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景每月活动 - 一月

一、盆景每月要事——一月（论文文献综述）

任万平^[1]（2022）在《从皇帝大婚典礼看清朝行政机构之运转》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代是家国同构体制,这一特点在皇家事务中体现得尤为鲜明。皇帝大婚既是国家大典,又是皇家一族一姓的家事,由此可见中央、地方各机构间的关联及职能运作。本文以清代皇帝大婚,尤以清末同治、光绪二帝大婚为切入点,剖析各行政机构之间的运作模式,从而加深对历史复杂性的理解。

邢云龙^[2]（2020）在《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传统由来已久,人们在培育、艺植、观赏与题咏花卉的过程中,与花卉结下了“深挚的友谊”并联结上“情感的共鸣”。有明一代,花卉园艺与园林活动兴起发展,游赏之风渐行、花卉文学书写繁盛,人们对于花卉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意蕴有了更进一步地感知与了解,檃括继承并深化了以往的审美经验和体认能力,花卉植物的生活实用、审美观赏与文学艺术等价值在相应领域内重新得到了抉发利用和创新发展。本课题结合了历史时间（明代）和区域空间（北京）两个考量因素,从文学与文化层面出发,宽领域、多维度地综合考察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相关情况。第一章:明代的花卉园艺与游赏之风。首先,明代前期花卉园艺的发展在经历元代沉寂之后有所承继与突破,明代中后期更是获得重大进展,具体表现在:花卉资源分布及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花卉栽培技术的综合提高和花卉种类、品种的增加;花卉商品基地出现与市场贸易的兴起;园艺理论系统科学化并涌现大量花卉文献专着。其次,明代前期受政治环境约束和国家政策管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相对保守,花卉园艺发展举步维艰。大概从明宪宗成化时期、明孝宗弘治时期以后,明初以来的这种淳朴保守的社会风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后,北京花卉游赏之风的直接影响,不仅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北京花卉业的发展以及相应推动了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同时也浸染改变了其他一些社会习尚。第二章:花卉作为“媒介”与明代北京文人生活及其文学创作。首先,花卉与明代北京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种种密切联系,具体而微地表现为人们热衷于种花、养花、插花、赏花、赐花、簪花、餐花、赠花、写花、咏花与绘花等,花卉兼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属性而成为京师文人士大夫寄寓闲适生活、表达高雅情趣的重要载体。其次,明代北京文人的“恋花情结”与爱花原因,二者实则共同构成了花卉游赏“同质异构”关系的两部分。最后,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围绕花卉植物进行的园艺园林活动、社会生活习尚和文化艺术领域等渐趋繁盛,正是这一地区文人士大夫的踵继活跃,从而促成花卉文学书写的繁盛局面。第三章:明代北京的观花植物资源及其游赏活动。首先,明代北京用于观赏和美化的花卉,主要有木本花卉毛茛科的牡丹、草本花卉毛茛科的芍药、草本花卉菊科的菊花、木本花卉蔷薇科的杏花和梅花以及其他一些观花植物。其次,明代北京地区游赏活动的诸多案例及其背后具体的“游赏模式”,大致分为雅集结社赏花、岁时节令赏花、园林寺观赏花等三种形式。然后,通过对这些游赏活动的微观剔抉,可以大体窥见其场所分布和空间布局。最后,明代北京观花植物资源与游赏活动的相关特点,具体表现在:观花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且种类多样;游赏主体广泛且游赏活动场所集中;游赏活动及其季节性特征较为显着。第四章: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及其文学书写的实际典型案例,这也是本文的重要主体部分。首先,明代北京文人游赏花卉的阶段规律和主要特点,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时期及其相关主要特点:洪武至天顺时期——政治范畴赏花赋诗空间;成化时期及以后——私人生活赏花题咏范围。其次,蠡测整理出明代北京园林发展情况,结合各个园林的主要花卉景观分布情况和特点进行援引介绍,以期进一步重点探讨明代北京园林中文人的赏花交游及文学创作。再次,以明代北京为例来探讨瓶花与盆景鉴赏的时代风尚及其相关文学表现,纵向将其置于古代瓶花与盆景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而大致了解其发展脉络,横向考察北京地区瓶花与盆景的相关发展情况（乃至与其他地区进行综合比照）,并以袁宏道《瓶史》的创作环境及其内容为中心,稽考明代北京瓶花鉴赏风尚的典型时代特征。最后,选取“玉堂文人群体”“茶陵派群体”和吴中士人等三个主要群体在京赏花赋诗为个案考察对象,对明代北京赏花活动及文学书写进行相应的细致微观考察,来解构京师世风及文化内涵下的馆阁翰苑与郎署及其文人士大夫文学传统,管窥赏花的不同场景及其游赏主体的多重身份结构和心态,“以点带面”揭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与风尚以及相应的文学表现等,并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多维度意义。

王嘉琳^[3]（2019）在《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文化消费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消费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相对较高水平的消费方式,即使用文化产品或文化性服务从而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种消费,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代中后期是一个商品经济化、市镇化和社会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士人引领的文化消费作为整个消费环境中的关键一环,对人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嬗变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着显着的互动关系。士人群体作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掌握文字资料,拥有话语权,本文以文化消费内容为线索,以江南的士人群体为切入点,对江南消费社会兴起的背景、士人对文化消费的概况与对文化消费的认识等问题进行研究,梳理士人的文化消费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并且力求对士人的文化消费与身分认同作深入的分析与考察。本文总共包括六个部分,分别是:绪论部分,主要是就研究缘起、选题意义、探讨范围及时间跨度以及史料和方法等问题作一概述,阐述本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介绍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状况加以评述,作为本文进一步申论的立足点。第一章对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背景作了介绍,整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水平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变化和走向,江南奢侈风气成为时尚,进而推动江南地区消费时尚的产生及流行,本章探讨士人在面对科举制度的制约以及商品经济冲击的状况下,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消费习惯所发生的变化。第二章通过对书房布置、书籍及求学教育的消费概况作了阐述,笔墨纸砚作为主要的文具用品,是士人写作求学的基础,消费需求量大,在文化消费中占很大比重。文人书房的布置及家具消费,彰显出文人的特殊品味。对于书籍消费,许多商业化书市和路边书摊的出现为满足文人墨客的文化消费需求和书坊的销售兴旺创造了条件。求学费用以私塾为例进行分析,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开支。第三章通过对古董、书画以及花卉这三个方面的艺术品消费概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将古董、书画和花卉等有代表性的艺术品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交易地点和方式进行探析,古董和书画主要在市场、摊肆销售,也有中间人委托兜售;花卉市场分布各大地区,有的不乏长途贩运进行鲜花销售。其中有对雅俗及赏鉴、好事之分,来凸显士人特殊的收藏鉴赏能力及高雅情趣。第四章对以戏剧、曲艺和旅游消费为代表的休闲娱乐消费作了初步探讨,戏曲消费已经逐渐商业化,出现了戏馆、堂会、茶楼酒肆及各种临时戏台,表演内容和方式也更加世俗化。旅游文化促使士人塑造各种形式的旅游消费品味,以标榜自己的身分,他们进行交游与结社、游山玩水,追求适意、丰富多彩的生活,倡导个性解放,表达真我。旅游消费主要体现在食宿、交通和购物等项目的支出上。第五章是对明中后期江南士人文化消费的认识。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士人消费多样化的直接原因,追逐时髦、奢侈之风使得流行风尚形成,对士人的文化消费起到了标志性的引领作用,传统的消费观已经开始受到挑战。总结士人文化消费中雅俗冲突问题,实质上都是士人竞争社会精英地位的一种手段与方式,反映江南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探讨士人文化消费在社会变迁转型中的作用。

刘硕^[4]（2019）在《民国时期的儿童观研究 ——基于1927-1937年报刊的文本分析》文中指出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转型时期,结束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在有识之士的积极探索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五四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历史上“儿童的发现”。本研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依托《申报》和《大公报》儿童特刊分析民国“黄金十年”的儿童观,试图呈现当时更为全面的儿童观面貌。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详细描述《申报》和《大公报》儿童特刊发展历程、编辑、作者群体及报纸立场的基础上,首先对儿童特刊所刊载内容的体裁和主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发现,《申报》和《大公报》儿童副刊都是以散文和小说故事为主要的体裁,此外有一定的儿童新闻报道、儿童日记书信、儿童游戏介绍、科普知识,还有少量的童诗童谣、儿童戏剧、谜语和小笑话等内容;二者所包含的主题也基本相同,包括儿童的品质习惯、爱国教育、科学人文知识、儿童游戏与生活等内容。其次对儿童特刊所刊载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发现不同群体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对儿童有着不同的认识。政府官员和报人将儿童视为国家建设者和民族复兴者;知识分子将儿童看作游戏者,科学家和创造者,同时认为儿童应该是清洁和健康的人,并应作为知识传递者承担起普及知识的责任;而作为家长的普通民众仍将儿童理解为“小大人”;儿童生活在各种文化和教育之中,对自身的认识也存在差异,一面争取“儿童的权利“,一面争做“国家建设者”。这一时期的儿童观,整体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本研究的最后进行了分析讨论,从政治、经济、历史发展和思想文化等角度分析了儿童观的影响因素;并总结了民国时期儿童观的特征,这一时期儿童观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而且受社会背景的影响,关于社会本位的叙述掩盖了儿童本位的叙述。这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任何现代话语的启蒙都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支持;时至今日,关于儿童的启蒙之路还在继续,我们应该正视历史,直面当今儿童教育的现实困境,从现实多个层面入手,来探索当今的启蒙之路。

周炜^[5]（2018）在《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文中研究指明国货陈列馆是近代国货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陈列馆的兴盛也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国货陈列馆的兴衰与国货运动的发展相辅相成。首都国货陈列馆成立和发展与饱受列强经济侵略的国际形势以及首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不无关系。帝国主义列强的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侵略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伴随而来的经济侵略也与日俱增。随着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爱国的仁人志士意识到中国难以在军事和政治外交上与帝国主义列强抗衡,唯有抵御其经济侵略才能争取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亡,“商战”思想成为社会共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迫在眉睫。商品被打上了国家的标签,而消费国货也被视为爱国的表现,提倡国货,号召民众消费国货成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要途径。国民政府定南京为首都后,策进工商,发展实业,积极提倡国货运动。虽然面临经济侵略、全球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和军阀混战等困境,但在国民政府努力应对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较为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货运动也如火如荼。举办国货年和国货展览会成为了政府提倡国货的主要手段,虽然能引起短暂的轰动效应,时人皆呼号提倡国货和服用国货,但终究昙花一现,为延长提倡国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筹设商品陈列所的便提上议程,商品陈列所源于资本主义世界强国扩张海外贸易而设,只不过近代中国仿效国外设置的商品陈列所多陈列国货,极具陈列国货商品的意味。随着洋货的汹涌而至,民族工商业难以为继,为号召全国一致提倡国货,统一步伐,政府通令大部分商品陈列所直接改组为国货陈列馆。实业部率先筹办北平国货陈列馆和首都国货陈列馆以作为全国各省市国货陈列馆效仿的榜样,两所国货陈列馆直属于实业部。首都国货陈列馆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成为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国货机构。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发展可以分为兴盛和衰亡两个主要阶段。1929年9月至1936年3月是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兴盛时期,也是该馆最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陈列馆直属于实业部,经费充足,陈列馆尝试设立了各种便于开展提倡国货活动的部门,积极征集国货出品以准备日常陈列,举办了十几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很好地宣传国货,使国人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国货,号召国人服用国货,为改良国货和发展实业作出巨大贡献;积极开设国货商场,销售有质量保证的国货,为民众提供值得信赖的购物平台,也为国货厂商开拓销路,为实业家与消费者提供媒介,将提倡国货落到实处;陈列馆还代为国内外国货团体或国货机构征集国货展品,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赛会,政府层面的经济外交在一定程度提升了近代中国的国际形象,拓展了国货的海外贸易;认真履行函复咨询、参与部分国货调查、办理国货证明、发行报刊、编制货品目录等职责;通过组织国货运动基本区、首都提倡国货运动周、国货旅行团等活动以提倡国货,通过举办周年纪念会、菊花大会、赠品周等引起国人提倡国货的兴趣,甚至兴修马路以更好地开拓馆务。1936年3月至1937年12月是首都国货陈列馆的衰亡阶段,由于战事频繁以及财政问题,政府无暇他顾,加之列强的胁迫,政府不再将提倡国货作为工作重点,原本由实业部直辖的北平国货陈列馆和首都国货陈列馆分别交由南京和北平两市政府接管。南京市社会局于1936年3月接收了首都国货陈列馆,改名为南京市国货陈列馆,陈列馆不再享有实业部的津贴补助,经费骤减和频繁的人事变动直接影响到陈列馆提倡国货活动的开展,陈列馆的职员和致力于国货运动的仁人志士仍然坚守岗位,为更好地经营国货陈列馆呕心沥血,努力征集展品、整理展品、准备日常陈列、举办国货展览会、整顿国货商场、积极参加提倡国货宣传周。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事频繁,国货运动受挫,国货陈列馆也受到沉重打击,勉强支撑,直到南京被占领后,陈列馆惨遭日军洗劫,其建筑和展品也被震毁,首都国货陈列馆从此湮没无存,但遗址仍在。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兴衰历程直接展现了其为促进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的发展脉络,也从侧面展现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南京国民政府在国货运动中的尴尬处境和官商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研究首都国货陈列馆举办的历届展览会可以了解近代中国国货展览会的举办模式和过程;其附设国货商场的研究也可以加深对国货营销的认知;通过分析首都国货陈列馆陈列品和展览会展品信息,可以窥察民国重视教育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众以衣物和饮食消费为主、没有条件提高审美品味的概况;对比首都国货陈列馆和同属于实业部直辖的北平国货陈列馆以及民办国货机构——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可以显现首都所在地的国货机构在提倡国货运动中深远的影响力和容易受政府利益所左右的弊端。

马慧玲^[6]（2017）在《旧士绅与新文明：清末民初的徐兆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近代常熟地方士绅徐兆玮为中心人物,考察其自晚清至民初转型时期的求学经历与地方实践,作为一名传统翰林进士留学日本、参与常熟教育和政治改革的历程展现了晚清旧士绅与新文明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徐兆玮为代表的基层老新党的个人境遇和选择既丰富了该士绅群体的多层面向,亦描绘了中国近代地方社会变迁矛盾、复杂、多变的历史真相。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呈现了近代江南地区的常熟地理、人文生态和徐兆玮及其家族在当地的人际网络、社会地位。以一个地方大环境的视角,了解当时当地的士绅群体构成以及徐兆玮在该群体中的地位、特点。第二部分,描述了一位年近四旬的传统进士在清末时局中踏入异国留学的选择和经历,展现一个传统士绅眼中所认识的西方文明世界,而这样的认识对于他今后的人生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三部分,考察的是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在常熟地方进行的教育革新,在运用新观念、新制度进行学堂兴办的同时,亦常常显现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印迹;在民国时期则更加倾向于国学课程的学习和国粹传承。第四部分,考察的则是徐兆玮在清末仿行宪政时期的常熟地方自治筹办,以及民国议会政治时期的民主议政参与。清末效仿西方宪政进行地方自治改革,在民国成功实现国会议政,然而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却并不理想。徐兆玮在历经一次次恶浊、荒唐的国会后,对政党政治不再抱任何希望,最后回归乡里,以谋求地方公益、读书着述了此余生。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清末民初的徐兆玮在近世时局历经了多次思想的变迁,从传统的士绅在接受新文明后成为新派士绅,随之作为新派士绅在参与地方革新实践过程中渐渐回归传统。在这样的变迁过程中,徐兆玮有过寻求变革、抗争命运、奋力向前,却终究无可奈何而得过且过。我们从徐兆玮的经历可以看到其他同类士绅群体的矛盾、复杂的个体生命,反映了近代士绅群体的思想变迁和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

彭卿^[7]（2016）在《中国现代“美术”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1895-1924年的“美术”观念》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是当代“艺术”观念如何形成。是一篇以“美术”为关键词切入考察,与思想史结合,运用数据库关键词研究法,经统计与分析后,对“美术”观念的形成并转型为“艺术”观念的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多为技艺之意,“图画”是“艺术”之一。在洋务运动经世思想的影响下,本代表水墨丹青的“图画”转化为“图学”之意。1880年,“美术”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中国思想开始现代转型。伴随着维新变法的脚步,“美术”作为新事物被报刊新媒体大量引入中国。1900-1915年中国社会思想是中西二分二元论,“图画”又转变为“用器画”与“自在画”的意思,并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得以公共化。西学“美术”概念与中国儒学体系两者发生互动。因“立宪”思潮的作用,“美术”意味着现代理性精神与公德,成为普遍观念。在它的影响下,“图画”与“美术”之间建立起联系,诞生新词汇“美术图画”,而后又经历了去“图”化,演化出“美术画”概念。同时,在民族主义思潮下,中国以西学“美术”为参照系,整理与归纳出中国的“美术”。1915-1924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十年,“美术”成为了包含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和中国民族美术的造型艺术名词。在“美”的影响下,“艺术”的含义从侧重于技术的传统技艺之意转化为“美的技艺”,最终包含了“美术”。在观念层面,“艺术”取代了“美术”。中国“美术”观念的形成并转型为“艺术”观念的过程,与中国现代思想形成与转型的大结构是吻合的。

刘庆^[8]（2014）在《清代官窑瓷器的装饰特色及文化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官窑瓷器装饰特色鲜明,在“仿古”、“仿西洋”等仿烧过程中,阐变新法,创造新奇。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传至中国的西洋文化等,有选择地吸收到瓷器装饰的表现中,使之成为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风尚艺术品”。无论是造型装饰,还是釉、彩装饰以及纹样的装饰,就其工艺精湛的程度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对此,本文对清代官窑瓷器装饰的特色内容以及特色中隐含的文化渊源进行研究,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上述课题开展讨论：第一章主要讲开展这项课题的意义和清代官窑瓷器装饰所采用的基本工艺方法,并对中国古代陶瓷装饰的概况加以回顾。在对清代官窑烧造概况进行介绍的同时,还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对文中所涉及的部分研究内容、表述方法进行了几点说明。第二章清代自顺治十一年（1654年）在明朝御器厂的基础上开始恢复官窑瓷器的生产,所造瓷器以仿烧明代官窑为主。进入康熙时代,以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界,官窑瓷器的装饰出现了前、后两期的变化。康熙十九年后,由当时的刑部主事刘源呈献“瓷样”,御窑厂烧造出了富于装饰特色的“臧窑”,从清代官方文献的记载上看,臧窑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在清朝内廷造办处组织人员尝试以画珐琅技法用于瓷器装饰,并于康熙五十年前后获得成功。可以说,康熙十九年、康熙三十二年在官窑烧造方面出现了求变创新的现象,康熙官窑瓷器装饰在求变与创新中体现出特色。第三章雍正于雍正五年在训诫内廷匠人的谕旨中提出：“不可失其内廷恭造之式”。这其实就是雍正对包括御窑瓷器在内,所有的宫廷活计制造提出的一个装饰标准。具体到御窑瓷器的装饰问题,不但实行严格的“呈样送审”制度,而且雍正还通过“蠢”、“雅”、“秀气”等评语不断传达出宫造活计“标准”的意象。雍正官窑的装饰特点是“标准”在实践中的验证结果。第四章乾隆官窑仍是在雍正所提出的“标准”下进行烧造生产。从乾隆官窑瓷器的装饰特点上明显地可以看出乾隆帝的文化思想和艺术品位。乾隆朝中前期的官窑烧造达到了清代官窑发展史上的顶峰。乾隆朝晚期至宣统退位,清代官窑的发展逐渐萎缩,最后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冲击下,转型为“江西瓷业公司”。第五章清代官窑瓷器的装饰形成特色,是基于文化因素的影响。总体上呈现的是宫廷文化背景下的特色。可以说清代官窑是在仿烧中形成装饰特色。在清代官窑瓷器的装饰上,既反映出一定的“文人化”倾向,又可以看到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同时还有对少数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体现。而一些“巧做”瓷器的出现,则体现出时代文化的特色。第六章在官样制度的约束下,清代官窑瓷器在装饰上以画珐琅彩瓷的成就最高。其装饰特色的形成是由康熙、雍正二帝一手缔造的。由画珐琅彩瓷装饰技术衍生出洋彩装饰、粉彩装饰。后代常混淆以珐琅彩、洋彩、粉彩定名的瓷器,此种情况为当代学者留下了新的研究课题。第七章清代官窑瓷器的装饰特色因皇帝之“赏”而成就,因赏赐王公大臣、少数民族贵族、外国公使而成为“风尚艺术品”,并对贵族士大夫的生活产生影响。由于收藏官窑瓷器之风盛行,促使民窑大量仿烧官窑瓷器,带动了民窑瓷器装饰风格的发展。清代官窑瓷器的装饰亦对西洋工艺品的装饰风格有所影响。并对后世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总之,清代官窑瓷器是社会文化的物质体现,它的装饰题材深受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审美情趣、宗教观念影响,从它的装饰风格上可以领略到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审美价值。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文化交流以及以帝王为核心的宫廷生活状态提供了很好的实物材料,可以说清代官窑瓷器装饰是当时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其装饰特色反映出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文化发展的特点。

毛文鳌^[9]（2012）在《钱陆灿研究》文中提出常熟钱陆灿（1612—1698）字湘灵，一字尔强，号圆沙，不仅是明清之际的宿儒名师、临济居士、得道高士，亦是藏书家，诗文能手、文史大家，论文拟以笔者新见数十种钱氏诗文稿、钞、刻本及其评点稿本，如《礼记》、《汉书评林》、《庄子南华真经》、《楚辞》、《陶靖节集》、《杜工部集》、《李义山集》、《归震川集》、《梅村诗集》等等为基石’参照谱牒、方志、书目等文献，考索、厘清钱氏之家世戚属、生平交谊及着述活动，考察、探究湘灵思想’心理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全面’深入地阐述、评定钱氏生平’诗文’点评之於明末清初思想学术、文化史之独特意义与价值，从而为明清之际士大夫思想文化研究，乃至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诸研究领域提供一鲜活的个案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考述湘灵的家世、生平与交游，包括其世系、戚属、家风、姻亲籍贯、名号等内容。由於湘灵身後没有一篇诸如行状、墓志铭等传记文字传世，以致有关其生平事迹，後人鲜所知晓。即使有零星的记载，也难免犯错。有鉴於此，本章根据家谱、湘灵诗文集等文献，全景地再现其坎坷的一生，揭示其思想学行’并藉以窥探明清之际社会政治、思想与文化情态。第二章主要考查湘灵一生的着述，虽然其少数诗文集，如《调运斋诗文随刻》为研究者知悉，但是大部分迄今尚“隐身”。为采知其详，四年来笔者走访国内十几家藏书机构，共搜得湘灵撰写、编纂、整理与评点的着述凡近四十种．其中十之六七未为学界所知、利用。职是’本章将一一考辨湘灵着述的内容、版本与特色。第三、四章重点分析几种湘灵评点本，涉及的史、子、集部类着作有《汉书评林》、《庄子南华真经》、《离骚》、《杜工部集)、《李义山集》、《归震川集》、《梅村诗集》等，这些评点在校勘学、目录版本学、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贡献。举例来说，其评点的《文选》，张之洞推为清初第一家：其批点的《杜工部集》，刘濬举以为清初第一流。原因在於湘灵能突破陈见，独抒新解。第五章述析湘灵的经学思想、文学思想与佛道信仰。湘灵的诗文观具有典型的时代性，又能对时弊保持清醒认识，甚至对之有所纠补。佛道信仰方面，湘灵投学名师，切实履践道义，同时又用笔墨记录名僧高道的实际，功绩，为今人留下可靠的佛教、道教史料。

谭丽琼^[10]（2010）在《民国时期昆明华亭寺的档案资料整理》文中研究说明华亭寺位于昆明西山风景区,不仅是云南省着名古刹,也是国务院确定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华亭寺由元代高僧玄峰所创,后代屡废屡修,成为滇人心目中的佛教圣地之一。民国初年,华亭寺在唐继尧支持及虚云和尚主持下得以重建,更名为"靖国云栖禅寺",是昆明远近闻名的十方丛林。华亭寺的重建标志着云南近代佛教由

二、盆景每月要事——一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盆景每月要事——一月（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文化消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时期的儿童观研究 ——基于1927-1937年报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6）旧士绅与新文明：清末民初的徐兆玮（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现代“美术”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1895-1924年的“美术”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8）清代官窑瓷器的装饰特色及文化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钱陆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盆景每月要事——一月（论文参考文献）

• [1]从皇帝大婚典礼看清朝行政机构之运转[J]. 任万平.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2(01)
• [2]明代北京花卉游赏及文学书写研究[D]. 邢云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3]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文化消费研究[D]. 王嘉琳. 山东师范大学, 2019(10)
• [4]民国时期的儿童观研究 ——基于1927-1937年报刊的文本分析[D]. 刘硕.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5]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D]. 周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6]旧士绅与新文明：清末民初的徐兆玮[D]. 马慧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7]中国现代“美术”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1895-1924年的“美术”观念[D]. 彭卿. 中国美术学院, 2016(02)
• [8]清代官窑瓷器的装饰特色及文化传承研究[D]. 刘庆. 南开大学, 2014(07)
• [9]钱陆灿研究[D]. 毛文鳌.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1)
• [10]民国时期昆明华亭寺的档案资料整理[J]. 谭丽琼. 西南古籍研究, 2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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