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发性肝癌患者家属的健康教育（论文文献综述）
张芳平,谢亚男[1]（2022）在《基于Heider平衡理论的健康教育在肝癌根治术患者中的应用》文中指出目的探讨基于Heider平衡理论的健康教育在肝癌根治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 于2019年7月—2020年10月选取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行根治手术治疗的肝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观察组（n=51）和对照组（n=52）。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基于Heider平衡理论的健康教育。采用压力感知量表（PSS）、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DASS）、Mishel疾病不确定感量表评估干预的效果。结果干预2个月后观察患者PSS、DAS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2个月后观察组患者Mishel疾病不确定感量表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基于Heider平衡理论的健康教育可降低患者感知压力, 改善患者疾病不确定感,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张贞,孟俊娜,程继华[2]（2021）在《家属互补式健康教育在TACE肝癌患者院外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分析》文中提出目的探讨家属互补式健康教育在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肝癌患者院外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我院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收治的原发性肝癌患者88例,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44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院内护理及院外延续性护理,观察组患者给予常规院内护理、院外延续性护理及家属互补式健康教育。在患者进行第1次（干预前）及最后1次（干预后）TACE后,采用记忆症状评估量表（MSAS）分别评估比较两组患者的症状困扰评分,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WHOQOL-100）中文版分别评估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结果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MSAS量表的生理症状、心理症状、困扰指数、总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MSAS量表的生理症状、心理症状、困扰指数、总评分均显着下降,观察组患者的评分显着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WHOQOL-100量表的生理、心理、精神、环境、独立性、社会关系评分及总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WHOQOL-100量表的生理、心理、精神、环境、独立性、社会关系评分及总评分均显着升高,观察组患者的评分显着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将家属互补式健康教育应用于TACE肝癌患者的院外延续性护理,可为患者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系统,促进患者与家属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利于改善患者的身心状态,减轻患者症状困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辛翠翠[3]（2021）在《肝癌患者灵性健康与希望水平的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调查原发性肝癌患者灵性健康及希望水平的现状,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其影响因素。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肝癌患者灵性健康和希望水平,增强信心,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为临床医护人员采取干预措施、实施心理健康护理提供可能的理论支持和参考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对山东省某三甲医院210例肝癌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使用的工具包括患者一般资料调查表、Herth希望量表、中文版慢性疾病治疗功能评估-灵性量表、家庭关怀度量表、医学应对方式问卷,使用SPSS22.0软件,运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有:描述性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t检验、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肝癌患者的灵性健康总分（33.66±7.44）分。各维度得分分别是平和维度（11.22±3.06）分、意义维度（10.22±2.29）分、信念维度（12.22±3.03）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的灵性健康在疼痛程度、疾病分期、诊断知晓方面有统计学差异（P<0.05）。2.肝癌患者的希望水平总分（37.71±3.98）分。各维度得分情况:最高的是采取积极行动（13.36± 1.57）分、其次是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12.24±1.43）分、最低的是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12.10±1.59）分。进行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的希望水平在疾病分期、文化程度、靶向药物、人均月收入方面有统计学差异（P<0.05）。3.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灵性健康与希望总分、医学应对方式面对维度、屈服维度及家庭关怀度具有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585（P<0.01）、0.401（P<0.01）、-0.342（P<0.01）、0.175（P<0.05）;希望水平与灵性健康总分、医学应对方式面对维度具有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585（P<0.01）、0.412（P<0.01）。4.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因变量是患者灵性健康,自变量是单因素分析及相关性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得出:疼痛程度、希望水平、应对方式面对维度、屈服维度等自变量可以综合解释肝癌患者灵性健康49.6%的变异量;因变量是患者希望水平,自变量是单因素分析及相关性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得出:疾病分期、家庭人均月收入、灵性健康水平、医学应对方式面对维度这几个自变量可以综合解释肝癌患者希望水平48.4%的变异量。结论（1）肝癌患者灵性健康属于中等水平。（2）肝癌患者希望水平属于中高水平。（3）肝癌患者灵性健康与希望水平、医学应对方式面对维度、家庭关怀度呈显着正相关,与医学应对方式屈服维度呈显着负相关;希望水平与灵性健康、医学应对方式面对维度呈显着正相关。（4）肝癌患者灵性健康的影响因素有:疼痛程度、希望水平、医学应对方式面对维度、屈服维度。（5）肝癌患者希望水平的影响因素有:疾病分期、家庭人均月收入、灵性健康、医学应对方式面对维度。
于嘉翔[4]（2020）在《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及安宁疗护需求的调查研究》文中提出目的:1.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旨在了解晚期及终末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现状以及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临床症状及相关影响因素;2.分析晚期及终末期肝癌患者对安宁疗护需求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开展安宁疗护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收集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南宁市某三甲医院肿瘤病区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晚期及终末期肝癌患者信息共280例,经核查剔除无效问卷后,最后纳入270例。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内容参考国内外文献及问卷资料,问卷经国内研究人员翻译、汉化及信效度检验,信效度良好。问卷包括肝癌住院病人一般资料调查表、埃德蒙顿症状评估量表（Edmonton Symptom Assessment System,ESAS）、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the MOS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及安宁疗护结局量表（Palliative Care Outcome Scale,POS）。最终将270份调查问卷使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收集到的患者信息对患者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及安宁疗护需求的影响因素以及更需要安宁疗护服务的人群。结果: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280份,经核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共纳入270份试卷,有效率为96.4%。其中男性193例,女性77例,年龄65.3±13.2（岁）,结果如下:（1）研究对象中,男性193人,占71.5%,女性77人,占28.5%。有宗教信仰人数为16人,占比6%,无宗教信仰人数为254人,占比94%,有宗教信仰患者在调查中人数较少。年龄小于60岁人数为97人,占比35.9%,年龄≥60岁人数为173人,占比64.1%。有腹水的患者共134人,占比49.6%。患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血清浓度为（71.98±16.23）μg/L、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血清浓度为（59.11±12.83）μg/L,甲胎蛋白（AFP）血清浓度为（509.42±61.83）μg/L,疼痛评分（NRS数字评分法）为（3.76±1.54）分。（2）在研究对象的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SF-36）中,晚期及终末期肝癌患者在生理职能（56.58±15.84）分、总体健康（42.57±16.53）分、精力（39.81±19.59）分及情绪问题（53.92±21.64）分这四个维度评分情况最差,得分最高的维度为身体机能（64.27±18.32）分。（3）在埃德蒙顿症状评估量表（Edmonton symptom assessment system,ESAS）中,根据评分结果与患者ESAS量表得分中位数及四分位数,晚期及终末期肝癌患者在疼痛得分4（1,6）、抑郁得分6（4,7）、焦虑得分5（3,7）和瞌睡得分6（3,8）维度最差,在气急得分2（1,3）、瘙痒得分2（1,4）及食欲得分3（1,4）方面的症状表现相对轻微。（4）对于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决定系数R2=0.527,患者宗教信仰、婚姻状况、经济水平（家庭月收入）、肝硬化和AFP水平因素对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有较显着的影响（P<0.05）（5）晚期肝癌患者安宁照护质量现状:POS总分（22.57±7.43）分,心理与生活质量维度（19.28±5.36）分,照护质量维度（3.48±1.85）分。（6）针对晚期及终末期肝癌患者安宁照护需求的差异比较,患者的安宁疗护照护结局量表评分主要在婚姻状况（t=0.738,P=0.008）、宗教信仰（t=2.052,P=0.044）、医疗费用来源（F=3.909,P=0.016）、AFP指标（t=1.632,P=0.034）、经济水平（F=3.939,P=0.027）、肝硬化患病（t=1.951,P=0.039）、HBV患病（t=2.931,P=0.045）、腹水（t=1.247,P=0.029）及疼痛程度（t=2.789,P=0.047）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他项目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7）在对患者安宁疗护需求的多元线性回归中,决定系数R2=0.612,模型纳入的5个自变量（是否有肝硬化、AFP水平、经济水平、有无腹水及疼痛评分）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显示,肝硬化诊断为阳性、AFP水平、经济水平因素、腹水及疼痛评分对患者安宁疗护需求有较显着的影响（P<0.05）。结论:1.根据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单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患者在生理职能、总体健康、精力及情绪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且患者宗教信仰、婚姻状况、肝硬化、AFP水平、经济水平（家庭月收入）对患者生活质量有较显着的影响,晚期肝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多种因素影响,提示护理时更需要有针对性。2.影响晚期及终末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症状表现为疼痛、抑郁、焦虑及瞌睡,是需要临床重点关注的症状,其他症状表现相对轻微。3.晚期及终末期肝癌患者对于安宁疗护的需求较大,本研究在患者众多指标中,筛选出最相关的五个指标——是否有肝硬化、AFP水平、经济水平、有无腹水及疼痛评分,会影响患者的安宁疗护需求,且患有肝硬化、AFP水平高、有腹水及疼痛评分高的患者对安宁疗护需求更高,经济水平更高的患者对安宁疗护需求较低。
张金娜[5]（2020）在《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并分析肺癌患者参与临床治疗护理共享决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从医-护-患-家属四方面分析参与共享决策的态度及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横断面调查。抽取2018年9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在青岛某三甲医院已经录入医院His系统的胸外科、肿瘤科住院的533例肺癌患者,查阅其组织病理报告确定其诊断;根据知情同意原则,筛查符合本次研究的300例肺癌患者。发放一般资料调查表、决策期待量表和肺癌患者参与治疗护理决策量表,经过预答卷-最终答卷过程,通过问卷星或纸质问卷填写答卷。将收集完的数据录入SPSS20.0软件进行分析。主要的统计方法有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配对样本秩和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根据渥太华决策支持框架理论,从医-护-患-家属四方面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根据制订访谈提纲-预访谈-正式访谈的顺序进行,访谈量以信息量饱和为准,整理访谈内容,进一步分析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态度和影响因素。结果1决策期待调查结果显示:在临床治疗决策过程中,39.00%的肺癌患者为期待共享型,实际共享型的人群仅占11.33%,符合率为53.67%,一致性系数K值为0.19（P<0.01）,肺癌患者对治疗决策参与期待与实际参与程度不一致;66.33%肺癌患者期待与家属共同参与治疗决策,实际仅有40.67%的肺癌患者与家属共享,符合率为42.00%,一致性系数K值为0.40（P<0.01）,肺癌患者对家属参与的态度与家属实际参与程度不一致。2肺癌患者参与治疗护理决策调查结果显示:61.33%肺癌患者对治疗共享决策参与态度积极,实际参与治疗共享决策程度高的仅占27.33%。治疗共享决策的实际程度与参与态度之间不一致（Z值在-10.56-6.28之间,P<0.01）,主要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付费方式、家庭平均收入、居住环境、子女数、病程、TNM分期等有关;19.33%的肺癌患者对护理共享决策参与态度积极,实际仅12.00%患者参与护理共享决策程度较高。治疗护理决策涉及的条目中,肺癌患者的参与态度与实际参与程度之间不一致（Z值在-8.85-3.43之间,P<0.01）,主要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收入、性格、病程、TNM分期等有关。3对访谈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和反复整理,归纳四个主题:（医-护-患-家属方面）（1）家属是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的主导者;（2）针对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的态度;（3）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的必要性;（4）对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的压力。将影响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的因素从个人层面、医疗机构层面、社会层面、法律政策层面进行进一步探讨。结论1肺癌患者在共享决策过程中,期待与家属、医生、护士共同参与,但实际参与程度较低。患者对医生、护士和家属参与的期待与实际之间均存在不一致。2病程、TNM分期、家庭平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态度和实际程度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影响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实际程度和护理决策的态度;性格和子女数影响患者参与护理决策的实际程度。3患者参与共享决策是全球卫生保健领域的健康发展趋势,与2019年患者十大安全目标中“鼓励患者及家属参与患者安全”相契合。家属和医护人员应正确评估患者的自身条件,分辨其能否参与共享决策,并针对性鼓励患者参与,树立正确的认知,提高决策质量,营造和谐、安全的医疗环境。
金梦[6]（2020）在《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目的:本研究以社会支持缓冲理论与压力-评估-应对理论为指导,调查我国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社会支持及生活质量现状;探讨影响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因素;分析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探索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在其照顾负担与生活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为减轻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提高生活质量提供依据和指导。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法,于2018年11月到2019年9月便利抽取上海市某三级甲等医院肝外科、介入治疗科、肿瘤科、肝胆内科原发性肝癌患者及主要照顾者306对。研究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照顾负担问卷（CBI）、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以及癌症患者照顾者生活质量量表（CQOL）。采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利用SPSS2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研究结果:1.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平均得分为（33.96±11.19）分,处于中度负担水平;社会支持平均得分为（33.39±6.63）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全国常模比较,各维度及总分均低于全国常模;生活质量平均得分为（149.67±31.45）分,四个维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精神健康（52.81±9.57）分、躯体健康（40.09±10.00）分、社会健康（34.68±12.14）分、心理健康（22.07±12.16）分。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得分在患者不同肝功能分级、住院次数、治疗方式及主要照顾者不同年龄、性别、与患者关系、文化程度、工作状况、家庭月收入、自身健康状况、是否患有慢性病、每天照顾时间、家中有无其他照顾者和有无经济压力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主要照顾者自身健康状况、社会支持水平、照顾负担水平、每天照顾时间、有无经济压力、患者入院次数是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联合解释38.2%的变异量。4.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与照顾负担呈负相关（r=-0.429,P<0.05）,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r=0.351,P<0.05）;照顾负担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r=-0.496,P<0.05）。5.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在照顾者负担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经Bootstrap法检验,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1.305,-0.724）,中介效应结果显着,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7.04%。研究结论:1.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处于中度水平、生活质量水平较低,尤其是心理健康不容乐观;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建议医院、家庭及社区应增加对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关注度,可通过提高社会支持水平减轻主要照顾者负担。2.主要照顾者自身健康状况、社会支持水平、照顾负担水平、每天照顾时间、经济压力、患者入院次数是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3.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水平与照顾负担水平呈负相关、与生活质量水平呈正相关,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照顾负担越轻,生活质量越好;照顾负担水平与生活质量水平呈负相关,即照顾负担越重,生活质量越差。4.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生活质量。提示医务人员在减轻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时可以将社会支持作为切入点,充分利用医院、家庭及社会资源,通过提高照顾者社会支持水平,降低照顾压力,从而提高照顾者生活质量。
胡旭璇[7]（2020）在《温针灸联合奥施康定对原发性肝癌疼痛镇痛作用的疗效观察》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本研究采用温针灸联合奥施康定对原发性肝癌疼痛患者进行治疗,观察并评价温针灸在原发性肝癌疼痛患者的临床疗效,也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肝癌疼痛提供一种更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方法:研究对象选取2019年1月到2019年12月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厦门市中医院肿瘤科、肝外科病区接受治疗原发性肝癌中度疼痛的患者6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观察组采用温针灸联合奥施康定止痛治疗;对照组采用单用奥施康定止痛治疗,两组疗程均为4周。采集患者治疗前、后简明疼痛评估量表（BPI）、行为状态之卡氏评分标准（KPS）评分、中医症状分级评分,记录每次治疗前后疼痛程度数字分级量表（NRS）,治疗后记录平均镇痛起效时间、发生的不良反应、爆发痛发作次数、奥施康定总剂量,从而评价温针灸联合奥施康定对原发性肝癌疼痛镇痛作用的临床疗效。所得到的数据使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两组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96.67%）优于对照组（90.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两组NRS评分比较,行重复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经球形检验,P<0.01,拒绝球形假设,则数据间存在相关性。主体间效应的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主体内效应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两组治疗后,观察组平均镇痛起效时间（29.85±2.816）分钟优于对照组（40.26±6.158）分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两组治疗后,两组行为状态之卡氏评分标准评分（KPS）均较治疗前有明显上升（P<0.01）;并且观察组较对照组上升更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5.两组治疗后,两组简明疼痛量表（BPI）均较治疗前改善（P<0.01）;并且观察组较对照组改善更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6.两组治疗后,两组中医症状分级评分总分比较,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1）;单项症状分级评分比较,除了痞块和消瘦外,其他症状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7.两组治疗后,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40.00%,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73.33%,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8.两组治疗后,观察组爆发痛发作次数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奥施康定总剂量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温针灸联合奥施康定可明显改善原发性肝癌疼痛患者的疼痛水平,减少奥施康定口服剂量及其不良反应,能够提高整体临床疗效,可改善患者的生命质量,达到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增效减副”的优势作用。
员倩倩[8]（2020）在《同伴教育对肝癌TACE术患者的干预效果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本研究通过对行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的肝癌患者实施同伴教育,探讨该教育模式对患者负性情绪、自我效能及应对方式的影响,为建立有效的护理干预模式,提高健康教育效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属于干预性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2016年6月-2017年12月在山东某三甲医院接受TACE治疗的肝癌患者110例为研究对象,根据入组顺序,将患者分为对照组（n=55）和观察组（n=55）。两组患者均接受责任护士床旁进行的常规肝癌TACE术健康教育指导。观察组同时给予同伴教育者教育活动,将该组患者按住院时间段分成10个小组,每组5～6人,并将预先筛选、培训的10位同伴教育者与该10个小组进行同期捆绑,负责该小组成员入院后的健康指导和监督,于入院时和干预一月后,采用综合医院焦虑抑郁情绪测定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医学应对方式量表（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评价两组患者健康教育干预效果。共发放问卷1 10份,回收有效问卷98份,两组共脱落12例,脱落率10.91%。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基线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卡方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对同伴教育是否影响肝癌TACE术患者的负性情绪、应对方式进行评价。结果:1.两组一般资料的情况两组患者社会人口学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居住地、子女数、文化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疾病情况,包括病程、支付方式、有无并发症或合并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2.两组干预前各量表得分情况比较（组间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干预前焦虑得分分别是9.24±2.15、8.92±2.00;抑郁得分分别是 7.72±1.28、7.54±1.08;自我效能得分分别是 2.13±0.26、2.13±0.24;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得分分别是20.04± 1.26、20.04±1.40;回避得分分别是14.17±1.27、14.14±1.43;屈服得分分别是9.00±1.67、8.85±1.38,两组干预前各量表得分情况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3.两组干预后各量表得分情况比较（组间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干预后焦虑得分分别是8.22±1.01、8.92±1.40;抑郁得分分别是 7.15±0.99、7.60±1.05;自我效能得分分别是 2.36±0.156、2.21±0.17;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得分分别是20.85±1.10、19.92±1.40;回避得分分别是13.30±1.53、13.89±1.26;屈服得分分别是7.80±1.38、8.42±1.51,其中观察组焦虑抑郁得分、应对方式中的回避和屈服得分低于对照组,自我效能得分、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得分高于对照组,两组干预后各量表得分情况差异显着,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4.观察组组内得分情况的比较（组内比较）观察组干预前后焦虑得分分别是9.24±2.15、8.22±1.01;抑郁得分分别是7.72±1.28、7.15±0.99;自我效能得分分别是 2.13±0.26、2.36±0.16;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得分分别是20.04±1.26、20.85±1.10;回避得分分别是14.17±1.27、13.30±1.53;屈服得分分别是9.00±1.67、7.80±1.38,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焦虑抑郁得分、应对方式中的回避和屈服的得分显着低于干预前,干预后自我效能得分、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得分显着高于干预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5.对照组组内得分情况的比较（组内比较）对照组干预前后焦虑得分分别是8.92±2.00、8.92±1.40;抑郁得分分别是7.54±1.08、7.60±1.05;自我效能得分分别是 2.13±0.24、2.21±0.17;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得分分别是20.04±1.40、19.92±1.40;回避得分分别是14.14±1.43、13.89±1.26;屈服得分分别是8.85±1.38、8.42±1.51。对照组干预后焦虑抑郁得分、自我效能得分、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回避和屈服得分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肝癌TACE术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抑郁、自我效能低、应对方式不积极等问题,亟待解决。2.同伴教育干预模式可以有效缓解肝癌TACE术患者焦虑和抑郁状态,减少负性情绪,并可以有效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感,提高患者应对疾病的能力,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疾病。3.同伴教育是持续性的健康教育模式,可有效弥补出院后的延续性护理的不足,是肝癌TACE术患者临床护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作为患者健康教育的有益补充。
曾颖慧[9]（2020）在《生活希望计划对晚期肝癌患者家庭照顾者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文中认为目的探讨生活希望计划（LWHP）对晚期肝癌患者家庭照顾者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干预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1月-9月在湖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诊治的64例晚期肝癌患者的家庭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每组各32例。对照组实施常规照护知识宣教的方案,干预组在实施常规照护知识宣教方案的同时实施LWHP,干预时间为两周,两组在入组时、入组1周、入组2周、入组1个月、入组3个月共5个时间点采用Herth希望指数量表（HHI）、简明生活质量调查表（SF12-v2）对研究对象的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的干预效果进行评价。数据录入SPSS 25.0统计软件,采用t检验、χ2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当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最终全程参与的研究对象共63例,其中干预组31例,对照组32例。干预前将两组一般资料进行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2）生活希望计划对晚期肝癌患者家庭照顾者希望水平的干预效果:干预组入组2周、入组1个月、入组3个月的希望水平评分分别为37.71±1.58分、39.45±1.67分、40.13±2.00分,高于对照组的36.13±1.68分、36.09±1.71分、36.25±1.59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干预组与对照组希望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组别=21.709,P=0.000);不同时间研究对象希望水平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时间=36.406,P=0.000);希望水平的时间和组别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时间×组别=41.962,P=0.000)。（3）生活希望计划对晚期肝癌患者家庭照顾者心理健康的干预效果:干预组入组2周、入组1个月、入组3个月的心理健康评分分别为45.61±3.61分、46.29±3.47分、46.81±3.39分,高于对照组的40.84±3.12分、40.44±2.68分、40.16±3.39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干预组与对照组心理健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组别=24.951,P=0.000);不同时间研究对象心理健康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时间=16.143,P=0.000);心理健康的时间和组别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时间×组别=65.004,P=0.000)。（4）生活希望计划对晚期肝癌患者家庭照顾者生理健康的干预效果:干预组入组2周、入组1个月、入组3个月的生理健康评分分别为48.26±4.07分、49.65±3.99分、49.84±3.63分,高于对照组的45.94±4.37分、45.81±4.32分、45.78±4.29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干预组与对照组生理健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组别=5.433,P=0.023);不同时间研究对象生理健康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时间=12.413,P=0.000);生理健康的时间和组别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时间×组别=23.607,P=0.000)。结论LWHP能有效提高晚期肝癌患者家庭照顾者的希望水平,改善生活质量。
程洋[10]（2020）在《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及症状发生现状;分析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心理弹性、社会支持与症状之间的相关性;探讨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探讨心理弹性在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社会支持和癌症复发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为制定减轻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1.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辽宁省大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肝胆外科、综合介入科、感染科的220例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于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 P-Q-SF）、心理弹性量表简化版（CD-RISC-10）、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中文版安德森症状测评量表第一部分（MDASI-PartⅠ）和肝癌患者特异性症状量表（TSM-PLC）对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进行调查。2.应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频数和构成比对计数资料进行统计描述;采用均数±标准差对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进行统计描述;采用中位数（M）和第25、75百分数(P25,P75)对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进行描述;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一般资料的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与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安德森症状之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检验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与肝癌特异性症状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采用温忠麟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中介作用分析,运用Amos 20.0构建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癌症复发恐惧的路径模型图,采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果进行验证。采用双侧统计检验,以α=0.05为检验标准,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220例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年龄（58.15±9.89）岁,其中男性167例（75.91%）,女性53例（24.09%）,癌症复发恐惧总分≥34分的患者有105例（47.73%）。2.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总分为（30.83±7.94）分,其中生理健康维度为（16.95±3.90）分,社会家庭维度为（13.88±4.62）分;心理弹性总分为（20.47±5.53）分;社会支持总分为（36.70±6.59）分,高于国内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主观支持维度为（20.88±3.64）分,客观支持维度为（9.42±1.93）分,支持利用维度为（6.39±2.12）分;症状发生率最高的为疼痛（99.09%）,其次依次为口干（97.73%）、食欲下降（83.18%）、苦恼（心烦）（82.73%）和睡眠不安（80.00%）;症状严重程度最高的为疼痛（5.02±1.95）,其次依次为口干（4.20±1.72）、苦恼（心烦）（2.89±2.00）、睡眠不安（2.88±2.06）和食欲下降（2.76±1.91）。3.对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就业状况、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病程和TACE治疗次数的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相关分析显示,癌症复发恐惧总分与心理弹性总分（r=-0.644,P<0.01）、社会支持总分（r=-0.586,P<0.01）、主观支持维度（r=-0.460,P<0.01）、客观支持维度（r=-0.504,P<0.01）、支持利用度（r=-0.578,P<0.01）呈负相关;与安德森症状（r=0.477,P<0.01）呈正相关。5.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包含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TACE治疗次数、就业状况（在职）、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安德森症状（F=31.205,调整R2=0.659,P<0.001）,可解释变异程度的65.90%。6.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在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社会支持与癌症复发恐惧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4.78%。结论1.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位于中等偏高水平,医护人员应及时评估患者癌症复发恐惧情绪,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来维持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2.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水平越低,术后症状负担越严重的患者其癌症复发恐惧水平越高。3.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水平的影响因素较多,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TACE治疗次数、就业状况（在职）、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安德森症状。4.心理弹性在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的社会支持与癌症复发恐惧之间起中介作用,其主观支持可通过心理弹性间接作用于癌症复发恐惧,支持利用度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癌症复发恐惧,还可通过心理弹性间接作用于癌症复发恐惧。
二、原发性肝癌患者家属的健康教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原发性肝癌患者家属的健康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2）家属互补式健康教育在TACE肝癌患者院外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临床资料 |
|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
| 1.3 护理干预 |
| 1.3.1 对照组 |
| 1.3.2 观察组 |
| 1.4 观察指标 |
| 1.4.1 症状困扰评分 |
| 1.4.2 生活质量评分 |
| 1.5 统计学处理 |
| 2 结 果 |
| 2.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症状困扰评分比较 |
| 2.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
| 3 讨 论 |
（3）肝癌患者灵性健康与希望水平的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灵性健康 |
| 2.2 希望水平 |
| 2.3 灵性健康及希望水平的关系 |
| 2.4 问题提出 |
| 第三章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3.1 研究类型 |
| 3.2 研究对象 |
| 3.3 样本量 |
| 3.4 伦理考虑 |
| 3.5 研究工具 |
| 3.6 资料收集方法和步骤 |
| 3.7 资料分析方法 |
| 3.8 质量控制 |
| 3.9 技术路线图 |
| 第四章 研究结果 |
| 4.1 肝癌患者的一般资料 |
| 4.2 肝癌患者灵性健康现状分析 |
| 4.3 肝癌患者希望水平现状分析 |
| 4.4 肝癌患者医学应对方式现状分析 |
| 4.5 肝癌患者家庭关怀度现状 |
| 4.6 肝癌患者灵性健康、希望水平、医学应对方式及家庭关怀度的相关性分析 |
| 4.7 肝癌患者灵性健康的影响因素 |
| 4.8 肝癌患者希望水平的影响因素 |
| 第五章 讨论 |
| 5.1 肝癌患者灵性健康的现状 |
| 5.2 肝癌患者灵性健康单因素分析 |
| 5.3 肝癌患者灵性健康与希望水平、医学应对方式、家庭关怀度的相关性分析 |
| 5.4 肝癌患者灵性健康的多因素分析 |
| 5.5 肝癌患者希望水平现状 |
| 5.6 肝癌患者希望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
| 5.7 肝癌患者希望水平与灵性健康、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
| 5.8 肝癌患者希望水平的多因素分析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结论 |
| 6.2 创新性 |
| 6.3 局限性和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及安宁疗护需求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研究背景 |
| 1.1 肝癌流行病学现状 |
| 1.2 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现状 |
| 1.3 安宁疗护发展现状 |
| 1.4 对晚期肝癌患者应用安宁疗护的目的及意义 |
| 2.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3 问卷调查 |
| 2.4 质量控制 |
| 2.5 伦理原则 |
| 2.6 统计分析 |
| 3.研究结果 |
| 3.1 晚期肝癌患者一般资料 |
| 3.2 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现状 |
| 3.3 晚期肝癌患者临床症状评估 |
| 3.4 晚期肝癌患者安宁疗护质量现状 |
| 3.5 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 3.5.1 影响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
| 3.5.2 影响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3.6 晚期肝癌患者对安宁疗护需求现状 |
| 3.7 晚期肝癌患者安宁疗护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讨论 |
| 4.1 晚期肝癌患者一般资料及疾病特征分析 |
| 4.2 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现状分析 |
| 4.3 晚期肝癌患者主要临床症状分析 |
| 4.4 晚期肝癌患者安宁疗护质量评价 |
| 4.5 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 4.6 晚期肝癌患者对安宁疗护需求的分析 |
| 4.7 患者安宁疗护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8 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与安宁疗护需求的讨论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综述 安宁疗护在肿瘤患者护理中的应用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5）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的量性研究 |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1 肺癌患者一般资料 |
| 2 肺癌患者参与治疗共享决策现状 |
| 3 肺癌患者参与护理共享决策现状 |
| 4 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讨论 |
| 1 肺癌患者共享决策参与度较低 |
| 2 家属是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的重要影响者 |
| 3 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 |
| 小结 |
| 第二部分 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的访谈研究 |
| 引言 |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方法 |
| 3 质量保证和伦理考虑 |
| 研究结果 |
| 1 访谈对象一般资料 |
| 2 访谈结果 |
| 讨论 |
| 1 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的选择偏好与家属密切相关 |
| 2 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社会期望较高 |
| 3 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的干预策略 |
| 小结 |
| 结论 |
| 1 主要研究结论 |
| 2 对临床实践的建议 |
| 3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综述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缩略词表 |
| 附录 |
| 致谢 |
（6）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原发性肝癌的高发生率、高死亡率 |
| 1.1.2 关注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的必要性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照顾者负担的研究 |
| 1.2.2 照顾者社会支持的研究 |
| 1.2.3 照顾者生活质量的研究 |
| 1.2.4 照顾者负担、社会支持及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社会支持缓冲效应器模型 |
| 1.3.2 压力-评估-应对理论 |
| 1.4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意义 |
| 1.6 技术路线图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样本选择 |
| 2.1.2 纳入标准 |
| 2.1.3 排除标准 |
| 2.1.4 样本量的确定 |
| 2.1.5 问卷发放情况 |
| 2.2 研究工具 |
| 2.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
| 2.2.2 照顾者负担问卷(Caregiver Burden Inventory,CBI) |
| 2.2.3 癌症患者照顾者生活质量量表(Caregiver Quality Of Life Scale,CQOL) |
| 2.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
| 2.3 资料收集 |
| 2.3.1 预调查 |
| 2.3.2 正式调查 |
| 2.4 统计分析 |
| 2.5 质量控制 |
| 2.6 伦理问题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
| 3.1.1 原发性肝癌患者一般资料情况 |
| 3.1.2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一般资料情况 |
| 3.2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水平 |
| 3.2.1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得分情况 |
| 3.2.2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问卷各条目得分情况 |
| 3.3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水平 |
| 3.3.1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得分情况 |
| 3.3.2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各条目得分情况 |
| 3.4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水平 |
| 3.4.1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得分情况 |
| 3.4.2 不同特征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得分情况 |
| 3.5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
| 3.6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与照顾负担的相关性分析 |
| 3.7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
| 3.8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3.9 社会支持在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与生活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
| 4 讨论 |
| 4.1 原发性肝癌患者及主要照顾者一般情况分析 |
| 4.2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情况分析 |
| 4.2.1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处于中度水平 |
| 4.2.2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条目分析 |
| 4.3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情况分析 |
| 4.3.1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
| 4.3.2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条目分析 |
| 4.4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得分情况分析 |
| 4.4.2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 4.5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
| 4.5.1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与照顾负担的相关性分析 |
| 4.5.2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
| 4.5.3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
| 4.6 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分析 |
| 4.7 建议 |
| 4.7.1 探索并制定减轻PLC患者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的干预措施 |
| 4.7.2 加强建设PLC患者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保障体系 |
| 5 结论 |
| 6 研究的创新性 |
| 7 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温针灸联合奥施康定对原发性肝癌疼痛镇痛作用的疗效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理论研究 |
| 1 现代医学对原发性肝癌的认识 |
| 1.1 概述 |
| 1.2 流行病学 |
| 1.3 病因病理 |
| 2 现代医学对原发性肝癌疼痛的认识 |
| 2.1 概述 |
| 2.2 癌痛的发病机制 |
| 2.3 原发性肝癌疼痛的机制 |
| 2.4 癌痛的治疗 |
| 2.5 奥施康定的使用现状 |
| 3 祖国医学对原发性肝癌疼痛的认识 |
| 3.1 祖国医学对肝癌的相关记录 |
| 3.2 肝癌病因病机的认识 |
| 3.3 对肝癌疼痛的认识 |
| 3.4 中医外治法治疗肝癌疼痛的研究进展 |
| 第二部分 临床研究 |
| 1 临床资料 |
| 1.1 病例来源 |
| 1.2 诊断标准 |
| 1.3 纳入标准 |
| 1.4 排除标准 |
| 1.5 病例剔除、中止标准 |
| 1.6 病例脱落标准 |
| 2 研究方法 |
| 2.1 分组方法 |
| 2.2 治疗方法 |
| 2.3 技术路线图 |
| 3 观察指标 |
| 3.1 安全指标 |
| 3.2 主要评价指标 |
| 4 疗效评价标准 |
| 4.1 疼痛程度疗效评价标准 |
| 4.2 体力状况的改善 |
| 4.3 安全性分析 |
| 5 统计方法 |
| 6 伦理学原则 |
| 7 结果分析 |
| 第三部分 讨论 |
| 1 课题设计思路 |
| 1.1 立题依据小结 |
| 1.2 中医对HCC癌痛病因病机的再认识 |
| 1.3 应用温针灸的依据 |
| 1.4 选穴依据分析 |
| 1.5 疼痛评分工具选择的依据 |
| 2 研究结果及分析 |
| 2.1 治疗前分析 |
| 2.2 治疗后结果及分析 |
| 3 温针灸的可能作用机制探讨 |
| 3.1 中医的作用机理 |
| 3.2 现代医学可能作用机制探讨 |
| 4 课题存在问题与展望 |
| 4.1 问题 |
| 4.2 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8）同伴教育对肝癌TACE术患者的干预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综述 |
| 2.1 肝癌TACE治疗及相关概念 |
| 2.1.1 焦虑与抑郁 |
| 2.1.2 应对方式 |
| 2.1.3 自我效能 |
| 2.2 同伴教育的综述 |
| 2.2.1 同伴教育的概述 |
| 2.2.2 同伴教育的国外研究进展及应用 |
| 2.2.3 同伴教育的国内研究进展及应用 |
| 2.2.4 同伴教育对癌症患者的干预效果研究 |
| 第三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1.1 纳入标准 |
| 3.1.2 排除标准 |
| 3.1.3 脱落标准 |
| 3.1.4 样本量的计算 |
| 3.2 研究工具 |
| 3.3 技术路线图 |
| 3.4 干预方法 |
| 3.5 质量控制 |
| 3.6 统计学处理 |
| 3.7 伦理原则 |
| 第四章 结果 |
| 4.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 4.2 干预前两组组间比较 |
| 4.2.1 干预前两组患者焦虑抑郁得分比较 |
| 4.2.2 干预前两组患者自我效能得分比较 |
| 4.2.3 干预前两组患者应对方式得分比较 |
| 4.3 干预后两组组间比较 |
| 4.3.1 干预后两组患者焦虑抑郁得分比较 |
| 4.3.2 干预后两组患者自我效能得分比较 |
| 4.3.3 干预后两组患者应对方式得分比较 |
| 4.4 观察组组内比较 |
| 4.5 对照组组内比较 |
| 第五章 讨论 |
| 5.1 两组患者社会人口学资料及疾病资料情况分析 |
| 5.2 干预前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自我效能、应对方式得分情况分析 |
| 5.3 同伴教育对肝癌TACE术患者焦虑抑郁的效果分析 |
| 5.4 同伴教育对肝癌TACE术患者自我效能的效果分析 |
| 5.5 同伴教育对肝癌TACE术患者应对方式影响的效果分析 |
| 5.6 同伴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七章 创新性和局限性 |
| 7.1 研究的创新性 |
| 7.2 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生活希望计划对晚期肝癌患者家庭照顾者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相关概念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样本量计算 |
| 2.3 抽样方法 |
| 2.4 研究工具 |
| 2.5 统计分析 |
| 2.6 干预方法 |
| 2.7 质量控制 |
| 2.8 伦理原则 |
| 2.9 技术路线图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
| 3.2 干预组与对照组基线资料比较 |
| 3.3 生活希望计划对晚期肝癌患者家庭照顾者希望水平的干预效果 |
| 3.4 生活希望计划对晚期肝癌患者家庭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干预效果 |
| 4 讨论 |
| 4.1 晚期肝癌患者家庭照顾者的一般情况 |
| 4.2 生活希望计划对晚期肝癌患者家庭照顾者希望水平的干预效果 |
| 4.3 生活希望计划对晚期肝癌患者家庭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干预效果 |
| 4.4 研究的创新点 |
| 4.5 研究的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对象和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工具 |
| 3. 资料收集 |
| 4. 数据处理 |
| 5. 质量控制 |
| 6. 伦理原则 |
| 7. 技术路线 |
| 结果 |
| 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
| 2. 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现状 |
| 3. 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心理弹性现状 |
| 4. 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社会支持现状 |
| 5. 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症状发生现状 |
| 6. 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单因素分析 |
| 7. 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各量表评价指标与癌症复发恐惧的相关分析 |
| 8. 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9. 心理弹性在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社会支持和癌症复发恐惧的中介效应分析 |
| 10. 心理弹性在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社会支持和癌症复发恐惧的中介模型构建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癌症幸存者癌症复发恐惧现状及心理社会干预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 致谢 |
四、原发性肝癌患者家属的健康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Heider平衡理论的健康教育在肝癌根治术患者中的应用[J]. 张芳平,谢亚男.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2(03)
- [2]家属互补式健康教育在TACE肝癌患者院外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价值分析[J]. 张贞,孟俊娜,程继华. 内科, 2021(03)
- [3]肝癌患者灵性健康与希望水平的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D]. 辛翠翠. 山东大学, 2021(12)
- [4]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及安宁疗护需求的调查研究[D]. 于嘉翔. 广西中医药大学, 2020(02)
- [5]肺癌患者参与共享决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D]. 张金娜. 青岛大学, 2020(01)
- [6]原发性肝癌患者主要照顾者负担、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D]. 金梦. 湖州师范学院, 2020(12)
- [7]温针灸联合奥施康定对原发性肝癌疼痛镇痛作用的疗效观察[D]. 胡旭璇.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20(08)
- [8]同伴教育对肝癌TACE术患者的干预效果研究[D]. 员倩倩. 山东大学, 2020(02)
- [9]生活希望计划对晚期肝癌患者家庭照顾者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影响[D]. 曾颖慧.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10]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D]. 程洋. 大连医科大学, 2020(03)
标签：原发性肝癌论文; 肝癌晚期治疗方法论文; 肺癌晚期症状论文; 肺癌症状论文; 社会支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