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事与省长的相互参与与张博兴的悲剧

一、督抚互参案与张伯行的悲剧（论文文献综述）

李文^[1]（2021）在《清代康熙朝督抚员缺制度安排中满汉差异研究》文中提出督抚制度是清朝中央统治地方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督抚人选安排亦称之为督抚员缺制度,地方督抚的设置与嬗变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满族皇帝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权力意志更为突出,权力控制更为强烈,采取了若干加强皇权专制的制度安排,其中之一就是督抚制度。该制度往往要通过一个权力系统,这个权力系统即督抚系统。以康熙时期八大总督官员的民族属性为基本假设,通过数据及文献分析进一步论证此假设,深入探讨康熙朝设置满汉督抚背后的考量。将统治者的民族理念作为自变量,督抚员缺制度作为因变量深入讨论其中的内在联系。论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视角切入,探究康熙朝对满汉督抚的权威控制与地方有效治理。在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中,康熙统治集团是如何适当地分寄权力,努力寻找二者的契合之道。进一步讨论了康熙帝是如何安排不同民族属性的督抚对地方进行掌控与管理,既保证了君主集权的实施又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从而揭示清朝进行地方统治的民族特征,进一步丰富官员任用理论及君主集权理论的内容。

田耕^[2]（2021）在《选边与同级竞争之间——乾隆四十七年海富润案中皇帝与督抚的“表态”》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夏天从广西开始,经过数个省份协办的查办回民海富润案的过程入手,聚焦于其中乾隆帝与各省督抚的互动。本文发现,尽管乾隆很快否定了督抚办案的导向,但实际的关心却不是对案情的正误判断而是本案中各省督抚的参与时机和方式,相应地,皇帝与督抚之表态也都不是针对办案方式的正误,而是君臣关系的表达。本文以时间线为轴,展示了官员行为从"选边"到"挣表现"的转化中君臣表态是如何关联的。本文指出,乾隆在督抚作为疆臣的意义上要求后者控制过度牵扯的文字狱式办案,但同时又要利用看似冒进的官员来平衡观望自保的官员,这恰是督抚身为疆臣和皇帝股肱两种身份结合的一种体现。

李扬^[3]（2019）在《清代督抚之争的演变与晚清督抚权力结构的再造》文中提出清代督抚制度的确立伴随着帝王对地方行政和满汉问题的思考。清初,帝王通过对督抚之争的处理,让督抚制度拥有了整套成熟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模式,并在数百年内保持了稳定的结构。20世纪初广西会党运动的爆发,触发了广西巡抚柯逢时和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争斗,督、抚均试图藉此机会攫取更多的权力,超越各自的传统职权,而最终均未能如愿。通过清代前后期督抚之争的对比,可见前期起作用的主要是帝王个人意志,而后期在君权衰微、督抚权力大量扩充的情况下,则是制度设计维系了君权,制衡了督抚,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君、督、抚三方的调和与平衡。

严晶晶^[4]（2017）在《清前期满汉职官的政治参与 ——以噶礼、张伯行互参案为中心》文中提出在重估大清政治统治的一些因素中,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清朝是一个中国的王朝,但同时也是由满洲人所建立、统治的。所以,新清史在讨论满洲统治在中国历史的意义以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中,总是难以避免这样的问题:作为人数如此稀少的统治民族,满洲人如何以繁杂的政体维持这么久的统治?无论是强调汉化还是单纯的满族特性,都是中外学者在此问题上研究取向的差异。而职官制度作为规范官员行为准则、划分政治权力与义务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合,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出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以及异族统治中满汉关系问题的处理。噶礼是满洲正红旗,何和礼四世孙,由荫生授为吏部主事。而张伯行经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出身,经过了十一年才补授为内阁中书,开始步入仕途。两人从入仕之初,其政治参与途径就迥然不同,满汉职官的差异难易立现。本来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却在康熙三十八（1699）年同时调任两江境内,噶礼任两江总督,张伯行任江苏巡抚,厘治一方军民。在同为审理大臣调查康熙五十（1711）年辛卯科场案时,两人矛盾再次激化,互相参奏攻讦,煊赫一时。这场互参案应当说是江南地区长期积累的满汉矛盾和文化冲突的政治表达。然而作为当时满汉民族政治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政治运作中必然存在其他以满汉民族矛盾为特色的政治不对等。对于满清官之出身,凡有八途,虽均适用于满汉,但是某些途径又专是为满人所设,即就该途所选之满人要大大多于汉人。就科甲一途来说,统治者通过在应试形式及其内容上的变化,使得其录取比率要高于汉人。除此之外,还有种种其他便利的条件,比如笔帖式、侍卫、拜唐阿等特殊职位的设置以及在升迁、文武互转上享有的特权。就入仕而言,满汉就存在各种民族属性上的限制,而就具体职官的任用,这种差异更是可以通过最直观的数量统计得以体现。上至中央各重要职官,比如部院大臣、内阁大学士,下至地方督抚,在不同时期其满汉职官所占比重都有一个同步的变化。综上所述,清前期满汉职官政治参与上的差异性,是满清异族统治的必然结果。这一方面反映了各民族在政权内部的权力分配和定位,另一方面也是政治运作中的客观现实需要。在保持满洲统治主体性的基础上,注意汉官实际作用的发挥,这也是清朝异族统治较其他少数民族更为成功的所在。

柯安顺^[5]（2016）在《张伯行的理学传播思想与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张伯行是清初的“理学名臣”,其一生以朱子所言“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践其实”作为自己的为学准则。张伯行毕生致力于理学的传播和弘扬,其理学传播思想与实践在清初理学思想的恢复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张伯行的理学传播活动有着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上,清王朝占领中原之后亟需从意识形态领域建立主流价值观念统一思想,康熙皇帝等统治阶层都把目光投向程朱理学的复兴上。学术领域内,清初有识之士为了扭转空虚浮泛的学风也开始展开对王门后学空谈心性的批评,理学复兴势在必行。张伯行出身于理学世家对于理学有着高度的认同,步入仕途之后张伯行又将作为地方官员的教化责任和理学传播结合起来,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张伯行理学传播活动的开展。张伯行传播理学强调对理学典籍的搜寻整理,张伯行刻印的《正谊堂全书》就是宋明以来理学典籍的汇集之作。创办书院也是张伯行传播理学的重要举措,张伯行一生创建、复建了多所书院其中鳌峰、紫阳两所书院最为世所重。每建一所书院张伯行都会延请名儒耆老讲学其中,程朱理学典籍成为这些书院研习的主要内容,张伯行希望学子求学于书院之内能“如良工之入肆以成其器矣”,能够成为继承孔孟之道,治国安民的人才。作为“理学名臣”,张伯行一生清廉自守,严格要求自己践行程朱理学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为理学传播树立了典范。张伯行的理学传播活动和康熙皇帝等人倡导的理学复兴活动一起促进了清初庙堂理学的成型,使得程朱理学再次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再次迎来了发展的高峰。研究张伯行的理学传播思想和实践,总结其传播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不仅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程朱理学在清初的发展脉络而且可以为儒学在当今社会的传播与复兴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廖桔香^[6]（2015）在《噶礼研究》文中认为噶礼（?——1714）,是盛清时有名的封疆大吏,办事敏练,康熙帝对其颇为器重,先后出任山西巡抚、两江总督之职,权势煊赫一时。其巡抚山西初期,地方吏治民生有所改善,多次受到康熙帝褒奖,称得上能臣干吏;巡抚山西后期及总督两江时,却虐吏害民、恣行威福,渐变成为贪墨之辈。本课题结合相关史料对噶礼进行研究,分析其为官的得与失,以期对噶礼作出客观性的评价和认识,肯定其对山西地方的治理所取得的成效,同时,梳理其贪腐事实并探讨其长期未受惩处的原因,为当前的惩贪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噶礼出身满洲贵族,是何和理的后世子孙,何和理及其家族为后金的建立及清初政局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清初地位显赫。噶礼的家世背景及其早年的仕宦经历,对其日后出任督抚以及屡次受到庇护产生了重大影响。噶礼出任封疆时间长,前后反差大。为官前期,他清查亏空、参劾贪吏,关注民生、禁革私派,为地方稳定尽忠职守;后期,由于久居高位,日益骄纵,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致使官民怨声载道。对这些事实进行梳理和对比,从而对噶礼作出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评价。噶礼能够屡次免责,个中缘由,不一而足。康熙帝屡加庇护,官员瞻徇包庇,惩贪政策松动以及噶礼自身方面等原因相互交织,共同导致噶礼得以长期逍遥法外。因此,当前的惩贪工作要引以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陈萌^[7]（2011）在《张伯行治苏略论》文中认为张伯行是清初的理学名臣,曾先后以江苏按察使和江苏巡抚的身份主持江苏省政务,对江苏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他就职江苏期间发生的一些大案波及到江苏甚至整个江南官场,张伯行也因此陷入困境,最后在康熙帝的大力保全之下才得以绝处逢生。张伯行不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官员,但他的为官清廉、一介不取,得到了时人的广泛赞誉,并成为康熙帝宣扬廉政的道德楷模。清初江苏是全国的财赋重地,张伯行担当重任,不负众望,使得江苏在原有的良好基础上继续发展。本文试从吏治、民生、风俗、文教、海防等方面,对张伯行治苏进行论述,并力求得出客观全面的评价。

程分队^[8]（2010）在《清初理学名臣张伯行研究》文中提出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满族的入主中原以及汉族政权明王朝的倾覆,这些都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显着变化。“王学”末流的空虚和无用,遭到明末清初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激烈的抨击和批判。在清初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程朱理学获得再次的复兴。在传统理学之外,反理学和实学思想的发展,给思想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张伯行（1651-1725）是清初康熙朝的着名廉吏,同时也是一个理学大家。清初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学术氛围,对张伯行有很大的塑造作用,他学宗“程朱”,以弘扬程朱理学为己任。他不遗余力地传播程朱理学,批判陆王心学,反对佛道思想。他不但信奉程朱理学,而且还把这种理学思想应用到日常的为学、为政和为人中去。在为学方面,张伯行每到一处就广建书院,积极传播程朱理学,排斥其他学术,并搜集刊刻先贤文集;在为政方面,他关心河务,全心为民,并注重地方稳定,忠于职守,受到清圣祖的多次褒奖;在为人方面,他一介不取,为官清廉,不畏强权,刚直犯上。张伯行不仅是一位理学大家,更是一位尊崇躬行的理学实践者。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前言部分,首先做了有关研究张伯行的学术史回顾,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划分了种类,希望在研读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张伯行的研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并简要介绍了研究张伯行的意义,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分析了明末清初的政治形势及学术时代背景,了解张伯行理学思想形成的外部环境。第三部分,主要通过尽心河务和为官清廉两个方面,对张伯行的生平事迹做了详细介绍。第四部分,介绍了张伯行传播理学的目的以及传播理学的方式。文章的第五部分是全文的重点部分,着重分析了张伯行的理学思想,他的理学思想主要包括“性理”学说、反对姚江、重视主敬、排斥佛道和尊崇躬行等五个方面,分析张伯行思想的同时,注意和他本人的亲身实践相结合。最后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对张伯行进行系统的把握和全面的认识。张伯行的日常行为,就是他理学思想的具体体现。通过对张伯行主要事迹的叙述,以及对他的重要理学着作的分析,有利于对张伯行理学思想的深入研究,这样才能对张伯行做出客观的总结性的评价和认识,以充分肯定他应有的政治和学术地位。个人的行为,一般受其个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个人思想意识的形成,必然要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这是研究张伯行个体取得的认识。

王军^[9]（2010）在《从张伯行看康熙朝汉族大臣的地位》文中认为张伯行是康熙朝着名的理学名臣。本文通过张伯行与康熙帝理学思想的冲突,以及张伯行在与噶礼的冲突中的境遇,探讨以张伯行为代表的汉族大臣在康熙朝中的地位。本文第一章介绍张伯行的生平及思想,从中看出张伯行从思想到实践,都按照程朱理学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本文第二章通过分析康熙帝的庙堂理学与张伯行的理学冲突,探讨以张伯行为代表的汉族理学大臣是不能丝毫触碰康熙帝的理学权威的,汉族理学大臣在思想上只能绝对承认服从康熙帝的“治统道统”合一的权威。第三章通过张伯行与噶礼之间的冲突,康熙帝长期以来对于自己私人亲属噶礼的庇护,以及康熙帝在案件审理中的态度,表明康熙帝的“满汉一体”只不过是试图消弭满汉矛盾的宣称工具,汉族大臣在和康熙帝的满族家臣的对抗中处于弱势地位。张伯行在思想与政治领域的境遇,在康熙朝是一个明显的实例。充分说明康熙朝汉族大臣在思想与政治领域的地位的低下。张伯行在思想领域受到康熙帝的压制,在与噶礼的对抗中的境遇,都是出于康熙帝的维护个人权威的政治需要。

覃寿伟^[10]（2009）在《近二十年来明清督抚研究综述》文中提出明清督抚是中国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年来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然而,回顾近二十年来,明清督抚研究在借鉴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模式方面还略显薄弱,研究内容和视野尚需进一步开拓。

二、督抚互参案与张伯行的悲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督抚互参案与张伯行的悲剧（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康熙朝督抚员缺制度安排中满汉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选边与同级竞争之间——乾隆四十七年海富润案中皇帝与督抚的“表态”（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督抚之争的演变与晚清督抚权力结构的再造（论文提纲范文）

（4）清前期满汉职官的政治参与 ——以噶礼、张伯行互参案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张伯行的理学传播思想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6）噶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张伯行治苏略论（论文提纲范文）

（8）清初理学名臣张伯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从张伯行看康熙朝汉族大臣的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0）近二十年来明清督抚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四、督抚互参案与张伯行的悲剧（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康熙朝督抚员缺制度安排中满汉差异研究[D]. 李文.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选边与同级竞争之间——乾隆四十七年海富润案中皇帝与督抚的“表态”[J]. 田耕. 社会学评论, 2021(01)
• [3]清代督抚之争的演变与晚清督抚权力结构的再造[J]. 李扬.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5)
• [4]清前期满汉职官的政治参与 ——以噶礼、张伯行互参案为中心[D]. 严晶晶.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5]张伯行的理学传播思想与实践[D]. 柯安顺. 湖南大学, 2016(03)
• [6]噶礼研究[D]. 廖桔香. 湘潭大学, 2015(06)
• [7]张伯行治苏略论[D]. 陈萌. 苏州大学, 2011(06)
• [8]清初理学名臣张伯行研究[D]. 程分队. 河南大学, 2010(12)
• [9]从张伯行看康熙朝汉族大臣的地位[D]. 王军.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5)
• [10]近二十年来明清督抚研究综述[J]. 覃寿伟.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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