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住房协会召开第一次、第三次会员大会

一、湖南省房协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论文文献综述）

张静^[1]（2021）在《张庚年谱简编》文中研究表明例言一、本谱的家族史部分,资料来源主要为家谱、官报及家族史着作等;个人史部分,资料来源主要为个人日记、论着及相关档案等。因谱主交游甚广,且与其交往的不少为文艺界、戏剧界知名人士,所以也从相关者的年谱、日记、回忆文章中采取可用之线索。

李程程^[2]（2021）在《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临时参议会研究（1942-1949）》文中提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峻,全国上下齐心抗日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由此揭开。国民政府为了团结全国上下的抗日力量以取得抗战的胜利,于1938年宣布设立国民参政会,并于同年七月,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奠定了民主自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又设立了各省、市、县临时参议会以巩固民主建设。国民政府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应运而生,于1942年成立并召开第一届大会。但是,由于抗战期间山东全境沦陷,第一届大会并未真正履行其民意机关的职责。1946年,国民政府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大会召开,其工作才开始正常开展,至1949年青岛解放时彻底停止运行。与会期间,国民政府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围绕保障人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改革教育等主要方面提出了诸多切实有效、代表民意的议案,有力地推动了山东省民主建设进程,不失为是一次积极的民主实践。但国民政府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作为山东省的民意机关,其参议员由遴选方式产生,其正副议长、秘书长等要职皆由国民政府任命,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民主性。同时,在议案执行过程中,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既面临着内部参议员的派系问题,又面临着如经费短缺、局势动乱等外部因素制约,以及来自中央政府、省政府的管控,职能发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作为一个民意机关应起到的代表民意、监督政府的作用也随之受限。

冉笙祺^[3]（2020）在《台湾省参议会研究（1946-1951）》文中研究指明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为巩固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化解台湾民众与政府的隔膜、选出台籍“国大代表”,国民政府决定尽快成立台湾省参议会。在台湾省参议会的选举过程中,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投入甚多,受到鼓舞和怀揣参政理想的台湾民众也热情投身、积极参与。1946年4月,经多次选举后省参议会产生了30名议员,同年5月省参议会一届一次大会在台北开幕,这标志着的台湾省参议会的正式成立。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对台湾省参议会抱有厚望,省参议会成立后也积极参政、努力献策,与政府形成了较为良好的互动氛围。然而,1947年2月底“二·二八事件”爆发,这对台湾传统的政治精英阶层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一些省参议员被捕和辞职,其余参议员也因此事件而意志消沉、参政积极性大大下降,参议员的流动和变更加快,其社会代表性也逐渐弱化,省参议会开始走向衰落。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国民大会”随之迁台后,台湾地区的议会政治重心由省参议会转到了“国民大会”,台湾省参议会的政治影响力每况愈下,至1951年12月台湾省临时省议会成立,台湾省参议会退出历史舞台。省参议会存在的五年多时间里,共开会十一次,对当时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台湾省参议会为研究对象,从省参议会的筹备与成立、自身职权、机构设置、议员构成、参议会活动等方面展开论述,分析台湾省参议会的实际运作情况与具体功效,并尽量给予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估。本文的正文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省参议会的成立,主要介绍台湾省参议会成立的背景、筹备和选举的具体过程、职权与内设机构;第二部分为议员构成分析,从年龄性别、得票数和得票率、学历背景、类源及政见、参议员之更替递补等多个角度研究了台湾省参议会议员的构成;第三部分为省参议会的政治参与,简述了省参议会历次大会的主要内容、分析了“二·二八事件”中省参议会的处境和作为、罗列了省参议会对其他重要活动的参与;第四部分为参议会之功效评估,从正反两个角度总结了台湾省参议会的积极意义与不足。本文的观点认为,台湾省参议会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省参议会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也因之得到了提高;省参议会凸显了地方“议会”的特色,也为地方自治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省参议会在既有法规范围内做最大限度的适用与突破,不断扩充自身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监督政府的作用;省参议会聚集了台湾社会的政治精英,其议员具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在开会期间议决了大量提案,也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的议案,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省参议会在发挥代议功能的同时,在主客观两方面扞卫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本文也认为台湾省参议会存在诸多不足:省参议会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一个谘议机构而非省级立法机构,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受到诸多制约;台湾省参议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选举台籍“国大代表”,但台湾省参议会在“国大代表”选举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加剧了社会矛盾;台湾省参议会实际上是由地主世家与上层政治人物组成的“议会”,其阶级利益与普通底层民众的权益时有冲突;参议会在涉及国共内战的问题中被国民党当局操纵,配合国民党当局转进台湾的行动,三番五次进行反共宣传。概而言之,台湾省参议会在台湾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在台湾近现代史、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等维度都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受制于时代局限性,省参议会在其政治实践中难以完全履行其职权、体现其应有的政治功能,因此也存在着诸多不足。

李君娜^[4]（2020）在《南洋公学同学会研究（1910-1949）》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大学成为近代中国的舶来品,以中国传统学缘关系为基础、借鉴西方大学社团组织形式的中国近代同学会（校友会）也产生并发展。在中国近代产生的众多同学会中,以南洋公学及以其为基点发展而来的学校所组成的同学会是其中产生较早、发展较完善、影响力较大的同学会组织之一,具有研究价值。本文在了解南洋公学同学会体系的基础上,着重探究其在沪总会内部诸事务的发展和联系网络,深入了解其内部运作和内外部联系。因以南洋公学为基础发展而来学校的演变及时局的影响,南洋公学系统的同学会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大致可分为1910-1920、1921-1937和1938-1949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上海总会发展的基本框架得到奠定,各分会在缓慢增长的同时自主地自我发展,整个南洋公学体系的同学会呈现出初步发展态势。在第二阶段,上海总会和各分会都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显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这一时期各地交大同学会的陆续成立以及交大同学总会的筹建给与南洋公学同学会体系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部动力。在第三个阶段,南洋公学体系的同学会因时局影响而中衰,也因时代赋予的团结校友和帮扶学校的重任而重整复兴。经过1910-1949年间的产生和曲折发展,南洋公学体系的同学会在内外联系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在逐渐加强,整体呈现出发展态势。南洋公学体系同学会的发展除来自内部强大的需求动力外,南洋公学同学会（上海总会）的发展也促进了整个同学会体系的扩大。南洋公学同学会1910年在沪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陆续存在了近四十年,历史悠久。在这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南洋公学同学会在职权机构、经费、会所、会刊、活动六大方面保持发展连续性的同时适应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保持了稳中有变的发展态势,反映了理事会竭力发展同学会的美好愿望和实际努力。但在某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若与同一体系内的各分会相较,上海总会在办理时间和处理手段上则呈现出明显的迟缓性和僵硬性,这对会务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阻滞作用。内部建构和运作是南洋公学同学会保有活力的内部动力,而其在不同层面结成的联系网络则是南洋公学同学会实现纵深发展的途径。从不同层面来看,南洋公学同学会处在校友、母校和社会的联系网络中,通过在情感和生活中给与校友慰藉和帮助,在参与管理、建设和庆祝等事务的过程中辅助母校发展;在参与社会服务中与社会进行交流,结成了多维的联系网;在与校友、母校和社会三者的交流中,南洋公学同学会和母校的交往是最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是相对较大的。但总的来看,南洋公学同学会是依凭自身所攀附的联系进行各方联络和号召,并不能产生强制力,因而对各方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梳理南洋公学体系同学会的发展脉络,探索南洋公学同学会内部运作和层级联系,是对中国近代同学会发展实例的描绘,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近代同学会发展的普适性规律。

孙延青^[5]（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陈亚杰^[6]（2019）在《转型时代的中国精英：张一麐研究》文中提出晚清民国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这时期的精英阶层也经历了分化,并开始了从传统士绅向现代精英转化的过程。本文以张一麐（1867-1943）为个案考察转型时代中国精英阶层转变的一种类型,并分析这一类型精英阶层的转变历程、思想动向、政治实践、文化理想及其对转型时代中国的社会影响。张一麐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世习儒术的官僚家庭,少年颖异,以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为理想。在清末戊戌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关注西学,以经世为己任,纠合同志,创办苏州最早的近代社团“苏学会”,以此提倡新式教育,宣传维新思想。经二十余年的辗转游幕,蹭蹬科举后,终以擅长西学,中经济特科进士,步入精英阶层。1903年,甫中进士的张一麐,受知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发往直隶以知县备用”,旋入袁世凯幕府,负责文案,因精勤忠奋,受幕主赏识,参与机要。其时,袁世凯为清末新政枢纽之一,张氏久任袁幕,“新役无所不从”,对新政之推行颇有贡献,并奠定其主张立宪、实行地方自治的政治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张氏以亲信幕僚之机,代立宪党人劝袁承认“共和”,在洪宪帝制逆流中,张氏以亲信幕僚之身,屡次劝阻,公开反对帝制。洪宪帝制失败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张氏以中央政治无可有为,转入江苏地方政治,积极推动江苏省自治运动。同时,立足家乡苏州,服务桑梓,践行地方自治理想。晚年老骥伏枥,辗转抗战后方,参政议政。在晚清民国这一转型时代,张一麐实现了从传统士绅到现代精英的转变。作为转型时代的精英,他的政治实践和思想观念体现了传统理念与现代思想的精妙结合,其维持影响力的方式也体现了传统精英阶层支配模式的延续和转变,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袁文权^[7]（2019）在《云南省议会研究（1912-1927）》文中研究表明云南省议会存在大约十二年左右,对于云南近代政治的发展和云南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影响。从选举方式来看,更趋于民主,通过投票选举,保持公平性。从议员来看,云南省议会议员整体上积极热衷于议会的活动,积极参与政治。从议案来看,四届云南省议会提出的议案涉及范围广泛,军事、政治、经济、民生、社会等方面,推动了近代云南社会的发展。虽然云南省议会自身存在一些问题,但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从云南咨议局的建立、云南重九起义两个方面来描述云南省议会成立的背景。第二章详细介绍了云南省议会的筹备与成立,包括成立云南省议会议员选举事务所、制定选举日期、投票纸等。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历届云南省议会选举情况和历届议员相关背景等。第四章,主要介绍了云南省议会通过的一些列议案,包括省长交发议案、议员建议案、人民请愿书等。第五章,主要介绍了云南省议会的具体运作,包括常会与临时会两个方面,同时也叙述了云南省议会的主要政治活动。第六章,主要是云南省议会评析,包括从云南省议会的特点、作用、历史局限等三个方面。通过对民国时期云南省议会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还可以了解云南近代民主政治的历程。可以说云南省议会是云南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存在时间长,涉及范围广。

李艳红^[8]（2018）在《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领导人,与曾琦、李璜被称为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驾马车。他作为民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对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受革命史研究范式影响,对左舜生研究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时间为轴,以政治和社会活动为纬,对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实践、政治活动及其思想主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将左舜生的学术活动穿插于本文的各章节之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左舜生,拓展与深化民国人物研究。出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成长在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教会学校教育,以及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都影响到了他的治学风格和个性思想。他作为典型的湖湘人物,处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了国家主义的政治信仰,终身追求民主自由,难脱书生议政的本色。左舜生以难得的历史机缘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团活动及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担任评议部主任,热心处理学会成员间的各种事务,充当学会的联络中枢。他发表对于“小组织”问题、家庭教育等热点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并参与学会的主义之争、会员能否参与政治活动等问题的论战,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其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书刊编辑与发行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提升,并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为后来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从事新书出版工作十余年,出版发行了“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系列丛书,为中华书局和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新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以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为中心,出版了系列国家主义理论着作,为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便利,也为其个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聘中华书局期间,他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收集整理史料,出版史学着作。在中国青年党早期活动中,左舜生承担了青年党“舆论造党”、党义传播和干部培训等重任。左舜生长期担任青年党宣传部长,负责党务宣传、联络与组织工作,先后参与《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铲共半月刊》《民声周报》《申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或编辑工作,鼓吹反共抗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创建知行学院以培养青年党党政干部,并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在左舜生所创办的系列报刊中,《醒狮周报》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影响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份杂志。他在发表了系列论文,宣传反共反苏和鼓吹国家主义,也发文反对西方列强对华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主张平等外交等。他参与共青两党论战,发表系列时评,为国家主义张目,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左舜生全身心投入抗战救国活动,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北上游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日未果;创办报刊（《国论月刊》《国论半月刊》《国光旬刊》）,宣传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与黄郛交谊,居间引领中国青年党其他领导人上庐山与蒋介石会面,促成国青两党共同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左舜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预测,凸显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左舜生担任国防参议员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次以在野党身份提出议案,主张抗战救国,鼓吹民主宪政。他参与皖南事变善后调处,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民盟秘书长,居间调和国共关系。在此期间,左舜生投身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和第二次宪政运动,竭力倡导抗战建国与民主宪政。抗战胜利后,左舜生关注战后局势,积极参与国共调停,力争和平建国,反对国共内战。在国共调停失败之际,他向“右”转,退出民盟,率领中国青年党参加制宪国大,参加政府改组,出任农林部长,实现了从在野到当政、从问政到从政的身份转换。但随着民国政局的剧变,左舜生的从政生涯昙花一现,实际上仅充当了国民党的“政治花瓶”,难以实现其书生“干政”的政治理想。纵观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考察其思想主张,他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报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后来演变成政客）等多重身份,具有多面性,融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反蒋与拥蒋于一体,是一个复杂多变、多重矛盾的集合体。评价左舜生的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不能因左舜生秉持反共抗俄的国家主义信条与社会实践而彻底否定他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左舜生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抗战建国、民主宪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他一些反动错误的思想行径。面对左舜生的功与过、是与非、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我们必须予以客观公正地评价。

朱东北^[9]（2018）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谢健^[10]（2018）在《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之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习俗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管理国家的政府而言,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国家治理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政府正常运转的需要。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原有的封建政权被推翻,但新建立的共和国未能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模式,1927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洋政府的基础之上继续追寻西方治国模式的本土化。在此背景之下,各种治国模式被探讨、实践,也正因于此,南京国民政府即便是在“党治”话语下一再强调国民党的权威,对于“法治”这个潮流性的治国模式并未完全摒弃,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体系被逐步的建立起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基层社会的治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探讨这种联系,以自然、政治、历史都较为特殊的长江上游省份四川最为适宜。有鉴于此,本文以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为问题导向,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实践出发,侧重于对基层社会中纠纷处理模式的探讨,从而还原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由官方构建起来的基层纠纷处理体系。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将这个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审判系统,包括兼理司法、县司法处、地方法院、兼理军法等制度所形成的司法审判机构系统;二是司法辅助系统,包括律师制度、检察制度等;三是行政调解系统,包括乡镇调解委员会、警察局、乡镇公所、保甲等官方调解机构;四是官方认可的调解模式,如社会团体调解、宗族调解、中人调解等。对纠纷处理系统的历史还原和探讨,不仅是总结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同时也进一步的深化了这样一个认识:虽然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司法制度有统一的规范,但“法治”是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并行存在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也随着“法治”形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二、湖南省房协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南省房协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论文提纲范文）

（1）张庚年谱简编（论文提纲范文）

（2）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临时参议会研究（1942-1949）（论文提纲范文）

（3）台湾省参议会研究（1946-1951）（论文提纲范文）

（4）南洋公学同学会研究（1910-1949）（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6）转型时代的中国精英：张一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云南省议会研究（1912-1927）（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合法工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四、湖南省房协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论文参考文献）

• [1]张庚年谱简编[J]. 张静. 艺海, 2021(10)
• [2]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临时参议会研究（1942-1949）[D]. 李程程. 渤海大学, 2021(02)
• [3]台湾省参议会研究（1946-1951）[D]. 冉笙祺. 南京大学, 2020(02)
• [4]南洋公学同学会研究（1910-1949）[D]. 李君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6]转型时代的中国精英：张一麐研究[D]. 陈亚杰. 苏州科技大学, 2019(01)
• [7]云南省议会研究（1912-1927）[D]. 袁文权. 云南大学, 2019(03)
• [8]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D]. 李艳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9]民国合法工会研究[D]. 朱东北. 吉林大学, 2018(12)
• [10]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D]. 谢健. 南开大学, 2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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