生出了最初的是非观和善恶观。集体表象下也有着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道德起源过程中道德由集体的意志慢慢内化为自身意识的前提条件。原始思维塑造了原始人特有的心理情感和价值判断。恐惧、敬畏、崇拜、迷茫使的原始人在一开始的社会实践中就选择了图腾崇拜和禁忌。图腾崇拜本身就是一种集体行为,原始人以图腾为名,自发的进行生产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道德从来都是人类的集体规范,但在运行过程中,它不断的进行着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博弈。集体不断的将其意志灌输给个人,个体起初只是无意识的接受,渐渐的个体会有背离,因集体的惩罚和孤立,又回归到集体。在此博弈过程中,凡是对整体有利的即视为是道德的,而个体只能无条件的消化吸收。对图腾所表现出来的敬畏感和恐惧感,掺杂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使得日常的规范具有了神的强制性。原始思维中是非观念的产生,是禁忌产生的主要依据。原始禁忌种类繁多,最早具有道德规范性质的是两性禁忌。可以说两性禁忌是第一条道德禁律。它是氏族社会关系道德约束的基础,也是道德由他律转为自律的精彩展现,作为集体的他者依靠着禁忌心理,使得禁忌的遵守成为一种道德规范的自律。图腾与禁忌在道德起源过程中的被动性,促使人企图积极同神沟通,巫卜祭祀文化因而产生了。巫卜祭祀在道德起源的过程中具有功利性的一面。无论是巫师、卜者、还是祭司,都在祈求神福佑人类,当然他们也对神表现了虔诚的崇拜。他们是人类最早的精神文化的传播者,是具有道德使命的主体,是道德起源的助推者。原始语言和原始思维是共存的。原始语言的诉说开辟了道德起源的另一路经。关于道德的内容一旦诉说出来,语言便具有了道德的使命。善言才能善行。因而,伴随道德语言的产生,道德认知和道德评价产生了,这是道德起源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神话和语言具有同构性。它是记忆传承的载体,是道德起源过程中道德规范传播和定型的主要工具。神话通过有声的语言和集体的传播,把人类的美好道德期盼加以推广和延续。在原始思维与图腾、禁忌、巫卜祭祀、神话的融合过程中,习惯的力量其实一直都贯彻其中。在发展中,习俗慢慢具备了道德规范的雏形,并渐露了道德的端倪。习惯的力量,对于传统的敬畏,已经使得习俗由于自身的原因被原始人遵守。在习俗中,道德已经完全实现了由他律到自律的转换。因而,道德在起初产生时,采取了原始宗教的、习俗的形式,渐渐的道德和它们产生了背离。道德不再表现为图腾、禁忌、巫卜祭祀、神话、习俗所表现出来的规范,而是道德变成了它自己。人类社会的实践发展是道德产生的前提条件,随着人类理性自觉意识的觉醒,原始社会的神性因素慢慢褪去,道德不再需凭借崇拜之命、禁忌之约,也不需要巫卜祭祀的仪式或巫师、卜者去与神沟通,也不需要神话去做道德普及,道德从神的权威来到世俗化的人间。同时,道德也摆脱了习俗世俗化和狭隘性的外壳。于是,道德产生了。

张凤喜^[7]（2013）在《论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现代化选择 ——以鄂温克民族的文化变迁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化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面发展,包含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型,它涵盖了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立体碰撞、多元互动的变革。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无论它的历史传统多么悠久和伟大,要想在这个日趋一体化、全球化的地球中生存和发展,现代化必定成为其不可回避的现实选择。①在我国关于文化现代化的问题已经争论多年,探索现代化趋势下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前景,寻求它们今后的发展前途,是人口较少民族研究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鄂温克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我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在其漫长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丰富多彩的传统民族文化。目前,我国鄂温克族聚集区域大多数还处于经济相对落后状态,抓紧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迫在眉睫,民族文化现代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不二选择。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外来现代文化的影响日益明显,逐步将陌生、崭新的文化系统融入到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活中,干扰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改变其缓慢发展的轨迹。文化的不断碰撞,使民族传统文化逐步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变化。鄂温克民族地区的发展不能单纯关注经济问题,还必须要考虑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经济的发展绝对不能以丧失民族文化为代价。因此,探讨如何处理好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寻求正确的文化现代化之路,是事关鄂温克民族发展成败的紧迫任务。本文以全国鄂温克族最大的民族聚集区——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为研究个案,以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变迁发展为主线,分析文化变迁与文化现代化关系这个主题,探讨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本论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绪论与第一章内容。绪论主要说明论文所研究问题提出的背景及研究视角,并就论文的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然后,就已有的相关学术研究进行综述,主要是对民族文化变迁及文化现代化的研究、人口较少民族的研究以及鄂温克民族研究的成果有其不足进行了总结,最后,对于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之处进行综述。第一章,首先,从鄂温克民族历史出发,系统介绍了鄂温克的族源、族称、迁移与斗争等历史发展的脉络情况；其次,对鄂温克族长期生存和发展中所创造的传统民族文化特征,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梳理,涉及鄂温克族的衣、食、住、行文化、制度文化、节日文化、文学艺术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最后,全面梳理了本文研究的个案——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基本情况,对其生存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三个部分进行了概括介绍。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包括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内容。第二章将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变化和发展呈现在大家面前。首先,从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两个层面描述了鄂温克民族物质文化变迁。其次,基于学术界通行的二元划分法,从制度和风俗信仰两个角度对鄂温克民族社会规范的变化进行探讨。再者,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化加快及民族符号的淡化三方面论述了鄂温克民族社会发展状况的变迁；第三章探讨了鄂温克民族文化变迁的动因。从包括生产方式、城镇化与人口流动等经济因素,包括政治制度、民族政策的制度因素,以及包括人际交往、社会教育、大众传媒等文化传播这三个方面,探讨了对民族文化变迁的深刻影响,挖掘鄂温克民族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第四章在前几章的民族传统文化特征、发展变迁及其变迁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以传统民族文化变迁为视角,结合根河境内的使鹿鄂温克人的情况,针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第三部分为第五章内容。探讨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文化变迁与现代化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出发,基于前几章有关鄂温克民族文化变迁的个案研究,由点及面地针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现代化之路进行了探讨。最后在公权力和社会视角下,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民族文化发展制度,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管理作用,文化调试机制建设,民族文化中优秀民族精神传承,民族的“区域文化认同”,民族文化的生活化发展模式等方面,提出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选择建议。

雷志斌^[8]（2012）在《我国当代婚姻道德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婚姻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本形式，在婚姻发展中产生的婚姻风俗与习惯最终形成了婚姻道德。我国的婚姻道德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具有了灿烂丰富的内容。婚姻道德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规范婚姻关系、缓解家庭矛盾、维护阶级统治的重要作用。婚姻道德作为依附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变化。同时，婚姻道德有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人的价值观在不断地转变，对于社会现象人们更趋于宽容。与此同时，人们的情欲的实现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婚姻道德不断受到冲击，许多婚姻问题亟待婚姻道德的解决。伴随着婚姻形态的变化婚姻道德也不断变化，同时婚姻道德对婚姻形式也起着推动或者阻碍的作用。婚姻道德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群婚制婚姻道德、对偶婚婚姻道德和一夫一妻婚姻道德。群婚制是人类婚姻史产生的最初阶段，以禁止直系亲属通婚为中心。对偶婚制大约出现在母系氏族后期，是人类社会婚姻制度的发展要求。对偶婚制上接群婚制下启个体婚制，在婚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偶婚制是个体婚姻的雏形，它对于家庭的出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是指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结成婚姻关系所形成的婚姻制度。它是对偶婚姻发展而来的婚姻制度。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是它产生的时代前提，它与男性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相适应，一夫一妻要求所有女性不得与她丈夫以外的任何男子发生性关系。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依据生产关系发展可分为奴隶社会阶段、封建社会阶段、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婚姻道德冲突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多种多样，各式冲突在不同的家中表现得各不相同，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矛盾与冲突俨然已经成为当代婚姻生活中常态。具体包括：夫妻间角色期待所引起的婚姻道德冲突；生活方式不同引起的家庭伦理冲突；家庭经济引起的婚姻道德问题；夫妻间责任承担引发的婚姻道德冲突；婚外性关系引起的婚姻道德问题我国婚姻道德问题主要归结于以下几种原因：首先，人民的温饱解决后，追求精神生活必将成为新的需求潮流。由于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人们必将反思自己的生活现状，进而必将会对原来的婚姻家庭道德造成冲击。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女性从封建婚姻道德中解放出来。第三，伴随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新一代年轻人结婚的目的性、功利性越来越强。第四，婚姻双方对于婚后生活心理准备不足，一旦夫妻双方对新生活的憧憬繁琐平淡的婚姻生活击碎，夫妻间会产生隔阂。第五，家庭暴力也是双方离婚的重要起因。男性经常家暴，为了避免受到伤害，许多女性选择离婚。解决我国当代的婚姻道德问题，需从宏观手段和微观方法相结合。宏观上需要继承传统婚姻道德中得优秀成分，同时结合西方婚姻道德中得可取之处，以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为导向完善婚姻道德。微观上，需要强调家庭成员的权利义务对等，以宽容的态度尊重家庭成员的人格与个性。夫妻关系上需要夫妻恩爱,忠贞不渝、在尊重对方前提下，多进行自我反思与改变。

查汗^[9]（2010）在《论卫拉特贵族联姻策略》文中认为贵族联姻是两个不同的贵族集团或贵族政权之间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结成的一种姻亲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策略,贵族联姻在古代社会的政治交往中被广泛采用。卫拉特蒙古政权为了协调好自身的内外关系,也采取了贵族联姻的策略。而这里说的卫拉特贵族是指各阶段的卫拉特执政者、首领等统治阶级上层,这其中有卫拉特蒙古贵族与蒙古黄金家族间的联姻,有卫拉特蒙古各部贵族间的联姻,还有卫拉特蒙古贵族与其他民族权贵间的联姻等形式。这些多种形式的贵族联姻,有的是出于对某种从属关系的认同,有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政治联盟关系,有的则是一些权宜之计或阴谋。卫拉特蒙古贵族的联姻,酿就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悲喜剧,留下了众多真假难辨的历史传说,更形成了褒贬不一的历史争议。卫拉特蒙古贵族的联姻史,充斥着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政治理性与婚恋感性的情感冲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本文以相关史料为基础,以部族或个人为单位,按照时间顺序,对卫拉特蒙古贵族各种形式的联姻进行考析,以揭示卫拉特贵族联姻的目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论文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章节:一、绪论部分,主要概述卫拉特贵族联姻策略这个论题背景,学术界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论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二、成吉思汗系黄金家族与斡亦剌惕贵族联姻,主要以成吉思汗系与卫拉特贵族之间联姻的历史史实为依据,揭示双方在蒙古与卫拉特联姻开端中所起的作用。三、明朝瓦剌贵族的联姻,这部分对明朝瓦剌贵族中主要代表人物巴图拉丞相、托欢、也先等与各部族的联姻情况进行论述,同时分析联姻作为策略在这一时期的运用。四、明末清初时期的卫拉特贵族联姻,这是文章联姻典型例证较多,内容较为丰富的部分,将卫拉特四部分的联姻史实分为三个板块,逐一进行论述。分三块是因为杜尔伯特部的独立史料较少,多依附于土尔扈特部或准噶尔部。因而,为方便其间以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等三部的联姻为标题进行论述。五、清末民国时期的卫拉特贵族联姻,对土尔扈特部和和硕特部几个典型的联姻个案进行论述,为的是举证卫拉特联姻的延续性。虽然在封建社会末期联姻策略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依稀可见其最后的余光。六、卫拉特贵族联姻的目的、特点及历史作用,这部分既是结论也是文章最突出的主要内容。本文不仅搞清了卫拉特贵族联姻中的历史事实,还探讨了联姻在卫拉特各部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阐释卫拉特贵族联姻的意义即联姻双方由矛盾纷争走向友好和平或通过联姻加强内部联盟的凝聚力。在此,笔者以凝练的语句概括总结全文,突出论题主旨,为达到画龙点睛之功效。

曾广誉^[10]（2007）在《中国结婚立法的价值与超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婚姻关系的缔结过程中,结婚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对结婚行为的规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关系到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本文通过对中国三个时代结婚立法的社会价值分析、比较揭示结婚立法的发趋势,为中国未来的结婚立法的制定、修改指明方向。

二、不同部落间的通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同部落间的通婚（论文提纲范文）

（1）呼伦贝尔市蒙古族日常生活领域语言生活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东马来西亚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婚俗变迁中的哈萨克族婚礼舞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人生仪礼音乐之共性（论文提纲范文）

（5）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 ——以台湾南投县仁爱乡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道德的起源（论文提纲范文）

（7）论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现代化选择 ——以鄂温克民族的文化变迁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当代婚姻道德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卫拉特贵族联姻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结婚立法的价值与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四、不同部落间的通婚（论文参考文献）

• [1]呼伦贝尔市蒙古族日常生活领域语言生活调查研究[D]. 席红英. 内蒙古大学, 2020(10)
• [2]东马来西亚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研究[D]. 陈国符.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3]婚俗变迁中的哈萨克族婚礼舞蹈研究[D]. 李英杰. 新疆艺术学院, 2020(07)
• [4]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人生仪礼音乐之共性[J]. 张鹤. 歌海, 2018(01)
• [5]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 ——以台湾南投县仁爱乡为中心[D]. 周慧慧. 厦门大学, 2017(01)
• [6]道德的起源[D]. 张苓. 山东大学, 2014(11)
• [7]论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现代化选择 ——以鄂温克民族的文化变迁为视角[D]. 张凤喜.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8]我国当代婚姻道德问题研究[D]. 雷志斌. 吉林财经大学, 2012(01)
• [9]论卫拉特贵族联姻策略[D]. 查汗. 新疆师范大学, 2010(02)
• [10]中国结婚立法的价值与超越[D]. 曾广誉. 黑龙江大学, 2007(03)

标签：婚礼论文;  中国习俗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蒙古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