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邠庐抗议》中的教育改革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江婷[1]（2021）在《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指出:“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习近平强调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学校办学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的初心,坚定为国育才的立场,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德育是教育的灵魂,吴汝纶德育思想在其教育思想中始终占有核心地位,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进入了备受欺凌、任人宰割的时期。近代中国,无数有识之士走上救亡与启蒙、变革与革命的道路。处于清末时期的吴汝纶,让教育成为武器,通过学术的力量实现改变国家命运的目的,这一迫切心情,凸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通过教育改革来改变国家的现状,改变国民素质,以求达到兴国强国的目的。吴汝纶的一生都与教育息息相关,是晚清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探路者”、“晚清现代教育的拓荒者”、“制度化教育的开拓者”,是“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吴汝纶的德育思想在不断的教育实践和持续的学习中逐渐丰富和成熟,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汝纶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达到“普国人而尽教之”“智开然后知德教”的目的以及培养出以“爱国心为主者”的现代人才,这是他投身教育事业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他所提出的“合东西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智开然后知德教”、“须以养成爱国心为主者”、“无体育则弱”等思想主张,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指导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开始重视研究吴汝纶的教育思想,也产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系统梳理、专题研究其德育思想的着作、论文较为欠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亟待加强。鉴于以上情况,尝试选取吴汝纶德育思想这一视角,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渊源、实践养成、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等,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首先,详细介绍了吴汝纶先生的生平及其德育思想的形成,深入分析了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个人背景、理论渊源以及发展历程,认为其德育思想的形成既受救亡图存的社会大背景影响,也是吴汝纶主动继承和发展传统德育思想、主动学习和借鉴西方德育现代理论的产物,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分为萌发、形成、发展和成熟四阶段。其次,阐述了吴汝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其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原则及德育方法。归纳来看,吴汝纶的德育思想主要有“男儿当志在四方”、“德行第一”与“学为立身”相结合的德育目的,以“开民之愚而使之智”、“智开然后知德教”的大德育观,“普国人而尽教之”、“勉成国器”的人才培养目标,包括修身、齐家、治学、为官和社会等方面的德育内容。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过渡的开创性探索、培养现代人才的有益尝试等视角高度评价吴汝纶德育思想的重要历史贡献,完整呈现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统一、成才与成人的兼顾以及认识与实践的结合。最后,在全面论述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局限性的基础上,阐述了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分析了吴汝纶德育思想在目标上、内容上、实践途径上的借鉴价值,并分析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其转化路径进行探索。
谭玉婷[2]（2021）在《吴板桥英译《劝学篇》研究》文中指出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作《劝学篇》自1898年刊刻以来,先被西班牙传教士管宜穆译为法文,后又在1900年被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吴板桥以China’s Only Hope（回译为《中国唯一的希望》）为名翻译为英文,影响广泛。细究吴板桥的翻译原因,可知其出于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并且由于义和团运动爆发,一些西方在华人士需要寻找庇护,张之洞《劝学篇》中倡导的举措得到在华西人青睐。吴板桥基于文本价值,根据“简练迅速”的翻译原则,对原文本进行增译、删除、改写、作注和其他翻译处理。西方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后“黄祸论”思想盛行,但吴板桥《中国唯一的希望》在西方学者中仍受到广泛赞誉。这本书不仅有书评存在,还广泛地被西方学者在专着和论文内讨论研究。西书中译是晚清中西文化交往的大潮流,但这一时期仍存在着中书西译的细流,吴板桥《中国唯一的希望》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例。对吴板桥《中国唯一的希望》进行研究,无论从汉学史还是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19世纪末期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的背景,对《中国唯一的希望》进行文本细读,并结合吴板桥其他作品,从整体的角度考察吴板桥的翻译策略。同时通过阅读大量外文文献,分析《中国唯一的希望》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以此探讨晚清中书西译的情况,及《中国唯一的希望》对20世纪初西方世界中国形象塑造的重要意义,考察吴板桥翻译《劝学篇》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
石杰[3]（2020）在《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活动研究》文中指出同治十二年（1873）,陕西学政许振禕於陕西泾阳创办味经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陕西学政柯逢时创办味经刊书处,味经书院便开始大规模的刊书活动。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味经书院合崇实、宏道二书院改为宏道大学堂,而味经刊书处亦随即改制为味经官书局,开始排印新式书籍。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的出版活动。本文拟通过对清末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在陕西出版活动的调查,重新审视陕西书院文化及其近代之转型。经过两次赴陕调查,笔者查阅了陕西省图书馆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近百种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印本。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此课题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综述及本研究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简史,主要对二者的创设及结局作了简要介绍,确定味经官书局的正确位置是本节最重要的发现;第三部分主要梳理了陕西味经印本的出版分期,同时考察了刘光蕡对味经书院刊书的贡献以及推动味经书院刊书的外部因素,对陕西味经印本的历史作了纵向研究;第四部分为刊书管理与运作模式,主要研究了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的经费来源、人员配置、校书原则、书板情况及印本特征等;第五部分为味经出版物研究,通过对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物的调查,文章对这部分出版物作了分类研究;第六部分为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的学术成就与文化贡献,尤其是重新审视了味经重刻本《毛诗注疏》的价值;第七部分为结语,对本文作了简要回顾。正文后附有12个附录,或载录了陕西省图书馆所藏相关原始资料,如《味经传经书目合刻》《味经官书局书目》《味经官书局拟印书目》;或编纂了部分新的内容,如《味经印本编年》《味经印本存藏表》。
刘微[4]（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陈日红[5]（2020）在《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图案”一词,最早由日本人将其与英文“DESIGN（设计）”对译而成。自20世纪初作为“新学”从日本传入后,便正式拉开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序幕。从最初的“图案”,发展演变为当下的“艺术设计”,至今已走过百年风雨历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艺图案教育受日本影响较深。从大量史料研究来看,日本自1868年开始推行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目的的明治维新运动,积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他们通过推行新学制,以传统工艺为基础,融合西方近代设计思想,大力兴办工艺图案教育,并积极参加和举办国际国内博览会,来推动图案事业的发展。且在一批工艺图案教育家的大力倡导和深入研究下,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图案学和图案教育体系。从而具备了影响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条件。从“甲午”惨败中警醒的国人,不仅看了到新兴工业文明在传统农耕文明面前的优势,更看到了国民教育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成为近代中国主要的学习对象,包括其教育制度。为救亡图存,中国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赴日考察绘画和工艺图案教育,将日本近代《学制》中的工艺图案教育移植到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并兴办工艺学堂,在师范学堂中开办图画手工专业,从而催生我国近代正规工艺图案教育的较早萌芽。在“支那保全论”背景下,日本向中国派出百余位教习,深度参与中国新式学堂中手工、图画、工艺和图案等课程的教学。他们将日本较为成熟的图案学科体系、课程模式和教材范本带入中国,为萌芽时期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注入新的血液。自20世纪初至40年代,一批批中国青年学子在民族危亡时刻,为“实业救国”而东渡扶桑,在日本各学校学习绘画、工艺和图案等专业。尽管他们中只有少部分人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学业,但数百位留日美术生将日本近代各时期工艺图案教育的最新成果带回国内,并播散之。中国留日美术学生回国后,大部分进入国内正在兴办的各类公立或私立美（艺）术专门学校,有的成为学校创办者而积极倡导工艺图案教育,有的成为图案科教授或主任而躬耕工艺图案教育第一线,实现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美育救国”的理想。因有留日经历,故他们在办学模式、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均移植或模仿日本工艺图案教育体系。这些学校,既为发展中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培育了师资,也为社会工商业发展培养了急需的实用美术人才。近代各美（艺）术学校均设有工艺图案专业,其师资多为有留日背景者,经过二三十年发展,逐步构建起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在此期间,日文优秀原版工艺图案教材被引进,或被指定为学校教材由日本教习授课,或作为参考书目被一引再引。一些有留日背景或接受过日式图案教育的学者们,或是积极译介日本教材,或是借鉴日本文献编撰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教材。早期图案学家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并将中国传统艺术理念融入其中,来解析中国传统图案构成原理,并提出“美”与“实用”的图案设计原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图案学”理论雏形。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图案学思想,对中国新时期的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绵延至今。总体观之,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深度的影响,促成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和图案学的初步形成,为其后中国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因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下,不顾国情一味地移植和模仿日本,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囫囵吞枣而消化不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迟滞和阻碍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全面发展。
张迪[6]（2019）在《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中的两个独立系统,二者的发展遵循着各自的内在规律。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相互协调时,政治体系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当然,二者完全一致的理想状态不存在。然而只要二者的张力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良性的政治秩序就能成为现实。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一致性超过一定的限度,政治体系则呈现出动荡的局面。旧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度变革的主张就会随之出现。如果传统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新政治制度建构的过程就会尤为艰难。即使是建构起来,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支撑,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中的隐性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在政治文化的传播广度上,表现为精英与大众的政治文化是否同步。当社会发生变革时,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最先发生变化。如果他们倡导的政治文化能影响到大众,那么精英和大众的政治文化就具有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变革拥有了广泛的政治文化认同,就会较为顺畅。反之,变革很难成功。其次,在政治文化的整合效果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和外来的政治文化是否能完成融合。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往往呈现出多元并存状态。传统政治文化受到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开始消解;外来政治文化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抵制,很难稳固地在民众之间形成共识。如果传统和外来的政治文化能实现成功整合,政治制度变革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反之,整合失败,政治文化呈现破碎状态,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很难成功。再次,在政治文化演变层次方面,表现为表层的政治思想是否完成向深层政治心理的转变。一般而言,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由于具有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容易接受外来政治思想。而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是一种深层次的观念积淀,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变。如果政治文化是在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那么政治文化的深层次转变就较为容易发生,政治制度变革成果也随之巩固下来。相反,如果政治文化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与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差甚远的话,政治文化的深层次演变很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因而很难成功。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旨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变法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制度变革目标却没有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没有建构起来,君主专制制度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戊戌维新运动是失败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固然受到经济基础、政治博弈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然而从更为深层和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与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传统政治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新型政治文化又尚未成型完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难以深入人心。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建构起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提出设议院、兴民权、三权分立等具体举措,同时对君主立宪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政治文化进行宣传。然而其政治思想的宣传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等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对于其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并不了解,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求稳保守、反对变革、对皇权的依附和崇拜等,这些政治文化因素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因此,戊戌维新在政治文化传播的广度上是极为有限的。戊戌维新时期,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发挥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自身严谨和完整的逻辑结构,并非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简单融合就可以实现新型政治文化的内部契合。维新派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多浮于表面,具有服务于现实政治变革的功利性。浮于表面的对中西政治文化的简单取舍并不能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维新派没有完成中西政治文化的融合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模式。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历经长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配合,形成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戊戌维新期间,小农经济仍然是主要经济形态,宗法制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结构,儒家政治学说和道德规范仍然牢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民众的臣民政治心理极为稳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改变。从政治文化的演变层次上来说,戊戌维新期间所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政治思想方面,并没有演变为人们心中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本文在坚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戊戌维新这一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该运动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失败的原因,从中总结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戊戌维新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宣传方面,影响范围有限,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没有完成,政治思想没有实现向政治心理的转变。因此,新型政治文化没有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没有成为政治现实。
王国梁[7]（2019）在《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文中提出本文以1413-1911年的贵州士绅为研究对象。用长时段的宏观视野梳理贵州士绅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同时以微观叙事的方法重点讨论清末政治变局中贵州士绅的转型。明代建省以后,贵州逐渐从“异域”转变为“旧疆”,在“内地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贵州的士绅群体得以初步形成。清代前期,贵州士绅进一步发展,他们兴办学校,参与地方文化事业,关注地方慈善,虽然清廷限制士绅的权力,但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贵州的士绅群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咸同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秩序的失控,士绅逐渐将权力渗入军事领域。但整体而言,清末之前贵州的士绅群体始终与皇权保持一致,并利用其居于官民之间的特殊地位,兴学育才,促使儒家文化逐渐成为贵州的主流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贵州士绅的权力也逐渐扩大。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贵州士绅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桥梁,沉积于地域社会,开始近代转型,成为地方精英。士绅在转型的同时开始分化,部分士绅在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革命的先驱,但更多的士绅则选择推动地方自治运动,以谘议局为主战场,同贵州地方官相抗衡,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实现贵州地方自治。革命之前,贵州谘议局、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种政治力量已经达成妥协,形成合力。这些政治势力都以士绅群体为依托,由传统士绅转变而来。因此,贵州辛亥革命是士绅权力发展到极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相较于江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域士绅研究的成就斐然,很少有学者关注贵州高原上的士绅。同时,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士绅,能进一步拓展士绅研究的宽度和广度。不同于立足“宪政派”和“革命派”对立模式的贵州近代史研究,本文以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为基础,将视野聚焦于清末贵州的政局,从士绅转型的角度分析清末贵州政局的变化和贵州辛亥革命,为贵州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戴昇[8]（2018）在《冯桂芬对晚清教育的反思——以《重儒官议》为中心》文中指出作为晚清着名的思想家,冯桂芬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有着深刻的反思。因为冯氏的教育反思多源于他自身多年求学、任教的实践经历,所以冯桂芬所提出的教育批判与科举反思多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重儒官议》一文是体现冯桂芬教育思想的力作,深入剖析该文,对于把握冯氏教育思想之全貌有重要意义。《重儒官议》不仅是对当时晚清教育的有力批判,而且对当下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增强[9]（2017）在《清代度量衡知识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度量衡,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管理、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科学技术的基础,是一个文明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传统度量衡起源很早,至迟在春秋时已形成严密的计量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具有独特礼乐特征的度量衡文化,表现在多种构思巧妙的度量衡器具上。虽然,随着王朝的兴替,器具淹没存留不定,但历代典籍对度量衡制度、器物形制的记载,从未间断。后代据存世古器和史籍文献的片断记忆,多次尝试恢复度量衡古制,当然也曾因时制宜的创制。有清一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在国家度量衡制度、管理上,仍然因循前朝,并以不滋扰百姓为其宗旨,在度量衡制度建设方面并无显着建树,似无足观。然而,前辈度量衡史家,对清代部颁度量衡器的形制、量值标准、制度建设及管理等方面,仍然作了有益的总结,取得了重要成果。而本文则转换视角,基于对清代复兴古学与西学渗透并存的学术特点的认识,试图从学术史角度,讨论清代度量衡的知识存在状态和演化情形。由于清人在这方面工作众多,本文仅做了初步的研究,选取律学中、经学中、西学下的部分工作进行梳理,希望对理清清代度量衡学术和深化认识有所裨益。第一章,首先对度量衡的一般认识和明末至清末的总体学术背景做了交待;接着简要介绍了西方度量衡和近代计量发展的情况。在这一章,重点梳理了清代以前中国度量衡相关文献,分析了民国以来学者对古代度量衡的研究成果。其中,着重讨论了前人对明末至清末度量衡的研究情况,并尽可能的介绍与度量衡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如律与度量衡关系、民间度量衡及海关度量衡、清宫仪器、物质比重、清代测量以及科技翻译中的度量衡问题。总之,本章尽可能的梳理清人学术之外的度量衡研究成果,以作为后面研究清代度量衡学术之基础。第二章,探讨清代学者律学中的度量衡研究。首先讨论了清人对律与度量衡关系的认识,发现康熙及之后的官方表述不打算脱离《汉书·律历志》以黄钟律为根本、度量衡为其用的藩篱,这也是清代大多数律学家的一般认知;而仍有一些律学家有不同的观点,江永从早期的以象数为本、度量衡为范、律生于度数之中的认识到宗承朱载堉的观点,认为律度相互为用而无相生关系。揭示安清翘超越前此众家的认识,律与度本无相生,也无须相互未用,律仅是一种数学比率,这是一种与今人观点相近的认识。本章又从度、量、衡三个方面梳理了清人的研究。在考度方面,指出康熙累黍工作与朱载堉的异同之处,并揭示了康熙考尺度时曾使用西法验证;首次梳理江永考古尺的工作,指出其在朱载堉学说之外,坚持以人体起度、用水银校准并完善数学计算等不同认识;首次讨论了孔尚任及之后清代学者群体对建初铜尺的狂热追踪及鉴赏考证;揭示了钱塘在考证历代尺度上,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及前人成果,驳乱反正,认清了周尺、汉尺的不同,在清人尺度考证上成就最高,其汉尺尺度与今日所得基本相同。在容量考证方面,本章梳理并重新解读了江永、戴震、钱塘、徐养原、成瓘、邹伯奇对《考工记》“栗氏量”的考证工作,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并发现成瓘试图解释《九章算术·商功章》粟斛、米斛、菽麻麦斛斛积的工作;全面梳理了钱塘因律考律的工作,认为其汉斛研究是闭门造车之举,但其对《隋书·律历志》所载晋以来及唐宋造律考律工作能追溯源流并纠正史书错误,功力独到;并考察了孔继涵所作周代、汉代容量与清代量值折算表。在权衡考证方面,梳理了江永、钱塘、孔继涵所得古今量值,指出清人使用传统的以黍定权、以钱定权、以米定权,虽有实验验证,但均为间接方法,与今人依据出土古权直接测量所得,差距很大。第三章,选取《小尔雅》“度量衡”三篇作为窗口,考察清代经学研究中的度量衡问题。首先介绍了《小尔雅》的版本、体例以及清代注解情况。接下来,围绕戴震以《小尔雅》中度量衡进位关系的混乱为判据、贬低《小尔雅》的观点,以此讨论了莫栻、王煦、胡承珙、胡世琦、葛其仁、宋翔凤对“度量衡”三篇的解读,发现王煦和胡承珙、胡世琦的解读最详尽,对《小尔雅》的维护最有力;并介绍了诸家的生平和着述情况以见其人学术工作之概况;同时,探讨了诸家的研究方法;并揭示了胡世琦《小尔雅义疏》参考了胡承珙的工作;另外,对胡世琦、洪亮吉、段玉裁围绕《小尔雅义疏》书信交流的情况,做了分析。本章还统计分析了这些注家注释《小尔雅》度量衡三篇时所引用的文献,发现以经部文献最多,而经部中又以三礼文献最多,并专门讨论了《考工记》、《汉书·律历志》、《说文解字》、《春秋》的引用情况。指出清代诸家注解《小尔雅》“度量衡”主要使用经部文献,是为读经、读礼服务的。也可以认为,清代考据家眼中的“度量衡”是存在于经学和及其礼学中的,这是其知识存在的状态。同时,本章讨论了清人注解《小尔雅》的缘由及其价值,认为注解缘由是随清代考据学之潮流,提升《小尔雅》的地位;也考察了这些注家对《小尔雅》度量衡三篇并没有区别对待,而是基于名物之学的训诂研究;至于其价值,仍然是经学之羽翼,潜在的目标是求古礼以治世。最后又介绍了晚清学者邹伯奇补充《小尔雅》度量衡三篇的工作,笔者对其内容作了分类,并逐条考察了其内容,认为邹伯奇与此前诸家不同,对经学中的度量衡,已区别对待,有客观的度量衡标准意识,并形成认知体系。第四章,论述晚清西学东渐影响下,洋务运动时期、维新变法时期及庚子事变后政体改革中,清代学者的度量衡研究状况。首先讨论了冯桂芬在洋务时期,以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的目标,撰述《校邠庐抗议》,提出《一权量议》;但在此后的丈量田亩实践中,遇到阻碍而无法统一步弓,最终妥协,并以清代官方文献为准,施行新旧两套办法,取得相对统一;并统计分析了戊戌变法中朝廷官员对冯桂芬《一权量议》的签注意见,揭示了庚子事变后的意见与戊戌时期截然不同。接着,研究了叶在扬的《度量衡新议》,指出其着作综合中、西两种办法,取长补短,以数理协和为宗旨创制新度量衡,是出于对时局的忧虑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文章对其着作做了详细分析,纠正一些错误;并交代了该着作产生的时代背景;最后揭示了清末政府颁定度量衡改革办法和章程时参考了叶在扬的着作,并推断叶氏可能直接参与了清末度政改革。本章最后,对清末众多的中西度量衡用表,作了考察,介绍了其基本情况、对各表翻译名词作了统计、分析了中西尺度折算的数据来源;并讨论了这些数表的流传和影响,指出其对民国时期划一度量衡的工作作了铺垫。最后一章,对前面三章的工作作了总结,同时提出并讨论清代度量衡学术研究的若干问题。如,清代学者的学术旨趣、度量衡知识的存在情状及在时间向度的演化、度量衡研究者之间的知识共享和交流、清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官方学术对民间学者的影响等等。文章最后,分析了本文的不足,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有待深化、拓展的内容。本文仅仅是对清代度量衡学术的初步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以从事,研究清人的度量衡学术,对认识清代学术的整体面貌,将有助益。
高源[10]（2017）在《冯桂芬的经世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经世致用作为传统中国的重要传统,每逢王朝末期或社会弊端丛生时就会兴起。晚清时期深刻的社会危机使得经世思想再一次得到时人推崇,并涌现出诸多经世学者,其中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即冯桂芬。冯桂芬的经世思想受到家学传统、江南地区学风、西学中的经世之学等多方面的影响,面临晚清社会危机,他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变法主张,并致力于付诸实践,包括呼吁政治改革、削减江南重赋、力主借师助剿、倡导西式教育、致力地方慈善等多个方面。和其他时期的经世学者相比,冯桂芬等晚清经世学者所面临的学习对象是西学,这也是冯桂芬的经世思想和传统经世学者有所不同的最直接之处。他既立足于儒家经世传统,又能以学习眼光看待西方文化,主张与西方沟通交往,可以说他的经世思想兼具立足传统、结合西学的鲜明特点。然而,冯桂芬的经世思想仍然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面,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冯桂芬对西方的总体认识仍然停留在视其为夷、以夷制夷的层次;二是对西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并未真正超出前人或同时代的学者;三是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冯桂芬主张学习西学主要限于西方的器物之技。因此可以说,冯桂芬的经世思想并没有超出儒家经世之学的旧框架,其经世思想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并非个案。事实上,儒家经世传统的潜台词是儒学理论本身全无瑕疵,只须落实到现实社会中,或借鉴学习其他文化的器物即可。而且,传统经世之学固然有其积极之处,但和西方社会相比,又缺少了西方“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正因为如此,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晚清经世学者,才难以深入到器物层面的背后,从学理层面去真正认识和了解西方世界。
二、《校邠庐抗议》中的教育改革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校邠庐抗议》中的教育改革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依据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状况 |
| 1.2.2 国内研究状况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
| 2.1.2 德育思想与教育思想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德育理论 |
| 2.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德育理论 |
| 3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
| 3.1 吴汝纶生平简介 |
| 3.1.1 年少好学 早着文名 |
| 3.1.2 登入仕途 学贯中西 |
| 3.1.3 致力教育着述办学 |
| 3.2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3.2.1 晚清的历史环境 |
| 3.2.2 晚清的政治及教育环境 |
| 3.3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个人背景 |
| 3.3.1 家庭条件—教育世家下的“古文大家” |
| 3.3.2 为官环境—幕府中的“关键人物” |
| 3.3.3 交友情况—与严复关系密切 |
| 3.4 桐城派与吴汝纶德育思想 |
| 3.4.1 桐城派概况 |
| 3.4.2 桐城派对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影响 |
| 3.5 本章小结 |
| 4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
| 4.1 理论渊源 |
| 4.1.1 传统道德思想的渐化 |
| 4.1.2 吴氏家族家风的滋养 |
| 4.1.3 独特桐城文化的濡染 |
| 4.1.4 西方近代思想的启迪 |
| 4.2 发展历程 |
| 4.2.1 客居幕府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萌发 |
| 4.2.2 改革书院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 |
| 4.2.3 考察日本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发展 |
| 4.2.4 创办学堂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成熟 |
| 4.3 吴汝纶对近代德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4.3.1 中国近代德育思想的演变历程 |
| 4.3.2 一个开明的旧人物:吴汝纶的双重身份 |
| 4.3.3 吴汝纶对近代德育思想理论的主要思考与实践 |
| 4.3.4 吴汝纶对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过渡的开创性探索 |
| 4.4 本章小结 |
| 5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实践养成 |
| 5.1 聘请名师,振兴地方教育 |
| 5.1.1 裁并义学整顿书院 |
| 5.1.2 振兴书院筹措经费 |
| 5.1.3 聘请名师开启风气 |
| 5.2 主讲莲池书院,创办东西文学堂 |
| 5.2.1 率先开办东、西文学堂 |
| 5.2.2 自筹经费购买新书 |
| 5.2.3 广交中西名士培养文化氛围 |
| 5.2.4 莲池俊秀影响后世 |
| 5.3 赴日考察学务,着《东游丛录》 |
| 5.3.1 实地观摩日本各级各类学校 |
| 5.3.2 赴日听教育专题讲座与介绍 |
| 5.3.3 接触日本政治界、教育界官员和学者 |
| 5.3.4 《东游丛录》中所涉及的教育问题 |
| 5.3.5 吴汝纶赴日考察的作用 |
| 5.4 心系桑梓教育,创办桐城学堂 |
| 5.4.1 创办动因及经过:“欲救此厄,必在培才” |
| 5.4.2 办学指导思想:“只今学术当全变,安得东西并一堂” |
| 5.4.3 课程设置方式:“合东西学问精粹陶冶而成” |
| 5.4.4 师资选聘原则:“西师难请,东师易聘” |
| 5.4.5 学堂管理体系:“各有职司,无相侵越” |
| 5.5 本章小结 |
| 6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
| 6.1 德育目标:勉成国器 |
| 6.2 德育内容 |
| 6.2.1 修身 |
| 6.2.2 齐家 |
| 6.2.3 治学 |
| 6.2.4 为官 |
| 6.2.5 社会 |
| 6.3 德育原则 |
| 6.3.1 循序渐进:“读书不必过急” |
| 6.3.2 因材施教:“学当择性之所近” |
| 6.3.3 言行一致:“自行其言” |
| 6.4 德育方法 |
| 6.4.1 传统与现代统一的方法:兼通新旧 融合中西 |
| 6.4.2 成人与成才兼顾的方法:德行为重 而艺次之 |
| 6.4.3 认识与实践结合的方法:躬亲实践 考察学制 |
| 6.5 本章小结 |
| 7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7.1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局限性 |
| 7.1.1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历史定位 |
| 7.1.2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局限性 |
| 7.2 吴汝纶德育思想目标上的借鉴价值 |
| 7.2.1 改造国民性,促进个人之全面发展 |
| 7.2.2 挣脱传统枷锁,实现个人之人生价值 |
| 7.2.3 改革教育,实现国家之兴盛富强 |
| 7.3 吴汝纶德育思想内容上的借鉴价值 |
| 7.3.1 强化文化认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 7.3.2 注重培养爱国心,树立爱国精神 |
| 7.3.3 引导生活态度,审视人生意义 |
| 7.4 吴汝纶德育思想实践途径上的借鉴价值 |
| 7.4.1 通过改革莲池书院,兼容中西文化 |
| 7.4.2 通过赴日考察学习,促进教育近代化 |
| 7.4.3 通过创办新式学堂,改革传统教育模式 |
| 7.5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 |
| 7.5.1 吴汝纶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7.5.2 吴汝纶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支撑 |
| 7.5.3 吴汝纶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路径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 |
| 二、期刊 |
| 三、学位论文 |
| 四、外文着作、译着、论文及期刊 |
| 附录一：吴汝纶年谱 |
| 附录二：吴氏家训(摘录) |
| 附录三：论及吴汝纶及其着述的着作 |
| 附录四：吴汝纶诠释、点勘、评注的经书、史书、诗集等 |
| 附录五：学堂章程 |
| 附录六：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参与项目及获奖情况 |
（2）吴板桥英译《劝学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吴板桥与张之洞《劝学篇》 |
| 第一节 吴板桥生平及文化活动 |
| 一 生平及任职 |
| 二 文字事工 |
| 三 吴氏的中国文学态度 |
| 第二节 张之洞《劝学篇》的成书 |
| 一 “中体西用”集大成作 |
| 二 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来源 |
| 第三节 《劝学篇》的出版与翻译 |
| 一 《劝学篇》的出版 |
| 二 法译《劝学篇》 |
| 三 英译《劝学篇》 |
| 第二章 吴译《劝学篇》译本特色 |
| 第一节 序言与前言分析 |
| 一 吴板桥序言分析 |
| 二 杨格非前言分析 |
| 三 吴译《劝学篇》成因 |
| 第二节 《劝学篇》英译本翻译分析 |
| 一 增译 |
| (一)起领/总结全文 |
| (二)承上启下 |
| (三)补足原文 |
| 二 删除 |
| (一)中国古代历史知识 |
| (二)儒家学说 |
| (三)冗长内容 |
| (四)章节 |
| 三 改写 |
| (一)自行分段 |
| (二)变换句式 |
| (三)趣味化 |
| (四)加入个人经历与理解 |
| 四 作注 |
| (一)注释方式及读者转换 |
| (二)补充中国知识 |
| (三)补充历史背景 |
| (四)注释来源 |
| 五 错译 |
| 六 总结 |
| 第三章 吴译《劝学篇》在国外 |
| 第一节 西人书评中的吴译《劝学篇》 |
| 第二节 西人文献材料中的吴译《劝学篇》 |
| 一 教育改革 |
| 二 基督教与儒家思想 |
| 三 对西态度 |
| 四 禁鸦片 |
| 五 其他关注点 |
| 六 总结 |
| 第四章 吴译《劝学篇》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劝学篇》翻译的历史语境 |
| 第二节 吴译《劝学篇》与晚清中书西译 |
| 第三节 吴译《劝学篇》与中国形象的塑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Learn!与China's Only Hope章节对比 |
| 附录 B 吴板桥各作品扉页图 |
| 致谢 |
（3）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1、系统总结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的刊书活动 |
| 2、推动陕西出版史研究 |
| 3、深化对陕西书院文化的研究 |
| (三) 研究综述 |
| 1、陕西书院研究 |
| 2、陕西官书局研究 |
| 3、陕西出版史研究 |
| (四) 亟需解决的问题 |
| 1、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 |
| 2、大量一手资料尚待发掘利用 |
| (五) 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文献调查法 |
| 3、个案研究法 |
| 二、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简史 |
| (一) 陕西味经书院的历史 |
| 1、味经及各地味经书院考述 |
| 2、陕西味经书院始末 |
| 3、历任山长、学政对味经书院发展的推动 |
| (二) 陕西味经官书局的历史 |
| 1、陕西味经官书局简史 |
| 三、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刊书史 |
| (一) 出版分期 |
| 1、求友斋时期 |
| 2、味经刊书处时期 |
| 3、时务斋与复邠学舍时期 |
| 4、味经官书局时期 |
| (二) 刘光蕡对味经书院出版的贡献 |
| 1、参与求友斋、味经刊书处、时务斋及复邠学舍的活动 |
| 2、引进西式印刷机器 |
| (三) 推动味经书院刊书的外部因素 |
| 1、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影响 |
| 2、黄彭年的影响 |
| 四、刊书管理与运作模式 |
| (一) 刊书经费来源 |
| 1、官倡民和 |
| 2、租田收课 |
| 3、商业利润 |
| 4、售书获利 |
| (二) 人员配置 |
| 1、管理人员 |
| 2、校勘人员 |
| 3、刻工 |
| (三) 校书原则 |
| 1、校勘章程 |
| 2、校书底本 |
| (四) 书板情况与印本特征 |
| 1、书板情况 |
| 2、印本特征 |
| 五、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印本研究 |
| (一) 正经正史及其它传统书籍 |
| 1、正经正史 |
| 2、算学书籍 |
| 3、蒙学书籍 |
| 4、其它传统书籍 |
| (二) 时务书籍 |
| 1、时务书籍 |
| 2、《时务斋随录》的创刊 |
| 3、《时务斋随录》的性质与内容 |
| (三) 西学书籍与教科书 |
| 1、西学书籍 |
| 2、教科书 |
| (四) 报刊 |
| 1、《关中学报》的创刊 |
| 2、《关中学报》的性质与内容 |
| (五) 味经书目四种 |
| 1、《味经傅经书目合刻》与《味经官书局书目》 |
| 2、《陕西味经官书局拟印书目》 |
| 3、《味经书院藏书目》 |
| 六、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刊书的学术成就与文化贡献 |
| (一) 学术成就 |
| 1、校刊史书 |
| 2、校刊经书 |
| 3、《毛诗注疏》及其校刊 |
| (二) 文化贡献 |
| 1、校经勘史,兴废继绝 |
| 2、丰富典藏,兴复文教 |
| 3、编选《随录》,刊印《学报》 |
| 七、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味经传经书目合刻》 |
| 附录2: 《味经官书局书目》 |
| 附录3: 《味经官书局拟印书目》 |
| 附录4: 味经书院刻工刊书表 |
| 附录5: 经史校勘诸生姓氏乡里表 |
| 附录6: 刘光蕡佚文拾补 |
| 附录7: 《刘古愚年谱》订补数则 |
| 附录8: 味经印本编年 |
| 附录9: 味经印本存藏表 |
| 附录10: 陕西省图书馆藏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印本目录 |
| 附录11: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印本目录 |
| 附录12: 补《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序录》一则 |
| 参考文献 |
| (一) 着作类 |
| (二) 期刊论文 |
| (三) 学位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二)20世纪下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三)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一)选题研究的语言 |
| (二)研究的时间跨度 |
| (三)英语学科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的回溯 |
| 一、通事:早期英语的主要操持者 |
| (一)明清两朝政府机构中的通事 |
| (二)不同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从澳门通事到广东通事 |
| (三)从通事到买办:条约时期核心“中介”角色的转移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发展:从“广州英语”到“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一)中国别式英语:别琴(皮钦)英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二)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
| 三、洋泾浜英语的传播 |
| (一)洋泾浜英语的传播途径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学习读物 |
| 四、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 |
| (一)清政府政治外交的被动局势 |
| (二)西学东渐、救国图存的外语需求 |
| 第二章 中国英语教育的先声: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 |
| 一、以教会学校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
| (一)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 |
| (二)香港政府对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政策 |
| 二、香港英语教育世俗化的转向 |
| (一)政府对中文学校英语教育的资助 |
| (二)理雅各计划:突出英语教育 |
| 三、香港早期英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
| (一)为内地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
| (二)向内地输送外语人才 |
| 第三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正式起步 |
| 一、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之滥觞——京师同文馆 |
| (一)创办的社会背景 |
| (二)招生、办学及历史沿革 |
| (三)课程、师资与教学 |
| (四)办学成效及影响 |
| 二、京沪粤同文三馆之比较 |
| (一)招生范围与条件 |
| (二)学年制度 |
| (三)课程设置 |
| (四)英语教学 |
| (五)实践教学 |
| 三、“西艺”学堂的英语教学: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 |
| (一)教习与学员 |
| (二)课程体系 |
| (三)教学特色 |
|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发展:传教士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争论的全面爆发 |
| (三)结果及其影响:“英语”地位的确立 |
| 第四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发展 |
| 一、清末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 |
| (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 |
| (二)各类学校英语教学概览 |
| 二、民国时期英语学科教育的调整与个案分析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二)壬戌学制及之后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三)中学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南开中学 |
| (四)高校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北京大学 |
| 三、英语学科教育经费 |
| (一)教育经费的筹措与来源 |
| (二)教育经费的使用与开支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政策与范式 |
| 一、英语学科教育政策的演变 |
| (一)晚清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民国初中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 |
| (一)教育目标 |
| (二)教材使用 |
| (三)教育研究 |
| (四)教学评价 |
| 第六章 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考察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与武汉地区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 |
| (二)传统书院改制以及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二、新式学堂的创设及其英语学科教育 |
| (一)外语学堂——从湖北自强学堂到方言学堂 |
| (二)非外语类学堂 |
| 三、学制的更迭与英语学科教育:从本土学校到教会学校 |
| (一)不同学制下本土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 |
| (二)教会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演变 |
| 四、近代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特点 |
| (一)地方决策者的引领作用突出 |
| (二)教会教育与官办教育相互渗透、各具优势 |
| (三)凸显本地“自强”文化特色 |
| 结语: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 |
| 一、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
| 二、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5）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1.6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2章 “文明开化”推动日本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发展 |
| 2.1 明治维新推动日本近代教育发展 |
| 2.1.1 学习欧美启动新学制建设 |
| 2.1.2 日本近代学制的颁布与完善 |
| 2.2 日本近代工艺图案教育 |
| 2.2.1 工部美术学校 |
| 2.2.2 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 |
| 2.2.3 东京美术学校 |
| 2.2.4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
| 2.2.5 京都高等工艺学校 |
| 2.2.6 东京高等工艺学校 |
| 2.3 日本积极参加和举办国际国内博览会 |
| 2.3.1 积极参加万国博览会 |
| 2.3.2 大力举办国内劝业博览会 |
| 2.4 日本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先驱 |
| 2.4.1 日本近代工艺教育之父——纳富介次郎 |
| 2.4.2 日本近代工业(工艺)教育开拓者——手岛精一 |
| 2.4.3 日本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家——松冈寿 |
| 2.4.4 日本工艺图案第一大家——岛田佳矣 |
| 2.5 日本近代工艺图案研究成果 |
| 2.5.1 日本第一部工艺通史《工艺志料》 |
| 2.5.2 日本第一部图案研究着作《一般图案法》 |
| 2.5.3 日本第一部工艺图案教材《工艺图案法讲义》 |
| 2.5.4 大日本图案协会与日本第一本工艺图案杂志《图案》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甲午战败”促使中国学习日本工艺图案教育 |
| 3.1 有识之士考察日本工艺图案教育 |
| 3.2 东京美术学校接待中国考察者 |
| 3.3 效仿日本的《癸卯学制》与工艺图案教育 |
| 3.3.1 《癸卯学制》制订中的日本因素 |
| 3.3.2 《癸卯学制》中工艺图案教育设置的日本化倾向 |
| 3.3.3 《癸卯学制》颁布之后的中国工艺图案教育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支那保全”催生来华日本教习 |
| 4.1 日本教习来华背景 |
| 4.1.1 “支那保全论”的产生 |
| 4.1.2 “支那保全论”使日本对中国输出教育 |
| 4.1.3 清政府对延聘日本教习的态度 |
| 4.2 日本教习在华教学活动及影响 |
| 4.2.1 在华日本教习基本概况 |
| 4.2.2 担任图画、手工和工艺图案等课程的日本教习 |
| 4.2.3 日本教习在华的相关活动 |
| 4.2.4 日本教习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 |
| 4.3 知名日本教习个案考析 |
| 4.3.1 最早来华的工艺教习盐田真 |
| 4.3.2 影响最大的来华图案教授斋藤佳三 |
| 4.3.3 其他日本教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业救国”掀起赴日留学热潮 |
| 5.1 留学日本的诸多因素 |
| 5.1.1 深重的民族灾难危机 |
| 5.1.2 便捷的地理文化因素 |
| 5.2 日本接收中国留学生的背景及准备 |
| 5.2.1 日本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的准备 |
| 5.2.2 以东京美术学校为代表的学校接收中国留学生 |
| 5.3 在日学习绘画与工艺图案的中国留学生 |
| 5.3.1 留日学生整体概况 |
| 5.3.2 留日绘画和工艺图案学生名录 |
| 5.4 工艺图案学生留日经历个案考析 |
| 5.4.1 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首位外国留学生陈之佛 |
| 5.4.2 申请助学金完成学业的王道平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以日为师”深度影响中国工艺图案教育 |
| 6.1 近代各校工艺图案教育均受日本不同程度影响 |
| 6.1.1 照搬日本体系的北平艺专工艺图案教育 |
| 6.1.2 仿效日本模式的上海美专工艺图案教育 |
| 6.1.3 融合东西所长的国立杭州艺专工艺图案教育 |
| 6.1.4 逐渐本土化的私立武昌艺专工艺图案教育 |
| 6.2 近代工艺图案教材中的日本因素 |
| 6.2.1 大量引进日本原版工艺图案教材 |
| 6.2.2 积极翻译日本工艺图案教材 |
| 6.2.3 借鉴参考日籍文献编写本土教材 |
| 6.3 图案学的中国化及后续影响 |
| 6.3.1 图案学的中国化 |
| 6.3.2 图案学思想的后续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促进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和图案学的初步形成 |
| 7.2 盲目借鉴迟滞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全面发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治文化研究综述 |
| 1.西方政治文化研究 |
| 2.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
|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研究综述 |
| 1.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渊源及理论成果 |
| 2.中国学界关于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二者关系的研究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本文的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一种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政治文化 |
| 二、政治制度 |
| 第二节 政治制度变革 |
| 一、新制度主义学派关于制度变革的基本理论 |
| 二、制度变革路径方式 |
| 三、制度变革中的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 |
| 一、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路径:建构、维系、运行 |
| 二、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过程 |
| 第二章 戊戌维新发生过程——一种实践分析 |
| 第一节 康有为多次上书及1898 年上书成功 |
| 一、第一次上书未果 |
| 二、“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维新的序幕 |
| 三、连续上书催生百日维新 |
| 第二节 百日维新的开始和结束 |
| 一、《名定国是》的颁布开启百日维新进程 |
| 二、变法措施的施行情况及结果 |
| 三、百日维新的成果和影响 |
| 第三节 百日维新过程中的权力博弈 |
| 一、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争夺以及后党的力量分析 |
| 二、帝党和维新派知识分子结盟——百日维新的开始 |
| 三、帝党力量 |
| 四、维新派力量 |
| 五、变法措施实施方式的冒进性 |
| 六、外国对变法的态度 |
| 第三章 精英与大众政治文化分析 |
| 第一节 维新派政治思想状况 |
| 一、“变”——摆脱危机的必然出路 |
| 二、“破”——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
| 三、“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建构 |
| 第二节 统治阶层政治思想状况 |
| 一、慈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实践者 |
| 二、光绪——专制王朝强弩之末下的除旧布新者 |
| 三、张之洞和翁同龢——具有变革思想的旧式官僚 |
| 第三节 大众政治心理状况 |
| 一、超稳定社会结构之下保守传统的臣民政治心理 |
| 二、西方冲击背景之下的民族主义政治心理 |
| 第四章 传统与外来政治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传统政治思想 |
| 一、天命观论证政治合法性 |
| 二、大一统思想维系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
| 三、民本思想——民众评价君主统治效果的重要标准 |
| 第二节 西方政治思想 |
| 一、国家起源的目的:社会契约论 |
| 二、以自由和平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宣言书:天赋人权 |
| 三、政府建构的原则:分权制衡思想 |
| 四、作为一种政制形式:民主 |
| 第三节 维新派知识分子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过程和结果 |
| 一、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流变 |
| 二、维新派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成果——以《大同书》为例 |
| 第五章 表层和深层政治文化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在层次方面的演变机制 |
| 一、内生:以启蒙运动对法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为例 |
| 二、外源:以西方政治学说在明治维新中的影响为例 |
| 第二节 戊戌维新中政治文化演变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
| 一、新式学堂——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
| 二、现代报刊——启发民智的舆论场 |
| 三、社会团体——变法力量的集散地 |
| 四、政治社会化之效果分析 |
| 第三节 戊戌维新失败的政治文化原因:臣民政治心理为何如此稳固? |
| 一、经济形态之小农经济 |
| 二、社会结构之宗族宗法制 |
| 三、完备的政治社会化方式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期刊类 |
| 三、报纸类 |
| 致谢 |
（7）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明代贵州士绅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贵州士绅的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政治背景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文化动因 |
| 第四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经济基础 |
| 第二章 清代前期贵州士绅的发展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贵州地方社会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与地方教育 |
|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和地方公益 |
| 第三章 清末贵州士绅转型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咸同时期贵州士绅权力的扩张 |
| 第二节 清末贵州社会环境的变化 |
| 第三节 科举制的废除 |
| 第四章 士绅与清末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背景 |
| 第二节 贵州新式教育的萌芽 |
| 第三节 清末贵州新式教育的发展 |
| 第四节 科举废除后士绅与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五章 清末贵州士绅的转型 |
| 第一节 清末贵州士绅的观念转变与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留日之风,进化之机”——士绅问学路径的转变 |
| 第三节 “倡学收材杰”——由士绅到学绅 |
| 第四节 “圣门货殖亦称贤”——由士绅到绅商 |
| 第五节 “英雄时事岂相违”——由士绅到地方政治精英 |
| 第六章 从“议绅”到“议员”——清末贵州士绅和地方自治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地方自治的背景 |
| 第二节 士绅与贵州谘议局 |
| 第三节 议事会——地方自治的探索 |
| 第七章 “公党之个人”——清末贵州政党中的士绅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自治背景下的贵州政党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和自治学社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和宪政预备会 |
| 结论 |
| 一、士绅研究视野下的贵州辛亥革命 |
| 二、贵州士绅和云南、湖南士绅的比较 |
| 三、贵州士绅的特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清代度量衡知识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前人相关研究与文献综述 |
| 1.2.1 西方度量衡史及近代计量史的研究简述 |
| 1.2.2 明末之前中国度量衡相关史料及研究简述 |
| 1.2.3 对明末至清末中国度量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
| 1.3 概念界定 |
| 1.4 本文的目标及研究思路 |
| 1.5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2章 律学与度量衡：清代学者律学研究中的度量衡问题 |
| 2.1 清代对律与度量衡关系的讨论 |
| 2.1.1《律吕正义》、《律吕正义后编》及嘉庆御制诗中的认知 |
| 2.1.2 江永对律与度量衡的认识 |
| 2.1.3 钱塘《律吕古谊》所述观点 |
| 2.1.4 安清翘《律吕心得》之见解 |
| 小结 |
| 2.2 清代学者对古代尺度的考订 |
| 2.2.1 清代学者古尺考订的基础：朱载堉考历代尺度 |
| 2.2.2《律吕正义》及其后编论古尺 |
| 2.2.3 江永的考订 |
| 2.2.4 孔尚任及钱塘的考订 |
| 2.2.5 陈澧《声律通考》中的考订 |
| 2.3 清代学者对量之考订 |
| 2.3.1 清代官方文献历代量考 |
| 2.3.2 江永对古代量值的讨论 |
| 2.3.3 戴震、徐养原、成瓘、邹伯奇对栗氏量形制的探讨 |
| 2.3.4 钱塘因律考量 |
| 2.3.5 孔继涵《同度记》推算古今量值 |
| 2.4 清代学者对权衡之考订 |
| 2.4.1 清代官方文献论历代权衡 |
| 2.4.2 江永宗承朱载堉论权衡 |
| 2.4.3 钱塘因律考权 |
| 2.4.4 孔继涵《同度记》推算古今权重 |
| 第3章 经学与度量衡：清代学者注解《小尔雅》度量衡三篇研究 |
| 3.1《小尔雅》编辑体例、度量衡三篇内容及注本简介 |
| 3.1.1 编辑体例 |
| 3.1.2 度量衡三篇内容 |
| 3.1.3 注本简介 |
| 3.2 清代学者注解《小尔雅》之成果 |
| 3.2.1 莫栻《小尔雅广注》 |
| 3.2.2 王煦《小尔雅疏》 |
| 3.2.3 胡承珙及胡世琦《小尔雅义证》 |
| 3.2.4 宋翔凤《小尔雅疏证》及葛其仁《小尔雅训纂》 |
| 3.3 清代诸家注疏《小尔雅》度量衡三篇所引用文献 |
| 3.3.1 清代诸家注解《小尔雅》引文统计分析 |
| 3.3.2 清代其它学者对度量衡相关引文的统计 |
| 3.4 清代诸家注解《小尔雅》之缘由及价值 |
| 3.5 乾嘉经学之余绪：邹伯奇《补小尔雅释度量衡》 |
| 3.5.1 邹伯奇及其着述 |
| 3.5.2 邹伯奇对度量衡的关注 |
| 3.5.3《补小尔雅释度量衡》着述方式及内容 |
| 3.5.4 小结 |
| 第4章 西学与度量衡：晚清度量衡礼乐特征蜕变后的研究 |
| 4.1 晚清官绅对度量衡统一的认识：围绕冯桂芬及其《一权量议》讨论 |
| 4.1.1 冯桂芬及其《校邠庐抗议》 |
| 4.1.2 冯桂芬《一权量议》及其划一度量衡的思想演变 |
| 4.1.3 戊戌时期朝廷官员对划一度量衡的看法 |
| 4.1.4 庚子事变后《一权量议》的影响 |
| 4.1.5 余论 |
| 4.2 叶在扬对中西度量衡的研究与清末度量衡的改制——以《度量衡新议》为中心 |
| 4.2.1《度量衡新议》着者的一度误解 |
| 4.2.2 叶在扬对度量衡划一的理论探讨 |
| 4.2.3《度量衡新议》产生的时代背景 |
| 4.2.4《度量衡新议》与《画一章程》关系 |
| 4.2.5 小结 |
| 4.3 清末度量衡用表浅谈 |
| 4.3.1 清末度量衡表简介 |
| 4.3.2 中西度量衡表术语统计 |
| 4.3.3 各表数据分析 |
| 4.3.4 中西度量衡表用途及影响 |
| 4.3.5 小结 |
| 第5章 结语 |
| 5.1 清代度量衡知识的存在状态 |
| 5.2 清代度量衡知识在时间向度的演化 |
| 5.3 清代学者对于度量衡的学术旨趣 |
| 5.4 清代学者研究度量衡的方法 |
| 5.5 清代学者研究的成就 |
| 5.6 度量衡研究者之间知识共享及交流 |
| 5.7 官方学术对民间学者的影响 |
| 5.8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冯桂芬的经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思路方法和不足 |
| 第一章 冯桂芬的生平简介 |
| 一、生平与事迹 |
| 二、治学与为人 |
| 第二章 冯桂芬经世思想的来源 |
| 一、家学传统的影响 |
| 二、江南学风的浸染 |
| 三、西学的经世因素 |
| 第三章 冯桂芬的经世主张与实践 |
| 一、呼吁政治改革 |
| 二、削减江南重赋 |
| 三、力主借师助剿 |
| 四、倡导西式教育 |
| 五、致力地方慈善 |
| 第四章 冯桂芬的经世思想再评价 |
| 一、冯桂芬经世思想的特点 |
| 二、冯桂芬经世思想的不足 |
| 三、经世传统视域下的冯桂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四、《校邠庐抗议》中的教育改革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D]. 江婷. 西安科技大学, 2021(01)
- [2]吴板桥英译《劝学篇》研究[D]. 谭玉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活动研究[D]. 石杰. 山东大学, 2020(09)
- [4]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5]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D]. 陈日红.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6]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D]. 张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D]. 王国梁. 云南大学, 2019(09)
- [8]冯桂芬对晚清教育的反思——以《重儒官议》为中心[J]. 戴昇. 教育研究与评论, 2018(06)
- [9]清代度量衡知识形态研究[D]. 刘增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7(04)
- [10]冯桂芬的经世思想研究[D]. 高源. 苏州科技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