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预防为主方针 加强农村卫生防疫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胥懿容[3]（2020）在《我国应对重大疫情的历史回顾与行为分析——以新中国初期血吸虫病防治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突然爆发,暴露出在防控过程中由于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作风,重治疗轻预防的错误思想。新中国初期凭借着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在医疗建设资金匮乏,医疗水平落后,专业医疗人员稀缺的情况下战胜了血吸虫病这样困扰国民健康半个世纪之久的"大疫",这对于目前以及今后的防疫工作依旧具有借鉴意义。
江维正[4]（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是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卫生工作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的集中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卫生和政治事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政府针对疫病严重流行的情况,一面着手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建立各级卫生防疫、医疗保健机构;一面总结革命根据地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经验,建立各级卫生（防疫）委员会,组织动员群众开展清洁卫生运动,消灭蚊蝇鼠等病媒虫兽,减少和防止疫病威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为反对美国的细菌战争、加强卫生防疫工作,中共中央于1952年将卫生防疫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卫生事业关系着人民健康,影响着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卫生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一直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广泛深入开展对于改善环境卫生、防止和减少疾病、维护和增进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水平发挥着重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1]可见,爱国卫生运动仍是当前发展卫生事业和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可以知来。回顾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总结其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无疑可为当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历史钥匙”与现实启示。基于此,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考察梳理和归纳总结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实践成效及历史经验,力图达到“复原历史”、“以史鉴今”之预期目标。而在具体研究中,本着将中国共产党的卫生工作思想、方针政策与地方实践“上下打通”的学术理念,立足全国的视野与高度,结合地方的精度与深度,从全国着眼,从地方着笔,以重庆为实例,系统深入地考察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历程、成效与经验,力求从重庆市贯彻党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历史脉络和实践图景中,揭示和探寻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轨迹、历史经验与基本规律,寻找历史与现实的最佳契合点,以期为当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历史镜鉴。全文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状况和美军细菌战两方面论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卫生事业的落后面貌,又重点分析了侵朝美军在我国东北等地发动的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危害,党中央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第二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理论依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卫生防疫思想、卫生工作方针和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决策、指示等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阐述“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形成过程,四大卫生方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指导原则,从卫生事业的工作方向、应对疾病的科学方法、我国医学的发展道路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分析了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重要内涵。爱国卫生工作的相关理论充分体现了党领导卫生工作的政治性、科学性、全面性、人民性、主体性等。第三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历程。即为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论述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机构、宣传动员、主要活动、检查与评模等四个方面的具体举措与活动内容。（1）重庆市各级爱国卫生组织的相继建立、各级领导的重视、规范的制度以及不断发展的卫生资源等为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2）为了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全国各地采取各种方式深入地开展卫生常识结合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群众的卫生常识水平普遍提高,因此爱国卫生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3）开展了“讲卫生、除四害、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和冷饮管理”的爱国卫生运动和春、夏季的爱国卫生运动;（4）阐述了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定期检查和群众的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查后的评模是为了在各个领域树立典范、形成激励机制、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向前发展。第四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成效。主要从减少疾病,促进生产、增进卫生知识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梳理归纳了爱国卫生运动取得的历史成效。爱国卫生运动改善了卫生状况,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和卫生知识水平,养成了爱好清洁卫生的风尚习俗,保证了爱国增产和生产建设的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顺利开展增强了政治认同感,树立了中共新形象,提升了重庆人民的爱国意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风尚。第五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主要基于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具体举措及其成效,分析总结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坚持群众路线是重要基础;紧密结合生产是不竭动力;建立健全制度是长久保障。这些经验可以为新时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历史参考和重要导向。
田晋嘉[5]（2020）在《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托强大的政权力量向乡村社会开展了诸多领域的改造和重构。农村环境卫生的改善和农民疾病的防治问题,成为了农村工作的一大重点和难点所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史实是:建国后,农村的卫生状况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充斥着政治意味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开展,覆盖广大农村区域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民中广泛实施,遍布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不断镌刻着历史印迹。然而,在这些宏旨背后,乡村社会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样态,为新中国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生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历史场域。如果能从农村内部的具体实践和农民自身的生活世界细致考察,将更加有助于探讨现代卫生体系是如何在传统农村中扎根,并对农村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集体化时代山西省稷山县农村的卫生实践为考察中心,致力于展示国家在不断推进卫生事业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所呈现出的具体形态。通过卫生社会史的视角,对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医疗状况以及建国后稷山县在现代卫生体制的建立、观念的培养、具体的实践、典型化塑造中所展现出的历史史实进行细致考察,探讨了中共领导的现代“卫生革命”如何进入乡村社会,并对乡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家意志与地方实践之间形成了良好互动关系是“革命”落地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不断被在地化的实践所落实,使得农村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现代卫生医疗体系。此外,现代卫生对乡村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重的。一方面卫生下乡促使农村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融合;另一方面,卫生下乡的过程也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向农村不断渗透的过程,从而促使了农村的国家化和农民的社会化。
魏丽[6]（2020）在《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研究（1952-1959）》文中指出爱国卫生运动兴起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为反抗美帝国主义挑起的细菌战,促进民众健康与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爱国卫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广大乡村地区积极响应各级党委的号召,组织动员全民参与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实现了乡村卫生事业的突破性发展,为新时期乡村卫生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论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与呈现了1952-1959年间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多元面相。首先在历史背景上从美帝细菌战的猖獗、地方疾病的流行、乡村卫生状况的恶劣及防疫设施的薄弱四个方面阐释了山西乡村地区开展卫生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其次从山西乡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内容方面进行深入探析:认为通过开展反细菌防疫战、除四害讲卫生防疾病、改善妇幼卫生以及贯彻实施中西医结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山西乡村卫生工作的发展。再次梳理了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具体践行措施:进行卫生宣传工作、开展检查、评比活动、举办卫生展览会等。再者结合人民群众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实践的史实,对其产生的成效和不足进行归纳和评析,认为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改善了乡村卫生面貌、完善了医疗保健体系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在其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思想发动不深入、治本工作不彻底及有个别形式主义的现象。最后,在分析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整体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总结其主要经验,具体表现在坚持党的领导、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树立典型推广经验三个方面,同时这也为新时期加强乡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供了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以及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以共同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启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及乡村社会文明建设的发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导向,把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感,强化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运动产生的历史经验对当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卫生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红珠[7]（2019）在《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考察（1965-1980年代初）》文中指出农村巡回医疗是一项城市医务人员支援农村卫生建设的政策和制度,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充和城乡公共卫生建设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北京市具有丰富的医疗卫生资源,是农村巡回医疗在全国最早实施、人员最充足、持续时间较长的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65年,是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探索时期,各区、县、公社卫生院卫生人员以巡回医疗的形式下乡为农民防病治病。1965年1月卫生部发出《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的通知后,北京市成为全国农村巡回医疗的试点,掀起了央属驻京单位、市属、区县医疗机构和单位卫生人员下农村送医送药的热潮。1969年北京市普遍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之后,农村巡回医疗又多了培训赤脚医生的任务,城市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一起,为农村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城市支援农村卫生事业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在农村公共卫生匮乏的情况下,农村巡回医疗缓和了农民看病就医的难处,培养了一批志愿扎根农村的医疗队伍。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卫生事业重心的转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解体,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本文旨在利用北京市各区县原始档案、卫生志等文献资料,梳理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历史脉络,对比不同时期农村巡回医疗开展的异同,总结其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分析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对城市医务人员的成长和郊区农村建设发展的贡献。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追溯1949-1965年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历史渊源,是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初探时期;第二部分介绍1965-1968年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全面发动时期,主要内容涉及巡回医疗的背景及其过程、人员构成和地域分布、主要任务和特点等;第三部分介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后,1969-1980年代初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发展与衰落;第四部分对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进行反思,包括总体评价和启示两方面。
米善军[8]（2019）在《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云县自古多瘴岚,清代云县疟疾流行只能勾勒大致面貌。民国时期该地疟疾肆虐,尤以1933～1940年为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时期。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出现过两次反复,随着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于1986年基本扑灭,并最终融入全球性消除疟疾战略计划。清代云县防治疟疾主要采取看医、寻药及诉诸鬼神来解决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民国时期,政府的卫生防疫机制虽已建立,虽然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总归是收效甚微。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真正地实现了中央—地方之间的强力互动。这种强力关系的建立是通过波浪状的卫生运动、精密化的制度设计逐步达到的。清代云县有无卫生机构,已经无从考证。当时遇到疫情发生,根本无法实现疫情的及时控制与扑灭,更谈不上疾疫预防。民国政府治下的云县,已经出现较为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无奈由于机制体制不甚健全,只在县城为中心地方设立了相关机构,根本无法辐射全县各地,尤其是偏远山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政局的稳定,在民国政府留下的卫生遗产的基础上,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部署中,云县地区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形成点面结合,层级分明,高度密集医疗卫生网络。云县的疟疾流行是地缘区位、国家政权、民风习俗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疟疾的快速蔓延之势,倒逼民国政府不得不重视起基层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与建设,但这些机构难以为继,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通过国家地计划与控制,走出一条以国家为主导,群防群治相结合的特色防治道路,逐步确立起大众心中新政权焕然一新的形象与面貌。
罗菲[9]（2019）在《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与建国之初同样被列为卫生工作重点的烈性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不同,新法接生直至1985年才基本得到普及,时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时期,其中原因也远非普遍接种疫苗那样简单。因此,研究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历史过程,勾勒新法接生推行的社会图景,探究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各种因素,剖析影响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新中国推行新法接生直至基本普及的全过程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再现新法接生推行的基本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新法接生的36年间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变迁,采用医疗社会史与医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在综合考察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运动、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和传统生育观念是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新法接生率的起伏变化的命题。成果:通过分析推行新法接生的各个构成要素,诸如宣传动员、人力资源、推广方式、组织管理等,全面梳理新法接生推广的基本历史经验,客观再现新中国新法接生由推广到基本普及的历史。通过查阅、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史料,发现“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率存在虚高的成分,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农村产妇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并不像前此论者所估计的那样少。“文革”时期许多中、高级妇幼保健人员或参加巡回医疗队,或被下放到农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新法接生的推广,他们培训的“在地化”初级医疗人员也为“文革”后期新法接生迅速推广并普及储备了人力资源。在构建新法接生推行历史图景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旧产婆改造、妇幼保健员培训、助产教育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合社会制度变迁,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剖析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在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传统中医业者以其技术水平、庞大数量和广泛分布,受到政府关注,并被组织到新法接生推行工作之中。文中还对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行特色作了分析,并结合政策环境,提出医疗资源配置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收集与分析各地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数据的基础上,生动再现新法接生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浪式走向,借助医疗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新法接生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提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及新法接生推广历时36年才宣告基本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环境多变、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等几个方面。结论:本文力求在再现新法接生普及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中国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主要成就及基本历史经验,并由此揭示出新法接生普及耗时长久的主要原因及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背后隐藏的内外制约因素。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行以来,保护妇婴健康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心工作,采取了团结改造己有人员,培训新生力量,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并在城乡和厂矿广泛建立新法接生组织和机构的一系列措以施,运用点面结合、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法,在全国展开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妇幼保健人员的艰苦努力,新法接生于1959年在城市基本普及,此后,推行新法接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新法接生推行的过程,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构成新中国新法接生推行的独特面貌。在新法接生宣传中,除了教育民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外,重点在通过新旧对比,激发民众对新的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在接生员培训方面,既有接生技能内容的培训,也带有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鲜明时代特色,其中也能看到传统中医或隐或显的影响。在执业资格管理上,1949-1957年间较严格地实施专业化与证照制度;限于农村地区的各方面条件,1958年提出卫生人员都要做新法接生工作的要求,1963年正式提出只要采用了消毒接生与消毒断脐的方法,即使是家属或亲邻等实施的接生操作一样算作新法接生,事实上弱化了对接生员执业资格的管理,并使新法接生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1978年后,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着重推广了1963年以后的做法,从而提高了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新法接生推行的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的质量及新法接生率的稳定性。“文革”时期虽然妇幼保健机构大量撤销,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但由于前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以及“文革”时期包括妇产科专家在内的大批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的下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的效果,部分地区农村母婴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法接生推行办法,加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医疗装备与专业人员基本到位,妇幼保健网基本形成,新法接生很快在全国基本普及。
李忠伟[10]（2018）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初,国贫民弱、疫病流行、灾害频发,我国的防疫工作面临严峻的考验。面对严峻的防疫形势,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尤其是毛泽东致力于新中国防疫事业建设,结合具体国情,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防疫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卫生理论为基石,同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卫生防疫文化的熏陶,从而奠定了毛泽东防疫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防疫思想将农村地区视作防疫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科学预防,重视群防群治,强调中西医并重的防疫工作方针;加强防疫队伍建设,坚持疾病灾害防治等。根据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防疫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逐渐控制和消灭了各种危害人民群众的传染疾病,提高了人民的身体健康水平,这对推动中国防疫事业发展有重要意义。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第一部分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形成。主要从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两个方面来论述,对建国前后我国卫生防疫的实况进行性了重点的分析;又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卫生思想来探究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和源泉。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介绍了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主要内容。并从六个方面来分析介绍。涵盖了党的领导、执政理念、科学防疫和优越制度的内容,对建国初期毛泽东防疫思想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科学性,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第三部分分析了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特点和实践价值。首先分析了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特点,很好地体现科学性、全面性、人民性、主体性。对卫生防疫事业体现了实践价值。第四部分主要阐述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当代启示。新时代的卫生防疫建设十分紧迫,建国初期的毛泽东防疫思想对于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防疫思想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这对于推动毛泽东防疫思想的不断发展完善,以及应对复杂的防疫灾害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当然,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探索防疫事业中受一些历史条件的制约,毛泽东对防疫事业发展的规律和农村偏远地区的防疫灾害的国情认识不足,导致在具体实践中也出现一些困难。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防疫工作仍将继续以农村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重视群防群治,坚持中西医结合,培养专业防疫队伍等。深刻理解和坚持毛泽东防疫思想,对于更好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防疫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科学价值。
二、坚持预防为主方针 加强农村卫生防疫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持预防为主方针 加强农村卫生防疫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
| 1.2.1 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及过程 |
| 1.2.2 爱国卫生运动的分期及内容 |
| 1.2.3 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及评价 |
| 1.3 研究运用的主要方法和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 |
| 1.3.1 主要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时间界限:新中国成立初期 |
| 1.4.2 空间界限:重庆市 |
| 1.4.3 内容界定:爱国卫生运动 |
| 2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状况 |
| 2.1.1 疫病流行猖獗 |
| 2.1.2 环境卫生恶劣 |
| 2.2 防范美军细菌战的需要 |
| 2.2.1 侵朝美军发动细菌战 |
| 2.2.2 中共中央应对细菌战 |
| 3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理论依据 |
| 3.1 中国共产党的卫生防疫思想 |
|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方针 |
| 3.3 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卫生防疫的指示 |
| 4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基本内容 |
| 4.1 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领导 |
| 4.1.1 中央卫生组织机构 |
| 4.1.2 重庆卫生组织机构 |
| 4.1.3 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和议事制度 |
| 4.1.4 爱国卫生运动的医疗资源 |
| 4.2 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动员 |
| 4.2.1 宣传之初群众不正确的认识 |
| 4.2.2 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动员的开展 |
| 4.2.3 重庆市宣传动员的成效 |
| 4.3 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活动 |
| 4.3.1 讲卫生 |
| 4.3.2 灭四害 |
| 4.4 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与评模 |
| 4.4.1 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 |
| 4.4.2 爱国卫生运动的评模 |
| 5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成效 |
| 5.1 减少疾病 |
| 5.2 促进生产 |
| 5.3 增进卫生知识 |
| 6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 |
| 6.1 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 6.2 坚持群众路线是重要基础 |
| 6.3 紧密结合生产是不竭动力 |
| 6.4 建立健全制度是长久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着作类 |
| 三、报纸类 |
| 四、学位论文 |
| 五、期刊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相关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稷山县传统卫生医疗 |
| 一、稷山县自然地理及历史沿革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变迁 |
| 二、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状况 |
| (一)政府对基层卫生的治理 |
| (二)传统农民的卫生行为 |
| (三)以医生为主的医疗资源 |
| 第二章 :送医进村:稷山县基层卫生组织和制度的建立 |
| 一、建国初期国家的卫生策略 |
| (一)“面向工农兵” |
| (二)“预防为主” |
| (三)“团结中西医” |
| (四)“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
| 二、稷山县卫生保健网的建立与发展 |
| (一)联合诊所时期(1949-1955) |
| (二)联合保健站时期(1956-1958) |
| (三)四级卫生保健网的建立(1959-1965) |
| 三、乡村卫生制度与公约 |
| (一)卫生管理责任制度 |
| (二)集体事业中的卫生公约 |
| (三)乡村卫生制度和公约的建构逻辑 |
| 小结 |
| 第三章 :塑造新人:现代卫生观念的培养 |
| 一、基层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 |
| (一)传统医者与现代国家的矛盾 |
| (二)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模式 |
| 二、农民现代卫生观念的树立 |
| (一)农民对卫生工作的态度 |
| (二)农村的卫生宣传与教育 |
| 小结 |
| 第四章 :双管齐下:“除四害”运动与生产积肥 |
| 一、“除四害”运动的话语表达和在地化实践 |
| (一)政治话语下的卫生运动 |
| (二)“除四害”运动的在地化实践 |
| 二、卫生运动中的积肥建设 |
| 三、厕所改造和粪便管理 |
| (一)从卫生到积肥:农村厕所改良的实践 |
| (二)从积肥到卫生:农村粪便处理的改进 |
| 四、畜圈改良和饲养卫生 |
| 小结 |
| 第五章 :“学赶稷山”:稷山典型化的塑造及影响 |
| 一、榜样示范:卫生模范的树立与影响 |
| (一)卫生模范的群体特征 |
| (二)卫生模范的生成机制 |
| (三)卫生模范的社会效应 |
| 二、稷山县的典型化塑造 |
| (一)党政领导的重视 |
| (二)报刊宣传的渲染 |
| (三)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的影响 |
| (四)外宾参观 |
| 三、“学稷山、赶稷山”的卫生运动 |
| (一)“稷山化”的标准 |
| (二)“学赶稷山”的机制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研究（1952-195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 |
| 一、美细菌战的猖獗 |
| 二、地方疾病的流行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乡村卫生状况 |
| 一、环境卫生恶劣 |
| 二、防疫设施薄弱 |
| 第二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 |
| 第一节 开展反细菌卫生防疫战 |
| 一、制定疫情报告制度 |
| 二、建立农村基层卫生保健组织 |
| 三、开展预防接种 |
| 第二节 除四害、讲卫生、防疾病 |
| 一、控制四害孳生 |
| 二、大搞卫生积肥 |
| 三、防治地方疾病 |
| 第三节 改善妇幼卫生 |
| 一、加强儿童保健工作 |
| 二、普及提高新法接生 |
| 三、重视妇女劳动保护 |
| 第四节 贯彻中西医结合政策 |
| 一、党的中医政策 |
| 二、西医学习中医 |
| 三、中西医结合 |
| 第三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措施 |
| 第一节 进行卫生宣传工作 |
| 一、卫生宣传的重要性 |
| 二、卫生宣传的内容 |
| 三、卫生宣传的方法 |
| 第二节 开展检查评比活动 |
| 一、进行定期检查 |
| 二、开展跃进竞赛 |
| 三、举办卫生展览会 |
| 第四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成效及不足 |
| 第一节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成效 |
| 一、改善乡村卫生面貌 |
| 二、完善医疗保健体系 |
| 三、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
| 第二节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不足 |
| 一、思想发动不深入 |
| 二、治本工作不彻底 |
| 三、个别形式主义严重 |
| 第五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
| 三、树立典型 |
| 第二节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现实启示 |
| 一、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
| 二、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助力乡村振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考察（1965-1980年代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相关史料说明 |
| 五、研究方法 |
| 一、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初步探索(1949-1964) |
| (一)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缘起 |
| (二)巡回医疗的初步开展 |
| (三)主要特点 |
| 二、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全面发动(1965-1968) |
| (一) 历史背景 |
| (二) 全面开展 |
| (三)医疗队的人员构成及分布情况 |
| (四)主要任务 |
| (五)“文革”后巡回医疗的新特色 |
| 三、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发展及衰落(1969-80 年代初) |
| (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后的新变化 |
| (二)支援边疆的北京巡回医疗队 |
| (三)1980 年代初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衰落及影响 |
| 四、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反思 |
| (一)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总体评价 |
| (二)农村巡回医疗对当前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学术价值 |
| 二、疟疾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总结 |
| (一) 中国疟疾学术研究六十年回顾 |
| (二) 云南省疟疾研究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及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中西医学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一节 传统中医体系下的疟疾认知 |
|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二、魏晋隋唐五代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疟疾认知 |
| 第二节 现代西医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二章 自然环境、区位、习俗与云县疟疾的关联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区位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云县疟疾 |
| 二、海拔、地形与云县疟疾 |
| 三、地理区位与云县疟疾 |
| 第二节 传统习俗与疟疾 |
| 第三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 |
| 第一节 清代疟疾的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四节 天降鞠凶:时代变革中的云县疟疾流行态势 |
| 第四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清代云县的疟疾防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 |
| 一、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阶段 |
| 二、1949年后云县疟疾的防治措施 |
| 第四节 艰难棘途:中央与地方的统合 |
| 第五章 云县抗疟机构的演变与转型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二节 建国后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三节 公共卫生:国家卫生体系转型中的抗疟机构 |
| 结语 |
| 附1 |
| 附2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活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荣誉 |
（9）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缘起 |
| 1.1 选题依据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核心概念:新法接生及其演变 |
| 2. 前人研究述评 |
| 2.1 涉及“新中国新法接生”的史学着述 |
| 2.2 有关新中国新法接生队伍及其管理机构的研究 |
| 2.3 接生制度化与社会动员 |
| 2.4 新中国新法接生研究的多个面向 |
| 2.5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3. 研究的范围、分期及意义 |
| 3.1 研究对象的范围 |
| 3.2 研究对象的分期 |
| 3.3 研究目的 |
| 3.4 研究意义 |
| 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4.1 研究内容 |
| 4.2 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
| 4.3 创新之处 |
| 5. 文献资料 |
| 5.1 文献来源 |
| 5.2 文献资料的甄选原则 |
| 第一章 新法接生推行的三种传统 |
| 1. 民国时期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1.1 新法接生推行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 |
| 1.2 卫生试验区的工作与新法接生推行试点 |
| 1.3 助产教育与接生婆培训开启生育医疗化进程 |
| 1.4 建立妇婴卫生公共服务网络的尝试 |
| 1.5 免费接生实践及其经验 |
| 2.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2.1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新法接生推广的理论基础 |
| 2.2 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完善妇幼卫生制度 |
| 2.3 开展群众性新法接生宣传 |
| 2.4 多样化的新法接生队伍培训 |
| 2.5 加强新法接生的组织管理 |
| 2.6 积极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
| 3.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
| 3.1 学习苏联医学的历史选择 |
| 3.2 学习苏联先进的妇幼卫生组织管理经验 |
| 3.3 学习苏联经验改革助产教育制度 |
| 3.4 引进新技术,为新法接生注入时代内容 |
| 3.5 学习苏联经验中存在的问题 |
| 4. 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新法接生宣传 |
| 1. 进行新法接生宣传的必要性 |
| 1.1 新生儿破伤风与产妇产褥热高发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
| 1.2 歧视妇女歧视助产的旧生育思想普遍存在 |
| 1.3 新法接生宣传是打破旧思想束缚的有力措施 |
| 1.4 新法接生宣传是构建“人财两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 |
| 2. 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宣传主体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2.2 1960年代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实施主体 |
| 2.3 1970-1985年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3. 结合政治运动宣传新法接生理念 |
| 3.1 土改时期新法接生宣传 |
| 3.2 结合“大跃进”宣传新法接生 |
| 3.3 结合革命话语宣传新法接生 |
| 3.4 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新法接生 |
| 4. 综合利用多种宣传形式,使新法接生家喻户晓 |
| 4.1 利用妇幼卫生展览会等受众面广的宣传形式扩大影响面 |
| 4.2 利用个别谈话或小型会谈的方式专注点上深入 |
| 5. 宣传工作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 5.1 宣传工作的成效 |
| 5.2 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6. 小结 |
| 第三章 新法接生队伍培养与提高 |
| 1. 初级新法接生人员培养 |
| 1.1 旧产婆改造与新法接生员培训 |
| 1.2 妇幼保健员训练与女赤脚医生培训 |
| 2. 学校教育 |
| 2.1 新中国早期的助产士培训 |
| 2.2 助产教育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
| 2.3 助产士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 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培养 |
| 3.1 由学校培养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2 由中级晋升而来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 |
| 4. 在职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4.1 行政干部的培训与提高 |
| 4.2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5. 小结 |
| 第四章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1 国家政策与各省市举措 |
| 1.2 各地试点区域选择与重点培养 |
| 1.3 由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
| 2. 个案分析:广东兴宁县新法接生工作的全面推广 |
| 2.1 兴宁县开启新法接生试点工作 |
| 2.2 新法接生工作全面推广 |
| 3. 民族地区的新法接生推广 |
| 3.1 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广的方针政策 |
| 3.2 新法接生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实践 |
| 4. 小结 |
| 第五章 新法接生的管理措施 |
| 1. 新法接生队伍的组织形式 |
| 1.1 群众性妇幼保健组织 |
| 1.2 国家举办的妇幼保健专业机构 |
| 2. 新法接生队伍的管理措施 |
| 2.1 加强党政领导,实行第一书记挂帅 |
| 2.2 实行劳动报酬与免费接生的双向经济驱动机制 |
| 2.3 建章立制,严格制度管理 |
| 2.4 建立妇幼保健网,实施一体化管理 |
| 2.5 启动评模奖优的荣誉激励机制 |
| 3. 小结 |
| 第六章 新法接生与中医 |
| 1. 传统中医学产科理论与实践 |
| 1.1 产科专着中与新法接生有关的分娩方法论述 |
| 1.2 产科专书以外的医书中与新法接生相关的论述 |
| 1.3 与产前检查及产后疾病防治有关的中医理论与实践 |
| 2. 产婆(接生员)接产中体现的中医理论 |
| 2.1 优秀产婆接生技术源于中医理论 |
| 2.2 接生员运用中医理论处理难产 |
| 3. 中医积极参与新中国新法接生推广 |
| 3.1 中医积极参与新法接生宣传 |
| 3.2 中医参与培训与辅导管理接生员队伍 |
| 3.3 中医理论与实践对新法接生的促进 |
| 4. 中医被纳入新法接生制度之中 |
| 第七章 推行新法接生的成就及历史经验 |
| 1. 新法接生推行工作的成就 |
| 1.1 在全国基本普及新法接生,保障母婴生命健康 |
| 1.2 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妇幼保健队伍,促进妇幼卫生工作全面开展 |
| 1.3 革除旧生育习俗,初步形成科学生育观 |
| 1.4 加强新法接生科学研究,推动助产学与产科学学术进步 |
| 1.5 保障国家建设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 |
| 1.6 新法接生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 2. 普及新法接生的基本历史经验 |
| 2.1 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根本保障 |
| 2.2 持续有效的宣传工作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思想基础 |
| 2.3 接生队伍建设是普及新法接生的人力保障 |
| 2.4 创建制度化接生模式是新法接生普及的组织基础 |
| 2.5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新法接生顺利推进的重要力量 |
| 2.6 合理解决接生报酬是调动新法接生队伍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 2.7 善用传统中医力量丰富了新法接生理论并促进其推广 |
| 3. 小结 |
| 第八章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1. 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的起伏 |
| 1.1 作为评价标准的新法接生率 |
| 1.2 全国历年新法接生率呈现阶段性变化 |
| 2. 1958-1959年新法接生率修正 |
| 2.1 “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统计方法直接导致新法接生率过高 |
| 2.2 通过《人口志》等资料修正新法接生率 |
| 2.3 通过回顾性调查修正新法接生率 |
| 3.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3.1 变动较大的政策环境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2 人力资源匮乏迟滞新法接生普及进程 |
| 3.3 长期经济水平低下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4 传统生育观念长期存在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4. 除旧布新非易事 |
| 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新法接生大事记 |
| 附录2 《医士、药剂士、助产士、护士、牙科技士暂行条例》摘录 |
| 附录3 广东省农村接生员之组织领导 |
| 附录4 关于普及新法接生工作的报告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 详细摘要 |
（10）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论文选题的缘起及其意义 |
|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形成 |
| (一)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1.建国前后疫病灾害泛滥 |
| 2.建国之初卫生防疫十分落后 |
| (二)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卫生防疫思想 |
| 2.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防疫思想 |
| 二、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把防疫工作“当做一项政治任务” |
| 1.加强党对防疫工作的领导 |
| 2.“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责任” |
| (二)坚持“预防为主”的防疫思想 |
| 1.重视传染病的预防 |
| 2.开展卫生防疫政策宣传教育工作 |
| 3.加强锻炼,注重身体素质 |
| (三)“群防群治”思想 |
| 1.消灭病虫害,治疗疾病 |
| 2.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
| (四)重视卫生防疫体系建设 |
| 1.组建卫生防疫机构 |
| 2.注重培养防疫科学人员 |
| (五)“中西医相结合”思想 |
| 1.重视中医草药 |
| 2.坚持中西医结合 |
| (六)高度重视农村卫生防疫工作 |
| 1.支持创办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 2.加强农村的卫生防疫网、防疫队伍建设 |
| 三、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特点与价值 |
| (一)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特点 |
| 1.注重实践性 |
| 2.强调中西医并重的科学方法 |
| 3.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 |
| 4.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
| (二)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实践价值 |
| 1.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
| 2.健全了卫生防疫体系 |
| 3.控制了重大疫情灾害 |
| 四、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继续把卫生防疫重点放在农村 |
| (二)坚持“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的防疫方针 |
| (三)全面深化卫生防疫体系改革 |
| (四)只有“全民健康”,才有“全面小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四、坚持预防为主方针 加强农村卫生防疫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我国应对重大疫情的历史回顾与行为分析——以新中国初期血吸虫病防治为例[J]. 胥懿容.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7)
-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D]. 江维正.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2020(09)
- [5]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D]. 田晋嘉. 山西大学, 2020(01)
- [6]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研究（1952-1959）[D]. 魏丽. 太原科技大学, 2020(04)
- [7]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考察（1965-1980年代初）[D]. 王红珠.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8]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D]. 米善军. 云南大学, 2019(03)
- [9]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D]. 罗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
- [10]建国初期毛泽东卫生防疫思想研究[D]. 李忠伟. 曲阜师范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