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医学会第三届全国老年消化专业学术会议纪要（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提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王博[2]（2020）在《高迁移率族蛋白1-白细胞介素1β复合物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滑膜成纤维细胞NF-κB信号通路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我们将利用western blot对滑膜成纤维细胞（RASFs）NF-κB信号通路的P65进行检测。并且利用干预因素HMGB1、IL-1β及HMGB1-IL-1β复合物对4组实验组进行刺激。观察P65表达的多少,解释HMGB1-IL-1β复合物与NF-κB信号通路的内在关系。方法:（1）RASFs分离培养及鉴定:非选择性选取RA患者共计20例,采用组织块培养法、消化酶培养法对所选择的滑膜组织进行培养,并对培养样本经光学显微镜观察,由波形蛋白（Vimentin）免疫细胞化学染色鉴定,判断其是否为RASFs并探讨RASFs培养方式。（2）HMGB1-IL-1β复合物对类风湿关节炎滑膜成纤维细胞NF-κB信号通路（P65）的影响:Western blot检测RASFs细胞核中P65的含量变化,从而得到HMGB1-IL-1β对NF-κB信号通路是促进还是抑制的影响。（3）统计学方法:本次研究的所有数据均由23 SPSS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且以标准差±均数（s±X）形式表示经随机、正态、独立、方差齐性检验的计量资料,分别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q-SNK检验法来对比多组间均数和多样本均数,统计意义以P<0.05为标准。结果:1.光学显微镜观察表明,与消化酶法获得的RASFs相比,组织块培养法所培养出的原代RASFs二者形态无显着差异,通过Vimentin免疫组织化学鉴定获得的原代培养RASFs能够满足本项目实验需要。2.HMGB1-IL-1β及其复合物干预RASFs 48h后,根据blot Western表达结果可知,该细胞中含有大量p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HMGB1-IL-1β复合物能够引发RASFs病理性改变,在RA病程中发挥重要作用。HMGB1-IL-1β复合物促进RASFs的NF-κB信号通路激活,且该作用强于独立组高迁移率族蛋白1及白细胞介素1β。
许金海[3]（2019）在《上海城市人群颈椎病流行病学调查及筋痹颗粒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研究》文中认为目的:研究上海城市人群颈椎病（颈型、神经根型）的患病率和危险因素,并分析慢性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疾病特征和生活质量;通过meta分析评价活血化瘀类中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利用随机双盲、双模拟、平行对照临床试验,评价筋痹颗粒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方法:1.2015年12月到2017年12月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市3个行政区的3600名社区居民进行颈椎病流行病学问卷调查,收集人群的性别、年龄、婚姻、民族、身高、体重、文化程度、月收人、职业工种、体力活动、工作强度、电子产品使用情况、吸烟、饮酒、既往疾病史等信息;由临床医师结合问卷、体格检查和影像学表现进行颈椎病的诊断;对诊断为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患者进行疾病特征调查和VAS、NDI和SF-36量表评分。2.计算机检索Cochrane Library、Pub Med、EMbase以及中国知网（CNKI）、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万方等数据库,收集活血化瘀类中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检索均截止至2019年1月31日。对纳入的文献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估并提取有效数据,采用Review Manager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3.72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n=36）和对照组（n=36）,试验组服用筋痹颗粒和西乐葆模拟胶囊,对照组服用西乐葆胶囊和筋痹颗粒安慰剂,记录患者治疗前、治疗后第1、2周、随访第8周的VAS评分、NDI评分、SF-36生活质量评分,记录患者的不良反应,评价其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结果:1.共计完成3349例城市人群的调查,平均年龄53岁,年龄最小18岁,最大85岁,其中男性1597人,占47.7%,女性1739人,占51.9%;确诊颈椎病826名,患病率为24.66%,其中男性患病率为18.91%（302人/1597人）,女性患病率为29.96%（521人/1739人）;患病率随年龄而升高,60岁以上人群颈椎病患病率为34.94%。高龄、女性、有饮酒习惯、合并慢性咽喉炎病史是颈椎病的危险因素。慢性神经根型颈椎病疾病特征趋向复杂化,生活质量明显低于正常人群,存在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2.系统评价共纳入41篇文献,4079例受试者,样本量36～480例,服药疗程为10～60天。Meta分析结果显示,单纯使用活血化瘀类中药或者结合非药物治疗的方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总有效率为[OR=3.82,95%CI,（3.01,4.85）,P<0.00001]、治愈率[OR=2.45,95%CI,（2.02,2.98）,P<0.00001]高于使用安慰剂或者西药,或者西药结合非药物疗法,或者单纯非药物治疗方法;对VAS评分[MD=-0.84,95%CI,（-0.93,-0.76）,P<0.0001]、NDI评分[MD=-4.6,95%CI,（-7.92,-1.29）,P=0.006]以及CSR20评分[MD=1.5,95%CI,（0.08,2.92）,P=0.04]的改善均优于对照组。活血化瘀类中药不良反应主要有腹泻、胃脘不适等,但发生率明显低于西药组。由于所纳入的大多数临床研究的质量较低,未来需要开展高质量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来提高活血化瘀类中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循证医学证据等级。3.共纳入72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试验组脱落1例,对照组脱落2例;治疗组和对照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2周结束和随访8周时末次随访,两组患者的VAS、NDI评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明显下降,但两组不同时间点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F-36量表克朗巴赫系数为0.823,整体量表的信度较好,两组患者的SF-36各维度评分在不同时间点均呈现上升趋势,不同时间点SF-36躯体健康PCS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SF-36心理健康MCS评分在第2周和第8周时优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SF-36总分在第8周时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均未出现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结论:1.上海城市人群颈椎病患病率为24.66%,其中神经根型颈椎病患病率10.6%;高龄、女性、有饮酒习惯、合并慢性咽喉炎是颈椎病的危险因素;慢性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疾病特征趋向复杂化,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正常人。2.活血化瘀类中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总体疗效较好,不良反应低于西药,但文献的循证医学证据等级有待提高。3.筋痹颗粒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不劣于西乐葆,能减轻患者的疼痛程度,降低颈椎功能残障指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心理健康。
周长友[4]（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提出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沃红梅[5]（2013）在《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文中研究表明医学统计学是统计学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它是运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医学实际,研究生物医学资料的设计、搜集、整理、分析和推断的一门学科。由于生物体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人类机体的反应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表现千差万别,所以需要运用统计方法来探讨其规律。统计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统计学的一个分支,中国医学统计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开始逐渐发展。1948年,《医学与生物统计方法》一书出版,标志着医学统计学学科在我国开始建立。解放前,医学统计学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科研工作的深入,医学统计学得到了快速发展。迄今,医学统计学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历经六十余年,但关于其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却尚不充分,鲜有医学统计学系统的史学研究发表。因此,归纳总结医学统计学发展的史学资料,对于反映我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建国后医学统计学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地梳理：一是学科发展概况；二是中国卫生统计学会建设；三是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四是学科发展中的主要人物介绍。本研究通过专家访谈和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解读,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医学统计学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通过对学科发展进程的概述,反映出我国医学统计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对于中国卫生统计学会成立和不断发展的历史研究,从侧面反映中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国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的进程。最后,我们将中国医学统计学工作者划分成四代人,按照出生时间的顺序,重点介绍了第一代、第二代人中的代表人物。与以往仅有的一些文献相比,本研究在学会、教材和人物方面,具有更为详尽和系统总结的特点。希望通过本研究的梳理,让后人了解中国医学统计学的历史,并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为今后的医学统计学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指导。
黄海力,万军,吴本俨,王孟薇[6]（2004）在《第三届全国老年消化专业学术会议纪要》文中研究说明
中华医学会第三届全国老年消化专业学术会议秘书处[7]（2003）在《中华医学会第三届全国老年消化专业学术会议纪要》文中提出 中华医学会第三届全国老年消化专业学术会议于2003年9月16～18日在广西桂林召开,来自全国20余个省市的15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议题涉及消化道肿瘤的分子发病机制和诊治进展、幽门螺杆菌（H.pylori）的诊治标准和变异、
中华医学会[8]（1987）在《中华医学会七十年大事记（1915—1984）》文中研究指明 1963年9月21—29日,第八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代表350人,大会及分组报告论文423篇。阿富汗、缅甸、锡兰、印尼、日本、朝鲜、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越南等国的20多位医师应邀参加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断肢再植首次成功,陈中伟医师和病人王存柏应邀到会讲话。
刘洋[9]（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李兆申[10]（2015）在《沐风栉雨历久弥新：我国消化内镜事业发展回顾》文中指出
二、中华医学会第三届全国老年消化专业学术会议纪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医学会第三届全国老年消化专业学术会议纪要（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高迁移率族蛋白1-白细胞介素1β复合物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滑膜成纤维细胞NF-κB信号通路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类风湿性关节炎信号通路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缩略语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3）上海城市人群颈椎病流行病学调查及筋痹颗粒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颈椎病流行病学调查与治疗研究进展 |
| 1.颈椎病流行病学现状 |
| 2.颈椎病的发病机制 |
| 2.1 机械性压迫 |
| 2.2 血液循环障碍 |
| 2.3 炎症免疫反应 |
| 2.4 其他机制 |
| 3.颈椎病的治疗现状 |
| 第二部分 上海城市人群颈椎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
| 1.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内容 |
| 1.2.1 诊断标准 |
| 1.2.2 排除标准 |
| 1.2.3 调查方法 |
| 1.2.4 质量控制 |
| 1.2.5 数据管理 |
| 1.2.6 统计学方法 |
| 2.结果 |
| 2.1 调查人群基本情况 |
| 2.1.1 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 |
| 2.1.2 职业种别、文化程度、工资收人及工作强度 |
| 2.1.3 行为习惯 |
| 2.1.4 既往疾病 |
| 2.2 颈椎病患病率分析 |
| 2.2.1 不同性别颈椎病患病率 |
| 2.2.2 不同年龄段颈椎病患病率 |
| 2.2.3 不同职业人群颈椎病患病率 |
| 2.2.4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颈椎病患病率 |
| 2.2.5 不同收人人群颈椎病患病率 |
| 2.2.6 不同工作强度人群颈椎病患病率 |
| 2.2.7 不同行为习惯人群颈椎病患病率 |
| 2.2.8 合并不同疾病人群颈椎病患病率 |
| 2.3 颈椎病的危险因素分析 |
| 2.3.1 颈椎病危险因素的赋值 |
| 2.3.2 颈椎病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
| 2.4 慢性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疾病特征分析 |
| 2.4.1 慢性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临床症状分布 |
| 2.4.2 慢性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生活质量分析 |
| 2.4.3 慢性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疾病特征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
| 3.讨论 |
| 3.1 颈椎病的患病率 |
| 3.2 颈椎病的危险因素 |
| 3.3 慢性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疾病特征与生存质量分析 |
| 3.4 本研究的优点与不足 |
| 4.研究小结 |
| 第三部分 活血化瘀类中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系统评价 |
| 1.材料与方法 |
| 1.1 文献检索 |
| 1.1.1 资料库来源 |
| 1.1.2 检索方式 |
| 1.2 文献筛选 |
| 1.2.1 纳入标准 |
| 1.2.2 排除标准 |
| 1.3 文献提取 |
| 1.3.1 文献提取方法 |
| 1.3.2 文献提取内容 |
| 1.4 文献质量评价和偏倚风险评估 |
| 1.5 数据分析 |
| 1.5.1 统计学分析 |
| 1.5.2 异质性检验 |
| 1.5.3 绘制森林图 |
| 1.5.4 漏斗图分析 |
| 2.结果 |
| 2.1 文献筛选结果 |
|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
| 2.2.1 样本量 |
| 2.2.2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
| 2.2.3 诊断标准 |
| 2.2.4 干预措施 |
| 2.2.5 疗效评价标准 |
| 2.2.6 结局指标 |
| 2.2.7 疗程及随访情况 |
| 2.3 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
| 2.3.1 随机方法及分配方案的隐藏 |
| 2.3.2 盲法实施情况和结局评价者盲法 |
| 2.3.3 结局数据的完整性及选择性报道 |
| 2.3.4 基线情况和样本量 |
| 2.3.5 其他偏倚 |
| 2.4 结局指标mate分析 |
| 2.4.1 活血化瘀类中药治疗CSR的总体疗效评价 |
| 2.4.2 活血化瘀类中药VS安慰剂 |
| 2.4.3 活血化瘀类中药VS西药 |
| 2.4.4 活血化瘀类中药+非药物疗法VS非药物疗法 |
| 2.4.5 不良反应 |
| 3.讨论 |
| 3.1 疗效与安全性分析 |
| 3.2 研究的方法学治疗及偏倚风险评估 |
| 3.3 活血化瘀类中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作用 |
| 3.4 问题与建议 |
| 4.研究小结 |
| 第四部分 筋痹颗粒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随机、双盲、双模拟、平行对照临床研究 |
| 1.临床资料 |
| 1.1 病例来源 |
| 1.2 诊断标准 |
| 1.2.1 中医诊断标准 |
| 1.2.2 西医诊断标准 |
| 1.2.3 中医证候标准 |
| 1.3 纳入标准 |
| 1.4 排除标准 |
| 1.5 剔除标准 |
| 1.6 退出标准 |
| 1.7 终止试验标准 |
| 1.8 病例脱落与处理 |
| 1.8.1 脱落的标准 |
| 1.8.2 脱落的原因分析 |
| 1.8.3 脱落病例的处理 |
| 2.研究方法 |
| 2.1 样本量估算 |
| 2.2 随机方法 |
| 2.3 盲法的设计与实施 |
| 2.3.1 盲法的设置 |
| 2.3.2 盲法的具体实施 |
| 2.4 治疗方案 |
| 2.4.1 试验组 |
| 2.4.2 对照组 |
| 2.4.3 药品包装 |
| 2.4.4 药品的随机编号、分配和清点 |
| 2.4.5 合并用药 |
| 2.5 结局指标与数据记录 |
| 2.5.1 一般记录项目 |
| 2.5.2 疗效指标 |
| 2.5.3 安全性指标 |
| 2.5.4 数据记录 |
| 2.6 总体疗效标准 |
| 2.7 安全性评定标准 |
| 2.8 质量控制与保证 |
| 2.9 数据管理 |
| 2.9.1 研究员填写数据要求 |
| 2.9.2 监察员监察数据要求 |
| 2.9.3 数据录入与审核 |
| 2.10 统计学分析 |
| 2.10.1 统计分析数据集的定义与选择 |
| 2.10.2 统计分析方法 |
| 2.11 伦理原则 |
| 2.11.1 伦理审查 |
| 2.11.2 受益与风险 |
| 2.11.3 受试者医疗和保护 |
| 2.11.4 受试者隐私的保护 |
| 2.11.5 受试者知情同意过程 |
| 2.12 临床试验报告流程 |
| 3.结果 |
| 3.1 流程图 |
| 3.2 受试者基线特征 |
| 3.2.1 两组患者年龄比较 |
| 3.2.2 两组患者性别构成比较 |
| 3.2.3 两组患者病程比较 |
| 3.2.4 两组患者BMI指数比较 |
| 3.3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VAS评分比较 |
| 3.4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NDI评分比较 |
| 3.5 结局指标SF-36评分比较 |
| 3.5.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SF-36总评分比较 |
| 3.5.2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SF-36(PCS)评分比较 |
| 3.5.3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SF-36的PCS各维度评分比较 |
| 3.5.4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SF-36(MCS)评分比较 |
| 3.5.5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SF-36(MCS)各维度评分比较 |
| 3.5.6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SF-36(HT)评分比较 |
| 3.6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
| 3.7 安全性评价 |
| 4.讨论 |
| 4.1 筋痹颗粒的历史渊源 |
| 4.2 对主要结局指标的影响 |
| 4.2.1 VAS评分 |
| 4.2.2 NDI评分 |
| 4.2.3 SF-36生活质量评分 |
| 4.3 临床试验设计 |
| 5.研究小结 |
| 创新点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益气化瘀法异病同治慢性筋骨病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上海城市人群颈椎病流行病学调查表 |
| 附录三 :神经根型颈椎病信息调查表 |
| 已公开发表论文 |
| 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
| 获奖情况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建国后医学统计学学科建设进展回顾 |
| 1、课程结构与专业建设 |
| 2、教材建设 |
| 3、师资队伍建设 |
| 4、研究生培养 |
| 5、科研工作 |
| 6、学术交流 |
| 7、小结 |
| 第二部分 对卫生统计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学会——记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原中国卫生统计学会） |
| 1、初创时期(1984-1997年) |
| 2、发展时期(1998年至今) |
| 3、小结 |
| 第三部分 建国后高等医学院校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回顾 |
| 1、郭祖超教授的《医学与生物统计方法》 |
| 2、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卫生统计学相关教材 |
| 3、卫生部统编教材《卫生统计学》 |
| 4、改革开放后迄今其他一些教材 |
| 5、小结 |
| 第四部分 对医学统计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
| 1、第一代人物 |
| 袁贻瑾 |
| 许世瑾 |
| 李光荫 |
| 薛仲三 |
| 郭祖超 |
| 祝绍琪 |
| 高润泉 |
| 倪江林 |
| 郑戈 |
| 杨纪柯 |
| 2、第二代人物 |
| 田凤调 |
| 杨树勤 |
| 李天霖 |
| 张照寰 |
| 杨建伯 |
| 周有尚 |
| 史秉璋 |
| 丁道芳 |
| 陆守曾 |
| 顾杏元 |
| 金丕焕 |
| 杜养志 |
| 王均乐 |
| 杨瑞璋 |
| 戴旭东 |
| 高玉堂 |
| 王仁安 |
| 何大卫 |
| 余松林 |
| 周燕荣 |
| 陈启光 |
| 方积乾 |
| 苏炳华 |
| 孙振球 |
| 3 、小结 |
| 第五部分 总结 |
| 1、学科建设 |
| 2、人才培养 |
| 3、校际合作 |
| 4、一点建议 |
| 参考文献 |
| 综述目录 |
| 中国统计发展简史(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7）中华医学会第三届全国老年消化专业学术会议纪要（论文提纲范文）
| 一、消化道肿瘤的分子发病机制和诊治进展 |
| 1. 胃癌及其癌前病变: |
| 2. 结肠癌和结肠息肉: |
| 二、H.pylori、消化道溃疡和出血性病变 |
| 1. H.pylori: |
| 2. 消化道溃疡和出血性病变: |
| 三、消化道动力障碍性疾病 |
| 四、肝、胆、胰疾病以及消化系疾病诊治技术的进展 |
（9）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中华医学会第三届全国老年消化专业学术会议纪要（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高迁移率族蛋白1-白细胞介素1β复合物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滑膜成纤维细胞NF-κB信号通路的作用研究[D]. 王博. 内蒙古医科大学, 2020(03)
- [3]上海城市人群颈椎病流行病学调查及筋痹颗粒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研究[D]. 许金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9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5]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D]. 沃红梅. 南京医科大学, 2013(02)
- [6]第三届全国老年消化专业学术会议纪要[J]. 黄海力,万军,吴本俨,王孟薇. 解放军医学杂志, 2004(02)
- [7]中华医学会第三届全国老年消化专业学术会议纪要[J]. 中华医学会第三届全国老年消化专业学术会议秘书处. 胃肠病学, 2003(06)
- [8]中华医学会七十年大事记（1915—1984）[J]. 中华医学会. 中国科技史料, 1987(04)
- [9]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10]沐风栉雨历久弥新：我国消化内镜事业发展回顾[J]. 李兆申. 中华医学杂志, 201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