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七大致命罪恶（论文文献综述）
李唐[1]（2021）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中的一股暗流 ——纳撒尼尔·韦斯特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提出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纳撒尼尔·韦斯特是一位个性独特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是集中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四部小说,但在30年代,他的小说或是主流评论家眼中的粗鄙、拙劣之作,或一经问世便被淹没在时代主潮中。20世纪50年代之后,韦斯特文名大起。他的小说被视为“完美的艺术品,胜过他那代人留下的任何东西”。他本人被认为是20世纪前期“被忽视的才华横溢的主要作家”,是堪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等文坛翘楚比肩的一流作家。美国的韦斯特研究在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出现两次热潮,期间不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但韦斯特研究在我国并未形成规模,与之相关的评论文章寥寥可数,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在过往的韦斯特研究中,未曾有人就韦斯特创作的独特之处,充分阐释他的小说何以在30年代屡遭责难,而在其作古后的后现代时期备受推崇。本文以分析韦斯特四部小说与美国30年代文坛主旋律相悖的文学特征为主线,同时以韦斯特小说连带其精神生活原型,分析其思想特质。在明、暗两条线索的交织中,解读韦斯特独具感知力和尖刻性的小说创作,开掘韦斯特小说的独特价值。《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是韦斯特的第一部小说。早期评论家普遍谴责这部小说,将它盖棺定论为一本没有价值的小册子。时至今日,即便是在韦斯特研究成果相对丰硕的美国学界,也少有人论及这部作品。韦斯特在小说中借主人公鲍尔索之口恶意嘲弄宗教、艺术和生活。鲍尔索是一个颇具自传色彩的形象,他对犹太教的嘲辱态度派生于韦斯特对自身犹太血统的憎恨情绪;他在揶揄天主教和基督教神话时表现出的矛盾心理派生于韦斯特模糊的文化身份认知。正是基于身份感的撕裂和矛盾的文化心理,韦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忧郁悲观而又惯于嬉笑怒骂的文化气质。他在嘲弄艺术的过程中,泛用令人作呕的文饰和意象,甚至将描写丑陋污秽的艺术世界发展成为一种兴致。他在嘲弄生活的过程中,频繁运用超现实的笔法将生活写得荒唐、痛苦,却又屡屡否定超现实主义以精神渴望的力量对世界的修复和再创造。这部小说透视出韦斯特在创作之初矛盾、阴郁的心理特征和精神气质,透视出他达达般的艺术态度和生活感受。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韦斯特小说悲观、消极的基本论调。也正因此,这部小说在30年代的美国文坛迥然独异,且难于被评论界所接受。《孤心小姐》是韦斯特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清晰地呈现出韦斯特文学的核心主题:现代人的执着追求与追求无果后的精神幻灭。小说中的世界被一张由暴力和色情交织而成的网笼罩着,其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地挣扎在苦难之中。他们所遭受的是一种染有愤懑感和绝望感的精神疾苦。尽管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探寻苦难的出口,但殊途同归,所有的精神探索都以幻灭告终,没有人能够获得救赎,这就使他们从根本上质疑生活的意义和人之存在的目的。这些人物多以人格破碎的意象派特征见于文本,他们派生于韦斯特对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的独特理解。韦斯特深切地感知到彼时的美国已然沦为一座精神荒岛,因而他竭力刻画一个紊乱、破碎而又弥漫着苦难的世界,侧重表现这个世界中人们的精神文化危机。与同时期主流文学不同的是,这部小说并非出自对历史的真实描摹,但却更加明确而尖刻地书写出时代危机之下的病态社会。因而,尽管它在彼时的美国文坛尤显独步,却同样是时代的忠实缩影。《难圆发财梦》是韦斯特笔下招致诟病最多的作品,评论界关于这部小说的谴责之辞主要集中在两种观点上:这是一部模仿阿尔杰小说的拙劣之作;这部小说毫无价值可言。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基于部分评论家对韦斯特创作意图的误解。韦斯特固然摹写阿尔杰英雄,模仿阿尔杰的语言风格和叙述方式,但这是他以戏仿技法改写阿尔杰小说的结果,其目的在于颠覆以美国梦为代表的美国传统价值观念。这部小说在反映美国恐怖氛围方面百无禁忌。韦斯特塑造出颇具政治色彩的可怖形象,让其频频制造社会恐慌,并以美国理想为口实,实现独裁统治。韦斯特以此暗示美国社会弥漫着法西斯政治恐惧,这种恐惧更像藏匿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恐怖幽灵,终将导致人们的精神世界分崩离析。彼时的美国作家普遍关注时代危机之中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他们在书写美国梦的时候往往注重表现其在精神层面的升华。韦斯特则竭力说明,美国梦是将美国推向末路的噩梦。这部小说不仅颇为尖刻地解构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念,它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呼吁人们警觉本国法西斯主义的作品。《蝗灾之日》是韦斯特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描写好莱坞最好的作品之一。韦斯特在这部小说中以描绘好莱坞艺术世界为契机,完成了对美国现代文明和整个西方世界的终极书写。韦斯特以超现实的笔法描绘出一个怪诞离奇的好莱坞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将自己在好莱坞的所见所感作以艺术加工之后的结果,他旨在以此影射花哨而虚假的美国现代文明。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好莱坞边缘人,他们是病态文化的符号,也是人类痛苦的缩影。当他们被生活逼到绝境,在他们的绝望中衍生出一种可怕的混乱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毁掉好莱坞,也可以毁掉整个世界。韦斯特以此隐喻大萧条时期美国大众心底的绝望一旦被触动,转而将变成一种不可抑制的毁灭性力量。与此同时,韦斯特在这部小说中营造出一种末世般的狂暴氛围,并在这种氛围中将他一以贯之的悲观、绝望情绪推向了极致。彼时的美国正努力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韦斯特却着意宣告,精神文化危机所带来的不仅是现代文明的衰落,更是人类史上的灭顶之灾;美国已处在末路,整个世界正濒临毁灭。韦斯特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根源于他罕见的感知力和尖刻性,他不仅洞悉到同时代人不曾察觉的、潜藏在人们灵魂深处的绝望,更在创作中一以贯之地深度刻画这种绝望。黑色不是杂糅进韦斯特某一部小说的色彩,而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调。他的小说就像一股暗流,悄然涌动在30年代文坛主流之下。那一时期的人们普遍关注外化的剧烈社会冲突,他们的社会心理尚未察觉到这股暗流的存在,他们所看到的只是韦斯特小说粗鄙、拙劣的外观,因而他们不喜欢,更不理解韦斯特小说。时至50年代,韦斯特悲观、绝望的精神气质成为二战之后人们的普遍心理情绪,他小说中那股静静流淌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暗流,成为澎湃于后现代时期主流文坛之上的浊流。韦斯特小说的价值也正在于这种独特的感知力和尖刻性,他笔下的黑色世界包孕着他所掘示出的社会本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小说史上,韦斯特是对现代人精神世界认知尤深的作家,也是最早感知到美国社会中的某些症结并将其公之于众的作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位颇具社会良知的作家。从被谴责、被排斥到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韦斯特小说不仅是30年代美国社会的透视镜,透过他的小说也可以看到现代人社会心理的嬗变。
李小刚[2]（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柏晓斐[3]（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认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闫磊[4]（2020）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文中研究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自身的革命理念紧密相关,换言之,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制定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其追求革命目标的一部分。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国际共运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中共在探索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之路,是本文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列强诸国对中国社会控制之深,中国政局的变化深受外部势力的影响,中外关系错综缭乱,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对外政策上长期保持了遵从苏联的基本方向。从本质上讲,中共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中国革命为中心,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根据具体的实际形势,选取正确的价值标准来区分内外,达到统战的目的。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国际共运的战略做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战略转折深刻影响到中共的革命路线,几乎完全照应了中共革命的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第一次转折是在1921年前后,列宁与共产国际从发动欧洲范围的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东、西方两种性质的革命统一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受此指导,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路线确定为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比较而言,在革命的双重任务中,中共赋予了对外反帝以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二次转折是在1928年完成的,共产国际六大以“第三时期”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中期“左”倾路线。中共受此理论的影响,按照苏维埃革命的要求推行了两次“左”倾进攻路线。这期间,作为区域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虽然仍饱含反帝卫苏的内容,但逐渐将重心转向抗日。第三次转折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中共也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外交政策。尽管在“慕尼黑协定”出台后,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共对国民党和英美国家亦实行戒备。但此后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为标志,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意识到在革命立场上与共产国际根本相异,进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走出了全面的、自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政策与世界革命相联系,且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成为对内革命路线制定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探索出的外交道路与形成的外交思想,可总结为:将世界革命与国家革命,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局势与中外关系中一切有利因素,贯彻以统战思想为革命服务。在思想成果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的历史时段观照,本文最后从外力与内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认识的演变,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思想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三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王爽[5]（2020）在《基督教视域下鲍勃·迪伦诗歌的生存空间隐喻》文中提出生存空间问题是鲍勃·迪伦诗歌中尤为重要的问题,对生存空间问题的关注促使其大多数诗歌作品呈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诗歌中的生存空间包含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鲍勃·迪伦在诗歌中对生存空间的描述大致经历了三段历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诗歌中的生存空间被建构为末日环境。诗歌内容主要呈现出了恶劣的社会环境、荒凉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中典型的人际环境、舆论环境以及政治环境均是冲突、残暴的,与之相对应的自然环境亦处于被毁灭的边缘。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诗歌中的生存空间则被建构为如上帝之城一样完美的纯粹世界。在诗歌中,鲍勃·迪伦建构了一个极为理想化的生存空间,社会生活被“得服务于他人”的崇高目标所指引,与之相对应的地理环境则充盈着坚毅与执着。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的诗歌中建构的生存空间不再是黑暗无光的末日世界,亦不是纯粹的基督教教义下的上帝之城,而是一个邪恶却真实的生存空间。诗歌中呈现出的社会环境尽管不堪、荒诞却也略有温情,自然环境混乱肮脏的同时也有着草木欣荣的一面。鲍勃·迪伦诗歌中对于生存空间的差异性建构实际上包含了其个人对“迦南乐土”的讽喻。美国建国之初建立“山巅之城”的崇高理想被世俗社会残暴和肮脏的现实所取代,这使得出生在犹太家庭后皈依基督教、具有浓厚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怀的鲍勃·迪伦对美国社会现实极为不满,在诗歌中借助对生存空间的描绘呈现出了一个堕落中的美国,通过宗教理想和历史现实的对照形成了强有力的讽喻。
白松旭[6]（2019）在《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现》文中研究指明美国强大的电影工业将自己的电影传遍世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观众都熟悉美国电影,而且美国电影还能够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多样的类型,这使得许多国家在看到了美国电影在市场上和文化上的成功之后,都纷纷效仿美国电影的创作、传播和表达。另外不可否认的是,电影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和产物,它是观众意识形态的结晶,也是表达意识形态的最绚丽的途径。一个国家的电影能够为研究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提供重要的通道和资料。在众多受美国电影影响的国家中,韩国也不例外地从抵制美国电影转变为欢迎美国电影,并且在表达手法上也体现了美国的影子。美国的经典叙事方式流行于世,并且带有非常明显的基督教意识,这不仅因为美国有深厚的基督教文化,单从主流电影的叙事风格上看,也能够明显地看出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在美国主流影片中的存在。本文将基督教意识的影视表达归纳为三个基准: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这三个基准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基督教信徒普遍的信仰经历。美国如今发达的电影工业,也是从挫折和摸索中发展起来的,从大卫·格里菲斯掀起的电影制作新篇章,到阻碍发展的行业垄断;从针对道德危机的《海斯法典》,到促使百花齐放的评级制度,最后美国电影产业在基督教意识的表达上站稳了脚跟。韩国主流电影的叙事方式不仅也受美国影响,而且韩国主流电影也表达着一种特殊的基督教意识,是与美国的基督教意识截然相反的。排除韩国的小众电影,真正享誉国际的韩国电影无一例外地表达了韩国特色的基督教意识。如果说美国主流电影里的基督教意识是称义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的话,那么韩国则恰恰相反,表达了堕落启示、顽梗和因信堕落的特殊基督教意识。美韩两国主流电影在基督教意识上截然相反的表达倾向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以三个核心教义为标准,研究大量的美韩主流电影后,就能够确定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而且普遍存在的。本文就是根据这样的特殊现象,论证美韩主流电影的两极化基督教意识表达与意识形态的引导关系。美韩两国运用来自于同样信仰的叙事方式,竟然能够出现两极化表达倾向,这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历史,更是因为历史塑造的意识形态,而了解意识形态对影视审美的导向,才具有影视美学的研究价值。美国和韩国在影视表达上的关系是基于电影和宗教两方面的原因,电影的流行化将美国和韩国的电影表现风格和观众的审美取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而两国的基督教背景才是主流电影呈现出相对的基督教意识表达的条件。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至少开国先父们大都将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归荣耀给上帝。通过对美国的建国历史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美国的出生证《独立宣言》开始,到美国一直以来坚持不变的独特的价值观,都证明了基督教意识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基础,美国的意识形态对至高者（对基督徒来说是上帝）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坚持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国信条。这种对至高者的认定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电影称义的审美倾向,也就呈现出了称义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的基督教意识。不论是故事片还是科幻片,这样的称义主题比比皆是,比如《楚门世界》、《宾虚》、《黑客帝国》等,叙事的步骤完全符合基督教核心教义:平凡的人因着不平凡的目的被启示、拣选,向着目标发展,过程中会受到阻碍、产生疑惑,但在关键的抉择中能够选择正确的方向而悔改,最后得胜。这三部影片无不是各自类别当中的经典之作,但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称义的基督教意识,可见基督教意识在美国影视作品中的普遍表现。而在韩国,所谓的基督教电影似乎一直以来不断地出现在韩国市场上。的确,很多韩国电影里面不仅包含了基督教的元素、符号,而且以基督教元素作为故事主体、背景的影片也不少。但是稍有深入地研究就会发现,韩国电影里的基督教元素往往不能表达基督教的内涵,而更像是辅助韩国意识形态表达的符号。《薄荷糖》里的基督教完全没有洁净灵魂的能力;《亲切的金子》里的基督教就是个被人嘲笑的儿戏。还有很多没有基督教符号的影片也以同样的叙事方式传达着韩国特殊的基督教意识。韩国之所以能够逐渐趋向于表达特殊的基督教意识,直接原因在于基督教在韩国的复兴,引起了韩国传统意识形态足够的重视。韩国的传统意识形态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和很多外来文化不同,能够在韩国独领风骚。是因为儒家思想更加符合韩国人的意识形态,从“人能弘道”的共识来看就能理解儒家思想在韩国的兴盛。而不符合韩国传统观念的文化虽然能够在韩国生根发芽,但是必然会被韩国坚实的传统思想影响,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在韩国虽然经过艰难的传教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现代韩国的复兴也堪称奇迹,但是基督教仍然不是现代大韩民国的意识形态主导。更重要的一点是,基督教在韩国的复兴,在实用主义上所获得的帮助比较大。比如基督教在支持抗日和抗击独裁政权的民主化等运动中赢得了民心,使得韩国人逐渐对基督教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倾注了更多的盼望,这种实用性的因素在韩国基督徒的信仰动机和行为上表现了出来。如此来看,正面的基督教意识难以成为韩国影视审美取向的主导的原因便一目了然。美韩主流电影在基督教意识表达上的相反现象,以及两国不同的基督教根基对各自的影视表达的导向,还只是表面的因果关系,即神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导出了称义的基督教意识,而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导出了堕落的特殊基督教意识。但是这种引导的根本原因和内容就必须要在意识形态的层面里得到,这就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论证美韩主流电影的相反基督教意识表达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对美韩相反的基督教意识表达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了解到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两种意识形态的区别归结到了一点上,就是对至高者的认知。本文特指的神本主义思想就是以希伯来文明为代表的一神信仰的思想,也就是对至高的上帝持肯定态度的思想;而本文所指的人本主义思想就是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人本属性的观念,也就是至高者缺失的思想。将美韩两国的意识形态立场,通过以两希文明在关于至高者的对立态度为标准进行划定,便能清楚地得到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两个阵营。本文从苦难与拯救、相对或绝对的罪和称义或堕落的审美取向这三个主题,围绕至高者的态度,分析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达和意识形态背景,论证了意识形态对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达的导向作用。美国意识形态是存在至高者的神本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主流电影无法回绝的称义意识的审美取向,也塑造了美国主流电影称义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的基督教意识表达。韩国意识形态是至高者缺失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韩国主流电影热衷于堕落意识的审美期待,造成了韩国主流电影堕落启示、顽梗和因信堕落的特殊基督教意识表达。
陈杰[7]（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团结凝聚了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铸成了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汇聚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因此,从话语建构视角对群众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窥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进程,就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蕴:一是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二是中国诞生了“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三是十月革命提供了依靠人民群众赢得革命胜利的范例。但这里的“新”,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跨界融合、创造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特殊的时代语境孕育了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阐发之基,发轫之根。所谓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能融通党“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思想主张、政治观点、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贯穿党的各领域各方面群众工作实践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言说与转化的宏大话语有机系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建构性、内容开放性、党群互动性等特性,具备理论的建构与转化、文化的诠释与传承、价值的引导与认同等功能,呈现出政治话语、时代话语、理论话语、大众话语的表现类型,涵盖了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话语交往等要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将思想付诸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转化。这种“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掌握和运用理论的人民群众。只要实现了这种彻底的理论对群众的掌握,也就实现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的转化。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中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群众运用理论的跨界融构呢?无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阐释这一转化发展机制的重要注脚之一。话语体系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又建构着新的社会结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绝不是单纯的理论叠加或话语重塑,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外特殊时代语境中孕育而出的知识、话语和信仰体系。它贯穿于“照着说”“接着说”“用着说”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发展理路中,融构于俄式话语向中国话语转换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是党同群众沟通的符号系统,是党群和谐共生的动态系统,更是党对群众思想主导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体系。从此种意义上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在于始终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阐释着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动员群众自觉行动的大众话语。同时,从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问题、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密切党群关系的存亡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等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话语主题设置。从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机制,在保障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制度认同促进群众的政治参与,区分群众工作对象而实现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等方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理论”的路径认同,并将这种“理论”掌握群众后产生的“物质力量”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道义”范围和话语范式,化作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与战争的持久力量。简言之,谁拥有了创造话语的权力和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的权力,谁就可以向人民大众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解释和表达,继而拥有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权力。这既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过程性与结构性统一的历史视野,也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生成——存在”结构分析法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框架。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是一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思共构的统一过程。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话语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创新发展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三化”宏大叙事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理论自信是前提、人民利益是基础、意识形态是关键、党组织建设是保证、党心民心是根本的基本经验,但也遭受了党内滋生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倾向的干扰,而产生了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为民立命,为民谋利”核心价值,充分汲取和挖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在创新党的领导、坚守人民利益观、密切党群关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等方面提供以资借鉴的智慧、力量和价值。
陆阳[8]（2019）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五四时期总司令、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成就了陈独秀。整个五四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哲学思想深刻触发了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觉悟,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是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是他思考和实践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展开分析,剖析其主要内容、社会影响、价值意义以及历史局限,进而通过陈独秀这一五四核心人物的哲学思想,探寻五四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而又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五四精神。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现状、创新点、重难点以及存在不足。第二章纵论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内忧外患形势严峻,陈独秀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一生经历了几重身份的转变,从秀才到乱党,从报人到五四运动总司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到托派领袖,最后回归成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尽管身份角色不断转换,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如何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危局,是他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站在中国革命的风口浪尖,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中国的主张,影响培养了一代青年,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第三章探讨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阶段陈独秀哲学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范畴,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潮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场境中交汇交融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陈独秀围绕唯物论、发展观、历史观、文化观、人生观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他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法则,要在中国实现救亡存续,必须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需要,提倡新文化、新文学、新伦理、新道德,抨击守旧复古复辟思潮。陈独秀指出,欲让中国不被世界历史淘汰,必须实现“伦理觉悟”,进行思想文化革命。他将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看成是决然对立的事物,反对调和论,认为要在中国拥立“民主”与“科学”,必须提倡个人独立自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批判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陈独秀认为,自周汉以来中国文化崇尚虚文,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在批判佛教文化时,他阐述了对世界物质性的认识,认为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靠新青年创造,必须树立新的人生观,实现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他倡导“治本的爱国主义”,强调不能因为爱国而模糊了对袁世凯统治下北洋军阀政府反动性的认识,真正的爱国是“为国家惜名誉、弭乱源、增实力”。第四章探讨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一阶段陈独秀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国际局势的变动、陈独秀的个人经历、社会思潮的影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标志着他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陈独秀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大力宣扬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学说,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在上海领导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中共成立后,他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陈独秀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观点,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论争中传播宣扬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理解,强调“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认识到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第五章探讨了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哲学、科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革新性,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反映。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虽然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内容比较简单粗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着强烈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其中所包含着的“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则是超越时代的。五四已逝,精神永存。
张岱[9]（2019）在《符号空间与灵魂治理：《神曲》的想象帝国功能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但丁及《神曲》是国际学术界的中心论题之一,历经七百余年的国外但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中国学界的《神曲》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水平与国际学界相比有较大差距,亟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本文运用符号学、福柯治理-权力理论等跨学科的现代理论批评方法来重新观照《神曲》,论证该诗是一个基于符号空间建构对人实现灵魂治理的整体意义系统,具有综合性、开创性和建构性的特征。通过深入《神曲》文本构造的内部,从功能实现的角度发掘其符号空间的意指关系与灵魂治理的运行模式,进而达到对这部古老的诗歌经典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和当代价值的再认识,也由此检验以上相关现代批评方法的适用性和理论弹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论文的正文部分由五个章节内容组成:第一章是针对《神曲》文本中符号空间与灵魂治理的总论。《神曲》植根于具有高度符号学性的中世纪文化语境,通过隐喻和象征机制完成了文本的符号化,建构起一个以知觉空间为基本规定的符号意指系统。但丁在《神曲》中大量地使用西方传统中的“牧羊人”隐喻,反映出对福柯所述中世纪基督教牧领制度和牧领话语的反引导,也传达了一种代替教会组织实现对人的灵魂治理、引导人走出迷途的诗人牧领意识。为了取得牧领的合法性,但丁式的灵魂治理是一种“代上帝言说”的修辞,兼具神圣性的色彩和功能化的内核,它以一种突出引导功能的“类属-贬扬”机制贯穿于地狱、炼狱、天国三者构成的对称性符号空间,建立起一套动态、自洽的灵魂治理体系。第二章具体分析了《神曲》“地狱”符号空间的基本特征与治理模式。地狱作为一个呈下降趋势的大漏斗形深渊,其昏黑压抑的地理环境的符号投射意义是彻底地镇压和永恒地惩罚。地狱空间的分布与罪恶的等级呈现出高度秩序化的同构关系,反映了但丁对罪恶的起源、发展与后果这一人类统一问题的深度思考,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古代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中关于罪恶问题未阐明的空白之处。在作为“惩罚之城”的地狱符号空间中,但丁化身为一个诗人“立法者”,描绘了一套囊括犯人自述、定罪、量刑和区别化惩罚的法律体系,建构了一种对灵魂进行治理的律法模式。这种模式的功能意义在于,以对地狱犯罪者终极严厉惩罚的表演式展示,实现对世人的劝诫和规训。第三章分析了《神曲》“炼狱”符号空间的基本特征和治理模式。关于炼狱的具体化描绘是《神曲》中一个超越文化传统的独创。朝圣者但丁螺旋上升的前进及时间结构的诞生都指示出炼狱是一个暂时“涤罪之所”的符号空间。炼狱中符号的组织秩序是人的灵魂“净化”过程,但丁在其中建构了一种拯救的灵魂治理模式,即人通过忏悔、代祷、受罚、缴纳赎罪金等方法完成涤罪就可以进入天国。拯救的治理模式包含着但丁对人与人之间团结协作、人与神之间亲密互信的乐观设想,这也是《神曲》能够成其为“喜剧”的内在要求。而设置拯救的功能性意义在于,以犯小罪者可弥补、能得救的实例和一些对应性美德的展示,实现对《神曲》中的人物和《神曲》阅读者的双重规训。第四章分析了《神曲》“天国”符号空间的基本特征和治理模式。与地狱、炼狱中空间构造方式不同,在天国中但丁用一种神秘的解释结构刻意消解了托勒密的天体运行体系的实体空间感,旋转的十重天所形成的同心球体是中世纪文化中的完美图形,意在指涉天国作为“幸福之境”的空间意义。《神曲》中的天国是基督教天国想象和新柏拉图主义宇宙异象的合成体,而贯穿其中的是一套真理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中,但丁设计了诸天体中关于“自由意志”“世俗国家”“正义”等伦理、神学重大问题的真理讲述结构,描绘了居于天国的灵魂和天使的生平事迹和幸福程度,构成了一种对世人正面说教式的规训。而以上帝之恩典对人类收获彼岸幸福的假设,为解决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问题提供了启示。第五章中分析了《神曲》“地狱-炼狱-天国”组成的“三重王国”符号空间的基本特征和治理模式。《神曲》中以迷失者但丁的“朝圣之旅”将地狱、炼狱天国串联成《神曲》全篇中整体的符号空间,诗人在建构这一符号空间时使用了一种建筑式的造型艺术手法,突出了诗歌的视觉性和结构感。而他在三重宇宙中的历程构成了一条“地狱中下降-炼狱中上升-天国中旋转”的运动轨迹,这种轨迹的符号意义是人的灵魂在“堕落-净化-皈依”三重境界中的不断升阶。在《神曲》中,但丁以强力诗人的雄心把自己设想为上帝般的存在。因为只有凭借在诗学意义上获得的绝对自由,他才能尽情地展现自主性和个人性,并在一个如此庞大、繁复的符号世界里实现对人的灵魂治理。
边莉娟[10]（2019）在《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文中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的空间范围内,人始终是价值的归宿。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在不同的空间范畴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随着人类交往的深化和空间的扩展,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多样化的空间中发展和推动着人类生活。始自人猿揖别、茹毛饮血的人类,逐渐跨越地域性、民族性的空间限制共享世界,不同文明在空间的扩展中不断发生冲突和碰撞,在融汇交合中演进着人类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核心价值,同时文明也意味着进步,包含个人的精神培养和社会的秩序养成,这就是文明的共享价值,每一种文明都是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的统一。文明不是固定的、封闭的实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迁而变化。人类文明是在全球性与地方性关系的互动中发展的,同时,世界的发展从来不始于某个文明的推动,而是在不同文明的互动中前进的。人类从孤立的“点”开始,在地球上历经繁衍、迁徙,留下了罕见的早期文明痕迹;进入农耕文明以后,“点线”文明逐渐扩大为大大小小的文明之“面”;依靠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工业大生产,地区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被打破,人类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步入工业文明。新大陆的发现促生了新的资本力量,由科学技术支撑的产业资本在利益的驱使下扩张到全世界各地,开创了世界历史,也开启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文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展,逐渐渗透并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早期的野蛮的殖民掠夺、奴隶贩卖、劳动剥削、种族灭绝等资本积累方式,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相对比较缓和的资本积累方式,资本追求无限利润的目的没有发生改变,不平等的、剥削的私有制根源依旧存在,利益与权力的价值观基础依然持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文明得以产生的基础,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有着其无法调和的内生矛盾,社会生产扩大化和资产私有、产品过剩和越来越大的无产阶级力量等矛盾始终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不断开发着新的市场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的逐利性势必会造成它所到之处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形成不平等不平衡发展的局面,空间剥夺、空间隔离背离了人的价值本性,只求利润不求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类价值观念的迷失等,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市场和生产的矛盾导致危机的不断发生,这种内在矛盾终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正是更高级别的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过程,依托其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也必将进入更高层次的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文明演进的必然。人类文明必然促进人类发展,而人类发展并不一定体现人类文明,是否能推动整个人类的发展才是人类文明的界定。强而称霸是世界历史曾有的固有形态,近代资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世界前列,本应担当起整个人类文明的推动者,但冲突、战争、暴力等问题的愈演愈烈显然证明其并没有把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为其发展的范畴,更不存在与其他国家倡导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历史内在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的终结。资本具有无限的扩张性,但是这种无限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将引起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从而造成人们更加清晰了解资本主义的人性背离,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必将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走向终结。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之中,现代信息革命导致人类在时空维度中的生存状态发生深层次改变,人类社会越发迈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机遇与挑战并存,旧思维、旧理念和旧模式显然不再适用,各国利益的高度追求和交融越来也促进了“共同利益”意识的高度强化。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开启了世界多元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强国的崛起不再像过去一样出现单一的局面。内生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中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公有制的世界性文明,尊崇人的价值,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符合文明满足人类需要的终极价值。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中,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劳动的实践者,完全成为劳动文明成果的享受者。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和平中崛起,强国不霸,始终秉承“共享”、“和”、“大同”的思维理念,本着“共同义利观”“共同利益观”“共同责任观”和“共同治理观”的价值旨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之中,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回答了强起来的中国向何处去,更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命题,在自身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兼顾他人,切实诠释出文明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全人类,对整体人类文明进行探索,坚信人类文明有着共同的未来,即各民族之间在大工业生产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状况,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必将形成。同时,各民族国家走向共同未来的道路各不相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消除资本积累,消除奴役劳动,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破除生产财富私人集中化和生产社会化对生产力的桎梏,实现社会主义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真正做到文明成果的创造者正是文明成果的享用者。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文明与空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从空间维度阐释人类迈向全面自由发展的文明的演进路径和必然趋势。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势和弊端的解读,分析出社会主义文明的产生过程和发展趋势,结合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得出人类文明必然要进入共产主义文明结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超越“西方中心论”构架,在全球领域追求一种更加恢弘、高远的文明格局,纵然迈向共产主义文明之路挑战不断,但必将成为人类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亦必将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二、人类七大致命罪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类七大致命罪恶（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中的一股暗流 ——纳撒尼尔·韦斯特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韦斯特小说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难点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朦胧粗晦的讥讽之作 |
| 第一节 宗教感受:精神痛苦之源 |
| 第二节 消极反叛的艺术态度 |
| 第三节 悲观虚无的生活感受 |
| 第二章 《孤心小姐》:无从救赎的精神危机 |
| 第一节 专栏读者:人间苦难的忠实缩影 |
| 第二节 玛丽与贝蒂:无路可遁的现代女性 |
| 第三节 施拉克:丧失信仰的“游魂” |
| 第四节 “孤心小姐”:没有教堂的“牧师” |
| 第三章 《难圆发财梦》:分崩离析的传统价值 |
| 第一节 劝世之言:美国梦想已然破灭 |
| 一、拙劣的模仿,还是高妙的戏仿? |
| 二、美国梦,还是美国噩梦? |
| 第二节 警世之语:美国自由岌岌可危 |
| 一、法西斯势力蠢蠢欲动 |
| 二、“赤色恐惧”悄然蔓延 |
| 第四章 《蝗灾之日》:终将消亡的现代文明 |
| 第一节 超现实的艺术世界 |
| 第二节 好莱坞“狂人”群像 |
| 一、好莱坞演员:“弗兰肯斯坦魔鬼” |
| 二、托德·哈克特:韦斯特的自画像 |
| 三、好莱坞电影迷:“来加州找死的人” |
| 第三节 破碎的狂欢世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空的超越者——尤金·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 |
| 第一节 奥尼尔其人其作 |
| 一、美国戏剧之父的斑斓人生 |
| (一)不幸的幸运儿 |
| (二)严肃剧作家奥尼尔 |
| 二、奥尼尔的戏剧创作历程 |
| (一)早期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悲剧(1913-1920) |
| (二)中期探索性的表现主义悲剧(1920-1933) |
| (三)后期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悲剧(1939-1943) |
| 第二节 奥尼尔的传承与创新 |
| 一、对西方传统与现代精神文化成果的汲取与传承 |
| (一)对西方非理性哲学的接受 |
| (二)对西方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学习借鉴 |
| (三)对西方传统与现代戏剧创作经验的传承与吸收 |
| 二、在戏剧思想、艺术方面的创新与开拓 |
| (一)对现代人精神与心理的表现 |
| (二)在戏剧艺术上的实验与探索 |
| 第二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 |
| 第一节 译介及其文学性与舞台性之争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译介的中国之旅 |
| 一、肇始期及第一次译介高潮 |
| (一)序幕(20年代):春雷乍现、蓄势待发 |
| (二)第一次译介热潮(30年代):借势而起、蓬勃发展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缺席期(40年代):战争年代、译者缺位 |
| (二)停滞期(“十七年”间及“文革”时期):译源受批、译介空白 |
| 三、第二次译介高潮及回落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第二次译介浪潮(80年代):译介集中、硕果迭出 |
| (二)奥剧译介的回落阶段(90年代至今):文集问世、译介赓续 |
| 第三节 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中译版本 |
| 一、“译”随境变:《天边外》四大译本 |
| (一)四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风格迥异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二、“译”无止境:《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七大译本 |
| (一)七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异彩纷呈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三、“译”彩纷呈:《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三大译本 |
| (一)三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各有千秋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第三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研究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历时研究 |
| 一、发轫期及第一次研究热潮 |
| (一)发轫期(20年代):蹒跚起步、简要评介 |
| (二)第一次研究热潮(30年代):翻译助力、争锋激烈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沉寂期(40年代):偏离主流、遭受冷遇 |
| (二)空白期(“十七年”间和“文革”时期):无人问津、研究停滞 |
| 三、第二次研究热潮及多元发展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1978—1990年:思想解放、研究复兴 |
| (二)1991—2020年:视角多元、研究深化 |
| (三)关于奥尼尔戏剧的博士论文研究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共时研究 |
| 一、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整体情况 |
| 二、近四十年国内研究热点 |
| (一)作家作品研究 |
| (二)创作特点及美学风格研究 |
| (三)与其他剧作家的比较研究 |
| (四)社会思想和宗教主张研究 |
| (五)跨文化、跨学科视角下的研究 |
| 三、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流变 |
| (一)永恒的经典、永远的热点 |
| (二)永不过时的研究话题 |
| (三)永远在路上的奥剧研究 |
| 第四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搬演 |
| 第一节 永无止境的《榆树下的欲望》 |
| 一、同株异葩、并蒂绚烂:《榆树下的欲望》话剧改编演出 |
| (一)写实与写意的融合:沈亮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欲望的激情宣誓:任鸣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一剧两戏、“戏”说欲望:《榆树下的欲望》戏曲移植搬演 |
| (一)川剧移植搬演:徐棻的《欲海狂潮》 |
| (二)曲剧移植搬演:孟华的《榆树孤宅》 |
| 第二节 一胞“两娣”的《安娜·克里斯蒂》 |
| 一、中西合璧的戏剧盛宴:乔治·怀特版《安娣》 |
| 二、甬剧《安娣》遇见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之甬剧移植搬演 |
| 第三节 其它经典剧作在中国的演出 |
| 一、斯坦尼模式之奥剧呈现:张彤版《早餐之前》 |
| 二、奥尼尔的中国风景:王斑版《天边外》 |
| 第五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整体性影响 |
| 一、奥尼尔的影响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 |
| 二、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二节 奥尼尔与李龙云 |
| 一、李龙云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龙云的影响 |
| (一)表现主义式氛围 |
| (二)自然象征的运用 |
| (三)强烈的内心独白 |
| (四)梦幻化的效应 |
| (五)爱欲的悲剧性 |
| 三、李龙云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对希望的坚持 |
| (三)抒情性与诗性 |
| 第三节 奥尼尔与李杰 |
| 一、李杰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杰的影响 |
| (一)物象的象征性 |
| (二)梦幻性段落 |
| (三)内心独白的介入 |
| (四)生命的悲剧性 |
| 三、李杰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多角色命运 |
| (三)物象的文化象征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奥尼尔生平年表 |
| 附录 B 奥尼尔剧作年表 |
| 附录 C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资料汇编(1929—2019) |
| 附录 D 中国奥尼尔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缘由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军队形象塑造研究 |
| 0.2.2 八路军形象塑造及与八路军形象塑造问题相关的研究 |
| 0.2.3 已有研究评价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0.4.1 创新之处 |
| 0.4.2 不足 |
| 0.5 概念界定 |
| 第1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缘起与动因 |
| 1.1 践行全面抗战路线与八路军立足、发展的必然要求 |
| 1.1.1 中国走向全面抗战与红军改编出征 |
| 1.1.2 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的抗战路线 |
| 1.1.3 华北民众对中共军队的既存认知及其影响 |
| 1.2 应对多方对八路军诋毁、造谣或质疑的客观要求 |
| 1.2.1 国民党的舆论诋毁与造谣 |
| 1.2.2 日伪的舆论攻击与造谣 |
| 1.2.3 民间舆论的误解与质疑 |
| 第2章 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 |
| 2.1 政治形象定位 |
| 2.1.1 党领导的军队 |
| 2.1.2 人民的军队 |
| 2.2 作风纪律形象定位 |
| 2.2.1 作风优良 |
| 2.2.2 纪律严明 |
| 2.3 军事形象定位 |
| 2.3.1 敌我军事实力的审度 |
| 2.3.2 游击战争:灵活的战略战术与从战略支队到起决定作用 |
| 第3章 夯实形象根本:积极作战、加强军队建设与维护国共合作 |
| 3.1 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 |
| 3.1.1 配合友军作战与展开战略部署 |
| 3.1.2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 |
| 3.1.3 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主力 |
| 3.1.4 在严重困难中坚持敌后抗战 |
| 3.1.5 反攻与夺取抗战胜利 |
| 3.2 加强军队建设 |
| 3.2.1 八路军的思想政治建设 |
| 3.2.2 八路军的作风纪律建设 |
| 3.2.3 开展整军运动与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 |
| 3.3 积极维护国共合作 |
| 3.3.1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维护 |
| 3.3.2 国民党计划闪击延安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再次维护 |
| 第4章 多样“发声”与“展示”:积极宣传八路军 |
| 4.1 文字宣传 |
| 4.1.1 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 |
| 4.1.2 标语口号的运用 |
| 4.2 语音宣传 |
| 4.2.1 讲与说: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 |
| 4.2.2 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军事宣传 |
| 4.3 形象宣传 |
| 4.3.1 歌、剧的创作及其表演 |
| 4.3.2 图画:年画、壁画等宣传画的运用 |
| 4.3.3 图像:电影、照片的拍摄与传播 |
| 第5章 人际宣传的典范运用:“他者”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1 1937-1939 年外国记者和观察家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2 1940年陈嘉庚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3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4 美军延安观察组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5 国民党将领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第6章 来自“他者”的肯定: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 |
| 6.1 根据地民众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1.1 军事形象:能打、有办法、不怕死 |
| 6.1.2 政治、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一家亲 |
| 6.2 日伪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2.1 军事形象:登峰造极的游击战 |
| 6.2.2 政治形象:最坚决的抵抗者、政治信仰坚定 |
| 6.2.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极严、军民协力 |
| 6.3 外国记者和观察者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3.1 军事形象: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 |
| 6.3.2 政治形象:坚定的抗战者、真诚的合作者 |
| 6.3.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团结、艰苦奋斗 |
| 6.4 国统区舆论对八路军的真实言说 |
| 6.4.1 政治、军事形象:积极抗战、乐于同国民党合作 |
| 6.4.2 作风纪律形象: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 |
| 第7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历史影响 |
| 7.1 获得根据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
| 7.1.1 参军 |
| 7.1.2 支前、拥军、劳军 |
| 7.1.3 掩护、救护八路军 |
| 7.1.4 收集、传递情报,掩护物资 |
| 7.2 扩大影响与获得国内外社会各界支持 |
| 7.2.1 中外记者和观察家对中共、八路军的宣传与支持 |
| 7.2.2 少数国民党将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协助 |
| 7.3 回击质疑与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之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前史 |
| 1.3 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构安排 |
| 1.4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概念的解释 |
| 1.5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战略转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1921—1927) |
| 2.1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 |
| 2.1.1 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调整 |
| 2.1.2 东、西方革命战略决定的革命路线 |
| 2.1.3 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
| 2.2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
| 2.2.1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与中共联俄反帝对外政策的初步提出 |
| 2.2.2 中共对外反帝的目标与策略 |
| 2.2.3 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反帝主张的激进与妥协 |
| 2.2.4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对社会民主党的认识与态度 |
| 2.3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内涵解析 |
| 2.3.1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认识 |
| 2.3.2 反帝与打倒军阀的关系 |
| 2.3.3 对外政策中的苏俄因素 |
| 第3章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路线与中共苏维埃革命前期的对外政策(1927—1935) |
| 3.1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理论的形成 |
| 3.1.1 重提进攻路线和强调保卫苏联 |
| 3.1.2 “第三时期”理论 |
| 3.1.3 新的反帝路线 |
| 3.2 苏维埃革命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毛泽东的独立探索 |
| 3.2.1 共产国际主导中共六大和中共放弃反帝统战策略 |
| 3.2.2 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世界革命思想 |
| 3.2.3 毛泽东独特的对外认识与策略 |
| 3.3 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政策与长征中的对外方针 |
| 3.3.1 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 |
| 3.3.2 以苏联为榜样:区域政权形态下的对外政策 |
| 3.3.3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北上抗日与打通苏联 |
| 第4章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确立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1935—1937) |
| 4.1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战路线形成的内部动因与矛盾 |
| 4.1.1 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内部动力 |
| 4.1.2 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的内部矛盾 |
| 4.2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外政策的转变 |
| 4.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开端 |
| 4.3.1 中国共产党形成以抗日为中心的对外政策 |
| 4.3.2 国际统战性质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 |
| 4.3.3 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新认识: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 |
| 第5章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反复(1937—1941) |
| 5.1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 |
| 5.1.1 坚持统一战线,不放弃争取外援 |
| 5.1.2 坚持独立自主,不可依赖外援 |
| 5.1.3 民间外交到官方接触:卡尔逊到访延安 |
| 5.2 共产国际路线倒退及其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 |
| 5.2.1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 |
| 5.2.2 中共支持苏联与德订约 |
| 5.2.3 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中共转向“革命外交” |
| 5.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初步形成 |
| 5.3.1 “新民主主义论”的对外方针 |
| 5.3.2 中国共产党处理“皖南事变”中的外交策略 |
| 5.3.3 中共对美、苏与日接触的不同认识及对策 |
| 第6章 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外交(1941—1945) |
| 6.1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与全面性 |
| 6.1.1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6.1.2 中共对共产国际再提保卫苏联的应对方针 |
| 6.2 世界局势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挑战与机遇 |
| 6.2.1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 |
| 6.2.2 共产国际解散及中国共产党对苏关系的变与常 |
| 6.2.3 中国共产党再次运用外交途径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
| 6.3 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对华新政策的迎拒与选择 |
| 6.3.1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与美合作 |
| 6.3.2 中国共产党与美观察组的接触及“联合政府”的提出 |
| 6.3.3 赫尔利调解失败后中共对美认识的改变 |
| 6.3.4 苏联重新介入远东和中共对外联苏反美 |
| 第7章 总结 |
| 7.1 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审视中共革命道路 |
| 7.2 中国共产党对外思想中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观念的演变 |
|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基督教视域下鲍勃·迪伦诗歌的生存空间隐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价值 |
| 五、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社会批判与罪恶之城 |
| 第一节 基督教话语体系中的末日景象 |
| 第二节 鲍勃·迪伦诗歌中邪恶的社会环境 |
| 第三节 鲍勃·迪伦诗歌中崩塌的自然环境 |
| 第二章 宗教理想与上帝之城 |
| 第一节 基督教话语体系中的天堂景象 |
| 第二节 鲍勃·迪伦诗歌中理想的社会环境 |
| 第三节 鲍勃·迪伦诗歌中美好的自然环境 |
| 第三章 失望嘲弄与现实之城 |
| 第一节 基督教衰落与理想丧失 |
| 第二节 鲍勃·迪伦诗歌中对现实社会环境的失望 |
| 第三节 鲍勃·迪伦诗歌中对真实地理环境的嘲弄 |
| 第四章 鲍勃·迪伦笔下的生存空间对美国现实的讽喻 |
| 第一节 美国人对“迦南”的期望 |
| 第二节 美国现实环境与“迦南乐土”的反差 |
| 第三节 鲍勃·迪伦诗歌中对美国现实的讽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三、相关文献资料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主流电影基督教意识概述 |
| 第一节 基督教意识在电影中的体现 |
| 一、圣经故事的世俗化改编 |
| 二、主流电影中的基督教意识 |
| 第二节 非主流的福音电影 |
| 一、有别于世俗价值观的福音 |
| 二、福音电影的实际效果 |
| 本章总结 |
| 第二章 美韩相反基督教意识表达的历史原因 |
| 第一节 美国的建国与单一信仰 |
| 一、记在丰碑上的建国历史 |
| 二、美国基督教意识的现实表现 |
| 三、基督教意识的低谷 |
| 第二节 韩国顽强的人本主义思想 |
| 一、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土壤 |
| 二、基督教在韩国的现实影响 |
| 三、实用主义信仰特色 |
| 本章总结 |
| 第三章 核心教义在电影中的表现 |
| 第一节 启示意识的表现 |
| 一、启示的教义本意 |
| 二、电影中称义与堕落的启示表现 |
| 第二节 悔改意识的表现 |
| 一、悔改的转折作用 |
| 二、电影中悔改与顽梗的表现 |
| 第三节 因信称义意识的表现 |
| 一、称义的信仰目的 |
| 二、称义与堕落的相反表现 |
| 本章总结 |
| 第四章 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引导 |
| 第一节 美韩主流电影的审美立场 |
| 一、希腊神话中的“神” |
| 二、希伯来文明中的“神” |
| 三、希腊神话中的“人” |
| 四、希伯来文明中的“人” |
| 第二节 美韩主流电影中的苦难与拯救 |
| 一、韩国电影中的苦难 |
| 二、美国电影中的得胜启示 |
| 第三节 主流电影中的罪 |
| 一、韩国电影中相对的罪 |
| 二、美国电影中绝对的罪 |
| 第四节 称义与堕落的审美取向差异 |
| 一、韩国电影的堕落审美取向 |
| 二、美国电影的称义审美取向 |
| 本章总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内容及创新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的要义把握 |
| 2.1 话语及话语体系的基本概述 |
| 2.1.1 话语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1.2 话语体系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及中国逻辑 |
| 2.2.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 |
| 2.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中国逻辑 |
| 2.3 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厘定 |
| 2.3.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 |
| 2.3.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类型要素 |
| 2.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要内涵 |
| 第3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理论溯源 |
| 3.1 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梳理 |
| 3.1.1 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1.2 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2 历史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滋养启示 |
| 3.2.1 传统民本思想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滋养 |
| 3.2.2 辛亥革命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启示 |
| 第4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发轫 |
| 4.1 催生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并与群众实践结合的国内语境 |
| 4.1.1 “五四”时期群众性运动的实践洗礼 |
| 4.1.2 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与论战 |
| 4.2 唤起中国人民觉醒并推动革命运动高涨的国外语境 |
| 4.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及人民群众的影响 |
| 4.2.2 十月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 |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 |
| 5.1 “照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移植与实践(1921.7-1927.7) |
| 5.1.1 “工人运动的怒涛”中俄式话语的全面植入 |
| 5.1.2 “打倒列强除军阀”对俄式话语的适应性嬗变 |
| 5.1.3 “农民运动‘好得很’”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初步萌发 |
| 5.2 “接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探索与转换(1927.8-1938.11) |
| 5.2.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苏维埃革命话语建构 |
| 5.2.2 “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背离 |
| 5.2.3 “发展群众创立新苏区”长征时期的话语调适 |
| 5.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主导权的成功转化 |
| 5.3 “用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再造与认同（1938.12—1949.9） |
| 5.3.1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实践 |
| 5.3.2 “群众路线”话语的创造性表述 |
| 5.3.3 “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迎接解放区群众工作话语新发展 |
| 5.3.4 “第二条战线”开辟蒋管区群众工作话语新阵地 |
| 5.3.5 “学会管理城市”面临城市群众工作话语新挑战 |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价值、主题和路径 |
| 6.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 |
| 6.1.1 恪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 |
| 6.1.2 阐释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 |
| 6.1.3 动员群众自觉行动实践的大众话语 |
| 6.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题设置 |
| 6.2.1 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主题 |
| 6.2.2 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主题 |
| 6.2.3 密切政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存亡主题 |
| 6.2.4 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主题 |
| 6.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认同路径 |
| 6.3.1 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嵌入及主导作用 |
| 6.3.2 满足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 6.3.3 注重制度建设以实现群众有效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 |
| 6.3.4 区分不同阶级阶层群众的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 |
| 6.3.5 以群众路线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 |
| 6.3.6 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 |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中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经验、反思和启示 |
| 7.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经验 |
| 7.1.1 坚定和笃信理论自信是前提 |
| 7.1.2 实现和扞卫群众利益是基础 |
| 7.1.3 创新和强化意识形态建设是关键 |
| 7.1.4 建设和净化党政组织是保证 |
| 7.1.5 凝聚和赢取党心民心是根本 |
| 7.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反思 |
| 7.2.1 话语体系模式化与群众工作中的盲动主义 |
| 7.2.2 话语体系僵化与群众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
| 7.2.3 话语体系神圣化与群众工作中的个人崇拜 |
| 7.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启示 |
| 7.3.1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的创造性领导 |
| 7.3.2 树立正确人民利益观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
| 7.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本质在于永远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
| 7.3.4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与政治认同的话语优势 |
| 7.3.5 提升话语传播能力适时抢占群众工作意识形态制高点 |
| 7.3.6 立足国情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以涵养群众工作话语体系 |
| 结语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8）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 |
| 一、秀才·乱党·报人 |
|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
| 三、领导幼年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 |
| 四、“孤桑好勇独撑风” |
| 第三章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进化论的唯物论 |
| 一、进化论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 |
| 二、“崇现实”、“薄虚文”的唯物论 |
| 三、科学之信仰,人类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 |
| 第二节 进化论的发展观 |
| 一、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原则 |
| 二、进化与否以抵抗力强弱为标准 |
| 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
| 第三节 进化论的历史观 |
| 一、“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 |
| 二、解放时代: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
| 三、民主主义世界之潮流 |
| 四、革命是“开发文明之利器” |
| 五、群众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 第四节 进化论的文化观 |
| 一、“道与世更” |
| 二、“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 |
| 三、倡导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 |
| 四、批判传统但非全盘反传统 |
| 第五节 进化论的人生观 |
| 一、伦理觉悟:“吾人最后觉悟” |
| 二、新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
| 三、“治本的爱国主义” |
| 小结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四章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
| 一、最初态度:“社会主义,中国似可缓于欧洲” |
| 二、转变的主客观因素 |
| 三、转变的主要标志 |
|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宣传 |
| 一、唯物史观两大要旨 |
| 二、马克思之“实际研究的精神”与“实际活动的精神” |
| 三、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
| 第三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
| 一、为幼年中国共产党铸牢思想基础 |
| 二、剖析中国社会性质 |
| 三、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如车之两轮 |
| 第四节 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
| 一、前奏:“勿再迷信化石的东方文化” |
| 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发起与陈独秀的介入 |
| 三、坚持唯物史观,驳斥唯心谬误 |
| 小结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五章 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 |
| 一、爱国精神 |
| 二、民主精神 |
| 三、科学精神 |
| 四、创造精神 |
| 五、奋斗精神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符号空间与灵魂治理：《神曲》的想象帝国功能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回顾与述评 |
| (一)国外《神曲》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二)国内《神曲》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神曲》的符号空间与灵魂治理总论 |
| 一、中世纪文化语境中的《神曲》符号空间 |
| (一)中世纪文化的符号学性 |
| (二)《神曲》文本的符号化机制 |
| (三)《神曲》的符号空间建构 |
| 二、牧领话语与但丁的诗人牧领意识 |
| (一)基督教牧领制度与牧领话语 |
| (二)但丁对牧领话语的反引导 |
| (三)但丁的“诗人牧领”意识 |
| 三、基于符号空间建构的《神曲》灵魂治理 |
| (一)但丁式灵魂治理：神圣性与功能化 |
| (二)灵魂治理结构：类属-贬扬机制 |
| (三)对称性符号空间：一套活的灵魂治理体系 |
| 第二章 地狱的符号空间与灵魂治理模式 |
| 一、惩罚之城：地狱空间的符号化 |
| (一)地理环境的意义投射 |
| (二)空间与罪恶的同构关系 |
| (三)人间的罪恶分类法 |
| 二、律法模式下的灵魂治理 |
| (一)由罚入刑的诗意立法 |
| (二)惩罚与规训的双重变奏 |
| (三)以“永恒之法”治理灵魂 |
| 第三章 炼狱的符号空间与灵魂治理模式 |
| 一、涤罪之所：炼狱空间的符号化 |
| (一)高山的符号指涉 |
| (二)净化的秩序组织 |
| (三)动态结构的诞生 |
| 二、拯救模式下的灵魂治理 |
| (一)拯救的运行机制 |
| (二)温和的规训技艺 |
| (三)作为喜剧的独创 |
| 第四章 天国的符号空间与灵魂治理模式 |
| 一、幸福之境：天国空间的符号化 |
| (一)同心球体的完满 |
| (二)精神的和谐系统 |
| (三)等级制的宇宙观 |
| 二、真理模式下的灵魂治理 |
| (一)真理的讲述结构 |
| (二)正面说教式的规训 |
| (三)神圣洞见的超前性 |
| 第五章 三重王国的符号空间与灵魂治理模式 |
| 一、朝圣之旅：宇宙空间的符号化 |
| (一)建筑手法的世界 |
| (二)迷失得救的诗学 |
| (三)运动轨迹的意蕴 |
| 二、“三位一体”模式下的灵魂治理 |
| (一)道德-政治-神学“三位一体” |
| (二)诗学意义的治理术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外文献研究 |
| 一、空间转向研究 |
| 二、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 |
| 三、西方学者对西方空间理论家的研究 |
| 第三节 国内学者对空间理论的研究 |
| 一、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研究 |
| 二、对空间概念的研究 |
| 三、对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研究 |
| 四、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研究 |
| 五、国内对空间正义的研究 |
| 第四节 对文明的研究 |
| 第五节 对文明和空间的关系研究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空间和文明 |
| 第一节 文明概述 |
| 一、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变迁 |
| 二、文明的生成机制 |
| 三、生产力的进步是文明进步的动力 |
| 第二节 空间概论 |
| 一、空间概念的历史嬗变 |
| 二、人的本质:社会性与空间性的统一体 |
| 三、生产力和交往的空间机理 |
| 第三节 文明与空间的历史演变及相互作用 |
| 一、每一个文明都是空间的扩展 |
| 二、全球化的空间扩展引领人类文明走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
| 三、全球化条件下文明多样性和空间多样性 |
| 四、城市空间——人类文明的空间枢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文明与空间之维 |
|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 |
| 一、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确立 |
| 二、资本的空间运行逻辑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空间变迁 |
| 一、人类文明生存空间的扩展 |
| 二、政治空间的互动逻辑 |
| 三、物化的精神空间 |
| 四、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空间矛盾的根源 |
| 第三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 |
| 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创立 |
| 三、扩展了人类价值空间 |
| 四、与科学技术发展互为相关 |
| 五、开创世界历史的主体作用 |
| 六、为实现共产主义文明提供了无产阶级主体力量 |
| 第四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探寻 |
| 一、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假幻象批判 |
| 二、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展对封建文明的解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文明和空间之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文明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
|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辨析 |
| 二、社会主义文明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明的空间生成机制 |
| 一、形成社会主义文明的内在空间原因及其规律 |
| 二、资本空间逻辑对社会主义文明生成的价值空间影响 |
| 三、社会主义文明的空间发展形态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空间替代路径 |
| 一、世界文明转型的呼唤 |
| 二、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 |
| 三、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文明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化视域下的文明和空间之维 |
| 第一节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解析全球化 |
|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时空观 |
| 二、“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的时空维度和全球化的关系 |
|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压缩” |
| 四、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 |
| 第二节 全球化的文明意蕴 |
| 一、全球化文明时代的进步 |
| 二、全球化的内在文明要求 |
| 三、全球时代的文明对话 |
| 第三节 全球化的文明挑战 |
| 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 |
| 二、全球化文明时代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 |
| 第四节 全球化中的新型文明 |
| 一、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新型全球化 |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走向文明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四、人类七大致命罪恶（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中的一股暗流 ——纳撒尼尔·韦斯特小说创作研究[D]. 李唐. 吉林大学, 2021(01)
- [2]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4]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D]. 闫磊.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5]基督教视域下鲍勃·迪伦诗歌的生存空间隐喻[D]. 王爽. 兰州大学, 2020(12)
- [6]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现[D]. 白松旭. 吉林大学, 2019(02)
-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D]. 陈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8]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D]. 陆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符号空间与灵魂治理：《神曲》的想象帝国功能模式研究[D]. 张岱. 武汉大学, 2019(06)
- [10]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D]. 边莉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