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谨防岗位变动中的腐败（论文文献综述）
魏书房[1]（2020）在《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就家风建设问题发表重要讲话,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家风建设观点,为我们培育新时代优良家风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系统梳理了习近平关于家风的重要观点和论断,旨在探索在家庭空间中开展浸润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对思想政治教育在更广阔社会空间中开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的家风建设观点继承于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与红色家风文化等,有其理论基础。同时,新时代家庭模式与家庭观念的变化、家庭教育空场的现实困境、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了习近平家风建设观点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精髓。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家风建设的本质内涵、必要性与重要性、实现路径等,其论述内容形成一定的逻辑结构。习近平家风建设论述中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在历史发展中的辩证统一,理论与现实基于实践的辩证统一,“小家”与“大家”命运共生的辩证统一,这是论述所蕴含的思想精髓。第三部分,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首先,习近平关于家风建设的论述蕴含着道德教育、意识形态教育等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契合,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其次,家庭美德与个人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息息相关,以培育好家风促使社会伦理道德大众化,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小落实的微观路径。最后,习近平强调以优良家风强化领导干部队伍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等,为防止其思想滑坡铸造了新防线。第四部分,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路径。在实践中落实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是实现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必然要求。首先要在全社会树立榜样示范,领导干部、公众人物要起到带头作用,还要评选模范家庭激励全社会建设优良家风。另外,要积极开展各种家庭文明建设活动,包括主题教育活动与评选活动等。总之,本文以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为依据,分析、归纳其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及主要内容,深入把握其思想精髓,并进一步研究习近平家风建设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为践行和实现其重要价值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薛英杰[2]（2020）在《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文中指出国家经济发展受该国资源禀赋、价值观念、经济政策、政治环境、发展阶段、开放程度、国际局势等各种因素影响。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是决定性因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能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合力。阿拉伯国家在一系列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影响下的社会组织管理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因所在。阿拉伯经济伦理思想是阿拉伯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回应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各种矛盾的挑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映出阿拉伯民族或国家独特的生存方式、生活态度、发展模式和理论思维。本论文依托作者阿拉伯语语言文化的专业背景,创新性地从语言学与经济伦理学、跨文化交际学相糅合的角度出发,探讨阿拉伯经济伦理问题。论文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六方面,综合经济学、伦理学、宗教哲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知识,厘清阿拉伯人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挖掘阿拉伯经济伦理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论文辨析阿拉伯人在宏观政府经济组织与管理、中观企业组织与发展、微观个人逐利与工作过程中,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和所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现实,阐明阿拉伯经济伦理在现代化、全球化作用下调适的可能方向。论文共分6章。第1章:导论。本章阐述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的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理论问题、研究工作的现状,并对其进行了扼要的评述;提出了本论文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之处等。第2章:阿拉伯经济伦理思想。本章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阿拉伯哲学家、思想家、伦理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追溯出阿拉伯人在人与利、义与利的关系构建上,基本遵循义利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也会向完全趋利与彻底弃利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反映了阿拉伯人的极端物质主义和极端遁世主义倾向,这两种极端倾向在近现代大为缓和,更多地转化为世俗与道义的争辩。通过元分析方法,透过阿拉伯谚语格言的内涵寓意,分析辨识阿拉伯人在具体生活实践中的贫富观和经商之道。揭示出阿拉伯人务实追求财富同时也注重逐利求财正当性的唯物态度,以及财富的获得与积累依赖于个人良好道德品质的特征。剖析出阿拉伯商人注重口才、信誉、机敏等道德品质的完善,经商注重市场行情、现金交易、实业投资、货真价实、人际关系、财务自给等方面,消费追求优质优价、积极而适度的方式。第3章:阿拉伯政府经济伦理。本章通过大量史料阐释分析了从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部落内外有别、以劫掠为正义的经济道德操守状态,到伊斯兰教创立后,阿拉伯人从游牧区步入农业文明区的过程中,于战争区实行的战利品五分化分配伦理原则符合游牧社会枝型社会结构,于和平区实行的哈拉吉、吉兹耶、欧什尔等赋税伦理体系是为实现在游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乌玛”的道德目标。以上分析的结论为:阿拉伯帝国赋税伦理在价值尺度上仍以《古兰经》、圣训为准则,其道德目标是维护帝国封建统治,因此其具体税目的伦理适用区间随王朝更替中的政治统治变化常发生变动。在政府经济职能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阿拉伯人均认识到政府管理经济的道德责任,强调建立政府管理、监督、服务经济发展的机制。但现代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道德行为现实与理论上的道德要求相差甚远。第4章:阿拉伯企业伦理。本章从阿拉伯企业所有制、道德关系原则、企业伦理责任、企业管理伦理等四个方面,探析阿拉伯企业伦理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构建与实践。利用数据统计,分析阿拉伯企业所有制,以及阿拉伯家族企业的优劣;采用描述方法,透析阿拉伯企业道德原则基于伊斯兰教义务论与部落集体良知论的伦理诉求;总结阿拉伯企业伦理责任的标准体系,并对阿拉伯企业社会责任典范伊斯兰金融机构的道德现象进行了论证考察,发现其社会责任伦理决策指导的理论与现实存在很大差距。在考察阿拉伯企业管理伦理中,通过数据统计分析与历史资料梳理,我们发现阿拉伯家族企业缺乏代际传承计划的原因,既与家长制管理者不愿放权有关,又与遗产均分的传统伦理道德原则有关。阿拉伯现代企业组织行为与管理秩序构建的道德立法和伦理支撑,既有源于伊斯兰教伦理的规范体系,也有源于阿拉伯部落伦理的道德调节,更有现代化的经济行为规范,处在不断变化调整当中。第5章:阿拉伯人工作伦理。本章通过描述方法概括阿拉伯人“工作即崇拜”的概念,阐释新教工作伦理PWE与伊斯兰教工作伦理IWE的共性与个性。依据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WVS数据库数据,分析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与工作价值观。在个人基本价值取向影响上,阿拉伯人内在具有根性的部落认同传统,历经几千年时代变迁,仍在个人价值导向与行为准则中发挥作用。现代阿拉伯国家因各自基本价值观排序、对工作重要性认知的不同,实际上是多元价值观社会,这对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具有一定启示。借助WVS数据库,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国家阿拉伯人外在工作价值观、内在工作价值观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在职业激励上主要期望经济报酬,关注经济理性增长。大部分阿拉伯人已注意到工作的重要性,但时间观念转变困难,竞争意识受传统部落文化、性别文化等影响,难以激活社会整体活力,以权威认同为主的上下级管理也降低了社会整体活力。第6章:结论。本章归纳了阿拉伯经济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主要特点和未来发展,以及阿拉伯经济伦理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主要特征、原因分析和前景发展,并对未来所能继续开展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
冯兴涛[3]（2019）在《依法行政视域下审批权行政自制研究》文中指出审批权行政自制是立足行政法治理论,探索实现审批合法性与有效性相互平衡的重要途径。行政机关的权力自我规制,凭借其内发性、专业性、同步性优势,弥合了立法、司法和社会公众等外部主体对审批权控制的缺陷,成为强化审批权制约监督的必然选择;立足中国行政控权实际,综合运用国内外行政权制约监督理论与思想资源,合理控制审批自由裁量权,确保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审批权行政自制的重要出发点与落脚点。为此,在法律框架内,行政机关依据法律的授权构建起了审批权行政自制的规范体系,形成了相应的实践体制与机制;在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中,行政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审批权自我规制理念,探索出了以“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互联网+行政审批”“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为基本内容的审批权行政自制实现路径;行政机关主导下的权力依法自我规制,使得审批权运行法治化水平得到提升。本文以审批权的行政机关自我规制为主题,通过对审批权行政自制理论基础、发展脉络、体制机制、法律规范依据、制度构成、主要对象、及其改革中实现路径的系统考察与分析,试图全面展现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理论与实践面貌,以揭示其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核心优势,归纳总结其制度运行的一般经验与挑战,从而为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优化提出展望。研究内容主要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研究背景、意义、分析框架等;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考察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发展脉络,并分析其制度优势;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体制机制、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及规制的对象;第五部分系统考察改革背景下的审批权行政自制相关实践,以提炼制度的实现路径及经验,分析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第六部分对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优化提出展望。研究发现,审批权行政自制是对传统行政权制约监督模式的拓展与创新;在审批权运行法治化进程中,审批权行政自制是必然选择,也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尊重行政机关在审批权制约监督中的能动性,构建审批权行政自制的法律规范体系,理顺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体制机制,是合理控制审批自由裁量权实现权力自制的关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互联网+行政审批”“行政审批标准体系”建设是实现审批权行政自制的重要途径;提升审批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克服改革中的“法治悖论”、建立与“他制”的有效衔接机制,是优化审批权行政自制的重点。当然,与相关实践的迅速推进及伴随而来的众多挑战而言,本研究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现实的反映上都存在着诸多不足。至于如何在依法行政的要求下进一步实现及优化审批权行政自制,则需要在实践中渐进的给出答案,本研究也需要结合实践持续深化。
李震[4]（2019）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环境动荡加剧,组织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越来越呈现出迪伊·哈克所揭示的“混序”的特征,即世界具有不连续性、不确定性、不可分离性和不可预测性,促使组织的兴衰更替在加速。即使处于领先地位的组织,如果不能有效整合组织内外资源并进行持续的革新,也有可能失去领先优势,甚至走向衰落和消亡。密歇根大学的科学家曾列出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十大根本威胁,除了核战争和全球性流行疾病,组织管理和领导的质量排在第三位。可见,组织管理不善将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应对愈加复杂的环境,需要更加注重组织整体性、协调性和一致性,需要系统地提高组织整合内外部资源和支持力量的质量。实践证明,无论是在组织的运行、制度的建构、技术的创新,还是人才的吸引和潜能激发,领导力都是最活跃的因素,发挥着巨大的催化剂作用。“个体—领导者”的领导力是领导科学研究的中心范式。在领导科学的理论谱系中,无论是特质理论、行为理论还是情境理论、变革理论都是围绕着领导者作用的有效发挥而展开研究与实践的。但是,愈加复杂的环境、爆炸式增长的知识、飞跃发展的技术以及愈加强大的组织成员等严峻的挑战,使越来越多地组织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过去的以个体为核心的领导力发展是远远不够了,还必须形成和增强以组织为核心的领导力,从而形成一种应对复杂挑战的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方法。理论界对组织的假设,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也从机械论向有机论转变,即从强调规则、程序与分体到重视弹性、融合与整体。领导科学的研究需要适应时代要求,逐步实现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的转换,由强调个人领导力到关注组织领导力,从而实现不断把研究重点从个体（特质、能力、素质）转移到团队（行为、关系、情景）再到组织（体制、机制、文化）的范式转变。这是一个组织随着实践需要,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创新求变、破茧成蝶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世界公认。可以说,党之所以能够不断战胜困难,取得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高素质的队伍和执行的文化等组织因素。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既是对过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组织是实现党的领导的保障,提高组织领导力就成为提高党的领导力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以政治建设统领组织建设,增强了党的组织性和领导力。组织领导力,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关键要素,同时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领导力的重要途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力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突出的实践意义。党的组织领导力的研究,通过研究领导力在组织目标确立、组织体系完善、组织文化建设、组织纪律执行、组织学习发展等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总结其规律,有助于丰富党的组织建设理论,更好地指导组织建设实践,有助于促进组织和领导者领导能力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本文将文献研究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制度分析与系统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遵照“作用方式—存在问题—提升途径”的内在逻辑开展研究。在史实梳理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出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发展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把历史研究、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一个涵盖“势”“道”“术”的逻辑清晰、体系完整和重点突出的研究框架。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在背景分析、文献综述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的概念阐释、评价标准、理论基础进行归纳。第二、三、四、五、六章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研究组织领导力作用发挥的构成因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解析组织领导力作用发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在对组织领导力作用发挥的五大要素进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组织领导力作用发挥的“五力互动”模型,这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第七章结语,对本文的论点进行强调,同时对组织领导力未来发展的的精神内核——组织特质进行展望。
肖新平[5]（2019）在《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与考核实效之间的偏差问题或曰考核制度为何难以全面落实和取得预期或理想的效果。针对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进行实地研究与组织文化的分析,结合政府组织发展趋势及基层公务员自身的时代特征及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提出提升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有关资料,以X市政务中心及该市N部门的考核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叙事分析、文本分析、个案分析、跨学科研究以及比较、归纳等。缘起于美国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主要借用与学习了西方企业管理的经验做法,主张用企业家精神改革公共部门与重塑政府。诚然,这种做法有其现实的效用与价值,然而这一理论源于企业管理、产生自美国而本身无法摆脱固有的企业文化与美国文化特质。由于公私部门性质与中美国家文化的差异,以重塑政府与企业家精神为主导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绩效考核应用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双重的“组织文化不适应”,即与公共部门组织文化及国家宏观组织文化的不匹配、不契合,并产生经验借鉴、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与误读等认知偏差,从而导致考核制度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的实效。本研究从公私部门的组织文化差异与中西国家宏观组织文化即国家文化差异两种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于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进行比较客观、全面、系统、深入的组织文化解读与阐释。研究价值: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整合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并将其变通作为论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问题存在从组织文化的三个层面进行阐释,同时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工具与理论来源即新公共管理及绩效管理进行分析;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以个案分析为视角考察2007-2017年十年间X市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发展、演变及其问题的根源,提出建设适应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的组织文化的对策建议,如优化公务员考核管理的总体设计、深化对人性向善管理假设的认知、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务员管理价值导向、提高公务员对考核的知情参与及自我管理、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组织文化建设等,这些建议有助于深化各方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认知,并为今后各地基层公务员的考核管理提供启示、经验借鉴以及具体的改进举措,更好促进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实效的提升。研究主要创新点:1.理论创新。鉴于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组织文化理论彼此的相似相容与互补性,将他们加以整合、变通应用,沙因组织文化三个层次基础上,将潜在基本假设层面与国家文化维度对应,并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差序格局与熟人社会基础上人际关系对于考核的重要影响,将性别维度替换为特殊主义维度,从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2.阐释创新。公共部门组织文化的特质在于其任务与职责的公共性,这决定了其所追求的信念与价值观;同时,论证了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集体主义的文化倾向,核心是中和思想。3.考核理念的创新。提出人性向善的管理假设与四类人性假设及“去考核”、“考核替代”、“公务员自我管理”等。4.考核举措创新。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三级分类管理;德能勤绩廉考核指标具体内容的细化;考核中公务员合法权益的维护与救济;讨论领导与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的规范管理;X市考核经验与启示。研究结论:本文研究了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实践及问题,得出考核制度之所以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实效的原因在于:借鉴企业管理做法的外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应用于中国公务员考核时遭遇了双重的文化不适应,即公私部门组织文化与中西方国家文化的本质差异导致的对于该理论的理念与考核工具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误读与认知偏差。公共部门工作职责与任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所信奉的信念与价值观与新公共管理主张的竞争、效率、成本、收益、顾客导向等价值理念及理性经济人假设等共享文化假设的不匹配;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中国国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与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集体主义的生活与生产方式,集体生活与劳作需要家族成员协作与家长的统领,产生了尊卑与亲疏的差序格局,进而形成高权力距离、特殊主义以及长期导向等国家文化特点。
袁婷婷[6]（2018）在《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与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思想文化领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粉墨登场,尤其民粹主义愈发灼人,构成了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一般意义上,民粹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推崇“人民”、拒斥精英,其以“人民”的现实关照为起点,并脱离实际极力夸大“人民”的社会价值,本质上是一种迎合大众的意识形态。它有民主内涵,却容易走向专制;有爱国情怀,却常常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有后现代主义素材,却将“解构权威”推向“大众狂欢”的激进路向。就一般特征而言,民粹主义具有自诩代表人民的虚伪性、表达不满的批判性和群体集聚的非理性。民粹主义变化多端、形式各异,探讨民粹主义必须结合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背景而展开。聚焦至中国,改革开放前,时人所谈论的民粹主义主要是俄国语境中的狭义民粹主义,即企图跨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由农村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推进,人们所探讨的民粹主义演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即推崇“人民”并批判精英的价值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调整,政治制度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变动,在此形势下,民粹主义在我国逐渐滋生并裂变,成为影响我国民主政治、社会经济、公民意识、主流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因素。就表现形式而言,当前我国民粹主义碎片化的渗透在社会各领域,或在政治领域通过“广场狂欢”彰显大众权利,或在文化领域产出崇尚大众审美并拒斥高雅文化的文艺内容,或是在民族精神层面渗透极端民族主义。在哲学方法论上,当代我国民粹主义坚持机械抽象的人性设定,秉承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并名不副实地建构人民话语。遵循以上哲学方法论,当代我国民粹主义主要表现出以下具体特征:政治理念上的极端民主、经济诉求上的绝对平均、文化取向上的拒绝高雅、主体构成上的草根性、存在形式上的碎片化与依附性。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我国民粹主义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人民性与民主性,实质上却具有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思想价值、绝对理想化的政策主张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与其他社会思潮相比,因“人民”“民主”口号的迷惑性,我国民粹主义更具潜在威胁性。由于使用人民、公平、民主等词汇,民粹主义很容易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歪曲与渗透。作为一个必然结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势必会遭遇民粹主义的挑战。当前民粹主义主要通过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道德秩序、政治认同、民族精神等层面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反思如何在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必须自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早期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下对民粹主义的警觉,为我们审视如何应对当前民粹主义的挑战提供了重要借鉴:即在理论层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力、在经济层面强化人民的获得感、在政治层面实现广泛真实的民主。在西方民粹主义集中迸发的形势下,我们也亟需汲取西方民粹主义生发的教训,着力在全球化时代下维护社会公平、夯实党的认同基础并积极推进国家治理。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探寻和对民粹主义西方镜鉴的审视,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发现在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既要在理论层面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民粹主义的能力,又要审慎调合全球化进程与社会转型中我国所暴露出的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受损者同在、政治转型与公民意识不成熟、全民用网与网络治理不到位等深层次矛盾。本研究从奠定疏导民粹主义的思想基础、夯实疏导民粹主义的现实根基、构筑疏导民粹主义的政治条件、塑造疏导民粹主义的主体要素、构建疏导民粹主义的媒介环境五个方面入手,力求多轮驱动地疏导民粹主义,尝试分析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可能路径。
文雁兵[7]（2014）在《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 ——来自中国的经验》文中认为发展是在特定时空环境和社会结构下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互动过程,大国如何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构建适宜的治理模式是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迄今为止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财税制度的经济分权和社会网络的关系纽带几个特征,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于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市场激励和合约履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发展代价,如城乡间、区域间和人际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福利的扭曲。这些问题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大国治理模式呢?这种治理模式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呢?是否具有一般性规则和借鉴意义呢?本文试图从政府生产性、发展性和包容性特征出发和聚焦其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在国家理论下能够厘清不同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功能发展的脉络,以及总结出在经济社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差异、作用边界和作用大小,另一方面,能够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已有的发展理论、增长理论和国家理论,深入剖析经济发展中适宜制度和政府治理的作用,构建包容型政府的理论框架,并对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进行展望,以期能够对中国可能走上的包容性增长道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本文在构建包容型政府理论框架和对包容型政府行为及其绩效分析的基础上,强调适宜制度（专利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和政府干预（政府行为、政府规模和政府效率）发挥政府治理包容的作用,通过经济增长（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实现）和成果分享（通过体现效率的初次分配、体现公平的二次分配）发挥经济增长包容的作用,通过社会流动（如通过代际流动和收入流动）和社会包容（如户籍改革如和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发展包容的作用,通过思想繁荣（思想自由和知识资本积累）实现思想市场包容的作用。本文首次对思想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进一步提出了适宜制度的概念和功能,并构建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论证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本作用和机理。思想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济增长既有逻辑链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而适宜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否定之否定。政府积极干预可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更好的积极影响业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赞同,但对于政府边界、政府行为选择（“攫取之手”或“援助之手”）及其演变（更多“攫取”或更多“援助”）仅基于中国式分权（“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宏观一元框架和“政治人”或“经济人”微观单峰偏好的假定,以及暗含区域间禀赋同质和完全流动,忽略了中观层面区域禀赋异质性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演变的影响是已有研究的重要缺陷,本文既从中国层面考察了区域异质性视角,还基于地方政府官员“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微观联合偏好视角,对宏观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演变和绩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对已有财政政分权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有益增补。运用了面板门槛模型,本文首次全面细致的检验了“利维坦假说”、“粘纸效应”和“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存在性、有效性和条件性,结果发现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交互影响对发展包容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非线性关系,应当引起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的重视,在制定和执行区域性政策和战略时,应充分考虑政策实施的综合效果而不是单一目标。包容型政府行为模式不同于“泛利性政府”、“中性政府”、“生产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其治理模式也不同于市场式政府（强调政府管理市场化）、参与式政府（主张对政府管理有更多的参与）、弹性化政府（认为政府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和解制型政府（提出减少政府内部规则）。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从社会包容视角首次提出并探讨了包容型政府概念和理论,为解决中国目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诸多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包容型政府需同时解决经济增长和发展包容两个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是形成适宜制度、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为核心内容的“发展的三角”。这一概念和理论是对林毅夫（2003,2013）关于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和政府如何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的逆向补充和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关于中国“半包容半掠夺”制度和政府行为特征的有力佐证,也为中国道路可能具有的世界意义增加了新的内容。（2）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同于既有研究的内生性视角（要素禀赋、政治博弈或威权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从国际贸易这个外生性冲击渠道分析了政治经济制度演化。（3）既有研究强调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自组织性,强调产业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变动的市场机制,对政府行为在产业集聚过程的作用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尤其是二三产业发展对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关注较少。本文则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了农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联绩效,农业现代化发展事关“三农问题”、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而本文的研究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4）本文关注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分属社会学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和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发展的耦合机制。社会流动不仅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包容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教育流动、劳动流动、职业流动、性别流动和收入流动可以减少“机会不平等”和“静态不平等”等“坏的不平等”,逐渐消除各种排斥（社会排斥、地理排斥和经济排斥）,实现增长包容性,这一思路将有助于解决目前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难题。（5）本文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减贫模式,强调通过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自上而下”和自生能力与社会流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贫困缓解策略,从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两个视角强调贫困缓解的新渠道。2013年11月恰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本文的研究或许能够为未来政府职能改革提供少许有价值的学术火花。
吕蕾[8]（2014）在《年轻干部破格提拔中的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年轻干部作为干部队伍的后备军,肩负着治国安邦的重要使命,对于他们的培养与选拔既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紧迫任务,又是事关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要求。我党在领导中国六十多年的蓬勃发展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将其作为我党干部人事工作的重要内容。而破格提拔作为选拔年轻干部的重要用人制度,弥补了传统干部选任方式的弊端,打破了论资排辈、台阶晋迁的限制,遵循了“特别优秀”和“特殊工作需要”的用人标准,看德才,凭实绩,不拘一格选人才,让越来越多的优秀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干部的岗位,为整个干部队伍注入了朝气和活力,进一步推进了富民强国的“中国梦”的实现。但是近年来,违规提拔年轻干部的事件屡屡被曝光,“最年轻镇长”、“最年轻市长”、“最年轻厅官”的频繁出现,使得破格提拔一度陷入社会舆论的漩涡,偏离了良性发展的轨迹,年轻干部破格提拔的问题也随之凸显。首先,破格干部的实绩不足、能力欠佳,违背了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其次,破格提拔违规操作、权力滥用现象屡见不鲜；再次,官员干部子女的频繁提拔,阻塞了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然后,群众对政府的有罪假设,使得破格提拔陷入惯性质疑的窘境；最后,破格提拔曝光后,政府应急处置不当,造成其用人公信的下降。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破格标准及程序规定的迟缓、提拔信息的不公开、权力监督的形同虚设、行政问责的执行乏力、回避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社会资本的不均等。为了加快我国年轻干部的脱颖而出,推动破格提拔工作的健康发展,本文从应然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一是从转变思维观念和塑造现代行政文化入手,破除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二是通过完善破格提拔的用人标准及其健全相关的程序规定,来规范破格提拔工作的开展；三是扩大破格提拔的信息公开和重视政府网络发言人工作,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四是构建有效的监督体系,通过监督主体的多元化及监督方式的多样化,来限制权力的滥用；五是落实行政责任的追究制度,明确责任界定,严肃责任追究,强化权责统一；六是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的回避制度,扩充相关的回避内容,遏制近亲提拔；七是加强立法体系的建设,通过制定统一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法》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破除社会资本的藩篱。
廖文[9]（2014）在《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是世界性的课题,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和国家都把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发布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在正式重申这一指导思想时,强调了要“推进预防腐败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宗旨意识,使领导干部不想腐”。因此,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也要强调加强领导干部的廉政观教育,帮助领导干部树立廉洁高效、以人民利益为本的从政价值观,是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也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本研究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包括选人用人廉政观、工作条件廉政观、人际交往廉政观和生活方式廉政观在内的领导干部廉政观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和包括职业价值观、人际网络、家庭环境和社会风气在内的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通过对领导干部廉政观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方法体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工作条件、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各个方面,存在廉政知识不够、廉政认同度不高、廉政自觉性不足等问题；第二,职业价值观、人际网络、家庭环境和社会风气等因素对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明确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总体目标即是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体系。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公仆意识教育、清廉意识教育、勤政意识教育、良政意识教育等方面。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要遵循方向性、科学性、制度性、渗透性、示范性等基本原则。加强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需要从廉政知识、廉政认同、廉政自觉三个层次入手：第一,以采用训练教育方法为主,通过编制统一的适用性强的廉政制度读本、开展集中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领导干部廉政知识教育培训与考核、开展领导干部家属廉政知识教育等方式,使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掌握党内纪律规章和法律法规等相关廉政要求和廉政制度知识；第二,以冲突缓解教育方法为主,通过辨认与界定领导干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提供利益冲突问题分析方法及解决方案和宣泄渠道、提供领导干部个人利益保障与领导干部廉政的制度约束等方式,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政认同；第三,以采用社会实践教育方法为主,通过参与群众活动和社会服务、开展民众问政、倡导生活方式平民化等方式,使领导干部产生对群众社会生活的尊重与欣赏、关心与情感、敏感性与责任感。第四,需要营造良好的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舆论环境。
孙静[10]（2013）在《群体性事件的情感社会学分析 ——以什邡钼铜项目事件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社会转型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国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与发展,同时也致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累积且呈现出日益尖锐化的趋势。近几年备受关注的群体性事件正是社会发展与社会矛盾交织互动的结果。作为一种当前显性的社会冲突现象,群体性事件可以折射出当下社会的国民面相和政治生态,是衡量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指标,因此令学者们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成为影响各级党政机关亟需研究和解决当前困境危机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利益诉求和情感宣泄不断相互交织的过程,情感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物质基础是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复杂的制度结构,但是它背后真正的原因却是长久以来社会公众被积压的负面情感的累积爆发。因此,本文以情感社会学为研究视角,采取一种“事件—过程”的分析范式,以发生在2012年7月的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为例,通过访谈法辅之文献法对事件整体过程进行研究,从结构、情感和行为三方面分析事件主体的认知过程、情感状态、互动逻辑及不同情感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即剥夺与不公的社会结构产生焦虑与愤怒的社会情感,从而导致同质与卷入的群体行为。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明显的经济差异对于人们的生活是极富破坏性的,利益受损群体遭受着长期的不公和分化,对现存状况感到日益失落和厌倦,产生了挫折感和愤懑,同时我国缺乏正常有效的利益诉求通道去消弭这种积郁已久的断裂,剥夺感随之产生并形成怨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内隐情感。什邡在08年的地震中受灾严重,当地民众的伤痛性情感加之重建过程中导致的生态破坏及资源分化造成了一种萦绕什邡的库存性情感,形成了一种群体的剥夺与不公感；在这样的客观物质背景下,论文紧接着以什邡群众对钼铜项目的情感认知为线索,对这一阶段的群体情感进行分析描述,产生经济、政治、体制和伦理四方面的社会感知。而当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表现不仅为什邡当地的民众树立了某种指引形像,也点燃了人们压抑已久的焦虑与怨恨,增加了社会公众对于这次事件的关注度；在不同群体的分类和情感差序格局下,从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心群体到受其影响颇深的边界群体再到具有相同情感体验的外围群体,群体的同质与卷入客观地呈现为一个从“己”到“群”、从“自我”与“他者”的逻辑扩散开来的空间情感体系,即存在一种群体情感的分类叙事。中心群体由于利益受损从而激起本能的自我保护情绪并最先出现反抗行为；边界群体由于利益相关会成为诉求发起者的强烈拥护者或追随者,引发更广范围的连锁性、传染性反应,使政府难以应对,导致参与者扩大诉求,从“就事论事”呈现出扩展、延伸趋势,最后导致外围群体出于公平道义而参与到事件中,形成社会舆论一边倒的态势,而事件中的情感也由本能的生存情感上升为一种道义和价值情感。什邡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通过开放“对话”渠道,重视与民沟通,及时全面准确地汇集人民群众的心理情绪、心声来作为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前提,避免群体性事件一碰到“合适”机会就卷土重来的尴尬境地。在对什邡事件的整体过程进行详尽分析后,本文用群体极化的概念进行提升和总结,归纳群体性事件的情感发生逻辑。偶发的公共事件作为一个导火索,将人们的怨恨唤醒,这种情感由于场景性和聚集性不断汇合和叠加,汇聚了一道强大的洪流迅速扩散蔓延,经过网络社会中信息传播的反复强化,怨恨性情感不断累积强化最终爆发成为愤怒的发泄。如果群体情感的极化过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极有可能造成群体规模、情感冲击性、行为破坏性不断扩大,甚至转换为一种不计后果的群体性攻击行为。论文的最后希望通过群体性事件的情感轨迹得出社会情感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指出目前我国的群体情感具有一种普遍化的公众反向情感以及主体化、自主化与流氓化的情感态势,并试图为中国转型社会的情感管理和建设寻找归宿,在社会治理中重情、合理、依法,以人为本构建社会情感文明。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日益频繁,有难以遏制之虞。本研究运用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及分析框架为现阶段中国群体性事件做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指出群体性事件是底层民众借由某一公共事件对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的极端宣泄,并进一步讨论了群体性事件中所呈现出的情感逻辑关系。情感以浮世绘的形态勾勒出了一幅社会生活长卷,映现出了转型社会的人生百态,因此本文试图用一种具有理论体系的情感逻辑去解释瞬息万变的群体行为,探寻情感在其中的发生过程和机制,警示我们关注群体的情感变化以及可能引起情感波动和变化的因素。在此研究基础上,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新理解,进而为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共安全机构制定有关群体性事件情感管理的政策、法规和设定情感的“预警”和“宣泄”系统提供依据,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提出了新看法,为构建和谐社会另辟蹊径。
二、谨防岗位变动中的腐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谨防岗位变动中的腐败（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一、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基础 |
| (一)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二)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
| 二、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与思想精髓 |
| (一)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二)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特征 |
| (三)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思想精髓 |
| 三、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
| (一)丰富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文化载体 |
| (二)阐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大众化的微观路径 |
| (三)铸造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思想防线 |
| 四、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路径 |
| (一)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家风建设榜样示范 |
| (二)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RT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来源及其价值与意义 |
| 1.1.1 选题来源 |
| 1.1.2 理论价值 |
| 1.1.3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经济伦理学发展概述 |
| 1.2.2 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与篇章结构 |
| 1.3.3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阿拉伯经济伦理思想 |
| 2.1 阿拉伯经济伦理相关定义 |
| 2.1.1 阿拉伯的道德与伦理 |
| 2.1.2 阿拉伯的市场与经济 |
| 2.2 伊斯兰教经济伦理思想 |
| 2.2.1 宗教赏罚理论中的经济伦理观 |
| 2.2.2 商贸交易理论中的经济伦理观 |
| 2.3 阿拉伯人的义利之辩 |
| 2.3.1 古代阿拉伯人的义利之辨 |
| 2.3.2 近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世俗物质论 |
| 2.3.3 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的道德经济论 |
| 2.4 阿拉伯人的贫富观与经商之道 |
| 2.4.1 阿拉伯谚语格言与贫富观 |
| 2.4.2 阿拉伯谚语格言与经商之道 |
| 2.4.3 贾法尔的《最佳商贸指南》 |
| 2.5 结语 |
| 第3章 阿拉伯政府经济伦理 |
| 3.1 早期阿拉伯社会经济伦理 |
| 3.1.1 前伊斯兰时期部落经济伦理 |
| 3.1.2 伊斯兰教产生的背景和影响 |
| 3.1.3 麦地那社团经济政策与道德评价 |
| 3.2 阿拉伯帝国政府经济伦理 |
| 3.2.1 阿拉伯帝国财政赋税伦理 |
| 3.2.2 阿拉伯财政赋税伦理思想 |
| 3.2.3 阿拉伯帝国政府经济伦理 |
| 3.3 现代阿拉伯国家政府经济伦理 |
| 3.3.1 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概况 |
| 3.3.2 阿拉伯经济一体化与伊斯兰金融实践 |
| 3.3.3 阿拉伯政府经济行为与道德责任 |
| 3.3.4 阿拉伯政府经济行为道德问责 |
| 3.4 结语 |
| 第4章 阿拉伯企业伦理 |
| 4.1 阿拉伯企业制度概况 |
| 4.1.1 阿拉伯国有企业概况 |
| 4.1.2 阿拉伯家族企业概况 |
| 4.1.3 阿拉伯家族企业优劣 |
| 4.2 阿拉伯企业道德原则 |
| 4.2.1 企业与伊斯兰教义务论原则 |
| 4.2.2 企业与部落集体良知论原则 |
| 4.3 阿拉伯企业伦理责任 |
| 4.3.1 现代阿拉伯企业社会责任 |
| 4.3.2 阿拉伯企业社会责任典范 |
| 4.4 阿拉伯企业管理伦理 |
| 4.4.1 阿拉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 |
| 4.4.2 阿拉伯管理者价值导向与行为原则 |
| 4.4.3 影响阿拉伯企业管理的“关系”文化 |
| 4.5 结语 |
| 第5章 阿拉伯工作伦理 |
| 5.1 阿拉伯工作伦理概况 |
| 5.1.1 阿拉伯人“工作即崇拜”的概念 |
| 5.1.2 有关工作伦理的概念述评 |
| 5.1.3 伊斯兰教工作伦理IWE |
| 5.1.4 新教工作伦理PWE与伊斯兰教工作伦理IWE |
| 5.2 现代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与工作价值观 |
| 5.2.1 工作价值观概念述评 |
| 5.2.2 现代阿拉伯人基本价值观概况 |
| 5.2.3 现代阿拉伯人工作价值观概况 |
| 5.3 现代阿拉伯人内外工作价值观与工作伦理 |
| 5.3.1 现代阿拉伯人外在工作价值观 |
| 5.3.2 现代阿拉伯人内在工作价值观 |
| 5.3.3 从价值观看阿拉伯人工作伦理 |
| 5.4 对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的启示 |
| 5.4.1 中阿伦理主体基本价值观排序对比 |
| 5.4.2 中阿跨文化经济合作伦理风险预防 |
| 5.5 结语 |
| 第6章 结论 |
| 6.1 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意义与结论 |
| 6.2 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未来工作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依法行政视域下审批权行政自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审批权行政自制研究的意义 |
| 1.1.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1.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 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审批制度改革中审批权规制综合研究 |
| 1.2.2 以审批自由裁量权控制为重点的研究 |
| 1.2.3 以行政审批权程序控制为重点的研究 |
| 1.2.4 简要评述 |
| 1.3 “审批权行政自制”概念之解析 |
| 1.3.1 依法行政 |
| 1.3.2 行政自制 |
| 1.3.3 行政审批权 |
| 1.4 本文的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1 分析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思路 |
| 第2章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关于行政权制约监督的重要论述 |
| 2.2 依法行政原理和行政自制理论 |
| 2.2.1 依法行政原理与审批权行政自制 |
| 2.2.2 行政自制理论与审批权行政自制 |
| 第3章 行政审批制度演化中行政权自我规制的发展脉络 |
| 3.1 行政审批权规制的历史脉络及逻辑演进 |
| 3.1.1 行政审批取代行政命令阶段:审批权规制的“制度化” |
| 3.1.2 审批逐步改造为行政许可阶段:审批权规制“法制化” |
| 3.1.3 审批权力结构合理化探索阶段:审批权规制“法治化” |
| 3.2 行政自制——行政审批权有效规制的发展趋势 |
| 3.2.1 主体、主导、主责: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现实必然性 |
| 3.2.2 内发、专业、同步: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维度及优势 |
| 第4章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实践机制与法律规范体系 |
| 4.1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体制机制 |
| 4.1.1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体制 |
| 4.1.2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实践机制 |
| 4.2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法律规范体系分析 |
| 4.2.1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法律依据分析 |
| 4.2.2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司法解释依据 |
| 4.2.3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规范体系构建 |
| 4.3 行政自由裁量权——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主要内容 |
| 4.3.1 行政审批设定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行政自制 |
| 4.3.2 行政审批实施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行政自制 |
| 4.3.3 行政审批后续监管和撤销中的自由裁量权及其行政自制 |
| 4.4 小结 |
| 第5章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中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实现路径——基于浙江的考察 |
| 5.1 “最多跑一次”改革中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实现路径与经验 |
| 5.1.1 “以人民为中心”:动力机制、价值导向、评判体系重构 |
| 5.1.2 相对集中许可权:形式“相对集中”与实质“强化制约” |
| 5.1.3 互联网+行政审批:全程监控,压缩各层级自由裁量空间 |
| 5.1.4 审批标准化建设:重塑“明规则”,增强责任可追溯性 |
| 5.2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中审批权行政自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5.2.1 审批权的有限性与行政自制的合理性 |
| 5.2.2 审批权行政自我规制存在合法性风险 |
| 5.2.3 审批权行政自制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
| 第6章 依法行政视域下优化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展望 |
| 6.1 依法提升行政审批权力结构的合理性 |
| 6.2 克服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法治悖论” |
| 6.3 构建行政自制与“他制”的有效衔接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价值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价值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设计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五节 理论依据 |
| 一、组织理论 |
| 二、领导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组织建设理论 |
| 四、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理论 |
| 第六节 发展历程 |
| 一、历史分期及特征 |
| 二、经验综述:组织、环境与人的紧密互动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引领力 |
| 第一节 组织引领力的作用方式 |
| 一、使命:组织目标的确立 |
| 二、愿景:组织目标的认同 |
| 三、信仰:组织目标的坚守 |
| 第二节 注重环境分析,确立正确组织目标 |
| 一、领导环境及其作用 |
| 二、环境分析方法 |
| 三、环境因应逻辑 |
| 第三节 以组织目标为引领,提高思想工作成效 |
| 一、重视思想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 |
| 二、组织要善于建构价值和意义 |
| 三、要注意采取说服的方法 |
| 第四节 以组织目标为检验,坚定信仰 |
| 一、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在与群众互动中坚定信仰 |
| 二、明晰路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坚定信仰 |
| 三、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理论创新中坚定信仰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执行力 |
| 第一节 组织执行力的作用方式 |
| 一、组织结构的确立与调适 |
| 二、组织关系的建立与维护 |
| 三、组织成员的选拔与培养 |
| 第二节 创新组织设置形式,发挥基层组织功能 |
| 一、组织设置依据 |
| 二、创新组织设置形式 |
| 三、将支部打造为基本执行单元 |
| 第三节 依托组织体系,打造创造性执行机制 |
| 一、调研机制:了解真实情况 |
| 二、试点机制:积累初步经验 |
| 三、决策机制:达成行动共识 |
| 四、用人机制:确定执行人选 |
| 五、行动机制:目标衡量一切 |
| 六、督查机制:总结经验教训 |
| 第四节 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挥领导团队整体合力 |
| 一、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领导制度 |
| 二、发挥领导团队整体合力 |
| 第五节 建设具有强大执行力的干部队伍 |
| 一、明确角色定位 |
| 二、提高授权水平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凝聚力 |
| 第一节 组织凝聚力的作用方式 |
| 一、仪式感召 |
| 二、榜样示范 |
| 三、宣传引导 |
| 四、理论创造 |
| 第二节 冷静应对挑战,打造开放信任负责的组织文化 |
| 一、组织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二、建设开放信任负责的组织文化 |
| 第三节 建立正向激励体系,营造干事创业氛围 |
| 一、影响干部干事创业的因素分析 |
| 二、营造宽松容错的组织氛围 |
| 三、倡导“三个留人”的组织措施 |
| 四、领导者要善于自我激励 |
| 第四节 注重环境塑造,建设良好政治生态 |
| 一、塑造组织环境 |
| 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约束力 |
| 第一节 组织约束力的作用方式 |
| 一、明晰纪律要求 |
| 二、加强纪律教育 |
| 三、严格纪律执行 |
| 四、培养遵纪自觉 |
| 第二节 以政治纪律为统领,加强组织纪律建设 |
| 第三节 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培养组织规矩意识 |
| 一、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 |
| 二、培养组织规矩意识 |
| 第四节 加强历史传统教育,传承优良组织作风 |
| 一、明晰历史定位 |
| 二、学习工作方法 |
| 三、增强精神动力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学习力 |
| 第一节 组织学习力的作用方式 |
| 一、问题意识 |
| 二、反思能力 |
| 三、纠错方法 |
| 四、制度建设 |
| 第二节 坚持问题导向,严肃组织生活 |
| 第三节 坚持整体提升,改进整党整风 |
| 一、整党整风及其作用 |
| 二、整党整风的历程 |
| 三、提升整体效果 |
| 第四节 突出政治教育,加强干部培训 |
| 一、加强宏观管理 |
| 二、突出政治教育 |
| 三、推动方式创新 |
| 第七章 结语 |
| 第一节 组织领导力的作用基础:五大要素 |
| 第二节 组织领导力的作用模式:五力互动 |
| 第三节 组织领导力的精神内核:组织特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深度访谈提纲 |
| 附录三:访谈信息汇总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5）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与目的、价值及方法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已有文献研究统计分析 |
| 二、我国公务员考核的作用与成效 |
| 三、我国公务员考核管理存在问题的研究 |
| 四、我国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存在原因的研究 |
| 五、改进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建议及其问题 |
| 六、古今中外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启示与借鉴 |
| 第四节 理论基础:组织文化相关理论 |
| 一、文化与组织文化的概念 |
| 二、沙因的组织文化理论 |
| 三、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 |
| 四、应用理论的适用性与可行性 |
| 五、本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个案 |
| 第一节 X市政务服务中心的考核管理 |
| 一、X市政务中心相关情况介绍 |
| 二、X市政务中心的考核管理 |
| 三、X市政务中心考核过程诸要素 |
| 四、X市政务中心考核制度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
| 第二节 X市N局的考核管理 |
| 一、X市N局相关情况介绍 |
| 二、X市N局的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 |
| 三、X市N局的晋升考核 |
| 四、X市的其他考核 |
| 第三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中的问责 |
| 一、四类问责的案例 |
| 二、对不负责任现象的态度的调查 |
| 本章小结: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中的矛盾性 |
| 第三章 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现实效果 |
| 第一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实践存在的问题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二、基层公务员考核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
| 三、基层公务员考核规定与考核实践的差距 |
| 第二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启示 |
| 一、考核制度的持续改进至关重要 |
| 二、考核奖惩与问责的得当公正至关重要 |
| 三、行政审批局的模式需辩证全面看待 |
| 四、人事绩效考核管理需审慎引入第三方评估 |
| 五、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其他启示 |
| 本章小结: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整体设计的思考 |
| 第四章 公私比较:信念与价值观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新公共管理考核管理理念的认知与接受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观念与理论的来源 |
| 二、如何看待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绩效考核工具 |
| 三、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念的差异与联系 |
| 四、中国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考核工具的接受与认知偏差 |
| 第二节 公私部门考核管理价值理念追求的差异 |
| 一、强调竞争与协作协同的差异 |
| 二、顾客导向与公共治理导向的差异 |
| 三、效率、成本、收益与多重价值目标的差异 |
| 四、绩效结果导向与公共事务的被动性、延续性的差异 |
| 五、领导者及奖惩激励的权限、结果差异 |
| 小结:绩效考核问题存在有其必然性 |
| 第三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原则要求与具体操作间的偏差 |
| 一、考核要素的客观公正与有效合理问题 |
| 二、考核实施中的公平与合理问题 |
| 三、业绩评比的可测量性与可比性问题 |
| 四、考核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
| 五、小结:应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的“表现主义” |
| 第四节 公私部门组织文化的本质差异:公共性及其体现 |
| 一、公务员任务职责的多样性与公共责任问责之难 |
| 二、公务员社会角色与自我形象的公共性 |
| 三、公共部门内部人际关系的公共性 |
| 四、公务员管理经验与领导艺术的必要性 |
| 五、公私部门组织文化差异的根源 |
| 本章小结: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公共部门价值追寻的貌合神离 |
| 第五章 中西比较:共享文化假设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影响 |
| 第一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存在的国家文化阐释 |
| 一、集体主义倾向与考核的竞争评比 |
| 二、特殊主义的中和与考核的客观公正 |
| 三、长期导向与人际关系的克制隐忍 |
| 四、高权力距离倾向与领导的重要作用 |
| 五、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与考核结果的测评 |
| 六、小结 |
| 第二节 新公共管理理论传播与接受的变异 |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适用的“美国情境” |
| 二、管理者与理论家自带的文化特性 |
| 三、理论在中国接受的文化土壤 |
| 四、变异: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实际效果 |
| 第三节 问题根源:考核指导理念与国家文化的不匹配 |
| 一、中西方国家文化的比较 |
| 二、中西方国家文化差异的根源 |
| 三、中国国家文化的特质:集体主义文化 |
| 本章小结:共享潜在基本假设对于民族认知模式的塑造 |
| 第六章 建设适应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的组织文化 |
| 第一节 优化公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总体设计 |
| 一、客观辩证认识考核的作用与功能 |
| 二、整体全面认识考核的宗旨与价值 |
| 三、科学规范考核分类 |
| 四、系统设计考核指标各要素 |
| 第二节 深化对人性向善管理假设与理念的认知 |
| 一、人性的复杂与变化 |
| 二、人性层次与比例的差异和人性假设 |
| 三、应有的管理潜在假设:人性可变与人性向善 |
| 四、人性假设与灰度管理 |
| 第三节 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务员管理的价值与观念 |
| 一、现代管理要求以人为本的赋能型组织 |
| 二、组织成员期待以人为本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
| 三、基层公务员权益维护需要以人为本的组织的强力支持 |
| 四、以人为本的管理需要制度的精细化与人性化 |
| 第四节 提高公务员对考核管理的知情、参与和自我管理 |
| 一、职工主动建言及其实效 |
| 二、适度适时授权职工参与 |
| 三、自我管理与自我效能感 |
| 四、基层公务员的需求特性与考核激励效果的有限性 |
| 第五节 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政府组织文化建设 |
| 一、客观认识传统文化与基层公务员考核的关系 |
| 二、行政组织文化的特征与重要作用 |
| 三、传统优秀文化的契合传承与转化应用 |
| 本章小结:提升考核管理有效性需要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公务员考核实效取决于诸多因素的合力 |
| 第二节 组织文化对公务员考核实效的双重影响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问题存在的原因 |
| 二、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的组织文化阐释 |
| 三、理论的传播——接受与阐释——变异 |
| 四、结论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未来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 |
| 一、未来我国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 |
| 二、未来公务员个体职业发展的需求 |
| 三、中国公共行政组织文化发展的趋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国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民粹主义的学理考究与理论内涵 |
| 第一节 民、民粹及民粹主义 |
| 一、民、民粹 |
| 二、民粹主义 |
| 三、基本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
| 一、民粹主义之于西方演进 |
| 二、民粹主义之于中国流变 |
| 三、中西方民粹主义沿革之启示 |
| 第三节 民粹主义及其一般特征 |
| 一、自诩代表人民的虚伪性 |
| 二、表达不满的批判性 |
| 三、群体集聚的非理性 |
| 第二章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嬗变与存在样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流变 |
| 一、“改革潮”的到来与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发酵(1978-1992)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生成(1992-2000) |
| 三、社会矛盾的集聚与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频发(2000 至今)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形成背景 |
| 一、改革深水区中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凸显是其爆发的重要诱因 |
| 二、民主政治发展中利益诉求渠道的不畅是其形成的政治土壤 |
| 三、市场经济中价值取向的多元所导致的精神迷失是其酿发的价值因素 |
| 四、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其兴起的媒介条件 |
| 第三节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样态 |
| 一、政治民粹主义 |
| 二、文化民粹主义 |
| 三、民族民粹主义 |
| 第四节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与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与新左派思潮 |
| 二、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与群体性事件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与实质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哲学方法论考辩 |
| 一、机械抽象的人性设定 |
| 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
| 三、名不副实地建构人民话语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 |
| 一、政治理念上的极端民主 |
| 二、经济诉求上的绝对平均 |
| 三、文化取向上的拒斥高雅 |
| 四、主体构成的草根性 |
| 五、存在形式的碎片化与依附性 |
| 第三节 民粹主义的实质 |
| 一、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思想价值 |
| 二、绝对理想化的政策主张 |
| 三、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安全及其判定标准 |
|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功能 |
| 二、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 |
| 三、意识形态安全的判定标准探析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一、“人民”的名义曲解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二、“民主”口号歪曲了民主理念 |
| 三、个体权利的过分张扬遮蔽了健康的公民意识 |
| 四、绝对平均的利益诉求扭曲了公平正义原则 |
| 第三节 民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挑战 |
|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冲击 |
| 三、对道德秩序的破坏 |
| 四、对政治认同的解构 |
| 五、对民族精神的悖离 |
| 第五章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学理思考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早期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 |
| 一、对盲目推崇农民的指摘 |
| 二、对“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的批驳 |
| 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下对民粹主义的警觉 |
| 一、推进民生建设从而预防群体性事件及其向民粹主义的衍化 |
| 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防范民主政治倒向民粹主义 |
| 三、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从而防止弱势群体滋生民粹主义 |
| 第三节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着力点 |
| 一、在理论层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解释力与批判力 |
| 二、在经济层面强化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的获得感 |
| 三、在政治层面实现广泛真实的民主 |
| 第六章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域外镜鉴 |
| 第一节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考察——以“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获胜”为例 |
| 一、特朗普的选举策略及其民粹主义表征 |
| 二、对民粹主义影响的理性审视 |
| 第二节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成因分析 |
| 一、全球化的深化与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是经济根源 |
| 二、代议民主的政治衰败与政党最大限度争取认同的迫切需求是政治诱因 |
| 三、外来移民的涌入所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是价值因素 |
| 四、金融危机后社会矛盾的集聚与社会治理的乏力是重要温床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泛滥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启示 |
| 一、以维护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公平为基本方向 |
| 二、以夯实党的认同基础为主要定位 |
| 三、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要途径 |
| 第七章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统领奠定疏导民粹主义的思想基础 |
| 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供给以及时澄明民粹主义的文字陷阱 |
| 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以立体呈现民粹主义的真实面相 |
| 三、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扬弃以充分发挥对民粹主义的价值引领 |
| 第二节 以维护社会公平为核心奠定疏导民粹主义的现实根基 |
| 一、落实机会公平以保证共建 |
| 二、改善民生以促进共享 |
| 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实现共富 |
| 第三节 以强化广泛深入的公民政治参与为保障构筑疏导民粹主义的政治条件 |
| 一、增强党的执政权威从而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领导助力 |
| 二、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从而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依托 |
| 三、推进民主政治的法治化进程从而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法治保障 |
| 第四节 以培育健康的公民意识为手段塑造疏导民粹主义的主体要素 |
| 一、发挥新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导向功能 |
| 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教化作用 |
| 三、优化外部场域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环境氛围 |
| 第五节 以互联网治理为重点构建疏导民粹主义的媒介环境 |
| 一、以心系网民为导向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 |
| 二、以队伍建设为依托强化网络正能量 |
| 三、以法治化治理为手段规范网民行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 ——来自中国的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目次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思想缘起 |
| 1.1.2 研究动机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发展的制度视角：制度的作用、形成与演化 |
| 2.1.1 制度的作用与案例 |
| 2.1.2 制度的形成与演化 |
| 2.1.3 制度的适宜与发展 |
| 2.2 经济发展的政府视角：政府的作用、机制与演化 |
| 2.2.1 政府作用的三种理论 |
| 2.2.2 政府作用的两种机制 |
| 2.2.3 政府行为的三种选择 |
| 2.3 经济发展的包容视角：包容的表现、内涵和测度 |
| 2.4 总结性评述 |
| 3 包容型政府理论框架 |
| 3.1 国家理论与政府治理 |
| 3.2 包容型政府的定义 |
| 3.3 包容型政府的特征 |
| 3.4 包容型政府的内容 |
| 3.4.1 政府治理包容 |
| 3.4.2 经济增长包容 |
| 3.4.3 社会发展包容 |
| 3.4.4 思想市场包容 |
| 3.5 包容型政府分析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4. 思想市场与经济增长：适宜制度视角 |
| 4.1 思想市场与经济增长 |
| 4.1.1 概念与分类 |
| 4.1.2 特征与生产 |
| 4.2 思想市场与技术创新 |
| 4.2.1 内生增长理论之外：对“思想”的忽略 |
| 4.2.2 内生增长理论缺陷：对“思想”的偏离 |
| 4.2.3 知识积累机制 |
| 4.2.4 人力资本机制 |
| 4.3 适宜制度与经济增长 |
| 4.3.1 适宜制度的功能 |
| 4.3.2 技术(知识)特征 |
| 4.3.3 适宜制度的最优化策略 |
| 5 适宜制度与经济发展：国际贸易视角 |
| 5.1 文献回顾 |
| 5.1.1 历史考察：大西洋贸易启示 |
| 5.1.2 中国故事：通商制度的遗产 |
| 5.1.3 适宜制度：制度与贸易互动 |
| 5.2 制度内涵与“中国化”指标 |
| 5.2.1 制度与制度质量 |
| 5.2.2 “中国化”的制度质量指标与数据说明 |
| 5.3 制度的贸易效应与实证 |
| 5.3.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3.2 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
| 5.3.3 长期均衡协整检验 |
| 5.3.4 短期动态调整检验 |
| 5.3.5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5.4 贸易的制度激励机制 |
| 5.4.1 基准模型 |
| 5.4.2 南北贸易与制度差异 |
| 5.4.3 贸易均衡与制度优势 |
| 5.4.4 力争上游机制 |
| 5.4.5 甘居下游机制 |
| 5.4.6 左右逢源机制 |
| 5.5 结论与拓展 |
| 6 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产业发展视角 |
| 6.1 文献回顾 |
| 6.1.1 理论回顾 |
| 6.1.2 现有研究不足 |
| 6.2 理论模型 |
| 6.2.1 基准模型C-P |
| 6.2.2 模型拓展C-P-I |
| 6.3 产业集聚：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的渗透效应 |
| 6.3.1 短期均衡 |
| 6.3.2 长期均衡 |
| 6.4 结论和政策含义 |
| 6.5 产业关联：技术外溢与农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
| 6.5.1 产业关联对农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 |
| 6.5.2 实证分析 |
| 6.5.3 政策含义 |
| 7 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及演变：区域异质视角 |
| 7.1 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 |
| 7.2 策略性选择机制的发现：禀赋差异与理论假说 |
| 7.2.1 基本假说与行为偏好 |
| 7.2.2 禀赋异质与行为选择 |
| 7.3 实证检验 |
| 7.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3.2 数据说明与估计策略 |
| 7.3.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7.3.4 资源诅咒再检验 |
| 7.3.5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7.4 策略性选择机制的拓展 |
| 7.4.1 模型设定与新假说 |
| 7.4.2 实证检验与新发现 |
| 7.5 本章小结 |
| 8 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及其治理绩效 |
| 8.1 “南方崛起”中的政府 |
| 8.2 “中国奇迹”中的政府 |
| 8.3 实证策略 |
| 8.3.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8.3.2 数据说明与估计策略 |
| 8.4 政治周期与政府行为 |
| 8.4.1 政治晋升竞标赛：存在与质疑 |
| 8.4.2 政治周期与换届效应 |
| 8.4.3 全国结果及其分析 |
| 8.4.4 区域结果及其分析 |
| 8.4.5 稳健性检验 |
| 8.4.6 研究结论 |
| 8.5 政府规模与发展包容 |
| 8.5.1 中国政府规模的历史演变 |
| 8.5.2 理论假说及其发展 |
| 8.5.3 全国结果及其分析 |
| 8.5.4 区域结果及其分析 |
| 8.5.5 稳健性检验 |
| 8.6 政府干预与社会福利 |
| 8.6.1 理论假说讨论 |
| 8.6.2 基准回归分析 |
| 8.6.3 门槛效应检验 |
| 8.7 本章小结 |
| 9 我国发展包容与贫困缓解：理论与实证 |
| 9.1 贫困缓解的两种策略 |
| 9.1.1 自上而下策略：持续增长与成果共享 |
| 9.1.2 自下而上策略：自生能力与社会流动 |
| 9.2 经验事实与诊断框架 |
| 9.2.1 二次分配的经验事实 |
| 9.2.2 包容性增长诊断框架 |
| 9.3 实证检验 |
| 9.3.1 变量定义与指标选取 |
| 9.3.2 数据说明与估计策略 |
| 9.3.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9.3.4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4 包容型政府构建：一个社会流动与经济增长耦合的视角 |
| 9.4.1 社会流动的理论解构 |
| 9.4.2 为何耦合?：现实与意义 |
| 9.4.3 如何耦合?：渠道与机制 |
| 9.4.4 耦合机制构建 |
| 9.4.5 结论与思考 |
| 10 结论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主要科研成果 |
（8）年轻干部破格提拔中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一)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 研究的方法 |
| (五) 结构框架 |
| (六)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年轻干部破格提拔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
| (一) 年轻干部破格提拔的理论基础 |
| 1. 人才学理论 |
| 2. 路径依赖理论 |
| 3. 社会资本理论 |
| (二) 年轻干部破格提拔的现实意义 |
| 1. 年轻干部破格提拔是继承我党选任干部优良传统的历史延续 |
| 2. 年轻干部破格提拔是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重要途径 |
| 3. 年轻干部破格提拔是适应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现实需要 |
| 4. 年轻干部破格提拔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
| 三、年轻干部破格提拔的问题分析 |
| (一) 破格提拔的概述 |
| 1. 破格提拔的简介 |
| 2. 破格提拔的相关制度规定 |
| 3. 破格提拔的实践情况 |
| (二) 年轻干部破格提拔中存在的问题 |
| 1. 破格提拔的干部实绩不足 |
| 2. 破格提拔的干部能力欠佳 |
| 3. 提拔过程的违规操作 |
| 4. 干部破格呈现阶层固化的趋势 |
| 5. 群众对政府的有罪假设 |
| 6. 政府应急处置的不当 |
| 四、年轻干部破格提拔存在问题的原因探析 |
| (一) 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二) 破格标准及程序规定的模糊 |
| (三) 破格提拔过程的信息不公开 |
| (四) 权力监督的形同虚设 |
| (五) 行政问责的执行乏力 |
| (六) 回避制度的不完善 |
| (七) 社会资本的不均等 |
| 五、完善年轻干部破格提拔工作的对策建议 |
| (一) 跨越非正式制度障碍,有效克服路径依赖 |
| 1. 转变陈旧思想观念 |
| 2. 塑造现代行政文化 |
| (二) 完善破格提拔制度规定,规范破格提拔 |
| 1. 细化破格提拔的用人标准 |
| 2. 健全破格提拔的程序规定 |
| (三) 提高破格提拔工作的透明度,落实群众知情权 |
| 1. 扩大信息公开内容及渠道 |
| 2. 重视政府网络发言人工作 |
| (四) 构建有效的监督体系,限制权力滥用 |
| 1. 确立多元化的监督主体 |
| 2. 施行多样化的监督方式 |
| (五) 落实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强化权责统一 |
| 1. 明确行政主体的责任界定 |
| 2. 强化失职主体的责任追究 |
| (六) 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回避制度,遏制近亲提拔 |
| (七) 加强立法体系建设,破除社会资本的藩篱 |
| 1. 制定统一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法》 |
| 2. 加快配套法律的建设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9）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重要意义 |
| 第一节 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是我国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
| 第二节 廉政观教育是强化领导干部责任意识的重要手段 |
| 第三节 廉政观教育是合理定位领导干部角色的重要途径 |
| 第四节 廉政观教育是推进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重要基础 |
| 第二章 领导干部廉政观综合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领导干部廉政观调查的初步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干部廉政观题项的因子分析 |
| 一、领导干部廉政观预调查的描述性统计 |
| 二、领导干部廉政观调查题项的项目分析 |
| 三、领导干部廉政观题项的因子分析 |
| 四、领导干部廉政观题项的信度分析 |
| 第三节 领导干部廉政观综合测评指标体系 |
| 第三章 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影响因素调查的初步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影响因素题项的因子分析 |
| 一、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影响因素预调查的描述性统计 |
| 二、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影响因素题项的项目分析 |
| 三、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影响因素题项的因子分析 |
| 四、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影响因素题项的信度分析 |
| 第三节 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
| 第四章 领导干部廉政观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领导干部选人用人廉政观 |
| 第二节 领导干部工作条件廉政观 |
| 第三节 领导干部人际交往廉政观 |
| 第四节 领导干部生活方式廉政观 |
| 第五章 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领导干部廉政观的变量因子提取 |
| 一、领导干部廉政知识因子提取 |
| 二、领导干部廉政认同因子提取 |
| 三、领导干部廉政自觉因子提取 |
| 第二节 领导干部廉政知识教育的影响因素 |
| 一、职业价值观对廉政知识教育的影响 |
| 二、人际网络对廉政知识教育的影响 |
| 三、家庭环境对廉政知识教育的影响 |
| 四、社会风气对廉政知识教育的影响 |
| 第三节 领导干部廉政认同教育的影响因素 |
| 一、职业价值观对廉政认同教育的影响 |
| 二、人际网络对廉政认同教育的影响 |
| 三、家庭环境对廉政认同教育的影响 |
| 四、社会风气对廉政认同教育的影响 |
| 第四节 领导干部廉政自觉教育的影响因素 |
| 一、职业价值观对廉政自觉教育的影响 |
| 二、人际网络对廉政自觉教育的影响 |
| 三、家庭环境对廉政自觉教育的影响 |
| 四、社会风气对廉政自觉教育的影响 |
| 第六章 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目标、内容与原则 |
| 第一节 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总体目标 |
| 第二节 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基本内容 |
|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 |
| 二、理想信念教育 |
| 三、公仆意识教育 |
| 四、清廉意识教育 |
| 五、勤政意识教育 |
| 六、良政意识教育 |
| 第三节 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基本原则 |
| 一、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方向性原则 |
| 二、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科学性原则 |
| 三、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制度性原则 |
| 四、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渗透性原则 |
| 五、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的示范性原则 |
| 第七章 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方法体系 |
| 第一节 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方法体系的框架 |
| 第二节 训练教育方法充实廉政知识 |
| 一、编制统一的适用性强的廉政制度读本 |
| 二、领导干部廉政知识教育培训与考核 |
| 三、领导干部家属廉政知识教育 |
| 第三节 冲突缓解方法增强廉政认同 |
| 一、辨认与界定领导干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
| 二、提供利益冲突问题分析方法、解决方案和宣泄渠道 |
| 三、提供领导干部个人利益保障与领导干部廉政的制度约束 |
| 第四节 实践教育方法提升廉政自觉 |
| 一、参与群众活动和社会服务 |
| 二、开展民众问政 |
| 三、倡导生活方式平民化 |
| 第五节 营造廉政观教育舆论环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群体性事件的情感社会学分析 ——以什邡钼铜项目事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核心概念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和思路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研究现状 |
| 2.1.1 国内研究现状 |
| 2.1.2 国外研究现状 |
| 2.1.3 情感社会学及其研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 |
| 2.2.2 社会学中的情感理论 |
| 2.2.3 群体行为研究的情感理论模式 |
| 2.3 本文的理论分析视角 |
| 第3章 什邡生存困境及利益偏差下的剥夺与不公 |
| 3.1 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始末 |
| 3.2 什邡的社会情境：宏观与微观环境的再现 |
| 3.2.1 群体性事件的宏观结构背景 |
| 3.2.2 钼铜事件产生的微观情境 |
| 3.3 生存困境：地方生态恶化与生活的挫折性境遇 |
| 3.3.1 公众的环境与权利意识觉醒 |
| 3.3.2 当地环境的日益污染和破坏 |
| 3.3.3 生活方式的失衡：消失的安逸 |
| 3.4 利益偏差：矛盾化解机制的缺失和不健全 |
| 3.4.1 援建物资分配导致的失望与愤懑 |
| 3.4.2 治理的错位：公众不参与 |
| 3.5 小结：社会结构下的情感嵌入与渗透 |
| 第4章 什邡群众之于钼铜诠释下的情感焦虑与愤怒 |
| 4.1 钼铜忧思——什邡群众的社会感知 |
| 4.1.1 什邡人的纠结：发展理性与生存理性的对撞 |
| 4.1.2 流于形式的审批程序：缺乏知情权与参与权 |
| 4.1.3 囧囧无声：利益表达机制的名与实 |
| 4.1.4 生存伦理观：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家园 |
| 4.2 什邡90后的奋起——群体对立情感的点燃 |
| 4.2.1 颠覆与震撼：“首因效应”的领袖与动员 |
| 4.2.2 癫狂少年背后的“邻避”情节 |
| 4.2.3 掳获人心的口号——“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
| 4.2.4 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学生组织力量下的情感延展 |
| 4.3 小结：群体认知过程中的情感联想与组合 |
| 第5章 社会公众情感聚集宣泄下的同质与卷入 |
| 5.1 什邡中学生——生存伦理与利益维护的本能情感 |
| 5.1.1 安全与利益：为家园倾巢而出 |
| 5.1.2 曲解的发展：粗放经济的政府发展还是生存权利? |
| 5.1.3 公开信的挑衅：冷静是我们幸福的需要? |
| 5.2 什邡市民——为承认而斗争的道义情感 |
| 5.2.1 承认与尊严：情在囧途下的情境应激 |
| 5.2.2 情感把脉：亚健康政治下的信任缺失 |
| 5.2.3 从抑郁到亢奋：“破釜沉舟式”的行为摩擦与碰撞 |
| 5.2.4 警棍、催泪瓦斯、震爆弹：“维稳”激起千层浪 |
| 5.3 社会公众——公共正义与大众同情的价值情感 |
| 5.3.1 互联网催生的公共领域：新媒体时代的唇枪舌战 |
| 5.3.2 寻求“真相”的热情：“网络江湖”下的围观与情感认同 |
| 5.3.3 什邡的吸引力：“左派五毛”和“右派公知”的微博约架 |
| 5.3.4 偃旗息鼓：项目叫停及流产的公祭 |
| 5.4 小结：情感差序格局与什邡轨迹的启示 |
| 5.4.1 差序格局下的情感层次与群体关系分类 |
| 5.4.2 情感加压、非理性释放与什邡轨迹的启示 |
| 第6章 情感极化：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与机制 |
| 6.1 压抑与隐忍：群体极化之前的情感状态 |
| 6.1.1 情感记忆下的认知原型 |
| 6.1.2 道德震撼与怨恨唤起 |
| 6.1.3 我群与他群的二元对立 |
| 6.1.4 群体聚集与怨恨动员 |
| 6.2 冲突与对抗：群体极化过程中的情感失范 |
| 6.2.1 话语权的争夺：弱者身份的武器化和媒介化 |
| 6.2.2 舆论炒作与集体情感的塑造 |
| 6.2.3 情感的激化与燃烧 |
| 6.3 唏嘘与猜忌：群体极化之后的情感残留 |
| 6.3.1 老百姓成“老不信：公众的习惯性质疑 |
| 6.3.2 谩骂与偏见：伤害一次也嫌多 |
| 6.4 小结：群体极化的内在逻辑 |
| 第7章 社会情感面临的风险挑战及疏导 |
| 7.1 现代社会的情感困境 |
| 7.1.1 塔西佗陷阱下的公众反向情感 |
| 7.1.2 主体化、自主化与流氓化的情感态势 |
| 7.2 寻找归宿：中国转型社会的情感疏导和管理 |
| 7.2.1 政府过度管理症 |
| 7.2.2 重情、合理、依法 |
| 7.2.3 政府价值的人文取向：以人为本构建情感文明 |
|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卷内备考表 |
四、谨防岗位变动中的腐败（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魏书房.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阿拉伯经济伦理研究[D]. 薛英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3]依法行政视域下审批权行政自制研究[D]. 冯兴涛.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19(12)
- [4]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研究[D]. 李震.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D]. 肖新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 袁婷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7]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 ——来自中国的经验[D]. 文雁兵. 浙江大学, 2014(08)
- [8]年轻干部破格提拔中的问题研究[D]. 吕蕾. 广西师范大学, 2014(02)
- [9]领导干部廉政观教育研究[D]. 廖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3)
- [10]群体性事件的情感社会学分析 ——以什邡钼铜项目事件为例[D]. 孙静. 华东理工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