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学化: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刘雷[1]（2021）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思想及其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现象、论证经济规律、推断结论或定理已经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工具。习近平十分重视数学发展,并对马克思的数学研究给予极高评价,多次强调现代数学工具对分析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到,马克思写下了数量庞大的数学等学科笔记,并引用恩格斯的话讲,马克思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而习近平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肯定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并指出:“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现实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明显不足,而习近平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指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发展的方向。首先,马克思对数学有丰富的研究,数理分析方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理逻辑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属性之一,马克思研究数学的目的在于撰写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借助数学方法科学抽象了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并借助数理逻辑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这一过程是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具有“量”和“质”统一性和数学的根本属性决定的。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马克思数学研究的进阶路径符合人对事物认知的一般规律,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是其钻研数学的根本前提,马克思开创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研究数学先例,在研究高等数学中推动唯物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实践统一。马克思为高等数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时代贡献,马克思推动了高等数学的发展,提出“无穷小量”与“0”之间的辩证关系,独创了求导法,系统梳理了“神秘微积分”“理性微积分”“纯粹代数微积分”的特点和不足,敏锐发现了代数学向微分学转化的环节,创造性提出马克思微积分关键理论、辩证方法、通用公式,揭示了微积分的本质,突破了初等数学向高等数学跨越的关键理论。其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再生产理论、转形问题以及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地租理论等蕴含着丰富的数理思想,体现了严谨性、简易性、可推理性特点,据此完成了经典数理分析表达,研究其数理分析的发展逻辑具有明显的时代假设前提、问题局限和意识形态差异,可进一步切合实际针对假设条件、计量单位、公式模型进行数理表达重构。第一,马克思对商品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定义和计算蕴含了“大数定律”思想,运用平均值规律的数理性质,阐释了价值规律的科学性,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过程中,敏锐发现货币转化为资本体现的“无形增值”,存在特殊商品才能使流通成立的等价逻辑,从数理逻辑发现了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根本载体,体现了数理“剪刀差”和传递的数理思想;马克思阐释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转形问题都是建立在不断赋予“质”和“量”的内在数理含义上的,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从数理的角度推进了理论逻辑的展开。第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数理分析是以初等数学公式、文字逻辑及举例实现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经典剩余价值论、再生产理论和转形问题的数理表达体现了严谨性、简易性及可推理性特点。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马克思所属时代基本前提假设,尝试建立了经典劳动价值论包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生产总量数理模型”、“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及其变化之间的数理模型”、“部门生产率与价值量变化之间的数理模型”、“企业劳动生产率变化与价值量变化的数理模型”、“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该企业单位劳动时间形成价值量变化之间关系的数理模型”等;尝试建立了经典剩余价值论所包含的“马克思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模型”、“超额剩余价值生产模型”等;尝试建立了“经典简单再生产”、“经典扩大再生产”、“经典价值转形问题”、“平均利润和平均价格”、“商业资本”、“地租”等理论的数理模型。第三,辩证探研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再生产理论和转形问题的发展逻辑和路径体系看,西方学者虽看似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表达解析内容,但也暴露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发展的意识形态偏见问题,西方学者过于强调数学工具的重要性,经常出现“数理逻辑大于理论逻辑”的错误,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对西方学者研究述评和经典理论的数理建构上,还缺乏比较系统、全面的创新。第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现代重构必须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规律、新变化、新现象,以此对现代假定条件、计量单位与公式表达体系进一步重构,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观念、方法前提,切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推进数理模型建构。最后,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要科学看待数学工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能动作用,辩证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演进逻辑,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属性和时代需要的角度出发,创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数理分析研究,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科学性、解释力,形成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有效路径、方法体系,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冯雷[2]（2021）在《论法教义学的科学性》文中研究指明法教义学的科学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法哲学问题,围绕着“法教义学是不是科学”、“如果是,法教义学是什么样的科学”、“法教义学的科学性是什么”等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地域和社会中,进行着旷日持久的争论。法教义学是一门关于法律解释（理解）与适用（为司法做准备）的实践学科。科学是一种高于常识与经验的“典范（高端）知识”,科学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法教义学的学科性质与任务决定了科学性应当厘定在“客观性”、“可检验性”和“体系性”三个着力点上。科学性在“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自然科学”）两个领域存在差异,对科学性的理解应当突破狭义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限制,而进入到“广义科学”的领域之中,即一门学科只要具有典范（高端）知识的全部特征,就应当被称为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都可以称为科学。法教义学的科学性问题贯穿了自19世纪以来近代、现当代法哲学、法学理论发展的全部历史,不同的科学立场（科学观）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识存在着差别。总体上看,对“法教义学科学性”问题存在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认识过程。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科学观”肯定了法教义学的科学性。深受“体系”科学观影响的“历史法学”与“概念法学”致力于法教义学概念化、逻辑化的体系构建,历史法学认为法教义学是一门“历史科学”,概念法学认为法教义学是一门“形式科学”,法学家耶林认为,科学必须存在于法教义学之中。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实证主义”哲学对科学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而形成的“实证科学观”对法教义学的科学性持否定态度。柏林检察官基尔希曼对法教义学的科学性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作为科学的法教义学是无价值的。持实证科学立场的“自由法学”（法社会学运动）认为法教义学不是一门科学,持逻辑实证主义立场的“纯粹法学”同样否定了法教义学的科学性。20世纪初期,反对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潮开始兴起,哲学开始了价值论的转向。在新康德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利益”和“价值”重新回到了科学的领域,利益法学认为法教义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新康德主义法学认为法教义学应当是一门“文化科学”。二战后,随着自然法的复兴,“价值”和“正义”认知的客观化、可普遍化使得“价值科学”登上历史舞台。在价值科学的视域下,“评价法学”认为法教义学是一门“价值评价”的科学。受“评价法学”的影响,当代法教义学在维护和扞卫实在法规范所建立的“法秩序”的前提下,已经具有了开放性、反思性与批判性,具有了科学的方法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学家拉伦茨充分肯定了法教义学的科学性:即作为科学的法教义学具有不可或缺性。当代持价值科学观的其他法理论也认同了法教义学的科学性:伽达默尔的“法律诠释学”理论、哈贝马斯的真理的“共识论”理论和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法教义学的科学性。尽管“体系科学”、“实证科学”与“价值科学”三种科学观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识并不相同,但依据各自的科学立场,都具有合理性。可以说,三种科学观都描述了科学真理的一部分,体系科学观重视知识的形式,实证科学观重视知识的方法,而价值科学观重视知识的实质。因此,只有把三种科学观通过“正反合”辩证认识加以综合,才能完整地解释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内涵。按照“广义科学”的标准,法教义学是一门科学。它的科学性具有三方面的涵义:即“客观性”、“可检验性”与“体系性”。具体而言,法教义学的“客观性”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来理解,其中,价值论维度的“共识性”是理解法教义学客观性的关键。由于法教义学知识缺少不证自明性,因而,必须通过“规范”、“论证”和“案例”的“检验”来获得知识的确定性（正确性）;受“体系性”等同于“科学性”的观念影响,法教义学不仅致力于构建“概念规范体系”（“外在体系”）,而且也重视构建“法律解释体系”与“价值判断体系”（“内在体系”）。总之,法教义学既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通过逻辑演绎和数学运算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和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是法律人对法律“天马行空”的理解与法官“恣意任性”的言说。法教义学是关于法律理解与适用的实践科学,它因价值评价的“共识性”而具有“客观性”,因科学的方法论而获得了“可检验性”,因概念、规则和原则的融贯性与统一性而获得了“体系性”,因此,法教义学具有科学性。
吴萍[3]（2020）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科学技术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当下科技的发展速度超乎人的想象,科技在这一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给我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异化”等负面问题。如何掌握科技发展的规律,更好的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建设科技强国,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技术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启示。本文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挖掘科学技术思想并与当下科技创新活动相结合进行研究,具体包括以下四个主体部分。第二章对其科学技术思想形成的背景和原因进行分析,说明辩证法对于科学家的自然科学观上的重要作用。第三章是从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要素出发,科学技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出发,说明我们不仅要关注科学技术本身,更要重视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经济因素、科学技术发展的主体因素、科学技术研究的方法。第四章是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的探讨,概述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如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第五章利用、总结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科学技术思想对当代科技创新活动的启示。事物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科学技术正朝着万物相连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联系越来越密切,各个国家之间更加注重对于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如今封闭式独立的科学技术研究方式很难取得科技发展成果。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加强国际间的科技交流和合作,共同促进科学技术的良性健康发展,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与人的共同发展。
王春丽[4]（2020）在《布尔逻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布尔代数及其完善在当代不断得到重视,使得研究与之密切相关的布尔逻辑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运算法则、符号规则是否应该扩充到数量之外、符号允许非数以及代数中的逻辑何在等方面,皮考克（G.Peacock）、格雷戈里（D.F.Gregory）以及德·摩根等做出了卓越研究,影响了布尔对于逻辑的思考。布尔将代数的思想应用于逻辑研究,对源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传统逻辑做出改造。承袭传统逻辑致力于研究有效推理的理论偏好,布尔建构新的逻辑系统,将它应用于复杂论证,在逻辑演算方面做出突破。布尔的逻辑系统思想主要建基于对于微分方程和概率论的深入研究,以逻辑代数为代表性成果;布尔的创见与莱布尼茨的逻辑思想一脉相承,他们都试图建立一种表意而非拼音的“普遍符号语言”,以此将逻辑学改造成能与数学匹敌的科学。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渴望变革,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不断从相关学科领域的探讨中获得启发。逻辑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布尔逻辑思想得以产生,源于一种理论视角的转变,即通过逻辑与数学的交叉研究充实逻辑理性的内涵。与之相应,布尔的逻辑思想注重数学演算。主要通过重释类与命题概念,用数学演算的方式表达逻辑,以及提出和完善逻辑方程运算等方面的努力,布尔以其特有的方式彰显逻辑的力量。逻辑的传统方法注重使用形式演绎佐证结论,使用反模型以证伪;在形式语法中研究演绎推导,在形式语义学（主要是模型论）中研究反模型。布尔不仅对此作出澄清,还指出这些方法预设了关于有效性的标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布尔逻辑思想的有效性标准注重时间概念的解释与应用,他主张用时间概念解释“事态的结合”,以确定持续的时间;布尔的逻辑哲学思想与传统逻辑哲学并不是截然两立,他关注逻辑的“统一”、“秩序”与“和谐”,在以数学科学为榜样重建一致性标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努力不仅是学科交叉研究的有益探索,也在建设逻辑学学科独立性方面做出了贡献。布尔的逻辑思想注重以解释科学进步的态度改造传统逻辑,它不是与科学的决裂,而是历史与思想的结合,具有重要的科学哲学意蕴。布尔的逻辑思想及其应用的影响深远,但是,相关探讨也逐渐呈现出布尔逻辑思想的一些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对于演绎推理的核心是彼此相等的符号,还是形似事物之间的呼应,布尔没有做出深入的解释,其逻辑系统因此需要等式设计和逻辑代数加法方面的改进;布尔的逻辑思想具有类、命题和关系三个方面,逻辑代数中的逻辑可分为类演算、命题演算和关系演算三个分支,但他对命题演算和关系演算并没有深入的探讨。而且,在布尔逻辑思想的影响下,对相关问题的反思,使得部分学者主张严格区分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并主张取消布尔逻辑系统中的减法运算和除法运算,弗雷格则致力于系统地论证数学的逻辑基础,将数学的概念和法则化思想归于逻辑的概念和法则。这些都启示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深化对于布尔逻辑思想的研究,从中获得当代逻辑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启发。
黄河云[5]（2019）在《柯瓦雷的科学革命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亚历山大·柯瓦雷的科学编史学建立在一个哲学基础之上,它以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实在论为本体论、以“人类思想的统一性”为核心原则、以概念分析法与重视对“错误”的研究为方法论。柯瓦雷关于科学革命的研究从根本上是其科学编史学哲学基础的具体体现。斯顿普认为柯瓦雷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阿伽西认为柯瓦雷是一个波普尔主义者,但这两种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科学革命”这个术语目前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柯瓦雷的对近代科学起源的开创性研究。柯瓦雷关于科学革命的本质有过各种不同的描述,包括有限和谐宇宙的解体与空间的几何化、自然的数学化与科学的数学化、从“近似”的世界到精确的宇宙、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这些描述对应于两个不同层次的转变,即（狭义的）科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种两层次的转变充分体现了“思想统一性”的核心原则。柯瓦雷运用概念分析法反驳了迪昂与克隆比关于近代科学与中世纪科学之间关系的连续性解释,从而扞卫了“科学革命”的观点。斯顿普认为柯瓦雷晚年对于近代科学起源的连续性解释做出了让步,但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柯瓦雷坚决反对关于科学革命的实证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解释,他反对将科学革命视为经验对理性的胜利或用“如何”取代“为何”。基于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实在论以及“思想统一性”的核心原则,柯瓦雷断言实验在科学革命中作用甚微,并认为牛顿不是一个工具主义者而是一个实在论者。柯瓦雷还反驳了赫森、奥尔什基、齐尔塞尔关于科学革命的社会学解释,他的结论是:（1）实践转向是科学革命的结果而非原因;（2）科学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无关;（3）社会条件只是近代科学起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埃尔卡纳力图将柯瓦雷塑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先驱,但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柯瓦雷将伽利略塑造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在他看来,伽利略的柏拉图主义体现在三个方面:（1）“两个世界”的划分;（2）数学实在论;（3）“回忆说”与“精神助产术”。对于这一观点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三种:（1）伽利略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2）伽利略是一个阿基米德主义者;（3）否认伽利略与任何哲学标签之间的联系。德卡罗力图表明,尽管存在着这些反对意见,但柯瓦雷关于伽利略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的核心论点仍然可以有条件的保留。柯瓦雷关于伽利略的（思想）实验的观点涉及形而上学层面（“应然”层面）与历史事实层面（“实然”层面）;形而上学层面的解释支配着历史事实层面的解释。塞特尔与德雷克指出,柯瓦雷关于伽利略未能得出做过他所描述的实验结果的断言是错误的,与历史事实不符;内勒尔和乔兰则力图扞卫柯瓦雷关于伽利略实验的观点。然而,他们之间的争论仅仅涉及历史事实层面（“实然”层面）而完全没有涉及更为重要的形而上学层面（“应然”层面）。柯瓦雷的科学编史学及其对科学革命的研究在今天仍然极具启发性和富有成果性。
张婷玉[6]（2019）在《精神现象学视野中科学进化的自组织原理探析》文中提出16世纪以来,科学系统持续进化的过程令世界心生敬畏。科学为什么会持续不断的进化?文章对现代西方科学系统持续进化的原因进行客观性探索,发现其进化的原因在于作为系统序参量的数学化表征在持续不断的进化。从科学系统的共时结构来讲,科学的共时结构分成为数学化表征、哲学本体论承诺和发现型实验3个不可通约的子系统,其中数学化表征作为系统的序参量。从突破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体系开始,伽利略将数学作为描述自然界单纯的定量化手段,这一思想的突变奠定了现代科学体系的一般范式。牛顿按照这一范式持续前进,用数学来描述自然原理,完成了将开普勒的太阳系空间和伽利略地上空间进行整合的第一次物理学体系的建构。从科学系统的历时进化来看,数学的进化历经三个阶段:直觉主义、逻辑主义和形式主义。与数学进化的三个阶段对应的物理学的进化,则分别是直观主义、经验主义再到理性主义。牛顿力学是直观主义的典范,其数学架构是欧几里德几何学;狭义相对论是经验主义的代表,闵可夫斯基空间是介于欧式几何和黎曼几何之间的一种伪欧式几何;广义相对论则是理性主义的化身,其数学架构是以张量空间为根基的黎曼几何。从欧几里德几何、闵可夫斯基空间再到黎曼几何,其数学进化的三个阶段清晰可见。量子力学的进化与相对论的进化遵循同样的规则。量子力学的直观主义阶段是薛定谔的波动力学,经验主义阶段的对应物是海森堡的矩阵力学,而理性主义阶段则是为规范场论奠定数学基础的杨-米尔斯方程。本文将这一能够描述科学系统持续进化的科学哲学称之为复杂性科学哲学,它以复杂性科学作为其科学背景,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其哲学背景,以若干不可通约的子系统之间的复杂性关系作为切入点,探索其复杂性关系。在科学系统内部充斥着种种复杂性关系,协同性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而已,还有超循环理论、混沌学、分形几何学,等等,它们都可以用来描绘科学内部的复杂性关系。在复杂性科学哲学体系之中,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学术流派的区别在于选取的序参量不同。逻辑实证主义选取哲学的本体论承诺作为序参量,理性批判主义选择的是发现型实验,历史主义学派选取的是时间,社会建构学派选取的则是信念,唯独数学没有被谈及,本文则是将数学作为科学系统的序参量加以阐释,为21世纪科学哲学的新发展贡献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思路。
刘顺来[7]（2019）在《康德数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形而上学中的“数量”概念辩正》文中研究指明随着19、20世纪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非欧几何、数理逻辑以及相对论的相继提出和发现,康德的数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理论一度受到了冷落和排斥。康德的欧氏几何学式的三维空间观念被看作是高维非欧几何学的一个特例,作为康德先验哲学学说基础之一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被现代数理逻辑的发展所超越,而康德的自然科学哲学被看作是过时的牛顿力学的哲学产物。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康德哲学对现代数学基础问题、对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思想显现出愈加深刻的影响,将康德哲学与其时代的数学与自然科学认定为一种直接对应的观点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在数学与科学进步的背景下为康德数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辩护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将康德的哲学研究与数学研究、哲学知识与科学知识都进行严格的区分。康德将数学与哲学看作是来源于理性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先天知识,应当把数学与数学化物理学在其职能范围内的工作与康德的哲学证明工作区分开,任何一种以构造性为基础的数学时空观与自然科学中的时空理论都不能在根本意义上触动或反驳康德批判哲学中的时空观念,相反康德哲学倒是为现代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理论提供了一种批判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地基。但是,对于康德数学哲学的现有研究往往局限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感性论的部分,而研究结论大多停留在康德将数学命题看作先天综合判断的哲学论断,而忽视了对范畴学说、图型论、纯粹知性原理学说、康德先验辨证论部分的数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其当代意义的探讨。在现有研究中,还很少涉及到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以及《遗着》等文献中关于数学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缺乏在现代数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经典文献理解的基础上对康德数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更为深入的对话和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并不是对康德数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理论的全面梳理和考察,而是以“数量”概念的辨析为引导,通过数、量概念的特定内容视角来考察康德数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本文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认识能力的划分作为基本研究框架,分别讨论属于感性论部分的“量”（Groβe）、属于知性论部分的“量的范畴”、知性原理学说部分中的“量的图型”（数）与“量的原理”学说中所蕴含的数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结合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等着作中有关数、量概念的范畴、数学、自然科学等哲学问题的讨论,形成对《纯粹理性批判》中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补充和参照;此外,本文尝试在对黎曼的《论奠定几何学基础假设》这一非欧几何学经典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度量”概念,对黎曼几何学中的空间概念与康德空间学说之间的区别进行深入分析,并以此为示例说明康德空间观与现代非欧几何学空间观之间的本质性差异。本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对数量概念的解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康德哲学思想的把握,《纯粹理性批判》中作为现象的量（Groβe）、量的概念、量的图型（数）三者之间具有明确的哲学功能上的区别和重要的联系,应当在先验感性论的基础上,重视对先验哲学的知性与理性学说中关于数、量问题的研究。由于《纯粹理性批判》中物自体的作用是感性能力的界限,而包含质料的、物质运动的空间才是康德在自然科学哲学中研究的对象,所以不应混淆两部着作中关于数、量概念应用的哲学背景。在两部着作中,康德对量的范畴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变化,量的范畴从先验哲学中单纯地作为关于直观的“数学性”范畴转变为自然科学哲学中作为“动量”而言“数学-力学”性范畴,量不仅是“纯粹数学”中应用的对象,而且也是“数学-物理学”中所应用的对象。此外,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空间是现象的可能性的条件而不是附属于现象的规定,空间与时间概念相互独立,其空间是属于批判哲学的哲学概念;在《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所研究的是经验中物质运动的空间的先天概念规定,空间与时间概念仍然式相互独立,空间的尺度是由线性所规定;黎曼几何研究的对象是经验的空间,其空间概念并不独立于时间,而是“空间-时间”概念的联合,其尺度是由曲线所设定（非线性）的,并由代数方法所构造出的数学概念。
胡晋宾[8]（2015）在《基于数学课程知识观的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于学校教育来说,知识毫无疑问是课程和教学的核心。而从历史上来看,知识观决定着课程观和教学观,有什么样的知识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课程设计和教学实施。每一次课程改革都是在特定的知识观影响下展开的,知识观是历次课程改革的分歧焦点。对于课程物化载体的教科书来说,它的编写也是知识观指导下的创作活动。基于当下的高中数学课改现实,研究教科书编写策略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从数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这样3个视角来透视知识观发现:数学哲学视角的知识观强调对宏观的数学知识发生、确证、发展、结构、属性、应用等方面的反思和追问,心理学视角的知识观强调对微观的认知过程与机制、知识分类与传递等方面的解析和实证,教育学视角的知识观强调对学校中的数学知识的价值、筛选、组织、传递、教授、习得等方面的关切和侧重。数学知识观是隐藏在数学课程观和数学教学观背后的前提性根源,有什么样的数学知识观,就有什么样的数学课程观、数学教学观和数学学习观。在数学教育领域,数学观和数学知识观不是一个概念,但是经常被混淆着使用。本文认为,前者是有关数学发展的“世界观”,使用场合主要是数学研究,隶属于“数学哲学”;后者是关照数学教育的“知识观”,使用场合主要是数学教育,隶属于“数学教育哲学”。如果把数学教育当作基于数学知识的教育,并从知识的角度来考察和反思数学教育的话,那么形成的关于数学知识的看法就是数学知识观。而数学课程知识观是数学知识观的一个子集,就是指关于数学课程知识的观念,它是立足数学课程、关照数学课程、服务数学课程的一种数学知识观。数学教科书中体现的数学课程知识不同于数学科学知识,不同于生活数学知识,而是学校教育中的数学知识。同时,它是以客观的、共同的数学科学知识为基础,整合了同龄人中的生活情境、个人知识中的共性成分以及其他学科知识（如物理、化学等）等知识形态,揉进了教学法加工和编辑技术等元素,预设教学方式并以纸质文本呈现出来的整合知识。数学教科书知识的特点是,它假借以静态陈述的数学知识为躯壳,负载了教育理念的课程价值,预设有知识获得的教学方式。借鉴有关知识观的理论框架研究,我们赋予数学学科含义,认为数学课程知识观有3个维度,即数学知识本质观、数学知识价值观和数学知识获得观。理想的数学课程知识观理论图景是:数学知识本质是一种模式化的思维创造,数学知识价值是一种辩证性的复杂谱系,数学知识获得是一种参与式的社会建构。特别地,我们指出,应该强调借助数学教科书的编写去引导师生形成全面的、辩证的、现代的数学知识观。基于上述三维框架,对历史上数学教科书中隐匿的数学知识观进行了考察,对现实中教科书作者和数学教师的数学课程知识观以及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认同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相关分析。无论是从历史上6个版本教科书的文本考察来看,还是从现实中26名中学数学教科书作者和515名数学教师的问卷调查来看,知识观都影响了教科书编写策略;反过来,教科书编写策略中预设了不同的知识本质、知识价值和知识获得观念,从而又导致教学中不同数学知识观的形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辩证的。对于教科书作者来说,不同知识观导致了编写策略的不同认同,这种认同直接影响了编写策略,从而导致不同的教科书编写方式,间接影响了使用教科书的广大师生的数学知识观。正因为编写策略导致不同的教科书编写方案,因此优质的教科书编写应该寻求或者采用先进的数学课程知识观来做为指导。数学教科书编写是教科书作者在数学课程知识观显性或者隐性影响下的创造性活动,有什么样的数学课程知识观,就有什么样的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认同——持有传统的、机械的、静态的数学课程知识观,认同传统的、机械的、静态的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大致强调知识、结果、显性、学科、传授、内部等）;持有现代的、辩证的、动态的数学课程知识观,认同现代的、辩证的、动态的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大致强调文化、过程、隐性、活动、建构、外部等）。基于数学课程知识观理论图景,对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进行了理论建构,并以3个课时的内容进行了微型实证和验证反思。首先,本文认为基于数学课程知识观视角的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的指导思想有3个,即:数学教科书应该具有学科性,数学教科书应该具有教学性,数学教科书应该具有人文性。其次,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6条具体的编写设想。第一条,经历数学化:衔接知识的过程与结果样态。第二条,揭示潜隐性.:兼顾知识的外显和内敛价值。第三条,渗透心理化:整合知识的逻辑和心理顺序。第四条,创设关联性:搭建知识的内部和外部链接。第五条,彰显主体性.:协调知识的科学和人文特质。第六条,体现交互性:铺设知识的传授和建构渠道。对于我国实际来说,数学教科书编写以前主要是国家行为,受到传统的教育理念的深刻影响;现在教科书多元化以后,编写策略是教科书建设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因此,我们主张高中数学教科书在编写的时候,立足于数学知识的结果、显性、逻辑、内部、传授维度的基础上,尤其要注意数学知识的过程、隐性、心理、外部和建构维度,把它们辩证地平衡起来,防止矫枉过正的简单化和一分为二的片面性,从而实现数学知识的最大教育价值和最佳育人效果。
梁建洪[9]（2013）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实证方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对它的研究也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是经济学研究在科学形式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它也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本文旨在对该方法的不足方面做出一点尝试性探索,已冀对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本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基础和外围领域做出了分析和梳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实践原则为参照,从基本逻辑、对待现实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实证原则进行分析,从两种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差异上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论原则的特征作出比较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与实证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存在着深厚的渊源,本文就此作出专门探讨,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理出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过程,从中对其研究方法上的随附性问题作出探讨。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之一。本文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根本缺陷在于它的拜物教性质。实证方法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工具,无所谓缺陷与否,而这一方法一旦置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之下,就具有了拜物教的性质,成了西方经济学本身拜物教性质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一思维形式从根本上是服从于资产阶级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日常经济活动需要的。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拜物教性质的揭示,应当深入到它的基础领域,即资本家的日常经济活动经验中。在这一基本思路下,本文就从资本家孤立化的日常经济活动经验出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孤立化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做出研究：从资本家数量化的日常经济活动经验出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数量化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做出探讨。第三部分同样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其实证方法进行了反思,通过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多因素分析来弥补孤立化研究的不足；通过博弈论对人与人关系的研究,来弥补人与人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通过对经济学实证方法功能的重新地位,以尽可能弥补这一方法拜物教性质的缺陷。虽然这些反思丰富了研究方法的形式和内容,但从技术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偏微分的锁定方法以及博弈论的转换方法,完成了上述研究内容与其已有方法的对接,实质上依然是用老办法研究新问题。经济学实证方法功能的重新定位,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拜物教性质。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重构,可以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实践原则那里得到启示。本文最后是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放在中国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的。从诺斯对中国经济走向的暗示与罗素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中,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拜物教前途的局限,更加坚定中国特色发展方向的信念。本文的创新点是：从经验的角度证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了对比分析；论述了西方经济学实证方法对于自然科学方法的依附附性及其困境；揭示了西方经济学人与人关系研究的物性转变方法；揭示了计量经济学利用偏导数进行孤立化研究的实质。
孙博[10]（2011）在《国际贸易学：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截至2011年,中国的稀土资源以36%的储藏量供应着全球95%的需求量。过度开采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中国开采稀土赚的钱远不够治理其造成的污染,却仍然遭到墨西哥、欧盟等起诉实行贸易保护。国际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曾发表报告,呼吁一些跨国玩具公司改善中国劳工待遇,一些国家则以此为借口,公开限制中国玩具进口,使中国企业受到很大的打击。进入国际贸易组织后,中国全面开放国门,然而对外贸易却处处受阻。当代国际贸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中国如何才能跳出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张而爆发的新的贸易战?国际贸易在扩张过程中呈现的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合法性,不得不各自面对哪些障碍?中国的国际贸易学研究如何才能长足发展下去?要回答这些问题,则很有必要重视国际贸易学的学科性质,需要将科学化与人文化的指标统一起来,从学理上进行综合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之父马歇尔指出,在19世纪,“决定各国经济进步的原因就是国际贸易”。由此可见,自近代以来,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随着现代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张,西方学术界对贸易学中的视角一直局限于“物”而非“人”,导致当代西方贸易学的发展偏差,尤其是片面地强调科学至上、滥用技术以及不计后果过度开发等问题。相比之下,对贸易学中真正需要重视的问题,如人的生存环境,与贸易相关的生态环境,以及劳工的待遇等问题,西方学术界一直不够重视。本文认为,只有对国际贸易尝试科学化与人文化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在实践中更加有效地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科学是人文的基础,而人文要随时规范科学事业。国际贸易学同样要对资源配置和财富增长等问题进行研究,追本溯源都是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类的全面发展而进行的。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提到自由贸易与工人福利的关系,认为自由贸易只是某些派别为了粉饰自己的行为如何高尚,并不能使劳动阶级的处境得到改善。相比之下,劳工福利不提高,劳动者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对整个经济的发展终将不利。世界市场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等,一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没有撰写有关人文贸易理论的专着,但是我们不难从他的一些零星的论述中找到有关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观点。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贸易理论属于科学范畴,但贸易学不仅仅是科学,“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更为重要,即人文范畴。综观其一生,马克思始终把这两个指标作为国际贸易学研究关注的重点。在马克思眼中,贸易学的“灵魂”是人文,贸易学终究还是“人的科学”,贸易学中的人文化是包涵科学化的人文化,贸易学的发展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总之,“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兼具科学与人文双重性,贸易学才有可能完整地揭示当代国际贸易的全部内涵,将国际贸易学研究的手段与目的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国际贸易实践中,诸如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现象才有可能避免,使国际贸易学研究能够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国际贸易学中,数学化与模型以及其各种形式的应用,已经应用越来越广泛。贸易学科学化的今天,数学工具的运用使国际贸易理论得到了全新的解释,使国际贸易在实务领域焕发出生机,表现出了科学化的优势,即数学语言使贸易理论的表达变得严谨、清晰,数学法促进了国际贸易学的科学化,数学方法会促进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然而一些国际贸易学家热衷于对片面的形式化和模型化进行追捧,通过数学方式将国际贸易学变成像“科学”。认为如果不用数学模型的方法研究贸易学就不够“科学”、“规范”。国际贸易学研究中常常以应用数学工具的程度作为贸易学研究水平的标志。但过度的科学化会使国际贸易学陷入僵局。首先,国际贸易学具有的不确定性特征不适合完全数学化。其次,国际贸易学数学化发展的认识论反思。再次,数学化使国际贸易学陷入了模型化与现实性冲突的困境。这些缺陷虽然在某些方面体现比较明显,但是贸易学的科学化确实对贸易的进步起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在贸易学的人文化方面,环境资源保护概括了保护生态、防治和减少环境污染；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等。在动物福利上,使动物能够活得舒适,并为动物做好防疫工作,并给动物们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活动空间。同时贸易学对个体的人文关怀即人权保护、劳工保护等做了研究,并对国家间的人文体现等具体表现进行逐一分析。通过对这些贸易人文化现象了解,认识到国际贸易人文化已经作为一种趋势发展起来,并在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国际贸易人文化使国际贸易理论基础发生动摇。传统国际贸易学研究的是片面追求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片面的把经济贸易等问题量化,不考虑其本质。贸易学的人文化发展就是对这种功利主义的有力批判。国际贸易学的人文化也对贸易学的完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利用人文贸易,凭借本国优势设置重重障碍,形成新一轮的贸易保护,被称为“新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是相对于传统贸易保护而言的,指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的全球化促成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形成。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为核心的多种新型贸易壁垒,阻碍了国际商品的自由流动和国家间贸易的自由进行。这种利用人文贸易而形成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可以说是人文贸易应用上的一个污点,它在使各国的利益评价标准逐步趋向统一的同时,也使国际贸易的目标和规范逐步偏离公平而走向歧视,并成为了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一种工具。贸易的人文化不仅使经济学的理论层面产生了动摇,对传统贸易对环境资源和社会财富之间的关系等产生质疑,同时贸易的人文化对多边贸易来说是挑战,它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中国要从立法上着手,对我国相关产业进行严加控制,推动我国国际贸易相关指标的标准化,有效避免技术壁垒；提高贸易学中的科技因素,实施科技兴贸。对人的劳动环境和标准等进行相对改善,使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同时对贸易的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加大服务贸易的比重,抢占国际上的绿色市场；对企业的自身价值进行提升,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提高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实施品牌效应,同时对国际相关认证进行研究,并加强自身产品的附加价值；最后要注意搭建一个通畅的信息平台,让国际相关标准能够及时的进入国内,使企业对国际形势迅速做出反应。本文重温了马克思的贸易观,以此为主要视角,审视当今世界的各种贸易问题,尤其是强调对现有的贸易理论的进一步探讨。在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观及以人为本的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对于反思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GDP发展观等,无疑兼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致力于对贸易观的科学化和人文化的综合研究,对传统的片面科学贸易观和人文贸易观有所评判,力图实现中国当代贸易学研究的科学化与人文化的有机统一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历尽沧桑,国际贸易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直没有得到科学和人文的综合审视。本文尝试以人文思想为指导探讨科学贸易观,力争为贸易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数学化: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数学化: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思想及其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数学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数理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相关概述 |
| 2.1.1 数理分析基本概述 |
| 2.1.2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数理分析 |
| 2.1.3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数理特性 |
| 2.2 马克思数学研究的进阶路径 |
| 2.2.1 马克思研究数学的根本前提 |
| 2.2.2 马克思研究数学的直接目的 |
| 2.2.3 马克思研究数学的递阶逻辑 |
| 2.3 马克思数学研究的时代贡献 |
| 2.3.1 马克思独创0/0求导法 |
| 2.3.2 马克思合理化微分过程 |
| 2.3.3 马克思突破数学跨越关键理论 |
| 2.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运用数学内在依据 |
| 2.4.1 数学与经济学结合的发展必然 |
| 2.4.2 数理分析抽象理论的基本方法 |
| 2.4.3 数理逻辑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 |
| 小结 |
| 第3章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数理分析及其发展 |
| 3.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数理思想 |
| 3.1.1 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数理思想 |
| 3.1.2 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数理思想 |
| 3.1.3 货币的起源与价值形式数理思想 |
| 3.1.4 价值规律与商品拜物教数理思想 |
| 3.2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经典数理表达 |
| 3.2.1 经典劳动价值论的假设前提 |
| 3.2.2 经典劳动价值论的数理分析 |
| 3.2.3 经典劳动价值论的数理模型 |
| 3.3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数理解析 |
| 3.3.1 劳动价值论数理模型的解析发展 |
| 3.3.2 劳动价值论数理方法的问题辩难 |
| 3.3.3 劳动价值论数理分析的现代重构 |
| 小结 |
| 第4章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数理分析及其发展 |
| 4.1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数理思想 |
| 4.1.1 货币转化为资本数理思想 |
| 4.1.2 剩余价值生产数理思想 |
| 4.1.3 资本主义工资实质和形式数理思想 |
| 4.2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经典数理表达 |
| 4.2.1 经典剩余价值论的假设前提 |
| 4.2.2 经典剩余价值论的数理分析 |
| 4.2.3 经典剩余价值论的数理模型 |
| 4.3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数理解析 |
| 4.3.1 剩余价值论数理模型的解析发展 |
| 4.3.2 剩余价值论数理方法的问题辩难 |
| 4.3.3 剩余价值论数理分析的现代重构 |
| 小结 |
| 第5章 再生产理论与转形问题数理分析及其发展 |
| 5.1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转形问题数理思想 |
| 5.1.1 资本循环和周转数理思想 |
| 5.1.2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数理思想 |
| 5.1.3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数理思想 |
| 5.1.4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数理思想 |
| 5.1.5 借贷资本和资本主义地租数理思想 |
| 5.2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转形问题经典数理表达 |
| 5.2.1 经典再生产理论与转形问题的假设前提 |
| 5.2.2 经典再生产理论与转形问题的数理分析 |
| 5.2.3 经典再生产理论与转形问题的数理模型 |
| 5.3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转形问题数理解析 |
| 5.3.1 再生产理论与转形问题数理模型的解析发展 |
| 5.3.2 再生产理论与转形问题数理方法的问题辩难 |
| 5.3.3 再生产理论与转形问题数理分析的现代重构 |
| 小结 |
| 第6章 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 |
| 6.1 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 |
| 6.1.1 科学看待数学工具对学术研究的能动作用 |
| 6.1.2 全面认识数理分析对理论发展的重要价值 |
| 6.1.3 辩证分析国外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演进逻辑 |
| 6.2 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科学性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政治性 |
| 6.2.2 深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学理性 |
| 6.2.3 夯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基础性 |
| 6.3 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解释力 |
| 6.3.1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问题导向 |
| 6.3.2 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应用领域 |
| 6.3.3 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理论体系 |
| 6.4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基本路径 |
| 6.4.1 创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数理分析研究 |
| 6.4.2 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基本原则 |
| 6.4.3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方法体系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论法教义学的科学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进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进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规范意旨 |
| 2.1 法教义学概念的界定 |
| 2.1.1 法教义学的涵义:作为法律解释与适用的实践学科 |
| 2.1.2 法教义学的边界 |
| 2.1.3 法教义学的任务与功能 |
| 2.2 科学性概念之厘定 |
| 2.2.1 科学性的载体:作为典范知识的科学 |
| 2.2.2 科学性的涵义:科学的本质属性 |
| 2.2.3 科学性的两个领域:“广义科学”与“狭义科学” |
| 2.3 法教义学科学性命题的意涵 |
| 2.3.1 作为“科学范式”的法教义学的科学性 |
| 2.3.2 作为“广义科学”的法教义学的科学性 |
| 第3章 法教义学的科学性:体系科学视域下的肯定 |
| 3.1 历史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承认 |
| 3.1.1 法教义学是一门历史科学 |
| 3.1.2 法教义学作为历史科学的科学性 |
| 3.1.3 法教义学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 |
| 3.1.4 本节小结 |
| 3.2 概念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确信 |
| 3.2.1 法教义学是一门形式科学 |
| 3.2.2 法教义学作为形式科学的科学性 |
| 3.2.3 法教义学作为形式科学的方法论 |
| 3.2.4 本节小结 |
| 3.3 耶林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可 |
| 3.3.1 反思实证主义需要科学的法教义学 |
| 3.3.2 社会现实需要科学的法教义学 |
| 3.3.3 科学的法学需要科学的法教义学 |
| 3.3.4 本节小结 |
| 第4章 法教义学的科学性:实证科学视域下的否定 |
| 4.1 基尔希曼对法教义学科学性主张的批判 |
| 4.1.1 实在法的变动性与主观性 |
| 4.1.2 实在法桎梏了法教义学 |
| 4.1.3 法教义学摧毁了实在法 |
| 4.1.4 本节小结 |
| 4.2 自由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质疑 |
| 4.2.1 法教义学不符合实证主义的科学标准 |
| 4.2.2 “书本上的法”脱离现实 |
| 4.2.3 作为实践学科的法教义学只是技艺 |
| 4.2.4 本节小结 |
| 4.3 纯粹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否认 |
| 4.3.1 法教义学不是科学 |
| 4.3.2 纯粹法学的法科学理论 |
| 4.3.3 纯粹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认识的启示 |
| 第5章 法教义学的科学性:价值科学视域下的重新肯定 |
| 5.1 利益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尊重 |
| 5.1.1 法教义学是一门应用科学 |
| 5.1.2 法教义学作为应用科学的科学性 |
| 5.1.3 法教义学作为应用科学的方法论 |
| 5.1.4 本节小结 |
| 5.2 新康德主义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辩护 |
| 5.2.1 法教义学是一门文化科学 |
| 5.2.2 法教义学作为文化科学的科学性 |
| 5.2.3 法教义学作为文化科学的方法论 |
| 5.2.4 本节小结 |
| 5.3 评价法学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肯认 |
| 5.3.1 法教义学是一门(价值)评价的科学 |
| 5.3.2 法教义学作为(价值)评价科学的科学性 |
| 5.3.3 法教义学作为(价值)评价科学的方法论 |
| 5.3.4 本节小结 |
| 5.4 拉伦茨对基尔希曼“批判”的批判 |
| 5.4.1 法律解释需要科学的方法 |
| 5.4.2 法律“续造”与体系化需要科学的方法 |
| 5.4.3 规范社会生活需要科学的法教义学 |
| 5.4.4 本节小结 |
| 5.5 其他法理论对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同 |
| 5.5.1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同:法律诠释学理论 |
| 5.5.2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同:法律真理的“共识论” |
| 5.5.3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认同:法律论证理论 |
| 第6章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再认识 |
| 6.1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内涵之一:客观性 |
| 6.1.1 法教义学本体论维度的客观性 |
| 6.1.2 法教义学认识论维度的客观性 |
| 6.1.3 法教义学价值论维度的客观性 |
| 6.2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内涵之二:可检验性 |
| 6.2.1 规范的可检验性 |
| 6.2.2 论证的可检验性 |
| 6.2.3 案例的可检验性 |
| 6.3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内涵之三:体系性 |
| 6.3.1 概念规范的体系性 |
| 6.3.2 法律解释的体系性 |
| 6.3.3 价值判断的体系性 |
| 6.4 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内在逻辑 |
| 6.4.1 客观性表征法教义学科学性的目的 |
| 6.4.2 可检验性表征法教义学科学性的方法 |
| 6.4.3 体系性表征法教义学科学性的路径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科学技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和重难点 |
| 第2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科学技术思想的提出背景 |
| 2.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科学技术思想的时代背景 |
| 2.1.1 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
| 2.1.2 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发展 |
| 2.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科学技术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2.1 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见解 |
| 2.2.2 对形而上学自然观和“机械的”自然观的批判 |
| 第3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关于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要素分析 |
| 3.1 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因素和功能性因素 |
| 3.1.1 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因素:社会生产实践 |
| 3.1.2 科学技术发展的功能性因素:解释、说明和预言 |
| 3.2 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首要外部要素: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
| 3.2.1 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因素 |
| 3.2.2 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意识形态因素 |
| 3.3 科学技术发展的主体因素 |
| 3.3.1 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家 |
| 3.3.2 直接参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家、发明家 |
| 3.3.3 直接接触科学技术的工人等普通劳动者 |
| 3.4 科学技术的科学研究方法 |
| 3.4.1 科学假说 |
| 3.4.2 科学抽象 |
| 3.4.3 数学方法 |
| 3.4.4 科学实验 |
| 第4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
| 4.1 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特点 |
| 4.1.1 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 |
| 4.1.2 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 |
| 4.2 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 |
| 4.2.1 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 |
| 4.2.2 科学技术在生产关系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
| 4.2.3 科学技术在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
| 4.3 科学技术产生的负面影响 |
| 4.3.1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科技异化批判 |
| 4.3.2 科学技术水平本身的限制——“科技万能论”批判 |
| 4.4 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
| 4.4.1 科学技术发展要与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 |
| 4.4.2 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
| 第5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科学技术思想的当代价值 |
| 5.1 为我国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理论指南 |
| 5.1.1 重视科学技术研究方法 |
| 5.1.2 正确对待科技创新的主体 |
| 5.1.3 利用资本促进科学技术进步 |
| 5.2 对我国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现实启示 |
| 5.2.1 加强科学技术人才培养,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
| 5.2.2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打造新型经济增长点 |
| 5.2.3 开展国际合作攻克科学技术难关为人类谋福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布尔逻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第1章 引言 |
| 1.1 布尔逻辑着作概述 |
| 1.2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3 关于布尔逻辑思想的主要问题 |
| 1.4 本文的预期目标和基本内容结构 |
| 第2章 布尔逻辑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1 社会和文化背景 |
| 2.1.1 哲学追寻知识基础的传统及经院逻辑的困境 |
| 2.1.2 对经院逻辑问题的讨论 |
| 2.2 归纳科学与形式科学的兴起 |
| 2.2.1 斯图尔特与惠特利的努力 |
| 2.2.2 汉密尔顿的逻辑取向 |
| 2.3 运算符号化与数学现实主义 |
| 2.3.1 伍德豪斯和运算逻辑 |
| 2.3.2 皮考克和符号运算属性的合法化 |
| 2.4 布尔对知识基础的思考 |
| 2.5 小结 |
| 第3章 布尔对亚氏形式逻辑的改造 |
| 3.1 布尔逻辑思想的命题取向 |
| 3.1.1 布尔关于“类”的解释 |
| 3.1.2 命题的表达和解释 |
| 3.1.3 命题的转换 |
| 3.1.4 假言命题的代数方程表示 |
| 3.2 布尔的逻辑符号思想及其应用 |
| 3.2.1 逻辑符号的建立 |
| 3.2.2 符号推理的基本原则 |
| 3.2.3 逻辑方程的解释 |
| 3.2.4 命题的分类与命题关系 |
| 3.2.5 消除法在扩展中的应用 |
| 3.2.6 X~2=X规则的解释 |
| 3.3 布尔逻辑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
| 3.3.1 布尔逻辑思想的算法情节 |
| 3.3.2 布尔关于分析的一般方法 |
| 3.4 小结 |
| 第4章 布尔的推理有效性概念及其辩护 |
| 4.1 布尔的推理有效性概念 |
| 4.1.1 亚氏逻辑的推理有效性概念 |
| 4.1.2 可演绎性作为有效性概念的一种有限制的说明 |
| 4.1.3 布尔的无效推理标准 |
| 4.2 布尔逻辑代数对时间的分析 |
| 4.2.1 次生命题的时间解释 |
| 4.2.2 逻辑方程的解读 |
| 4.2.3 逻辑变量的性质 |
| 4.2.4 逻辑变量的处理 |
| 4.2.5 次生命题的简化处理 |
| 4.3 小结 |
| 第5章 布尔逻辑思想的哲学意蕴 |
| 5.1 布尔逻辑的认识论基础 |
| 5.1.1 西方哲学传统背景下的布尔逻辑 |
| 5.1.2 布尔逻辑的语言哲学预设 |
| 5.1.3 布尔关于逻辑回归哲学的立场 |
| 5.2 布尔逻辑的本体论预设 |
| 5.2.1 布尔逻辑的普遍性诉求 |
| 5.2.2 布尔逻辑的逻辑一元论取向 |
| 5.3 布尔逻辑的科学哲学取向 |
| 5.3.1 统一、和谐和秩序 |
| 5.3.2 布尔逻辑关于先验性的预设 |
| 5.4 小结 |
| 第6章 布尔逻辑思想评价 |
| 6.1 布尔逻辑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
| 6.1.1 布尔逻辑思想的形式逻辑贡献 |
| 6.1.2 耶文斯和文恩对布尔逻辑代数的推进 |
| 6.1.3 施罗德和皮尔斯对布尔逻辑代数思想的完善 |
| 6.2 布尔逻辑思想的当代价值 |
| 6.2.1 现代逻辑视野下布尔逻辑的立场 |
| 6.2.2 布尔与弗雷格的逻辑思想比较 |
| 6.3 布尔逻辑系统中的辩证法思想 |
| 6.4 小结 |
| 第7章 总结和展望 |
| 7.1 本文的主要工作和创新之处 |
| 7.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国外人名翻译目录 |
| 专业术语译名表 |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5）柯瓦雷的科学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情况及其评述 |
| 1.2.2 国内研究情况及其评述 |
| 1.3 创新之处 |
| 1.4 基本框架 |
| 第2章 柯瓦雷科学编史学的哲学基础 |
| 2.1 本体论: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实在论 |
| 2.2 核心原则:人类思想的统一性 |
| 2.3 方法论之一:概念分析法 |
| 2.4 方法论之二:对错误与失败的重视 |
| 2.5 对阿伽西论题与斯顿普论题的反驳 |
| 2.5.1 对阿伽西论题的反驳 |
| 2.5.2 对斯顿普论题的反驳 |
| 第3章 柯瓦雷论科学革命的本质 |
| 3.1 “科学革命”的概念 |
| 3.1.1 “科学革命”与“[诸]科学革命” |
| 3.1.2 柯瓦雷与“科学革命”的概念 |
| 3.2 柯瓦雷对科学革命本质的各种描述 |
| 3.2.1 宇宙(cosmos)的解体与空间的几何化 |
| 3.2.2 自然的数学化与科学的数学化 |
| 3.2.3 从“近似”的世界到精确的宇宙 |
| 3.2.4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
| 3.2.5 各种描述之间的关系 |
| 第4章 柯瓦雷对近代科学起源的连续论解释的反驳 |
| 4.1 迪昂的连续性解释以及柯瓦雷的反驳 |
| 4.1.1 迪昂论题 |
| 4.1.2 柯瓦雷对迪昂论题的反驳:概念分析法的运用 |
| 4.2 克隆比的连续性解释以及柯瓦雷的反驳 |
| 4.2.1 克隆比论题 |
| 4.2.2 柯瓦雷对克隆比论题的反驳:反对方法 |
| 4.3 柯瓦雷是否向连续论让步? |
| 4.3.1 斯顿普的解读:柯瓦雷晚年的转变 |
| 4.3.2 对斯顿普解读的反驳 |
| 第5章 柯瓦雷对科学革命的实证主义解释的反驳 |
| 5.1 对科学革命的经验主义解释的反驳 |
| 5.1.1 对培根的负面评价 |
| 5.1.2 科学革命不是经验对理性的胜利 |
| 5.1.3 实验在科学革命中作用甚微 |
| 5.1.4 对“天文学革命”的非经验主义解释 |
| 5.2 对科学革命的工具主义解释的反驳 |
| 5.2.1 科学革命不是用“如何”(how)取代“为何”(why) |
| 5.2.2 对牛顿的工具主义解释的反驳 |
| 第6章 柯瓦雷对科学革命的社会学解释的反驳 |
| 6.1 关于科学革命的社会学解释的两种观点 |
| 6.1.1 赫森论题: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之争的由来 |
| 6.1.2 奥尔什基—齐尔塞尔论题:科学革命的工匠传统 |
| 6.2 柯瓦雷对外部主义解释的反驳 |
| 6.3 对柯瓦雷内部主义形象的扞卫 |
| 6.3.1 埃尔卡纳论题 |
| 6.3.2 对埃尔卡纳论题的反驳 |
| 第7章 柯瓦雷对科学革命中心人物伽利略的研究及其争议 |
| 7.1 柯瓦雷与伽利略的柏拉图主义 |
| 7.1.1 柯瓦雷对伽利略的柏拉图主义解释 |
| 7.1.2 后人的批判与辩护 |
| 7.2柯瓦雷与伽利略的实验 |
| 7.2.1 柯瓦雷论伽利略的思想实验 |
| 7.2.2 后人的批判与辩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精神现象学视野中科学进化的自组织原理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来源及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课题的来源及研究背景 |
| 1.1.2 课题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复杂性与科学知识 |
| 1.2.2 复杂性与科学系统 |
| 1.2.3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精神现象学的时间与进化 |
| 2.1 从共时结构到历时演化 |
| 2.1.1 共时结构下的形式逻辑 |
| 2.1.2 历时演化里的辩证逻辑 |
| 2.1.3 从共时结构到历时演化 |
| 2.2 从意识演化到知识演化 |
| 2.2.1 主体与客体的互动 |
| 2.2.2 绝对精神的物质化与现实化 |
| 2.2.3 知识演进的路径依赖 |
| 2.3 意识世界的螺旋式上升 |
| 2.3.1 正题与对现实性的肯定 |
| 2.3.2 反题与对批判性的认同 |
| 2.3.3 合题的统摄与整合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学系统的共时结构 |
| 3.1 三螺旋结构 |
| 3.1.1 数学化表征 |
| 3.1.2 哲学的本体论承诺 |
| 3.1.3 发现型实验 |
| 3.2 作为科学进化自组织原理的协同学 |
| 3.2.1 复杂性科学 |
| 3.2.2 绝热消去原理和最大信息原理 |
| 3.2.3 数学的序参量效应 |
| 3.3 科学系统中的序参量 |
| 3.3.1 数学作为设计宇宙的原则 |
| 3.3.2 数学化表征的初探 |
| 3.3.3 数学化表征的确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科学系统的历时演化 |
| 4.1 从伽利略到牛顿 |
| 4.1.1 近代科学的产生 |
| 4.1.2 科学演化的强纲领命名 |
| 4.2 科学的革命 |
| 4.2.1 突变与科学革命 |
| 4.2.2 科学革命的底层结构 |
| 4.2.3 科学革命与序参量 |
| 4.3 复杂性与哲学整合 |
| 4.3.1 时间与第4 维度 |
| 4.3.2 信念与第5 维度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科学系统的持续进化 |
| 5.1 历史上的三次数学危机与数学的进化 |
| 5.1.1 第一次数学危机与突破直觉主义 |
| 5.1.2 第二次数学危机与突破逻辑主义 |
| 5.1.3 第三次数学危机与突破形式主义 |
| 5.1.4 数学的进化 |
| 5.2 复杂性科学哲学 |
| 5.2.1 科学哲学史上的一次新的整合 |
| 5.2.2 科学系统的共时结构 |
| 5.2.3 科学系统的历时进化 |
| 5.3 科学进化的路径依赖 |
| 5.3.1 从直观主义到理性主义的物理学 |
| 5.3.2 量子力学的进化史 |
| 5.3.3 精神现象学的数学化表征 |
| 5.4 复杂性科学哲学存在的问题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康德数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形而上学中的“数量”概念辩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数量”概念与康德哲学 |
| 1.1 问题的提出:“数量”概念与康德的数学哲学及自然科学哲学 |
| 1.2 康德哲学中“数”、“量”概念的翻译问题 |
| 1.3 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主要章节内容 |
| 第二章 量、时空与纯粹数学问题 |
| 2.1 德对“量”与“时空”概念的早期考察 |
| 2.2 纯粹理性批判》中对量与时空问题的考察 |
| 2.3 量与“纯粹数学”基础问题 |
| 第三章 量的范畴的基本功能及其“自然-数学化”应用 |
| 3.1 量的范畴的一般功能 |
| 3.2 的范畴“自然-数学化”应用的哲学依据 |
| 3.3 的范畴在自然科学哲学中的特殊应用 |
| 第四章 量的范畴结构与度量问题 |
| 4.1 的范畴结构的三重规定 |
| 4.2 的范畴中的“度量”问题 |
| 4.3 德自然科学哲学中的度量概念同黎曼几何中的度量概念的比较 |
| 第五章 数:作为量的概念的图型的哲学性质 |
| 5.1 作为量的概念的图型的哲学性质 |
| 5.2 康德对图型法的“组合论”解释 |
| 5.3 图型论的数学哲学意义 |
| 第六章 量的先验原理及其“数学-物理学”化可能 |
| 6.1 的先验原理作为“数学性”原理同“力学性”原理的基本区别 |
| 6.2 验数学性原理中的“外延量”与“强度量” |
| 6.3 验数学性原理与力学性原理在自然科学哲学中的结合性应用 |
| 结语: 康德数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中的数、量概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基于数学课程知识观的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缘起和目标: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问题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价值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数学课程知识观 |
| 1.3.2 高中数学教科书 |
| 1.3.3 编写策略 |
| 1.4 研究路径及方法 |
| 1.4.1 研究路径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综述和评论:相关研究及其进展 |
| 2.1 关于知识观及数学(知识)观的研究 |
| 2.1.1 关于知识观的研究 |
| 2.1.2 关于数学(知识)观的研究 |
| 2.2 关于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的相关研究 |
| 2.2.1 关于功能目标和编写原则的研究 |
| 2.2.2 关于内容素材和组织呈现的研究 |
| 2.2.3 关于语言图表和教材评价的研究 |
| 2.2.4 关于编辑技术和其他学科的研究 |
| 2.3 关于知识观、数学(知识)观和课程教材关系的研究 |
| 2.3.1 课程和教材对数学(知识)观形成的影响 |
| 2.3.2 课程和教材中的数学(知识)观前提及其体现 |
| 2.3.3 利用课程和教材去培养数学(知识)观的建议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梳理和考察:多维视角的知识观审视及其对数学课程和教科书的影响 |
| 3.1 知识与知识观 |
| 3.1.1 知识 |
| 3.1.2 知识观与认识论、知识论 |
| 3.2 多维视角下的知识观审视 |
| 3.2.1 数学哲学视角下的知识观 |
| 3.2.2 心理学视角下的知识观 |
| 3.2.3 教育学视角下的知识观 |
| 3.3 知识观对数学课程和教科书编写的影响 |
| 3.3.1 从数学哲学视角来看 |
| 3.3.2 从心理学视角来看 |
| 3.3.3 从教育学视角来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厘清和界定:数学课程知识观涵义、图景及其观照下的高中数学教科书 |
| 4.1 数学观与数学知识观辨析 |
| 4.1.1 数学观是有关数学发展的“世界观” |
| 4.1.2 数学知识观是面向数学教育的知识观 |
| 4.2 数学课程知识观的提出及其图景 |
| 4.2.1 数学课程知识观的概念及其特点 |
| 4.2.2 数学课程知识观是知识教育立场的价值综合 |
| 4.2.3 数学课程知识观的理论图景概述 |
| 4.3 数学课程知识观下的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透视 |
| 4.3.1 基于数学课程知识观精选的学科知识 |
| 4.3.2 作为编写策略加工过的课程知识 |
| 4.3.3 借助教科书编写引导数学(知识)观发展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检视和辩驳:数学课程知识观及教科书编写策略的历史存在和现实认同 |
| 5.1 中外教科书里隐匿的数学课程知识观 |
| 5.1.1 以《几何原本》和《九章算术》为例:1949年以前的典型 |
| 5.1.2 以SMP版和人教大纲版为例:1970年前后的典型 |
| 5.1.3 以CPMP版和苏教课标版为例:2000年以来的典型 |
| 5.2 数学课程知识观及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问卷设计 |
| 5.2.1 理论维度设计 |
| 5.2.2 项目鉴别度、信度和效度 |
| 5.3 对中学数学教科书作者的调查 |
| 5.3.1 教科书作者的数学课程知识观 |
| 5.3.2 教科书作者的编写策略认同 |
| 5.3.3 教科书作者的数学课程知识观和编写策略认同的相关研究 |
| 5.4 对高中数学教师的调查 |
| 5.4.1 高中数学教师的数学课程知识观 |
| 5.4.2 高中数学教师的编写策略认同 |
| 5.4.3 高中数学教师的数学课程知识观和编写策略认同的相关研究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反思和建构:数学课程知识观下的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设想 |
| 6.1 数学课程知识观下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的指导思想 |
| 6.1.1 数学教科书应该具有学科性 |
| 6.1.2 数学教科书应该具有教学性 |
| 6.1.3 数学教科书应该具有人文性 |
| 6.2 数学课程知识观下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的具体设想 |
| 6.2.1 经历数学化:衔接知识的结果与过程样态 |
| 6.2.2 揭示潜隐性:兼顾知识的外显与内敛价值 |
| 6.2.3 渗透心理化:整合知识的逻辑和心理顺序 |
| 6.2.4 创设关联性:搭建知识的内部和外部链接 |
| 6.2.5 彰显主体性:协调知识的科学和人文特质 |
| 6.2.6 体现交互性:铺设知识的传授和建构渠道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尝试和探索:基于策略设想编写的3个微型实证研究案例 |
| 7.1 微型实验1:棱柱、棱锥和棱台(课时) |
| 7.1.1 实验设计 |
| 7.1.2 信息处理 |
| 7.1.3 研究启示 |
| 7.2 微型实验2:两个基本计数原理(课时) |
| 7.2.1 实验设计 |
| 7.2.2 信息处理 |
| 7.2.3 研究启示 |
| 7.3 微型实验3:基本不等式(课时) |
| 7.3.1 调查设计 |
| 7.3.2 信息处理 |
| 7.3.3 研究启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和展望:结论、不足及前景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附录1 数学课程知识观调查问卷 |
| 附录2 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认同调查问卷 |
| 附录3 棱柱、棱锥和棱台(静态陈述式) |
| 附录4 棱柱、棱锥和棱台(动态发生式) |
| 附录5 棱柱、棱锥和棱台(测试问卷) |
| 附录6 两个基本计数原理(旁观式) |
| 附录7 两个基本计数原理(参与式) |
| 附录8 两个基本计数原理(测试问卷) |
| 附录9 基本不等式(孤立式) |
| 附录10 基本不等式(关联式) |
| 附录11 基本不等式(访谈问卷)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实证方法的理论反思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主要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以往研究简评 |
| 第三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问题 |
| 一、在经验基础上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必要性 |
| 二、重视经验不等于经验主义 |
| 第四节 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 一、拜物教的含义 |
| 二、实证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 第五节 研究的主题和基本思路 |
| 一、论文主题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主要方法 |
| 四、基本思路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篇 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及西方经济学实证方法的随附性 |
| 第二章 ：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与实践原则差异及其经验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与规范原则探源 |
|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原则问题 |
| 二、实证与规范都无法涵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原则 |
| 三、以实证-规范方法的原则区分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归类的不合理性 |
| 第二节 经济学方法论实践原则与实证原则的基本分野 |
|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原则 |
| 二、经济学方法的实践原则与实证原则的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与实践原则的经验差异 |
| 一、工人阶级的生成性经验 |
| 二、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经验的即成性 |
| 三、不同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差异 |
| 第三章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及其随附性困境 |
| 第一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 |
| 一、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科学错觉 |
| 二、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嬗变 |
| 第二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自然科学方法随附性 |
| 一、经济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早期借鉴 |
| 二、经济学方法的自然科学转向 |
| 三、经济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随附 |
| 四、经济学方法对证伪主义的随附 |
| 第三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随附性困境 |
| 一、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困境 |
| 二、依附主体的选择困境 |
| 三、论证过程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篇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 |
| 第四章 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经验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内涵 |
| 一、经济学家鲁滨逊情结的孤立化方法意义 |
| 二、经济学孤立化方法的还原论含义 |
| 三、鲁滨逊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体现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经验基础 |
|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孤立化研究的经验论基础 |
| 二资产阶级孤立化的现实经验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孤立化研究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 一、孤立化方法的缺陷及其实质 |
| 二、西方经济学孤立化方法的拜物教性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 |
| 第一节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历史演进 |
| 一、经济学的数学性 |
| 二、经济学和数学的早期呼应 |
| 三、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全面探索时期 |
| 四、经济学研究的数学方法全面运用时期 |
| 第二节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内在依据 |
| 一、经济学数学化的内在依据 |
| 二、数学化是西方经济学根据资产阶级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结果 |
| 第三节 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 |
| 一、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技术中介 |
| 二、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基础 |
| 三、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经验探索 |
| 四、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
| 五、经济学数学化研究的拜物教性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篇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反思与变革 |
| 第六章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反思与局限 |
| 第一节 计量经济学对孤立化研究的反思与局限 |
| 一、偏微分的孤立化方法论含义 |
| 二、偏微分计量经济学运用的孤立化性质分析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人与人关系研究的转换方法 |
| 一、西方经济学人与人关系研究的转换方法 |
| 二、囚徒困境人与人关系研究的既有缺陷及其拜物教性质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功能转向及其局限 |
| 一、弗里德曼实证方法的功能转向 |
| 二、弗里德曼方法论观点的反思意义 |
| 三、弗里德曼实证方法预测的局限 |
| 四、弗里德曼实证方法预测失准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变革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思考 |
| 第一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变革的原则和方向 |
| 一、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既有局限 |
| 二、把经济学实证方法建立在科学的经验之上 |
| 三、把经济学实证方法融入到实践原则之中 |
| 第二节 经济学实证方法预测功能的基础 |
| 一、现有经济学实证方法预测功能的不足 |
| 二、马克思未来研究方法论的基本命题 |
| 第八章 诺斯的暗示和罗素的期待：中国经济走向启示录 |
| 第一节 诺斯的暗示及其理论实质 |
| 一、诺斯的暗示 |
| 二、非人格化交换的含义 |
| 三、非人格化交换经济形态的实质 |
| 第二节 罗素的期待及其启示 |
| 一、罗素的期待 |
| 二、诺斯的暗示与罗素期待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国际贸易学：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问题的解决依据 |
| 1.2.1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
| 1.2.2 经济学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
| 1.2.3 马克思的贸易学观 |
| 2 当代国际贸易学的科学化倾向 |
| 2.1 国际贸易学科学化的表现 |
| 2.1.1 数学工具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的运用 |
| 2.1.2 数学工具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运用 |
| 2.1.3 数学工具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应用 |
| 2.1.4 其他科学方法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 |
| 2.2 国际贸易学科学化的影响 |
| 2.2.1 国际贸易学科学化的积极影响 |
| 2.2.2 国际贸易学科学化所带来的科学主义的局限性及其原因 |
| 3 当代国际贸易学的人文化趋势 |
| 3.1 当代国际贸易学的人文化表现 |
| 3.1.1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上的人文保护 |
| 3.1.2 法律中的人文关怀 |
| 3.1.3 国家问的道义观 |
| 3.2 当代人文贸易中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
| 3.2.1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 |
| 3.2.2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问题 |
| 3.3 当代国际贸易学人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 |
| 3.3.1 国际贸易学人文化对国际贸易基础的动摇 |
| 3.3.2 国际贸易学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消极作用 |
| 3.3.3 加强了国际贸易学科学化与人文化的融合 |
| 4 当代中国国际贸易学中科学化和人文化统一 |
| 4.1 当代中国国际贸易学中科学化与人文化统一的现状、问题 |
| 4.1.1 当代中国国际贸易学中科学化与人文化统一的现状 |
| 4.1.2 当代中国国际贸易学中科学化与人文化统一面临的问题 |
| 4.2 我国国际贸易学中科学化与人文化统一的对策 |
| 4.2.1 推动国际贸易指标建立,规避技术壁垒 |
| 4.2.2 实施科技兴贸战略,重视高科技以及人的因素 |
| 4.2.3 绩效考核与人力资源管理 |
| 4.2.4 搭建进口促进平台 |
| 4.2.5 改善贸易生态效益 |
| 5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数学化: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思想及其发展研究[D]. 刘雷. 吉林大学, 2021(01)
- [2]论法教义学的科学性[D]. 冯雷. 辽宁大学, 2021(02)
-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科学技术思想研究[D]. 吴萍. 兰州理工大学, 2020(12)
- [4]布尔逻辑思想研究[D]. 王春丽. 西南大学, 2020(01)
- [5]柯瓦雷的科学革命观研究[D]. 黄河云. 湘潭大学, 2019(02)
- [6]精神现象学视野中科学进化的自组织原理探析[D]. 张婷玉.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2)
- [7]康德数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形而上学中的“数量”概念辩正[D]. 刘顺来.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8]基于数学课程知识观的高中数学教科书编写策略研究[D]. 胡晋宾.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5)
- [9]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经验基础及其拜物教性质[D]. 梁建洪. 南开大学, 2013(07)
- [10]国际贸易学：科学与人文的统一[D]. 孙博.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