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了一方百姓的共同富裕──记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东莞市长安镇政府（论文文献综述）
刘洋[1]（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周莹[2]（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徐浩[3]（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石立春[4]（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冯志峰[5]（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王庆廷[6]（2018）在《论司法对民意的分类回应》文中研究说明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实践层面未获圆满解决,学术层面亦有不少缺憾。既有研究不谓不丰,但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一是“大词法学”的空洞——重理论分析轻实证考察、重宏大价值轻具体制度、重理想方案轻现实可行;二是“一案一议”的琐碎——在拘泥于描摹故事情节的同时,又喜欢跨越“线”的逻辑而直接将“点”的叙事上升为“面”的结论。之所以如此,问题症结就在于对民意的看法太过粗糙,尤其是缺少民意概念的语境分析和民意面相的学术分类。为走出“大词法学”的困境,无疑需要对民意概念进行司法语境下的准确界定,需要对民意面相进行独特有效的学术分类。通过对林林总总的民意概念进行梳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狭义层次的民意是指人民的意志;中义层次的民意是指公众的意愿;广义层次的民意是指部分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司法语境下的民意归属为广义层次的民意,并进一步细化界定为“部分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就某一司法问题（主要是案件）表达的意见”。虽然既有研究中对民意的学术分类已有所涉猎,但要么分类标准比较单一,要么为分类而分类,多华而不实,分而无用。其实可以依据关注对象、表达内容、表现方式等综合标准,大致将民意分为直接民意和间接民意两大类别。其中,直接民意是指直接向司法机关表达的、针对个案处理的、诉求集中而明晰的民意。间接民意是指间接向司法机关表达的、不限于针对个案处理的、诉求分散而模糊的民意。最具代表性的直接民意是刑事个案中的联名信,最具代表性的间接民意是公共案件中的网络评论,作为民意的实践样态,可以对之进行类型化的实证考察,以真实反映和科学概括司法与民意的实然关系。通过对数十件刑事个案中联名信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以联名信为代表的直接民意的若干特点:涉及犯罪大多为自然犯,侵犯法益大多为人身权利;被告人以农村村民居多,大都属于草根阶层;签名者大都与当事人处于同一小型熟人社会,与之有“熟人关系”;联名信并非单纯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一定的证据属性和逻辑理性;对联名信的回应态度与对应的案例效果呈现出较大程度的正相关态势;联名信的真实度较高,签名者大都知悉案情且表达真实意愿。通过对数十个公共案件的网络评论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以网络评论为代表的间接民意的若干特点:网络评论的要素往往包括发帖、转帖、评论、舆论;网络评论的起因是偶然当中有必然;网络评论的导向是被动当中有主动;网络评论的影响在案中案外交织,正面负面混杂;网络评论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理性不足、知识欠缺和信息片面;网络评论的内容是全景式的描述和全方位的评论;网络舆论的监督一般通过网络→舆论→权力→法官的链条传递。通过前述的实证考察,可以看出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呈现出两面性:一是正面的价值性,即民意对于司法有哪些价值层面的意义;二是负面的冲突性,即民意与司法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有哪些。无论是直接民意,还是间接民意,都存在正面的价值性和负面的冲突性。但是为了论述的更深入,更有针对性,与直接民意和间接民意的分类相对应,同时基于两者的特点,在理论解析层面也有侧重:就直接民意而言,主要讨论正面的价值性;就间接民意而言,主要讨论负面的冲突性。在直接民意的正面价值性方面,大致可以从法治悖论的消解,历史文化的传承,法律的开门接纳,个案的有限弥散,以及比较法上的借鉴等层面予以论证。在间接民意的负面冲突性方面,大致可以归咎于职业思维与大众思维之间有差异,个案往往成为民众负面心绪的宣泄口,民意与法意之间时常存在分歧,官方信息缺失与民众想象力泛滥,调处司法和传媒关系的规范缺失,以及法律稳定性与民意流变性的区别等因素。司法对民意的回应并非天马行空的学术修辞,亦非骄纵任性的个人意愿,而是有学术理论的丰厚支撑,包括但不限于回应型司法、协商型正义、人民司法观、法的渊源论等司法理念。在此指导下,需要坚持柔性的、有限的、社会的司法观,对民意进行尊重但应审慎、积极但有限度、回应但依程序、互动但讲策略的回应。既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以增进与民意的对话;也要建立健全民意的收集、识别、引导、保障、吸纳、反馈等工作机制,以加强与民意的对接。尤其是针对直接民意和间接民意的特点,需要分别设计各有侧重的回应路径。其中,对于直接民意,主要是建构一套机制化的、可操作的回应模式。重在积极回应,主要是微观层面的构建。从纵向来看,需要把司法回应分为收集、甄别、考量和反馈等若干阶段;从横向来看,需要在每个阶段细化原则、形式、任务和流程等具体事项。对于间接民意,主要是建构一套整体的系统的机制性策略。重在能动应对,主要是中观层面的构建。总体而言,可以在两大层面展开:对内而言,要科学构建能动裁判体系,以拉近法意和民意的距离;对外而言,要积极参与公众舆论构建,以消解民意对法意的冲击。
李凌凌[7]（2018）在《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风险与治理》文中指出民粹主义是一种反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把人民作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政治上崇尚直接民主和多数统治,反对代议制度;在经济上追求绝对平等,反对等级关系和贫富差距;在道德和文化上崇拜草根阶层,认为他们是“善”和“美”的来源和化身;以诉诸情感而非理性的方式开展社会动员,鼓励人们以激进的方式反抗现行体制和统治阶层,具有草根性、批判性、极端性等特征。它既是平民大众不满现状的一种政治心态和社会思潮,也是部分精英人士试图操纵群众的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策略。民粹主义是最近几年来国际政治变局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社会中日益值得关注的一种社会思潮。中国现阶段的民粹主义主要表现在网络空间,是以网络舆论形式呈现出来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抗争运动。它以现实社会中的大众情绪和长期形成的集体记忆为心理基础,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传播载体,以反精英反体制反智识反主流意识形态为主要诉求,以情感动员为主要动员方式,具有明显的“事件型”而非“议题型”特征,参与者没有明确的组织和行动纲领,其行为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非理性、极端化特征较为突出。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发生与传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蕴藏着多方面的社会风险,甚至可能在关键时刻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对于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决策参考价值。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沿着“是什么”——“会怎样”——“为什么”——“怎么办”的研究逻辑渐次展开,首先提出问题: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上是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症候?如果有,在互联网的不同发展阶段它有何表现?它围绕哪些主要议题展开?网络民粹主义舆论有哪些特征?如果任由网络民粹主义舆论发展,将造成何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后果?然后分析问题:是哪些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最后,探讨对策,从现实社会和舆论空间两个方面,寻求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预防和治理之道。全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共分四节。第一节,从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浪潮到中国网络舆论场的民粹主义风险,交代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第二节,界定了研究的基本概念;第三节,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挖掘了论文的研究意义,并交代了三个小的创新点。第四节,交代了论文的研究路线、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第一章是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共分两节。第一节从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几个不同的学科领域,挖掘了论文中用到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资源。第二节,围绕民粹主义和网络民粹主义,综述了国内外的相关学术文献。第二章,中国网络舆论场上的民粹主义症候,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呈现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本章共分三节。首先,依据社交媒体发展的时间顺序,梳理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发展线索与表现形态:从门户网站的“标题党”狂欢,到论坛时代的群体极化,再到博客时代的粉丝迷狂,再到微博广场的万众围观,再到微信圈层文化中的风险沉潜,展示了传播平台和舆论形态之间的共生互动。接着,在一个共时态的环境下,归纳了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六大主要议题:反精英议题、反体制议题、反智识议题、反主流意识形态议题、民族民粹主义议题和环保民粹主义议题,凸显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反对”立场。最后,总结了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传播特征:以民众的自发传播为主,尚未出现卡里斯玛式的政治领袖;围绕负面事件进行舆论啸聚;采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方法;使用诉诸情感的动员方式;伴随谣言和阴谋论;线上线下的跨地域互动。第三章,网络民粹主义舆论传播的风险。本章共分四节,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分析了民粹主义舆论传播可能带来的风险:政治方面:激进政治参与冲击体制安全;“抗议政治”和“否决政治”降低施政效率;舆论“逼宫”伤害法治秩序;国际民粹主义浪潮引发连锁效应。经济方面:“福利赶超”拖垮国民经济;舆论暴戾推动精英移民。社会方面:民粹主义的“冲突叙事”造成社会撕裂;“多数暴政”借道德之名践踏个人权利。文化方面:全民生产导致文化低质化;舆论极化造成公共领域萎缩。第四章,网络民粹主义舆论产生的原因,本章共分四节。将从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结构性怨恨、互联网赋权引发政治参与爆炸式发展、国民素养教育缺失造就了民粹主义传播的群众基础、传播格局演进催化了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勃兴四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五章,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预防与治理。本章共分两节,首先,从四个方面改善现实社会治理,预防民粹主义情绪的发生:推进公平消弭结构怨恨;遵守法治约束民粹冲动;疏通渠道化解参与压力;改善教育铲除民粹土壤。接着,从理念和方法两个层面,探讨改进舆论空间的治理。理念上,从舆论斗争转向舆论治理,从“以我为主”转向相互尊重。方法上,明确多元治理主体的责任,构建舆论主体之间的对话,做好网络舆论的宏观调控。
邓少君[8]（2016）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文中认为社会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同时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治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下的中国面临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复杂、风险隐患凸显、社群融合困难等突出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也相应地面临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管控社会风险等三大基本任务,迫切需要在依法治国视域下,构建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在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首次指出,人类已进入全新的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也使中国同样迈进风险社会,并同时具有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断裂的社会”特征。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今中国高发多发的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权益基础上的民间性冲突和社会性对立。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风险类型,在类型特征上,可以从对抗性质、所涉主体、适用法律、对象规模、时代背景、主题归属等多重同角度,厘清各类矛盾纠纷的基本属性；在宏观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强度烈度扩张、社会燃点降低等特征；在发展态势上,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面临涉农纠纷量大面广、涉土纠纷对抗激烈、劳资纠纷高发多发、医患纠纷日渐严峻、金融纠纷破坏力强、环保纠纷成为焦点、群体纠纷组织化更加明显的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社会矛盾纠纷高发频发的风险源头并非易事。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与落后的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井喷”的源头性归因,可以从经济、社会、行政、司法、教育、党建等多个层面寻找症结所在,可以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政府结构膨胀与管理服务缺失、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基层组织涣散与先锋作用迷失等六个方面的基本缘由,当然每个层面的不同病灶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复合叠加、甚至互为因果,均会不断诱发、催化出新的社会矛盾。这样更多地从批判的角度对社会风险来源进行比较系统而又一定深度的剖析,对于建立完善中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治理格局应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不同表征与多元起因,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无疑做了积极而富于价值的风险调控探索实践。如建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制度化路径,通过着重顶层设计、明确责任主体、构建联调机制、改革信访机制等措施,使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权主导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一种基础性保障；拓展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社会化路径,提出了坚定人民调解发展方向、拓展人民调解职责内涵、创新人民调解体制机制的思路,特别在如医患纠纷、交通纠纷、环保纠纷等社会矛盾风险热点领域,大力推进和发展第三方专业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思路显得更富创新意义；创设了以诉前联调为机制的法治化路径,矛盾纠纷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在法院正式立案前,以法院为主导,法院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行业组织协调联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探究了以复合治理为基本框架的多元化路径,通过厘清各种解纷方式的主体与特性、关系定位与路径选择、探索经验与现实困惑,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和网络结构做了具有一定前瞻意义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国执政党一直在探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综合治理,到中共十八届三、四、五中全会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无疑适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阶段的治理需求。然而,以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管历经多次改革,最终都是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特别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镇街治理机构,由于强调与县级以上各职能部门的条条对接、垂直管理,反而造成基层治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单打独斗、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国情下,广东省创设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实战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理顺治理机制,健全运行机制,凝聚了基层治理正能量,产生了1+1>2的治理效果。从广东经验中可以得到创新基层社会矛盾风险治理的五点启迪：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强化“以人为本”价值观、推进“利民便民”服务观、践行“依法治理”法治观；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盘活政府资源存量、优化镇街资源配置,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实现“官民共治共享”；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建立以县区为龙头、以镇街为支撑、以村居为基础、以网格为细胞的治理体系；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推进指挥协调扁平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治理手段信息化、治理方式多样化；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细化目标管理责任、强化综治政策工具、完善考评问责体系。这些思路和建议,体现了现代社会风险防控与治理的发展理念,对各地深化基层矛盾治理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何嘉[9]（2014）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重构》文中认为自1982年中央第一次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关注“三农”问题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期间“三农”问题屡屡被提及，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至今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首要社会问题。“三农”问题的成因在于我国长期实施的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为了确保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国家通过政策上的倾斜，人为的造成了城乡二元格局，以实现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农村剩余向城市转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标志着我国由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模式向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模式转变，这一转变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环境只是事务变化的必要条件，而内部因素则是事务变化的根本原因，内部因素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方向。“三农”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有利的外部环境，也需要寻找内部的发展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村经营体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无疑为“三农”问题的破解指明了方向。“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水平过低，因此改革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要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曾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超常规增长，但是目前这种生产力的促进效应已经逐步释放完毕。由于分散经营的农户具有生产趋同、交易方式单一、流通成本高昂，科技信息接收能力低下，以及在市场经济下抵御风险能力弱等缺点，因此需要农业产业化组织将农户联合起来，开展合作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我国农村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成员人数最多的经济组织，本应成为促进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最佳载体，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陷于越来越边缘化的困境中。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产权制度、组织形式和组织治理等方面的缺陷，导致了其无法成为促进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载体；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社区组织在成员、财产上的混同，导致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部分收益被用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维持公共服务，而没有全部转化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但从总体上而言，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两个方面：对于城市化进程较慢的地区，发展农村经济主要是靠农业生产本身，因此以发展合作经济为主；对于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地区，由于集体土地的征用、集体不动产租赁价格的升值以及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主要靠集体资产的经营。本文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组织形式、组织治理等方面进行了重构；同时探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指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的实现离不开政府转变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最后在分析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基础上，具体提出破解“三农”问题的立法建议和措施。本文除引言部分之外，共分为六章，约十五万字。第一章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了界定。建国以来，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央的文件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都有着反复的使用，但是对其相应的内涵和外延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界定，农村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在概念的使用上存在着混同。从语源及发展历史的角度审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界定应当以“集体所有”为原则。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虽然始于农民间合作，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却丧失了“合作”的属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组织地位、财产性质以及组织机构等方面均存在着区别。根据“集体所有”这一原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外延上可以区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而广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除此之外还包括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乡镇集体企业。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狭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土地纽带以及成员固定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三大特点。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着产权不清晰、意思不独立、组织机构不健全等问题，导致了其不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难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第二章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构思路。我国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有经济组织之名，但却无经济组织之实。在前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构目标首先是要按照“法人”的要求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社区组织相区分，赋予其独立的人格。其次，要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就必须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企业法人”的要求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治理，使其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构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为经济功能，在确保经济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时也起到了提供被动性保障功能的作用。至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服务功能则不应当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担，而应当强调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合作经济，二是发展集体经济。过去我国对于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在认识上存在混同，本文所述的“合作经济”是指通过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其他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将分散的农民联合起来进行农业产业化生产获取收益的经济活动；本文所述的“集体经济”是指通过经营管理集体财产获取收益的经济活动。第三章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物质基础进行了重构。集体土地是农村最主要的集体财产，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利主体不明确、耕地细碎化、农民不享有土地的发展权以及土地融资功能的缺失。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物质基础，农村集体土地制度重构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具有一致性，因此重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首先重构作为其物质基础的农村土地制度。本文从肯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建立稳定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建立健全的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以及完善我国土地利益分享机制五个方面具体论述了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重构方案。第四章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进行了重构。组织形式重构的可选路径主要包括合作社法人、公司法人以及股份合作制企业。本文从集体所有制和组织创新两个方面对组织形式重构进行探讨，认为股份合作制是最佳的路径选择。一方面从集体所有制的角度而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构既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又要实现共同富裕，既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又要明确农民对集体财产的权利，因此股份合作制应当是最佳的路径选择。另一方面从组织创新的角度而言，我国各地农村禀赋差异悬殊，有的地区适宜发展合作经济，有的地区适宜发展集体经济，因此选择股份合作制重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充分尊重农民的自我选择，既适应了现实的需要，又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根据过去我国股份合作制的实践经验，为了确保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稳定，必须对其中的股份制作出一定的限制，也就是明确股份制的作用在于确权而非引资。为了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有效的开展生产经营，必须从经营机制、表决机制、分配机制三个方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进行重构。第五章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环境重构进行了研究。为了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的理论研究能够进一步转变为立法，就必须有效的协调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小农社会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及资本原始积累尚未结束是我国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土地矛盾的尖锐化与农村公共产品匮乏，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构必须处理好这两方面的问题。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关系重构，应当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与农村社区组织成员身份进行区分，区分的时间应当以产权制度改革的确权时间为节点。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关系重构，重构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应当设置集体股，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公共服务的维持应当主要由政府财政来负担。而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完全实现之前，农村应当进一步完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第六章对前五章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首先，对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应当尽快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确立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其次，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在股份设置上不应当设置集体股和外部股，对股权的流转和抵押应当进行限制。再次，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外部环境构建，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主动承担提供村级公共产品的职责，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税收上的优惠，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最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构让农民真正成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者，因此立法不仅应当关注组织制度的合理性和政府的支持，更应当关注农民的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的培养。
邵靖[10]（2013）在《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我国现代城市雕塑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一个舶来品，是从19世纪末才从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论文按照“殖民时期——民国时期——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脉络进行分析，对中国大陆上的城市雕塑进行了基本历史梳理，并对各个时期主要的作品进行了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的城雕在各个时期受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其不同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中国不同时期的雕塑教育和几代雕塑家的发展及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文由绪论、正文三章和最后的结论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的重点难点进行了剖析。第一章重点写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者建立的城市雕塑和民国时期第一代雕塑家所创作的城市雕塑。殖民统治的强行开埠、西方思想的引入及新文化运动、美术革命、新兴艺术学校与社团对中国现代雕塑的兴起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殖民者在租界地的公共空间、公共建筑、公共花园及私家花园中都开始兴建现代城市雕塑。民国时期的雕塑家们都是经历了艰苦的留学之路后归国的，他们为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和雕塑事业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发展历史。美协的成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结合”的方针对此时的雕塑界有着诸多的影响，而在与苏联关系僵化之前，新中国几乎所有领域都深受苏联的影响，雕塑教育和雕塑创作也不例外。此时最大的城市雕塑项目就是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后的十大建筑雕塑和“文革”期间毛泽东像的遍地开花揭示了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完全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之中，城市雕塑彰显其独有的艺术特色。第三章结合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从千篇一律的不锈钢抽象雕塑，到各种风格的百花齐放，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的成立为繁荣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指明了方向，各种国际雕塑创作营、国际城市雕塑大赛此起彼伏，使得雕塑公园开始兴旺起来，其中以名人雕塑园居多，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雕塑公园的发展起起落落，雕塑公园的后续管理令人堪忧。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归纳总结，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特点进行了论述。对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鱼龙混杂的城市雕塑建设现象使许多雕塑家开始对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不断深入探讨，对中国传统雕塑进行反思，将传统融入现代城市雕塑之中，力求使得中国城市雕塑有更良好和合理的发展趋势。
二、为了一方百姓的共同富裕──记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东莞市长安镇政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了一方百姓的共同富裕──记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东莞市长安镇政府（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个案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 一、新时代 |
| 二、高新区 |
| 三、管理体制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 第三节 比照 |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 三、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 一、功能优化 |
| 二、职能转变 |
| 三、权力重构 |
| 四、机构改革 |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2）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语料来源 |
| 1.5.1 建立小型语料库 |
| 1.5.2 依据爬虫程序,滚动抓取标题 |
| 1.5.3 标题信息处理 |
| 第二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汇语法特点 |
| 2.1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频特点 |
| 2.1.1 词频统计 |
| 2.1.2 词频分布分析 |
| 2.2 标题词汇的语义特点 |
| 第三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法特点 |
| 3.1 句法结构形式 |
| 3.1.1 单句式结构 |
| 3.1.2 组合式结构 |
| 3.1.3 成分缺省结构 |
| 3.2 句类特点 |
| 3.2.1 陈述句标题 |
| 3.2.2 疑问句标题 |
| 3.2.3 感叹句标题 |
| 3.2.4 祈使句标题 |
| 第四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 |
| 4.1 引言 |
| 4.2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 |
| 4.2.1 词语修辞 |
| 4.2.2 辞格修辞 |
| 第五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用特点 |
| 5.1 关联理论与网络新闻标题 |
| 5.2 网络新闻标题的“明示—推理”交际 |
| 5.2.1 明示行为 |
| 5.2.2 推理过程 |
| 5.3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境效应 |
| 5.3.1 认知语境假设 |
| 5.3.2 语境效果 |
| 5.4 网络新闻标题的最佳关联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
| 6.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6）论司法对民意的分类回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研究基点：民意的语境分析与学术分类 |
| 一、民意的语境分析 |
| 二、民意的学术分类 |
| 第二章 实证考察：司法与民意关系的样本统计分析 |
| 一、直接民意：以刑事个案中的联名信为考察样本 |
| 二、间接民意：以公共案件的网络评论为考察样本 |
| 第三章 理论解析：司法与民意关系的两面性之辩 |
| 一、正面价值性：直接民意的意义解读 |
| 二、负面冲突性：间接民意的博弈考量 |
| 第四章 制度构建：司法回应民意的策略、路径和程序 |
| 一、司法回应的宏观理念 |
| 二、司法与民意互动的总体架构 |
| 三、直接民意：积极回应的机制与程序 |
| 四、间接民意：能动应对的策略与路径 |
| 结语 司法与民意的漫漫征途 |
| 附件一：关于联名信的统计资料 |
| 附件二：关于司法与民意互动的指导性文件(建议稿)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风险与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 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浪潮 |
| 二 中国网络舆论场的民粹主义风险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 民粹主义 |
| 二 网络民粹主义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路线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 民主和民粹理论 |
| (一)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
| (二) 西方民主思想 |
| (三) 民粹和民主的区别 |
| (四) 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 |
| 二 舆论和群体心理 |
| (一) 舆论 |
| (二) 群体心理 |
| 三 风险社会理论 |
| 四 社会治理理论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民粹主义的学术源流 |
| 二 网络民粹主义的多学科观照 |
| 三 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中国网络舆论场上的民粹主义症候 |
| 第一节 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空间流变 |
| 一 门户网站的“标题党”狂欢 |
| 二 网络论坛的群体极化 |
| 三 博客空间的粉丝迷狂 |
| 四 微博广场的万众围观 |
| 五 微信圈层的风险沉潜 |
| 第二节 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主要议题 |
| 一 反精英议题 |
| 二 反体制议题 |
| 三 反智识议题 |
| 四 反主流意识形态议题 |
| 五 民族民粹主义议题 |
| 六 环保民粹主义议题 |
| 第三节 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传播特征 |
| 一 以民意自发表达为主 |
| 二 围绕负面事件的舆论啸聚 |
| 三 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 |
| 四 唤起情感的动员方式 |
| 五 伴随谣言和阴谋论 |
| 六 线上线下的跨地域互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网络民粹主义舆论传播的风险 |
| 第一节 政治风险 |
| 一 激进政治参与冲击体制安全 |
| 二 “抗议政治”和“否决政治”降低施政效率 |
| 三 舆论“逼宫”伤害法治秩序 |
| 四 国际民粹主义浪潮触发连锁反应 |
| 第二节 经济风险 |
| 一 “福利赶超”拖垮国民经济 |
| 二 舆论暴戾推动精英移民 |
| 第三节 社会风险 |
| 一 “冲突叙事”造成社会撕裂 |
| 二 “多数暴政”践踏个人权利 |
| 第四节 文化风险 |
| 一 全民生产带来文化低质化 |
| 二 舆论极化导致公共领域萎缩 |
| 小结 |
| 第四章 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成因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结构性怨恨 |
| 一 经济发展带来阶层分化 |
| 二 相对剥夺感造就结构性怨恨 |
| 第二节 互联网赋权带来政治参与“爆炸” |
| 一 互联网赋权改变社会权力结构 |
| 二 凝闭型政策体制缺乏吸纳能力 |
| 第三节 公民教育缺失造就群众基础 |
| 一一 元化教育培养“单向度的人” |
| 二 社会原子化便于非理性动员 |
| 第四节 传播格局演变催化民粹主义勃兴 |
| 一 主流媒体的社会功能失调 |
| 二 市场化媒体的“为民请命”情结 |
| 三 社交媒体的民粹主义偏向 |
| 小结 |
| 第五章 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预防和治理 |
| 第一节 现实社会治理 |
| 一 推进公平消弭结构怨恨 |
| 二 遵守法治约束民粹冲动 |
| 三 疏通渠道化解参与压力 |
| 四 改善教育铲除民粹土壤 |
| 第二节 舆论空间治理 |
| 一 治理理念 |
| (一) 从“舆论斗争”到“舆论治理” |
| (二) 从“以我为主”到相互尊重 |
| 二 治理方法 |
| (一) 明确多元治理主体的责任 |
| (二) 构建舆论主体之间的对话 |
| (三) 做好网络舆论的宏观调控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学术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8）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一、中国执政党治国理念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三、中国基层矛盾治理需求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概述 |
| 一、风险社会研究 |
| 二、基层矛盾治理 |
| 三、基层社会治理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式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厘定 |
| 第一节 风险社会理论 |
| 一、社会风险演变 |
|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三、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社会治理理论 |
| 一、治理的基本内涵 |
| 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
| 三、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厘定 |
| 一、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 |
| 二、基层与基层矛盾 |
| 三、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 |
| 第三章 风险形式：基层矛盾表现特征 |
| 第一节 矛盾纠纷的基本类型 |
| 一、从矛盾性质划分 |
| 二、从所涉主体划分 |
| 三、从人员规模划分 |
| 四、从适用法律划分 |
| 第二节 基层矛盾的宏观表征 |
| 一、在数量上：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 |
| 二、在走向上：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 |
| 三、在主体上：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 |
| 四、在形态上：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 |
| 五、在强度上：矛盾张力扩大,社会燃点降低 |
| 第三节 基层矛盾的多发领域 |
| 一、涉农纠纷量大面广 |
| 二、涉土涉房矛盾对抗激烈 |
| 三、劳资纠纷高发多发 |
| 四、医患纠纷日渐严峻 |
| 五、金融纠纷破坏力强 |
| 六、环境纠纷成为焦点 |
| 七、群体纠纷组织化明显 |
| 第四章 风险来源：基层矛盾源头归因 |
| 第一节 经济转型：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 |
| 一、粗放型增长 |
| 二、城市化失序 |
| 三、房地产泡沫 |
| 第二节 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 |
| 一、个体分化 |
| 二、群体分化 |
| 三、阶层分化 |
| 第三节 执政效率：政府结构膨胀与服务管理缺失 |
| 一、政府结构臃肿膨化 |
| 二、决策管理时有失控 |
| 三、基本公共服务滞后 |
| 四、维稳模式呆板僵化 |
| 第四节 司法实践：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 |
| 一、地方立法滞后 |
| 二、司法公正有失 |
| 三、基层法治薄弱 |
| 四、法治文化缺失 |
| 第五节 教育文化：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 |
| 一、教育扭曲失范 |
| 二、主体文化受侵 |
| 三、精神信仰丧失 |
| 第六节 基层党建：组织建设弱化与先锋作用淡化 |
| 一、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弱化 |
| 二、基层党的领导干部蜕化 |
| 三、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淡化 |
| 第五章 风险调控：基层矛盾解决路径 |
| 第一节 制度化路径：行政主导 |
| 一、着重顶层设计,强化制度牵引 |
| 二、落实主体责任,健全体制机制 |
| 三、构建联调机制,打造综治平台 |
| 四、改革信访机制,畅通诉求渠道 |
| 第二节 社会化路径：人民调解 |
| 一、坚定发展方向 |
| 二、拓展职责内涵 |
| 三、创新组织机制 |
| 第三节 法治化路径：诉前联调 |
| 一、诉前联调的出台背景 |
| 二、诉前联调的基本内涵 |
| 三、诉前联调的运行机制 |
| 四、诉前联调的司法效率 |
| 第四节 复合化路径：多元衔接 |
| 一、历史与现实：多元解纷机制价值判断 |
| 二、主体与特性：多元解纷方式辨析 |
| 三、定位与选择：多元解纷方式的关系 |
| 四、探索与困惑：来自广东的实践经验 |
| 五、讨论与结论：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 |
| 第六章 风险治理：基层矛盾治理创新 |
| 第一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 |
| 一、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
| 二、践行“依法治理”的执政观 |
| 三、推进“利民便民”的服务观 |
| 第二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 |
| 一、党委政府领导：担当主体责任 |
| 二、国家治权主导：发挥职能作用 |
| 三、社会组织担当：激发自治活力 |
| 四、公民广泛参与：加快全民普法 |
| 第三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机制 |
| 一、镇街中心是支撑 |
| 二、村(居)工作站是基础 |
| 三、县级中心是龙头 |
| 第四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 |
| 一、指挥协调扁平化 |
|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 |
| 三、治理手段信息化 |
| 四、治理方式多样化 |
| 第五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 |
| 一、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 |
| 二、实施综治政策工具 |
| 三、建立考评问责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9）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二、 理论研究综述 |
| （一） 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研究 |
| （二） 改革开放之后相关的理论研究 |
| 三、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点 |
| 第一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界定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语源 |
| （二）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历史 |
| （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义 |
|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外延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比较 |
| （二） 我国当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广义上） |
| 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征 |
| （一） 集体所有 |
| （二） 土地纽带 |
| （三） 成员固定 |
| 四、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 |
| （一） 产权不清 |
| （二） 意思不独立 |
| （三） 组织机构不健全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构思路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的目标 |
| （一） 按照“法人”重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二） 按照“企业法人”重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的功能 |
| （一） 经济功能 |
| （二） 服务功能 |
| （三） 保障功能 |
| 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的现实作用 |
| （一） 有效发展集体经济 |
| （二） 有效发展合作经济 |
| 第三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物质基础重构 |
| 一、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一）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现状 |
| （二）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二、 重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与重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 |
| （一） 农村集体土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物质基础 |
| （二） 农村集体土地制度重构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具有一致性 |
| 三、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完善 |
| （一） 肯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
| （二） 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
| （三） 建立稳定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
| （四） 建立健全的土地流转制度 |
| （五） 完善我国土地利益分享机制 |
| 第四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重构 |
| 一、 组织形式重构的可选路径 |
| （一） 合作社法人 |
| （二） 公司法人 |
| （三） 股份合作制法人 |
| 二、 组织重构的最佳路径选择 |
| （一） 基于对集体所有制的探讨 |
| （二） 基于对组织创新的探讨 |
| （三） 股份合作制适用范围的反思 |
| 三、 股份合作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 |
| （一） 经营机制 |
| （二） 表决机制 |
| （三） 分配机制 |
| 第五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环境重构 |
| 一、 乡村治理的现状及问题 |
| （一）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 |
| （二）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
|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身份关系重构与乡村治理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的实践 |
|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农村社区成员的关系 |
| （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身份关系重构的再思考 |
| 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关系重构与乡村治理 |
| （一） 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不完全性 |
| （二） 乡村治理的资金来源重构 |
| （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财产关系重构 |
| 第六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的法律实现 |
| 一、 对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立法建议 |
| 二、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建议 |
| 三、 对外部环境的立法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萌芽起步期：——半殖民半封建及民国时期现代城市雕塑（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背景 |
| 二、 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租界的现代城市雕塑 |
| 一、 公共空间中的城市雕塑 |
| 二、 欧式公共建筑上的雕塑作品 |
| 三、 公共花园雕塑 |
| 四、 私家花园中的雕塑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雕塑留学生 |
| 一、 清末民初留学生概述 |
| 二、 学习雕塑的留学生概况 |
| 三、 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 |
| 一、 土山湾的雕塑教育 |
| 二、 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
| 三、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
| 四、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
| 五、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 |
| 第五节 民国时期现代雕塑理论的传播 |
| 一、 美术团体 |
| 二、 美术期刊 |
| 三、 美术展览 |
|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家 |
| 一、 蔡元培与现代雕塑家 |
| 二、 李金发 |
| 三、 江小鹣 |
| 四、 刘开渠 |
| 五、 滑田友 |
| 六、 张充仁 |
| 第七节 民国时期的城市雕塑作品 |
| 一、 孙中山雕像 |
| 二、 名人塑像 |
| 三、 抗战时期的纪念碑雕塑 |
| 第二章 曲折探索期：——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美协的成立 |
| 二、 向苏联学习 |
| 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 四、 “两结合” |
| 五、 “大跃进” |
| 六、 文化大革命 |
| 第二节 向苏联学习雕塑 |
| 一、 20世纪60年代前的苏联艺术的发展史 |
| 二、 苏联艺术在中国的迅猛传播 |
| 第三节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教育 |
| 一、 苏联的雕塑教学体系 |
| 二、 苏联影响下的新中国的雕塑教育模式 |
| 三、 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雕塑教育的发展历史 |
| 第四节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 |
| 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和选址 |
| 二、 纪念碑的设计过程 |
| 三、 纪念碑浮雕的设计 |
| 第五节 东方红太阳升——毛泽东雕像 |
| 一、 不同时期的毛泽东雕像特点 |
| 二、 毛泽东雕像代表作品 |
| 三、 毛泽东对建其雕像的态度 |
| 第六节 解放初期与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 |
| 一、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发展 |
| 二、 十大建筑工程室外雕塑 |
| 三、 毛主席纪念堂室外雕塑 |
| 四、 城市纪念碑雕塑 |
| 五、 名人雕塑作品 |
| 六、 其他城市雕塑题材作品 |
| 第三章 繁荣发展期：——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背景 |
| 二、 艺术背景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雕塑发展 |
| 一、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现代雕塑 |
| 二、 90年代的中国现代雕塑 |
| 三、 21世纪的中国现代雕塑 |
| 第三节 雕塑公园的发展 |
| 一、 中国雕塑公园概论 |
| 二、 中国特色的雕塑公园 |
| 三、 中国雕塑公园典型案例分析 |
| 四、 中国雕塑公园发展策略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 |
| 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简述 |
| 二、 改革开放后城市雕塑作品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的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管理机制 |
| 一、 工作职能 |
| 二、 存在问题 |
| 三、 改变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
| 一、 存在问题 |
| 二、 提升中国城市雕塑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与环境的融合 |
| 一、 城市雕塑与城市历史人文环境 |
| 二、 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环境 |
| 三、 城市雕塑与心理环境的艺术至境 |
| 结语 |
|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大事记 |
| 引用文献 |
| 攻读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四、为了一方百姓的共同富裕──记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东莞市长安镇政府（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2]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3]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4]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论司法对民意的分类回应[D]. 王庆廷. 苏州大学, 2018(01)
- [7]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风险与治理[D]. 李凌凌. 郑州大学, 2018(11)
- [8]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D]. 邓少君. 武汉大学, 2016(06)
- [9]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重构[D]. 何嘉. 西南政法大学, 2014(07)
- [10]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D]. 邵靖. 苏州大学, 2013(11)
标签：集体经济论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论文; 行政管理学论文; 司法行政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