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中医药杂志（原《河北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年第19卷第1-4期（季刊第72-75期）总目录

一、河北中医药学报(原《河北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19卷第1～4期(季刊·总第72～75期)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于佳敏^[1]（2021）在《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代书目对前代书目体例既有传承,又有超越,推动了目录学的发展进程,不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文献学价值,更建构了丰富且完善的目录学理论构架模式与实践体式,多有开创之功,极大程度上丰富了目录学功用,为后世书目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良好范式,有嘉惠后学之功;宋代医学发展繁荣,主要体现为医官制度与医学教育高度发达、涉医群体丰富、医籍得到了大量刊刻与整理、医学专科发展精细化。本文择以医类子目为研究对象对宋代目录学思想与价值进行探析,不仅能以微观见宏观,更加深入地对宋代目录学学术价值进行探析。同时,通过书目医籍着录这一史学门径来透视宋代医学文化现象,为医学研究提供有效史料。本文主要从两个层面与维度切入研究:一方面,通过宋代诸家书目医籍着录体例、内容与范围等特点及较为成熟的解题内容来探究宋人的目录学思想、方法以及宋代书目医籍着录所体现的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等文献学价值。通过宋代书目医籍着录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与医书专门书目《医籍考》《宋以前医籍考》《中国医籍通考》《历代史志书目着录医籍汇考》《中国古医籍书目提要》等前、后代主要书目医籍着录体例与内容的承继与影响,评介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成就与不足。利用文献实证法,对宋代诸家书目医籍着录异同进行比勘与辨正,以期提高人们对宋代目录学编撰特点与不足的科学认知以及对书目医籍着录研究与利用的准确性与便利性。另一方面,尽可能全面深入地挖掘宋代书目医籍着录所反映的史料信息与文化渊源,追溯探究宋人大力进行医籍整理、着述与刊刻所形成的历史背景、社会机制以及宋人重医的时代风貌等。兹将各章主要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宋代书目文献述略。本章从宏观视角切入,首先,对先宋时期书目体例及医籍着录与分类特点等进行考梳。先宋时期书目医籍着录存在类名有失稳定、医籍文本基本信息着录较为粗糙、重类序而轻解题、分类层级模糊等问题。厘清先宋目录学及其医籍体例特点及其发展过程,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宋代目录学及其医籍着录体例的沿革与发展。其次,对宋代书目着录体例、版本流传、分类编排、成就与不足等进行宏观概述。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作为宋代书目整体研究的一部分,两者具有共性特征,也各自具有其特殊性。故不能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将后者相关研究成果全部打包套用于前者研究,前者研究是后者研究的一个子集,亦不能完全反映宋代书目的整体特点,但不可割裂两者关系进行单独研究。故对宋代书目整体研究所具有的普遍性基本适用于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同时,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也可反映宋代书目着录的大体面貌。第二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体例探析。本章从宋代诸家书目着录医籍文本内容切入,对宋代书目医籍着录内容与方法、类例特点、解题方法与模式等进行全面且细致地考述,探析其目录学成就与不足。第三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文献学价值。本章主要对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版本学价值、辨伪学价值、辑佚学价值进行探析。宋代书目着录医籍皆为宋及先宋珍贵史料,且着录体例完善,为后世书目着录、考订古籍提供了有效资料和良好范式。叙录体书目更能保障书籍着者及内容相关问题得到全面揭示。整体来看,宋代书目文献学价值丰赡,影响深远。第四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史料价值。本章以宋代叙录体书目着录面貌为主,兼采其他书目着录面貌,结合相关史书记载,对宋代书目着录所反映的宋代医学文化现象进行探析。宋代医学机构的相对完善、宋代官方高度重视医籍的整理与刊刻、宋代涉医群体丰富、宋代医学专科发展精细化、宋代医籍版本形式多样化等宋代医学丰富的文化现象在宋代书目医籍着录中皆有反映。第五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后世影响。本章主要对宋代书目着录体例、解题内容对后世书目的影响进行探析。宋代书目医籍着录数量宏富、体例多样、类例明晰、解题信实,具有丰厚的学术价值与目录学价值。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后世影响主要体现在书目着录体制及学术内容的传承与发展两方面。第六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考辨。本章对宋代书目着录异同进行比勘与考辨,对其不足与讹误进行指摘。宋代书目着录医籍体式完善,体现在着录项丰富、着录模式相对规范,分类层次更加细致,解题内容详实等诸多方面。宋代书目所开创的书目着录体式、解题模式与内容、类例模式多为后世书目所参鉴。然宋代书目医籍着录形式与内容的不足与问题亦不可忽略。笔者对其讹误进行辨正,并对《经籍考》引据《郡斋读书志》版本问题进行专门考述,为“衢本说”提供依据,以期宋代诸家书目医籍着录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史学门径之功用,得到研究者更有效地利用。

郝东升^[2]（2021）在《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继而蚕食华北,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依靠军事上的优势,迅速占据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然而,军事占领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固其殖民统治,为了向侵华日军提供稳固的后方基地,日军在各占领区组建伪政府,实施“以华治华”,而沦陷区教育作为配合日伪政府强化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与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政策截然不同,它的根本目的是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用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一般而言,日伪政府管理下的教育大致分三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即奴化教育、教会教育与日本居留民教育。所谓奴化教育,是以日本政府在中国台湾、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殖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推行的一种以削弱中国人民抵抗意志,养成“顺民”的教育。教育政策的制定、教材的篡改,均以稳固统治,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为目的。从殖民教育的本质而言,培养愚民是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届政府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中国民众的知识普及率已有很大提高,而山西省尤为显着。对此,日本政府亦有着清醒地认识:愚民教育已不能适应占领区的统治需要,欲想对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及成年人实施奴化教育,难度颇大。如能从儿童教育入手,经过数十年的教育,有可能弱化并消弭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为此,日伪政府积极检定和培训教师,开办小学,恢复小学教育。日军宣抚班和日本宗教团体在日占领区设立日语学校,招收学生,推广日语,从而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熟练掌握日语的学生,进一步强化了日军对各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近代以来,传教士跟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渗透于中国内地,教会学校亦在传教士的积极努力下得以萌芽和发展,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如何在其占领区内推行殖民教育,日本政府在鼓励创办日语学校、篡改教科书的同时,亦对当地既有的教会学校加以改造。以山西沦陷区而论,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演变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平洋战争前,对已经存在的教会学校,日本政府以殖民主义特有的排他性原则,劝告其自行关闭或接受改造,令其严格遵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修正私立学校规程》办学,以尽可能地减弱西方国家对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德意系教会学校,日本政府限制其发展;对于英美系教会学校强令其关停。日本政府正是依靠这种手段,逐渐实现了其对占领区内教会学校的控制。居留民教育是日本政府对其国外移民的一种教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侵华日军涌入中国的日本居留民人口激增,使得居留民教育成为现实的需要。为适应“总力战”需要,日本政府对在外居留民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进行修改,强化军国民动员体制。为使日本居留民子弟迅速适应山西占领区的环境,日本人学校增加占领区的游学及占领区知识的传授,从而为长期占领中国培养“优秀”的统治者。这使得看似孤立的居留民教育,成为沦陷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三种教育中,居留民学校主要从事于日本居留民子弟的教育,涉及的人数有限,且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教育。教会学校遭日伪政府的督饬改造或关停,对于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奴化教育是三种教育中,覆盖人数最多,日伪政府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教育,但受日军统治不稳定的影响,奴化教育实施的时间长短不一,未能培养成日本殖民统治所需的大量“顺民”。

邢功伟^[3]（2021）在《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文中认为

徐成^[4]（2020）在《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壬辰战争（1592—1598）是一场开始于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的涉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性战争,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对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战争中,来自中国宣大地区的宣大将士积极地参与了援朝抗倭,尤其是日军第二次侵朝之时,宣大将士的表现尤为亮眼。既往对其东征援朝事迹的研究相对匮乏,存在可以突破之处。除此以外,宣大将士本身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深度参与了 16世纪后期的这场东亚大战争,研究宣大北兵援朝不仅是中国史的问题,也是东亚史的问题。本文利用正史、金石、谱牒、档案、方志、政书、文集、笔记等材料,佐以田野调查,梳理了两次入援的宣大北兵将领的概况,重点分析了主要参战将领的生平行历,将其历史形象修复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并且,重点研究了宣大将士在援朝抗倭战争中具体参与过的战争事迹,如平壤开城之捷、碧蹄馆战役、稷山之战、蔚山之战、第二次蔚山之战、泗川之战,以往针对这些战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积累,但是以往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由于各方偏重不一,中国学者未尝仔细利用日方史料,日韩学者对明朝史料使用又不尽然充分,对于许多问题莫衷一是。本文综合利用明朝、朝鲜、日本方面的各类史料,尤其是回归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s）,尝试厘清这些战争以及宣大将士的作战情况的相关问题。宣大将士驻扎朝鲜期间,与朝鲜当地的中央与地方官员、部队、民众也有着交往互动,对朝鲜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后世朝鲜官方对其亦有一定程度的纪念,并且宣大将士的后裔中有一部分在明清易代后迁居朝鲜,本文尝试分析其后裔在朝鲜的境遇,并与辽东将领李氏后代或其他籍贯将领东迁朝鲜的后代进行对比,分析其待遇差异与成因。而且,宣大北兵将领后裔在国内亦有存留,在其原乡亦繁衍绵瓞,但其与朝鲜的同宗血脉在针对东援祖先的文化与记忆上已发生截然相异的变化。本文比较中朝两国宣大将士后裔之不同,并分析了其成因。由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并发现宣大将士的形象在战后的朝鲜半岛和中国都逐渐归于落寞。在朝鲜半岛而言,这固然与辽兵、南兵第一次来援有“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有关系,但更与朝鲜王朝官方在战后对战争文化的回溯与建构的过程中对辽兵和南兵相对更加重视有关。而在中国的宣大将士子孙,由于明清易代,清朝官方对于万历抗倭援朝一事整体持否定态度,卫所的裁撤罢改与卫所制度的逐渐解体也使宣大将门失去了赖以维存的根本土壤,其抗倭援朝之功绩亦逐渐泯灭。最终造成了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都逐渐遗忘其援朝的来龙去脉。

谭潇潇^[5]（2020）在《1912-1937年中国油画中的女性肖像题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文化史和艺术史的两种叙事来看,1912至1937年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基于晚清民初妇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洋画运动”的历史背景,催生了“中国油画”的新兴面貌。在东西文明的互撞与互鉴中,既引发了西方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冲突,也促成了西方油画体系与中国油画形态的调和。中国油画家群体作为中国油画的创作主体,也同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致力于在东西文化中寻找国家命运的前路与民族艺术的前途。他们从“西学东渐”与“西画东渐”的双重路径,为实现“中国艺术复兴”展开了积极而有效地探索。面对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机遇,中国油画家以女性肖像为题材的艺术实践,则提供了一种可视的观念图像。女性肖像所蕴藏的思想内涵、美学价值以及社会意义,也集中体现在油画语言的风格演变之中。本文所提出的“女性肖像题材”研究,须要确认的是作为一个整体范围的类型研究,而不限于“女性肖像画”这个相对狭义的画科概念。具体而言,通过对“女性肖像”内容愈加精细的分类,梳理特定时期内油画题材与画种发展的独特形质。首先,在研究立意上,主要围绕两个中心展开讨论。一是关于中国油画本体的语言研究;二是关于整体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其次,在研究内容上,主要结构设置为四章。分别为:女性肖像题材与中国油画的时代情境、语言形态、艺术实践、观念建构。这四个部分的内在线索是将历史、图像、话语与包含性别意识的“人”的主体认知相结合。在图像分析与阐释中,主要论及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蔡威廉、潘玉良、陈抱一、汪亚尘、李毅士、吴法鼎、秦宣夫、常书鸿、常玉、王悦之等代表画家的油画女性肖像案例。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反观女性肖像题材的油画实践,受制于创作手法、观看方式、思想观念等多重影响,产生了“写实”与“表现”两种主要风格倾向。可以说,这两种风格的演变是从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开始,再以中国油画家理解的“印象主义”的色彩和“自然主义”的形式为中间桥梁,最终出于各自不同的艺术主张而走向了风格的分野。基于此,本文试从中西油画的历史来源与文化观念的讨论中,多角度还原1912至1937年中国油画中女性肖像题材的发展情状。一方面,从时代情境聚焦艺术实践,以中国油画之义理解女性肖像之义;另一方面,从语言形态拓展观念建构,以女性肖像之义理解中国油画之义。通过从风格到观念的研究路径,展开整体性的考察,以明确中国油画的技术与艺术定位,进一步完善女性肖像题材研究的体例。同时,旁及中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提出全球语境下反思中国油画自身独特的“现代性”问题。

黄薇^[6]（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认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田孟^[8]（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芦笛^[9]（2017）在《民国药物学术历程再探——基于社会调查和统计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科学药学兴起、本土中药学术衰落,以及中药的科学研究浪潮高涨的关键时期。总体而言,西医药在东部沿海城市,以及长江中上游的汉口和重庆相对较为盛行。科学药学教育在专科以上学校中平稳发展,并得到政府的支持,而本土中药学术教育却受到压制,难以进入官方教育学制系统。此外,相对于中医群体中始终缺乏专门的中药学术研究社团,清末成立的中华药学会不仅在民国时期推动了科学药学的发展,而且也主动采取了有利于自身生存与成长的有效措施。中华药学会等社团或个人创办发行的科学药学专刊中不乏学术水平较高者,整体数量亦远多于以继承本土中药学术或汇通中西药物知识为目标的专刊,体现了科学在药物学术格局中的主体地位。药物学术专着与刊物中有关中药的科学研究,实际上也凸显了科学药学在学术上的强势。

谭晓玲^[10]（2017）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工程”）是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实施的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实施工程十多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方力量的坚持和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普遍的认可,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进一步繁荣发展了哲学社会科学,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可靠的保障。本论文以工程实施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过程,详细阐述工程实施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整体客观评价工程实施状况,从中总结经验与不足,以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实施有所启示。论文共分10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本选题的研究述评,论文的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思路、方法及基本框架,并对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做了说明。第一章主要分析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分析工程实施的社会历史背景基础上,重点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巩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二章主要是整体介绍实施工程建立的组织机构和形成的运行机制情况。具体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工程咨询委员会的设立及成员的确定、课题组等四个层面阐述组织机构的建立,并从项目、基地、团队这三方面的建设揭示工程所形成的运行机制。第三章主要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进程。根据工程实施过程中党中央召开的具有标志性的相关会议,着重从实施工程的提出部署、全面展开、全面推进及深入推进四个阶段对其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第四章至第八章全面系统具体阐述实施工程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中,第四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及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两方面,阐述了实施工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五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学科建设依托机构、学科建设情况调研、学科高端学术平台、学科领航与支撑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第六章从总体部署、编写成果、出版及使用、编写特点四个方面阐述工程立体化教材体系的形成;第七章从举办高层次报告会、开展学术研讨会、开展国情调研、进行国外考察、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开办、“四个一批”理论人才的纳入、“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培养、教育部工程重点教材专业师资队伍培训等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交流和人才队伍培养;第八章从理论读物和主流媒体平台两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宣传。第九章论述了十多年来工程实施的整体评价。本章主要通过调查问卷中所体现出来的信息,在总结实施工程的成效及经验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工程实施中存在的转化运用、宣传普及不够等不足及原因,为下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工作提供借鉴。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进一步推进工程应当探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索性思考,即从保持工程的常态化、大力开展工程的宣传推介、引领“四大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人才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建设性思考。

二、河北中医药学报(原《河北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19卷第1～4期(季刊·总第72～75期)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北中医药学报(原《河北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19卷第1～4期(季刊·总第72～75期)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1912-1937年中国油画中的女性肖像题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河北中医药学报(原《河北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19卷第1～4期(季刊·总第72～75期)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D]. 于佳敏. 吉林大学, 2021
• [2]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D]. 郝东升. 山西大学, 2021
• [3]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D]. 邢功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D]. 徐成. 山东大学, 2020(09)
• [5]1912-1937年中国油画中的女性肖像题材研究[D]. 谭潇潇.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6]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9]民国药物学术历程再探——基于社会调查和统计的考察[J]. 芦笛. 暨南史学, 2017(01)
• [10]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D]. 谭晓玲. 武汉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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