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全国省级学会“学会之星”公示（二）

一、全国省级学会2001年“学会之星”公告(二)（论文文献综述）

凌琳^[1]（2020）在《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文中认为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下文简称特殊精英教育）是适合超智儿童身心特点的一种特殊的优质教育,它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认识中在大众教育里仅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精英教育”,其特点在于教育对象仅面向超智儿童,针对其特殊性进行有效教学,即因材施教,它同时也是当前教育体系的的完善和补充,还可以开发被教育者的潜在能力,发扬其优势才能,实施一种最适合超智儿童的教育模式。英才（天才）教育、资优教育、超常教育与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其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遵循着“因材施教”的教育规律,而不同之处在于,除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之外的其他几种教育的受众的定义都包括了多元化的能力,而本文提出的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只针对智力超群的学生。特殊精英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是国家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方式,且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本研究以公平视角审视特殊精英教育问题,综合运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教育公平理论和政策制定理论,认为新时期的教育公平应该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应该摆脱传统观念的桎梏并拓展出新的内涵来促进个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发展。当前社会普遍对教育公平存在误解,认为均等、公平就是绝对的平均,甚至认为教育上任何的区别都是不公平现象。然而,特殊精英教育是否真的站在教育公平的对立面呢?答案是否定的。人的性别、年龄、个性、能力生来就有差别,教育上的“均匀用力”是最低层次的、浮于表面的伪公平,根据受教育对象在各方面素质的不同提供适合每个人的相应的教育条件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公平。换言之,教育公平应该建立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上。该研究问题的提出是基于:其一,人们对教育公平存在误解,认为公平就是完全相同的教育;其二,我国特殊精英教育异化现象严重,主要体现在:大众教育被精英化;其三,当前我国的“超常教育”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无法满足人民个人、社会以及国家发展的需要;其四,世界多个国家及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英才教育,一些国家甚至将英才教育提高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加大经费投入,并且颁布法律法令予以法制和政策保障,而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却缺乏政策保障。本研究的目的是对各国特殊精英教育研究与政策进行分析、比较,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试图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方式,为我国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颁布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文献法、比较法、调查法、统计法等研究方法。首先梳理各国对特殊精英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政策,了解国内外特殊精英教育研究以及实施现状,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然后通过对国内外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结合各国国情与我国实际情况,为本研究提供借鉴经验;接着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对特殊精英教育的社会认知情况进行调研,了解各相关人群对特殊精英教育的基本认识与态度、对特殊精英教育重点问题的看法及特殊精英教育国内实践经验三个方面的问题。问卷调查部分,发出问卷800份,收回有效问卷648份,深入访谈了33位专家（含教育家和高校其他专家）、教育实践家、教师、家长、学生,其中包括国内顶级教育专家顾明远先生和裴娣娜先生,以及多位国内一流中小学校领导,问卷数据通过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访谈质性数据使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进行三级编码分析,数据分析和访谈分析为本研究提供量化和质性研究基础,最后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得出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当前,许多国家（地区）都对特殊精英教育有法律法规的保障。如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立法立规发展英才教育,德国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重视“天才教育”,其他如俄罗斯、韩国、日本等,甚至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都有相关法律法规或条例为特殊精英教育保驾护航,如台湾1984年颁布的《特殊教育法》就包含了关于资优教育的内容。不少发达国家（地区）特殊精英教育已颇具规模,如英国受惠者比例为1%-5%,新加坡为1%,俄罗斯为1%,以色列为1%,韩国也已达到1%。我国特殊精英教育虽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也存在主体异化、培养模式单一、系统性缺失、发展不平衡,甚至缺失政策和法律法规保障等问题。我国特殊精英教育政策构建可借鉴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经验和有关政策,从成才渠道、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方式、教育管理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具体政策建议为:构建完整的成才渠道,一方面科学地建立超智儿童鉴定选拔机制,具体可使用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智力测试量表结合学生、家长自荐和教师推荐的多元化鉴定选拔机制,另一方面打通超智儿童升学渠道,让超智儿童受到连贯、系统的培养,更好地成为国家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在师资上,从选培制度、教师专业发展、激励保障机制三方面加强师资力量建设,为特殊精英教育培养专门的优秀教师;在课程上,加强需求调查,提升课程和教学形式的多元化,在课程设置上更加重视多样性和可选择性,注重差异化教学和探究式教学;在管理上,需在政府职能部门设专人管理特殊精英教育,也可考虑设置专门的部门以调整课程模式,协调教育队伍,加强教学管理,且加强政策宣讲,以减少政策实施阻力;在政策法规上,为特殊精英教育立法立规,提供经费、政策和法制保障,填补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的政策法规空缺。本研究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内容上,通过对国外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分析,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结合研究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的发展情况,探索本土化的培养政策;二是方法上,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由于受到研究条件与能力等各方面的限制,还存在一些不足,期待能邀请到更多的国内顶级专家和一流名校的校领导参与调研,也期待以后国家支持更多探索性的教学试验。

付明珠^[2]（2019）在《民族地区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困境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方针政策的提出,为我国新时代的乡村发展和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是引领农村发展、农民富裕、农业兴旺的必由之路。本文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简称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体系有着乡村治理的常见难题,又较之非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体系因其民族性、少数民族语言、风俗习惯、民族禁忌、宗教、习惯法、国家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等,使得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有其特殊之处,又因民族地区各有不同,使得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的研究难上加难。研究主线是通过对民族地区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各自的现状的研究,总结出自治、法治和德治各自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并研究自治、德治和法治三者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最后提出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建议。研究目的是,一方面乡村治理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通过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一定程度上完善国家治理理论体系,补上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短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理论研究为乡村治理的实践提供指导和方向。乡村治理出现诸多问题需要理论的指导来予以解决。总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研究不仅是理论上的要求还是实践的要求。研究方法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法、文献分析法等。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能更好、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民族地区的乡村,所涉学科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通过文献分析法,收集、筛选和提炼大量资料和文献,对民族地区的乡村有更体系化、更全面的了解;通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与其他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之间的比较、民族地区乡村与非少数民族的乡村的比较,为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提供借鉴。创新之处在于将自治、法治、德治置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之下进行研究,对它们各自如何作用、相互又如何作用做阐述,试图提出“三治”在体系中最佳的、最优的定位,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以期最终达到乡村善治。村民自治主要强调村民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在乡村治理体系中是基础的、根本的。法治广义上包括村民自治,其内涵为依法治理,区别于人治。德治与法治的治理依据有所不同。德治是道德之治,通过道德进行治理。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一定程度上来说,法治的要求较德治的要求低,法治是适用更广泛、更基础的、更低层次的要求。德治作为更高层次的要求,为法治的实现提供基础。简而言之,自治、法治和德治通过各自不同的实现方式和不同的约束范围分别对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体系进行调整,自治是目标,法治是保障,德治是基础,乡村治理之善治要求三者共同作用、三者缺一不可。

吴慧敏^[3]（2018）在《我国政府审计结果公告研究》文中提出自2003年审计署首次对外发布审计结果公告以来,便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条稳定、可靠地获知政府完成公共受托责任情况信息的途径。审计结果公告传播相关审计信息,能够帮助社会公众了解审计机关工作效率效果、被审计单位工作的效率效果以及政府审计的相关信息,调动社会公众通过社会舆论监督参政议政,助力我国向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多元化治理模式转变。不过,我国政府审计结果公告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阻碍了其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本文通过对政府审计结果公告的现状分析,旨在分析其传播信息,并提出完善我国审计结果公告以达到加强审计监督、达到预期传播效果的对策建议,以期获得有用的研究成果。本文梳理了国内外与审计结果公告相关的文献,阐述了审计结果公告公开的目的、质量以及传播信息的研究情况,并对本文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本文以审计署及省级审计机关公布的审计结果公告为研究对象,以信息传播理论、受托责任理论为理论基础,对我国政府审计结果公告的要素逐一进行分析,再与国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合扶贫资金审计结果公告案例,研究审计结果公告的传播效果,并对发现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在对审计结果公告现状及案例的研究中,笔者发现,政府审计机关与社会公众的互动能够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社会公众通过参与社会舆论监督,能对审计结果公告的发展起到一种推动作用,而且审计结果公告的传播也附带了一些附加信息,此类信息能够增强公告的公信力,帮助社会公众对公告的理解。但同时笔者也发现了一系列问题,并针对此类问题,对审计结果公告要素及相关影响因素提出建议,希望能促进完善审计结果公告,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本文从信息传播理论和受托责任理论出发,在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希冀对我国审计结果公告的传播效果有所帮助,从而推动我国审计结果公告的发展。

张良^[4]（2017）在《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农村把握城乡统筹发展的契机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激发农村发展活力。2016年作为十三五战略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改革任重而道远。农村新型社区正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优化农村新型社区的协调运行与良性治理,实现农村社区村民由“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有真切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灵魂要求的核心要旨。税费改革之后,县乡财政困境下,农村社区的治理也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逡巡不前,经济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区治理的桎梏。“处低谷而力争,迎高潮而快进”,农村社区治理资源匮乏之际,迎来新型城镇化实质性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实现农村新型社区的治理与“善”治,成为挣脱桎梏牢笼的关键所在。因此,研究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对于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涵括六个板块的内容。绪论为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简要阐发了研究的背景,税费改革之后的乡村治理面临经济基础薄弱的困境,恰巧引来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契机。在此背景下笔者提出问题,并界定了经济资源、农村新型社区以及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概念。笔者从历史变迁的维度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经济资源对农村发展影响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着力点、研究方法、选址依据、研究意义以及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主体的影响比较。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乡镇基层政府发挥整合功能,整合财政资金、项目、土地、企业等经济资源输入社区,给社区治理提升增量资源。社区基层组织发挥维持功能,支配和控制社区的经济资源,完善组织机构设置,改善办公设施,包括物业服务,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维持社区的治理正常运转。社区村民具有目标获取功能,既有基于单向度追求经济利益目标的“理性选择”,也有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复杂目标取向的参与,甚至有基于趣缘的各类自组织协会、志愿者参与,归根结蒂社区居民参与的核心在于经济资源嵌入下的可交换资源导向。而企业、个体经营以及生产合作社等,则具有适应功能,创造出的经济资源规模、效益、速度适应社区治理的运行幅度和频度。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自身系统整合程度低,以上各治理主体的功能效用缺乏经济力的支撑无法彰显,各治理主体出现角色紧张、行为偏差,无法在社区内凝聚,走向离散。第三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机制的影响比较。一方面,“风险”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蕴育着社区治理机制运行当中的风险。风险一,经济资源嵌入下带来的乡政村治运行机制风险。经济富庶的农村社区所在的基层政权职能由“服务”转向“汲取”,存在亲手断送繁荣的风险。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所在乡镇政权“悬浮”于农村社区,受经济资源束缚带来保姆型政权的风险。风险二,货币快速升值经济理念主导下的小农盲目投机行为蕴育潜在风险,市场机制嵌入下政府、社会反向保护机制缺失促使潜在风险转向显在风险,二者于农村社区场域渗透、交叠、撞击带来叠加风险。另一方面,“机遇”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创造了社区治理机制运行优化的机遇。机遇一,经济资源嵌入提升了社区选举机制的稳定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选举机制可以平稳运行。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容易引发选举秩序震荡。机遇二,经济资源与社区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程度呈负相关。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提供了降低社区纠纷调解过程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复合程度的必要条件。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家族结构与正式结构复合程度高。机遇三,经济资源扩大纵向社区权力资本的运行半径,提升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社会关联度高,群体内聚力强,进而经济资源扩大了社区权力资本纵向运行半径。横向非体制精英“高大威猛”并与社区体制精英合作共治,经济资源促进了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的生成。而经济资源匮乏社区纵向权力资本运行半径小,一旦超越社区边界,其边际效应无限趋向于零,权力资本被禁锢、封冻在刚性科层制下的社区层级,没有与上级进行讨价还价、折冲樽俎以及相互调适的余地。非体制精英“细小琐碎”与体制精英有走向对立、离散趋势,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遭损噬。机遇四,经济资源嵌入激活了社会资本的活力。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合作网络强劲有力。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信任缺失,互惠规范破坏以及合作化网络难以建构。机遇五,经济资源嵌入与社区文化资本构成了“培育”与“反哺”的利益关联链条。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支撑下“培育”文化资本,如高素质的人才以及社区的知名度。而培育出的大学生村官、志愿者下乡支助,服务农村社区建设,知名度的提升吸引政府整合资金、项目、土地等资源嵌入社区。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培育文化资本的支撑力量不足,而文化资本的“反哺”功能更是无从谈起。第四部分是经济资源对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比较。笔者通过效率、公平性、回应性三个维度对经济资源差分的两个社区治理绩效的差异作出评估,直观地展现出了经济资源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显着影响,经济资源充沛足以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从效率维度来看,社区经济资源充沛,则可以为提升社区治理效率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治理效率始终在低水平线徘徊。从公平性维度,笔者设计三个指标来检测社区治理的公平性。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再分配标准以及帕累托标准分析,社区治理均符合评估标准,经济资源充沛,社区治理公平性充分。但是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则受经济资源总量约束、分配暗箱化、差序化、碎片化的影响,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到以上三个评估标准,公平性表征不充分。从回应性维度分析,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从年度目标制定到层级沟通再到述职评议这一闭路循环的过程彰显了治理的回应性。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根本不具备形成这一闭路循环的充分条件,社区治理的回应性差,社区治理的弹性不足。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并进行因应政策探讨。结论:第一,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第二,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第三,经济资源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为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笔者针对性的进行了政策探讨:第一,四面出击,规范化拓宽经济资源渠道;第二,乡镇政权职能转变,疏通经济资源嵌入梗阻;第三,经济资源搭建组织化平台,疏通社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第四,经济资源支撑,铸合社区断裂的信任机制;第五,经济资源嵌入增强社区居民对正式机构的认同,进而促进双重法律制度整合化解纠纷调解机制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的复合难题。

戴雄赐^[5]（2016）在《紧凑城市理论与北京蔓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90年代以来,紧凑城市（精明增长）被西方国家视为城市蔓延的主要治理政策。紧凑城市具有高密度、混合使用、公共交通等特征,目的在于促进城市土地与能源集约利用,提高社会公平与城市活力等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段期间,北京中心城边缘出现聚集性圈层蔓延（摊大饼）,并带动周边乡镇农村的分散性点状蔓延。北京蔓延导致交通堵塞、绿带蚕食、中心城环境质量下降等城市病。然而,城市蔓延并非仅为负面名词,它对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与社会总体福利具有正面贡献;蔓延不等同城市空间增长,是指不规则、低密度、与规划脱序的城市边缘区开发。论文比较美国、英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大都会区蔓延影响、机制、治理成效,期能理解中西城市蔓延机制差异,找出适用于北京蔓延治理对策。主要结论:1紧凑城市的直接效用在于节约土地利用、提升能源效率、基础设施成本,间接促进社会公平与城市经济发展,但对减少交通量与能耗效果不佳。英美城市蔓延动力机制由市场（价格、供需与竞争）带动,中国则由政策（土地、住房与产业）与制度（土地、财税、政府、规划）推动。城市蔓延是政府、开发商、农民与环保团体,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博弈过程。比较分析发现,英国与中国台湾城市边缘区农业土地利用较集约,美国与中国较粗放。原因在于英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单位农场面积小、社会监督力量大、土地移转交易成本高、制约农地移转规模;城乡规划管理规范化、规划与财税工具并用,奖励与引导并行、有序引导人口向城镇紧凑集中。2北京蔓延:北京蔓延是中心城聚集性蔓延与周边乡镇农村分散性蔓延的综合表现。北京在郊区人口增长量、建设用地/常住人口增量比、交通成本增加与耕地流失四个测度上,以及建设活动与规划脱节方面,证实出现城市蔓延现象。北京蔓延表层原因是工业外移、房地产、新城规划等政策推动,深层原因是二元土地制、分税制、市辖区制度与城乡规划法缺陷导致。论文对通州新城与周边乡镇土地利用变化的实证研究,发现通州已经出现类似北京蔓延现象与问题,蔓延甚至延伸至河北燕郊、大厂地区。治理对策:采取引导性与限制性综合治理对策,通过设置区域性的增长边界、服务边界、税收共享与发展权移转等工具,促进人口与产业向新城紧凑集中,维护乡村生态绿地系统。同时,为了保证政策工具永续实施,建议完善相应土地与财税、行政与规划制度。

刘霞^[6]（2011）在《古都梵音 ——开封大相国寺佛教音乐考察与研究》文中提出坐落于“七朝古都”开封市中心的大相国寺,是我国汉传佛教寺院十大名寺之一。北宋时期曾以“皇家寺院”名震天下,距今已有1450多年的历史。大相国寺历史上高僧辈出、名士荟萃,佛事、文化活动频繁,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其佛教音乐文化来说,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文章以大相国寺相关的文献资料为参考,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和对有关资料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比较全面的展现了相国寺佛教音乐的整体面貌。第一章较系统的梳理了大相国寺佛教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第二章就其音乐形态展开分析,把佛教音乐赞偈等声乐形式和曲谱调系统进行了归类解读。第三章列举其法事仪式类型,并重点选取大相国寺浴佛节仪式过程为个案研究对象,结合曹本冶提出“近信仰体系仪式音乐理论构架的设想”,通过“近—远”、“内—外”、“定—活”三个基本性的两极变量的思维方法来解读相国寺浴佛仪式中的音声,通过具体的佛事仪轨展现相国寺佛教音乐。第四章是对目前相国寺佛教音乐生存发展的现状及其佛乐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本论文不仅能增进我们对中国整个传统音乐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对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和传承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何雪飞^[7]（2011）在《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以建筑企业农民工工资垫偿制度构建为中心》文中提出在中国建筑业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却受到严重侵害,由于工资拖欠数额大、人数多、时间长,形式多样,受损害的不仅是农民工的生存权益和社会秩序,还包括法律尊严、政府威信和社会公平,开展和加强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救济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一项重要课题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本文采用比较研究、实证分析、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对建筑业农民工欠薪成因阐释的基础上,构建了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保障实体和救济程序制度。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就业,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他们职业身份发生了转换,户籍身份却未同步改变,于是在中国出现了影响广泛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群体—农民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我国建筑业也迅速发展,建筑业生产活动的内在特征和我国农民工的特征共同决定了庞大的建筑业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但2500万进入城市建筑业的农民工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建筑工人。建筑企业劳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企业逐渐剥离劳动关系,包工头承担用人单位的角色,负责招工、管理、监督和工资发放,农民工无法成为建筑企业的劳动者。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我国现阶段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成因复杂。工资支付是用人单位的主义务,但由于建筑业包工现象拉长劳动关系链条,虚幻劳动法上的雇佣关系,造成用人单位缺位是拖欠工资的首要原因。地方政府滥用政府信用,超财力搞建设,建筑企业层层转包和垫资,引发建筑市场信用缺失,导致资金链条上拖欠资金的恶性传导,必然引发农民工工资拖欠。农民工身份模糊、亦工亦农,从事有偿劳动获得工资收入的同时,在农村依然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土地承包权益,工资和土地对农民工生存的二元保障竟使拖欠变得“合情合理”。法律设定的劳动监察、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的救济程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欠薪问题更多是通过政策渠道解决,而拖欠工资的法律责任也没有形成对企业的有效制约。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工资支付的一般规定和工资权利的实现方式对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在比较分析香港、台湾地区工资保护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应完善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保障实体法律制度,具体内容包括实化建筑业劳动关系与包工形式转换,禁止政府建设工程政府信用的滥用、禁止建筑企业垫资开发,构建建筑业行业内工资垫偿制度及欠薪逃匿入罪。在完善我国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救济制度方面提出了劳动监察应理性处理拖欠工资问题、综合治理政府及其部门的拖欠、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由工会代言和代行及构建简捷有效的劳动争议仲裁、审判机制。

贾泽明^[8]（2010）在《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专科医师培训与准入管理流程，推动内镜技术准入和规范化发展》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明确医师培训和准入的概念和内涵,探讨专科医师培训和准入体系建立的必要性；探讨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专科医师培训与准入管理流程模型；探讨在管理流程模型指导下,如何推进我国内镜医学相关技术培训与准入工作,促进内镜诊疗事业的规范化发展。方法：运用“医疗市场管制理论”和“现状调查分析方法”,论述我国专科医师培训和准入的必要性；综合运用管理学中的“比较研究法、协同研究法、归纳演绎法”分析如何借鉴吸收国内外专科医师培训和准入的先进经验,运用“案例分析法”,在全面借鉴我国“卫生部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培训项目”管理流程的基础上,从管理、培训、考核、质控几个环节分析可以吸收的先进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公共组织相关理论知识,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专科医师培训与准入管理流程模型；以管理流程模型为依据,在对中国内镜医师分会相关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完善分会的工作流程,提出两种在现有政策条件下,开展内镜技术准入的工作方法,并分析了政府在专科医师培训与准入工作以及内镜技术准入工作中应起的作用。结果：在我国推行医改的关键时期,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要把握时机,建立健全“专科医师培训与准入制度”,要在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新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专科医师培训与准入管理流程模型；在现有政策条件下,中国内镜医师分会可利用专科医师制度推广之机,与各分会联合或直接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开展内镜医学规范化管理；在此过程中,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流程中各项规章制度,发挥间接准入监管作用。结论：在吸收国内外医学教育培训和准入工作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借鉴我国“卫生部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培训项目”管理流程的基础上,建立的“适应我国国情的专科医师培训与准入管理流程模型”,可以用来指导我们设计专科医师协会组织结构,工作流程等,可以用来指导开展专科医师培训与准入实际工作,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也可借鉴这个流程模型,设计工作方向,完善工作流程,推动内镜技术规范化发展。

王晓玉^[9]（2010）在《商人会馆及其旅游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商人会馆是明清时期寓居外地经商的同籍商人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市场、社会、宗教等方面。遍及全国的商人会馆是各地域商人创造辉煌商业奇迹的缩影。其建筑大都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建造考究、装饰华丽,成为受当地政府保护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会馆的组织类型,虽然其出现的时间比较短,但它所包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远比普通民间组织丰富。商人会馆反映的更多是与商业有关的社会活动和当时商人的生活现状及其精神文化面貌。商人会馆见证了昔日商人的辉煌历史,并且成为商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历史文脉。按其组织性质大体可分为政治文化性会馆和经济性会馆,其中政治文化性会馆主要为士绅会馆,经济性会馆主要商人会馆。商人会馆的文化资源主要有建筑文化与制度文化两大类。在会馆建筑上,商人会馆分布上具有多文化指引特征,商人会馆在建筑功能中具有多文化形态共存特征;在制度文化中,会馆的商业文化是以儒商一体为特色;而儒家文化对商业会馆更多的是提供规范化的制度理论体系。目前,保护文化遗产环境的概念内涵发生了重大拓展,由原来的保护周围的物质环境,扩展到保护物质实体周边的自然环境,再扩大到保护其文化背景及与其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待残存遗产的价值,则要具备整体性开发理念,对文化遗产的历史环境的文化风貌也加入到保护与开发体系之中。开封山陕甘会馆自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会馆的主要陈展定位一直是以“开封历史文化展示”为主,知名度与市场空间都开发不足,因此,对其进行深度旅游开发规划很有必要,提供一个对开封山陕甘会馆的旅游开发规划实例,有助于山陕甘会馆改变目前的旅游经营困境。

李倩^[10]（2009）在《我国钢铁类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在生产活动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和其他矿产资源,并向自然环境排放了大量的废弃物,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这些行为对人类生存的环境产生了极大的损害,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条件。我们似乎看到了这样一个悖论,为了使人类的生存条件得以进一步改善,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人类的生存条件却遭到更大程度上的破坏。人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结合起来思考,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即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将经济发展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环境会计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建立起来的会计学科的分支,也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作为环境会计的重要内容,将促使企业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关注环境效益,对会计理论和经济体制的完善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钢铁行业是我国基础支柱型产业,也是存在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的行业,目前钢铁类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基于此本文针对我国钢铁类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结合经济发展与环保问题的现实矛盾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然后,从环境会计的兴起和发展入手,介绍环境会计的具体含义和推行环境会计的原因及意义,从而衍生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上来,具体介绍环境会计信息的特征,分析阐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接着,对世界上一些重要发达国家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和实务进行研究,总结出对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发展的启示,并重点分析我国钢铁类上市公司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上的发展和现状,从中找出我国重污染代表钢铁类企业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上的缺陷和不足,力求对我国钢铁类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和意见。本文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国内外各种相关文献,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进行分析比较,把握差距,总结经验启示。本文深入细致的从国内外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发展状况研究着手,从多个角度对我国钢铁类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分析整理,以求得出有针对性和有根据的结论。然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仍然需要专家学者们联合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进行多方的交流与协作,才能最终找到适合我国钢铁企业的发展道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和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我们不懈努力,完善体制、推动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二、全国省级学会2001年“学会之星”公告(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省级学会2001年“学会之星”公告(二)（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民族地区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困境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政府审计结果公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紧凑城市理论与北京蔓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古都梵音 ——开封大相国寺佛教音乐考察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以建筑企业农民工工资垫偿制度构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专科医师培训与准入管理流程，推动内镜技术准入和规范化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9）商人会馆及其旅游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钢铁类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全国省级学会2001年“学会之星”公告(二)（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D]. 凌琳. 西南大学, 2020(05)
• [2]民族地区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困境及对策研究[D]. 付明珠.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9)
• [3]我国政府审计结果公告研究[D]. 吴慧敏. 浙江工商大学, 2018(06)
• [4]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D]. 张良.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5]紧凑城市理论与北京蔓延研究[D]. 戴雄赐. 清华大学, 2016(08)
• [6]古都梵音 ——开封大相国寺佛教音乐考察与研究[D]. 刘霞. 河南大学, 2011(08)
• [7]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以建筑企业农民工工资垫偿制度构建为中心[D]. 何雪飞. 中国政法大学, 2011(09)
• [8]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专科医师培训与准入管理流程，推动内镜技术准入和规范化发展[D]. 贾泽明. 中南大学, 2010(01)
• [9]商人会馆及其旅游开发研究[D]. 王晓玉. 河南大学, 2010(12)
• [10]我国钢铁类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D]. 李倩. 山东大学, 2009(05)

标签：精英教育论文;  政府审计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