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知识分子”

一、如何定义“知识分子”（论文文献综述）

张若楠^[1]（2021）在《习近平关于知识分子重要论述研究 ——基于与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比较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

袁雨航^[2]（2021）在《印度现代转型中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研究（1857-1947）》文中提出语言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工具和形塑人群组织形态的重要力量,也为界定个人身份认同提供了可能的依据。人类社会自发进行的语言改革,可以改变语言本身进而影响世界,而世界的变化也必然伴随着语言的变化。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主要通行语言之一。现代化进程中乌尔都语的身份变革和印度社会的整体变动息息相关,语言变革彰显了民族属性的标记功能,体现出印度穆斯林精英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乌尔都语身份变革就是印度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缩影。本文以巴斯尤尼的语言“索引性”理论、杜赞奇的“复刻符号”理论视角切入,探讨印度现代转型期间（1857-1947）乌尔都语的嬗变历程,通过对语言变革和语言使用群体的考察,探讨印度语言现代转型的独特机制,并进一步从语言研究角度出发,探寻印度社会殖民遗留根源及去殖民化的具体途径。本文基于原始文献展开研究,并综合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法和社会语言学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本论文按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的历时性展开,共分为七部分。导言部分介绍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并对具体概念、研究时段、文献材料组成和研究方法进行界定和说明。第一章考察作为穆斯林标识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为维护殖民统治,英国语言研究机构威廉堡学院统一了乌尔都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形式,并将其界定为一门具有伊斯兰色彩的语言。19世纪下半叶,穆斯林启蒙运动领袖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继而通过乌尔都语说理散文创作和公共演讲,将乌尔都语建构为印度穆斯林的身份标识。第二章考察作为标准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经过19世纪语言身份建构的乌尔都语因伊斯兰色彩备受印度教徒指责。与此同时,该语言本身也需标准化以满足现代社会需求。乌尔都语知识界发起语言标准化运动,进一步保障了乌尔都语在社会各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并在标准化措施中,同时关注该语言的印度特性和伊斯兰特性。第三章考察作为通用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20世纪20年代后,以整个印度次大陆为地理范围的“印度认同”进一步发展成型。知识分子为将乌尔都语推广为印度通用语言,需处理该语言和印度南部语言之间的关系。为此,乌尔都语知识界通过语言史重建,将乌尔都语使用社群从北印度扩展到南印度,为该语言建构起印度通用语言的身份。第四章考察作为科学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印度认同”驱使乌尔都语知识分子通过和英语之间的对抗,进一步确立乌尔都语作为一门印度语言进行推广的资格。鉴于科学在印度民族复兴中的关键作用以及英语媒介科学教育的弊端,乌尔都语知识分子继而通过科技术语翻译运动,将该语言推行为科学教育和研究的媒介。第五章考察作为印度民族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20世纪30年代后,印度政治舞台上的主要矛盾由印英之间的矛盾转移为殖民势力预期撤出下不同宗教社群之间的矛盾。为取得社会、文化和政治主导权,乌尔都语知识分子和印地语知识分子展开印度民族语言之争,并通过联合达罗毗荼语系语言使用社群、盎格鲁印度人社群以及部落社群等为语言推广运动助力。但最终巴基斯坦的成立,使得此推广计划戛然而止。本文通过对现代转型历程中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的考察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乌尔都语身份建构受世界语言变革潮流中“言语中心主义”影响,同时也反映出北印度穆斯林试图通过语言推广运动,在印度由传统社会向民族国家转型进程中争取权力的意图。第二,印度现代转型历程中,乌尔都语基于克里方言、莱赫达诗歌和威廉堡学院创制的口语化散文被重新界定出来,并逐步应用于政治、教育、科学等各领域,其使用人群从北印度扩展到全印度,语言中同时体现出较强的印度特性和伊斯兰特性。第三,历经现代转型的乌尔都语持续在印巴两国国家认同塑造中发挥作用。第四,印度、巴基斯坦国内语言冲突的根源在于难以建构统一的民族认同,未来可尝试跳出英殖民时期建构的范畴和概念,从历史中论证印度文明本身存在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陈兰馨^[3]（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孟根仓^[4]（2021）在《建构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互动机制、国家制度与民族属性（17世纪至21世纪之初）》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联邦是世界上地理面积最大的多民族国家,又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此背景下,深化认识与中国毗邻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其诸民族成为中国智囊团为助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任务,也是丰富中国特色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紧迫任务。本文将深化对西伯利亚地区人口最多的土着民族—布里亚特民族的认识,丰富中国特色海外民族志研究,并力争在与中国毗邻的西伯利亚区域中实现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人文价值共享,夯实两国民心相通建设的人文基础,助力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本文注重“将边缘置于中心”,从“边缘”审视“中心”,并以反思的视角分析“中心-边缘”互动机制是如何形塑双边的。具体而言,如果不了解俄罗斯“边缘”民族,就不可能完全了解俄罗斯国家本身,因为俄罗斯自建立国家以来,始终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政体。目前,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相关研究已经成为民族学与人类学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其中,民族与民族主义被学界认为是个棘手的研究领域,而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则被认为是个相对容易的研究对象。学界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虽然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至今争论未断,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原生论派认为,民族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民族的最根本的本质,即“民族特征”,是不会因外界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原生论后来被建构论派学家评为“视而不见”的“肤浅”论述,“是族性和民族主义研究学者持续鞭打的一匹死马”。本文以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为例,将“持续鞭打”作为“一匹死马”的原生论,论证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制造的”。建构论派注重民族的社会建构性,认为民族是“制造的”,而并非是“天生的”,强调民族是经过知识精英的努力以及国家的政治意愿而创造出来的建构体或知识精英和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有效工具。建构论是目前族群、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的主流理论范式,但它不能充分解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前现代族性的连续性问题,从而被认为是“将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理论。为此,安东尼·史密斯提出族裔象征论,强调建构现代民族的前现代族群性。笔者认为,建构论高估了国家的政治意愿,尤其是高估了在多民族国家中建造国家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团结以及激发忠诚方面的形塑力量,未能充分解释亚国家层次的民族意识和跨国族裔联系的持续性。本文以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亚国家层次的民族）及其民族主义（以自治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为例,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此外,罗杰斯·布鲁贝克提出民族制度主义论,并强调民族学家不应过多专研“民族是什么”,而是应该致力于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现实的民族认同是如何在既定的国家被制度化的。民族认同是有国家的制度塑造的,在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民族群体的情况下,认同不取决于经济社会变迁,而取决于制度变迁。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这种基于民族的社会分野就很容易导致民族主义运动。换句话,制度主义论把分析视角转移到国家制度,而非民族本身。笔者认为,制度主义论具有三个明确的不足之处:1.高估了国家制度对民族的单向塑造能力,忽略了民族对国家的回应;2.片面地强调了国家制度设计本身来论证苏联族裔民族主义兴起的必然性;3.不能充分解释同样具有双重性制度下产生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共和国）为何没有出现极端民族分离主义的问题。本文质疑制度主义论,以布里亚特民族及其民族主义为例,将论证“边缘”民族是“中心-边缘”互动的产物,而不是国家“中心”单方面的创造物,并提出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即互动机制创造“边缘”民族,国家制度巩固“边缘”民族,“边缘”民族又通过互动机制形塑国家制度。换言之,本文注重“中心-边缘”机制的互动性、国家制度和“边缘”民族的三角关系。故而,单方面地强调国家制度塑造民族或“边缘”民族的自主民族建构工程均不是建构亚国家层次的民族的整体概述。因为建构亚国家层次的民族同时受民族本身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形塑影响。最后,对理论研究而言,本文以俄罗斯联邦“模范少数民族”—布里亚特民族为例,反思民族理论研究范式问题,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提出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2.论证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将弥补民族理论研究缺口。对研究选题而言,目前,学界还缺乏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术语表示布里亚特民族及其认同的属性。本文以参与观察和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相结合,利用田野调查资料与多语种档案文献,将重新论述布里亚特民族建构工程,并提出高度概括性的术语—“叠层式民族性”表示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性”（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多语种档案资料、本土视角以及“叠层式民族性”概念,以此弥补该研究领域内的缺口,丰富布里亚特民族研究。

杜玉洁^[5]（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邓楠^[6]（2021）在《新中国初期高校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的改造（1949-1957） ——以山西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初期,我国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变动大改组时期,党为了服务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对旧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重塑。其时知识分子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各类专家、学者、教授以及文艺工作者、医生、工程师、记者、教员等;另一类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广大青年学生。高等学校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聚集地,是各种新旧思想交汇碰撞的集中地,也是党宣扬意识形态、争取知识分子认同和支持的重要阵地。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高校党组织与知识分子的良性互动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新中国初期高校知识分子与党组织的互动关系为主题,一方面从高校党组织的视角出发,探讨其对知识分子的重塑;另一方面,以高校知识分子为立足点,来剖析知识分子对党组织的理解、接受与认同及自我改造,并揭示出高校党组织与知识分子互动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主动性与党组织引导的双向融合。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一章详细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和高校党组织的历史流变。整章围绕时空变迁下的高校党组织和地位变迁下的知识分子展开,展现出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与高校党组织历史沿革的内在共契性。第二章重点聚焦于高校党组织,总结建构了高校党组织改造知识分子由“身归”转向“心归”的策略与模式。具体从思想改造、教育规训、文化传媒、日常管理四个方面重点剖析高校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的重塑。第三章简要分析高校知识分子在党组织改造策略下的自我重塑。从思想蜕变和行为蜕变两方面论述高校党组织对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理论困扰与现实矛盾的消弭,实现了对知识分子的价值重塑、思想转变与身份建构,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尊重和认可,同时知识分子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第四章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高校党组织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高校党组织自上而下的推力及知识分子自下而上的张力使得高校党组织与知识分子形成良性互动。尽管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双方都在努力找寻推动二者和谐发展的最佳结合点。第五章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优化协调知识分子和高校党组织关系的合理路径,即政策落实、教育引导、改善环境、坚持原则。结语部分回归到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高校党组织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及其演变是二者互动的结果。对高校党组织来说,其对知识分子的重塑成功地将知识分子从“异己”转变为“知己”。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中共的策略逻辑之下,也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觉的转向与党组织的引导密不可分:党组织对知识分子进行重塑,在激发知识分子群体自觉的同时,将其思想纳入到中共的话语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知识分子的主动性与党组织引导的双向融合。

陈敏^[7]（2021）在《李劼人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文中提出李劼人的长篇小说聚焦于历史转折时期巴蜀社会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和生存境遇,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角度展现出清末民初以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同历史节点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典型形象。作家坚持自己的道路,保持清醒的独立意识,以一种真诚的客观写实态度和多元的笔法真实地还原了近现代历史变革时期勾连起错综复杂社会关系的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命状态与精神风貌。李劼人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方面是李劼人作为历史参与者与见证者对其经历过的历史的文学化书写,承载着作家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另一方面也展现出李劼人对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的思考,以及对乱世当中人的生命关怀。本文主要从李劼人长篇的创作主题、知识分子形象类型和知识分子形象塑造艺术手法和特点三方面对李劼人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精心研究。第一章阐释李劼人历史与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主题与背景,展现出其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历史与现实逻辑。第二章从历史逻辑与思想特征这两方面分析归纳李劼人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展现出其笔下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其所代表的历史节点的知识分子典型。第三章分析李劼人坚持独特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进而全面地展现出了其笔下的知识分子在艺术审美上的历史与生活真实感,实现了人物形象与小说内容思想的高度契合。第四章分析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文史价值以及作家对历史大动荡时期做出多重生命价值选择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与态度。结语部分在全文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概括,并提出本文不足之处。

杜佰航^[8]（2020）在《近代越南的“西学东渐” ——以《南风杂志》为中心》文中提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完成对越南的军事占领后,法国殖民者逐步在越南建立起基本的统治秩序,并将殖民政策的重心转移到殖民地开发活动。为培养开发活动所需人才,法国对越南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改革。在第一次改革中,以西学为核心的法式教育制度由南圻推广至北圻和中圻。在第二次改革中,殖民者颁布《学政总规》,彻底废除了越南的传统教育制度。此后,汉学衰落、西学兴起,西化知识分子阶层在近代越南社会中日渐形成。越南知识分子的西化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是传统汉学知识分子的转型,他们虽成长于汉学教育体系,但选择接受西方文明,利用西学更新知识体系,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其二是法式教育体系所培养的西学知识分子,他们成长于新式教育体系,对西方文明抱有与生俱来的好感,汉学于他们而言比西学更像是外来文明。前者以潘魁为代表,后者以范琼为代表。西化知识分子创立开智进德会等社会团体,创办《南风杂志》等国语字报刊,形成了近代越南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借由西化知识分子所建构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近代越南社会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浪潮,西方科学、文学、学术、哲学等知识不断传播到越南。以范琼担任主编的《南风杂志》为例,通过《南风杂志》的一篇篇文章,西方科学变成了爱因斯坦、潜水艇等科学家和科学常识,文学变成了一部部法国小说,学术分为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抽象的哲学则变成了笛卡尔、卢梭等哲学家的思想。具体化的西方文明在传播过程中,还与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微观层次发生了思想碰撞。不过这些碰撞并没有阻碍西方文明的传播,反而在对比中深化了越南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文明的传播。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如何认识作为异域文明的西方文明,传统的东方文明面对现代的西方文明如何自处,越南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又如何取舍,成为越南知识分子亟待解决的时代问题。在一战后东西方普遍对西方文明开展反思的大背景下,加之近代中国学术对越南知识分子的影响,范琼等人选择调和主义作为自身双重文化身份的栖身之所。调和主义既能保存越南的传统汉学,又能汲取现代西学之所长,而汉学、西学之精华,则可成为越南新学术的基础。因此,《南风杂志》大力宣扬调和主义,使之成为近代越南社会中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对越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苓岑^[9]（2020）在《布朗肖中性批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作为二十世纪法国本土的“先驱”作家、批评家,针对其作品、公共参与的批评及“历史现场”的还原却明显地滞后,但这一错位却恰逢法国社会运动及理论走向外的热潮,积极影响了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进程:宏大叙事的形而上的传统被后现代所质疑、清算。后现代思潮中的两股主流后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同属否定性批判,却在批判后是否建制的问题上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近来的研究却揭示了另一种可能:解构主义中“书写”这一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实践”这一概念有所对话,而且能够继续对话,以回应后现代的现实。深刻影响了解构主义“书写”概念的布朗肖的“中性”思想,实际上已经预示了这一异质性对话,或者说铺垫了这一对话的可能。布朗肖的中性思想如何借由否定性批判作用于后现代思潮,这一问题又具体地分为以下几个问题:中性何时又如何走向否定性批判,在批判的理论坐标上留下“中性批判”的轨迹,中性批判又如何以非连续性、匿名、复多性等特征实现“书写”与实践、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政治的对话,中性批判如何又是否能够建立“文学的共通体”,“文学的共通体”又是否为另一种建制,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及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拓展布朗肖研究、理解后现代思潮的互动,并探索进一步深化对话的可能,但在国内布朗肖研究中却属于缺位的状态。本论文以“布朗肖中性批判”为研究对象,旨在文化、社会、历史的典型现象中还原“中性批判”的生成,并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中性批判的生成关键在于与他者的异质性对话,集中展现了上世纪思想史“非连续性”的转向、尊重他异性的伦理转向以及回归日常的走向。论文将结合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再现布朗肖中性思想与法国典型文学、文化符号、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德国早期浪漫派、新小说代表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对话,试图阐明中性如何借由否定性批判逐步地走向文学的共通体,实现一种新的共通体与生活方式。论文分绪论、正文与结论三部分,正文共有五章。绪论部分在阐明选题动机及意义的基础上,分析布朗肖中性思想如何与法兰克福学派及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对话,创造性地提出思想史三段论、日常的三层公开性、三种关系,以构建中性批判的话语。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针对中性批判的实践研究较为缺乏的现状,选择在正文部分提供较为详实的史料,综合分析中性批判的来龙去脉。论文第一章将聚焦中性批判生成的土壤。二十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批评史避不开布朗肖与萨特,因为他们,法国“话语”因而可能。布朗肖、法国、二十世纪是相互成就的。法国的首都、文学之都、布朗肖文学生涯的起点及场域——巴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文学空间:既为布朗肖所描述,又为其提供中性的条件,也构成中性的接受。本章将分析布朗肖为何批判以科学与进步为标准的现代性:首先享受科学与进步成果的巴黎充斥着以新闻为代表的专制语言,以街垒运动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暴力,反犹现象所表现出的对他者的排斥,促使布朗肖反思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享有过大权力的启蒙以及启蒙所过度推崇的理性。具化了现代性的现代化城市巴黎,作为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互动最为频繁与最为集中的场域,为中性批判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及恰当的喻体。后续章节则回应中性批判的两个关注:生存与审美,也就是如何与他者共存的伦理与如何合乎尺度的表达。同时,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也对应着布朗肖不同的创作阶段,按时序呈现中性批判的发展。首先,以政论式写作开启文学生涯的30年代,布朗肖如何以中性意识突破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的重围,不仅刺破了两次世界大战间“和平欧洲”的假象,而且借德占区巴黎与巴黎人无以识别的民族面貌强调了中性的必要性:以批判实现自知,但这一阶段的写作更多地倾向于文化自觉,属于中性走向否定性批判的探索初期。第三章则通过与具体的他者——巴特——的比较（对中性的不同态度、定义及定位）,以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末期反戴高乐威权、反对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五月风暴及这一社会活动高潮期的宣言与自治组织为观察对象,分析二者的不同反应及表述,凸显布朗肖中性批判基于日常的现实粘度与“实践性”,中性批判也正是因为作用于自发性意识的可能,具有实践性。60年代社会运动热潮渐冷,包括布朗肖在内的法国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移到对语言的思考上来,认为权力的讨论不能仅限于国家机构、政治的视域,应回溯至语言,对语言进行反思。第四章以布朗肖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批判为切入点,布朗肖批判其“反思自我”的极端主义的可能,提出并实践以断裂、复多性语言为特征的断片书写。但也正因为断片书写,中性批判走向了不同于哲学与传统文学的道路:以写作而非建制作用于意识,而非推翻制度,打造不断生成的文学的共通体。文学的共通体或许过于理想,但中性批判对新小说、80年代城市日常书写乃至二十世纪文学艺术的影响至今可见,这样一种跨时空的差异性互动或许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共通体的生成性,因此,论文最后一章将具体地以布朗肖代表性虚构作品《死刑判决》为例,辅以新小说理论旗手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代表性虚构作品《窥视者》,分析中性批判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如何调动图文互动,实现一种基于日常又与文学艺术共谋的新的生活方式。论文结论部分就本课题研究的主要路径、考察重点与核心观点进行了简要总结,最后指出,通过考察布朗肖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性批判的流变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与思想碰撞,其实践的价值、精神的内涵、思想的前瞻性与独特性可得到合理的解释与充分的揭示。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布朗肖中性批判的定义、阶段的划分、特征的梳理、历史定位与思想溯源的追溯,更在于将其当做已经实践过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案例,帮助我们探索新时期的批判路径。

韩雪飞^[10]（2020）在《李洱知识分子小说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李洱知识分子小说创作出发,分析他在描写当下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上的成就与不足。同时联系其他作家所创作的同类作品,试图对这类知识分子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做出评价。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解释说明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厘清相关概念与研究范围。通过细致梳理有关李洱及其知识分子小说的既有研究成果,指明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第一章概述李洱写了怎样的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李洱书写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本文从李洱创作中几部研究者关注较少、描写生死尊严的作品切入,探索李洱书写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精神源泉,并进一步指出李洱知识分子小说的内在逻辑:其作品大多是对“知识分子与大众”这一复杂关系的再探讨。第二章分析李洱书写知识分子的两个核心的“抓手”,对李洱创作中颇令读者疑惑的“知识”与“情感”进行解读。第一节分析归纳李洱用“知识”构建细节的几种方式,第二节解读李洱作品中常出现的“反家庭”“反伦理”情节的隐喻含义。第三章探讨当下知识分子小说创作的困境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李洱的创作进行评价。本文援引“阶级意识与欲望话语”一词,概括当下知识分子小说中一种常见的故事结构,并分析产生这种文学现象的原因。最后评价李洱知识分子小说创作的得失。

二、如何定义“知识分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如何定义“知识分子”（论文提纲范文）

（2）印度现代转型中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研究（1857-1947）（论文提纲范文）

（3）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建构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互动机制、国家制度与民族属性（17世纪至21世纪之初）（论文提纲范文）

（5）“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中国初期高校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的改造（1949-1957） ——以山西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李劼人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越南的“西学东渐” ——以《南风杂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布朗肖中性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李洱知识分子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如何定义“知识分子”（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知识分子重要论述研究 ——基于与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比较的视角[D]. 张若楠. 外交学院, 2021
• [2]印度现代转型中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研究（1857-1947）[D]. 袁雨航.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建构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互动机制、国家制度与民族属性（17世纪至21世纪之初）[D]. 孟根仓.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5]“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6]新中国初期高校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的改造（1949-1957） ——以山西大学为例[D]. 邓楠. 山西大学, 2021(01)
• [7]李劼人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D]. 陈敏.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8]近代越南的“西学东渐” ——以《南风杂志》为中心[D]. 杜佰航.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4)
• [9]布朗肖中性批判研究[D]. 赵苓岑. 南京大学, 2020(12)
• [10]李洱知识分子小说研究[D]. 韩雪飞. 西北大学,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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