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05年至1920年美日在中国的较量（论文文献综述）
徐堃[1]（2021）在《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12年封建王朝结束,士绅为躲避战争,携带其财富脱离乡土,向城市集中;士绅与商人的界限模糊,形成新的绅商阶层;农业和手工业趋于衰落,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瓦解;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垄断地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艰难发展。同时,城市的近代化、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逐渐形成,为娱乐业的繁荣提供了温床。京剧艺术不再受皇家偏好的影响,更加纯粹的走向市场,依靠市场运作持续生存。京剧突破消费者阶层限制,成为最为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之一。通过对民国初年北京和上海两大商业圈京剧市场的研究,剖析京剧市场逐渐发展至高潮期时段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赞助人背景,分析市场主体构成及特征、市场化运营的特征和结果以及政府的监管等方面的情况。分析京剧市场繁荣的历史必然性、偶然性以及不可复制性,寻找繁荣背后暗藏着的式微的线索、原因及规律。除绪论外,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从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京剧伶人在北京和上海两个不同的“区域空间”中流动,形塑了京剧艺术表演程式的融合与创新,也成为京剧艺术与其赞助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的基础。第二章从戏班、戏园、消费者三个方面论述了京剧市场主体的构成及特征。第三章从梨园自治组织、梨园经纪组织和媒体平台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市场中起到联结各市场主体作用的社会中介组织。第四章从堂会演出与戏园商业演出的关系、戏价与包银的关系、戏园和戏班的合作关系、伶人薪酬和支出水平四个方面论述了京剧市场运行的特征。第五章论述了京剧市场化运作的影响。第六章论述了官方机构对京剧市场的监管。总之,民国初年（1912-1927年）的京剧市场,在经历了政治格局的变动之后,延续清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并走向繁荣。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暗藏了式微的线索,对于今天戏曲市场甚至是整个音乐表演艺术市场的发展都有其借鉴意义。
徐立特[2]（2020）在《美国海军的崛起：思想、战略与行动（1882-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开启“新海军”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海军经历了从籍籍无名到世界第一的巨大转变。这一发展历程固然会受到美国优越的自然禀赋、经济实力尤其是工业生产能力、国内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人才优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也离不开海军思想、海军战略、海军建设与海军行动四位一体的相互配合与推动。海军思想是美国海上力量发展的智力资源与潜在动力;海军战略是海军思想在实践中的反映,作为美国海权推进的总体规划,是美国海军发展运筹帷幄的关键因素;海军建设和海军行动检验、强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海军思想与海军战略,体现了美国海军独霸全球的实践路径。第1章海军思想:从华盛顿到马汉海军思想是美国海上力量发展的智力资源与潜在动力。尤其是马汉的海军思想,甫一出世便风靡全球,成为各大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强心剂。马汉海权思想的横空出世并不是偶然的,从华盛顿、亚当斯与杰斐逊,到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海军建设随着国家发展目标的转型而强化升级,海军思想也围绕着美国的军事扩张与海外商业发展战略演进而不断更新。到马汉时代,他成功地整合了海军历史与海上战争经验的特有规律——尽管这些规律有不少是片面的和不充分的,但依旧比较成功地在海权与大国实力增长之间建立起正向联系。在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与瓜分世界的进程中,体现了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时期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马汉的海权思想在空间-制海权-商业扩张-海外基地之间构建了话语体系,就海权思想而言,是比较完整的,并且存在着不断自我修补的余地,其影响力直至今日依然发挥着效力。第2章海军战略: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海军战略是海军思想在实践中的反映,作为美国海权推进的总体规划,是美国海军发展运筹帷幄的关键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海军战略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而不断演进。西奥多·罗斯福在其整个总统任期内,都以将美国海军建设成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强大海军作为重要战略目标。伍德罗·威尔逊的海军战略不似罗斯福那样明显和激进,他反复强调的是公海航行自由,为全球性自由贸易的推进提供必要条件。以海洋自由为口号,以商船和护航舰队为手段,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交战双方供应战争物资,提升美国经济实力。同时,受战争双方不断扩张海军的影响,威尔逊政府提出了建立“最强大海军”的目标。作为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迅速将海军战略由攻势制海战略转变为防御制海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岌岌可危的战争威胁面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实行中立战略,保存了美国海军实力。罗斯福认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而要想取得胜利,必须采取“控制海洋”战略。参战后,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军事压力面前,出于对国家利益与战场态势的考虑,罗斯福采取了“大西洋优先”战略,把重心放在欧洲,进行跨大西洋航道护航,在太平洋战场采取灵活太平洋战略,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政策。同时,罗斯福继续坚持海权战略,拒绝了派遣远征军参加大陆作战的主张。这些战略的实施,对调配战争资源、保障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第3章海军建设:从新海军到《两洋海军法案》在1882-1945年的这段时期内,美国历届政府的决策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对海军发展寄予厚望。19世纪80-90年代,新海军建设成为美国海军发展的显要标志,美国海军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造舰高峰。西奥多·罗斯福是热忱的大海军主义者,他不仅为海军建设提出计划、建议并为之游说国会,还亲自在海军战争学院召开舰船设计会议,就建造新舰的设计方案出谋划策。在海军建设上,威尔逊不仅关注到美国可以从海军扩建计划中获取大量利益,还观察到包括日本、英国在内的列强正掀起不可抑制的海军扩建热潮,于是迅速确立起两洋战略,两洋战略配合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海军战略又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海军建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并没有阻止任何海军强国的扩军步伐。处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更是把壮大海军作为增加就业、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这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工业复兴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顺应海上作战形式的变化,大力推进航空母舰建设,成为美国海军夺取制海权的重要保障。第4章海军行动: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世纪末以来,美国海军从一支孤立主义海军发展为全球性海军,并确立起在全球海域的支配地位,这一过程是伴随着美国海军行动展开的。美西战争是美国海军对外扩张的开端,战争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与殖民权益,激发了美国的扩张野心。此后,即便有时会变换形式,但美国本土之外的对外扩张之路就此开启。美国迟至1917年才决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一方,在战争中,检验了美国海军的建设成果,验证了美国海军战略,也推动了美国海军的军事变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汉所倡导的美国海权优势得以尽显,美国彻底冲破了孤立主义的束缚,在大西洋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两线作战,在大西洋实行反潜战,在太平洋实行潜艇战,并顺应海军军事变革需要,建立快速航母战斗群。第二次世界大战充分体现了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对海军力量的支撑作用。美国的海军行动,实践并超越了马汉的海权理论,推动了海军作战战术的革新,通过对战争的参与,美国海军深刻体会到并践行了以航空母舰为作战核心取代以战列舰为作战核心的海军军事变革。这些海军行动为二战后美国海军独霸全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第5章海洋、海军与海权:历史与启示海洋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经济意义上的,还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尤其是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与大国竞争中,海洋的战略意义日渐凸显。在大国竞争过程中,海军的意义不言而喻,在影响海军建设的诸因素中,自然条件与经济禀赋、新兴技术与军事变革、国家战略与外部环境相对突出,大国海军的崛起通常离不开这些因素的支撑。自马汉创立现代海权理论以来,海权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瞩目的焦点问题,也上升为很多国家的国家战略。海权论固然符合其提出时期的时代需求,在西方强国崛起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海权论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其理论的自身局限性及其霸权本质上。
LEE W00NG[3]（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刘洋[5]（2020）在《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坛研究》文中提出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长足的进展,这种趋势在中国和日本学界尤其明显。作为一个复杂交叉的研究视域,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殖民统治者面目自居的日本,还是作为遭受日本帝国侵略,深陷苦难的中国,在对这段文学历史的回顾与审视时,都会面临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及中日学者基于不同立场、史观所形成的显着分歧。其中,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研究作为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存在形式与影响,可以管窥当时的历史原貌,全面客观地展示日本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思想殖民的罪恶行径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不屈不挠,以笔为剑的不朽抗争。本文旨在以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中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呈现出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历史原貌,梳理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发展轨迹和特点,重点关注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人群体,从而加深对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特点的理性认知,为学界剖析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提供另一个研究视角。对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研究,以哈尔滨文坛的历史流变为经,以作家群体的演变、重心的转移、文学杂志、文学社团和流亡关内的活动及文坛多元化构成为纬,深入挖掘了哈尔文坛和这一时代的关联,呈现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哈尔滨的文化殖民统治的研究视角。通过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作家作品原创意蕴的挖掘,详细地厘清这段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对以往的伪满时期相关文学研究进行补充,完善整个伪满洲国文学的研究体系。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的缘起、研究内容、研究背景和问题、研究方法、文献综述等。本论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从伪满洲国初期的哈尔滨文坛的历史背景入手,以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左翼作家群体的生成背景,对代表了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主要成就的左翼爱国作家们,单独列出并加以评述,并概括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侵略与反侵略的文坛较量模式的特点。第二章论述了卢沟桥事变后日伪当局对哈尔滨实施的高压文化政策下,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文学存在方式,展现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抗联文艺活动的特色,在本章的后半部分,阐述了形成于1939年秋天的哈尔滨“大北风”作家群的文学活动与影响,并对这一时期依然继续战斗在哈尔滨文坛的关沫南、陈堤两位文学斗士的文学作品和创作生存方式加以论述。最后对伪满洲国初期在哈尔滨地区创办的一家私营地域性报纸《国际协报》的创刊背景、办报宗旨及历史价值进行综述。第三章论述了伪满洲国后期哈尔滨文坛实景,即从日伪当局公然把沦陷区文学殖民地化的这一政策层面探究日本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政策的残酷性,以萧红小说创作为主线,对这一时期流亡至关内的哈尔滨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活动加以概述。这一阶段哈尔滨流亡作家群体有其独特鲜明的文学理念,清晰可辨,但与此同时他们流亡异乡的心态也非常之复杂,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方式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转变。第四章以日系文学和俄侨文学为主概述了伪满洲国时期多元化的哈尔滨文坛,日系文学方面首先以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颇具代表性的日文杂志《北窗》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这一日文文学杂志的真实面貌及殖民文学倾向,并对杂志《北窗》的主编竹内正一和伪满时期日本女性作家牛岛春子的文学传作进行了专题研讨。俄侨文学也是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探讨了其成因与发展,对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上颇具代表性的作家拜阔夫及其文学作品进行了阐述,并对这一时期哈尔滨俄侨杂志中极具人气,最受哈尔滨俄侨欢迎的杂志《边界》做了深入研究。结论部分结合伪满洲国文学的特殊性对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进行梳理总结,从现实意义的角度上来看,对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的还原这一时代的历史真相,全方位地揭示伪满洲国时期东北沦为殖民地的全貌,对日本帝国主义美化侵略、否定侵略的种种谬论予以驳斥。
聂长玉[6]（2020）在《日本侵略中国南满和东满政策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日俄战争结束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起侵略机构,分别利用在南满地区的“四头政治”和东满地区的“间岛总领事馆”对东北地区进行侵略扩张。日本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接管俄国的旅大等地特权,在南满地区开始殖民统治,但南满地区无法满足日本的野心,在日本认识到东满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重要性后,将南满地区作为侵略东北的正门,将东满地区作为后门,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侵略政策。日本侵略南满和东满的政策背景具有相似性,二者的共同点都在于,在中国东北地区军事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日本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主权,占据远东重要战略地位,不同点在于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取得在南满地区铁路权,从而建立“四头政治”统治,日本在东满地区因涉及“间岛”归属问题和朝鲜人法律地位问题,从而建立“间岛总领事馆”对朝鲜人进行统制与利用。日本为侵略东北在两地实行移民政策,两地移民政策相似点主要表现在:都是日本缓解国内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的需要,进而为侵略中国领土实行的配套手段,不同点体现为:在南满地区利主要推行日本移民,在东满地区则利用朝鲜国内的流民,将破产农民迁移到东北地区,从而利用朝鲜人争夺土地所有权。日本在南满和东满地区实施经济侵略政策,其目的都在于日本为转嫁国内危机,扩大对满洲的土地范围,从而加强对东北的控制,将东北变为日本农业和重工业生产的后方,不同点在于在南满地区日本利用东亚劝业株式会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资源上的侵略,在东满地区则利用东洋拓植会社进行土地扩张,从朝鲜人的手中抢夺大量土地。日本在文化侵略手段上,集中体现在对两地的教育上,目的都是为从内部瓦解民族精神,培育日本侵略势力,为侵略东北培育走狗,不同点是在南满地区实行“日满一体”的同化政策,时而伴随强硬措施,而因东满有朝鲜人,故而实行“日鲜一体”的统制与利用政策。
胡裕岭[7]（2020）在《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文中研究指明社会的变革离不开科学技术革命,法律的发展亦如此。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也再次告诉我们,谁掌握了核心基础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更多的经济贸易和法律规则的话语权。科学技术不仅事关经济利益、政治变革,而且事关民族兴亡、文化存续。反观中国近代法律大变革的历史,是时,既有国体衰败,列强侵扰,传统频遭质疑,政改瞬息万变,又有实业兴邦,人权浪潮,租界法权失落,西学持续涌入。1904年香港警察开始使用英国亨利制指纹分析法押印指纹,1905年,青岛巡捕局开始使用德国汉堡式指纹分析法查证犯罪嫌疑人,1918年夏全印赴上海公共租界学习亨利制指纹分析法……然而对这一时期指纹证据技术的系统性梳理尚处空白。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技术分歧、本土探索等,不仅可丰富近代法律的研究,而且可为当下司法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本文以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为研究对象,选取1904年至1949年为研究时间段,通过一系列史料考据和问题探讨,试图厘清中国指纹证据技术的历史发展脉络,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早期实践和应用情况,阐释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路径和发展动因,分析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争议与分歧,反思指纹证据技术引入发展与分歧视角下的检警关系、科学技术与司法关系等问题,以求补正指纹证据技术学术史上的部分漏误,探索证据科学发展规律以及为当下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提供些许镜鉴。中国为何要引入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法制的冲突首先是文化的冲突。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在清末时期引入中国并非易事。帝制中国晚期,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天朝大国之说,已让士大夫阶层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自信。他们视传统制度和经验为正统,稍有抵触者即视为异端。但随着西学东渐,西学在中国不断传播,传统经验已暴露出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科学性问题。直至康熙三年“历法狱案”爆发,表面上是历法较量,实则是中学与西学的话语权之争。然而如何看待和引入较为科学的西学,同时扞卫传统政体,统治者必须为其寻得合理的文化解释。“西法中源”,西方先进的历法和数学源自中华传统文明的学说首先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拾得文化自信,但很快就在逻辑上不攻自破,既没有看到科学发展的普遍性,也未能解释为何西学在当时更先进于中学。直到鸦片战争再一次将“中弱夷强”的现实问题随着炮火摆在统治者面前。“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固有政治文化传统“体”不变的前提下,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用”的学说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存在洋务派的“补救”论和维新派的“会通”论等多种解释,但它一样没有回答“西学”何以领先“中学”何以落后的原因,甚至掩盖了体制上的弊病。1898年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号召“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主张“博采西学”。“西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警察制度、检察官侦查机制等一系列近代刑事司法制度开始引入并建立起来,指纹证据技术自此被“名正言顺”地引入中国。在当时西方指纹证据技术何以领先于中国?中华文明或是世界上最早将手印或指纹印痕应用于证据领域的文明地区之一。从现有的中西方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是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的国家。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大量民间契约中以按捺手印为凭证的方法,这些凭证往往成为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关键证据。按捺手印为凭证,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又称“下手书”“画指券”“画指节”“手摩”等。据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而且在指纹纹线特征的识别与鉴定领域十分发达,曾被应用于司法个案。这种方法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领先地位,辐射影响极其深远。但中国古代对指纹的认识经验判断大于科学分析,始终未能成为一种科学,甚至存在经久失传的现象。如在清代曾有文献认为“画十字”与按捺指纹同义。直至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人类对指纹的科学认知。指纹证据技术便在近代皮纹学、解剖学等学科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高尔顿——亨利、武塞蒂赫等不同的指纹分类系统。指纹人各不同、终身不变的特性,使之得以应用到证据科学领域。阿根廷、印度、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纷纷将指纹正式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实践几乎与世界同步。据史料记载,至迟自1904年始,指纹证据技术在青岛、上海、香港等地区的侦查活动中得以实践。而且随着《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等近代报刊报道,指纹证据技术为国人所知并逐渐在中国萌芽兴起。中国是通过何种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的?没有证据科学支撑的法律制度难以实现其司法价值。清末民初政府虽然先后效仿日本等国家建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但当拷讯技术逐步废除,一时间失去证据科学的支撑,司法效能极其低下,司法官员互相推诿,甚至出现派员学习西方催眠术以资审案的闹剧。从中可见当时对西学证据科学的渴望。世界指纹证据技术应用的第一人、武塞蒂赫指纹分类系统的发明者胡安·武塞蒂赫访华传学,留学生归国以及租界地区的早期实践为统治者提供了指纹证据技术这门科学。民初司法部与内务部掀起在全国范围内学习传授指纹证据技术的热潮。政府通过开办指纹传习所、讲习所,在警校办设指纹专科、开设指纹课程,派遣惠洪、夏全印等赴租界学习,派遣留学生先后赴日本、奥地利、德国、美国学习指纹证据技术等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同时,夏勤、伍冰壶、张元枚等个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凭借一己之力为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和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经过政府、社会和个人多方面的努力,指纹证据技术短短几年在中国得以实践,并几乎与日本、英国、美国等先进国家保持相当水平,且涌现出一大批指纹专家。司法部先后颁布《办理指纹须知》《试办指纹法令》作为指导手册以将其固定、统一下来,全面推广。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北平、重庆、青岛、汉口等城市警察部门先后建立起指纹专门机构。指纹证据技术的应用取得较大成效,在各地破获多起案件。何种指纹证据技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民国政府尤为重视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在司法领域三令五申鼓励和支持该技术的推广,而且还曾将指纹证据技术应用于身份证件识别等领域。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国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省教育厅酌设指纹学科。指纹证据技术的知识甚至还出现在高考试题中。然而,中央政令不行、国家内政不一的政治环境在给了各地得以分别实践世界不同指纹证据技术的同时,也给发挥指纹证据技术功能、实现跨区域犯罪侦查协作带来重大障碍。指纹证据技术不仅在各省市存在地域之差,而且同一省市的监狱部门与警察部门所应用的技术标准也是五花八门。根据1935年的史料统计,在全国19个提供指纹办理情况的警察部门中,所采用的指纹技术标准有英国亨利制、德国汉堡式、法国爱蒙培尔制、阿根廷武塞蒂赫制以及中华式等多种,而且其中亨利制也有英式和夏全印式之分;汉堡式还有德式、日式之分。通过分析不同种指纹分析的初步（基本）、二步（附属）和三步（次附属）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武塞蒂赫制最为简单,基本分析仅有四大类,但难以应对较大的指纹样本量,因而有附属分析又分十六种,难免前者过于简单,后者又过于复杂。汉堡式与亨利制指纹分类基本相同,在斗形纹的区分上有所差别。在编码技术上,武塞蒂赫制依然最为简单,但查找起来每次至少要找出五个号码,而亨利制第一步仅需确定计数或不计数即可。如果到第二步继续查找,武塞蒂赫制恐怕要找出二十五个号码,而亨利制仅四个号左右即可查出。相比之下汉堡式则也非常简单,仅需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即可,但本质上与亨利制并无较大差异。分析发现,中华式并没有根据中国人的指纹特点加以本土化,而是将亨利制和爱蒙培尔制加以综合,甚至存在许多错误。1933年民国政府开启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统一之路,发现并决定以中国人指纹之特性定立指纹技术标准。然而技术的分歧与争议远远超过了技术探讨本身。分歧的背后却是师承关系、学源背景等力量的交织角逐。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政部通令警察部门采用亨利制标准,但并未与司法部达成一致意见。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标准未能实现实质统一。透过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我们可以反思哪些问题和经验教训?回顾与反思1905年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可以看出其盲目性、重复性、世界性和依赖性的发展特征。从本文第一章西学引入文化解释的局限性中亦可以分析出其对指纹证据技术引之不谓来由、发展不问现实和争议流于人事的问题影响。同时,政治需求、学科教育、职业团体以及个人作用都对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民国指纹证据技术诸多未竟之路也给我们当下带来些许启示。如指纹鉴定标准的统一应尽早确立,且应以国人指纹特征为依据;指纹鉴定标准的确立应有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组织专家委员会开展。除此之外,在指纹证据技术推广中,如何看待学历制教育与在职培训的利弊对当今警察教育乃至其他职业教育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历史镜鉴意义。短期的在职培训能够顺应技术与知识拿来主义之需,不仅见效快成本低,而且能够快速顺应社会的发展变革,但从根不上不能解决技术与知识的研发问题。然而学历教育完成了这一问题吗?似乎还值得更多地反思。透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分歧纷争,不仅可以窥见民国时期检警关系之变化以及侦查权力的扩张与异化,而且更可以从中探析科学和司法的关系,可以为指纹鉴定标准和采信规则的确立、证据科学与证据法学的发展以及司法改革中中国特色法治路径话语权的探索提供些思路。
李梦玲[8]（2020）在《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岭南报刊小说中有着一定数量的翻译小说,与近代其他地区的报刊翻译小说一样,这些刊于岭南报刊的翻译小说同样是近代翻译小说大潮中的一抹别样的浪花。据统计,近代岭南地区刊载翻译小说的报刊多达34种,共刊有101篇翻译小说,1部寓言故事集（《伊索寓言》中译本,82则）,翻译小说单行本也有至少40种。可见,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具有一定的规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将其作为研究对象,除去绪论和余论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对其兴起背景进行探究,涉及小说界革命、岭南地域文化、译者来源以及读者与市场这四个因素。并梳理其发展脉络,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这四个阶段。第二章对其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进行挖掘,既有与近代报刊翻译小说相似的一般特征,即在呈现传统小说特色及文化观念的同时,也蕴含着西方小说特色及文化观念,又彰显了岭南地域文化色彩,如粤方言、岭南风物与民情、岭南画派以及岭南革命风潮等特色。第三章对突出刊物与名篇译作进行个案研究,不同报刊有着不同的办刊理念和编辑队伍,这对所刊翻译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关注世界名着在近代岭南报刊的译介情况,着重考察译作与原着之间的关系,探析译介手法。第四章考察其对自着小说产生的影响,如观念的革新、题材的拓宽以及小说叙事手法的突破等。最后对其成就与缺陷进行总结,并评价其在岭南小说史和翻译小说史上的地位。
刘炎飞[9]（2020）在《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幻莫测的时局、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催生了媒体的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新的政治体制及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媒介环境相对宽松,报纸结构比例开始发生变化,民营报纸逐渐超越官报和政党报纸,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二,民营报业和民营报人成为此时中国新闻业的主力军。黄远生、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林白水、胡政之、史量才、汪汉溪、黄天鹏、周孝庵为其代表人物。他们大都留学于欧美或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熏陶,也目睹了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反观中国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于是,他们为改造中国社会和发展中国新闻事业,殚精竭虑、筚路蓝缕,在新闻实践、新闻学研究、培养新闻人才等方面开启艰难的探索,撰写了中国第一批新闻学专着,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新闻学专刊,开启了中国的新闻教育,为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民营报人作为北洋政府时期新闻战线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中,十分注重对新闻学的探讨和总结,在理论新闻学、实务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诸方面都创造了突出的成果,提出了新的思想见解,为中国新闻思想的宝库做出了新的贡献。民营报人们首次提出报纸是社会的公共机关,应以服务公众为目的,强调报纸以供给新闻为天职,全面客观代表公众意见,在社会普遍教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基础理论方面,民营报人最早构建了新闻学体系,提出了以事实为本源,读者为中心的新闻观,建立了新闻价值的判定标准,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原则遵循。为保证报纸的“客观性”,民营报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道德规范,强调了记者道德修养和品性培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报纸生存外在条件,独立自尊是记者的核心价值观,客观公正是记者恪守的报道原则。民营报人全面阐述了报纸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在业务活动中的操作原理与方法。提出了倒金字塔式的新闻写作方式,以读者为本位的编辑宗旨,事实与意见分离的新闻范式,以事实为基础、力求客观公正代表民意的评论写作要求等经典业务理论。报刊经营方面,他们提倡经济独立,主张在广告和印刷等经营活动中,不能唯利是图,而要义利兼顾。民营报人关于新闻基础理论的阐释、新闻业务操作规范的建立、新闻伦理道德的构想,以及报刊经营的思考,体现了公共性、客观性的新闻理念,折射出民营报人对新闻业职业化、专业化的追求。这些思想是民营报人在北洋政府时期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基于自身的角色立场,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与中国新闻业实践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使中国关于新闻“有学”还是“无学”之争,第一次得到正面肯定的回答,推动了中国新闻业的现代化、职业化转型,创建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对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曲成举[10]（2020）在《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工业化的产物,铁路在中国经历了相当曲折的成长历程,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铁路自出现以来即被赋予了广泛的功能性价值,其所具有的连通疆域、活跃经济、利于军事等功能也使铁路成为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载体。自晚清至新中国成立之间,铁路往往在社会剧烈动荡时期被各方政治势力所窥伺,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矛盾的交汇点,突出表现了铁路虽是一交通载运工具,但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发展紧密相关。解放战争中,随着战事的不断胜利和城市接管工作的广泛展开,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到铁路基本功能及重要性的前提之下,进行了大范围的铁路接管工作。但如何能够快速、准确、完整的接管铁路、接管后中共如何管理和改造整个铁路系统,是消灭官僚资本企业影响、持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乃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总体而言,中共铁路接管工作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与其它官僚资本企业接管不同,铁路接管因其行业特色、涉及层面广泛决定了中共在接管中除了要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之外,更要确保铁路工厂、铁路附属单位等的完整,进而使广大铁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正常运营,为解放战争、国家建设和社会秩序稳定所服务。因此,中共在铁路接管工作中遵循着接收、管理、改造的基本方式,对整个铁路体系进行了完整、全面、系统的工作。其中,接收遵循的是“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具体策略,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动员和自下而上的职工群众参与,对整个铁路行业内部的人事、组织机构、物资器材进行清点接收,奠定铁路尽快恢复秩序的人员、组织和物质基础。与接收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中共铁路管理工作,从整个接管过程来看,管理工作既是改造前的过渡,又是接收后的必然且贯穿始终。由于需要在短时间内恢复铁路运输,因此中共在管理阶段实行了部分的制度延续政策,以保证秩序迅速走上正轨。管理工作的开展涉及了铁路行业内部的线路修复、人事组织变革以及运营管理等,为广泛的铁路营运恢复提供了前提条件。改造工作是共产党整个铁路接管的核心过程之一,改造进行的好与坏是铁路能否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基本标志,这一过程主要包括组织改造、人事改造和制度改造,特别是在当时学习苏联先进铁路管理经验的政策下,经过改造后的铁路性质发生了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在交通领域的重要依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政权建设新中国铁路的开端,中共铁路接收、管理、改造的基本历史过程对整个铁路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初步建立了符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铁路发展路径,从根本上改变了铁路的基本属性,促进了新中国铁路行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解放战争中其他行业接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虽然接管工作中由于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倾向,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共铁路接管工作是成功、圆满的,且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对当下乃至未来中国铁路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指导意义。
二、1905年至1920年美日在中国的较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05年至1920年美日在中国的较量（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
| (一)近代史及社会史研究中的成果 |
| 1、近代史研究中的相关成果 |
| 2、艺术、经济与社会 |
| (二)戏曲史研究中的相关成果 |
| (三)京剧市场研究的相关成果及评析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国初年京剧发展的经济和文化环境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京剧发展的经济环境 |
| 一、人口构成 |
| 二、交通方式 |
| 三、经济发展状况 |
| 四、城市空间结构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
| 一、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新文化格局形成 |
| 二、京剧改良运动的肇始与式微 |
| 第三节 城市有闲阶级对京剧的赞助 |
| 一、 “自娱+娱人”模式 |
| 二、 “趣味+金钱”模式 |
| 第二章 京剧市场的主体 |
| 第一节 戏班组织管理制度的变化 |
| 一、戏班组织体系的松散化 |
| 二、戏班制度的保留与创新 |
| 第二节 戏园经营的革新与困境 |
| 一、新式舞台发展的特征 |
| 二、新式舞台的经营困境 |
| 三、戏园经营业中资本力量的对抗 |
| 第三节 观众社会阶层构成的演变 |
| 一、下层社会观众逐渐被边缘化 |
| 二、精英阶层观众成为主流 |
| 三、女性观众进入剧场 |
| 四、京剧的海外市场和观众 |
| 第三章 京剧市场的中介组织 |
| 第一节 梨园自治组织的影响与作用 |
| 一、独立信仰系统是梨园集体主义的基石 |
| 二、梨园行会组织是伶人生存的基本保障 |
| 第二节 梨园经纪组织雏形出现 |
| 第三节 媒体平台宣传造势 |
| 第四章 京剧市场的运行 |
| 第一节 堂会与商业演出并行互补 |
| 第二节 逐渐走高的戏价与包银 |
| 第三节 戏园与戏班合作与分配制度 |
| 一、从轮转制到长期合同 |
| 二、短期合作与雇佣制并存 |
| 第四节 伶人薪酬水平与支出项目 |
| 第五章 京剧市场化运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京剧艺术本体的融合与创新 |
| 一、海派新戏应运而生 |
| 二、女伶演出逐渐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
| 第二节 京剧市场繁荣的外部影响 |
| 一、带动周边商业圈发展 |
| 二、各地出现京剧“戏码头” |
| 第三节 伶人社会地位提高及群体内部分化 |
| 一、伶人社会地位上升与自我认同提高 |
| 二、伶人群体内部分化为两极 |
| 第六章 官方戏曲管理机构对京剧市场的管理 |
| 第一节 管理机构 |
| 一、北京的管理机构:近代政府雏形 |
| 二、上海的管理机构:租界独立掌控 |
| 第二节 税收制度 |
| 一、北京：繁多的税收名目 |
| 二、上海:沉重的税负支出 |
| 结论 |
| 附录 |
| 附录一：京师警察厅管理戏园规则 |
| 附录二：京师警察厅管理戏班规则 |
| 附录三：法租界新颁游戏场及影戏场章程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2）美国海军的崛起：思想、战略与行动（1882-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的意义 |
| 2.国内外研究状况 |
| 2.1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
| 2.2 国外学者的研究状况 |
| 3.研究思路与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论文结构与创新之处 |
| 4.1 论文结构 |
| 4.2 创新之处 |
| 第1章 海军思想:从华盛顿到马汉 |
| 1.1 18世纪晚期-19世纪中期的美国海军思想 |
| 1.1.1 乔治·华盛顿与汉密尔顿的大陆海军 |
| 1.1.2 约翰·亚当斯与本杰明·斯托德特的国防海军 |
| 1.1.3 杰斐逊的炮艇海军 |
| 1.1.4 19世纪前期的“海军第一”思想与新技术海军 |
| 1.1.5 19世纪中期的商业扩张海军 |
| 1.2 马汉的海权论思想 |
| 1.2.1 海权论的提出 |
| 1.2.2 海权论的核心内容 |
| 1.2.3 马汉海权思想的影响 |
| 1.3 后马汉时代的美国海权思想 |
| 第2章 海军战略: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富兰克林·罗斯福 |
| 2.1 西奥多·罗斯福前后的海军战略(1865-1913) |
| 2.1.1 南北战争结束后的贸易劫掠海军战略 |
| 2.1.2 西奥多·罗斯福的“第二强大海军”战略 |
| 2.2 伍德罗·威尔逊时期的海军战略(1913-1921) |
| 2.2.1 “海洋自由”的主张 |
| 2.2.2 “最强大海军”的目标 |
| 2.2.3 一战期间的美国海军战略 |
| 2.3 后威尔逊时期海军战略的延续与调整(1921-1933) |
| 2.4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海军战略(1933-1945) |
| 2.4.1 “工业复兴”海军与中立战略 |
| 2.4.2 “大西洋优先”“欧洲第一”战略 |
| 2.4.3 不宣而战的大西洋战略与防御为主的灵活太平洋战略 |
| 第3章 海军建设:从新海军到《两洋海军法案》 |
| 3.1 蒸汽铁甲舰船时代与远洋攻击能力的起步 |
| 3.1.1 旧海军”的遗产 |
| 3.1.2 新海军建设的准备阶段 |
| 3.1.3 “海权”战略与新海军建设 |
| 3.2 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改革计划 |
| 3.2.1 建造全重型火炮战列舰 |
| 3.2.2 新兴海军舰船技术与新式武器的应用 |
| 3.2.3 转向太平洋:“大白舰队”的远航与太平洋防御 |
| 3.2.4 巴拿马运河的地缘优势 |
| 3.3 塔夫脱时期的海军建设 |
| 3.4 威尔逊的海军扩军计划与最强海军目标 |
| 3.4.1 威尔逊的海军扩军计划 |
| 3.4.2 战略转移与“橙色”计划的修订 |
| 3.4.3 海军航空兵与航空母舰建设 |
| 3.5 紧急战备状态与《两洋海军法案》 |
| 第4章 海军行动: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
| 4.1 美西战争的里程碑意义 |
| 4.1.1 战争的缘起 |
| 4.1.2 马尼拉湾海战 |
| 4.1.3 圣地亚哥海战 |
| 4.1.4 扩张野心的激发 |
| 4.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行动 |
| 4.2.1 潜艇破交战 |
| 4.2.2 全面护航行动 |
| 4.2.3 对德反潜战 |
| 4.2.4 美国海军的胜利:原因及影响 |
| 4.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全方位海战 |
| 4.3.1 太平洋战场 |
| 4.3.2 大西洋战场 |
| 4.3.3 马汉海权思想在二战中的实践与超越 |
| 第5章 海洋、海军与海权:历史与启示 |
| 5.1 海洋的属性:地理、贸易与权势 |
| 5.1.1 地理意义上的海洋 |
| 5.1.2 海洋性生产方式 |
| 5.1.3 国家权势延伸与辐射的通道:地缘政治中的海洋 |
| 5.2 影响海军崛起的因素 |
| 5.2.1 自然条件与经济禀赋 |
| 5.2.2 新兴技术与军事变革 |
| 5.2.3 国家战略与外部环境 |
| 5.3 海权的多层次性与统一性 |
| 5.3.1 马汉海权论的灼见与局限 |
| 5.3.2 海权的结构:多层次性与统一性 |
| 5.4 美国海上霸权兴起的决胜之道:历史与启示 |
| 5.4.1 传统海权的目标与症结 |
| 5.4.2 规律与特例:英、美海权崛起的比较 |
| 5.4.3 美国海权兴起之路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成果 |
| 后记 |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现状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 (1) 女性作家批评 |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 先行研究概况 |
| （一） 中国国内研究概况 |
| （二） 日本方面研究概况 |
| 三、 本文研究方法及结构 |
| 第一章 伪满洲国初期的哈尔滨文坛（1932-1936） |
| 第一节 哈尔滨文坛的特殊面貌 |
| 一、 革命文艺的传播者金剑啸 |
| 二、 三郎萧军的烽火人生 |
| 三、 命定独行的萧红 |
| 四、 左翼文学的骁将罗烽 |
| 五、 松花江畔的文学才女白朗 |
| 六、 革命文学家舒群 |
| 第二节 反侵略主题文学阵营的形成 |
| 一、 反侵略模式的斗争与牺牲 |
| 二、 反满抗日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二章 伪满洲国中期的哈尔滨文坛（1937-1941） |
| 第一节 白色恐怖下的哈尔滨文坛 |
| 一、 日伪当局对哈尔滨文坛的全面垄断 |
| 二、 殖民文化政策下服务时局的附逆与高压下的沉默反抗 |
| 第二节 黑暗中的星火--抗联文艺活动的蓬勃发展 |
| 一、 “松柏后凋”的哈尔滨诗歌文艺 |
| 二、 向往光明的哈尔滨抗联作家李兆麟 |
| 第三节 文化荒漠中的“大北风作家群” |
| 一、 “一位斯文的抗日战士”关沫南 |
| 二、 黑土地上的文学硬汉陈堤 |
| 第四节 风雨飘摇中的《国际协报》 |
| 一、 《国际协报》的创刊背景 |
| 二、 特殊时代的印记 |
| 第三章 伪满洲国后期的哈尔滨文坛（1941-1945） |
| 第一节 日伪当局高压殖民政策的垂死挣扎 |
| 一、 《艺文指导要纲》的产生背景 |
| 二、 日本殖民文化政策的日益残酷 |
| 第二节 流亡关内的哈尔滨作家的文学活动 |
| 一、 “流亡文学”生命力的张扬及文化属性 |
| 二、 哈尔滨籍流亡作家萧红小说创作的顶峰 |
| 第四章 伪满洲国时期多元化的哈尔滨文坛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哈尔滨的日系文学—以杂志《北窗》~①为例 |
| 一、 《北窗》创刊的时代背景 |
| 二、 异文化研究的热潮 |
| 三、 “开拓文学”的兴盛 |
| 第二节 牛岛春子“北满”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一、 牛岛春子的创作历程 |
| 二、 牛岛春子“北满”时期的文学创作——以《祝廉天》为中心 |
| 第三节 哈尔滨文坛时期的竹内正一 |
| 一、 《北窗》的编辑生涯 |
| 二、 竹内正一的文学宿命 |
| 三、 竹内作品中的社会批判 |
| 第四节 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的俄侨文学 |
| 一、 哈尔滨俄侨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
| 二、 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俄侨作家—拜阔夫 |
| 三、 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俄侨文学报刊杂志—以《边界》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大事记（1931——1945） |
| 附录 二：伪满洲国时期影响哈尔滨文坛主要人物生平简介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日本侵略中国南满和东满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研究动态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日本侵略南满与东满地区背景的异同点 |
| 2.1 日本侵略南满与东满地区背景的相同点 |
| 2.1.1 日俄抢夺中国东北主权 |
| 2.1.2 中国东北地区军事力量薄弱 |
| 2.2 日本侵略南满与东满地区背景的不同点 |
| 2.2.1 《朴茨茅斯条约》与“四头政治” |
| 2.2.2 “间岛”问题与“间岛总领事馆” |
| 第三章 日本在南满与东满地区移民政策异同点 |
| 3.1 移民政策的相同点 |
| 3.1.1 缓解日本国内矛盾的需要 |
| 3.1.2 扩张土地的配套手段 |
| 3.2 移民政策的不同点 |
| 3.2.1 南满地区的日本人移民 |
| 3.2.2 东满地区的朝鲜人移民 |
| 第四章 日本在南满与东满地区经济侵略政策异同点 |
| 4.1 经济侵略政策的相同点 |
| 4.1.1 日本转嫁危机 |
| 4.1.2 扩大资本市场 |
| 4.2 经济侵略政策不同点 |
| 4.2.1 南满地区设立“东亚劝业株式会社” |
| 4.2.2 东满地区设立“东洋拓殖会社” |
| 第五章 日本在南满与东满地区文化侵略政策异同点 |
| 5.1 文化侵略政策的相同点 |
| 5.1.1 培植亲日势力 |
| 5.1.2 瓦解民族精神 |
| 5.2 文化侵略政策的不同点 |
| 5.2.1 南满地区的“日满一体”的同化政策 |
| 5.2.2 东满地区的“日鲜一体”的统制与利用政策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对象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价值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共识: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解释与基础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引入的文化解释 |
| 一、西法中源 |
| 二、中体西用 |
| 三、博采西学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引入的制度准备 |
| 一、警察制度建立 |
| 二、检察官侦查权的创设 |
| 三、刑事证据制度的法律探索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传播的教育基础 |
| 一、留学制度 |
| 二、警察学校与司法传习所 |
| 三、翻译学术着作、创办警务杂志 |
| 第二章 萌芽:指纹证据技术的滥觞与早期实践 |
| 第一节 中华文明或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 |
| 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指纹印痕的文明地区之一 |
| 二、中华文明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 |
| 三、中国古代手印证据应用的特征与局限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科学发展起源于西方 |
| 一、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科学基础 |
| 二、指纹证据技术的诞生与应用 |
| 第三节 西方指纹证据技术的传入与实践 |
| 一、近代报刊的报道 |
| 二、租界等地的实践 |
| 第三章 发展:指纹证据技术的学习与应用考据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曲折前页 |
| 一、拷讯技术的存废之争 |
| 二、学习催眠术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传播途径 |
| 一、发明者亲授 |
| 二、官方办学 |
| 三、遣员学租界 |
| 四、派遣留学生 |
| 五、国内与国际交流 |
| 六、个人研究传播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实践情况 |
| 一、司法行政部门 |
| 二、警察部门 |
| 三、刑事案例考察 |
| 四、指纹证据技术实践的问题 |
| 第四章 分歧:指纹证据技术的标准之争 |
| 第一节 争议基础——各地实践差异 |
| 一、标准不同实践受阻 |
| 二、各地实践统计情况 |
| 第二节 争议焦点——技术标准之差 |
| 一、亨利制指纹分析法 |
| 二、武塞蒂赫制指纹分析法 |
| 三、汉堡式指纹分析法 |
| 四、爱蒙培尔制指纹分析法 |
| 五、中华式指纹分析法 |
| 六、几种分析方法的评述 |
| 第三节 争议背后——学说派系之争 |
| 一、师承关系与学源背景 |
| 二、人事关系 |
| 三、着说情况 |
| 四、地域差异 |
| 第四节 指纹证据技术统一之努力 |
| 一、技术标准的选择 |
| 二、技术统一计划 |
| 三、形式上的仓促统一 |
| 第五章 反思: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镜鉴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特征与启示 |
| 一、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特点 |
| 二、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问题与文化因素 |
| 三、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其它因素 |
| 四、民国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启示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传承与培育方式 |
| 一、学术研究规范对技术传承的影响 |
| 二、技术培育方式的问题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视野下的检警关系 |
| 一、检警指纹证据技术的并行发展 |
| 二、技术分歧下侦查权的扩张与异化 |
| 第四节 指纹证据技术视野下的科学与司法关系 |
| 一、证据科学于司法的价值 |
| 二、证据科学于司法的局限性 |
| 三、司法于证据科学的采信 |
| 参考文献 |
| 译名索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文献综述 |
| 四、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学术价值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兴起与背景 |
| 一、“小说界革命”对“新小说”的提倡 |
| 二、岭南地域文化的开放性 |
| 三、译者来源 |
| 四、翻译小说的读者与市场 |
| 第二节 发展脉络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的特色 |
| 第一节 呈现传统小说特点及文化观念 |
| 一、传统章回小说的体制特征 |
| 二、传统意象、典故与程式 |
| 三、传统伦理道德秩序 |
| 四、传统文化的印记 |
| 第二节 彰显岭南地域文化 |
| 一、采用粤方言翻译小说 |
| 二、岭南风物与民情 |
| 三、翻译小说插图 |
| 四、革命精神的体现 |
| 第三节 蕴含西方小说因素及文化观念 |
| 一、题材内容的更新 |
| 二、西方小说叙事方法的呈现 |
| 三、西方文化的传输 |
| 四、西书标点符号的尝试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的重要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突出刊物 |
| 一、《香港华字日报》及其所刊翻译小说 |
| 二、《中外小说林》及其所刊翻译小说 |
| 三、《新小说丛》及其所刊翻译小说 |
| 第二节 名篇译作 |
| 一、《天方夜谭》的两个早期中文译本——《千一夜夫妻》与《一夜夫妻》 |
| 二、《基督山伯爵》的首个中译全本——《几道山恩仇记》(上编) |
| 三、《科里奥兰纳斯》的首个中文译本——《钢矛记》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的影响与总体评价 |
| 第一节 对自着小说的影响 |
| 一、“开道之骅骝”:敢于打破陈规 |
| 二、摹仿翻译小说的叙事手法 |
| 三、积极开拓新题材 |
| 第二节 总体评价 |
| 一、成就与缺陷 |
| 二、在岭南小说中的地位 |
| 三、在翻译小说史上的评价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一览表 |
| 附录二 近代岭南翻译小说单行本一览表 |
| 附录三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内容提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9）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过往研究的回顾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北洋政府时期新闻业的发展及代表性民营报人 |
| 第一节 新闻业发展的历史环境 |
| 第二节 新闻业发展的政策空间 |
| 第三节 新闻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民营报人大量涌现的原因及代表性民营报人 |
| 第二章 民营报人对报纸功能的阐释 |
| 第一节 报纸以供给新闻为天职 |
| 第二节 报纸以服务公众为目的 |
| 第三节 报纸以代表公共意见为己任 |
| 第四节 报纸是公众接受教育的机关 |
| 第三章 民营报人对新闻学基础理论的探讨 |
| 第一节 关于“新闻”与“报纸”的解释 |
| 第二节 对“新闻”起源问题的探究 |
| 第三节 对新闻价值理论的研究 |
| 第四节 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 |
| 第四章 民营报人新闻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道德品格:记者的首要资格 |
| 第二节 独立自尊:记者的核心价值观 |
| 第三节 言论自由:记者的追求与向往 |
| 第四节 客观公正:记者的报道原则 |
| 第五章 民营报人对新闻业务的理论总结 |
| 第一节 新闻采集思想 |
| 第二节 新闻编辑思想 |
| 第三节 报刊评论写作思想 |
| 第六章 民营报人的报刊经营理念 |
| 第一节 报纸商业化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义利兼顾的经营方针 |
| 第三节 以广告为本位的经营理念 |
| 第七章 民营报人新闻思想形成的原因 |
| 一、新闻事业的需要 |
| 二、中西文化的影响 |
| 第八章 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
| 第一节 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的价值 |
| 第二节 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的历史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代表性民营报人 |
| 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论文 |
| 后记 |
（10）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现状分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选题的研究方法和创新性 |
| 1.3.1 选题的研究方法 |
| 1.3.2 选题的创新性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理论依据与经验借鉴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铁路的论述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铁路的论述 |
| 2.1.2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论述 |
| 2.2 苏联无产阶级铁路管理的经验积累 |
| 2.2.1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铁路领导权转移 |
| 2.2.2 巩固和恢复铁路运输的措施 |
| 2.2.3 苏联早期对铁路系统的改造 |
| 2.3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作用的认识 |
| 2.3.1 铁路能为军事服务 |
| 2.3.2 铁路能为经济服务 |
| 2.3.3 铁路能为社会服务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背景与政策 |
| 3.1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背景 |
| 3.1.1 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背景 |
| 3.1.2 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实背景 |
| 3.2 中国共产党接管官僚资本的政策 |
| 3.2.1 明确官僚资本界限,保护民族工商业 |
| 3.2.2 保证机构完整,不轻易打乱企业原有组织 |
| 3.2.3 稳定企业秩序,尽快恢复企业生产 |
| 3.2.4 延续旧的制度,慎重改造企业规则 |
| 3.2.5 稳定职工心态,妥善处置旧员工 |
| 3.3 铁路接管的具体政策 |
| 3.3.1 坚持党的领导,保障铁路营运 |
| 3.3.2 原封不动,先接后管 |
| 3.3.3 制度延续,缓步进行 |
| 3.3.4 依靠群众,建设铁路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系统的接收 |
| 4.1 铁路接管的前期准备 |
| 4.1.1 调查研究,充分了解接管对象 |
| 4.1.2 组织准备,成立各级接管机构 |
| 4.1.3 思想准备,强化接管干部纪律 |
| 4.2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组织机构接收 |
| 4.2.1 东北地区铁路系统的组织接收 |
| 4.2.2 大范围铁路管理局的接收 |
| 4.2.3 铁路附属单位的接收 |
| 4.3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人事接收 |
| 4.3.1 管理职员的接收 |
| 4.3.2 技术人员的接收 |
| 4.3.3 普通工人的接收 |
| 4.4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物资接收 |
| 4.4.1 铁路器材的接收 |
| 4.4.2 档案文件的接收 |
| 4.4.3 其他物资的接收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系统的管理 |
| 5.1 过渡阶段的基本阐释 |
| 5.1.1 过渡阶段管理的特点 |
| 5.1.2 过渡阶段管理的内容 |
| 5.2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人事管理 |
| 5.2.1 工人阶级的再界定 |
| 5.2.2 铁路旧人员的管理 |
| 5.2.3 接管人员的管理 |
| 5.3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组织管理 |
| 5.3.1 职能机构的管理 |
| 5.3.2 共产党组织管理 |
| 5.4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运营管理 |
| 5.4.1 铁路既有线路的修复 |
| 5.4.2 铁路运营管理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系统的改造 |
| 6.1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组织改造 |
| 6.1.1 党组织的建立 |
| 6.1.2 青年团的建立 |
| 6.1.3 职工工会的建立 |
| 6.2 中共对铁路职工的改造 |
| 6.2.1 铁路职工的思想改造 |
| 6.2.2 改造与生产相结合 |
| 6.2.3 发动政治运动 |
| 6.3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制度改造 |
| 6.3.1 推广铁路负责制 |
| 6.3.2 改造经济制度 |
| 6.3.3 改革行车制度 |
| 6.3.4 管理民主化建设 |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经验与特点 |
| 7.1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经验 |
| 7.1.1 明确目标,以尽快恢复铁路运营为中心 |
| 7.1.2 政策调试,以稳定政权为首要任务 |
| 7.1.3 调查研究,以铁路发展规律为导向 |
| 7.1.4 群众路线,以动员群众为基本力量 |
| 7.2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特点 |
| 7.2.1 铁路接管具有跨地域性 |
| 7.2.2 铁路接管具有复杂性 |
| 7.2.3 铁路接管具有相对独立性 |
| 第8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评价 |
| 8.1 圆满完成了铁路接管工作 |
| 8.1.1 科学分析形势,适时调整策略 |
| 8.1.2 全面系统布局,完成接管改造 |
| 8.1.3 尊重客观规律,建设发展铁路 |
| 8.2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影响 |
| 8.2.1 确立了中共在铁路系统的领导地位 |
| 8.2.2 推动了铁路行业的发展 |
| 8.2.3 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变革 |
| 8.2.4 凸显了人民主体性 |
| 8.3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历史局限 |
| 8.3.1 接管实践中的行动偏差 |
| 8.3.2 接管初期依靠工人阶级政策贯彻不彻底 |
| 8.3.3 接管人员思想状况处理不及时 |
| 8.3.4 铁路安全观念强调不足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着及科研情况 |
四、1905年至1920年美日在中国的较量（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D]. 徐堃.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美国海军的崛起：思想、战略与行动（1882-1945）[D]. 徐立特. 吉林大学, 2020(03)
-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5]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坛研究[D]. 刘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日本侵略中国南满和东满政策比较研究[D]. 聂长玉. 延边大学, 2020(07)
- [7]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D]. 胡裕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8]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D]. 李梦玲. 暨南大学, 2020(04)
- [9]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D]. 刘炎飞.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10]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D]. 曲成举.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