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市戏剧创作精品迭出（论文文献综述）
石磊[1]（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宋子昕[2]（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认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崔常俊[3]（2020）在《豫剧《白蛇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豫剧《白蛇传》为研究对象,分析豫剧《白蛇传》在河南省内以及省外的流布,探讨其演出兴盛、交流广泛、影响巨大的文化背景;以樊粹庭改编本与常香玉演出本为中心,分析豫剧《白蛇传》深刻的思想内涵、高超的艺术成就,探讨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传承策略。绪论部分,界定研究对象,概述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等。第一章,介绍白蛇故事的渊源、流变,考察豫剧《白蛇传》在河南以及省外的流布,分析演出盛况,探讨文化背景。白蛇传说源远流长。在唐传奇时期,白蛇故事体现了神道不诬、色欲害人的主题;在宋元话本阶段,白蛇故事吸取旧说,将塔与怪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在明话本时代,白蛇故事借助白蛇以写人,表达弘扬人欲的意旨;清代以后,白蛇故事被搬上舞台,呈现重情娱心的特点。豫剧就是演绎《白蛇传》的重要剧种,而《白蛇传》也是豫剧的代表性剧目。豫剧《白蛇传》在河南省内的演出活动非常兴盛。清末民初,豫剧《白蛇传》就已经在开封地区演出,遍布全省而且与其他剧种交流互动,又是科班或剧团排练的常备剧目,切合观众喜好和演员素质。科班或剧团通过移植创新以争取观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传播进一步扩大它的影响。豫剧《白蛇传》在省外的流布范围也十分广阔,其演出与编创大师、着名演员的努力密切相关,既保留本色又互相借鉴,更获得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引导、支持。豫剧《白蛇传》的演出活动甚至遍及全国,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第二章,以樊粹庭改编本及常香玉演出本为中心,分析豫剧《白蛇传》深刻的思想内涵。豫剧《白蛇传》的思想意蕴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浓厚的悲剧意识:男弱女强导致婚变悲剧,同时悲剧意识又有弱化趋势;二是情理矛盾和抗争精神,既展示了情欲矛盾与明哲保身的深刻冲突,又显示了“理性”与抗争精神的对立。第三章,探讨豫剧《白蛇传》的艺术成就。豫剧《白蛇传》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特点体现为动态展示、对比突出、描摹心理和切合身份;在情节结构方面的特点表现为善于设置戏剧冲突、善于剪裁、情节生动;在语言方面则呈现出刚柔兼备、张驰有度和亦庄亦谐、雅俗共赏。另外,樊粹庭先生的改编本和常香玉演出本的差异性体现了豫剧编导大师对于传统戏剧的不同改编思路,也显示出豫剧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发展趋势。结语部分,探讨豫剧《白蛇传》对于河南文化建设、河南地方戏研究以及“非遗”传承的重要意义。
韩敏[4]（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贾韬[5]（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曾建辉[6]（2018）在《民国出版评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出版评论是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随着近现代新式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业态的产生而出现的。民国是出版评论的发展繁荣期。西方科技的引进,以机械化、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先进的工艺技术代替了传统的印刷术,具有速度快、版料省、数量多、成本低、质量高等明显优势。官书局、教会书馆、民办印刷所等传播机构并起,特别是民营印刷企业的崛起与兴盛,互相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使出版业具有了浓重的产业化色彩。大中小书局、书馆、书店林立,各自有其读者对象,各自有目标和信念,各有其出版方针和出版方向,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征逐奔竞,复杂而紊乱。整个出版业呈高速发展态势,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大。同时,政局不稳,军阀割据,出版法规朝令夕改,漏洞百出,令出版从业者无所适从;出版行业市场化、商业化不断加深,盗版、翻印、淫书泛滥等出版乱象甚嚣尘上。这种繁芜的出版现实不但为出版评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构建起了新兴知识分子发表独立言论,探讨出版话题的公共平台。他们纷纷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艺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角度,针对出版业出现的现象、问题、优点、缺陷、发展趋势等进行评判和议论。这些围绕出版活动展开的评论,具有问题意识,关注出版现实,视野开阔,基于出版又不止于出版,大大扩充了传统以出版物评论为主的出版评论的包容量、拓展了出版评论的覆盖面,推动着出版评论走向独立、自觉、理性和成熟。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实践,不仅是呈现了二十世纪前半期出版评论的历史发展演变,而且不同主体出版评论活动的具体运作展示了民国出版业的鲜活面貌和主要特征,组成了现代出版文化的一幅精彩画卷。本论文力图以文本资料为基础,以传播学相关理论构建框架,全面客观地对民国时期出版评论进行考察和分析。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绪论中阐述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的缘由和意义,梳理和检视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一些不足,界定和厘清了论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结构安排。第一章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了民国出版评论的历史演变,将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分为形成期（1912-1918）、发展期（1919-1937）、转折期（1938-1945）、异化期（1946-1949）四个阶段,对民国出版评论的发展变化做一个宏观的历时性的呈现;第二章是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载体和文体。这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和渠道因素,也是出版评论的外在形式要素。具体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不同职业或文化身份的作者群体及其特征,对出版评论载体和作为一种特殊载体形式的文体也进行了论述,反映出出版评论作为一种评论文体呈现出的多元丰富性;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出版外生态、出版内生态视角对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和内容进行分析和论述。主要包括对出版自由的讨论、对出版业发展的监督或建议、对出版失范现象的批评、对出版物的评论和对出版业务工作的评论等;第五章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效果和影响。这是传播过程中的效果层面,论述出版评论对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创新、出版外部管理制度的调整、出版文化观的形塑等方面短期或长期的冲击及影响。结语用嵌入理论统筹贯穿整个民国出版评论的研究,关注民国时期出版评论作为出版业的一种脱嵌力量与政治、经济、文化、读者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重塑评论的标准与批评规范对出版评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郝斌[7]（2018）在《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文中认为王琦,从20世纪30末至90年代末,一直是活跃在中国艺坛的一位重要美术家。在艺术创作方面,他的《嘉陵江上》《侯水》《石工》《晚归》《老榕树》等已成为中国现代版画史以至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经典;在艺术理论方面,他积极参与理论争鸣,撰写了大量美术文论,已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美术思潮的重要文献;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曾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担当中国美术界领导等。王琦已然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洪流中涌现出来的一代美术家的杰出代表。同时,王琦独特的艺术生涯使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转型的历史洪流之中,并在其中不断被裹挟、被整合、被改造,既构成了一种“整一性”,也同时包含着矛盾性和复杂性。以王琦为个案,正恰切地揭示了在时代艺术洪流的磅礴涌动中个体与时代、艺术与政治（或革命）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体艺术家在其中所遭遇的矛盾心态和艰难选择。从20世纪30年代以至“文革”前这一重要时段,构成了 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中一段加速“整合”的特殊时段,而王琦正成为我们审视、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问题的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
廖华力[8]（2017）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文中指出文学与传媒的“同构”与“共生”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种独特而显着的文化现象。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高耸的山峰,其文学活动一直都与现代传媒不可分离地相伴相生、相辅相成。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正是文学与传媒“同构”与“共生”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最好注脚。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晨报》副刊在新文化运动由高潮转向落潮的关键时期,对新文学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与影响,是当时任何一家传媒都无法比拟。《晨报》副刊“黄金时期”的辉煌成就始终离不开周氏兄弟的积极参与与扶持。周氏兄弟在积极参与与扶持《晨报》副刊的过程成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场”,开展自己各具特色的文学活动,并最终以独一无二、个性彰显的文学实绩与文学建树,成功地从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众多文化领袖群像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五四”新文学最耀眼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双子星”,奠定各自在现代文学版图的应有位置。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同构”与“共生”的历史与事实,不仅为我们完整理解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提供一幅清晰的历史图景,创造重新理解与阐释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另一种可能性,也为当代文学与传媒的健康发展留下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论与结论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指出选择研究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与理论依据。从把现代传媒（以报纸杂志为主要代表）视为作家的“文学场”的理论视野出发,论述研究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互动关系的目的与意义;回顾历史文献,总结研究现状。将周氏兄弟的文学活动放置于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发展格局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们与现代传媒的“同构”与“共生”意义。正论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探讨《晨报》副刊成为周氏兄弟“文学场”的内外因素。一方面,以梁启超、蒲伯英等为领导核心的研究系在政治活动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决心退出政坛,转入文化活动领域。这使得《晨报》及其副刊率先赞助“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研究系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阵地与舆论权威。《晨报》副刊的办刊定位与发展基调为周氏兄弟选择进入与对其进行改造,提供理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新青年》集团因为内部矛盾、分裂与外部反动势力的迫压而面临风流云散的命运,作为《新青年》轮值主编的李大钊适时转战与改革《晨报》副刊,使得周氏兄弟真正地登堂入室、“走进”《晨报》副刊成为现实。第二章回顾周氏兄弟探寻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的历史进程与艰难步履,这是周氏兄弟选择进入与改造《晨报》副刊的内部动因。周氏兄弟从留学日本时期筹办《新生》杂志开始,就梦想拥有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但是经过《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直到《新青年》逐渐分裂与转向,周氏兄弟都未曾完全彻底地实现最初的夙愿。周氏兄弟不得不继续探寻与前进的脚步,而在李大钊、孙伏园先后主持下的《晨报》副刊无疑成为周氏兄弟开辟“文学场”的最佳选择。第三章和第四章重点研究周氏兄弟积极建构“文学场”的具体过程与多种维度。周氏兄弟通过为《晨报》副刊命名（此处特指鲁迅）、指导《晨报》副刊发展、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初步塑造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发起与组织文学论争与批判、培养文学新人、形成文学团体、引导读者阅读与培育读者的新型审美趣味等具体的文学活动与实践,成功开展各自的文学活动,极大推动“五四”新文学快速向前发展的同时,确立自己在新文学领域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历史贡献。第五章旨在分析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分道扬镳的详细过程与复杂原因。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在紧密携手发展五年多,缔造双方的辉煌成就后,周氏兄弟不得不在1924年10月无可挽回地面临退出“文学场”的历史命运。随着中国时局动荡的不断加剧,各种反动势力益加猖獗,《晨报》副刊在研究系核心人物刘崧生、刘勉己的主持下逐渐地转向,背离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初衷与轨道,丧失蒲伯英、孙伏园主持时期坚持思想自由与理性批判的办报精神与宽容空间;与此同时,周氏兄弟经过十几年的不断积累与发展,在学问、同志、资本、时间、读者、编辑出版管理经验等诸多方面都已具备独立开辟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的自信、能力与条件。与逐渐转向反动的《晨报》副刊彻底分道扬镳,开辟全新的“文学场”成为周氏兄弟的必然选择。周氏兄弟也在《语丝》的“文学新场”上又一次成为“新文坛双柱”。结论部分主要阐明现代传媒并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发布平台,仅仅承担传播文学作品的单一功能,它在真实呈现作家身处其中的复杂外部世界、激励与同构作家的文学创作、塑造文学作品的外在表现形态、推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组织文学争鸣与论争、培养文学新人、集结文学队伍与社团、增强成名作家的文学声誉、吸引文学读者与引导读者的阅读审美趣味等多个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仅仅把现代传媒作为文学传媒看待,并不能完全展现它与作家文学活动关系的全体面貌与多样特征,只有把现代传媒看作作家以其为联系纽带从而开展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学场”,才能准确把握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同构”与“共生”的关系。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携手发展、相互成全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经验,必将为我们全面理解周氏兄弟“五四”时期完整的文学活动图景提供一种全新的可能。
余能学[9]（2017）在《郑朝宗生平及其文学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作家,郑朝宗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未被人提及。清华求学时期,郑朝宗便开始弄笔,常在《清华周刊》副刊和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上发表小品文。1938年受萨本栋聘任任教厦大,1943年重回厦大,此后一直留在厦大中文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直到1978年终得平反。郑朝宗中英文俱佳,博学多才,涉略广泛。郑朝宗着述丰赡,在散文创作、学术研究、小说评论、旧体诗及翻译都有不错的成绩。其中成就最高的当属晚年的散文创作和“钱锺书研究”的学术论文。目前,学界对于郑朝宗的关注点主要在其散文和钱锺书研究上。但由于诸多原因,郑朝宗并未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对其生平及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研究尚属空白.基于史料的发现和整理,本文全面梳理了郑朝宗的生平,并通过其散文创作、“钱锺书研究”、小说评论等的综合研究,总体把握郑朝宗的文学活动及文学观点,以期更多人对其进行再解读和再发掘。全文简介如下:论文正文有五章。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梳理郑朝宗的生平及交往情况,说明郑朝宗的个人经历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第二部分:第三章讨论郑朝宗的散文创作,概括郑朝宗散文的阶段特征。指出郑朝宗的散文风格是“醇净绵密,情理融合”,受清华传统影响颇深,但也有自己的风格;第四章重点分析郑朝宗的“钱锺书研究”的学术源流和内容,揭示其学术贡献和意义;第五章总结郑朝宗的小说批评和诗歌观念,说明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和影响;并介绍郑朝宗其他文学活动。
陈卫炉[10]（2016）在《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研究（1949-1966）》文中研究说明上海工人文学创作主要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快速进入繁荣期,收获了较为丰硕的创作成果。在新中国“泛政治化”创作语境中,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兴衰荣辱,无疑带有显着的时代印记,并昭示着文学自身律动和社会政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除导论、结语之外,论文主体部分主要分为六章。论文充分注意建构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串联的前、后两个篇章结构。前三章内容着力描摹和彰显整体、抽象的时代场景和历史风貌,后三章内容旨在呈现具体、细致入微的文学内部感知。大致形成了某种“互文性”的研究框架结构,互为条件,互为支撑,努力建构起一个相对合理的研究模型。论文前半部分,主要从文学发生的外部环境入手,探究和分析了上海工人文艺创作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特点。第一章从建国初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以“识字运动”为主的职工业余教育和文艺政策的“工农兵文学方向”三个方面入手,探究新中国“泛政治化”语境下的工人文艺创作空间。第二章着力考察上海工人文艺创作队伍的建构问题,提出思想上高度重视培养新型知识分子,实践上进行组织化写作、新闻媒介的培育引导以及苏联作家培养模式的借鉴引入,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于新型创作队伍的建构和生成过程。第三章主要梳理了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历史、创作业绩,并对上海工人作家群进行了整体性扫描。论文后半部分,主要由第五、六、七三章组成,着意从文学本体出发,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转入到对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主题类型、人物类型和叙事模式进行分析和论述。提出就文学主题类型而言,聚焦翻身作主的工人在政治、经济以及精神面貌方面发生巨大变化这一类宏大的时代主题,显露出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在人物塑造方面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老工人、新女工、牛步化知识分子和中间状态干部等四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丰富和拓展中国当代工人形象画廊。在叙事模式上,普遍存在“车间模式”、“新闻速写模式”、“正剧化模式”、“二元对立模式”等弊病。论文在内、外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从历史必然性、局限性及其成因、对未来创作的启示和影响三个维度对“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现象做出客观、中肯的评价。提出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经验,对世界工业文学名着进行大视野、高层次的深入阅读和研究,在正确认知上海工人文艺创作正当合理的一面的同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推进上海工人文艺创作发展。
二、本市戏剧创作精品迭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本市戏剧创作精品迭出（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范围、概念界定 |
| (一)时空范围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二)1949年后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六、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确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思想条件 |
| 一、历史根源:古物遗迹的审美教化功用 |
| 二、外因刺激:西方博物馆审美思想启发 |
| 三、引荐媒介:近代学者的博物馆译介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救亡图存运动决定文化使命 |
| 二、社会教育环境决定功能选择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的确立经过 |
| 一、民众教育运动助推博物馆转型 |
| 二、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正式确立 |
| 三、民众教育馆附属博物馆的涌现 |
| 第二章 民众教育馆社会美育的方法与实践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发挥美育功能的实体依靠 |
| 一、馆舍建筑的美感化育作用 |
| 二、艺术收藏的物化资源整合 |
| 三、展览陈列的直观启发性能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规范与实施方法 |
| 一、技能教授与精神渗透:公共美术宣教与活动 |
| 二、内质整改与外延交流:艺术团体创立与合作 |
| 三、人才资源与文化担当:人员素质与人事聘用 |
| 第三章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方向的扭转 |
| 一、艺术教育工作地位提升 |
| 二、充当特殊艺术抗战力量 |
| 第二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事业进展及成果 |
| 一、持续并恢复展览与宣教 |
| 二、促进大众美术全面推广 |
| 三、转型成为专业艺术机构 |
| 四、协助延续博物馆的工作 |
| 第三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工作的意义 |
| 一、加快美术的大众化步伐 |
| 二、平衡艺术教育资源配置 |
| 三、统一思想淡化门户之见 |
| 四、文化保护提振爱国情绪 |
| 五、充实艺术的社会性内涵 |
| 第四章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异同对比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美育工作的共性 |
| 一、功能定位有一致性 |
| 二、教育模式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不同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特点 |
| 一、基层性 |
| 二、指导性 |
| 三、实用性 |
| 四、多样性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特点的主要成因分析 |
| 一、坚持下层民众为本的教育方向 |
| 二、政府制定规章强化制度管理 |
| 三、定位任务决定艺术事业走向 |
| 四、迥异地域政治文化基础影响 |
| 第四节 民众教育馆相较于专业美术馆的优势所在 |
| 一、突出艺术教育的地域性特色 |
| 二、提高艺术教育全民化覆盖率 |
| 三、强化艺术与其他部门协同性 |
| 第五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历史意义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的本土美术教育现代性探索 |
| 一、社会美育向现代化转型 |
| 二、社会美育向正规化迈进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的博物馆本体论意义 |
| 一、公共收藏积累与国家文化形象树立 |
| 二、教育功能居首与博物馆美育常态化 |
| 三、敞开平民参与大门让美育走入基层 |
| 四、现代公共文化场馆功能与建制铺垫 |
| 第六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事业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进步性 |
| 一、构建地方艺术图景推动本土文化进程 |
| 二、认清社会历史责任应对阶段冲突挑战 |
| 三、协同利用内外资源争取最优社教效益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局限性 |
| 一、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问题的表现 |
| 二、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干扰因素 |
| 结论 |
| 附录 民国时期国内各地方民众教育馆相关艺术活动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豫剧《白蛇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白蛇戏”的渊源、演变与传播 |
| 第一节 白蛇故事与“白蛇戏”的演变 |
| 一、唐传奇时期:神道不诬,色欲害人 |
| 二、宋元话本时期:吸取旧说,塔怪融合 |
| 三、明话本时期:借蛇写人,高扬人欲 |
| 四、清代以后:舞台呈现,重情娱心 |
| 第二节 豫剧《白蛇传》在河南境内的流布 |
| 一、班社林立,唱遍中原 |
| 二、移植创新,与时俱进 |
| 第三节 豫剧《白蛇传》在省外的流布 |
| 一、编创引领,名角巡演 |
| 二、保留本色,交流互鉴 |
| 三、政府鼓励,统筹引导 |
| 第二章 豫剧《白蛇传》的思想意蕴 |
| 第一节 豫剧《白蛇传》的悲剧意识 |
| 一、男弱女强与婚变悲剧 |
| 二、悲剧意识的弱化趋势 |
| 第二节 情理矛盾与抗争精神 |
| 一、情欲奔突与明哲保身 |
| 二、“理性”阻挠与抗争精神 |
| 第三章 豫剧《白蛇传》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豫剧《白蛇传》的人物形象塑造 |
| 一、通过动态展示与对比手法刻画人物性格 |
| 二、注重心理描写与人物身份地位相符合 |
| 第二节 豫剧《白蛇传》的情节结构 |
| 一、强烈的内外矛盾冲突 |
| 二、取舍得当、张弛有度的结构安排 |
| 第三节 豫剧《白蛇传》的语言艺术 |
| 一、阳刚与柔美的融合 |
| 二、运用诙谐幽默,增添喜剧效果 |
| 第四节 不同改编思路与传承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论题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楚辞学研究史的梳理 |
| (二) 《楚辞》文献学方面的研究 |
| (三) 国内《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四) 海外《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三 研究范围界定 |
| 四 相关理论、概念介绍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一) 概念介绍 |
| (二) 相关理论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汉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 |
| 二、隋唐时期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宋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元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楚辞》传播的地域与传播循环模式 |
| 第一节 《楚辞》的传播在明代兴盛的原因 |
| 第二节 明代《楚辞》刊本的刻印地域 |
| 一、明代《楚辞》刊刻的地域分布 |
| 二、明代《楚辞》刻本传播地域形态分析 |
| 第三节 明代《楚辞》传播循环模式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 |
| 第一节 阅读《楚辞》的读者类型 |
| 第二节 皇室成员的《楚辞》阅读 |
| 一、皇帝阅读 |
| 二、太子及诸宗室子弟阅读 |
| 第三节 士人生员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士人生员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士人生员读者 |
| 第四节 大众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大众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大众读者 |
| 第五节 李氏朝鲜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楚辞》在李氏朝鲜的流传 |
| 二、代表性的朝鲜《楚辞》读者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楚辞》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类型 |
| 第一节 收藏、抄本与借阅——《楚辞》的人际传播 |
| 一、《楚辞》的收藏与传播 |
| 二、《楚辞》的抄写、借阅与传播 |
| 第二节 刊刻与买卖——《楚辞》的商业传播 |
| 一、明代的官刻 |
| 二、明代的坊刻及私人刻书 |
| 第三节 明代的书院讲学——《楚辞》的大众传播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楚辞》接受 |
| 第一节 程朱道学影响下的《楚辞》接受 |
| 一、文道合一论下的《楚辞》接受 |
| 二、台阁派的《楚辞》接受 |
| 三、道学家的《楚辞》接受 |
| 第二节 师古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茶陵派的《楚辞》接受 |
| 二、前七子的《楚辞》接受 |
| 三、唐宋派的《楚辞》接受 |
| 四、后七子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师心说概述 |
| 二、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第四节 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一、东林中人概述 |
| 二、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特点 |
| 第一节 文学特点 |
| 一、楚风的形成 |
| 二、序跋的广泛使用 |
| 第二节 学术特点 |
| 一、个人体悟注解《楚辞》成风 |
| 二、《楚辞》评点类着作大行其道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5）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 |
（6）民国出版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民国出版评论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与甄别 |
| 一、概念界定: 出版评论及其特征 |
| 二、概念甄别: 出版评论与出版理论、图书评论及其他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内容结构安排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三、论文的内容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近代新式出版业的发展和出版评论的孕育 |
| 一、近代新式出版事业的崭新格局 |
| 二、出版评论的孕育与初步实践 |
| 第二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形成期(1912-1918) |
| 一、五四运动前民国出版业的发展变革 |
| 二、出版评论的文体自觉与定型 |
| 第三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发展期(1919-1936) |
| 一、民国出版业步入黄金时代 |
| 二、发展期民国出版评论的表征 |
| 第四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转折期(1937-1945) |
| 一、抗战时期出版业的艰难前行 |
| 二、抗战时期出版评论的“非常态”发展 |
| 第五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异化期(1946-1949) |
| 一、出版业的复苏、磨难与孳新 |
| 二、走向异化的出版评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载体和文体 |
| 第一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 |
| 一、普通读者评论主体 |
| 二、出版从业者评论主体 |
| 三、文人学者评论主体 |
| 四、官方背景管理者的评论主体 |
| 第二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载体 |
| 一、多元与集中: 民国出版评论载体的类型特征 |
| 二、规制与催化: 载体对出版评论的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民国出版评论的文体 |
| 一、新闻体 |
| 二、论文体 |
| 三、杂感体 |
| 四、文艺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与内容:基于出版外生态的视角 |
| 第一节 关于出版自由的学理讨论 |
| 第二节 对出版业的认知、监督和建议 |
| 一、对出版业认知的逐步深入 |
| 二、对书价问题的高度关注 |
| 三、对纸荒困境的专业探讨 |
| 四、对读书会现象的深入评议 |
| 第三节 对出版失范现象的批评 |
| 一、出版投机化的问题 |
| 二、盗版翻印的问题 |
| 三、淫书出版的问题 |
| 四、出版愆期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与内容:基于出版内生态的视角 |
| 第一节 对民国时期出版物的评论 |
| 一、关于教科书出版 |
| 二、关于大众通俗出版物出版 |
| 三、关于童书出版 |
| 第二节 对出版工作业务的评论 |
| 一、反映出版工作的甘苦 |
| 二、呈现出版商与着作者的纠葛 |
| 三、审视书业广告的运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出版评论的效果及影响 |
| 第一节 出版评论引发出版机构内容生产的革新 |
| 第二节 出版评论推动外部管理制度的变化 |
| 一、出版评论与出版法制化 |
| 二、出版评论与出版物检查法令 |
| 第三节 出版评论促进出版文化观的形塑 |
| 一、建立正确的出版物价值取向 |
| 二、树立高尚的出版职业道德观 |
| 三、确立出版评论的批评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脱嵌·协商·重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民国年度出版评论目录 |
| 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艰难的抉择: 王琦早年的艺术学习与思想转型(1934—1938) |
| 第一节 洋画的信仰——20世纪30年代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与王琦的艺术取向 |
| 第二节 艺术,还是抗战?——王琦在武汉政治部三厅的宣传画创作 |
| 第三节 苦闷与抉择——王琦的鲁艺学习及其矛盾选择 |
| 第二章 生活的自觉: 王琦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艺术选择(1939—1945) |
| 第一节 运动,还是研究?——“后鲁艺”与王琦的艺术选择 |
| 第二节 从战斗之美到生活之美——王琦抗战时期的艺术选择 |
| 第三节 王琦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新现实主义” |
| 第三章 隐含的苦闷: 王琦抗战胜利后至香港时期艺术诸问题(1945—1950) |
| 第一节 走向批判?——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木刻运动与王琦的艺术选择 |
| 第二节 规训与改造——王琦香港时期的艺术选择 |
| 第四章 宏观语境与个体选择: 新中国时期王琦艺术诸问题(1950—1965) |
| 结语 |
| 图版目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王琦年表 |
| 2、王琦着述文献目录 |
| 3、回忆与评价——王宏建谈王琦先生几个问题 |
| 4、怀念我的父亲和老师王琦——王炜访谈 |
| 5、社会各界深切哀悼王琦同志 |
| 6、王琦《朝霞映船台》画里画外 |
| 7、难以割舍的情怀——王琦画笔下的香港 |
| 8、并非老生常谈——李桦、王琦纪念个展解析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
（8）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外部条件：《晨报》副刊倡导新文学的动因 |
| 第一节《晨报》副刊历史溯源与内部革新 |
| 第二节《晨报》副刊与蒲伯英的历史贡献 |
| 第三节《晨报》副刊与梁启超的文学观念 |
| 第四节 “五四”文学革命与外部文学生态 |
| 第二章 内部动力：周氏兄弟对文学场的上下求索 |
| 第一节 周氏兄弟的初步尝试与《新生》的“未生” |
| 第二节 周作人的沉潜积累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 |
| 第三节 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相互成全 |
| 第三章 “一片崭新的文学场”：鲁迅与《晨报》副刊 |
| 第一节 耀眼的呈现：鲁迅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发表 |
| 第二节《阿Q正传》：“同构”与“共生”最成功的典范 |
| 第三节 纸上的论争：鲁迅杂感写作与社会批评 |
| 第四节 “凶猛的闯将”：《晨报》副刊与文学新人 |
| 第四章 “自己的”文学场：周作人与《晨报》副刊 |
| 第一节 周作人的贡献与“黄金时期”的《晨报》副刊 |
| 第二节《自己的园地》与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及转变 |
| 第三节 读者观念与周作人的表达方式及文章特色 |
| 第五章 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双向选择” |
| 第一节 周作人与被低估的“小半件”旧事 |
| 第二节《我的失恋》与周氏兄弟的无声退场 |
| 第三节 分道扬镳是“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郑朝宗生平及其文学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郑朝宗的生平 |
| 第一节 榕城与清华 |
| 第二节 长汀小镇与上海“孤岛” |
| 第三节 东南鹭岛与不列颠岛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与“右派”下放 |
| 第五节 厦大“海夫”与钱学研究 |
| 第二章 郑朝宗与知识分子的交往 |
| 第一节 郑朝宗与同辈学者的交往 |
| 第二节 与前辈学人和后辈子弟的交往 |
| 第三章 郑朝宗的散文创作 |
| 第一节 郑朝宗散文概貌 |
| 第二节 郑朝宗散文风格略论 |
| 第三节 郑朝宗散文创作与清华传统 |
| 第四章 钱锺书研究 |
| 第一节 学术流变与“会通中西”的理念 |
| 第二节 郑朝宗对“钱锺书研究”的主要贡献 |
| 第三节 郑朝宗“钱锺书研究”的学术意义 |
| 第五章 郑朝宗的早期文学批评和其他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早期文学批评 |
| 第二节 郑朝宗的其他文学活动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郑朝宗生平年表(简编) |
| 附录二 郑朝宗着述年表 |
| 致谢 |
（10）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概念界定 |
| 1.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新中国“泛政治化”语境下的工人文艺创作空间 |
| 2.1 朝气蓬勃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
| 2.2 以“识字”为中心的职工业余教育 |
| 2.3 “为工农兵服务”作为当代文学前进的方向 |
| 第3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队伍的建构 |
| 3.1 培养新型知识分子 |
| 3.2 组织化写作实践 |
| 3.3 新闻媒介的阵地培育和舆论引导 |
| 3.4 苏联作家培养模式的影响和借鉴 |
| 第4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焦虑与勃兴 |
| 4.1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溯源和流播 |
| 4.2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勃兴 |
| 4.3 比较视域下的“上海工人作家群” |
| 第5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主题类型 |
| 5.1 忆苦思甜 |
| 5.2 劳动光荣 |
| 5.3 技术革新 |
| 5.4 接班 |
| 第6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人物类型 |
| 6.1 老工人 |
| 6.2 新女工 |
| 6.3 “牛步化”知识分子 |
| 6.4 中间状态的干部 |
| 第7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叙事模式 |
| 7.1 “车间文学”模式 |
| 7.2 新闻化模式 |
| 7.3 正剧化模式 |
| 7.4 二元对立模式 |
| 第8章 对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评价 |
| 8.1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历史必然性 |
| 8.2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局限性及其成因 |
| 8.3 关于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上海工人作家生平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本市戏剧创作精品迭出（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豫剧《白蛇传》研究[D]. 崔常俊. 河南大学, 2020(02)
- [4]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6]民国出版评论研究[D]. 曾建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
- [7]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D]. 郝斌. 中央美术学院, 2018(01)
- [8]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D]. 廖华力. 兰州大学, 2017(08)
- [9]郑朝宗生平及其文学活动研究[D]. 余能学. 厦门大学, 2017(08)
- [10]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研究（1949-1966）[D]. 陈卫炉.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