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地理与三峡考古实践

一、考古地理学与三峡考古实践（论文文献综述）

李宁^[1]（2018）在《基于GIS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研究》文中认为聚落遗址是古代人类在生产、活动及其他活动中留存的文化遗存场所。作为人类古时候活动的场所和主要表现地,遗址包含着当时人类生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等重要信息。通过对遗址进行时空分布研究,探寻环境变迁的规律,对分析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方式,也将帮助我们重建过去的人地关系,解析聚落文化发展与周围环境的相关关系。在当前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研究中,多数研究只借助空间分析技术分析遗址分布与环境的关系,得到了一些空间分布特征;在分析聚落演变中对聚落群的划分多为基于经验和空间信息,较少涉及到聚落遗址中包含的文化属性信息。为全面、深入地分析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本文以长江中游地区为研究区,面向新石器晚期的聚落遗址建立一套基于聚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聚落遗址分布模型-聚落群演变的多尺度研究方法。本文首先收集整理研究相关的聚落遗址信息和地理环境信息,为实现研究分析提供数据支撑;对聚落遗址进行空间分析,获取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对聚落遗址建立分布模型,深入探讨分析聚落遗址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最后对不同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划分聚落群,分析聚落群的时空演变规律。本文面向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研究,主要完成了以下几部分研究内容:（1）收集整理包括遗址数据、地理环境数据在内的相关研究数据,并对其进行抽取、转化、融合,得到用以分析研究的基础数据。（2）基于GIS的空间分析方法对聚落遗址进行数量、高程、坡度等方面的空间分析,得出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高程、坡度、坡向、距水距离、地形起伏度等自然因子建立聚落遗址的分布模型,定量化分析聚落遗址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3）将聚类方法引入时空分析方法中,对聚落遗址聚类分析,分析聚落群的时空演化规律。在聚落群在时空演化过程中发现聚落群发展与两湖平原历史地理事件密切相关。（4）借助历史地理事件验证聚落群的演化规律,分析聚落演化的驱动因素。最后借助聚落遗址分布模型模拟生成聚落迁移的“最优路线”。“最优路线”表明史前人类在迁移过程中多考虑从山谷、丘陵中穿行,以此达到以最低成本获取更高收益的目的。

张永帅^[2]（2017）在《历史地理学:学科调整、学科性质与学科发展》文中研究表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依据。1983年以来的历次学科调整,历史地理学经历了一个由既作为地理学,也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到一律列入历史学的过程,而现在又是作为中国史的一个二级学科了。这样的学科归属现状显然不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本文在回顾历次学科调整对历史地理学所产生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重新审视,探讨了在最新一次学科调整背景下历史地理学如何获得发展的问题。

谭觅^[3]（2015）在《运用GIS技术探索三峡地区东周至汉代遗址空间分布规律》文中指出定量的思想弥漫在考古研究的方方面面，本文拟选取一种地理的观察视角，采用GIS技术，在定量研究思维的指导下，对三峡地区东周至两汉时期遗址的地理空间分布规律进行总结概括。本文的研究范围位于三峡地区西部平行岭谷地带，复杂的地形势必会限制古代人类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笔者将遗址分为居址和墓葬两类，分别从平面空间分布概况、高程分布比例、坡度分布比例、与河流的远近这四个角度观察不同时期居址和墓葬的分布规律及时空演变情况。结合已有研究，本文得出如下四点结论：第一，进入汉代以后，随着“汉化”的不断深入，三峡地区居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比重在增加；第二，和平的环境加之农业的发展，三峡地区人口不断膨胀，人们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同时，聚落内部功能逐渐细化，在发达聚落内部居址和墓葬逐渐分开，并且相比于墓葬，居址分布在地理条件更加优越的区域；第三，由于三峡地区特殊的地质构造，长江两岸多自然盐泉，盐业的发展带动三峡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吸引更多的人口向长江两岸聚集；第四，三峡地区平行岭谷的地形限制了南北交通，贯通东西的长江成为这一地区最主要的交通线路，而交通干线上往往会汇集更多的人口。故不管从盐业资源的角度还是交通运输的角度，长江一直是三峡地区古代人民生活的命脉，古遗址也自然多聚集在长江沿线。

杨文华^[4]（2013）在《清代四川津渡地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津渡是地方民众或地方政府为了克服江河（湖泊）阻碍而普遍设置的交通设施,作为陆行过水的必经之所和便民设施,是水路、陆路交通的重要节点。津渡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整合社会、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的重要依托物。四川地区河网纵横,聚落分散,津渡作为社会空间交往的重要纽带其作用非常突出。清代四川津渡的兴衰是中国沿河流域津渡的缩影,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但是,关于四川津渡的分布与变迁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的薄弱环节。因此,选择古代四川津渡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研究四川津渡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探讨四川津渡形成的环境机理;并且,由点及面,探讨津渡对地方经济、政治、社会、交通的影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由绪论、正文（分八章内容）、结语组成。绪论部分。阐述文章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对"津渡"等相关概念及研究的时空范围进行界定,对与四川津渡相关的成果进行了学术回顾,阐述了研究材料来源、研究的内容框架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一章,清以前四川津渡的时空分布。历史时期,四川境内的津渡设轩情况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巴蜀先民生产生活空间逐渐扩大,津渡设轩也逐渐增多。文章将清以前划分为三个时期,选取四川境内长江干流及主要一级支流津渡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以前四川津渡的时空分布。先秦秦汉时期,仅岷江中下游和长江干流部分地区分布有少量津渡。津渡分布主要受巴蜀先民聚落分布、社会经济水平低下以及津渡的军事功能突出等因素影响。魏晋至隋唐时期津渡数量有所增加,并集中分布于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区。津渡分布主要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村落、城镇沿河布局的影响。宋元明时期四川津渡发展迅速,津渡广泛分布于四川长江水系;长江干流、岷江流域津渡分布较密集,成都平原及河流两岸的冲积平原尤其稠密。津渡分布主要受村落、城镇沿江发展、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造船技术的影响。第二章至第七章,清代四川津渡概况及时空分布。清代四川水路发达、商业繁荣,津渡发展达到历史的高峰。清代四川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津渡建设,根据津渡建设主体,可以将清代津渡划分为官修、绅修和民修三种类型。其中民修津渡占绝大多数。士绅阶层是清代津渡建设的主要投资人;官府在津渡建设中起着提倡、引导、监督以及管理作用。清代四川津渡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均匀的特征,从河流来看,长江干流、岷江、嘉陵江津渡分布较为密集,沱江及其他河流津渡分布较为稀疏。从分布区域来看,津渡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河流沿岸的冲积平原以及于缓丘平坝地区,成都平原津渡分布稠密。从时间维度来看,清代四川津渡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津渡数量逐渐增加,津渡分布范围逐渐扩大。清前期（包括顺治、康熙和雍正三个朝代）,四川津渡处于恢复和缓慢发展阶段。清中期（包括乾隆、嘉庆和道光三个朝代）,四川津渡迅猛发展,津渡数量成倍增长,津渡儿乎遍及整个四川地区,长江干流津渡分布最为密集。清后期（包括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四个朝代）,虽然四川社会经济趋于衰落,但是宜昌、重庆开埠,四川传统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业经济快速发展,物质交流需求的增加客观上促使四川津渡继续向前发展。清代四川津渡时空演变主要受到河流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村落、城镇布局,造船技术等因素影响。第八章,津渡在四川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津渡设置最初主要出于政治、军事目的,唐宋以降津渡的功能逐渐转变为以经济功能为主。在清代四川,津渡的建设与兴废、津渡管理的好坏,对地方交通、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古代四川广大的农村地区,场镇的选址、发展以及兴衰和周边津渡发展息息相关。就城市而言,古代四川城市具有沿江分布和发展的特征,城市商业繁荣与津渡兴盛密切相关。在政治方面,津渡是地方安全和地方防务的重要节点,对于维持水上交通秩序,渡南北往来文报、差使,禁止农民离开十地,稽查奸细、逃军、犯人及商人违禁走私等行为具有重要作用。而作为设置最多、管理最完善、文献记载也最为详尽的义渡与佛教"普渡"思想相吻合,实践并传播"公义"思想,在清代四川有着重要的社会整合意义。结语部分对全书观点加以总结。通过系统研究清代四川津渡,形成有关津渡形成、变迁及管理的理论成果。同时,通过本文的研究为现代津渡利用,水路交通完善,村落、场镇布局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等提供参考借鉴。清代四川津渡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通过本文的深入研究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和借鉴。

狄三峰^[5]（2013）在《2000～2012年中国大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发展》文中认为邓广铭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史要掌握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四种基本工具,而其中的“地理”便是指现今所讲的历史地理学,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中国历史地理学自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进入到本世纪更是发展迅猛。总结和梳理本世纪头十余年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绩,对于该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按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对2000-2012年这十三年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情况做一番梳理。本文大体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和近年来的研究大概；第二部分为第一章,对十余年来学科的整体发展情况做宏观说明,内容包括会议进展情况、专业历史地理杂志的发展、主要科研院校的研究领域和取得成果,以及近年来活跃在历史地理领域的学者大要等；第三部分为第二章,论述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进展情况,重点强调了学科属性问题和信息技术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运用；第四部分为第三章,主要论述的是历史自然地理的发展情况,对有关的地理因素进行分述概括,同时强调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互动：第五部分为第四章到第十一章,主要论述的是历史人文地理的发展情况,分别对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军事交通地理和区域历史地理等分支进行理论层面和内容层面的分析；第六部分为第十二章,论述了历史地图集的编纂情况,并对一些编绘理论进行分析说明；第七部分是第十三章,对历代地理志书、古地图以及历史地理文献的汇编情况进行简要总结；第八部分为第十四章,总结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特点、问题、对策,并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将来的发展走势。

王洪强^[6]（2012）在《楚国生态环境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尝试对楚国生态环境及相关问题进行全面考察。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内史学界,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已有的区域环境史成果中,大部分以唐宋以后的行政区域为考察范围,少部分以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域为考察范围,涉及轴心时代地域文化区的成果则非常少见。在楚学研究领域,尚无一部自觉运用环境史的学术理路,对楚国生态环境及其与楚人生计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之关系加以全面考察的成果。本文则尝试在考古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吸收楚学研究中有关生态环境的内容,对上述内容作初步的梳理和研究,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第一章从气候、地貌、植物、动物等方面描述楚国生态环境的大致状况,并讨论诸如楚人的物候和月令,楚人涉水聚落和建筑,以及动植物的物用价值等问题,以期复原楚国境内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态景观,描绘楚人生产生活的图景。第二章以资源为切入点,讨论生态环境与楚国政治的关系。政治活动通过资源的分布、争夺、占有、利用等环节与生态环境发生关联,因此,以资源为切入点至少是讨论国家层面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途径。本章即从山泽、矿产、人口和粮食四类资源出发,来探讨楚地生态环境与楚国政治及相关社会活动的关系。第三章分别以巫、道、骚为出发点,探索楚文化精神层面中的自然世界。本章首先探讨了楚人的山川祭祀和自然神只系统,楚人有关居地和动物的选择术,以及包含动物在内的自然崇拜;其次简略概括了道家有关生态的思想,并与儒家作了简要比较;最后考察了庄骚和上博简等文献中有关植物、动物和水的意象。余论主要考察秦国历史上有关适应和利用生态环境的经验,并与楚国进行比较,以便从“他者”的角度看待楚国的失策与楚人的幸运。本文认为,楚国核心区的生态环境具有气候温暖湿润,地表河湖交错,植被茂盛,野生动物丰富等特征,总体生态条件较北方更为优越,但人口稀少,开发不足;对河湖地貌的有效利用和对生态资源的大量占有是楚国兴起的重要原因,促使楚国最终完成了对长江中下游的局部统一;楚国的政治力量在调整人地关系上的迟缓,促使楚国最终走向衰亡;楚人对楚地生态环境的观察、适应和利用的活动,塑造了楚文化的地域特征,反映在生态知识积累,生态思想阐发和生态意象表达之中。

贺世伟^[7]（2011）在《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的聚落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聚落的研究是复原和认识人类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视角。过去,由于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的文献资料缺乏,学界对该地区历史关注不够,对人们的生存方式与状态的认识较为单薄,对其变化的探索也不够深入。近二十年来,随着三峡地区的大量的考古资料的刊布,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材料和契机。本文就是运用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现结合的方法对汉六朝三峡地区聚落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新成果。聚落研究的前提是对聚落资料的时空框架的建构。本文在附录中运用较大篇幅对三峡地区已经报道了资料的七百多个遗址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期研究,初步建立了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及其基本面貌。分析的结果是把三峡地区汉六朝的遗存分为十段三期,分别代表西汉、东汉和六朝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各自具有特征鲜明的文化特征,十段的细化初步勾勒了变化的细节与过程。本文第二章对以上三个时期的聚落的特点与变化进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典型聚落个案材料入手,分析和复原个案的构成和基本特征,然后进行分类,归纳各类聚落的特征,最后观察各类聚落的空间布局、关系及其变化。分析的结果表明,郡类、县类和村类聚落是三个基本的类别,它们在基本设施的构成、布局以及规模上有显着不同。最显着的差异是城的数量的差异,郡城往往有大小城,县城有单城,多数村落无城。我们看到汉六朝蛮人居住的山区往往也会局部修城,有些村落本来就被安排在外形颇似“城”的高山盆地或平地,这一认识补正了一些学者的看法。郡城往往登高据险,以朐忍城为代表的县城则把重要的衙署类建筑安排在临江的台地中央一带,而不安排在靠山的高坡地带,择地时也并未将其选在澎溪和与长江的交汇处,这颇有特色。墓地普遍被安排在城外或村侧。由于地质、水文以及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各类聚落中心经常处于移动中。郡县城表现为郡县治的迁移,如巴东郡、宜都郡之类。显着的证据是各个遗址的各个时段的遗存普遍缺乏连续性堆积,年代断裂现象很普遍。在村落的一些大墓中,六朝人往往被埋入东汉墓中,其年代的连续性也很差。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仅仅用由于地质条件恶劣而导致保存状况差来解释是不充分的,其背后还应有人文的原因。从聚落的空间分布看,郡县城附近往往分布很多居址和墓葬,形成不少人口聚居区,但这并不妨碍在其他土地和资源状况较好的、非郡县治所的地方形成聚居区,万州武陵镇一带从西汉、东汉到六朝聚落—直很密集,另一方面,几处峡谷地带则一直人烟稀少,或仅有规模很小的散村。通过对城、房屋、窑炉、灰坑、墓葬等要素及其空间、区域布局上的分析与观察,以上三类村落在三个时期中变化很大。各要素中,墓葬变化最大,由西汉流行的以土坑、岩坑墓为主变化为东汉六朝以砖室、石室、崖墓为主。这一变化带来了聚落布局、手工业生产的变化。城的变化也很明显,六朝时期,关津镇戍类的城有明显增加。其背后的政治军事背景是各类政权的割据、征伐和蛮汉的冲突。我们还看到,六朝时期尤其是南北朝州郡县建制的增加,并未带类聚落数量的增加。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六朝时期瓷器的广泛使用是区别于两汉的重大变化,它表明三峡地区六朝较两汉对于长江上游和中下游的经济文化影响程度明显加强。更明显的变化的聚落数量的变化,东汉较西汉数量增加迅速,而六朝则迅速回落,这一变化趋势与三峡地区着籍人口的变化同步。如何理解汉六朝三峡聚落的上述特点与变化?本文第三、四章从人口增减、经济各门类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探索。我们认为人口的变化是造成聚落变化的主要原因,经济的发展则是内在动力,政治军事以及民族等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变化的范围和程度。本文还用较大篇幅对三峡的内外交通状况做了研究,认为交通格局的特点与变化是聚落发展变化的反映,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反映。三峡考古的新发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笪浩波^[8]（2009）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其互动演进规律,不仅对复原长江中游古代的人地关系具有意义,而且对当代保持生态平衡和维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立足考古学,借以地质学、地理学、环境学、生态学及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对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以期复原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生态文化,并进一步探讨生态环境在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揭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演替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即人地互动规律。第一章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长江中游第四纪生态环境变迁进行了复原研究。本文认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地形、地貌基本接近现在,只是河流有摆动,湖泊有涨落变化。新石器时代大部分处在全新世的大暖期,气候一直趋向温暖湿润,但其间也有冷暖期交替变化。10000a.B.P～8500a.B.P为温暖期,8500a.B.P～7800a.B.P为降温期,7800a.B.P～5600a.B.P为温暖期,5600a.B.P～5400a.B.P为降温期,5400a.B.P～4700a.B.P为温暖期,4700a.B.P～4200 a.B.P为降温期,4200a.B.P～3000a.B.P为温暖期。气候的波动直接影响河流、湖泊的水文及动植物的种属和分布的变化,从而导致生态环境发生变迁。生态环境的变迁对人类的生活、生产及社会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催生文化和促使文化演替。长江中游的气候变化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演替存在同步性,气候适宜期,社会稳定,文化发展繁荣;气候波动期,社会动荡,文化出现倒退甚至衰落。文化的新旧交替往往出现在冷暖期的转换期。第二章从稻作的起源、稻作农业的发展、区域生计类型的形成、手工业生产等方面对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生计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复原研究。本文认为稻作起源是客主观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生态环境的变迁是稻作起源的主要诱因,解决人口增长的压力是稻作起源的直接动因,而人类的生产力及技术水平则是稻作起源的动能。综合考察得出结论:长江中游的南岭以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而适宜水稻种植的洞庭湖平原则是稻作农业的主要发展区。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在城背溪文化晚期至皂市下层文化时期,主要表现是定居农业居落的出现、古栽培稻的多向分化、稻作农具的细化、稻作农业区的向外扩展。汤家岗文化至大溪文化时期出现了水田灌溉系统,稻作农业区的格局基本形成。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水稻得到优选改良,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本文认为区域生计类型的形成与生态环境存在密切的关系,局域地形地貌的差异、生态资源的多样性是形成不同的区域生计类型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各个区域食物遗存、生产工具的种类、数量统计分析结果看,以高山、峡谷和森林为主的峡江区呈现渔猎为主的生计类型,以河谷平原和中山坡地为主的汉水中游区呈现以水旱作物种植兼作的生计类型,而以低岗、湖沼、平原为主的两湖平原则呈现水田农业生计类型。本文认为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则是区域手工业类型差异产生的原因之一,峡江区有丰富的石料,石器制造成为峡江区的主要手工业,并可能用于交换,陶器制作则相对落后;汉水中游区既有石料也有泥土,所以,汉水中游的石器制造业和陶器制造业并举,但汉水中游的手工业生产品主要是满足内部生产和生活的需求;两湖平原有着丰富的泥土资源,但缺乏石料,因此,手工业以陶器制造为主,并可能用于贸易,虽然无石器制造作坊,但家庭制作的石器都较精致表明石器的珍贵和使用持久。第三章采用统计学和空间分析的方法对长江中游的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聚落类型分布、聚落的结构功能布局以及聚落的规模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从时间上看,各个不同文化时期或同一文化时期不同发展阶段聚落数量的变化与生态环境要素特别是气候的变化具有同步性,气候稳定期,聚落数量增多;气候波动期,聚落数量减少。从空间上看,气候适宜期,聚落呈扩散式的分布;气候反常期,聚落呈聚集式的分布。而聚落分布密度的变化以及分布区域的变化与各个时期文化中心的变化具有一致性,文化中心转移到哪个区域,哪个区域的聚落分布密度就增大。同一时期区域聚落分布的密度又随距离中心区域的远近距离发生变化,距离越近,密度越大;距离越远,密度越小。本文认为,聚落类型的分布与人类的生存需求有很大的关系,水、食物、安全是人类选择居住环境的三个主要因素,由此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居住环境。农业聚落选择地势平坦、河湖交错、土质肥沃的河谷平原地区生活;渔猎聚落则选择林木繁盛、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山涧河岸生活。房屋的建造方式和结构则与各个区域的地形地貌及气候等因素有关,地形宽阔、暖湿的两湖平原流行经过防潮处理的方形庭院式房屋,地形狭窄、温凉的汉水中游流行圆形或长条形房屋的建筑形式。聚落内部的空间布局则是依不同的功能而安排,功能区域的布局则是顺应自然地形、地貌的情形而为,不同的需求结合不同的地形、地貌构成不同的功能区的划分。总的原则是满足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环境的便利条件而极少去改变环境。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以适应自然为主,利用自然为自己服务的生态思想。第四章从生态系统论的观点出发,着重分析了区域大生态系统及局域微生态系统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特色形成中所起的制约作用,并论述了地理通道在区域考古学文化交流中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在发展道路上具有自我发展为主,融通外来文化为辅的双重文化特色。在文化结构上既有整体上的共同性特点又有局域差异性特点,整体共同性特点表现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主体独立发展,一脉相承,自成一体;局域差异性特点表现为文化的局域流变和地域性结构差异。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性特点是文化共同性特点形成的基础,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结构差异又是局域文化类型差异产生的原因。地理通道在文化的交流与融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侯甬坚^[9]（2009）在《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文中指出1978～2008年,国内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收获有目共睹,其中也包含了此前阶段学界科研工作的诸多成绩和经验。在取得历史地理学性质归属地理学共识后,作为学科两大基本骨架之一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在1970～1980年代呈现出一种兴盛局面。自从1990年代初倡导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以来,其研究盛况一直延续至今,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反而呈式微之势,这在较大程度上应归因于研究对象固有的自然或人文性质的差别。就研究本身的动力因素而言,学者们自觉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努力和对历史地理学学术价值的不懈追求,构成了两种相互交织而又风格别具的治学理念。环境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史）、GIS技术、环境史等学科或研究思潮的接续浸润,推动着历史地理学科朝着多样化和纵深方向发展。借鉴国内外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经验,我国历史地理学界面临着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汇合的高难度任务,还需要讨论历史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和范式。探讨学界最近30年的研究进展、特点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向,评论学科组织系统、学界动态反应、学术研究功能等重要内容,有助于我们把握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方向,树立国际视野,将研究工作推向更高的学术层次。

史威,张静^[10]（2008）在《长江三峡地区史前遗址类型及生业环境特点》文中研究说明通过三峡地区中坝、玉溪、玉溪坪、瓦渣地及哨棚嘴等遗址的实地调查,结合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对本区史前（主要是新石器至商周阶段）人类居住环境及遗址类型有初步认识如下:（1）遗址类型主要包括聚落型（含祭祀、墓葬等功能区）和盐业专门（生产）遗址;（2）遗址受自然条件制约（地形地貌、岩土性质、水位涨落及地质事件等）,次生性强;（3）区域环境条件特点导致其与同期东部文化相比,种植业欠发达,而捕渔、狩猎占优势,这一状况在三峡地区西部显得更为突出.

二、考古地理学与三峡考古实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考古地理学与三峡考古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GIS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运用GIS技术探索三峡地区东周至汉代遗址空间分布规律（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四川津渡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2000～2012年中国大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6）楚国生态环境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的聚落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考古地理学与三峡考古实践（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GIS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研究[D]. 李宁.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 [2]历史地理学:学科调整、学科性质与学科发展[J]. 张永帅.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7(04)
• [3]运用GIS技术探索三峡地区东周至汉代遗址空间分布规律[D]. 谭觅. 吉林大学, 2015(08)
• [4]清代四川津渡地理研究[D]. 杨文华. 西南大学, 2013(06)
• [5]2000～2012年中国大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发展[D]. 狄三峰. 扬州大学, 2013(04)
• [6]楚国生态环境及相关问题研究[D]. 王洪强.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1)
• [7]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的聚落及相关问题研究[D]. 贺世伟. 武汉大学, 2011(07)
• [8]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D]. 笪浩波. 华中师范大学, 2009(10)
• [9]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J]. 侯甬坚. 史学月刊, 2009(04)
• [10]长江三峡地区史前遗址类型及生业环境特点[J]. 史威,张静.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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