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政程序法上的行政参与原则（论文文献综述）
岳济鑫[1]（2021）在《行政法上职务协助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创新行政执法手段、弥补权力缺陷的新途径,行政法上职务协助不仅能够整合我国行政管辖权划分带来的碎片化的行政资源,加强各行政主体之间的联系,而且也能够高效应对重大公共事件,节约行政成本。然而,由于行政法上职务协助依据体系的不完善、适用情形的不明确、实施程序的不规范、缺乏争议解决与责任归属机制等问题,使得该制度在具体应用中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所以,对该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构建系统完善的职务协助制度体系,进而充分发挥该制度应有的功能与作用。针对行政法上职务协助依据体系中的上位法与下位法不协调、依据体系不充足且相对分散的问题,应当完善立法规定,规范职务协助的依据体系,充实职务协助的依据内容;针对行政法上职务协助的适用情形在实践中难以区分与把握的问题,应当明确职务协助的不同适用范围,划分为可以请求协助、不予协助以及应当协助等情形;针对行政法上职务协助运行程序中存在的启动机制不健全、双方行政行为难以有效衔接的问题,应当健全职务协助的启动机制、加强双方行为的有效衔接,保证该制度的畅通运行;针对行政法上职务协助的争议解决与责任归属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完善行政主体内部、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争议解决机制,明确内部责任与外部责任的归属,为该制度的适用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同时,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建议时,本文也从其他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汲取经验,充实该制度的内容,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行政执法活动。
沃尔夫冈·卡尔,马立群[2]（2021）在《法典化理念与特别法发展之间的行政程序法》文中认为1976年颁布的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正处于时代的转捩点上。德国的行政程序法是由总则性法典、部门（领域）法典和特别法以阶层模式构成的体系。法典化理念在立法现实中是动态的和周期性的,立法史随着法典化理念波动,其是以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为轴心的辩证发展过程。法典具有法的统一化、定向和稳定化、精简规范等功能,但同时其自身也具有割裂风险、过时风险、固化风险等弱点。近年来,德国的行政程序法出现了解法典化的趋势,包括水平的解法典化和垂直的解法典化。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在再法典化的过程中,需要再次反思一般行政（程序）法的秩序理念与结构化能力。
康健[3]（2020）在《行政时效制度研究》文中指出行政时效制度是一种既保护权利（力）人,亦督促权利（力）人在一定时间内行使其权利（力）的时间性法律制度,其根本之目的在于赋予历经长久时间之流逝的事实上权利义务状态以法律的确认和保障,进而尊重现存之公法秩序,维护社会之安定,同时避免因历时经年所发生之诉讼上的举证困难。随着市场经济和行政国家的发展,行政法律关系不仅更趋复杂,其变动性也更为显着,这也造成了行政纠纷的多发。行政时效制度作为一种致力于实现公法秩序之安定的时间性法律制度,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实现法的安定性价值、减少法院诉累、增进公共利益等意义重大。基于此种考量,大陆法系法治发达国家或地区大多构建了完整的行政时效制度体系。我国行政法领域亦有时效制度之适用,但在概念界定、价值观塑造、类型化区分、体系化建构等方面均有所不足,不仅难以有效指导实践,亦难以充分发挥行政时效制度的功能与价值。本文以行政时效制度研究为选题,综合运用跨部门法分析、比较分析、价值分析等研究方法,试图重塑行政时效之概念,发掘其法理逻辑、制度功能与价值取向,并提出科学的类型化方法,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时效制度展开分类研究,具体考察行政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运行机制以及我国行政时效制度之现状,最后结合中外立法例,对我国行政时效制度的规范设计提出相应建议,推进我国行政时效制度的体系化建构。“时效”之所以称之为“时效”,其判断标准不在于时效所适用之权利类型,亦不在于时效能否发生中止、中断之情形,而在于其“通过权利取得或消灭之方式对当前既存之权利义务状态予以法律的确认和保障,以实现法的安定性价值”。行政时效的概念界定亦应贯彻此种核心内涵,但基于所处法领域的独特性,行政时效的适用客体既包括行政法主体的权利,亦包括行政法主体的权力,且行政法领域并不存在取得时效制度适用之空间,时效期限经过后的法律后果亦全数表现为权利或权力的彻底消灭。因此,行政时效,系指行政法主体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其权利（力）,待该期限经过后,则丧失相应的权利（力）,以维护当前既存之公法秩序的期限制度。行政时效制度在法理上体现了物质的运动性、正义的相对性、法的安定性以及信赖利益的保护,在价值观上表现出秩序价值的优先性,它不仅具有其他法域中时效制度的普遍功能,亦具有提高行政效率、限制行政权力、消弭官民矛盾、增进公共利益的独特功能。行政时效制度应根据其所限制者是行政法主体的权利抑或权力,区分为限制权利的行政时效制度和限制权力的行政时效制度,形成新二元区分格局:前者包括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与形成权时效,后者包括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与执行权时效。行政法上的权利消灭时效包括请求权时效与形成权时效。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的适用客体限于行政法主体的财产给付请求权,其时效期限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计算;以不行为为目的之请求权,则自行为时计算。请求权时效的中止、中断得参照适用民法中消灭时效的相关规定,所特殊者在于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得因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请求权所作成之行政处分而中断。行政法上尚存在行政主体或第三人的执行请求权时效,其本质仍为请求权时效之一种,其中止、中断自得参照适用民法中消灭时效的相关规定,惟其时效期限应自法院判决、裁定、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行政法上的形成权时效包括行政诉讼时效（撤销之诉）、行政复议申请时效（撤销或变更申请）与行政合同中的撤销权时效、解除权时效。形成权的实现方式,不仅包括通知送达,亦包括权利人提起撤销之诉,即所谓形成诉权。行政相对人提起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否定由先行政行为所创设之公法秩序,实质上行使的是一种撤销权（形成诉权）,因此得称为形成权时效。行政复议中形成权时效之证成亦承此法理。以上两种形成权时效的起算皆自行政处分送达时起算,原则上不可发生时效中止、中断之情形。行政合同中形成权时效之证成与民事合同中类同,但约定的解除权行使期限不得称为时效,因其未体现法律对特定秩序的确认和保障。行政合同中是否存在撤销权尚有争议,但持肯定态度的国家或地区多对行政机关的合同撤销权施以时效制度的约束,并自行政机关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时起算,原则上不可发生中止、中断之情形。基于公共利益之考量,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关系中居于优益地位,其解除权原则上不受消灭时效之约束,也因此,行政相对人的合同撤销权与解除权原则上应通过向法院提起形成之诉的方式来行使,并遵从诉讼时效之规定。行政法上的权力消灭时效包括处分权时效与执行权时效。基于依法行政原则及增进公共利益之考量,并非行政机关的任一处分权均得罹于消灭时效,仅有制裁型处分权、撤销违法行为的处分权、废止合法授益行为的处分权应受到消灭时效之约束。对于制裁型处分权,时效期限应自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算,但行为之结果发生在后者,自该结果发生时起算;时效期限得因法定理由而中止,但原则上不应有时效中断之适用。对于撤销违法行为的处分权,时效期限应自权力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理由时起算;由于该项处分权之行使无需相对人配合,亦难受外界因素之干扰,因而不应有时效中止、中断之适用。对于废止合法授益行为的处分权,基于保护相对人利益之考量,时效期限应自废止原因发生时起算;该项时效期限亦不得发生中止、中断之情形,原因与撤销违法行为的处分权时效相同。对于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则因执行模式之不同,而在时效期限、时效运行等方面有不同之表现。其中,行政机关自力执行模式既与行政处分所具有的执行力相契合,亦有助于减少法院压力,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均更为合适,应成为我国行政执行制度改革的方向。在行政机关自力执行模式下,执行权时效应自行政处分所确定的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基于督促行政机关积极行使行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利益的考量,原则上,执行权时效仅可因法定理由而发生时效中止,但不应有时效中断之适用。我国的行政时效制度体系远未达至完备,欲改变这一现状,首先要做的是对那些不适宜的权利观念或法律制度进行革新,因此,本文语境下,行政时效的规范设计是建立在我国行政法上请求权体系构建、行政诉讼类型化落实以及行政执行模式转变的基础之上。我国行政时效制度的规范设计应贯彻类型化思维,并以其具体类型的特点来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对于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撤销违法行为的处分权时效、废止合法授益行为的处分权时效以及行政合同中的形成权（撤销权与解除权）时效应统一规定于未来制定的《行政程序法典》中,对于行政法上制裁型处分权时效、执行权时效、行政诉讼时效、行政复议申请时效,应分别规定于各独立的单行法律中,形成统分结合、类型明确的行政时效制度体系。
宋华琳[4]（2020）在《中国的比较行政法研究:回顾与展望》文中提出比较行政法的研究中,观察不同国家行政法理论与制度的演进,就各国行政法律的规范结构、行政法解释、行政审判的不同技术、行政管理方式和实效进行比较,有助于反思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的利弊得失,使学说更趋精良,并有助于反思我国的法律继受,改进我国的行政审判质量。在这个意义上,比较行政法应选取更为翔实可靠的研究资料。在既往的研究中,我国相对更关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行政法,但比较行政法目的还在于,加深对不同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行政法治的理解,并吸取一些国家行政法治发展的教训,因此,应拓宽比较行政法研究的视界,开展行政法结构改革、政府规制、行政过程、全球行政、风险规制以及学说史等比较研究。
张栋祥[5]（2020）在《我国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体系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依法行政是提升治理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关键,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法规范体系建构相辅相成。多年来,行政法学尝试突破自身理论局限的努力从未停止,从调整领域的私法向拓展,到调整方式的规制、自治多元化,以及由命令向协商、参与的转变等等,“新行政法”式理念和实践不断深化。值得警惕的是,行政行为而非权利救济面向的制度实践,在经济、政治、信息时代变革的风口浪尖之下,稍有不慎,即可导致长期树立的公共威信迅速瓦解。因而,面对新的行政任务和挑战,亟需拓展行政法善治、流通、互动的体系化格局。在此背景下,基于国家的征税权和规制权的税费返还,采购、拍卖、补偿等行政协议无效或撤销后的财产秩序恢复,以及授益行政行为撤销、废止或效力消灭后的给付返还,既与公民相对于国家的三种法律地位关联,又作为民法不当得利的平行制度搭建起公私法桥梁。只是此一实践中频频发生的返还请求,在行政法上无据可依,裁判也不得不转向民事寻求救援。加上,《行政诉讼法》原告资格的单向限定、“利害关系”标准的难以扩展,地方性《行政程序规定》返还拘束规则的缺失,以及国家责任体系中返还责任和赔偿责任的混淆等等,与其谓之行政行为中心理论单一主导的故步自封,不如辨明其更源于由基础理论至整个关联制度体系及环节的暂未补足、规范。因而,以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为线索的体系反思、属性揭示、类型化指引、民事法律规范准用分析等,对行政法上独立价值体系确立、制度规范建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法返还请求权或谓“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多从与民法不当得利制度的平行角度考察,抽象出行政返还实践的债之关系和内容,加以拘束和规范。只是私法债权理论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并非完全对应,基于依法行政原则的公共利益和个人信赖利益冲突抉择也难得支撑。即使目前注意到“公法不当得利”返还的请求权性质,并尝试与民法请求权体系内容关联,却仍止步民法制度和理论的宏观移植,反而陷入私法式请求权对法律规范体系的依赖性。既有研究借鉴民法上给付型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对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进行分类,使得授益行政给付之外的非给付型返还请求权成立缺少规范依据和实践基础,空有理论框架。问题和挑战并不否定探索精神和价值,即使公法上返还请求权历史悠久的德国,亦曾经历直接适用、类推适用、独立建构的三个阶段,并在实务与理论研究的争议、冲突中不断形塑。新《民法典》公布之前,我国民法上不当得利只有一条规定和一项司法解释,司法裁判面对利益不存在、第三人的返还义务时,多直言“暂无规定”“不宜扩大”等草草作罢。《民法典》不当得利专章四个条文,不仅扩展了私法上请求权的规范分析基础,对行政法返还请求权的体系建构而言,亦属新的契机。在此之前,行政法上研究无奈也无法从民事法律规范分析中获得类推“补给”,如遇受利益、无法律原因要件之外更复杂的情形,审判的公平性和一致性较难获得保障。尤其,授益行政的撤销或废止,往往因行政机关的不当作为而致发生,或者与受益人使用欺诈、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相关,抑或只是单纯的信赖保护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统一标准的缺失和规则适用的法理分析匮乏,极易使裁判者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此外,对行政主体而言选择何种形式实现返还,域外制度发展中广为争议,却在我国社会实践、司法审判中鲜为所见。但即便最小的细节,也不妨碍其作为行政法治进程的重要一环。所幸,我们在行政公益诉讼推进和阶段性成果的若干公告中,得为清晰梳理出通知、决定、检察建议等多种返还方式并行的问题,也使得抽象理论的冲突和抉择具有面向实践的基础和意义。基于财产权相关联的平等性和受益权领域的行政优益性,返还方式本应有行政诉讼和行政决定的区别,受限于行政诉讼两造恒定而选择民事诉讼救济的无奈,我国返还请求权相关制度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信随着《行政程序法》拟定和国家立法进程的提速,这一制度必将在不远的未来实现。为此,我们需要重拾请求权面向的公法权利、行政法律关系等基础理论,缓和行政行为单一主导在实践变迁背景下的不适应性。并以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为线索的制度建构和属性揭示,对涉及公私法制度衔接和行政法体系流通问题逐一检视。其一,重构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摒弃受利益、受损害的因果关系判断,转向基于特定行政法律关系、领域下的受利益、无法律上原因要件的细分和关键把握。其二,基于公法权利“公民法律地位”和行政法上返还实践的性质差异,分别作与国家的请求权、财产权、公民的受益权相关联的类型划分和规则适用指引,以期实现分类的现实指导价值及各领域要素差异带来的个案情景化考量需要。其三,以《民法典》公布为契机,对民事法律规范准用的争议和策略进行明确,如主观归责作为是否附加利息的考量,利息返还的独立计算、失效日期衡平决定及利率标准“实质”参照,及第三人的返还义务的“法律原理”式准用等。其四,基于行政法请求权的体系建构目标,由点带面对行政实体法、程序法、诉讼法等进行规范补足和制度衔接。
许春晖[6]（2020）在《正当程序在司法审查中的功能》文中研究说明我国行政诉讼中对正当程序的适用可追溯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田永案、刘燕文案和张成银案等,且后经最高法院的二审、再审、公报或指导案例等体现了最高法院的倡导性态度。正当程序在我国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法院为了实现依法审判,在案件审理中都将正当程序与《行政诉讼法》相关违法行政行为的条款予以对接,把正当程序作为判断相关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这样,正当程序在司法审查中的功能也就是合法性审查标准,而并非法律依据。有关正当程序的案例较多,所体现的法院态度成碎片化状态。正当程序与《行政诉讼法》相关违法行政行为条款的对接,具有必备性和唯一性。以此为标准是进行类型化的科学态度。从类型化观察发现,正当程序在司法审查中分别发挥着“违反法定程序”和“滥用职权”的审查标准功能。其中,正当程序作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审查标准,适用于缺乏程序法规范的情形,要求行政机关为当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正当程序作为“滥用职权”的审查标准,适用于行政裁量。与正当程序有关的行政裁量有两类:一是基于程序法规范缺失的程序裁量,二是基于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的实体裁量。正当程序作为程序裁量的审查标准,适用情形和要求与“违反法定程序”审查标准的适用情形和要求相同。正当程序作为实体裁量即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裁量的标准,却有着很大的发展,从听取相对人意见到相对人同意,到反对偏私,以及到公众是否可忍受,已接近美国的“剥夺甲而授予乙”实体正当程序范式。司法实践表明,正当程序经历了从对国外知识的学说借鉴,到政策回应、司法实践和法律确认的发展过程。这一制度生成路径也许具有普遍性意义。
刘春[7]（2019）在《无效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文中认为2015年实施的新的行政诉讼法,通过第75条增设了确认无效判决条款,这使得我国的无效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得以正式确立。然而,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如何在规范上进行理解,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还存在很多的疑问有待解答。对此,必须从两个层面加以展开,一个是制度的理论证成,一个是制度的具体实施,二者虽属不同的研究面向,但最终都需要回到行政诉讼法的文本之中加以理解,如此才能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适合我国的无效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就理论层面而言,需要处理好无效行政行为与公定力、无效行政行为与公民抵抗权,以及确认无效判决与撤销判决三组关系。就公定力理论而言,无效行政行为是不具有公定力的,即使公定力已从实体性向程序性发生转向,情况依然如此,确认无效判决只是对行政行为无效的一种事实上的宣示,不是对行为效力的决定。对于行政行为无效的理解,除了可以借鉴民法上的无效理论外,还可以从司法判决的效力理论角度加以解读;就抵抗权而论,公民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有权进行抵抗,这一点应当得到承认,其行使上的风险不应当成为否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因素,二者之间也并非绝对的对应关系,确认无效判决的最大功能,就在于为公民抵抗权行使的风险提供化解的手段;至于诉讼法地位,相对于撤销判决,确认无效判决具有高度的独立性,日本那种将确认无效诉讼作为撤销判诉讼的补充的做法,只是法政策上的特色考量,不具有普遍意义,不应当成为限制我国确认无效判决条款适用的障碍。然而,以上的理论解读还远远不够。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作为一项新制度,确认无效判决能否发挥其应有的诉讼功能,重点也在于实施,对此,需要围绕其在司法上的适用加以研究。首先是无效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诉讼技术问题。目前,诉讼技术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确认无效诉讼的起诉期限问题。就规范而言,确认无效诉讼存在着起诉期限上法律漏洞,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分别采取了适用以及不适用起诉期限条款的漏洞填补方式,此外,还创设了“适当期限”的标准,无论如何,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来讲,确认无效诉讼不应当存在起诉期限的限制;第二,确认无效诉讼的“诉的利益”问题。在“诉的利益”方面,由于确认无效诉讼的目的只是一种单纯的事实宣告,不涉及权利内容,因此与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等差别甚大,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诉的利益”的内容和时间性上,内容上,确认无效诉讼的“确认利益”只要符合“正当利益”即可,不要做过多的限制,但需要限制在法律保护或应当保护的范围之内,而就时间性而言,则需要“确认利益”存在“即时性”,即法院的判决在时间要素上依然能够即时救济原告权利,否则便不存在时间上的必要性;第三,确认无效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与其他诉讼一样,确认无效诉讼也需要遵循“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规定,差别只在于原告应承担的“初步证明责任”,而初步证明责任的差异,则依然体现在“诉的利益”方面;第四,对于确认无效诉讼和撤销诉讼之间的转换关系而言,基于行政诉讼目的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倾向,同样需要遵循“诉判一致”原则,确认无效判决条款的内容也是对“诉判一致”原则的体现,只是在具体转化制度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8年行诉法解释”）规定的原告针对无效行政行为提起撤销诉讼时,法院可以直接作出确认无效判决的内容,存在突破“诉判一致”的嫌疑,而且有违程序正义。诉讼技术只是解决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无效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的重点,关键在于判断什么样的行政行为属于无效。从规范内容上看,确认无效判决条款遵循的是“重大且明显违法——无效”的行政行为评价结构。虽然新的行政诉讼法拓宽了“行政行为”的外延,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可以适用确认无效判决,因为有些行为无法进行合法性评价或者效力性评价,这就导致,确认无效判决条款的适用存在“对应不能”和“评价不能”的排除效应,比如行政事实行为和行政不作为,就只能作合法性评价,而不能作效力性评价。对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无效标准,包含着违法的“重大性”和“明显性”的双重要素,“重大性”属于严重违法的本质,是行政行为无效的根本所在,而“明显性”则是为了突出严重违法判断的去专业化,降低判断的难度,为公民正确行使抵抗权提供空间。即便如此,“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判断标准依然是有限的,需要“不可能理论”的补足,以及“明显性补充要件理论”的矫正。就行政行为无效的具体情形,行政诉讼法和“2018年行诉法解释”明确列举了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行政行为没有依据（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三种,除此之外,还需要借鉴域外立法中的管辖权上的瑕疵、程序上的瑕疵、破坏公序良俗的行政行为,以及行政行为不够明确等无效情形,以为后续的司法实践提供指引。无效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终点应当是确认无效判决,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情形并不是作出确认无效判决就可以了事的,这尤其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确认无效判决司法适用上的时间区隔。对于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前发生的无效行政行为,“2018年行诉解释”规定不予立案,从规范的位阶性以及“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实质内容看,这种做法存在很大的正当性缺陷;第二,行政行为应当存在部分无效的问题,这是法安定性原则的体现和要求,当然,这样认定的前提是行政行为本身具有可分性,这需要在个案中进行考量;第三,当无效行政行为成为诉讼中的先决问题时,学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法院有权予以直接的无效认定,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诘难,其一,剥夺了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的辩驳的权利,其二,处于理由说明部分而不属于判决主文的无效认定,其效力范围如何,也需要进行详细地论证;第四,由于确认无效判决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宣示,因此,它对原告的权利救济存在不彻底性,需要法院附随性地作出补救判决和赔偿判决。需要注意的是,补救判决和赔偿判决在适用上具有先后序位上的关系。对于补救判决,法官应当主动作出,而对于赔偿判决,法官具有裁量权。除此之外,法官作出两种判决时,在内容上也应当尽可能地使其明确,以实现对原告权利维护的实效性。
程程[8]（2019）在《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司法审查研究》文中指出最高法院2018年初发布的最新司法解释就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的适用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尤为引人注意的是,本次司法解释首次将制定程序列为法院进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要件之一。相较于规范性文件的实体审查问题,当前我国针对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审查的学理研究和实践经验均严重不足。为保证规范性文件程序司法审查的顺利实施,提高对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合法化要求,论文对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中的程序违法问题展开讨论。首先,从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入手,对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的确立过程予以梳理。随后,在理论层面上,从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程序正义要求在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的体现,以及程序合法性审查中的利益衡量等方面,对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中程序审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加以阐述。进而以有关程序审查的裁判文书为依据,对我国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的司法实践情况进行了分析。当前,涉及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审查的案例数量较少,有关程序审查的范围、依据和判断标准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明确。另外,还就域外相关经验进行了比较考查。论文提出以下主张:法院进行程序合法性审查应全面审查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制定程序。审查依据方面,法院应以现行有效的各级政府规章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有关内容为主要依据。在出现法律漏洞或空白以至严重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法院可以根据相关政策性文件的规定或正当程序原则进行判断。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违背“程序规范标准”和“权益损害标准”的,构成制定程序严重违法,属于绝对程序违法的情形。其他存在程序瑕疵的规范性文件,可以通过补正的方式予以修复。对于公众参与、集体审议等程序的合法性问题,法院还需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唐梅玲[9]（2018）在《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是指,制定针对精准扶贫内容并能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的法律规则,对扶贫参与主体设定良好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设立专门的扶贫管理机构,对精准扶贫成效进行持续的评估、管理和交流等活动,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规范和监督手段实现精准扶贫的目的。总体来说,目前的精准扶贫是政府在一种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所实施的大规模的行政改革。5年来,在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我国实现了贫困人口的较大规模持续减少,中国减贫成绩被称为“奇迹”。然而,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寻租”、贪污挪用、渎职失职,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精准扶贫制度面临法治困境,体制缺陷,程序机制不畅等问题。以行政法视域审视精准扶贫,其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首先,对精准扶贫主体而言,当下政策推进下的精准扶贫面临体制性障碍,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够、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其次,考察精准扶贫范围,存在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市场机制扶贫范围界限不明;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再次,关于精准扶贫的方式,存在扶贫方式未能满足合法性需求、扶贫方式未能满足服务性需求、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之间相互冲突等诸多不足;复次,在精准扶贫的程序方面,缺乏规范的扶贫信息公开程序,科学的民主决策程序,扶贫行政机关未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缺失扶贫教示程序;最后,关于精准扶贫救济,扶贫领域未合理适用信访制度,扶贫领域调解制度不健全,扶贫领域未规范推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制度。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在于:首先,分析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即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其次,公益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与效率原则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给付行政理论、反贫困理论、人权保障理论以及合作治理理论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主体需要重点因应这些问题:一是,从精准扶贫主体来看,为突破困境,有必要引入“合作扶贫理念”,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角度重塑多元主体合作扶贫治理格局。具体来说,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从而明确精准扶贫究竟“谁来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范围而言,首先,应确定其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并且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机关职责、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其次,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范围的制度实践及经验。最后,须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具体内容:一方面,明确精准扶贫范围需遵循适当性原则、效率原则;另一方面,也要确定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标准,即信息标准、公共安全责任标准、专业技术标准以及扶贫效率标准,分别为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基础标准、目的标准、工具标准以及评价标准。就精准扶贫方式而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有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优化我国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措施。首先,明晰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其次,通过主体上赋权,程序上激励以及救济上激励的路径,引入激励型扶贫行政方式;最后,通过规范行政指导,优化行政资助,完备行政奖励的路径,来完善既有扶贫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找到与扶贫目标相匹配的扶贫方式,以期实现有效脱贫。对扶贫方式的分析实质上回答了精准扶贫领域“怎样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程序而言,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实质上通过程序路径监督扶贫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日本、德国扶贫程序的行政法制度。具体通过健全精准扶贫信息公开程序,合理适用精准扶贫听证程序,优化精准扶贫教示程序,规范精准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来解决“如何监督扶贫行政主体”的问题。就精准扶贫救济而言,首先,考察精准扶贫行政法之救济,梳理对精准扶贫救济制度认识误区;其次,对于现行的行政救济方式能否直接适用于精准扶贫领域,以及如何完善需要再认识;最后,对于如何优化精准扶贫救济制度,需要规范扶贫领域信访制度,健全扶贫领域调解制度,完善扶贫领域行政复议制度,改善扶贫领域行政诉讼制度。对救济方式的研究主要回答“扶贫对象如何获得救济”的问题。为从源头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的合法性,首先,从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理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的总体思路。接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主要内容和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说明。最后,通过健全以权利保障为中心的扶贫基本法律体系,制定扶贫基本法,完善扶贫法律支撑体系,规范扶贫法律保障机制,对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进行了设计。
张海鹏[10]（2016）在《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区分与关联》文中提出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关系问题在我国争论已久,但尚未形成一致认识。对此,民法学者和行政法学者存在很大分歧。民法学者主张限缩行政合同的范围甚或否定行政合同这一概念。而行政法学者则普遍承认行政合同,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政府采购合同、政府科研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等诸多合同类型纳入其中,呈现出泛化行政合同范围的倾向。新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首次将行政机关违反“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却未明确行政合同的认定标准和具体类型,使得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关系愈加扑朔迷离。完全否定行政合同的概念并不现实,而过于扩大行政合同的范围也难谓妥当,在承认行政合同概念的基础上厘清其与民事合同之区分与联系应属可取之道和当务之急。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共五章:第一章,民事合同的演进及特征。法律意义上的合同源于古罗马。罗马法中的合同从债中独立而来,经历了从口头合同、文书合同、要物合同到诺成合同的发展阶段,并逐渐淡化了在形式和类型上的严格要求,“合意”要素逐渐凸显。可见,合同的最初形态是民事合同,行政合同并不具有独立的历史起源。此后,大陆法系国家在继受罗马法的基础上兼采教会法有关规定,形成了以合意为核心的合同概念。英美法系的合同从合同诉讼中发展而来,以允诺为其核心,但随着交易及约因理论不断受到挑战,合意说逐渐被采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合意为核心的具有抽象性、现在化特征的古典合同因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而逐渐走向衰落。现代的合同具有多元的哲学基础,以合意、习惯、诚实信用原则以及法律规定为义务来源,追求双方的合作共赢,强调合同的灵活性与社会性,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公法规制。现代合同的这些典型特征,对于科学认识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事合同制度经历了起步和停顿期、恢复和发展期以及成熟和完善期三个阶段,合同也逐步由计划手段发展成为为自治工具。这一发展过程所凸显的“政府退却,市场回归”的理念在处理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具体关系时应当继续坚持。我国民法中的合同亦采合意说,《民法通则》第85条将合同限定在债权合同,《合同法》第2条虽可作广义解释但仍以债权合同为主要对象。未来民法典中的合同应采广义概念,可界定为“当事人间设立、变更、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二章,行政合同的兴起与发展。行政合同的兴起以国家职能的转型（福利国家、合作国家的兴起）、行政范式的变迁（从秩序行政、管理行政、集权行政、单方行政到给付行政、服务行政、民主行政、合作行政）以及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背景。英美法系国家没有严格的公法与私法之区分,不存在独立的行政合同概念,而大陆法系各国行政合同的发展状况也存在差异。其中,法德两国的行政合同制度最具代表意义。法国的行政合同主要存在于公共服务领域,这与其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公法理念、二元的司法体系以及以判例为主的行政法生成机制密切相关。德国以行政权为核心构建其公法体系,将行政合同限定在公权力行政领域,行政机关适用私法所从事的私经济行为则属于私法范畴。我国行政法也是围绕行政权力而展开的,德国的行政合同制度应更具借鉴意义。在行政合同的概念上,不应将行政机关之间签订的合同排除在外,也不应将合同目的（行政管理或公共利益）作为概念的构成因素,应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将其定义为:“行政机关与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或者行政机关之间,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法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此种界定既可以和民事合同概念形成对应,也有助于二者的有效区分。第三章,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区分标准。在区分标准上,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法国和德国。在法国,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区分通常依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判例两项标准。司法判例标准包括合同至少一方须为公法人,合同内容与公共服务有关或包含私法之外的条款两项条件。现在,法国的司法判例标准因受到批判而较少应用,法定标准逐渐发挥主要作用。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合同标的标准为理论通说,同时也形成了合同目的、合同主体、主体意思、复合标准等多种学说。在合同标的说内部,也存在规范事实说、规范拟制说、特别法说、保留说、行政任务说、前定秩序说等不同观点。法国所确定的司法判例标准不具有适用性,而且其自身也面临改变,不应作为我国的借鉴对象。我国学者所主张的合同目的和行政优益权均不适合作为区分标准。合同目的（无论是行政管理目的还是公共利益目的）属于不确定概念,容易不当扩大行政合同的范围,而且合同目的应结合合同具体内容进行考察,不应与合同动机混为一谈。行政优益权标准过于强调行政机关的行政特权,这既不符合行政合同的发展趋势,也不符合我国简政放权的改革方略,还不利于合同相对方的权益保护,应予以舍弃。我国应以合同标的为区分标准,当合同内容涉及行政机关的权力、职责或公民公法上权利、义务时,便为行政合同。行政机关在公权力行政过程中所签合同属于行政合同,而私经济行政过程中的合同则为民事合同。学者们在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之外提出的经济合同和行政私法合同在概念上不能成立,所谓的经济合同或行政私法合同本质上仍为民事合同,故仍应以合同标的为区分标准坚持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二元区分。第四章,区分论下行政合同的应用范围。由于区分标准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行政合同的应用范围存在差异,即便在同一立法例内部,就一些合同的定性也存在争议。我国新《行政诉讼法》虽然将行政机关违反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纠纷纳入行政诉讼,但并未明确行政合同的具体范围,而各地方政府规章及行政法理论研究却有扩大行政合同应用范围的倾向。以合同标的为区分标准,行政合同应仅限于公权力行政领域,行政机关在私经济行政过程中从事的交易性合同应为民事合同。征收补偿协议、计划生育合同、公务员聘任合同、行政委托合同、行政担保合同以及行政和解合同等属于行政合同。政府采购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租赁）合同、政府科研合同、政策信贷合同以及教师聘用合同等私经济行政中的合同类型在合同内容上既不涉及行政机关的权力、职责,也与公民公法上的权利、义务无关,应属于民事合同。在分析私经济行政中合同的性质时,可借鉴双阶理论将前阶段的行政处分与后阶段的合同区分开来,同时也应将合同与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区分开来。对于合同和与其相关联的行政行为,应分别适用民事和行政救济路径。至于可能造成法院间矛盾裁判的问题,可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先决问题的解决方案,还可探索建立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模式。将私经济行政中的合同纳入民事合同,在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维持行政合同内部体系的协调,维护民商事领域法律适用的统一性、落实国家民事主体地位、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以及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第五章,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关联。在强调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分,关注其行政性的同时,也应重视其与民事合同的共性,凸显其合同性。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在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以及合同神圣原则上存在共通性。行政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并非单纯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是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应遵循平等原则。行政合同平等原则的内涵不应仅限于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平等对待,还应包括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平等,即合同双方主体资格平等、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平等以及平等受法律保护。行政自由裁量权为行政合同自由提供了合法依据和存在空间。但行政合同约定的事实认定标准不得低于法定标准,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得超过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而且行政合同的约定应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构成限制。以行政法规范的性质及破坏国家统制力为由否定行政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不足为取,行政合同双方当事人应诚实、守信、善意,追求利益平衡。此外,行政合同还应遵守合同神圣原则,增加对行政合同的认可与尊重。行政合同应主要适用行政法,但当行政法规范存在漏洞,民法规范存在类似规定,且不违反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应允许对民事合同规则的类推适用。民事合同基本原则、合同订立规则、合同效力规则、合同履行规则、合同终止规则、合同责任规则、合同解释规则以及民事特别法规则等均有类推适用的空间。我国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尚存在缺陷,可借鉴民事合同救济机制予以完善。在非诉救济方面,应注重协商、仲裁功能的发挥,认识到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合同纠纷上存在的缺陷,不应将行政优益权作为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手段。在司法救济上,应从起诉主体、受案范围、诉讼管辖、举证责任、审理方式以及判决形式等方面建立起双向的救济机制。我国应以合同标的建立起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楚河汉界,将行政合同限定在公权力行政领域。只有这样,才能将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真正区分开来,才与世界经济及法律全球化以及我国简政放权的趋势相符。我国未来民法典没有必要专章规定政府合同或行政合同,就行政机关在私经济过程中签订的各类合同可通过单行立法进行规范。随着民事合同的日益普遍以及行政合同的大量兴起,我国正在进入合同社会。在强调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性质划分以及公私法规制的同时,还应强调当事人缔约能力的提高以及契约精神的养成。
二、行政程序法上的行政参与原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行政程序法上的行政参与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1）行政法上职务协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概述 |
| 1.1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的界定 |
| 1.1.1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的基本含义 |
| 1.1.2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
| 1.2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的类型 |
| 1.2.1 法定协助与意定协助 |
| 1.2.2 外部协助与内部协助 |
| 1.2.3 裁量性协助与羁束性协助 |
| 1.3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的意义 |
| 1.3.1 有助于整合碎片化行政资源 |
| 1.3.2 有助于高效应对重大公众事件 |
| 1.3.3 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益 |
| 1.4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的实践 |
| 第二章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的依据 |
| 2.1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依据的现状分析 |
| 2.1.1 中央层面的立法现状 |
| 2.1.2 地方层面的立法现状 |
| 2.1.3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现状 |
| 2.2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依据的问题 |
| 2.2.1 职务协助依据体系不协调 |
| 2.2.2 职务协助依据不足且分散 |
| 2.3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依据的完善 |
| 2.3.1 规范职务协助依据体系 |
| 2.3.2 充实职务协助依据内容 |
| 第三章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的情形 |
| 3.1 可以请求协助的情形 |
| 3.2 不予协助的情形 |
| 3.2.1 可以不予协助的情形 |
| 3.2.2 应当不予协助的情形 |
| 3.3 应当协助的情形 |
| 第四章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的程序 |
| 4.1 职务协助程序不规范 |
| 4.1.1 职务协助启动机制不健全 |
| 4.1.2 双方行政行为难以有效衔接 |
| 4.2 畅通职务协助程序 |
| 4.2.1 健全职务协助的启动机制 |
| 4.2.2 加强双方行为的有效衔接 |
| 第五章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的争议解决与责任归属 |
| 5.1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的争议解决 |
| 5.1.1 行政主体内部的争议解决 |
| 5.1.2 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争议解决 |
| 5.2 行政法上职务协助的责任归属 |
| 5.2.1 内部的责任归属 |
| 5.2.2 外部的责任归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法典化理念与特别法发展之间的行政程序法（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回顾 |
| （一）前法典化阶段（Prkodifikationsphase) |
| （二）法典化阶段（Kodifikationsphase) |
| （三）解法典化阶段（Dekodifikationsphase) |
| 1．现状 |
| 2．水平的解法典化（Horizontale Dekodifikation) |
| 3．垂直的解法典化（Vertikale Dekodifikation) |
| 4．法律清理（Rechtsbereinigung) |
| （四）中期评估：得到考验和面临风险之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 |
| 二、现状：作为阶层模式的行政程序 |
| （一）第一阶层：《联邦行政程序法》作为总则性法典（Generalkodifikation) |
| （二）第二阶层：部门法典（Bereichskodifikationen领域法典） |
| （三）第三阶层：特别法（Sonderrecht) |
| 三、法典化理念在当代的意义和承载力 |
| （一）法典的功能 |
| 1．法的统一化功能（Rechtsvereinheitlichungsfunktion) |
| 2．规范精简功能（Deregulierungsfunktion) |
| 3．创新功能（Innovationsfunktion) |
| 4．可接受性和有效性功能（Akzeptanz-und Effektivierungsfunktion) |
| 5．定向和稳定化功能（Orientierungs-und Stabilisierungsfunktion) |
| 6．减负功能（Entlastungsfunktion) |
| 7．基准功能（Mastabsfunktion) |
| 8．模范功能（Modellfunktion) |
| 9．继受功能（Rezeptionsleitungsfunktion) |
| 1 0．推动功能（Impulsfunktion) |
| （二）针对法典的异议 |
| 1．割裂风险（Zerschneidungsgefahr) |
| 2．水平化风险（Nivellierungsgefahr) |
| 3．固化风险（Zementierungsgefahr) |
| 4．过时风险（berholungsgefahr) |
| 5．集权风险（去联邦化风险Entf9deralisierungsgefahr) |
| 四、现代法典编纂的必要条件 |
| （一）法典编纂的必要性和成熟度 |
| （二）自我设限（Selbstbeschrnkung) |
| （三）逐步立法 |
| （四）修改和创新的开放性 |
| 五、当下法典化讨论的问题领域 |
| （一）环境法典 |
| （二）经济法典和营业法典 |
| （三）信息法典 |
| 六、《联邦行政程序法》作为行政程序法中心的巩固 |
| 七、展望 |
（3）行政时效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框架 |
| 第一章 行政时效的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迷雾”中的行政时效概念 |
| 一、制度引进阶段的行政时效概念及其评析 |
| 二、成文法源中的行政时效概念及其评析 |
| 三、当代学说中的行政时效概念及其评析 |
| 第二节 其他法域中时效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民法时效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二、刑法时效制度的历史沿革 |
| 第三节 其他法域中时效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一、构成要素 |
| 二、适用客体 |
| 三、规范目的 |
| 四、法律后果 |
| 五、时效阻碍 |
| 第四节 行政时效概念的重塑 |
| 一、行政时效制度与行政期限制度 |
| 二、行政时效制度的独立性 |
| 三、行政时效概念的科学界定——回归时效制度的核心内涵 |
| 第二章 行政时效的法理、功能、价值与分类 |
| 第一节 行政时效的法理逻辑 |
| 一、物质的运动性与行政时效之设立 |
| 二、正义的相对性与行政时效之设立 |
| 三、信赖利益保护与行政时效之设立 |
| 四、法安定性理论与行政时效之设立 |
| 第二节 行政时效的功能考察 |
| 一、行政时效的普遍功能 |
| 二、行政时效的独特功能 |
| 第三节 行政时效的价值分析 |
| 一、行政时效的价值体系 |
| 二、行政时效的价值序列 |
| 第四节 行政时效的分类探讨 |
| 一、行政时效类型化的必要性 |
| 二、我国行政时效类型划分的现状及缺陷 |
| 三、行政时效的科学分类 |
| 第三章 行政法上权利消灭时效之一——请求权时效 |
| 第一节 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之设立 |
| 一、行政法上请求权之涵义 |
| 二、行政法上请求权之发生 |
| 三、行政法上请求权适用消灭时效的必要性 |
| 四、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的适用客体 |
| 第二节 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之运行 |
| 一、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之起算 |
| 二、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之阻碍 |
| 第三节 特殊的请求权时效——执行请求权时效 |
| 一、行政法上执行请求权与行政执行权之区分 |
| 二、行政法上执行请求权时效之证成及运行 |
| 第四节 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与起诉期限之关联 |
| 一、行政法上请求权体系与行政诉讼之关联 |
| 二、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与起诉期限之关联 |
| 第五节 我国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之现状与反思 |
| 一、我国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之现状 |
| 二、对我国行政法上请求权时效现状的反思 |
| 第四章 行政法上权利消灭时效之二——形成权时效 |
| 第一节 行政诉讼中的形成权时效 |
| 一、行政诉讼中形成权时效之证成及运行 |
| 二、我国行政诉讼中形成权时效之现状与完善 |
| 第二节 行政复议中的形成权时效 |
| 一、行政复议中形成权时效之证成及运行 |
| 二、我国行政复议中形成权时效之现状与完善 |
| 第三节 行政合同中的形成权时效 |
| 一、行政合同中的撤销权时效 |
| 二、行政合同中的解除权时效 |
| 三、我国行政合同中形成权时效之现状与完善 |
| 第五章 行政法上权力消灭时效之一——处分权时效 |
| 第一节 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之设立 |
| 一、行政法上处分权之内涵 |
| 二、行政法上处分权与请求权之区分 |
| 三、行政法上处分权得否罹于时效 |
| 第二节 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适用客体之探讨 |
| 一、行政法上命令型处分权 |
| 二、行政法上确认型处分权 |
| 三、行政法上形成型处分权 |
| 第三节 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之运行 |
| 一、制裁型处分权时效之运行 |
| 二、主动撤销违法处分之权力时效的运行 |
| 三、主动废止合法授益处分之权力时效的运行 |
| 第四节 我国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之现状与完善 |
| 一、我国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之现状及缺陷 |
| 二、我国行政法上处分权时效之完善 |
| 第六章 行政法上权力消灭时效之二——执行权时效 |
| 第一节 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证成 |
| 一、行政法上执行权之内涵 |
| 二、行政法上执行权适用消灭时效的必要性 |
| 三、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性质 |
| 四、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与相关时效之关系 |
| 第二节 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实施 |
| 一、行政法上执行权实现之方式 |
| 二、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运行 |
| 第三节 我国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不足及完善 |
| 一、我国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不足 |
| 二、我国行政法上执行权时效之完善 |
| 第七章 行政时效的规范设计 |
| 第一节 行政时效的立法例比较 |
| 一、域外立法例之比较 |
| 二、我国行政时效立法之现状 |
| 第二节 我国行政时效的规范设计 |
| 一、立法模式的重构 |
| 二、我国行政时效立法的具体规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4）中国的比较行政法研究: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比较行政法研究的学术立场 |
| (一)比较行政法在学说构建中的作用 |
| (二)比较行政法在制度建构中的作用 |
| (三)比较行政法研究资料的选取 |
| 二、比较行政法研究的实践意义 |
| (一)比较行政法与行政法律制度的继受 |
| (二)比较行政法对行政审判的影响 |
| 三、比较行政法与行政法释义学的构建 |
|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嬗变 |
| 1.依法行政原则 |
| 2.比例原则 |
| 3.信赖保护原则 |
| 4.正当程序原则 |
| (二)行政组织法疆域的拓展 |
| (三)行政行为理论的比较 |
| (四)行政程序法的比较 |
| (五)行政救济法的比较 |
| 1.行政诉讼 |
| 2.替代纠纷解决 |
| 3.国家责任 |
| 四、拓宽比较行政法研究的视界 |
| (一)行政法结构改革的比较研究 |
| 第一,开展政府规制与行政法的比较研究。 |
| 第二,开展行政过程与行政法的比较研究。 |
| 第三,开展全球行政法的比较研究。 |
| 第四,开展风险规制与行政法的比较研究。 |
| (二)对行政法史的比较 |
| (三)对行政法实施效果的比较 |
（5）我国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体系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_ |
| (一) 行政审判缺少受案依据和裁判基础 |
| (二) 民事审判面临意愿和权限的双重困惑 |
| (三) 行政法上返还请求依赖对民事法律规范的解释和适用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域外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 研究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及改进思路 |
| 第一部分 基于请求权发展和公法权利重拾的行政法反思 |
| 一、请求权的概念发端、体系建构及公私法分离 |
| (一) 请求权概念“发端”的法哲学基础及其形塑 |
| (二) 请求权为中心的民事权利体系建构 |
| (三)行政法上请求权的忽视及公私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分道扬镳 |
| 二、行政法行政行为理论的中心建构及公法权利重拾的生疏援引 |
| (一) 行政法上行政行为理论中心的发展和缺陷 |
| (二)行政实践中“公法权利理论”援引的生疏和僵化 |
| (三) 公法权利理论的发展、适用及其社会现实危机 |
| (四) “请求权”建构为契机的行政法基础理论流通 |
| 三、行政法上请求权发展的体系反思 |
| (一) 公法权利与请求权的研究补足及其意义 |
| (二) 行政法上基础权利与请求权的多重对应关系 |
| (三) 以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为线索的制度建构和属性揭示 |
| (四) 国家主观公法权利的价值重拾 |
| (五) 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制度类推适用民法的法理及限度 |
| 第二部分 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的属性、要件及类型 |
| 一、行政法三返还请求权的属性揭示 |
| (一) 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的平等性和公法优位 |
| (二) 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的双边性和制度互动 |
| (三) 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的共用性和多重映射 |
| (四) 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的独立性和关联地位 |
| 二、统一要件:行政法律关系下的受利益、无法律上原因 |
| (一) 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的概念选择和释义 |
| (二) 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构成要件的比较研究 |
| (三) 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要件重塑 |
| 三、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的类型学说和“公民地位理论”划分依据 |
| (一) 请求权类型化的原初驱动和必要性 |
| (二) 类型化的学说及各自优缺点 |
| (三) 基于国家的请求权、财产权和公民的受益权关系下的类型化 |
| 第三部分 国家的征税权和规制权——征调行政领域的返还请求权类型(一) |
| 一、国家的请求权:国家公法权利的价值重拾 |
| (一) 公法权利理论的单独面向与陌生的“国家的请求权” |
| (二) 公法权利理论的整体性及国家请求权的客观存在 |
| (三) 基于返还请求权的双向性和平等性的价值重拾及其意义 |
| 二、与国家征税权和规制权关联的返还请求权及其规范基础 |
| (一) 多缴或误缴税款、骗取出口退税及不当减免税款的返还 |
| (二) 规制行政中的自定依据或曲解、违反法律规定的收费返还 |
| 三、税费返还请求权的实现方式和程序法保障 |
| (一) 行政相对人返还请求权的现实困境 |
| (二) 行政主体的返还请求权实现的多重途径 |
| (三) 税费返还请求权的实现方式和程序法保障 |
| 第四部分 财产权——以行政协议为中心的私法式返还请求权类型(二) |
| 一、基于财产权的行政私法活动及其形式 |
| (一) 政府经营活动的典型代表及其市场化运作 |
| (二) 政府采购、拍卖的规范化及行政协议形式 |
| (三) 以财产权“侵犯”和“合意”为中心的类私法式的征收补偿协议 |
| 二、行政协议无效或撤销后的返还请求权及其私法指向弊端 |
| (一) 返还请求权发生基础:行政协议无效或撤销 |
| (二) 政府采购、拍卖、补偿等活动中返还请求权的《合同法》指向 |
| (三) 返还实践私法指向的弊端和公法价值衡量的纳入 |
| 三、行政协议中返还请求权的竞合与规范基础 |
| (一) 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与返还原物请求权的竞合 |
| (二) 行政法上的返还请求权与侵权责任请求权、国家赔偿请求权的竞合 |
| 四、行政协议返还请求权裁判的双阶审查与统一 |
| 第五部分 公民的受益权——基于授益行政行为无效、撤销或废止的返还请求权类型(三) |
| 一、发生基础:行政行为无效、撤销、废止或条件成就 |
| (一) 行政行为无效的认定及其标准 |
| (二) 行政行为撤销的“违法性”与特殊考量 |
| (三) 行政行为废止的“合法性”及“负担义务未履行” |
| 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对返还请求权成立的双重作用及比例原则的应用 |
| (一) “依法撤销成立返还”与“信赖保护阻却”二元交错的困境 |
| (二) 个人信赖利益保护与公共利益维护的冲突和抉择 |
| (三) 授益撤销、废止等返还请求权成立判断及利益衡平中比例原则的应用 |
| 三、我国授益行政实践中返还请求权的形式、争议和类型化 |
| (一) 授益行政实践中的返还请求权形式:非书面通知、书面通知和返还决定 |
| (二) 德国法上“行政行为”返还的法律授权基础及争议 |
| (三) 我国授益行政中返还请求权的实现方式选择及其类型化 |
| 第六部分 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的规则适用争议及策略 |
| 一、主观归责的行政法价值考量及适用方式 |
| (一) 行政法返还制度对准用民事法律规范的开放态度 |
| (二) 行政法上区别于私法的独立价值考量 |
| (三) 主观归责于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的适用方式及其重要价值 |
| 二、利息返还的确定方法、期间计算及利率标准参照 |
| (一) 行政法上利息返还计算:实际发生抑或独立考量 |
| (二) 利息起算时间:衡平决定及另定失效日期 |
| (三) 我国行政法上利息返还的“利率”标准参照 |
| 三、“第三人的返还义务”的“法律原理”式准用 |
| 四、行政法上返还义务继受的争议及规则 |
| (一) 行政法上返还义务继受的发生 |
| (二) “人身专属性”和“法律保留原则”的限制 |
| (三) 行政法上返还义务继受的证成及拓展 |
| 第七部分 行政法返还请求权制度建构前瞻及立法建议 |
| 一、以请求权为基点的宪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互动 |
| (一)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隔阂及宪法上权利落实衔接的缺失 |
| (二) 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类型解释及其与民事合同的疏离 |
| (三) 请求权中心体系建构的理论衔接和制度互动 |
| 二、行政程序法的规范空缺及立法建议 |
| (一) 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地方立法和试拟稿关注倾向、偏离 |
| (二) 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的实务争议和立法沿革 |
| (三) 我国行政程序法返还请求权规范基础确立的立法建议 |
| 三、行政诉讼法原告资格范围及给付诉讼类型的适用 |
| (一) 赋予行政法律关系“争议”双方主体同等诉权资格 |
| (二) 行政法返还请求权的一般给付诉讼类型及其适用 |
| 四、国家公法责任制度中返还责任的定位和设计 |
| (一) 国家返还责任与《国家赔偿法》上赔偿责任的“混淆” |
| (二) 国家公法返还责任与民事返还责任的“隔阂” |
| (三) 国家返还责任的体系定位及其制度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正当程序在司法审查中的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方法、结构和意义 |
| 一、本研究的问题意识 |
|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三、本文的结构安排 |
|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有关正当程序的研究状况 |
| 一、我国对正当程序的研究 |
| 二、英、美的正当程序研究 |
| 第二章 作为最低限度程序要求的正当程序 |
| 第一节 裁判背后的价值 |
| 一、程序的独立性 |
| 二、程序的正义性 |
| 三、正义兼顾效率 |
| 第二节 程序价值的选择 |
| 一、程序价值选择的前提 |
| 二、程序正义的最高标准 |
| 三、程序正义的最低限度 |
| 第三节 正当程序的证成和释明 |
| 一、我国正当程序的证成 |
| 二、正当程序的规则释明 |
| 第三章 作为滥用职权判断标准的正当程序 |
| 第一节 实体裁量和程序裁量 |
| 一、行政裁量的发展 |
| 二、实体裁量的内涵 |
| 三、程序裁量的提出 |
| 第二节 滥用程序裁量权的判断标准 |
| 一、 “没有法律依据”下的程序裁量 |
| 二、应当以正当程序作为判断标准 |
| 第三节 判断标准的矛盾和弥合 |
| 一、正当程序与法定程序 |
| 二、正当程序和实体合理性 |
| 三、正当程序与比例原则 |
| 第四章 作为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标准的正当程序 |
| 第一节 基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和裁量 |
| 一、不确定法律概念 |
| 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 |
| 三、依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裁量 |
| 第二节 正当程序作为判断解释的程序标准 |
| 一、说明理由 |
| 二、听取意见 |
| 第三节 正当程序作为判断解释的实体标准 |
| 一、剥夺甲授予乙 |
| 二、公平行政原则 |
| 结语 |
| 案例索引 |
| 一、最高法院指导案例 |
| 二、最高法院公报案例 |
| 三、最高法院参考案例 |
| 四、人民法院案例选 |
| 五、最高法院终审案例 |
| 六、地方法院案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无效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重点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无效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正当性 |
| 第一节 正当性考察的必要 |
| 第二节 无效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症结 |
| 一、无效行政行为与公定力理论 |
| 二、无效行政行为与抵抗权 |
| 三、确认无效判决与撤销判决 |
| 第三节 确认无效判决的诉讼法功能和地位 |
| 一、确认无效判决的诉讼法功能 |
| 二、确认无效判决的诉讼法地位 |
| 小结 |
| 第二章 无效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诉讼技术 |
| 第一节 确认无效诉讼的起诉期限 |
| 一、确认无效诉讼起诉期限上的法律漏洞 |
| 二、法院对起诉期限漏洞的填补 |
| 三、“适当期间”的构造可能 |
| 第二节 确认无效诉讼的“诉的利益” |
| 一、确认无效诉讼“诉的利益”的特殊性 |
| 二、确认无效诉讼中原告资格的确定 |
| 三、确认无效诉讼中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
| 第三节 确认无效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
| 一、“举证责任倒置”的规范结构 |
| 二、确认无效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性 |
| 三、确认无效诉讼举证责任的具体化 |
| 第四节 确认无效判决与撤销判决的转换 |
| 一、“诉判一致”原则的主导地位 |
| 二、确认无效判决条款对“诉判一致”的遵循 |
| 三、“直接确认无效”对“诉判一致”的逸脱 |
| 小结 |
| 第三章 无效行政行为司法认定的基本要件 |
| 第一节 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范围 |
| 一、“行政行为”的扩展与“无效”的评价结构 |
| 二、确认无效判决条款的排除适用 |
| 第二节 行政行为无效的规范结构 |
| 一、无效判断的立法模式 |
| 二、“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双重性 |
| 三、“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有限性 |
| 第三节 行政行为无效的具体情形 |
| 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
| 二、行政行为没有依据 |
| 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 |
| 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 |
| 小结 |
| 第四章 司法审查视角下无效行政行为的处理 |
| 第一节 确认无效判决条款适用的时间区隔 |
| 一、司法解释的“过渡条款” |
| 二、规范位阶的外部考察 |
| 三、“法不溯及既往”的内部限制 |
| 第二节 行政行为部分无效的处理 |
| 一、行政行为部分无效的可能 |
| 二、行政行为部分无效的判定要件 |
| 三、行政行为部分无效的具体情形 |
| 第三节 作为先决问题的行政行为无效的司法处理 |
| 一、法院对行政行为无效的直接认定 |
| 二、法院直接认定无效与确认无效判决之间的关系 |
| 三、法院直接认定无效的拘束力 |
| 第四节 行政行为无效的补充救济 |
| 一、确认无效判决权利救济的不彻底性 |
| 二、补救判决和赔偿判决适用的裁量性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8）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司法审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的确立历程 |
| 第一节 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概况 |
| 一、规范性文件的界定 |
| 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梳理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的确立 |
| 一、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的正式确立 |
| 二、“程序违法”标准的初步确立 |
| 第三章 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法定程序与正当程序的适用 |
| 一、法定程序的适用 |
| 二、正当程序的适用 |
| 第二节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
| 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 |
| 二、程序正义在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中的利益衡量 |
| 一、司法审判中的利益衡量方法 |
| 二、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的利益衡量问题 |
| 第四章 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的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的基本情况 |
| 一、是否适用程序合法性审查 |
| 二、审判实践中程序合法性审查的具体适用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的比较法经验 |
| 一、大陆法系 |
| 二、英美法系 |
| 第五章 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的具体操作 |
| 第一节 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的审查范围 |
| 一、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中的审查范围之争 |
| 二、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的司法审查范围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的审查依据 |
| 一、现行有效的各级政府规章 |
| 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中“参照”规定的援用 |
| 三、政策性文件 |
| 四、正当程序原则 |
| 第三节 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的审查标准 |
| 一、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审查标准的界定 |
| 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情形的区分 |
| 第六章 结语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范围限定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本论文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面临的困境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 |
| 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足 |
| 三、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范围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与市场扶贫范围界限不明 |
| 二、扶贫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方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方式未满足合法性需求 |
| 二、扶贫方式未满足服务性需求 |
| 三、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冲突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程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息公开程序不规范 |
| 二、扶贫听证程序未合理适用 |
| 三、扶贫教示程序缺失 |
| 四、扶贫决策程序不健全 |
| 第五节 精准扶贫救济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访制度不规范 |
| 二、扶贫调解制度不健全 |
| 三、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不完善 |
| 四、扶贫行政诉讼制度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
| 第二章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的语义 |
| 二、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 |
| 第二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
| 一、规范和控制扶贫公共行政权力的需要 |
| 二、行政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 |
| 三、提升脱贫质量的内在需要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领域的行政法回应 |
| 一、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 |
| 二、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 |
| 第四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本原则 |
| 一、公益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公众参与原则 |
| 四、效率原则 |
| 第五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理论依据 |
| 一、给付行政理论 |
| 二、反贫困理论 |
| 三、人权保障理论 |
| 四、合作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健全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主体含义 |
| 二、精准扶贫行政主体之特点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主体行政法保障的启示 |
| 第三节 “合作扶贫理念”下精准扶贫主体制度之完善 |
| 一、以“合作扶贫理念”健全精准扶贫主体制度 |
| 二、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 |
| 三、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
| 四、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五、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范围之行政法厘定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范围的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范围概念之界定 |
| 二、厘清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之必要性 |
| 第二节 明确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合理性基础 |
| 一、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 |
| 二、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主体职责 |
| 三、有助于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制度的保障范围 |
| 一、域外扶贫范围的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范围制度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路径 |
| 一、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遵循的原则 |
| 二、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标准 |
| 第五章 精准扶贫方式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之思考 |
| 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 |
| 二、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性 |
| 一、精准扶贫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
| 二、精准扶贫方式需遵循程序制约机制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 |
| 一、域外扶贫方式的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方式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优化 |
| 一、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 |
| 二、构建激励型扶贫方式 |
| 三、完善既有扶贫方式 |
| 第六章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 |
| 第一节 明确精准扶贫行政程序之作用 |
| 一、监督扶贫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 |
| 二、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反贫困程序实践的启示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路径 |
| 一、健全扶贫信息公开程序 |
| 二、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 |
| 三、优化扶贫教示程序 |
| 四、规范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 |
| 第七章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再思考 |
| 一、精准扶贫救济制度的认识误区 |
| 二、正确认识和积极运用精准扶贫救济制度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启示 |
| 第三节 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建构思路 |
| 一、规范扶贫信访救济制度 |
| 二、健全扶贫调解救济制度 |
| 三、完善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 |
| 四、改善扶贫行政诉讼救济制度 |
| 第八章 精准扶贫的立法建议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总体思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建议说明 |
| 三、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区分与关联（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主题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三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事合同的演进及特征 |
| 第一节 民事合同的历史变迁 |
| 一、民事合同的罗马法起源 |
| 二、古典民事合同模式及其特征 |
| 三、现代民事合同（法）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我国民法中的合同 |
| 一、新中国民事合同法制的历史沿革 |
| 二、民事合同之界定：私法关系+合意 |
| 第二章 行政合同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行政合同的产生背景 |
| 一、国家职能的转型 |
| 二、行政范式的变迁 |
| 三、公法与私法的区分 |
| 第二节 行政合同的发展概况 |
| 一、有关国家（地区）行政合同发展概况 |
| 二、比较法考察的结论与启示 |
| 第三节 行政合同的概念证成 |
| 一、行政合同之承认：公法领域有合同 |
| 二、行政合同之界定：公法关系+合意 |
| 三、被忽视的问题：行政合同与不具法律拘束力之协议的区分 |
| 第三章 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区分标准 |
| 第一节 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区分标准的两种模式 |
| 一、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法国模式 |
| 二、以法律关系为中心的德国模式 |
| 第二节 我国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区分标准之构建 |
| 一、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区分标准的主要观点及其评析 |
| 二、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区分标准之确定 |
| 第三节 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外第三类合同之争议 |
| 一、经济合同 |
| 二、行政私法合同 |
| 三、混合合同 |
| 四、小结：以合同标的为标准坚持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二元区分 |
| 第四章 区分论下行政合同的应用范围 |
| 第一节 比较法上行政合同的应用范围 |
| 一、有关国家（地区）行政合同的主要种类 |
| 二、比较法考察的结论与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行政合同应用范围之争议 |
| 一、行政合同应用范围的立法概况 |
| 二、行政合同应用范围的理论观点 |
| 三、通过实务确定行政合同范围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我国行政合同应用范围的确定 |
| 一、征收补偿协议 |
| 二、计划生育合同 |
| 三、公务员聘任合同 |
| 四、行政委托合同 |
| 五、行政担保合同 |
| 六、行政和解合同 |
| 七、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合同 |
| 八、小结：行政合同应限定在公权力行政中 |
| 第四节 应纳入民事合同的争议合同类型 |
| 一、政府采购合同 |
|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 三、公私合作（PPP）合同 |
| 四、政府特许经营合同 |
| 五、农村土地承包合同 |
| 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租赁合同 |
| 七、政府科研合同 |
| 八、政策信贷合同 |
| 九、高校教师聘用合同 |
| 十、小结：私经济行政中的合同应为民事合同 |
| 第五章 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关联 |
| 第一节 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法律原则上的共通性 |
| 一、平等原则 |
| 二、合同自由原则 |
| 三、诚实信用原则 |
| 四、合同神圣原则 |
| 五、小结：行政合同合同属性之强调 |
| 第二节 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具体规则上的关联性 |
| 一、行政合同对民事合同实体法规则的准用 |
| 二、行政合同对民事合同程序法机制的借鉴 |
| 结语 |
| 一、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关系的未来之路 |
| 二、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应然立场 |
| 三、走向合同社会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行政程序法上的行政参与原则（论文参考文献）
- [1]行政法上职务协助问题研究[D]. 岳济鑫. 河北大学, 2021(02)
- [2]法典化理念与特别法发展之间的行政程序法[J]. 沃尔夫冈·卡尔,马立群. 南大法学, 2021(02)
- [3]行政时效制度研究[D]. 康健. 吉林大学, 2020(03)
- [4]中国的比较行政法研究:回顾与展望[J]. 宋华琳.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0(03)
- [5]我国行政法上返还请求权体系的构建[D]. 张栋祥. 山东大学, 2020(02)
- [6]正当程序在司法审查中的功能[D]. 许春晖.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7]无效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D]. 刘春. 东南大学, 2019(01)
- [8]规范性文件程序合法性司法审查研究[D]. 程程. 南开大学, 2019(04)
- [9]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D]. 唐梅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区分与关联[D]. 张海鹏. 西南政法大学, 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