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二次会议隆重开幕

一、市政协十届二次会议隆重开幕（论文文献综述）

王佳媛^[1]（2021）在《边疆主流媒体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分析 ——以《内蒙古日报》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政治话语是政治传播内容触达受众的重要中介,主流媒体如何通过话语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乎新时代民族工作全局。本研究以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为例,通过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梳理改革开放至今《内蒙古日报》在“多元一体”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建构时采取的话语和话语策略特征,厘清不同政治语境下话语特征共性与个性,梳理一贯的话语策略在新时代的挑战,讨论治理语境下主流媒体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发现,政治语境与政治话语存在制约与体现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政治语境的变迁,政府话语主体定位和平等的报道视角一脉相承。内容首发渠道、报道体裁、内容形式与时俱进。话语因时而变,从强调“个性”到“共性”,从强调政治认同互信转变为强调文化认同共生,在当前阶段集中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民族地区主流媒体一脉相承的科层制传播模式待完善反馈机制,首发渠道的受众匹配度、话语呈现方式的渠道融合度尚不太显着,文化认同待凸显,话语与受众关联度待提升,需要树立政治沟通观念,促进沟通机制融合、沟通渠道融合和沟通话语融合。

范伟^[2]（2019）在《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文中认为作为第一份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办刊近4年半,历经了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前身是长征后复刊的《红色中华》陕北版,后囿于条件维艰而停刊并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华报》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宣传媒介和政治武器职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它不仅全面宣传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组织、鼓舞、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资源,投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破题,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科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其具体内容框架如下:首先,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以了解该报进行抗战动员的背景和条件。《新中华报》的创办,有着其复杂的时代场域、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独特的现实基础。就其时代场域而言,该报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以粉碎日寇的文化侵略,有助于引领抗日的进步思想言论以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就其理论渊源而言,该报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和经验。就其现实基础而言,该报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提供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边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新中华报》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改革两个时期。《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是指该报从1937年1月29日创刊,一直到1938年12月25日准备改版而暂时休刊为止。初创时期的《新中华报》一般是4开4版的5日刊,每逢重大纪念还有增版。第1版主要发表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内的重要时事,第2版则专以介绍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主,第3版报道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和建设现状,第4版为边区民众团体主办的各种副刊和一些会议、人物和节日纪念的特辑、特刊、专刊。《新中华报》的主编是向仲华和徐冰,不少中央、边区和民众团体负责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是指1939年2月7日起出版刷新第1号,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为止。《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3日刊,第1版专载党和政府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军队的抗日战绩,第2版报道国际新闻和评论,第3、4版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现况。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解放日报》。在管理机构上,《新中华报》曾归口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37年重建的党报委员会,主管材料研究和出版发行事务,兼理中央印刷厂。1939年新成立的出版发行部,下设出版、发行、印刷、总务等4个部门,接替负责《新中华报》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印刷和发行上,中央印刷厂为主的延安四大印刷厂为《新中华报》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新中华报》依赖于新华书店为主,光华书店和西北抗敌书店为补充的发行网络,通过门市销售、邮局寄购和流动贩卖等方式,发行到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和南洋等地。其次,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以具体呈现出该报抗战动员的内容。就军事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和博弈。日本的军事实力虽然远超于中国,但也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不足。有鉴于此,《新中华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武装以加强边区自卫力量,肃清土匪和汉奸以创造巩固的抗战后方,加紧防空防毒教育和建设以保全国防后备力量。就经济动员而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而经济动员亦是抗战动员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经济动员为抗战动员之第一要务。《新中华报》亦热烈响应这一中心任务,配合党和政府,开展救国公粮运动以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在经济上组织民众。就政治动员而言,战争实质上是政治的继续,是另一种暴力形式的政治。因此,政治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华报》积极配合边区的政治动员工作,通过民主普选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加强肃贪反腐以厉行廉洁政治,发展民族统战以共同救亡图存,从而唤醒和调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动员他们投身到抗战工作之中。就文化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因此,文化动员是抗战动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开展学习运动以推高政治文化水准,发展抗战体育以武装手足,推行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以期健全边区民众的精神和体魄,应对艰苦的持久抗战。就社会动员而言,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和凝聚一切可资利用的抗战力量,《新中华报》在积极引导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紧密联系儿童、妇女、抗属和残废军人等特殊群体,发展儿童保育工作以培养抗日的后备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以提高妇女民族觉悟,抓紧优抚工作以巩固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石,保障持久抗战进行到底。再者,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就主要作用而言,《新中华报》在进行抗战动员时,努力充当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阐发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倾向,抨击反动行径,以期协调和整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努力充当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揭露日军残暴兽行,公布中国抗战业绩,以期激发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展现抗战胜利的图景;努力充当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介绍边区抗战动员成果,以期展示中共抗战的良好形象和提升中共的影响力:努力充当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谴责德意日罪恶,关注世界各国动向,以期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日形成。就其显着特点而言,《新中华报》充分利用中央党报这一平台优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动员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呈现出对象广泛性、领域多维性和方式灵活性的鲜明特点。《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呈现出对象广泛性,努力团结和整合一切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呈现出领域多维性,直接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方式灵活性,注重正反对比,图文并茂。最后,科学总结《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就历史经验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党的意志,传播党的声音;一直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针贬时弊;深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疾苦;一向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永立潮头。就时代局限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思想上有一定偏差,残存着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反革命托派”和“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词;实践中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照搬了苏联的办报经验,采用了不适当的题材和语言,从而造成了与边区实际脱节,影响了抗战动员效果。

孟德楷^[3]（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指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王元成^[4]（2013）在《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文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形式,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实际运行状况,是当代中国各项民主制度建立、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条件,体现着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本质和发展水平。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细胞,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性环节。本项研究主要以政治角色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研究者本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的若干履职行为和相关亲身经历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以对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行为描述为研究进路,通过展现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产生和角色扮演的全过程,分析全国人大代表角色行为模式的特点及其与相应角色规范和角色期望之间的联系,从而描述和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行情况,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制度规定及其运转情况,为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功能、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某些特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项研究认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是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角色产生的基础,也是全国人大代表角色扮演的“剧本”和动力。作为个体的全国人大代表对代表角色期望的领悟以及代表再社会化过程对代表个体履职能力的影响使不同的代表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呈现出一定个性特点。代表角色所担当的其他角色,特别是代表所担当的其他政治角色对代表的角色扮演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代表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其行为与角色期望的一致性程度、角色冲突、角色错位、角色超载等角色行为特征既与代表个体特征有内在联系,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其行为特征更多地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在某些方面存在的欠缺。要使人大代表角色行为与角色期望实现更高程度的一致,解决代表角色扮演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角色错位、角色超载等问题,必须通过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其他相关政治体制。本文内容安排除导言和结论部分外,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导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介绍本选题的缘由和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对本文的主要分析概念进行解释,说明本研究的目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等。第一章主要是介绍相关政治主体对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可以分为社会期望和角色自我期望。社会期望包括制度性期望和道德性期望。制度性期望对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角色在履职过程中有明确的规范要求,这是全国人大代表角色扮演的“剧本”；道德性期望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规范要求,主要靠社会舆论以及角色扮演者本人的内心信念发挥作用。角色自我期望是角色对自己行为模式的设想。角色期望最终要通过角色承担者本人对角色的领悟发挥作用,人大代表对角色期望的领悟是代表角色扮演的动力和主观前提。第二章主要是描述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挑选和确定过程,分析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及其对人大代表角色扮演可能产生的影响。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是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角色期望具体化为一个个代表的过程,当选代表是政治角色的具体承担者和扮演者。第三章主要是描述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角色扮演行为,并总结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角色行为模式的特点。第四章主要是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的角色扮演行为,并分析闭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行为模式的特点。第五章主要是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再社会化的内容、主要途径、特点及其对代表角色扮演行为的影响等。本文最后概括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吴华清^[5]（2012）在《党报时政新闻话语研究 ——以《宁波日报》为例》文中提出本论文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切入,对当前我国党报新闻改革的难点——时政新闻改革进行研究。以笔者供职十余年的宁波日报新闻生产为例,研究目前党报时政新闻话语所呈现的特征、生产过程,以及时政新闻话语模式的社会成因,并基于此研究党报时政新闻话语革新的现实路径。论文主要运用批判话语分析与媒介生产社会学理论,采用文本分析、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在深描的基础上加以抽象的理论阐释。第一章提出问题,厘清话语、话语分析、时政新闻等基本概念,并简要说明本文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第二章回溯我国新闻史上三次重要的党报改革,以及时政新闻话语的变迁轨迹。第三至五章,运用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框架,分别从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社会实践分析三个向度,通过与晚报的对比,研究党报时政新闻话语的特征、生产过程,以及话语模式的社会成因。第六章跳出“二个向度”分析框架,并基于上述分析结论,从党报组织、政党、社会三者互动关系的视角,提出党报时政新闻话语革新的现实路径——基于党报组织、政党及社会三者良性互动的协商式表达。结语指出,尽管当下党报时政新闻话语模式让人困惑,但我国新闻发展史中晚报时政新闻话语“三步走”革新历程使印证了这一体制内空间拓展路径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正是在一次次的“非常规”活动的突破中,提高了现存新闻体制容纳程度。

赵琨^[6]（2011）在《地产年度风云榜 N大魅力看点 再启品牌大典》文中认为魅力看点之一:"风云榜品牌体系"出炉魅力看点之二:风云榜不得不说的故事魅力看点之三:风云榜"牛人"都有谁?魅力看点之四:"大会堂对话",再发"爆破性"观点?魅力看点之五:风云榜将引导何种新趋势?魅力看点之六:风云榜"快乐"片段都有"神马"?魅力看点之七:年度事件榜都有啥大事?百大事件回顾魅力看点之八:……魅力看点之九:……魅力看点之十:Caver Stary

刘振强^[7]（2010）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协商的理论和实践》文中指出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加强对政治协商问题的研究,努力把握政治协商的发展规律,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不仅是一个重大的需要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需要不断开拓发展的实践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具体方法,试图从大历史的路径,世界的空间走向去了解、研究和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协商理论和实践问题,努力寻求完善与优化中国政治协商的途径,以达逐步把握中国政治协商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为推进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一定基础之目的。本文由绪论和五大章组成,努力做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内容系统、全面且完整。绪论部分主要论述研究的缘起与研究的意义,界定本文研究中的两大基本范畴——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作较为系统的分析,介绍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阐述本文的研究重点和难点,并展示研究大纲。第一章主要分析中国政治协商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协商的思想是中国政治协商的基本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商思想因子也对政治协商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中国政治协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过程。清末的谘议局和资政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两党联席会议、国民参政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这些协商尝试都对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创建有一定的历史影响。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之后,中国政治协商经历了初步发展、曲折发展、严重挫折、重新恢复、逐步完善等时期。第二章主要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协商的实践。《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台的。这份重要文件颁发后,中国政治协商进入坚持和完善、进一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协商活动逐渐经常化；政治协商主体建设逐步加强；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深入推进；政治协商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第三章主要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协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协商理论经历了党的十六大以前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两大发展阶段。在这两大阶段,中共中央坚持与时俱进,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协商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学术界也积极展开政治协商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不断丰富了政治协商的理论宝库,推进了政治协商理论的创新。第四章主要分析中国政治协商面临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始终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规划中国政治协商事业,不断促进了中国政治协商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给中国政治协商带来了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的中国社会结构的转换、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利益的分化与价值观念的变化,为政治协商的发展提供良好机遇的同时,也使政治协商的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政治协商本身存在的一些不足如政治协商法治化不足,政治协商主体建设存在的问题,政治协商内容、形式和程序欠规范化都影响政治协商制度的贯彻与落实,影响政治协商作用的发挥和政治协商的发展。第五章主要探讨坚持和完善中国政治协商的对策。本章是文章的结尾,提出完善和发展政治协商的基本原则为：从方式和制度上看,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从状态上看,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不断进行创新,认真研究和解决政治协商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处理好继承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关系,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巩固发展有利因素,消除变革不利因素；从速度和战略上看,则必须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在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一种时间上渐进、空间上（规模上）可控的路径积极探求在改革和创新中逐步完善起来的途径。坚持和完善中国政治协商的路径为：一是从改善执政党对政治协商的领导,发挥执政党的主导作用；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提高参政党的参政议政能力；加强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提高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水平；推进人民政协改革,构建并完善协商式民主的平台等方面着手大力加强中国政治协商主体建设。二是从推进政治协商的法律化；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从制度上保证政治协商的程序化等方面逐步推进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三是从推进政治协商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夯实政治协商的思想理论基础；积极发展中国政党文化,提高执政党和参政党成员的政治素养；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提高人们对政治协商的价值认同等方面着手积极培育政治协商的合适的政治文化氛围,逐渐增加促进政治协商发展的深层次养料。

王善业,邓琴,梁伟,李小清,孙斌,叶明^[8]（2009）在《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隆重开幕》文中研究表明本报讯 昨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韶关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市区隆重开幕。 据悉，来自全市各地、各界别及港澳地区的市政协委员，将在为期3天半的会议期间，就关系我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切实履行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

雷喜梅,夏涤平,邢晓雷,谢辉^[9]（2002）在《春夏秋冬景色异 鲜花朵朵别样红——2001年武汉全景回放》文中研究表明步入历史时空的2001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它是新世纪的第一年;也是“十五”计划的开局之年。800多万武汉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容坚定地驰骋在新世纪的原野上,奋力攀登各项事业的高峰,创造了无数亮点和累累硕果。在新世纪的第二个春天向我们信步走来的特殊时刻,我们回放过去365个日日夜夜,奉献给为武汉建设和发展挥汗出力、添砖加瓦的所有同志。

麦淑萍,黄建雄,温洁芳^[10]（2008）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大事记（1953—2008）》文中认为文史研究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倡导和关怀下,为照顾、安排有社会名望、有历史贡献的老年知识分子,继续发挥他们的专长和作用而设置的机构,是人民政府领导下,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文史

二、市政协十届二次会议隆重开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政协十届二次会议隆重开幕（论文提纲范文）

（1）边疆主流媒体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分析 ——以《内蒙古日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4）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党报时政新闻话语研究 ——以《宁波日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协商的理论和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四、市政协十届二次会议隆重开幕（论文参考文献）

• [1]边疆主流媒体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分析 ——以《内蒙古日报》为例[D]. 王佳媛.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2]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D]. 范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3]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4]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D]. 王元成.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5]党报时政新闻话语研究 ——以《宁波日报》为例[D]. 吴华清. 复旦大学, 2012(02)
• [6]地产年度风云榜 N大魅力看点 再启品牌大典[J]. 赵琨. 安家, 2011(01)
• [7]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协商的理论和实践[D]. 刘振强. 武汉大学, 2010(05)
• [8]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隆重开幕[N]. 王善业,邓琴,梁伟,李小清,孙斌,叶明. 韶关日报, 2009
• [9]春夏秋冬景色异 鲜花朵朵别样红——2001年武汉全景回放[J]. 雷喜梅,夏涤平,邢晓雷,谢辉. 武汉文史资料, 2002(05)
• [10]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大事记（1953—2008）[J]. 麦淑萍,黄建雄,温洁芳. 岭南文史, 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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