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经贸委提出集体企业改革思路（论文文献综述）
艾尼瓦尔·吐尔逊[1]（2020）在《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员工持股具有提高员工收入、促进员工积极性和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的潜力,因而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青睐。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国有企业重启员工持股制度,员工持股制度上升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沿,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员工持股制度的高度关注。国有企业推行员工持股制度有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整体发展。广大企业员工和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收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有利于完善国有企业经济民主建设、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改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实际上,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员工持股制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是伴随着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三十多年期间,我国员工持股制度几经沉浮,经历过大力推广,也数次因各种问题而被紧急“叫停”,其发展历程比较曲折。主要是因为我国关于企业员工持股的具体制度安排不够完善、相关理论基础不够成熟。与过去相比,我国推行员工持股的市场经济条件和法律制度相对成熟,但整体而言,相关法律法规非系统化、非细致化问题仍然存在,这不利于员工持股的顺利推行。从当前一些国有企业的实践情况来看,有些企业实践者仍然缺乏对员工持股制度功能作用的深入了解,只是把员工持股制度作为为员工谋短期福利的工具。理论界也有观点认为,员工持股具体的权利内容应该限定在分配领域,否则会降低企业决策效率。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员工持股制度的功能的侧重点不同,那么得到的结论和实际效果也有所不同。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推行员工持股制度的目标是要“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就其追求的“利益共同体”理念而言,必须对员工持股制度的经济激励功能、公司治理功能、收入分配功能都给予同等的重视。如果仅仅强调员工持股的收益机制,而缺乏持股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有效制度性保障,难以让员工产生主人翁意识。收益分享为员工带来提高工作效率的正向激励,而员工参与管理则为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有效路径。现阶段为了保障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的顺利推行,仍然需要强化对员工持股制度的理论认识、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政策措施。此轮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股制度改革还应坚持分类实施原则、公开透明原则、自愿入股原则。在绪论中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第二章阐述了员工持股制度的概念性框架、国内外的相关理论;第三章解析了国有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度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介绍了我国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的演进阶段,并对各阶段实行员工持股的目的、特征、相关法律政策、问题进行归纳说明;第五章对国有企业推行员工持股的现状进行阐述,并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国有上市公司当前员工持股模式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还用案例法具体介绍了个体国有企业中员工持股制度的推行情况,最后总结了现阶段国有企业推行员工持股制度面临的困境;第六章介绍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员工持股制度,以便为我国的员工持股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借鉴;第七章首先提出了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给出政策建议。
刘福广[2]（2020）在《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及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为研究对象,针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存在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难题,探索构建评价公司治理结构运行效能情况的理论模型,开展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实证分析,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并对提升公司治理效能、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1）梳理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有关基础理论和研究文献,厘清该研究领域的理论进程、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探讨全球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不足,分析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核心要件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三个阶段总结了国内公司治理有关政策演进和运行实践情况。（2）开展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技术研究,进行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实证分析。梳理党组织成为公司治理主体的发展历程,讨论党组织融入国有控股公司的基本逻辑,建立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治理效能问卷调研,构建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AMOS软件技术对问卷调查结果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探讨党委会嵌入对公司治理效能的影响。（3）建立了国有控股公司决策模型,揭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回顾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探讨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的实现模式,分析党组织促进公司治理效能的协同效应,开展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案例对比研究。从横向、纵向两个角度构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博弈模型,采用进化博弈论理论技术建立国有控股公司决策博弈模型,探究公司治理博弈模型的均衡解。（4）对“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下,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成员交叉任职的合理比例进行量化研究。引入交叉任职融入度的概念,建立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治理效能优化模型,开发党委嵌入下的协同效应算法,并对国有控股公司常见的领导任职配置典型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找到党委会与董事会交叉任职的最优方式。（5）结合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实际,从法律保障、理论支撑、治理实践等层面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公司治理的中国方案。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公司治理标准模式,西方的经典模式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但无法解决中国公司治理的全部问题,中国的公司治理必须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之路。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中国的公司治理有关政策演进和实践运行走过了三个阶段,政策制度不断优化,理论研究不断发展,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公司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进入加快建立阶段,但也存在理论研究不够系统、技术方法比较落后、实践运行缺乏规范等问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续改进完善。第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促进治理协同和效能提升。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实证分析证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并发挥作用对公司治理效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正向影响,是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的重要主体,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同步建设对于公司治理效能的提高至关重要。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激发公司治理主体协同效应,激励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合作行为,提升公司治理系统的开放性,实现企业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多维互动,从而推动企业整体处于积极有序的平衡态,以良性循环态势实现系统总体演进目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是一项关键机制,存在党委会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交叉任职的最佳方式。讨论前置决策程序重新界定了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权责边界,构建起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之间新的工作流程和决策关系,使党委会成为公司一切重大决策的枢纽和关口,为治理协同和效能提升提供持续保证。第三、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全球意义和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的迭代升级。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经历了“融入模式”、“嵌入模式”两种模式、两个阶段,目前,处在由“融入模式”向“融入模式”与“嵌入模式”相结合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集合了国有企业政治优势和现代企业制度优势的双重优势,基本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基本的产权制度是国有控股,基本的组织形式是把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内置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基本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构架和治理思想更加合理,具有十分光明的发展前景,对于推动全球公司治理理论实践创新也具有重大意义。
于晨[3]（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朱冬琦[4]（2019）在《基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但仍面临多重矛盾和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分析框架,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问题发端,在缕析改革成效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实践探索的难点进行研究和分析,进而从加强党组织引领,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国有资产监管,改善改革环境,健全企业治理机制,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蔡二雨[5]（2018）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文中认为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无处不在,覆盖了企业科研、生产、经营和服务的全过程以及人、财、物的各个方面。本文将“资源”认作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大命题,从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境遇入手,本着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和比较研究理念,针对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企业管理并在企业发展中发展、完善自己的问题,以思想政治工作“现实资源”、“可能资源”为研究对象,对“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做了新的界定,对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建设重大机遇做了新的探讨,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的价值、意义。通过对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大宣传理念、强化大资源意识、依托大管理构架、构建大政工格局、探索大教育路径的深入思考,解析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三个维度,即“现实资源”、“可能资源”、“互为资源”维度,研究了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文化管理作为思想政治工作潜在的、可能的、未来的新资源所具有的新价值,即企业管理的载体价值、企业文化的文化价值、文化管理的综合价值,并将融合-综合确认为“现实资源”、“可能资源”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共同价值,将其价值概括为总体价值即信念和信仰价值、生产及产出价值即精神生产及其消费价值,论证了“可能资源”能够变为“现实资源”并使“现实资源”更为有效。通过揭示“交往理性”及其思想文化交往的理论自觉、取径自觉,论证了“现实资源”与“可能资源”的互识、互证、互动、互补和共生、共存、共荣,确认了“思想文化交往”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建设的主线,即,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优化确认为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主体”之间思想文化交往的实践活动过程,亦即国企人在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是在科研生产经营管理实践活动中和工作生活中进行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通过交往的交互作用,促使“双主体”不断生成正确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精神动力。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优化的新维度,即“融合-综合”的维度,旨在造就思想政治工作新的力量;共同境遇下的维度,旨在为着“保发展”而考虑“转方式”、“调结构”,转变“单打独斗”方式和说教灌输方式,调整资源结构特别是“可能资源”结构,将工作对象定位于企业管理现象和管理活动的维度;内在逻辑上的维度,旨在强化互为背景、互为资源、共同愿景、共同意志、共享价值观基础上共同的国企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恪守坚持国企改革、建设、发展的维度;理念创新对应的维度,旨在进一步创新融合的维度。本文主张将国企的特定资源、独特资源注入思想政治工作,也特别参照作为“可能资源”的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文化管理,推动国企思想政治工作也许是痛苦的但却是重大的战略转型。为此论证了“现实资源”与“可能资源”的统一,主张“完全主体”的全面资源观。完全主体,一是指国企人是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主体,是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意义上的主体;二是指作为客体的“可能资源”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转化而成的主体性;三是指这两个意义上的主体,都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主体。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唤醒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问题意识,启发发现问题的能力,树立回应问题的勇气,紧扣思想政治工作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确立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思维,形成开发资源、组织资源、管理资源、发展资源、保障资源、优化资源的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关注国企广泛存在的、影响深刻的、支撑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可能资源,强化国企对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价值、意义的关注,加强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管理,在资源重构的基础上,把握创新发展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新趋势、大走向。
赵立新[6]（2017）在《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健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资本监管体制,是贯穿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线,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就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健全完善国有资本监管体制的路线图。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央关于改革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精神,把改革的思路原则、目标要求落到实处,就要以中央关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为“基石”,牢牢抓住“管资本”这条主线,设计出具有针对性和实操性的监管模式,这是健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必须始终坚持的方向。纵观我国国资监管的发展历程,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次革命性变革。新中国成立以来,从计划经济“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国资管理体制到改革开放后增设归口财政部的国有资产管理局,从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到成立国资委解决“九龙治水”问题,我国国资监管一直在探索中前行。总体来看,国资监管探索的指向是明确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做到有所管、有所不管;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清楚的,即通过实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真正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不断增强企业活力,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但从当前我国国资监管体制的实际情况看,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现象大量存在,国有企业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比较模糊,国有资本配置效率还不高,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亟待优化,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与我国国资监管部门的“官本位”思想以及与国资监管相配套的法律体系不完备有关,同时,更主要的症结还在于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和监管模式,主要是从国有资产的概念来设计和布局。从法律角度看,资产归属企业法人而非出资人,国家通过代理关系实现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不直接拥有企业资产,资本才是企业经营的法律依据和基本保障。因此,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是健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的根本和关键。实际运营中,国有资本不能脱离企业实体独立存在,而需要承载于企业之中,通过不断运动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央企作为国有资本承载的主要平台,承担着经营管理国有资本的重任。但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广以及运营目标多元化的特点,决定了国有资本监管既要体现一般原则,又要针对不同类别国有资本,采取差异化监管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为此,2016年8月,国资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中央企业功能分类考核的实施方案》,按照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有关政策要求,将央企分为商业类央企和公益类央企。所谓公益类央企,是指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以社会效益为导向的央企。所谓商业类央企,是指按照市场化经营原则,以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为目标的中央企业。商业类央企又可以分为商业一类央企（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商业二类央企（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本文研究的央企是指商业一类央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央企的经营机制既要服务于国家战略,承担起应尽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又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以实现资本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相较于公益类央企,商业类央企市场化程度更高,研究探讨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既契合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原则,又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健全完善国有资本监管体制的客观要求。有鉴于此,本文按照“理论分析-现状考察-国际比较-模式设计”的思路,对我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首先,本文对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理论内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界定;对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历史变迁作了梳理;对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对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然后,从监管主体、监管目标和监管方式三个方面,对国内外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进行比较,总结了国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最后,围绕解决“监管主体、监管目标和监管方式”三个问题,对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进行了设计。论文共分九章:第一章是导论。首先就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对既有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述。然后,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内容进行了概括,构建了技术路线图,归纳总结了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最后,对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进行了阐述。第二章是关于国有资本监管的相关理论回顾与借鉴。对这部分内容,主要从四个层面进行了梳理。第一,主要论述国有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包括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资本循环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二,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梳理,包括市场失灵理论、国家干预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第三,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长周期视角,论述商业类央企存在的价值,包括后发优势理论和赶超理论;第四,主要对国有资本监管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进行论述,包括委托代理理论、现代产权理论和内部人控制理论。第三章是关于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理论分析。这部分内容,一是分析了资本的含义,资本的起源与发展以及资本的分类与特征,并对资本与资金、资产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二是分析了国有资本、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间的关系,梳理了国有资本的内涵、分类与特征、一般分布以及基本功能。三是对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理论内涵进行了分析界定,明确了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是一些组织机构及其管理职能、内部各层次间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监管制度和管理方式所构成的总和。第四章是关于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历史回顾与现状考察。这一部分包含四个方面内容:第一,把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对国有资本的历史演进、发展规模、主要特征和发展目标进行了回顾。第二,对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历史演进作了梳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直接监管模式,二是过渡时期的职能化监管模式,三是国资委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监管模式。第三,对我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现状进行了考察,既包括国资委所属的商业类央企,又包括其他商业类央企。第四,从监管主体、监管目标和监管方式三个方面,对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归纳:监管主体由多头监管向单一主体监管转变;监管目标由以社会效益为主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主导转变;监管方式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第五章是关于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这部分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首先阐述了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效率的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模型）对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进行效率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阐释。二是实证检验了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效率的影响因素。在这一部分中,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效率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因素,并利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出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效率的综合指数,然后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影响监管效率的主要因素。第六章是关于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改革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第一,对我国推进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改革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总结。第二,对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剖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监管部门和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存在着“官本位”思想;监管部门对国有资本分类监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国有资本监管还没有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第七章是关于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启示。首先,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按照监管权力的集中度和监管层级的不同对这些国家进行了划分。其次,对国外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的基本模式进行归纳梳理,探讨了国外国有资本监管模式对我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启示。第八章是关于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设计。在这一章中,主要从监管主体、监管目标和监管方式三个方面,对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进行设计,提出了以“公共管理者-国有资本监管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监管主体的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三层次监管架构。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四点结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国资监管实践表明,2003年国资委成立前,我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效率较低。国资委成立后,改变了由多个部门共同履行出资人职能的监管模式,形成了由国资委统一行使出资人职能的新模式。在这一新旧转换过程中,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效率有了较大提升。但从2007年开始,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效率有所下降,表明由国资委统一行使出资人职能的监管模式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存在一些制约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效率提升的问题。第二,影响我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效率的因素,主要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看,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效率。从微观层面看,商业类央企国有资产规模的扩大和净资产收益率的提升,都会提高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效率。第三,随着我国国企改革的持续深入,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也在探索中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建立了以国资委为主体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监管模式、国资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人才体系建设得到加强等。但在现行国资监管体制下,仍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多头管理、政企政资不分、商业类央企内部治理与市场化经营目标不匹配等。第四,健全完善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提升国有资本配置与运营效率,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在监管主体上,构建以“公共管理者一出资人代表一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主体的三层次监管架构。所谓公共管理者,是指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其监管取向是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制环境;所谓出资人代表,是指国有资本监管机构,其监管取向是履行好国家出资人代表的职责;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其监管取向是实现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和运营。在监管目标上:一是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激发国有经济活力;二是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三是提高商业类央企公司治理水平。在监管方式上,公共管理者注重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为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出资人代表围绕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的总体目标,聚焦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完善企业现代法人治理结构,构建风险防控体系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的出资人,监管重点主要是五个方面:制定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配置战略;构建与国有资本委托管理相适应的财务指标管理体系;成立专职风险控制部门;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夯实自身资本经营能力。
肖帅[7]（2016）在《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和改革研究》文中认为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有企业新时期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求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实现由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地方政府按照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加快地方国有企业改革步伐,陆续出现了诸如广东模式、上海模式等地方试点经验。201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出了坚持创新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目标。然而,由于缺乏深度理论研究的指导,实践中对于如何更好地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适应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各级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惑,制约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对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展开分析。遵循“范畴界定——理论总结——历史变迁——实践探索——国外借鉴——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建国以来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迁和改革历程,归纳各个阶段模式与特征；在上述历史考察与分析的基础上,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出发点,探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比较分析当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地方实践模式,剖析其难点和不足；借鉴国外混合所有制发展的经验,提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导向下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
胡宸玮[8]（2015）在《“稳增长”政绩约束、财政分权与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文中提出本文在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M型政府治理结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国企改革等制度背景下,基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和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框架内研究了政治集权下“稳增长”政绩约束和经济分权下财政分权对地方国企的投资效率、公司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研究“稳增长”政绩约束的形成机理及传导机制,以及“稳增长”政绩约束与经济分权改革之间的内在逻辑,并证实“稳增长”政绩约束这一命题;（2）研究“稳增长”政绩约束、政府间财政分权影响地方国企投资效率的逻辑蕴涵,以及国有产权在此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3）在“稳增长”政绩约束与财政分权的逻辑框架内,研究“稳增长”政绩约束和财政分权对地方国企“稳增长”投资行为的经济后果（公司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4）在“稳增长”政绩约束与财政分权的逻辑框架内,拓展研究企业垄断性程度、地区的企业数量与企业性质结构对地方国企投资效率的影响。在文献综述与逻辑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计量模型,以2003-201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地方国企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静态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研究假设。研究发现:（1）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治锦标赛激励下,地方政府诉求政治有效性而干预地方国企投资,致使国企成为“稳增长”政策工具,在“稳增长”政绩约束越大的地区,地方国企过度投资越严重;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形成的财政竞争机制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硬化了地方政府和国企的预算约束,从而缓解了“稳增长”政绩约束对国企投资的影响,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稳增长”政绩约束引致的投资效率损失越少。（2）政治锦标赛竞争促使地方国企的控股股东地方政府及其“内部代理人”国企高管利用国企这一工具,攫取政治性控制权私有收益“经济增长”和“政治晋升”,在国有产权比例越大的地方国企,“稳增长”政绩约束导致的过度投资越严重。（3）“稳增长”政策性负担损害了公司绩效,而且在国有控制权越大的地方国企,“稳增长”投资行为对公司绩效的损害更严重。但是,政府干预工具“政府补助”导致了国企预算软约束,存在“稳增长”投资行为的正向财政补助获取效应:“稳增长”政绩约束越大的地区,地方国企越能通过“稳增长”投资行为“提高”企业绩效。财政分权硬化了政府和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地方国企绩效因“稳增长”投资而“提高”的程度越低。（4）“稳增长”投资行为降低了企业价值,“稳增长”政绩约束越大,过度投资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损害越大;财政分权通过财政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硬化预算软约束,从而缓解了“稳增长”投资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稳增长”政绩约束引致的过度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越小。（5）在“稳增长”政绩约束与财政分权的逻辑框架内:企业垄断性程度越高,地方国企投资效率越低。地方国企高管“准官员”之间存在锦标赛式的政绩竞争行为,地区的大中型企业数量越多,地方国企投资效率越高;地区的国企数量越多,地方国企投资效率越低;地区企业性质结构中的国企比重越大,地方国企投资效率越低。结果表明,政治合法性与有效性诉求、地方政府与地方国企高管的晋升锦标赛激励模式,导致地方国企成为地方政府“稳增长”公共政策工具,这是国企低效率的“规模导向型”投资发展战略的政治根源;财政分权改革促进了市场化进程和地方经济增长,硬化了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的预算约束,从而提高了地方国有资产配置效率,有效缓解了“稳增长”政绩约束对投资效率、公司绩效、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创新及研究意义在于:（1）将政府政治合法性与有效性诉求和政府权力配置改革相结合,提出并证实了“稳增长”政绩约束这一命题;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框架内研究政治集权下“稳增长”政绩约束和经济分权下财政分权对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的影响,揭示了地方政府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如何影响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的制度逻辑,为理解中国经济转型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配置的逻辑、权力结构调整对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的影响提供了更完整的分析框架,拓宽了政治权力配置和政府行为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思路,对地方政府治理改革、优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本文以地方国企“稳增长”投资行为为切入点,实证研究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绩诉求及考核、财政分权等基本制度对微观层面的国企投资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为Shleifer&Vishny（1994）以来备受广泛关注的政府股东“政治观”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证据。这不仅同时延续了以中国政治集权和中国式财政分权为视角的研究工作,而且丰富了转型经济国家投资理论、宏观制度影响公司投资等研究,深化了对政治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地方政府“稳增长”行为影响微观企业投资后果的渠道及其作用机理的理解。这更为宏观与微观的互动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通过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的微观经验证据,可以评价宏观层面的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财政分权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企产权制度的绩效,为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相关制度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政策指导。（3）本文在“稳增长”政绩约束与财政分权的逻辑框架内,研究了国企高管“准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地方国企所有权结构和控制权配置对企业投资后果的影响,发现地方国企“稳增长”投资行为及其经济后果是控股股东地方政府及其“内部代理人”国企高管攫取政治性控制权私有收益“经济增长”和“政治晋升”的结果,政企之间存在“攫取之手”效应和“援助之手”效应。这在同一框架内证实了产权改革派学者和政策性负担剥离派学者的观点,为国企去行政化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了理论参考。（4）本文从中国政治激励和政绩考核的制度逻辑出发,构建了度量地方政府“稳增长”行为及其对地方国企的政绩约束的指标,开拓了政府行为度量的新思路,为研究宏观公共治理与微观公司行为的关系搭建了桥梁。
萧冬连[9]（2014）在《国有企业改革之路: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改革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役。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和1992年以来制度创新两个阶段。大批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对产权多样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公司化改造使国有大中型企业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尽管对此仍然存在诸多争论。
周学东[10]（2013）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是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也是核心的改革,并且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始终。国企改革的进程,曲折而艰辛。有关国企改革的理论探索和争论也始终未停止过。在国企改革中,产权制度创新不单重要,且不可规避。它既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学命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把国企产权改革路径选择作为研究对象。国企改革源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战略,而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定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企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国企改革最终将方向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产权改革的主要方式确立为股份制,这既是国企改革的最优路径,也是基于实践探索做出的最优选择。本文运用产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最优路径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产权,其效率存在很大的体制性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传统的国有企业隐藏着较高的“相对成本”；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或“政府”的附属物,其与企业职工通过“身份确认”,无形中建立了一种“隐性契约”,并由此承担无限责任。非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因产权结构不同,与国有企业相比,“相对成本”较低,与企业职工也并无“隐性契约”。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成本也显着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这是股份制作为“最优选择”的产权理论基础。在改革工具选择上承包经营、兼并、关闭、破产、出售等均是重要选项,而政策性关闭破产这一工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依照这样的路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文中采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对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进行了案例分析,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述结论。因此,从改革路径角度,运用产权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国企改革成效进行系统归纳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考,整个研究分为九章：第一章,概要介绍了本文使用的基本理论、概念,选题理由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提出国企改革应该继续深化,重点是施行“三次改革”——即功能性改革。第二章,分析了国企改革的动因和历史背景,认为改革是多因素引发的,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取向,必然要求对企业这一经济微观的基础进行适应性改革。第三章,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国企改革基本历程。从这一历程可以清晰发现,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是渐进的,是伴随着思想、理论的突破、创新,不断推进的探索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客观上将国有企业与市场、效率联系起来,决定了改革的路径选择。第四章,择要归纳了国企改革取得的成效。本章应用实证分析方法证明；这场持续30余年的改革是成功的,而且是巨大的成功。在上述基础上分析了：为什么国企改革,最终把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的方向,并将股份制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式。在成效实证研究和改革方向、方式分析中,完成对“最优路径选择”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回答。第五、六两章,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在前述四章的基础上,这两章分别从“产权”和“效率”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选择股份制这一主要的改革方式。这两章不仅对不同类型的产权的性质（即属性）进行分析,也对不同类型的产权及与其相对应的企业的“效率”进行分析和比较。这部分内容尝试引入“相对成本”这一概念,并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用以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问题。这两章的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产权界定得越清晰,交易成本越低,产权效率相对越高。同时,在分析过程中,也解释了单一股东结构的私营企业无法成为企业主要组织形式的原因,即“管理半径”和“企业规模”之故。第七章,重点介评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和成效。本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国企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国有银行数量并不多,但占有的国有资产比重却可与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旗鼓相当；第二,国有银行采取的改革是建立在非金融类国企改革的基础之上的,两者的改革,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本章采用时序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相对而言,对国有大型银行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因此,这章的案例研究具一定独创性。第八章,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概括了作者有关国企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政策建议。本研究既是作者对改革实践理论思考的结晶,也期望能为关注国企改革的同仁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二、国家经贸委提出集体企业改革思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经贸委提出集体企业改革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1）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员工持股制度的概念性框架与相关理论 |
| 2.1 员工持股制度的概念性框架 |
| 2.1.1 所有权 |
| 2.1.2 员工持股方式 |
| 2.1.3 员工股份获得方式 |
| 2.1.4 员工持股结构 |
| 2.2 国外相关理论 |
| 2.2.1 双因素经济论 |
| 2.2.2 分享经济论 |
| 2.2.3 民主公司论 |
| 2.2.4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论 |
| 2.2.5 委托代理理论 |
| 2.2.6 心理所有权理论 |
| 2.3 国内相关理论 |
| 2.3.1 职工主体论 |
| 2.3.2 劳动力产权论 |
| 2.3.3 劳者有其股思想 |
| 2.3.4 人力资本产权论 |
| 第3章 国有企业推行员工持股制度的重要意义 |
| 3.1 有助于完善国有企业经济民主建设 |
| 3.1.1 国有企业历来重视经济民主建设 |
| 3.1.2 员工持股制度可补充国有企业原有经济民主制度 |
| 3.2 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创新 |
| 3.2.1 员工持股制度促进创新投入和创新投入效率的路径解析 |
| 3.2.2 员工持股制度促进员工创新意愿和知识分享的路径解析 |
| 3.3 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 |
| 3.3.1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
| 3.3.2 员工持股制度改善企业公司治理的路径解析 |
| 3.4 有助于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 |
| 第4章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的演进历程 |
| 4.1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的起源 |
| 4.1.1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动因 |
| 4.1.2 重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 4.1.3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的雏形 |
| 4.1.4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与员工持股制度 |
| 4.2 探索阶段(1980 年代初期-1991 年) |
| 4.2.1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获得认可 |
| 4.2.2 出现的问题 |
| 4.3 规范化阶段(1992 年-1998 年) |
| 4.3.1 相关政策法规及其演变 |
| 4.3.2 发展概况 |
| 4.3.3 员工持股方式与资金来源 |
| 4.3.4 员工持股模式的创新 |
| 4.3.5 出现的问题 |
| 4.4 以股权激励为核心的发展阶段(1999 年-2012 年) |
| 4.4.1 相关政策法规及其演变 |
| 4.4.2 发展概况 |
| 4.4.3 出现的问题 |
| 4.5 有序稳定推进阶段(2013 年至今) |
| 4.5.1 员工持股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实现路径 |
| 4.5.2 上市公司员工持股制度政策 |
| 4.5.3 国有控股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政策 |
| 第5章 现阶段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的实践 |
| 5.1 国有上市公司员工持股制度 |
| 5.1.1 基本情况 |
| 5.1.2 主要特征 |
| 5.1.3 实施员工持股制度的目的 |
| 5.1.4 国有上市公司当前员工持股模式的缺陷 |
| 5.1.5 国有上市公司当前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
| 5.2 员工持股试点企业中国电器院案例分析 |
| 5.2.1 公司介绍 |
| 5.2.2 员工持股方案 |
| 5.2.3 值得借鉴的重要经验 |
| 5.2.4 员工持股制度改革成效 |
| 5.3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 |
| 5.3.1 国有资产流失担忧影响员工持股制度的推行进程 |
| 5.3.2 对员工持股制度的认识不够成熟 |
| 5.3.3 持股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并未得到重视 |
| 5.3.4 相关员工持股法律规定不衔接 |
| 5.3.5 员工持股资金来源单一 |
| 5.3.6 相关税收政策存在尚不明确的地方 |
| 第6章 西方发达国家员工持股制度及其启示 |
| 6.1 美国员工持股计划 |
| 6.1.1 美国ESOP的运作机制 |
| 6.1.2 美国ESOP的特征 |
| 6.1.3 ESOP—美国流行的员工所有制形式 |
| 6.2 英国的员工持股制度 |
| 6.2.1 英国员工持股制度发展的背景 |
| 6.2.2 英国员工股持股计划的主要类型与相关制度安排 |
| 6.2.3 英国税收优惠型员工持股计划的发展概况 |
| 6.2.4 实行员工持股计划的目的 |
| 6.3 法国利润分享和员工持股制度 |
| 6.3.1 法国利润分享和员工持股的发展背景 |
| 6.3.2 法国当前流行的四种计划 |
| 6.3.3 法国的员工董事制度 |
| 6.3.4 法国员工持股和利润分享的发展概况 |
| 6.4 西方发达国家员工持股制度的启示 |
| 6.4.1 以完善的法律法规支持和引导员工持股的发展 |
| 6.4.2 利用税收优惠刺激员工持股的推广 |
| 6.4.3 鼓励企业员工广泛参与 |
| 6.4.4 注重员工持股期限的长期化 |
| 6.4.5 工会积极参与员工持股制度的实施 |
| 第7章 我国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的原则及建议 |
| 7.1 坚持的原则 |
| 7.1.1 分类实施原则 |
| 7.1.2 公开透明原则 |
| 7.1.3 自愿入股原则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完善和建立有关员工持股制度的法律法规 |
| 7.2.2 为员工持股制度提供税收和信贷支持 |
| 7.2.3 适当扩大持股员工范围 |
| 7.2.4 员工股份的转让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
| 7.2.5 建立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容错机制 |
| 7.2.6 加强所有权文化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章小结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公司治理理论 |
| 2.1.2 嵌入性理论 |
| 2.1.3 路径依赖理论 |
| 2.1.4 内外共治理论 |
| 2.1.5 进化博弈理论 |
| 2.1.6 自组织理论 |
| 2.1.7 新时代政治经济学 |
| 2.1.8 理论应用情况概述 |
| 2.2 公司治理结构文献综述 |
| 2.2.1 公司治理结构有关文献简述 |
| 2.2.2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有关文献简述 |
| 2.2.3 公司治理效能有关文献简述 |
| 2.3 政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文献综述 |
| 2.3.1 文献数据与数据处理 |
| 2.3.2 研究概况 |
| 2.3.3 文献关键词分析 |
| 2.3.4 研究热点聚类 |
| 2.4 研究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3 公司治理实践比较研究及国内发展现状 |
| 3.1 国外公司治理实践基本情况 |
| 3.1.1 英美公司治理模式概述 |
| 3.1.2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概述 |
| 3.1.3 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治理模式概述 |
| 3.1.4 OECD公司治理准则 |
| 3.2 国内公司治理政策演进和实践情况 |
| 3.2.1 现代企业制度的初步探索阶段(1992-2001) |
| 3.2.2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深化实践阶段(2002-2011) |
| 3.2.3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立阶段(2012-今) |
| 3.3 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基本特征及核心要件 |
| 3.3.1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 |
| 3.3.2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件 |
| 3.4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3.4.1 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地位的法律保障问题 |
| 3.4.2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支撑问题 |
| 3.4.3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的实践效能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4 党组织嵌入模式下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技术研究 |
| 4.1 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主体 |
| 4.1.1 公司治理主体与利益相关者 |
| 4.1.2 党组织成为公司治理主体的发展历程 |
| 4.1.3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基本逻辑 |
| 4.2 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效能 |
| 4.2.1 公司治理效能的关键指标 |
| 4.2.2 不同主体的治理作用 |
| 4.2.3 治理主体关键职权对比 |
| 4.3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量表 |
| 4.3.1 变量的选取及界定 |
| 4.3.2 问卷设计 |
| 4.3.3 治理效能指标体系 |
| 4.4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量表检验 |
| 4.4.1 问卷调研基本情况 |
| 4.4.2 信度、效度检验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理论模型及实证分析 |
| 5.1 治理效能的结构方程模型 |
| 5.1.1 党组织嵌入影响公司治理效能的路径 |
| 5.1.2 构建治理效能的结构方程模型 |
| 5.1.3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2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实证分析 |
| 5.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2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2.3 党委会对治理效能的影响 |
| 5.3 本章小结 |
| 6 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 |
| 6.1 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 |
| 6.1.1 公司制以前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与管理机制 |
| 6.1.2 公司制以来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政策规定 |
| 6.2 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的实现模式 |
| 6.2.1 融入模式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 |
| 6.2.2 嵌入模式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 |
| 6.3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 |
| 6.3.1 横向嵌入公司治理博弈模型 |
| 6.3.2 纵向嵌入公司治理博弈模型 |
| 6.4 党组织嵌入促进公司治理效能效应研究 |
| 6.4.1 没有党组织嵌入的董事会与经理层决策博弈模型 |
| 6.4.2 有党组织嵌入的董事会与经理层决策博弈模型 |
| 6.4.3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党委会效用分析 |
| 6.4.4 党委会促进企业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 |
| 6.4.5 党组织完善企业的群体决策机制 |
| 6.5 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案例对比研究 |
| 6.5.1 案例研究设计和调研企业基本情况 |
| 6.5.2 党组织参与管理的情况 |
| 6.5.3 党组织参与管理的工作模式 |
| 6.5.4 党组织参与管理效果评价 |
| 6.6 本章小结 |
| 7 交叉任职比例协同治理效能理论模型 |
| 7.1 宏观视角: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治理效能优化模型 |
| 7.1.1 模型思想 |
| 7.1.2 模型建立 |
| 7.1.3 基于任职比例的帕累托模型 |
| 7.2 微观视角:交叉任职的协同效应算法 |
| 7.2.1 党委会与董事会的融入度 |
| 7.2.2 公司治理的基础效能与协同效能 |
| 7.2.3 党委会成员融入公司治理评级指标集合 |
| 7.2.4 基于协同度模型的决策人员分组情况分析 |
| 7.3 党组织与董事会、经理层主要领导任职配置模式 |
| 7.4 本章小结 |
| 8 加强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对策建议 |
| 8.1 完善公司治理有关法律法规 |
| 8.2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理论 |
| 8.3 推进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提升实践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工作 |
| 9.2 研究结论 |
| 9.3 主要创新 |
| 9.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4）基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本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核心概念 |
| 一、国有企业 |
| 二、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混合所有制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二、马克思的产权理论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历程 |
| 一、起步阶段(1978-1992 年) |
| 二、探索阶段(1993-2002 年) |
| 三、深化阶段(2003-2012 年) |
| 四、新时期所有制改革新思路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成效 |
| 一、国有企业基本实现公司化治理模式 |
| 二、国有企业进一步推进完善产权制度改革 |
| 三、国有企业经营机制逐步向混合所有制方向转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国民共进”与“共同发展”的混改目标尚未达成 |
| 二、国企与民企“双向进入”,“优势互补”的路径有待构筑 |
| 三、保护产权与完善治理还需深化加强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 |
| 一、有助于解决自身体制机制问题,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 |
| 二、有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
| 三、有助于打破体制壁垒,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
| 四、有助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国有经济优化布局 |
| 第二节 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
| 一、做好顶层保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中国巨石”模式 |
| 二、打好转型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化工橡胶公司”模式 |
| 三、找准着力点——瘦身健体的“中国石化东北油气”模式 |
| 四、确保首要目标——党建护航的“中国石油吉林油田”模式 |
| 五、主要启示 |
| 第四章 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坚持党对国企改革的领导权,提供改革的组织保障 |
| 一、切实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建立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制度 |
| 二、加强反腐倡廉,优化国企改革的内部环境 |
| 三、完善国企改革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 |
| 第二节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企业现代法人治理体系 |
| 一、结合企业功能定位,分类分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二、落实董事会职权,确保改革机制落地 |
| 三、提高企业治理效率,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 四、增强企业内生活力,加快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
| 五、统筹开展改革试点,确保员工持股试点先行 |
| 第三节 构建合理监管平台,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
| 一、完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避免监管机构主体缺位 |
| 二、破除资本对接壁垒,促进不同所有制资本融合 |
| 三、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建立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
| 四、落实企业外部监督机制,维护公平公开的监管平台 |
| 五、推进企业健立改革容错纠错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及其目的、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1.4 “国企人”假设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 |
| 1.2.2 国外文献 |
| 1.2.3 现有研究点评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设想 |
| 1.3.2 研究依据与实践依据 |
| 1.3.3 框架结构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比较研究法 |
| 1.4.3 实证分析法 |
| 1.5 本文立论之新视角 |
| 第2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界定 |
| 2.1 资源概念解说与界定 |
| 2.1.1 资源概念解说 |
| 2.1.2 资源概念界定 |
| 2.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内涵、维度 |
| 2.2.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内涵 |
| 2.2.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三个维度 |
| 2.3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配置的原则 |
| 2.3.1 服务大局原则 |
| 2.3.2 贴近实际原则 |
| 2.3.3 统筹规划原则 |
| 2.4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价值 |
| 2.4.1 “现实资源”的价值 |
| 2.4.2 “可能资源”的价值 |
| 2.4.3 “现实资源”“可能资源”共同拥有的价值 |
| 第3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管理资源 |
| 3.1 从思想政治工作资源角度思考企业管理 |
| 3.1.1 企业管理的思想文化属性 |
| 3.1.2 从“组成部分”来看“可能资源” |
| 3.2 企业管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 |
| 3.2.1 国企管理实务:承载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质性资源 |
| 3.2.2 国企管理创新:生成思想政治工作的动力资源 |
| 第4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文化资源 |
| 4.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内涵 |
| 4.1.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属性 |
| 4.1.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张力、合力 |
| 4.2 企业文化是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 |
| 4.2.1 从思想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看待企业文化作用 |
| 4.2.2 企业文化作为精神、思想、文化资源 |
| 4.2.3 企业文化作为文化资源 |
| 第5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管理资源 |
| 5.1 文化管理是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新资源 |
| 5.1.1 新文化、新资源 |
| 5.1.2 新综合、新起点 |
| 5.2 文化管理作为资源的本质和机制 |
| 5.2.1 人本、人文、国企人:“可能资源”的本质 |
| 5.2.2 价值观内驱:动力机制 |
| 第6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管理 |
| 6.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开发和整合 |
| 6.1.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自主开发、合理使用 |
| 6.1.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有效配置、科学整合 |
| 6.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管理 |
| 6.2.1 基于人本理论的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管理 |
| 6.2.2 走向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路 |
| 6.3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优化 |
| 6.3.1 思想文化交往构建 |
| 6.3.2 思想文化交往情境创制 |
| 6.3.3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优化模式和机制 |
| 6.3.4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融合-综合 |
| 6.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文献类 |
| 二、着作类 |
| 三、期刊类 |
| 四、学位论文类 |
| 五、报纸类 |
| 六、其他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6）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简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国有资本监管的相关理论回顾与借鉴 |
| 第一节 国有资本存在与发展的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资本循环理论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 |
| 二、国家干预理论 |
| 三、公共财政理论 |
| 第三节 商业类央企存在价值的相关理论 |
| 一、后发优势理论 |
| 二、赶超理论 |
| 第四节 国有资本监管的相关理论 |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 二、现代产权理论 |
| 三、内部人控制理论 |
| 第三章 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资本的内涵与特征 |
| 一、资本的涵义 |
| 二、资本的起源与发展 |
| 三、资本的分类与特征 |
| 四、资本与资金、资产的关系 |
| 第二节 国有资本的内涵与特征 |
| 一、公有资本、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关系辨析 |
| 二、国有资本的内涵与特征 |
| 三、国有资本的基本功能 |
| 第三节 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理论内涵 |
| 一、商业类央企的界定 |
| 二、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的经营目标 |
| 三、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基本概念 |
| 四、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基本要素 |
| 第四章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历史回顾与现状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国有资本的历史演进、发展规模、主要特征与发展目标 |
| 一、中国国有资本的历史演进 |
| 二、中国国有资本的发展规模 |
| 三、中国国有资本的主要特征 |
| 四、中国国有资本的发展目标 |
| 第二节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历史演进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直接监管模式:1952-1977 |
| 二、过渡时期的职能化监管模式:1978-2002 |
| 三、国资委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监管模式:2003年至今 |
| 第三节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现状考察 |
| 一、国资委所属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现状 |
| 二、其他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现状 |
| 第四节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主要特点 |
| 一、监管主体由多头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 |
| 二、监管目标由以社会效益为主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主导转变 |
| 三、监管方式由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五章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效率评价 |
| 一、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效率的评判标准 |
| 二、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效率评价 |
| 三、效率评价结果的原因阐释 |
| 第二节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效率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效率的因素 |
| 二、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改革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推进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改革取得的成效 |
| 一、建立了以国资委为主体的分级监管模式 |
| 二、监管制度不断完善 |
| 三、人才体系建设不断加强 |
| 第二节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现行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 |
| 一、多头管理现象依然存在 |
| 二、政企政资不分现象依然存在,国资委一身兼两任 |
| 三、民间资本参与商业类央企经营管理存在诸多障碍 |
| 四、商业类央企内部治理与市场化经营目标不相匹配 |
| 第三节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现行监管模式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监管部门和国有企业“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 |
| 二、监管部门对国有资本分类监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
| 三、国有资本监管尚未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 |
| 第七章 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
| 第一节 国外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代表 |
| 一、监管权力集中度划分 |
| 二、监管层级划分 |
| 三、国外各种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优势与不足 |
| 第二节 国内外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对比分析 |
| 一、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目标对比 |
| 二、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主体对比 |
| 三、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方式对比 |
| 第三节 国外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因地制宜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国资监管模式 |
| 二、完善国有资本监管的法律框架,加强法制监管 |
| 三、探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国有资本的监管职责 |
| 四、充分发挥第三方监督作用,加强社会监督 |
| 五、健全企业内部控制机制 |
| 第八章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的设计 |
| 第一节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主体 |
| 一、以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管理者 |
| 二、作为出资人代表的国有资本监管机构 |
| 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
| 四、各监管主体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目标 |
| 一、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激发国有经济活力 |
| 二、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
| 三、提高企业公司治理水平 |
| 第三节 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方式 |
| 一、公共管理者的监管方式 |
| 二、国有资本监管机构的监管方式 |
| 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监管方式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外文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和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研究范畴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资产的类别与功能 |
| 一、国有资产 |
| 二、国有资产的类别划分 |
| 三、国有资产的功能分析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的概念与特征 |
| 一、混合所有制的含义 |
| 二、混合所有制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论 |
| 二、西方的产权理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沿革(1949-1977) |
|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7) |
| 一、国有资产的初始来源 |
| 二、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形成与确立 |
| 三、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的形成 |
| 四、简要评价 |
| 第二节 “大跃进”时期(1958-1960) |
|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 |
| 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
| 三、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的大幅下放 |
| 四、简要评价 |
| 第三节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 |
| 一、“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 |
| 二、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 |
| 三、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的集中上收 |
| 四、简要评价 |
| 第四节 十年“文革”时期(1966-1976) |
| 一、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的集中下放 |
| 二、文革期间国有资产的损失评估 |
| 三、简要评价 |
| 第三章 转轨时期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1978-1992) |
| 第一节 以放权让利为标志的改革阶段(1978-1984) |
| 一、以利润分成为主的放权让利改革 |
| 二、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改贷” |
| 三、相继推出实行的两步“利改税” |
| 四、简要评价 |
| 第二节 以两权分立为标志的改革阶段(1984-1988) |
| 一、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
| 二、承包经营责任制：两权分离的初步探索 |
| 三、简要评价 |
| 第三节 以专职管理机构成立为标志的改革阶段(1988-1992) |
| 一、“政企分开”是实现“两权分离”的必然 |
| 二、国有资产管理专职机构的成立与工作 |
| 三、地方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积极开展 |
| 四、简要评价 |
| 第四章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构建(1993年至今) |
| 第一节 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阶段(1993-1997) |
|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 |
| 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的启动 |
| 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实施 |
| 四、简要评价 |
| 第二节 改革攻坚与大力推进股份制改革(1997-2002) |
| 一、对股份制认识上的理论突破 |
| 二、组建国有大型企业集团试点 |
| 三、推进股份制改造 |
| 四、简要评价 |
| 第三节 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基本框架初步形成阶段(2003-至今) |
| 一、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初步形成 |
| 二、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取得重大进展 |
| 三、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基础工作不断完善 |
| 四、简要评价 |
| 第五章 混合所有制：深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 |
| 第一节 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
|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 |
| 二、混合所有制的功能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 |
|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形式 |
| 二、股份制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 |
| 第三节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与意义 |
| 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 |
| 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 |
| 第六章 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近年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模式 |
| 一、上海模式 |
| 二、广东模式 |
| 三、深圳模式 |
| 四、北京模式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 第四节 混改背景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不足 |
| 一、国资委成立后遗留的国资管理体制问题 |
| 二、混改背景下国资管理体制出现的新问题 |
| 第七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国际比较与实践经验 |
| 第一节 英国模式 |
| 第二节 美国模式 |
| 第三节 日本模式 |
| 第四节 法国模式 |
| 第五节 韩国模式 |
| 第六节 简要评价 |
| 第八章 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动摇 |
| 二、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为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
| 三、建立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管理体系 |
| 四、实现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运作 |
| 第二节 宏观体制：“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 |
| 一、构建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框架性思路 |
| 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改革对策 |
| 第三节 微观机制：完善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 |
| 一、建立健全规范的混合所有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 二、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
| 三、逐步推进市场化的用人机制 |
| 四、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
| 第四节 制度环境：营造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 |
| 一、提高认识 |
| 二、完善制度与政策 |
| 三、建立和完善统一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 |
| 四、建立保障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稳增长”政绩约束、财政分权与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问题 |
| 1.2 研究设计和内容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和回归模型 |
| 1.4 研究创新、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 2 制度背景 |
| 2.1 地方政府治理变革 |
| 2.2 政府内激励:政治晋升与财政分权 |
| 2.3 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演进 |
| 2.4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
| 2.5 本章小结 |
| 3 “稳增长”政绩约束与经济分权改革的理论逻辑 |
| 3.1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法性诉求、晋升激励与经济分权 |
| 3.2 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有效性诉求、“准官员”晋升与薪酬激励 |
| 3.3 “绩效困局”及其必然性后果:“稳增长”政绩约束 |
| 3.4 本章小结 |
| 4 “稳增长”政绩约束、财政分权与投资效率研究 |
| 4.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4.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4.3 样本选取、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稳增长”政绩约束,财政分权与过度投资的经济后果研究 |
| 5.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5.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5.3 样本选取、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5.5 “稳增长”政绩约束、财政分权影响公司绩效、企业价值的再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6 "稳增长”政绩约束与财政分权的逻辑框架内影响过度投资的其他因素研究 |
| 6.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6.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6.3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主要研究发现 |
| 7.2 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9）国有企业改革之路: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一、扩权、改组与利改税 |
| 二、普遍推行承包制 |
| 三、突破产权改革的瓶颈 |
| 四、“抓大放小”与“三年解困” |
| 五、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造 |
（10）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 |
| 二、科斯定理与当代产权经济学 |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 四、科斯产权思想的启示及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
| 五、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 |
| 第二节 选题理由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
| 三、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 |
| 二、国内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理论综述 |
| 三、国外国有产权改革理论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及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亏损之困：转轨中的难点 |
| 第二节 体制性之困：所有者“虚化” |
| 一、产权关系分析 |
| 二、国有产权管理成效分析 |
| 三、投资决策失误、浪费具有体制性根源 |
| 第三节 监管之困：失效与失控 |
| 一、问题的根源 |
| 二、“代理人”概念的抽象与具体之分 |
| 三、问责制的缺乏和失效 |
| 四、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背景 |
| 一、经济中心转移 |
|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主要历程 |
| 第一节 1978年—1984年期间的改革：放权让利 |
| 一、标志性事件及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
| 二、主要改革举措 |
| 第二节 1984年—1992年期间的改革：承包经营 |
| 一、标志性事件及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
| 二、落实《决定》的主要政策措施 |
| 三、改革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1992年—2002年期间的改革：改革攻坚阶段 |
| 一、1992年—1997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二、1997年—2002年：寻找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
| 第四节 2002年—2008年期间的改革：建立国有出资人制度、改革国有银行和垄断行业 |
| 一、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
| 二、金融改革取得突破 |
| 三、《企业破产法》修改完成并颁布实施 |
| 第五节 2008年以来的改革：应对金融危机冲击 |
| 一、金融危机的应对 |
| 二、金融危机以来的反思和国有企业定位的再思考 |
| 第四章 改革成就及最优路径 |
| 第一节 改革成就 |
| 第二节 最优路径选择 |
| 一、目标和方向选择：现代企业制度 |
| 二、理论支撑和最优路径：股份制 |
| 第三节 国企改革的工具选择 |
| 一、经济责任承包制：不改变产权的改革 |
| 二、兼并：一种过渡性工具 |
| 三、关闭：政府的行政介入 |
| 四、破产：市场化的退出机制 |
| 五、出售：产权改革的基础 |
| 第四节 配套制度的建立与配套改革 |
| 一、社会保障体系 |
|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 |
| 三、顶层设计与顶层推动 |
| 第五章 最优路径选择的基础：不同类型产权的法律及经济分析 |
| 第一节 国有产权及国有企业：抽象的、集合的产权 |
| 一、所有者 |
| 二、权利的行使及其有效性 |
| 三、代理成本 |
| 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
| 五、“权利”与“权力”的滥用 |
| 六、公共产品及相关的国有产权 |
| 第二节 集体产权及集体企业：模糊的产权 |
| 一、城市集体企业 |
| 二、农村集体产权与乡镇企业 |
|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产权 |
| 第三节 私有产权及私有企业：分散的、清晰的、排他的个人产权 |
| 一、私有产权的概念及演进 |
| 二、私有产权的核心 |
| 第六章 产权、效率与所有制选择：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分析 |
| 第一节 不同类型企业经济分析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分析 |
| 一、股东体制的差异 |
| 二、经营动机或目标集中度的差异 |
| 三、决策机制灵活性的差异 |
| 四、人工成本的差异 |
| 第三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比较：相对成本的提出 |
| 第四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社会效益的进一步比较 |
| 一、私营企业的劣势和体制性弊端分析 |
| 二、股份制的体制性弊端分析 |
| 三、不同类型企业就业贡献度的分析 |
| 第七章 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及成效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的关系 |
| 第二节 基本过程 |
| 第三节 取得的成效 |
| 第四节 改革效果的实证分析 |
| 一、改革效果评估的依据和目的 |
| 二、评估的对象 |
| 三、评估的时间范围及主要内容 |
| 四、评估方法及结果 |
| 五、评估结果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五节 基本经验 |
| 第六节 以股份制为制度选择发展民营银行 |
| 一、政策意图及投资民营银行的动机分析 |
| 二、民营银行的法律属性 |
| 三、民营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及存款保险制度 |
| 四、治理结构 |
| 第八章 结论 |
| 论文附录部分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国家经贸委提出集体企业改革思路（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改革研究[D]. 艾尼瓦尔·吐尔逊. 吉林大学, 2020(08)
- [2]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D]. 刘福广.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3]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4]基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D]. 朱冬琦.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5]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D]. 蔡二雨.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6]中国商业类央企国有资本监管模式研究[D]. 赵立新. 武汉大学, 2017(06)
- [7]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和改革研究[D]. 肖帅.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8]“稳增长”政绩约束、财政分权与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D]. 胡宸玮. 暨南大学, 2015(08)
- [9]国有企业改革之路: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J]. 萧冬连. 中共党史研究, 2014(03)
- [10]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D]. 周学东. 武汉大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