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语言意识

一、中国儿童文学写作的语言学意识（论文文献综述）

张敏^[1]（2021）在《张天翼儿童文学的成长叙事研究》文中指出张天翼的儿童文学无论是从宏观的创作研究,还是微观层面的语言、艺术技巧等方面的研究来看,都已取得了瞩目成就。但对于作品中关于儿童成长话题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缺失。儿童既是时代的衍生物,又是独立而具有现实意义的个体,值得探索和研究。严格意义上来说,张天翼作品中的儿童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形象,提及少年必然会涉及成长,因而张天翼的儿童文学从成长叙事的角度研究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通过文本分析以及文论结合的方法来解读张天翼儿童文学中的成长叙事。细读张天翼的儿童文学作品可知,作品中人物在成长过程中,或者经历挫折不能分辨自我,忽视社会法则与规范而造成成长夭折;或者幸运地遇到助其成长的引路人,为其解答疑惑、互帮互助或给予警醒等;或者经历对其成长产生震撼作用的“精神危机”或“切肤之痛”的事件而顿悟成长。以上都是张天翼儿童文学作品中有关成长的表现。少年成长中不仅沉浸在成人和少年交融的两种声音、身处幻想与现实相生的社会还有充满讽刺的社会大环境,而雅俗兼备的叙事语言将儿童的尴尬处境幽默化表达,具备成长的乐趣。由于少年年龄的相似性与受挫的必然性,张天翼儿童文学的成长叙事呈现成功与失败两种模式。叙事技法、叙事语言以及叙事模式呈现了张天翼儿童文学的成长叙事策略。张天翼儿童文学中对于成长的叙事在文学上和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它不仅颠覆“爱”与“美”的自然教育童话,还对新时期郑渊洁等作家的作品产生影响;不仅关注两个时代的少年成长,还对流浪儿和妇女解放问题保持了关注和暴露。张天翼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少数关注到少年成长的作家,虽然成长不是作品中突出呈现的主题,但却对少年成长起到了指引作用,随后也带动了五十年代少年的成长。张天翼儿童文学的成长叙事具有连接“五四”和新时期作家的作用,给予少年成长以关照,充分揭示社会存在现实问题。但他的成长叙事在当代也具有接受困境,大多当代少年与作品之间存在接受隔阂,不能感悟其中意蕴与追求。

张生珍,汪涟^[2]（2020）在《儿童文学批评理论文献在中国的翻译现状——以《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世界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翻译起步较晚,数量也不多。真正有价值的儿童文学批评文献并没有得到翻译,所以研究者难以对儿童文学批评史的全貌加以呈现、认识和理解。如经典权威之作《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的翻译就是空缺的。鉴于此,中国学界可在相关领域做进一步研究,加强中国学界对于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翻译,引进更多世界优秀儿童文学研究成果。本文以《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为例,阐释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在内容汇总的基础上,提出翻译思路和翻译策略,如多语种集群合作的翻译方式,逐步修改而臻于准确的翻译过程,强调翻译中遵循源语文本的原则,以及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等。在新时代,系统借鉴外国儿童文学理论与实践,建构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理论并指导中国儿童文学写作实践,是当下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张颖^[3]（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提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洪妍娜^[4]（2020）在《论视觉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幼儿文学》文中研究说明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从幼儿视角出发,同时以满足幼儿需求为创作宗旨的文学。随着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媒体文化和视觉技术的进步,视觉文化逐渐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形态。从幼儿的日常认知、学习和交流方式来看,视觉文化环境构成了当代幼儿的一个基本生活和文化语境,幼儿以视觉文本作为其观看世界、认识生活的主要媒介,电视、电脑、手机以及各类具备视觉传播功能的电子产品进一步构成了对幼儿文化生活的覆盖和建构。对于以幼儿读者为接受对象的幼儿文学来说,视觉文化正以极强的影响力改变乃至重塑其艺术面貌。幼儿视知觉理论、幼儿视觉素养与幼儿文学理论是理解和思考视觉文化视域中幼儿文学艺术发展现状与走向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前提。顺应视觉文化的潮流,幼儿文学文本的形态呈现出视觉化趋势。例如,幼儿文学文本插图的图像叙事意识逐渐增强;图画书的自觉和兴盛,与视觉文化时代创作、出版和阅读密切相关;在幼儿期刊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视觉符号来呈现刊物特色以及打造图画书板块,已经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向;当下借助各种高科技电影手段创造出来的奇幻影像和画面,更是将幼儿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生产和传播空间;根据网络游戏改编和转化而来的网络游戏书正逐渐成为幼儿文学出版的重要品种。幼儿文学的视觉文本并不是孤立、静止的文本,它始终处在幼儿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中,并由此衍生出丰富多样的意义。面对幼儿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新变,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和思考幼儿文学的概念、美学特质与文学功能。对于这些问题的重视与思考,是我们对视觉文化语境中幼儿文学进行艺术考察时,应持有的一个基本立场。在视觉文化语境中,有关幼儿文学创作的童年经验与文化责任的深入思考,对于进一步实现幼儿文学的艺术突破和提升有着根本性的意义。面对新的文化语境,幼儿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关系,以及幼儿文学独有的感性深度,构成了当代幼儿文学理论研究课题。顺应视觉文化的时代背景,坚持文字与图像的互文阅读与提升幼儿的视觉素养是幼儿文学阅读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在视觉文化语境下思考当代幼儿文学发展的核心意义在于,视觉文化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更开阔、综合的理论视角把握当代幼儿文学的发展思潮及其特征,进而催生出一种更具当代性的对于幼儿文学的理解,同时对于整个儿童文学研究也是大有助益的。

刘逸烁^[5]（2020）在《论舒辉波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困境书写》文中研究说明舒辉波是新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儿童文学作品。他曾做过儿童节目的编导,接触过相当多的身处困境中的儿童,倾听过他们的成长故事。他的作品反映了当代困境儿童的生存现实和心灵世界。他以深厚的成长关怀意识书写儿童的成长困境,力图在沉重中表现轻盈,在黑暗中表现“真善美”。舒辉波的作品涉及到各式各样的困境儿童,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流浪儿童、重病儿童等等,他们在成长中面临生存困境或心灵困境的威胁。舒辉波格外关注底层社会中的儿童的生存和发展,他将笔触深入这些困境儿童的心灵世界,立体地呈现了他们的童年生活。在书写困境时,舒辉波采用了两种书写方式,一种是“苦难书写”,一种是“温情叙事”。在书写苦难时,舒辉波力求展现一种儿童通过自己的主体力量突围困境的童年精神;同时,他乐于书写儿童与同伴、成人之间发展出的一种相互作用的成长力量,这种成长力量让他们相互扶持着走出困境。在虚构和非虚构创作上,舒辉波都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在非虚构作品中,他注重让困境儿童自己言说自己的故事,同时在纪实基础上对故事进行文学性的加工,使作品的真实性与文学性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在虚构作品中,他以丰富而真实的生活素材作为依托塑造人物,同时用多种心理描摹手法表现人物细腻幽深的心灵世界。舒辉波的困境书写在当代儿童文学中独具价值。他善于塑造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儿童形象,传递出一种独属于儿童的童年精神。他对儿童成长现实的书写,目的是引起人们对儿童成长困境的关注,唤起人们对美好人性的追寻和探究。他希冀在作品中构建一个富有真善美的人性关怀“家园”,为儿童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和社会氛围。

贾珊^[6]（2020）在《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禁忌话题书写研究》文中提出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立足崭新的时代语境,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其中在题材内容上表现出的对儿童文学传统禁忌话题的突破性书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本文从儿童文学禁忌话题的概念及内涵切入,通过梳理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禁忌话题的书写样貌,系统分析儿童文学在禁忌话题处理上可借鉴的文学艺术手法,试图为儿童文学禁忌话题的合理书写提供参考路径,进而探寻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可能发展方向。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共有四章。第一章是对儿童文学禁忌话题的整体性概述。论文首先归纳总结了儿童文学禁忌话题所具有的边界性、相对性和稳定性等典型特征,接下来,对本研究中所指涉的“儿童文学禁忌话题”这一概念作出界定和范畴说明。其次,对儿童文学禁忌话题的双向作用力作出探讨,认为其消极方面的作用力是禁忌话题在历史上广泛存在的重要原因,而积极方面的作用力则体现了禁忌话题之于儿童文学的重要价值。最后,对儿童在儿童文学禁忌话题中的角色定位进行分析,意在说明儿童在禁忌话题突破性书写与禁忌话题审美和社会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作用。第二章是对儿童文学禁忌话题书写的文本内容分析。论文涉及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取得明显突破成就的三类禁忌话题,即身体与性、恐怖与血腥暴力以及死亡。通过分析代表性作品的文本内容与艺术成就,明确其在中国儿童文学禁忌话题书写过程中的价值地位,同时结合一些在类似话题书写方面的国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探寻未来中国儿童文学在禁忌话题书写中的可能突破方向。第三章是对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禁忌话题书写的艺术手法探究。认为在语言技巧方面主要表现为:以浅显简化的语言去描写复杂情景,讨论敏感问题;以幽默诙谐的语言实现禁忌话题的趣味性转移;以象征和隐喻的语言进行点到为止的表达。在叙事手段方面主要表现为:以视角转换调整叙事节奏,缓解儿童读者的阅读紧张心理;对敏感性情节做淡化处理,削弱话题的禁忌性;通过叙事情感的升华来制造文本的幸福结局,使儿童在阅读中安全着陆。第四章是对未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前路的思考。为完成儿童文学实现飞跃式发展这一现实任务,我们必须攻克还原复杂性的儿童成长与书写完整性的童年这两大难关,对儿童文学禁忌话题的进一步书写是攻克难关的必由之路。儿童文学作家、童书出版者、儿童监护人以及儿童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在各自领域作出相应的努力,实现儿童文学与禁忌话题从对立到对话的过程,推动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繁荣。

王伟^[7]（2020）在《《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英国作家J.K.罗琳创作的Harry Potter风靡全世界,被翻译成80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量超过5亿册,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研究依据译介学理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操纵”和“重写”理论、接受理论和副文本理论对Harry Potter在中国的译介展开全面、系统的描述性个案研究,探讨了该作品是如何被译介到中国以及在进入中国后该作品在中国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群体中的传播、接受现状,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定位和目标读者群体的接受错位问题,并从副文本与文本转换过程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通过对《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时性描述分析,本研究发现Harry Potter这部通俗文学作品能够进入中国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接受环境紧密相关。通俗文学,又称之为大众文学,一直处在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长期以来,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相悖,通俗文学往往被视为严肃文学、纯文学的对立面。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地译介外国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向中心运动,长期被压抑和禁锢的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终于得到释放。随着中国1992年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中国对外版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开始不断从国外引进通俗文学作品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国内不少出版社开始摆脱行政化束缚,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转变观念,从国外获取最新商业出版资讯,Harry Potter就这样走进了人文社的编辑眼中。2000年8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鏖战数月后赢得了《哈利·波特》中文版权。Harry Potter被引进到中国之后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成为一部非常畅销的流行读物。Harry Potter进入中文世界后,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对该作品的接受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接受特征。中国奇幻文学读者群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对《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的接受经历了“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两种文学接受过程。在Harry Potter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对于奇幻文学还是比较陌生,即使有奇幻文学作品的存在,在当时也是被当成童话被译介到中国。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奇幻文学所能接受的土壤或环境,因此也就没有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存在。而随着The Lord of the Rings和Harry Potter等系列作品陆续被国内出版社引进译介,再加上国内义务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在文化程度、知识深度、阅读广度上有很大幅度提高,国内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奇幻读者群体,他们热爱阅读和接受各种西方奇幻文学作品。同时,新世纪大众传媒尤其是由奇幻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热映,使众多读者在欣赏奇幻大片的同时,感受到了奇幻文学作品的魅力,部分读者是看完纸质作品之后去电影院欣赏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然后再对该奇幻文学作品的纸质书籍（文本）进行深度阅读;也有不少读者是观看完奇幻文学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后购买纸质书籍（文本）阅读。“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普通读者对外国奇幻文学作品的两种文学接受过程。而与普通读者对《哈利·波特》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的专业研究者对《哈利·波特》并不是特别重视,在我国主流核心学术刊物上刊载有关“哈利·波特”研究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尽管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开始向中心运动,但是严肃的学院派研究者却并不十分关注《哈利·波特》这种通俗文学作品。究其缘由,一方面,纯文学或者说精英文学才是中国专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更符合当下时代的主旋律,而外国通俗文学作品“走进来”的译介研究则很难引起他们的关注。与Harry Potter系列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相比,《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英语世界,Harry Potter系列一开始定位是儿童文学,面向儿童读者群体,但因为该作品深受青少年读者和成人读者的喜爱,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很快就灵活地改变该作品目标读者群体定位,扩大其读者群体范围。而在中文世界,赞助人（人文社）从一开始就一直把该作品定位为儿童文学,并自始至终操纵着《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从副文本视角对《哈利·波特》中译本进行分析,无论是从书籍的开本设计、封面装帧、插图、书签还是内页版式设计,人文社都是按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定位进行设计和出版发行的,儿童才是其目标读者群体。因此,人文社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定位和中国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之间产生错位,部分中国读者对人文社的儿童文学定位和译文质量不满,三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批评型读者、作为译者的读者和精英型读者。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新型读者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对人文社《哈利·波特》中译本的翻译质量展开网络文学翻译批评,或者另起炉灶自己开始翻译并在网络空间中分享译文。随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同名电影的完结,精英型读者群体开始涌现,他们从各个视角、细节、主题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批评意识。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读者的角色从单一走向多重化,在文学文本选择和文本意义建构上由“失语者”变成了“建构者”。新型读者群体展开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对人文社和译者形成了“良性监督”,加强了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互动,这些都构成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接受史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Harry Potter被译介到中文语境后,“显性”赞助人（人文社）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自始至终都对译者的翻译工作进行着操纵,同时“隐性”赞助人（儿童读者群体）也迫使译者适当调整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阅读。因此,人文社在对Harry Potter进行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因为误译、漏译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和变形。因为原文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原作者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接受语境,作家J.K.罗琳精心创作的大量文化特色词汇、人物形象、“文字游戏”和习语在经过译者的翻译转换之后,原着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在中译本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大量“文字游戏”蕴含的预期效果没有被完美地呈现出来。同样地,原着中大量巧妙构思、精心创作的习语并没有被译者进行异化处理,这使得习语中独有的文化意象和语言特色在中译本中丢失,影响和阻碍了中国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好奇心。本研究推动《哈利·波特》进入更多学术界研究者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学术研究,让更多严肃学院派研究者认识到通俗文学翻译的影响和特殊研究价值,也为该作品走向经典做出了一定努力;同时基于该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新型读者群体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以及中译本在文本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本研究亦可为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外译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和借鉴。

陶阳^[8]（2019）在《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作为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段落,给今天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一个新旧交汇的过渡时代中,近代学人早年的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个体的学术旨趣和文化实践?对此,本文认为,在这一历史阶段（1880-1911年）内,一些近代学人在早年的文化学习生活中,通过接受生活的多维濡化,进行知识的积累和演进,建构起各自丰富的文化世界。这一过程中,早年学习生活所提供的知识和情感准备,交往行动模式与惯习,文化心理模式,以及具身观念和认知,构成了这一文化世界的内涵。正是这一文化世界促使个体在剧烈的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中实现由士子童生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或是为近代学人个体把握过渡时代的历史机遇,做出历史文化方面的贡献提供了滋养。本文的第一章至第四章,通过叙述家园空间、学堂交往、物质环境以及身体实践中所发生的学习生活,分别在知识和情感、行动模式、文化心理、具身观念这几个层面上分析、诠释了早年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个体为转型时代做出不同方面的文化贡献。从早年学习生活所提供的知识准备来说,旧学新知的积累和演进,对于不同的近代学人所产生的影响,遵循着有所差异的路径和方式。对蒋梦麟而言,其庞杂的知识系统来源,促使他最终走向了一条中西杂糅互补的“多线式”文化复合论之路。不同于中西调和路径,胡适对中学学术传统的解读和改造是一种“单线抽取”式的改造路线。而就柳亚子和顾颉刚来说,早年所浸润的旧学传统给予学人的治学路数以重要的启蒙和发端。家园生活所带来的情感准备、滋养来说,与旧学新知所粘连的家宅生活记忆为年轻的士子们离开故土和家庭,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提供了情感上的积蓄和过渡。在交往行动模式的层面上,早年学堂里的公共交往生活令过渡时代的一代学人习得了公共交往的行为模式和惯习,这种公共生活的交往惯习帮助个体不断地融入都市公共空间,从而完成由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人的身份转变,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共和社会的都市交往生活空间增添和升华了公共性的理性内涵。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质-身体之境构成了早年文化学习所依赖的“异质性集合”,通过浸润于其中,早年的近代学人习得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式（体现为文化心理模式、审美心理图像、“物我一体”心理图像）,它们激发了文化思想的形成,构成近代学人文艺创作的艺术灵感,亦或是触发关于工业文明的认知和情感冲动。而早年学习生活中的身体实践,则赋予了转型时代的近代学人相互交织的具身观念,这种观念和力的冲突汇聚影响了他们关于身体的文化思考和实践。综上所述,本文运用教育历史叙事的方法,揭示了早年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过渡时代的学人所作的文化实践和贡献,为观察近代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视角。

张燕玲^[9]（2019）在《探析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及其发展》文中研究指明儿童对于语言文字的理解能力不同于成人,因此儿童文学的语言应该区别于一般的文学作品的语言,有着独特的语言特点。现在很多儿童文学的语言都是只注重文艺美学、文艺修辞学方面,而忽视了语言学理论对于儿童文学创作的指导,导致儿童文学的语言不够符合儿童的心理接受水平,进而不容易为儿童接受。因此,笔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进行研究,希望能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付筱竹^[10]（2019）在《战争与儿童书写：重庆《抗战儿童》的话语分析（1940-1945）》文中研究表明抗战爆发以来,儿童保育工作及儿童抗战活动开始积极进行,儿童刊物也作为动员儿童抗战的形式积极涌现。《抗战儿童》于1940年春天在重庆创刊,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版于大后方陪都重庆的一份专门为儿童创办的刊物。自创办起,《抗战儿童》在艰难的创刊环境下,为丰富儿童知识、动员儿童抗战、给战时儿童充当发声平台,为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及丰富儿童读物上做出了极大贡献。其销售量每月3000-5000册不等,广受儿童喜爱。本文将以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的三维分析模型为理论框架,以话语分析方法及考据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抗战儿童》刊物及其后期改版刊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其在文本、话语实践及社会实践三个话语分析维度的特点,从传播角度分析其在儿童保育及动员儿童抗战上做出的突出贡献。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并简要概括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理论及其与本文的适应情况等;第二章以背景介绍为主,理清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儿童刊物创办情况及《抗战儿童》刊物的创办及发展情况;第三章为微观的文本分析,细致的从文本高频词汇、标题的句式结构特点等书写角度分析《抗战儿童》刊物的文本特色;第四章立足话语实践维度,从《抗战儿童》的编辑团队、作者构成、受众群体及其传播的过程分析其话语的生成;第五章联系社会环境及背景,试析《抗战儿童》建构出的国家、民族情怀与动员儿童抗战间的关系;第六章为结论,将通过对前文研究内容的梳理和归纳,肯定《抗战儿童》刊物的贡献。

二、中国儿童文学写作的语言学意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儿童文学写作的语言学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1）张天翼儿童文学的成长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儿童文学批评理论文献在中国的翻译现状——以《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4）论视觉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幼儿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5）论舒辉波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困境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禁忌话题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论文提纲范文）

（9）探析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及其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0）战争与儿童书写：重庆《抗战儿童》的话语分析（1940-1945）（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儿童文学写作的语言学意识（论文参考文献）

• [1]张天翼儿童文学的成长叙事研究[D]. 张敏.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儿童文学批评理论文献在中国的翻译现状——以《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为例[J]. 张生珍,汪涟.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 2020(01)
• [3]《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论视觉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幼儿文学[D]. 洪妍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5]论舒辉波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困境书写[D]. 刘逸烁.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6]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禁忌话题书写研究[D]. 贾珊. 兰州大学, 2020(11)
• [7]《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D]. 王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8]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D]. 陶阳.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9]探析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及其发展[J]. 张燕玲. 大观(论坛), 2019(11)
• [10]战争与儿童书写：重庆《抗战儿童》的话语分析（1940-1945）[D]. 付筱竹. 重庆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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