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需求（论文文献综述）
董雪[1]（2021）在《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并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2019年、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相继提出要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结构性减税等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可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现行税收结构是新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出口大幅下降、内部结构亟需调整的内外双重压力,合理有效的税收调控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尤为重要,继续实施和完善大规模减税降费及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必然之举。有鉴于此,探究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实证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与非对称影响效应,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探究了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首先,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助时变协整模型考察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协整关系,并运用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随后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分别考察了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时变协整关系与长期负向均衡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仅表现为税收政策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总量视角来看,宏观税负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负向抑制效应;从结构视角来看,增加商品税主要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增加所得税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但增加财产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其次,本文从短期视角出发,基于贝叶斯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探究了不同经济周期下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随后从长期视角出发,利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从短期视角来看,在经济衰退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微弱的正向冲击效应;在经济扩张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负向冲击效应。从长期视角来看,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长期均衡关系与非对称效应,税收的负向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效应弱于其正向波动所带来的抑制效应。再次,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基础上,运用带有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LT-TVP-VAR）模型考察了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及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税收结构对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供给的动态影响,试图厘清税收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探究不同时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税收结构。结果发现:在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税收结构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劳动力水平均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对技术进步则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效应;除了劳动力水平,税收结构对其他三类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均在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较强,在经济危机时期较弱,而税收结构对劳动力水平的影响效应在三个时期内均较强;在响应的持续期方面,除劳动力水平外,税收结构对其他三个要素供给均具有短期影响效应,长期内影响效应基本不存在,而对劳动力水平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具有显着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基于税收经济效应理论分析了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传导渠道,并采用一个Metropolis-Hastings（MH）抽样规则下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系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MH-TVP-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时变影响效应,随后基于时变方差分解思想探究了税收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结果发现:宏观税负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和所得税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财产税对消费产生了正向影响;宏观税负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对投资产生了正向影响,所得税和财产税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时变方差分解显示了不同时期我国税收政策对消费与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存在着显着的异质性。本文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对我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时变性影响和非对称性影响,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外部环境下我国税收政策对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要素供给、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因此,总量驱动与结构优化的双轮调控税收政策更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根据不同经济目标适时调整税收结构,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要素供给及经济内需侧重充分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武凤珠[2]（2021）在《积极财政政策 助力经济“回春”》文中提出财政,是防范经济风险、促进经济恢复的政府财力保障。财政之"大",关乎"国家账本";财政之"微",涉及国民日常。我国"国库"中的可用资金充盈还是紧张?企业与职工是否能够减轻税负?家庭消费能力有没有提升的可能性?答案中的"谜底",几乎全部可以在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中找寻到。今年的财政政策,意义非凡。走过经济发展遭遇疫情冲击的2020年,超越6%的GDP增速目标重返《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
贾康,苏京春[3]（2021）在《论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文中研究指明随着COVID-19疫情爆发,国内外形势已发生极大变化,加之我国宏观经济在此前便开始步入"新常态",随着不断逼近上中等收入阶段与高收入阶段的分界线,经济增速继续放缓,经济可持续性更加呼唤经济高质量发展,于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也随之面临新的挑战。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可依次从紧密联系、联动领域、不同调节范围及侧重点四个维度来观察。财政政策在与货币政策实现协调配合的过程当中,其功能分野各有所长,货币政策在总量调节方面作用突出,而侧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则要求财政政策更多发挥作用。我国自1992年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历经五个阶段,亚洲金融危机时两大政策双松促增长,而引领经济"新常态"时两大政策一松一稳防风险助转型。当下,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当特别注重政策工具所依托的制度建设逻辑,加入应对新冠疫情与"六稳"、"六保"等考虑,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推进现代国家治理进程中,需注重从"逆周期"演化为"跨周期"宏观调控目标的调控机制优化。
颜梦洁[4]（2020）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财政政策的实践、特征与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对全球各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财政政策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面对疫情在供给端与需求端、局部与整体、国内与国外产生的经济震荡,需要利用财政政策构筑起疫情下阶段性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本文以中国、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在疫情期间出台的财政政策为分析对象,依据各国重点扶持产业的差异,将其划分为以第二产业为主、以第三产业为主以及第二、第三产业并重三种类型,梳理和比较各国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政策内容。同时,基于对各国财政政策在推出时间、政策目标、救助规模和重点领域等特征的总结分析,结合我国需求变化、目标过渡和政策空间等实际情况,对如何进一步健全财政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体系作出思考。
张振华[5]（2020）在《财政政策的宏观及居民福利效应 ——基于累进税制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文中提出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对促进经济发展、居民福利改善具有重要作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来,中国迫切需要扎实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但是,也面临着随之而来的转型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如何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宏观导向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关键是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精准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居民、最终产品厂商、中间产品厂商、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的五部门的封闭条件下的新凯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其中,居民在预算约束的制约下根据综合效用贴现最大化和劳动效用贴现最大化进行最优行为决策;最终品生产厂商根据利润最大化进行最优生产决策;中间产品生产厂商根据成本最小化来进行最优生产决策;财政部门在预算约束的制约下,先通过组织增值税、累进的劳动所得税、累进的资本所得税和发行政府债券获取收入,然后依据预算约束进行总量财政支出;货币部门以利率规则的形式实施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在对模型的具体求解过程中,本文首先计算模型内生变量的稳态过程,然后采用校准和贝叶斯估计两种方法对模型所有参数进行确值,并通过Matlab软件和dynare处理器得到宏观变量和居民福利对于不同类型的积极财政政策工具的脉冲响应过程,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不同类型的积极财政政策工具的宏观及居民福利效应。最后,通过对比分析不同类型财政政策工具的宏观及居民福利效应,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相应政策建议。本文得到了六个主要结论:（1）降低资本所得税能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促进总产出增长,降低劳动所得税则能够在长期促进总产出增长。（2）降低劳动所得税能刺激居民消费的增长。（3）降低资本所得税对居民投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增加财政支出规模和降低增值税对增加就业所起的作用最大。（5）通货膨胀对于降低增值税较为敏感。（6）降低增值税能最明显地改善居民福利水平。依据结论提出相关建议:（1）扩张财政支出必须与结构性减税相配合。（2）积极税收政策应以降低增值税为主,降低劳动所得税和降低资本所得税为辅。（3）继续优化个人所得税结构。
龙小燕[6]（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认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孙舒媛[7]（2019）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转换》文中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一段时间内都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担纲,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率上升、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还使得产业结构不平衡、管理体制机制僵化、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显现。可见,我国经济发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已不是总量上的问题,而是结构中的问题,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要求我们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不仅要适度扩大总需求,还要加强对供给侧结构性方面进行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形势提出的新的改革理念和改革路径,目的是通过提高供应质量、优化供应方式、调整供应结构,使生产与供给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因此,我们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适时地转换宏观经济政策。突出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导解决经济运行中结构上的问题。从财政收入方面来说,要重点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减轻中小民营企业的负担;从财政支出方面来说,要积极投入与养老、就业、公共服务的建设中,补贴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促进经济活力,使经济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而尽管货币政策不能解决结构问题,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要适度、要“稳”,要把握调控的力度和节奏。如在2018年7月政治局会议中提出的流动性要“合理宽松”,要为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而如今自提出和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形势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不仅内部经济在持续下滑,而且外部经济环境也变得更严峻复杂。面对这些不利的因素,我们发现只有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而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一条主线。在2018年中央的几次重要会议中,不论是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改革开放40年大会,都着重强调了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坚持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理念。
尹彦辉[8]（2019）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理论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宏观经济调控是指政府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特征选择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其调控目标。然而,.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倚仗单独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很难发挥预期作用,而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性放缓,面临人口红利消失、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和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挑战,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加强政策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深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研究,高效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当前,多数学者基于传统IS-LM模型和DSGE模型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协调效应的研究。其中,传统IS-LM模型从宏观经济均衡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总量分析,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模型中皆为外生,缺乏对政策间内生作用机制的刻画。另外,使用DSGE模型进行政策研究时,以坚持各种市场出清规则建立一般均衡,而完全出清规则并不符合政策分析模型所要求的“经验基础”;同时,DSGE模型中设定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服从既定的政策规则（如泰勒规则与严格的财政预算平衡规则）,因此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研究并未体现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协调机制。有鉴于此,为更准确地刻画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作用机制,分析协调机制下的政策效应变化,为加强政策间协调配合提供理论支撑,文章结合中国实际经济特征,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展了以下三方面的研究:第一,为了刻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作用机制,首先,文章引入内生的政府支出政策,并建立由利率与财政赤字率共同决定的货币供应量方程,对传统的IS-LM模型进行了扩展;其次,对包含内生政策的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与参数校准;最后,对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进行了政策模拟,研究发现,如果中国在2008年选择适当提高利率的稳健货币政策和降低财政赤字率的适度紧缩财政政策的组合可避免在2009年发生通货紧缩。第二,鉴于IS-LM模型仅从宏观视角出发,缺乏微观经济基础,为了避免卢卡斯批判,文章借助具有微观经济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DSGE模型研究政策协调效应。另外,鉴于现阶段中国“群体发展不平衡”和财政政策规则设定较为笼统的现状,构建了考虑家庭收入异质性和细化财政政策工具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从而更好地拟合中国实际经济发展现状。首先,对基准模型中“减税降费”财政政策的经济机理进行分析,考察外生的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就业、工资水平以及收入再分配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其次,为了体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联动性特征,假设财政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工具对彼此做出互动的内生响应,以考察在协调机制下各自政策效应所发生的变化。研究发现:消费税、劳动税和资本税的减税措施,短期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对异质性家庭的消费结构、投资决策以及就业意向的影响在方向上和程度上则有所不同。政府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增加,短期也有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的作用。在“双宽松”的协调机制下投资性支出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明显提升,虽然税收政策效应无明显变化,但综合来看,协调机制发挥了“政策放大器”的作用,提高了政策的有效性和时效性,能够使政策更快地达到预期目标。第三,为了体现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交互作用,识别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拟合协调机制下的政策效应并分析社会福利损失,文章将博弈行为引入D S G E分析框架,在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目标下,通过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不同的博弈形式刻画合作与非合作的协调机制,进而得到相应的政策规则,识别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的政策协调机制,并基于模拟分析结果提出最优政策选择和政策组合的建议。首先,通过引入纳什非合作博弈和卡特尔合作博弈行为,构建两部门博弈的DSGE模型,分别得到两种协调机制下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的政策规则。进一步地,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中国化”的修正和校准,模拟分析了两种政策在协调机制（非合作博弈及合作博弈）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冲击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最后,通过脉冲响应分析、稳态结果及方差差异等对比发现:合作博弈的政策协调机制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事实;良好的政策协调机制能够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有利于提升决策部门公信力;同时,合作机制能够有效避免“债务-通缩”及流动性陷阱风险;并且,相对于非合作博弈,合作机制是有效的帕累托改进,能够显着提升经济整体福利水平。
胡亚峰[9]（2019）在《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优化研究》文中认为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8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中强调,中小企业贡献了全国70%以上的创新,再次肯定了中小企业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国家内部处于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渡时期。外部环境,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使得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何在形势空前复杂的条件下,成功实现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答案的关键在于创新。工业革命进入4.0时代,各国为了抢占创新的制高地,纷纷出台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创新。我国如何在创新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环境保持领先,制定科学合理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各项财税政策是关键,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各种财政与税收优惠政策的着力点在哪里,应该发挥什么样的政策效应。我国现行的促进企业创新的财政与税收优惠政策现状何如,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应当如何组合与优化。政策对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区域、不同产权、不同规模、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中小企业创新的效应有何差异,该如何优化政策,实现政策间的统筹协调、精准发力是本文试图研究与解决的问题。为探寻我国财政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法,在回顾、梳理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沿着理论基础-现状分析-理论模型-实证检验的主线开展研究。首先,本文涉及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信息经济学有关理论,如信息不对称以及筛选理论以及外部性等理论。其次,现状分析包括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分为五个板块:全球整体创新概况、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创新情况对比、中国国内整体创新情况描述、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及中小企业创新现状。第二部分在梳理我国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的基础上,分析了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现状与问题分析之后为本文的国际经验借鉴部分,包含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韩国、以及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与做法。再次为文章的理论模型部分,理论模型提出两个假设:H1: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正向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H2: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存在差异性。本文在前人理论模型基础上,研究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以Budd等（1993）理论模型为基础,研究了财税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激励的总效应[105];二是以Helm和Sch?ttner（2005）、Kilponen（2007）理论模型为基础,细化具体的财税政策工具对中小企业创新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政策能够显着促进中小企业增加自身研发费用支出,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出;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条件下呈现出差异性[129][138]。最后为文章的实证检验部分,本章合理设定实证模型,以2007年-2017年新三板挂牌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税政策的效应,文中以企业每年收到的税收返额度衡量企业受到的税收优惠,以公司财务报表中的“营业外收入”明细项—政府补助额衡量企业受到的财政政策优惠力度,其中政府补助按照明细项,剔除其中和研发无关的政府补助。实证结果显示:（1）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确实促进了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2）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另外,本文还从企业产权性质、企业区域属性、企业不同规模、企业股权集中度以及企业生命周期五个方面展开了企业异质性研究。最后,根据本文所得结论,提出可行性和科学化政策建议。论文的可能创新点:1.不同于多数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或者以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选取2007年-2017年新三板挂牌公司为对象研究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相对少于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A股上市公司的包括企业创新在内的各种特征与中小企业有较大差异;部分研究采用的是某区域中小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考虑数据的代表性和真实性,新三板挂牌公司数据相对更为可靠。同时,新三板挂牌公司的专利数据为作者查阅每家公司年报,再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企业专利数据比对,手动搜集而来,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2.同时研究财政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尤其是针对新三板挂牌公司,已有研究多是侧重某一方面,如税收负担或者是财政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同时研究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两方面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不仅发现了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着正向促进效应;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3.本文研究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现有的企业生命周期研究多数是以A股上市公司为主,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展开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政策效应研究的寥寥无几。本文通过对新三板样本企业划分生命周期,研究不同阶段的政策效应,丰富相关研究。
张军令[10]（2019）在《中国税改及应对美国减税政策的量化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随着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和重启加息周期,全球货币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化。在货币政策实施空间逐渐收窄的情况下,决策者更倾向于利用财政政策施行结构性的调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便主张采用减少税收与加大基建投入等一系列财政扩张政策“使美国再次强大起来”。2017年12月22日美国减税法案获得通过,并规定该税改法案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特朗普减税最为核心的政策之一是将企业所得税率由35%下调至21%。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势必将显着受到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当前美国减税叠加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操作等一系列复杂冲击将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当前中国国内面临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在受制于美联储加息和国内去杠杆要求下,中国已不能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减税成为当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优选政策。在国际减税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和减税降费是中国应对当前形势的迫切需要。如何全面量化分析中国减税效应对减税政策的制定来说显得异常重要。以往大多数的研究虽然能够很好地从总量层面量化减税效应,但忽略了减税对国内不同区域的造成的差异性影响。此外,以往研究大多数局限于封闭的经济体,而忽略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汇率制度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对减税政策效果的影响。为此,本文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以企业所得税为主要减税税种的减税政策进行全面分析。全文主要围绕中国结构性减税的总量和局部效应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的减税效应等问题展开研究。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要求,本文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框架下,构建了全球动态CGE模型、多区域动态CGE模型以及开放经济动态CGE模型三大类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中国当前的减税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借鉴。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创新如下:第一,与定性分析美国减税影响的研究不同,本文在多国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采用动态GTAP模型和最新的全球投入产出（GTAP9.0）数据,量化美国减税、国际税收竞争及贸易摩擦等冲击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同时定量核算中国为应对这些外部冲击应降税的合理区间。本文通过分析发现,美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短期内对中国的冲击不大,但减税对中国的长期累积负面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减税将导致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和产出下降。日本和欧盟国家等大国参与下的国际减税竞争将对中国的实际产出造成更大的负面冲击。在中国应对美国减税冲击的对策方面,本文采用动态GTAP模型模拟发现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1%可有效对冲美国减税所引起的负面冲击,同时鉴于其他国家参与减税竞争的不确定性及贸易摩擦等因素,中国可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1%-3%以应对这些外部冲击。第二,以往采用宏观模型评估减税效应的研究结论大部分局限于全国的宏观层面,而忽略了减税的区域和产业等局部效应,为此本文采用最新的2012年中国31省际间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中国多区域动态税收CGE模型,量化结构性减税的全国总量效应和局部效应。通过对比分析不同产业减税、区域差异性减税、不同税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减税对中国整体和各区域的经济影响后,本文发现,中国企业所得税率的降低能够直接提高行业资本回报率,能够有效刺激国内投资、消费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从而拉动中国GDP的增长。但聚焦到区域和产业等的结构性减税效应时本文发现:（1）对某一行业减税,通过产业间的关联作用,促进了其他行业的投资。制造业行业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的全国总体拉动效应大于服务业行业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的全国总体拉动效应。降低制造业企业所得税税率将拉大各区域制造业的产出差距;（2）当全国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时,南部、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实际产出增长率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实际产出增长率。即使仅在不发达地区的税率降低1%时,由于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商品需求拉动效应大于其对发达地区的资本要素虹吸效应,发达地区的产出增长率仍大于不发达地区的产出增长率,但与全国所有区域税率降低1%时相比,此时各区域GDP增长差距在缩小;（3）由于税制结构和税额的不同,增值税减税“见效快”,其经济刺激效果远大于所得税减税效果,当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税率分别降低1%时,减税第一年全国实际产出分别增加0.163%和0.67%。但就相同额度的税负下降而言,企业所得税拉动实际产出增长的效果反而要略大于增值税的效果。相比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效应更持久,增值税刺激边际效用衰减速度较所得税快,增值税在减税后几年的刺激效果微小。第三,考虑到不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减税政策效果的影响,本文在开放经济的框架下,将资本成本引入CGE模型,构建含有利率和汇率元素的开放经济CGE模型以研究中国减税政策在不同汇率制度下的经济效应,以及减税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效应。本文的模拟结果显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保持货币政策独立会使得减税的刺激效应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在减税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导致实际利率更大幅度的上升（相比于固定汇率的情景）,从而其对投资的挤出效应加强,同时汇率的上升又将加重贸易状况的恶化。本文研究表明在实施减税等积极财政政策时,为避免利率的收紧,国内应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予以配合,如适度降低存款准备或降息,更要加紧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引导实际利率水平下行,以扩大政策的调控效果。同时在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可被适量允许,尤其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阶段,可以起到改善贸易收支状况的作用。第四,为量化分析不同资本账户管制下人民币贬值对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本文首次将资本管制理论引入到多国动态CGE模型中,定量分析不同资本管制下人民币贬值的经济效应。以往的CGE模型研究仅从贸易角度衡量汇率变动的经济影响,但当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及存在贬值预期时,其易引起资本外流,减少国内资金供给,进而引起国内利率上升,从而可能引起资本成本上升,因此人民币贬值可以从贸易和资本流动两个角度影响国内经济。本文研究发现,在资本账户开放的状态下中国并不能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来应对当前贸易摩擦和美国税改带来的问题,人民币贬值短期内增加中国的出口,但在资本管制放松的状态下极易引起资本外流,长期则造成中国出口红利消失,国内出口、消费和投资下降反而削弱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潜力。本文研究也表明中国在当前税改和货币政策协调下,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适度增加流动性的同时,也要保持资本管制的警惕性。第五,本文运用动态GTAP模型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减税后的未来几年内中国直接或间接地拉动了大部分主要国家的出口,尤其较大拉动了东盟经济体的出口。随后本文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对中国来自东盟的进口增长和东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来自东盟进口的增长对东盟经济的增长有着显着的非线性正向影响,“中国进口”这一元素在东盟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对中国出口量低的国家。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减税对东盟等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拉动效应,中国是富有大国责任感的。
二、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需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需求（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1.2.1 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 1.2.2 税收政策的消费效应研究 |
| 1.2.3 税收政策的投资效应研究 |
| 1.3 相关概念、研究目标与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相关概念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 2.1 基于税收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索洛-斯旺模型 |
| 2.1.2 卡斯-库普曼斯模型 |
| 2.1.3 AK模型 |
| 2.1.4 人力资本模型 |
| 2.1.5 生产性公共资本增长模型 |
| 2.2 最优税收理论 |
| 2.2.1 最优商品税理论 |
| 2.2.2 最优所得税理论 |
| 2.3 税收乘数效应理论 |
| 2.3.1 定量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3.2 比例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检验 |
| 3.1 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1.1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1.2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2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1 时变协整模型 |
| 3.2.2 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3 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3.3 不同时期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 |
| 3.3.1 SV-TVP-FAVAR模型设定 |
| 3.3.2 变量选取与共同因子提取 |
| 3.3.3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3.4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检验 |
| 4.1 非对称计量模型设定 |
| 4.1.1 ST-BVAR模型原理 |
| 4.1.2 NARDL模型原理 |
| 4.2 不同经济周期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非对称冲击效应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2.2 经济波动区制识别 |
| 4.2.3 非对称冲击效应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税收政策的正负向累积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 |
| 4.3.1 变量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
| 4.3.2 累积动态乘数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分析 |
| 5.1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驱动机理 |
| 5.1.1 基本分析框架 |
| 5.1.2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 |
| 5.2 LT-TVP-VAR模型原理 |
| 5.3 税收结构对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与平稳性检验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制分析 |
| 6.1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理 |
| 6.2 SV-MH-TVP-SVAR模型原理 |
| 6.3 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3.1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3.2 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时变方差分解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税收政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4 税收政策对投资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4.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4.2 滞后阶数选择、先验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4.3 脉冲响应分析 |
| 6.4.4 时变方差分解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所获奖项 |
| 致谢 |
（2）积极财政政策 助力经济“回春”（论文提纲范文）
| 财政政策向促进经济复苏倾斜 |
| 完善税收制度，合理减税降费 |
|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扩大最终消费 |
| 政策因时而异，释放市场活力 |
（3）论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宏观调控的理论、实践与发展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四个维度 |
| （一）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紧密联系 |
| （二）两大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联动领域 |
| （三）两大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不同调节范围 |
| （四）两大政策的宏观间接调控意义与在改革开放中的协调配合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功能分野 |
| （一）货币政策更利于发挥总量调控功能 |
| （二）财政政策更利于发挥结构性调控功能 |
| 四、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实践解析 |
| （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实践概览 |
| （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协调配合实践：“双松”促增长 |
| （三）经济增长“新常态”协调配合实践：“一松一稳”防风险 |
| 五、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暨消解新冠疫情冲击的对策建议 |
| （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制度建设逻辑 |
| （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与新冠疫情应对 |
| （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调节目标从“逆周期”演化为“跨周期” |
（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财政政策的实践、特征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疫情对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 |
| (一)疫情期间全球经济形势与财政举措 |
| (二)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巨大冲击 |
| 二、财政政策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逻辑机制 |
| 第一,保障疫情防控资源,发挥政府兜底作用。 |
| 第二,增强公众信心,构建确定性。 |
| 第三,鼓励企业复工复产,恢复市场交易机制。 |
| 第四,维持社会稳定,保障民生福祉。 |
| 第五,刺激经济,扩大需求。 |
| 三、各国疫情期间财政政策的背景与实践 |
| (一)以扶持第二产业为主的财政政策 |
| 1.德国应对疫情推行的财政政策。 |
| 2.意大利应对疫情推行的财政政策。 |
| 3.小结。 |
| (二)以扶持第三产业为主的财政政策 |
| 1.美国应对疫情推行的财政政策。 |
| 2.英国应对疫情推行的财政政策。 |
| 3.小结。 |
| (三)扶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重的财政政策 |
| 1.中国应对疫情推行的财政政策。 |
| 第一,支持医疗卫生资源“保防疫”。 |
| 第二,减税优惠“稳预期”。 |
| 第三,企业降负“稳就业”。 |
| 第四,支出结构优化“减负担”。 |
| 第五,债务托底“稳投资”。 |
| 2.日本应对疫情推行的财政政策。 |
| 3.韩国应对疫情推行的财政政策。 |
| 4.小结。 |
| 四、疫情期间各国财政政策的特征分析 |
| (一)财政政策的推出时间、资金规模与疫情发展阶段高度吻合 |
| (二)财政政策呈现主次有序的阶段性特征 |
| (三)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政策组合 |
| (四)财政救助规模突破历史记录 |
| (五)侧重于保障弱势群体的相关利益 |
| 五、中国财政政策应对疫情冲击的思考 |
| (一)针对性满足受损企业需求 |
| (二)“后疫情时代”财政政策目标需逐步转变 |
| (三)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政策 |
| (四)推动以补短板为重心的结构性改革 |
（5）财政政策的宏观及居民福利效应 ——基于累进税制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财政政策宏观效应研究 |
| 1.2.2 财政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
| 1.2.3 财政政策居民福利研究 |
| 1.2.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研究 |
| 1.2.5 现有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构建 |
| 2.1 DSGE模型的发展 |
| 2.1.1 DSGE模型的发展过程 |
| 2.1.2 DSGE模型的分析步骤 |
| 2.1.3 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相对优势 |
| 2.2 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构建 |
| 2.2.1 居民决策行为模型构建 |
| 2.2.1.1 非劳动决策行为模型 |
| 2.2.1.2 劳动决策行为模型 |
| 2.2.1.3 居民福利描述 |
| 2.2.2 厂商决策行为模型构建 |
| 2.2.2.1 最终产品厂商决策行为模型 |
| 2.2.2.2 中间产品厂商决策行为模型 |
| 2.2.3 政府决策行为模型构建 |
| 2.2.3.1 财政部门决策模型 |
| 2.3.3.2 货币部门决策模型 |
| 2.2.4 市场出清 |
| 2.2.5 模型均衡 |
| 第三章 参数校准及贝叶斯估计 |
| 3.1 参数校准 |
| 3.2 贝叶斯估计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的宏观及居民福利效应分析 |
| 4.1 增加财政支出的效应分析 |
| 4.2 减税的效应分析 |
| 4.2.1 降低增值税的效应分析 |
| 4.2.2 降低劳动所得税的效应分析 |
| 4.2.3 降低资本所得税的效应分析 |
| 第五章 主要结论及建议 |
| 5.1 主要结论 |
| 5.2 主要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模型代码 |
| 附录二 模型过程推导 |
| 附录三 模型稳态求解 |
| 附录四 模型数据 |
| 致谢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概念综述 |
| 2.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
| 2.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宏观经济政策转换的实质 |
| 2.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
| 第3章 新常态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状和问题 |
| 3.1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状 |
| 3.1.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
| 3.1.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程 |
| 3.2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期实施效果 |
| 3.2.1 取得的阶段性的胜利 |
| 3.2.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仍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收效不大的症因分析 |
| 4.1 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存在问题 |
| 4.2 市场化改革仍待深化 |
| 4.3 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
| 4.3.1 经济下行压力大,投资、消费、出口呈下降趋势 |
| 4.3.2 金融强监管下流动性不足 |
| 4.4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改革路径坚定不移 |
| 第5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宏观经济政策路径转换和调控策略 |
| 5.1 宏观经济政策的路径转换 |
| 5.1.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供给侧为工作重点 |
| 5.1.2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居民消费 |
| 5.1.3 把握货币政策调控的“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宽裕” |
| 5.2 以市场化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
| 5.2.1 优化实体经济供需结构 |
| 5.2.2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
| 5.2.3 改善升级金融结构 |
| 5.3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
| 5.3.1 加强科学技术创新 |
| 5.3.2 加快推进创新体制机制发展 |
| 5.3.3 壮大创新主体激发创造活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8）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理论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政策协调理论研究综述 |
| 1.2.2 政策协调实证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论文研究结构和创新性工作 |
| 1.3.1 论文研究结构 |
| 1.3.2 创新性工作 |
| 第2章 政策协调研究的理论模型 |
| 2.1 货币政策理论 |
| 2.2 财政政策理论 |
| 2.3 IS-LM模型 |
| 2.4 DSGE模型 |
| 2.4.1 模型构建 |
| 2.4.2 模型求解 |
| 2.4.3 模型识别 |
| 2.4.4 模型参数估计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扩展的IS-LM模型的政策协调分析 |
| 3.1 研究背景 |
| 3.2 扩展的IS-LM模型构建 |
| 3.2.1 产品市场模型 |
| 3.2.2 货币市场模型 |
| 3.3 政策协调的理论分析 |
| 3.4 政策协调的模拟分析 |
| 3.4.1 参数校准 |
| 3.4.2 模拟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DSGE模型的政策协调分析 |
| 4.1 研究背景 |
| 4.2 基准模型构建 |
| 4.2.1 家庭 |
| 4.2.2 劳动力市场 |
| 4.2.3 厂商 |
| 4.2.4 政府 |
| 4.2.5 均衡系统 |
| 4.3 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
| 4.4 基准模型下政策效应分析 |
| 4.5 协调机制下政策效应分析 |
| 4.5.1 政策规则设定 |
| 4.5.2 政策效应模拟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Game-DSGE模型的政策协调分析 |
| 5.1 研究背景 |
| 5.2 政策协调机制分析 |
| 5.2.1 基准模型构建 |
| 5.2.2 纳什均衡下政策协调机制分析 |
| 5.2.3 卡塔尔均衡下政策协调机制分析 |
| 5.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 5.3.1 参数校准 |
| 5.3.2 纳什均衡下政策协调模拟分析 |
| 5.3.3 卡特尔均衡下政策协调模拟分析 |
| 5.3.4 均衡比较与经济福利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文总结与研究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研究与述评 |
| 1.2.1 未考虑政策内生性的财税政策效应研究 |
| 1.2.2 考虑政策内生性的财税政策效应研究 |
| 1.2.3 财税政策的效应评价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本文研究的内容、方法、创新与不足 |
| 1.3.1 本文研究内容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3.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 |
| 2.2.3 溢出效应-外部性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创新现状与财税扶持政策描述 |
| 3.1 创新现状描述 |
| 3.1.1 全球整体创新情况描述 |
| 3.1.2 创新情况的国别之间比较 |
| 3.1.3 中国科技活动现状描述 |
| 3.1.4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现状描述 |
| 3.1.5 中国中小企业创新现状描述 |
| 3.2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分析 |
| 3.2.1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梳理 |
| 3.2.2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际经验借鉴 |
| 4.1 发达国家经验借鉴 |
| 4.1.1 美国经验借鉴 |
| 4.1.2 德国经验借鉴 |
| 4.1.3 英国经验借鉴 |
| 4.1.4 日本经验借鉴 |
| 4.2 新兴市场国家经验借鉴 |
| 4.2.1 韩国经验借鉴 |
| 4.2.2 印度经验借鉴 |
| 第5章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理论模型 |
| 5.1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效应理论分析 |
| 5.2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理论模型 |
| 5.2.1 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总激励效应 |
| 5.2.2 不同财税政策工具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 |
| 5.2.3 本节小结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效应实证检验 |
| 6.1 样本数据与变量描述 |
| 6.2 计量模型设计与实证检验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模型内生性问题 |
| 6.5 企业异质性研究 |
| 第7章 研究结论、优化建议及展望 |
| 7.1 论文主要结论 |
| 7.2 政策优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10）中国税改及应对美国减税政策的量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 |
| 2.1.1 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 |
| 2.1.2 国际税收竞争影响 |
| 2.2 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效应 |
| 2.3 汇率变动的经济效应 |
| 2.3.1 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影响 |
| 2.3.2 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 |
| 2.3.3 汇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 |
| 2.3.4 汇率变动经济效应研究方法 |
| 2.4 CGE研究现状与发展 |
| 2.4.1 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评估方法 |
| 2.4.2 CGE研究现状与进展 |
| 2.5 现有文献的不足及可能突破的方向 |
| 第3章 美国减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
| 3.1 美国减税政策概述 |
| 3.2 多国一般均衡模型框架构建 |
| 3.3 模型情景设置 |
| 3.3.1 实证模型构建 |
| 3.3.2 基准情景设置 |
| 3.3.3 历史拟合与模型有效性检验 |
| 3.3.4 企业所得税减税冲击 |
| 3.4 美国减税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动态经济影响 |
| 3.4.1 美国减税对中国等其他地区的影响 |
| 3.4.2 税收竞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 3.5 贸易摩擦和美国税改下的中国减税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
| 4.1 减税对区域层面差异性影响分析 |
| 4.2 单国CGE模型概述 |
| 4.3 减税理论分析和研究框架 |
| 4.3.1 减税理论分析 |
| 4.3.2 研究框架 |
| 4.4 中国多区域CGE模型构建 |
| 4.4.1 多区域CGE的 IO数据结构 |
| 4.4.2 生产结构模块 |
| 4.4.3 生产要素需求模块 |
| 4.4.4 生产部门产出模块 |
| 4.4.5 能源需求模块 |
| 4.4.6 投资需求模块 |
| 4.4.7 家庭需求模块 |
| 4.4.8 其他需求模块 |
| 4.4.9 动态多期投资模块 |
| 4.4.10 劳动需求模块 |
| 4.4 中国多区域CGE模型基础数据构建 |
| 4.4.1 数据来源及参数取值 |
| 4.4.2 历史拟合与模型有效性检验 |
| 4.5 小结 |
| 第5章 减税对区域和产业经济影响研究 |
| 5.1 税收政策区域和产业差异性实践概述 |
| 5.2 多区域多行业结构性减税模拟分析 |
| 5.2.1 行业结构性减税效应分析 |
| 5.2.2 区域结构性减税效应分析 |
| 5.2.3 区域协调性减税效应分析 |
| 5.2.4 分阶段实施减税效应分析 |
| 5.3 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减税影响对比 |
| 5.4 减税政策模拟的参数敏感性分析 |
| 5.5 小结 |
| 第6章 开放经济下减税与货币政策搭配效应研究 |
| 6.1 开放经济下研究财政政策模型现状分析 |
| 6.2 投资理论 |
| 6.3 情景模拟:三元悖论 |
| 6.4 政策模拟与分析 |
| 6.5 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组合的短期动态效应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新形势下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影响研究 |
| 7.1 人民币贬值应对冲击的有效性分析 |
| 7.2 含有汇率模块的多国动态CGE模型构建 |
| 7.2.1 汇率模块 |
| 7.2.2 投资模块 |
| 7.3 数据来源与情景设置 |
| 7.4 结果与分析 |
| 7.4.1 世界各区域主要宏观变量变化分析 |
| 7.4.2 不同管制情景下出口分析 |
| 7.4.3 不同管制情景下进口分析 |
| 7.4.4 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因素对东盟经济拉动效应分析 |
| 8.1 中国减税对主要国家贸易的影响分析 |
| 8.2 PSTR模型理论介绍 |
| 8.2.1 线性模型 |
| 8.2.2 非线性模型 |
| 8.3 东盟出口增加对其经济影响分析 |
| 8.3.1 数据来源 |
| 8.3.2 模型特殊性检验 |
| 8.4 PSTR模型结果分析 |
| 8.5 中国进口对东盟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分析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9.1 总结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模型投资理论与托宾Q理论联系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需求（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董雪. 吉林大学, 2021(01)
- [2]积极财政政策 助力经济“回春”[J]. 武凤珠. 人民周刊, 2021(06)
- [3]论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J]. 贾康,苏京春. 地方财政研究, 2021(02)
- [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财政政策的实践、特征与思考[J]. 颜梦洁. 经济研究参考, 2020(13)
- [5]财政政策的宏观及居民福利效应 ——基于累进税制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D]. 张振华. 河北大学, 2020(08)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转换[D]. 孙舒媛. 吉林财经大学, 2019(03)
- [8]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理论及应用研究[D]. 尹彦辉.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9]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优化研究[D]. 胡亚峰.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10]中国税改及应对美国减税政策的量化研究[D]. 张军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