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外国官员考试制度中的几个相关问题

一、论唐代流外官考课制度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杨文娜^[1]（2020）在《唐代考功郎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唐代考功郎中从五品上,与下属员外郎共掌全国文武百官考课,尚书省65位省郎中居于前行地位,在唐代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过往研究中,学者或将其纳入整个考课制度中作整体的讨论,或是将其看作尚书省诸郎官之一员,利用出土材料加以订正,这一职官的演变细节及其政治作用未能受到足够关注。鉴于此,文章对唐代考功郎中的设置、职责、选任与迁转进行了详细考察。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中央负责考课复核的官员发生了从丞相到考功郎的转变,发展到唐时考功郎中与员外郎分判京官和地方官考课。在唐代不同时期,考功郎中具体职责不同。高祖朝曾主持科举考试,太宗朝以后考功郎中主要判京官考课与审核官员行状。唐中叶以后,考功郎中兼史馆修撰、知制诰、充翰林学士等使职,权责范围进一步扩大。考课关乎官员的黜陟与俸禄,考功郎中执其事,堪当此职者必须拥有才行忠信、品格方直、不畏权贵等品质,其选任经过宰相荐举、皇帝首肯、中书门下联署制文方可除授。在劳格、赵钺与张忱石所收集的111位考功郎中的基础上,本文新补遗柴宪、吕讷、冯用之、蒋洌4位考功郎中。据不完全统计,115名任职者中迁入官可考者47人,以尚书省各司员外郎、后行郎中、地方刺史为主。迁出官可考者49人,以中书省的中书舍人,门下省的给事中、谏议大夫,尚书省的前行郎中为主。若出为地方官,则很难再任京官,这体现了考功郎中在职官序列中严格的迁转次序。唐后期的考功郎中与唐前期相比,出现了在任时间较短、迁转速度加快的现象。

颜程龙^[2]（2020）在《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文中认为以政治制度的视角审视文学的发展,是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唐代作为中古时期士族文学的典型时代,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士大夫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传播者,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同时,士大夫阶层牢牢地掌握的文化的武器,在参与政治的变革当中,展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这种政治与文学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仕途,进而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思想演变和创作心态。本文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讨论唐代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在复杂的政治文化当中认识中国的文人与文学。本文在详细考察唐代郎官基本制度基础之上,以文史结合的方法,探究唐代士人群体任职郎官的具体活动,以及相关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其中典型代表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受郎官职任对其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之上,评判郎官制度对唐代文人诗歌创作和诗歌技艺具体影响,并依托郎官制度的演变,从全新的视角审视唐代诗风的转变和诗歌的传播。第一章对唐代郎官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认识郎官“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把握郎官制度在唐代之前与取士制度的关系,分析郎官作为唐王朝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和左右司正副长官的具体职掌,理解“前后行”郎官的高低不一的政治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认识郎官群体“清要之位”的政治地位和“颁令节制”的政务运行机制。同时,尝试运用动态分析认识唐代中后期郎官逐渐明晰的使职化特征及其文人属性。第二章从郎官的职任和迁转途径入手,分析作为重要中央官僚群体的郎官,其职任和迁转特点,梳理其制授和敕授的历史脉络,探究郎官职任的过渡性、多次性、多样性特征。在此基础之上,探究郎官职任的文学素养要求,以及这种文学素养要求的原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郎官的文学素养,是一个集合儒家经学、吏能之才、人文品格、文辞修养等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素养,这是郎官群体与文学发生关系的体制因素。此章,着重探讨了唐代士人群体的郎官意识,郎官的才具意识,“赤墀”意识,迁转要津的意识,不仅令郎官群体有一种文人的骄傲,同时也促使郎官群体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郎官知制诰所要求的的文学修养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也起了很多有价值的影响。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分析郎官群体职司活动与文学的关系。郎官作为“清要”之位的中央重要文官群体,在尚书省“上承君命,下行百司”的地位中,其颁令节制的政务特色对文学创作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郎官群体在尚书省六部的具体职司当中,与唐代科举、吏部铨选等职司活动具有天然的联系。尤其是考功员外郎在初盛唐时期知贡举之权,对进士科的考试科目多有改革,加试杂文和帖经,其中杂文含有诗赋,促使了民间对诗赋的重视,营造了唐人诗的氛围。同时,郎官也利用其职务之便,对其时代的文风革新施加影响,对诗风的变化也多有助益。郎官群体在中唐以后经常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也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现象,尤其是元、白二人的郎官经历与制诰文体的改革,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对研究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开拓了思路。第四章在前三章的梳理之上,分析郎官群体诗歌创作的具体分类。一是由于“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及在尚书省处理政务的特点,在唐王朝重要的中央政务活动当中,郎官创作的诗歌,典型之作乃是应制奉和类型的诗歌。初盛唐时期应制奉和诗歌的流变,离不开郎官诗人的努力,其中以沈、宋和张九龄为代表。但应制奉和诗歌也有变化。初唐时期的应制奉和诗是典型的宫体诗,辞采华丽,诗境促狭;盛唐时期张九龄之后有所变化,加入了气象宏阔、天然壮丽的作品;中晚唐时期由于郎官参政力度的消减,其应制奉和诗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而且题材狭隘,风格呆板滞重。二是由于郎官作为生活在朝廷左近的一个自我认同感很强的群体,其在彼此交往之间,或者与其他文士唱和之间,酬答唱和类型的诗歌屡见不鲜,他们在有所归属的地位中展示着自己风流儒雅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士人责任感意识很强的诗人如做过郎官之位的张籍与元白之间的酬答唱和,实乃继承了现实主义体裁类型的诗歌,同时推动了新乐府诗歌的发展。其唱和之作,不仅促进了中唐时期诗文的革新,同时也促进了郎官诗人的诗歌在士人群体当中的传播。三是郎官由于宿直禁中的特有生活,创作了富有鲜明职务特色的“寓直”类型的诗歌。探讨其寓直诗歌的环境描写、生活描写、心态描写、风格特征,对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郎官诗人职任环境和创作心态多有助益。第五章从宏观层面论析唐代郎官制度以及郎官群体对诗歌发展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唐代郎官诗歌对唐诗意象的丰富,如郎官“上应列宿”的意识,对职任周边事物的意象化描述、对未来人生期望的意象,都对整个唐诗意象的丰富。二是郎官群体的创作对唐代诗歌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对诗风演变的推动,主要是诗歌技艺的磨练和对诗歌风格的引领。三是发掘和提举唐诗创作新人。因郎官在其处理政务的职司时多有知贡举机会,即使不知贡举,其“清要”的社会地位也令这一群体在“通榜”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们有对唐代诗歌创作新人的提拔和推荐。无论是职司之内利用科举通榜提拔新人,还是在职司之外利用郎官的声望提携后进,都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后继力量。

范冬冬^[3]（2020）在《唐代廉政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廉政问题是每个朝代都存在的问题,先秦时就有民主治吏不治民思想,主张对国家的治理,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在于治理官吏。治理好官吏,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治理的根本在于治官,官吏治理的根本在于防腐。通过对贪污贿赂等权力腐败行为的预防和惩治,来维护国家稳定,政治清明,实现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当下,我国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刑事案件来看,职务犯罪案件仍然占据着很大比重,廉政建设任务依然艰巨。创造了多个盛世景象的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多个领域发展的巅峰时代,其秉持治吏不治民的治国理念,在官吏治理的廉政法律制度方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得失,并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对廉政法律制度进行不断地完善,继承了先秦儒家以民为本、崇尚贤德的思想,坚持依法治吏,同时宣传廉洁从政思想,对官吏进行思想引导;在选官方面坚持以德为主兼顾才能,实行科举制度、荫任制度、荐举制度、南选制度等选拔制度,为国家官吏队伍选拔了大量德才兼备的优秀后备军;在任官方面,坚持任官避亲的原则,以避免亲族之间相互勾结,形成亲族势力,扰乱官吏队伍;在官吏管理方面,实行“四善二十七最”的考课标准,赏罚分明;在官吏监督方面,拥有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监督体系,中央的谏官、弹劾等制度,地方巡察、鞫狱等制度;在惩治的原则上,坚持刑事处罚与非刑事处罚并用的原则、区分监临主守与非监临主守原则、区分公罪与私罪原则、连坐原则。唐代形成了程序规范、内容全面、结构严谨、定罪合理、量刑科学、体系完善的廉政法律制度。作为中国封建廉政法律制度典型代表的唐代廉政法律制度,其产生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发展的巅峰时期,更具有研究和挖掘的价值,但从目前的学术文献来看,对于廉政法律制度的研究,大多都从通史或行政学角度对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整体研究,单单从法学角度进行梳理的较少且对唐代廉政法律制度系统研究缺乏。本文的目的在于,对唐代廉政法律制度从法学角度进行系统梳理,关注唐代廉政法律制度本身、唐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实施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以期从对唐代廉政法律制度的系统梳理、整体把握中,取唐代廉政法律制度之精华,去唐代廉政法律制度之糟粕,从唐代廉政法律制度中获得启迪,以古为今用思想,为现行廉政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价值。

任立尧^[4]（2020）在《唐代文官考课制度缕析》文中提出唐代是中国古代一个兴盛的王朝,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唐代之所以能够在后世各个朝代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离不开其建立的一套完备且系统的政治制度,也正是这些制度为唐代的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唐代文官考课制度是这套政治制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它无论是在唐代的政治制度中还是对于其国家建设与治理中均是意义非凡。有关于唐代文官制度中涉及到考课方面的内容,无论是文官考课制度的确立,亦或是涉及文官考课制度的设计,还是在文官管理过程中考课制度的运用,均要优于唐代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的考课制度。本文旨在从历史的角度着手,通过史料的整理挖掘出唐代文官考课制度特点的,并深入的分析唐代文官考课制度在历史进程中存在的积极作用与历史局限性,以及对唐代包括唐代以后专制历史时期的影响。希望以此来找出唐代文官考课制度有借鉴价值之处,从而达到更好的为中国当代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与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完善提供帮助的目的。

邓雯玥^[5]（2020）在《唐代伎术官的成立》文中研究说明汉代的伎术类官员,存在属官层级空疏、属吏层级细密的特点,魏晋以来佐官乃逐渐完善,至隋唐形成了官员层级合理的伎术局署。隋唐寺监不管局署具体职事,仅在人事上是所统属局署的官长。伎术局署作为层级合理、职能独立的事务性机构趋于成熟,这使得伎术官的“本司迁转”成为可能,亦即本色局署的成熟为伎术官的成立准备了前提。伎术官是唐代新成立的职官类目,成立的关键在于将伎术职官与伎术出身联系起来。唐代以前不存在独立的伎术出身,汉晋以来“方伎为官”的伎术仕途是依附于其他选官途径存在的。真正的伎术出身在唐代才确立,包括无品伎术直、伎术胥吏、伎术学生与伎术举。神功年间厘定伎术官以前,伎术类职官未必授予伎术出身者,其迁转也与常司无异,这一时期的伎术官迁转的特点是局署官的相互迁转,既有非伎术官迁入伎术官者,亦有伎术官迁出非伎术官者,诏书所说的“诸色伎术因荣得官,及其升迁,改从余任”并非突出的矛盾。高武以来,选官员多阙少的矛盾日益凸显,唐廷因此才刻意以出身为基准划定了职官的序列,伎术职官与伎术出身联系起来,伎术官真正形成。伎术官固化为特定选官序列的第一步,是武则天神功元年对伎术出身者迁转的压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伎术出身对“士职”的侵占。第二步则是将伎术官的选官从吏部转授本司长官,这使得伎术官的迁转趋于低落。唐廷又以员外伎术官授予非伎术出身者,选叙考劳不拘伎术官例,试图以此维持正员伎术官作为伎术出身者的任官序列。在中古官制的变迁中,伎术观念的流变为伎术官在唐代的成立确定了观念上的可能性,并框定了官职的大致范围,但伎术官成立的特殊性则主要在于出身与迁转。在唐代,伎术官与伎术出身的结合紧密起来了,伎术官成立为一个相对闭合、自成体系的职官系统。

张林君^[6]（2020）在《唐代监牧奖惩考核机制论略》文中研究指明唐代完备的监牧制度既包括一套机构完整、职责明确、层级分明的职官体系,亦包括一套领导有序、奖惩分明、以律令为支撑的考核机制,二者共同构成唐代监牧机构高效运转的制度保证。奖惩考核律令严格要求并从制度上保证了各级官吏与底层牧子恪尽职守,在牲畜合法的损耗之外有繁衍过剩,则逐级奖励,若亡失超标、课税不足与饲养失职等情形发生,则予以细致量刑定罪。严密周详的奖惩考核机制有效约束饲牧行为的同时,也从制度层面规范了赏罚处置办法,从而促进了唐代马政的高效发展。

闫章虎^[7]（2019）在《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出发,对唐代书法史进行深入考察,旨在揭示唐代书法史与政治制度相关的那一层面。基于这种观察视角,本文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讨论。根据论述主题,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揭示了唐代书法的“政治属性”,并考察唐代国家典仪中的书法因素,分析书法活动及相关书迹背后的政治意涵,解读它们在处理政治关系、维护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第二部分,论文从文书行政的角度出发,思考唐代铨选制度中为何会设置“楷法遒美”及“工书”这两个关于书法的标准,探究“楷法遒美”与“工书”的具体内涵并梳理它们和唐代书法史的关系。基于以上讨论,这一部分还对“书判拔萃科”中“书判”的具体所指进行了考证。论文第三部分重点讨论凭借书法技艺为皇室服务的翰林书待诏,对这一群体的性质、供职模式、工作内容、选拔方式、仕途、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结合传世及新出石刻资料,考察唐代宫廷书法对翰林书待诏书法的影响,以及书待诏书法的群体性特征。第四部分关注的则是在行政及文馆机构中供职的文书吏、楷书手、书直等群体,揭示他们在当时整体制度框架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所承担的不同职能。并结合敦煌文献及吐鲁番文书,从职能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书法特征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研究的是唐代的“书法教育制度”,这一部分的目的不是对相关制度进行全面介绍,而是重在分析这些“书法教育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以及对唐代书法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除侍书之外,书学、弘文馆等机构在唐代书法史上所起的作用明显被夸大了。

张博文^[8]（2019）在《告身制度兴衰考》文中研究说明告身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官凭文书,是朝廷颁发给官吏的身份证明,告身制度即是告身在制作、管理、使用等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程序规则,其萌芽于隋,建立于唐,发展于唐宋,消亡于明。本文以法制史的视角,从法律条文看告身制度的建立与规范,从案例看告身制度的运行,并将研究的时间范围确定在唐代至清代,梳理相关法律文本发生的变化,探讨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本文由三章组成,分别是“告身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相关立法为中心”、“从唐宋案例看告身制度的运行”、“告身制度的废止”。第一章,告身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相关立法为中心。本章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简单介绍了告身制度在唐代以前的萌芽,二是对唐宋两朝有关告身的法律条文进行梳理,展现告身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脉络。有关告身的法律条文在《唐律疏议》中涉及告身在实行官当时的作用、涉案人员所持告身的等级对量刑的影响、伪冒告身罪的相关定义和惩罚、追毁告身的情形和延迟上交被追毁告身的后果。《宋刑统》在告身制度上的内容大致与《唐律疏议》一致,大部分条文相同。在《庆元条法事类》中,告身被写作告敕,出现了告身和告敕混用的现象。第二章,从唐宋案例看告身制度的运行。笔者从三个方面展开介绍告身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是告身的滥授与买卖,笔者列举李賨、慎从吉、柳膺、狄棐等案,讨论了唐宋时期相关告身犯罪造成的乱象和处罚结果。其次是告身的冒用、伪造与亡失,在告身制度的运行中,民间出现过冒用和伪造告身的现象,处罚结果较为严厉,接下来,笔者从何洵直案分析相关法律条文的适用情况,对告身亡失的处罚有了新的认识。最后从民间百姓以祖上告身为凭据申请官户的争议裁决,看告身制度运行中的出现的实际问题。第三章,告身的废止。本章内容分为两个方面。首先阐述告身制度被废止的原因。其一是告身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如告身在制作过程中,除行政运行的必要程序外,还对用纸和其他制作材料有所要求,导致告身制作程序繁琐,缺乏灵活性,其部分职能一度被敕牒所取代;以及因科学技术的限制,甲历库对备案告身保存不当,导致告身核验不便。其二是因为作为告身制度内容的官员特权逐渐减少,尤其是官当制度的废止,使告身制度的功能大大缩减;其三是空名告身制度打开了告身滥授的口子。空名告身的颁发不经三省,其授予与否由手持空名告身的边疆官员或军事长官决定。它给予了官员应付边疆战事的人员安排上的灵活性,但由于授官过程简略,缺乏完备的审核机制和制约体系,导致空名告身成为告身制度的一大弊病。随后,笔者介绍了取代告身制度的诰敕制度,指出诰敕制度取代告身制度的原因,一是因为其符合皇权不断加强的政治环境,二是因为其制度设计降低了文书被伪造和冒用的犯罪风险。本文结语:告身制度性质与影响的再认识。在通常的观念中,告身制度是封建王朝进行人事管理的工具,是官员特权的载体。而笔者认为,告身制度是官员特权缩减过程中的阶段性制度,反映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官员地位不断下降,皇权不断膨胀的事实。告身制度的兴起和废止,皆是在官员特权缩减的历史脉络下必然发生的结果。同时,告身制度在运行过程当中,对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及传统政治文化有深刻的影响,其在墓葬和传世法帖中有所体现。

冯雁^[9]（2019）在《唐代假荫现象研究》文中认为门荫是唐代重要的选官方式之一,为统治者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这种凭借出身就可得到入仕机会的方式,吸引很多投机之人。为此很多人不惜违反法律也要假荫入仕,得到进入权贵阶层的机会。这些人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假荫:一、改变自身身份,假冒同族亲属中高品阶官员的门资;二、吏部掌管审核的官吏收受贿赂,在审核过程中修改文书内容,帮助假荫之人通过资格审查;三、购买己死之人的告敕文书,更改自己的姓名,取得门荫资格,以假荫入仕。造成假荫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利益驱使。一旦假荫入仕即可获得相应俸禄以及减免课役的优待;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与入仕之前相比有很大差距,部分人为利驱使冒险假荫。其次,入仕途经平坦。与其它入仕途径相比,门荫相对比较容易,是一条捷径;铨选考试简单,标准低,要求不严格,待遇又优;出官之后官品较高,仕途上也有很大优势,因此有人不惜违法也要假荫入仕。第三,门荫注重的是选人的出身,为了保证身份无误,选人交纳文书需要经过吏部严格审核。吏部从事审核工作的人员较少,难以胜任此项工作,审核过程中难免会有疏忽。安史之乱以后受到战乱以及文书本身材质缺陷的影响,文书损毁严重,吏部审核无据可循,给假荫之人提供机会。第四,一些官吏与想要通过假荫入仕的人相互勾结,审核不严,致使假荫愈演愈烈。面对假荫日渐盛行的局面,为保证门荫选官正常运行,唐政府制定多种措施抑制。首先,法律上明确规定对假荫的处罚,一经发现予以严惩。其次,假荫主要是通过伪造文书或假冒他人的方式进行,为防止伪造,对选人所持文书格式审核愈加严格。同时为方便核对,政府加强对甲库文书管理。第三,选人之间还要相互结保,互相证明身份无误;另外政府还奖励纠告,借以打击假荫之人。第四,面对选人增多而官阙少的现状,政府渐渐限制一家可荫的人数。即使如此假荫现象仍难抑制。唐代既是门荫制度发展的繁盛时期,也是衰落时期。造成门荫制衰落的原因有很多,假荫盛行是其中之一。唐后期,为了抑制假荫现象,政府不得不缩减门荫入仕人数。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假荫的目的,但也加速了门荫制度衰落。门荫不再是士人入仕的优选之途,对选官方式的变革有一定影响。假荫成功离不开官吏帮助,对当时吏制建设有很大影响。假荫盛行与否也是反映唐代吏制建设好坏的一个指标。

郭婷婷^[10]（2018）在《唐代文官官德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政以德,是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德是一种政治美德,作为为官者的一种思想品德在官员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官德既是选任官员的重要标准,也是官员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官德管理不仅能够有效的保证所选任的官员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而且对营造和谐有序的政风、民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唐代的文官管理,无论是官德思想内容的确立,亦或是涉及官德思想的制度设计,还是在文官管理过程中官德思想的运用,都充分体现出唐代文官官德管理趋于成熟。本文从特定的唐代历史背景出发,对唐代所述的“同体志忠”、“公平公正”、“慎密恪勤”、“廉洁匡谏”等官德思想进行梳理和提炼,总结唐代官德思想如何对文官管理制度建设进行规范,研究唐代官德思想在文官管理制度实践过程中的运用,分析唐代文官官德管理在历史进程中存在的积极性与局限性。目的是想通过史实研究提炼出唐代文官官德管理的价值所在,从而为我国当代公务员道德管理进行启示。

二、论唐代流外官考课制度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唐代流外官考课制度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唐代考功郎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唐代廉政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唐代文官考课制度缕析（论文提纲范文）

（5）唐代伎术官的成立（论文提纲范文）

（6）唐代监牧奖惩考核机制论略（论文提纲范文）

（7）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告身制度兴衰考（论文提纲范文）

（9）唐代假荫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唐代文官官德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唐代流外官考课制度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代考功郎中研究[D]. 杨文娜. 兰州大学, 2020(01)
• [2]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D]. 颜程龙. 河北大学, 2020(08)
• [3]唐代廉政法律制度研究[D]. 范冬冬. 河南大学, 2020(02)
• [4]唐代文官考课制度缕析[D]. 任立尧.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5]唐代伎术官的成立[D]. 邓雯玥.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唐代监牧奖惩考核机制论略[J]. 张林君.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 [7]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D]. 闫章虎. 吉林大学, 2019(02)
• [8]告身制度兴衰考[D]. 张博文.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唐代假荫现象研究[D]. 冯雁. 辽宁师范大学, 2019(01)
• [10]唐代文官官德管理研究[D]. 郭婷婷. 黑龙江大学, 20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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