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导向与竞争成败——看“电达”、“江夏”的成败（论文文献综述）
马池春[1]（2020）在《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资本下乡日趋活跃和频繁,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潜在推动着乡村社会的秩序变革。当前,围绕资本下乡议题学界争论不断,既有资本下乡的坚定支持者,也有资本下乡的强烈反对者,争论双方的核心关切是资本下乡究竟促进还是损害农民利益?本文以粤东北地区的育村为研究个案,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采用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理论分析框架,详细考察了资本下乡在个案村的具体实践过程。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形态变革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内容。资本下乡能否促进农民利益根本上取决于多元主体间利益秩序均衡与否,关键在于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而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过程本质上是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过程,是农民利益发展与利益保护的均衡过程,也是村庄秩序再造和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研究聚焦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深入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全景展现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过程及其结果,并试图揭示资本下乡良性机制建构的内在逻辑机理。本文主要由导论、正文、结论与讨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回答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回顾和梳理相关文献并进行简要评述,介绍主要的研究方法和案例概况及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正文部分共由五个章节构成,围绕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按照事件发展的过程脉络,论述和呈现资本下乡对村庄秩序的再造过程和结果,揭示和分析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第一章主要从政府、企业和村集体三个层面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逻辑,研究认为政府的治理逻辑、村庄的发展逻辑与企业的生存逻辑具有内在契合性,推动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行动路径的适应性耦合,实现了乡村关系、政企关系和村企关系的再造,形塑了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第二章主要呈现资本下乡中政府和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过程,分析认为村治精英在资本下乡中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加速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进程。企业的“需求—回应”机制和政府的体制压力传导是资本下乡中精英吸纳的主要动力来源。资本下乡中政府与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实现了对村治精英的再造,引致村治精英“政治化”。第三章主要展现资本下乡中企业主导的现代规则与乡土规则的碰撞过程,分析认为资本下乡为重塑和再造乡村社会的规则体系提供了契机。资本下乡中乡村社会基于共同需要具有规则再造的内在动力,而政府的强制性矫正则为乡土规则再造提供了外部辅助。同时,资本下乡中企业理性与农民理性的耦合过程也内涵着企业对乡土规则的再造。第四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农民再组织化的动因,呈现农民再组织化过程。资本下乡中企业基于生产成本控制需要,具有吸纳农民参与的内在动力。而企业基于交易成本控制需要,则将分散化的农民参与推向了再组织化。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的农民再组织化有助于乡村社会自主性“集体”建构。农民再组织化搭建了农民组织化利益表达新秩序,重塑了农村政治经济格局,拓展了乡村精英成长空间,推动了村社集体再造。第五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遵循内在多重逻辑进路,具有积极治理效应,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助推作用。同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潜在冲突、政企关系诱变、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使得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再造有其限度。基于对案例的分析研究,围绕如何建构和完善资本下乡良性机制,推动资本下乡秩序均衡,促进农民利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是基础;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的保障;有效的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中的主要桥梁和纽带;打造党建引领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是资本下乡进程中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方向。
王琪珏[2]（2020）在《中国联通混改绩效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推进。2019年陆续推进第四批试点企业改革,在重点领域进一步加大混改步伐。过程中,改革的成功与否也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希望能够在改革中学习经验,吸取教训,从而更好地适应当前发展状况。而作为国企改革首批试点的中国联通,其改革早已在2017年大规模展开。中国联通作为首批唯一集团整体混改试点,其改革成效备受各界关注。中国联通在混改方案中提出采取“定增+老股转让+员工持股”三个途径共同运作,筹资约780亿元资金。在混改交易全部完成后,联通集团合计持股从62.74%锐减至36.67%,9名定增认购方和结构调整基金合计持有35.19%,员工持股2.7%,剩余25.4%则是由公众股东持股。“混”是基础,“改”是重点。中国联通在股权结构调整后,进一步大刀阔斧,致力于公司治理机制市场化。虽然改革仍在深度推进,但是仍可以通过改革后的绩效反观改革成败,从而为后期的国企混改提供借鉴。本文将基于国企混改的大背景,重点分析中国联通的混改案例。对中国联通混改案例分析作为本文主体,内容分为三大部分;首先,基于中国联通混改前的企业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等因素分析中国联通混改的必要性;其次,本文从混改方式分析中国联通混改的独创性;最后通过财务绩效和管理绩效对中国联通混改前后的绩效情况进行对比,同时与行业平均水平进行对比以考核混改是否促成绩效提高。最后,得出了混改对中国联通绩效提高是有一定帮助的,同时挖掘中国联通混改对于国企混改的推广意义以及不足,进而对新一轮国企混改提出建议。本文突破了以往绩效分析集中在财务绩效这一方面,看到了管理绩效在绩效考核中的价值。此外,也深度挖掘中国联通混改的独特点,希望对国企混改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叶萌[3]（2019）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时代,我国流通业进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通体制,构建现代化的商品流通体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当今世界,标准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其已成为一个国家、产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技术要素,成为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所普遍遵守的技术规则,而标准化作为一种技术制度,是管理和规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保障和技术支撑,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标准化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乃至综合实力的强弱,其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技术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果说流通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那么标准化则是流通业发展的基础支撑、技术导向和战略依据,是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这一“硬实力”战略目标的重要“软实力”战略手段。当前,尽管部分专家学者已从管理学角度对于流通业标准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有关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则相对较少,故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将标准推向国际商品流通市场竞争的前沿”和“我国流通业发展新时代、新常态对标准化提出的战略需求”的两个大背景下,深入系统地研究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为切入点,提出以下4个需要在研究过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是标准化究竟是如何通过其经济作用来影响流通业发展的?二是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的程度效果如何?三是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如何、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的差距有哪些?四是基于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经济影响程度的结果分析,结合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启示,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推动我国流通业发展的经济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有关标准化经济效应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流通业标准化相关概念、核心问题等基本原理的阐释,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首先从宏观视角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标准化无论是对流通业的整体发展和还是对流通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过程而言均具有积极作用。之后,本文选取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作为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5个方面,在就标准化对上述5个方面的影响机理进行简要阐释后,运用我国流通业发展及其标准化工作过程中的相关经济数据,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扩展后的C-D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异方差检验、自相关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从中观层面对定性理论分析进行了定量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的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成本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将会下降0.208384%,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可以降低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技术创新水平的专利申请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增强可以减少其技术创新活动的重复性,并加速相关创新成果的传播和扩散;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以专利为代表的丰富技术创新成果可以为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提供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市场结构情况的市场集中度之间同样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的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流通业的市场结构,尽管我国流通业的市场集中度不高,但标准化可以强化执行相关标准流通企业的市场势力,同时提高商品流通市场准入门槛,规范其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我国流通企业的市场地位可以通过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同时为强化这一市场地位需要更多优质、保证良性竞争的标准来支撑引导。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增长的人均产出将会增加（或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0.187583%,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产出增长。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水平的对外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将分别增加0.036979%和0.054960%,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随后,本文基于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梳理,分析了其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建设发展现状、成功经验与特点的比较,从中总结了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发展的启示。研究发现我国流通业的标准化建设中仍在标准本身、标准体系、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弊端,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对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及其作用的认知有偏差和误区、观念亟需转变,与流通业标准化有关的法律法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流通业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僵化,流通业标准化的运行机制滞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实施和监督机制仍不健全;而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自愿性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体系、拥有多层次的商品流通领域技术法规体系、具备完善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实施监督体系、制定规范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由检验机构参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起草和审查、通过政府授权民间机构主导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管理体制、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制修订均遵循市场化原则、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服务呈现信息化趋、得到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且流通业标准化经费的来源呈现多元化、将本国流通业国家标准的战略定位转向国际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在标准体系建设、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战略定位等层面具有借鉴意义。最后,本文从将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上升到产业战略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我国实施流通业的标准化战略与促进其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对策,主要包括:在指导思想上,应把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作为核心要务,应把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作为根本原则,应把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在发展导向上,应把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作为今后发展导向,应把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积极参与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作为流通业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发展导向,应把以自愿性标准为基础的体制作为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的发展导向,应把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作为发展导向;在发展目标上,应按“两阶段”和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分别确定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在发展重点上,应把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重点在覆盖商业、物流业两个主要行业领域的基础上,还要包括农产品流通、电子商务、重要产品追溯、居民服务、商务服务以及其他与商品流通相关行业等领域的标准;在主要措施上,应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赵彪[4]（2019）在《改革以来我国市辖区体制变迁与空间扩展及政区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辖区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降低城市发展成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所在,日益成为政府部门和学者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十九大又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作为调控城市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市辖区正好处于纵向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横向的城市空间布局重构的焦点所在。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转型,还包括社会体制转型和政治体制转型,高质量的发展需要有高质量的城市化支撑,市辖区的科学合理设置对于实现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促进农民转变为市民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体制维度和空间维度,探究市辖区应该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设置,以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外需不振、投资乏力,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作为最大的内需,城市化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城市等级化造成的发展严重失衡、公共服务之车与建制之马不匹配、人口频繁流动与真实分布造成的资源错位等问题。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是现代社会的构成中心,其发展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城市问题实质上也是整个时代的问题。当前的城市化更多的是土地城市化、产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存在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等问题,共有2.7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产生了大量的农村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长期的家庭分割对家庭关系、子女身心健康、老人养老等均有严重的不良影响。而要解决这些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形成有效的城市治理体系,就有必要对市辖区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伴随着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实践需求的不断增加,行政区划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在研究视角、方法、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强的局限性,关于市辖区改革的研究更是十分薄弱,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本研究在大范围调研的基础上,基于整体性治理、尺度重构、施坚雅区域体系等理论,运用了GIS和RS技术,通过对市辖区的体制内涵、演化历程、发展路径、调整模式、作用机制和政策绩效的研究,探索当前我国城市型政区体制改革的实践路径。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强调了降低体制成本对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市辖区改革对于破除城市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意义重大。二是提出了行政区划研究必须具有跨学科的多重思维,市辖区改革必须与城市化和行政区划改革两个更宏大的系统相对接,才能看清当前市辖区面临的复杂问题及其改革方向。三是详细分析了县、县级市与市辖区的体制差异及其转换逻辑,提出行政区划调整是把“双刃剑”,若实际经济发展中行政区划“不需要调整的调了”,或“需要调整的没调”,都会产生体制与现实的“矛盾”,要把行政区划当作一种资源,做到有效化解矛盾,真正推进行政区划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四是阐述了建国以来市辖区设置可分为大幅调整期、波动上升期、地市合并期、大城市主导期和战略引领期,市辖区设置对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五是论述了改革以来我国市辖区的调整路径、主要模式和空间差异,发现市辖区设置呈由东向西逐步推进,自北向南与自南向北两种扩张路径相结合,“大区制”和“小区制”两种偏向共存的特征,提出市辖区变动可以分为规模增减、结构调整、建制转换三种模式。六是分析了当前我国市辖区设置存在的体制障碍和空间瓶颈,其中市辖区设置的体制障碍包括市与市辖区、市辖区与市辖区之间的体制摩擦,市辖区设置的空间瓶颈主要包括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市辖区面积过小、市辖区建制缺失和市辖区空间结构不合理四类,并对各类问题分别举例说明了其作用机制。七是发现了近年来我国撤县（市）设区显着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撤县（市）设区的效果要明显优于中小城市,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县（市）改区效果更加显着,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也具有最佳调整期,并以大西安建设为例,实证分析了城市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具体策略。最后,本文提出了市辖区优化设置的对策建议:（1）基于城市群思维统筹推进市辖区空间优化布局。城市群内要重点考虑（培育形成网状城镇体系）,根据城市群发展需求和自身基础进行调整;城市群外重要发展轴线上（重在培育发展轴）,根据发展战略和自身需求进行调整;城市群外非关键地区（重在培育自主发展能力）,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调整。重点优化中心城区的行政区划,有效回应其市辖区规模不适当、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升其辐射带动能力,其次着重布局区域次中心城市,再次是县级市等其他中小城市,不同等级的城市空间距离要适度,特大镇问题的解决也要优先考虑城市市辖区的发展需求。（2）重点解决大城市市辖区规模不适度和结构不合理问题。只有大城市的区划先行调整好了,城市群内部的次一级区划调整才能进行,这是因为大城市的区划调整是上位规划,只有上位规划调整了,才能落实次一级的区划调整,大城市行政区划界线的划定落实,将成为城市群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保证,因此大城市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是城市群布局优化的重点。（3）调整山川形便与犬牙相入的行政区划设置原则。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共同作为历史政区边界的划定原则,造成一些完整的生态环境单元被不同的行政边界所人为分割,加大了行政区交界地的资源环境问题,为此要优化行政边界的设置原则,可基于实际情况跨河流设置行政边界。（4）市辖区调整应重点关注城市的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只有在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都较大的情况下才需要增设市辖区,在开发强度大、发展潜力小的城市,更需要进行内部城市空间重构,区县重组的可能性较大。增设市辖区时,首先要看中心城区是否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其次看拟设市辖区是否具有典型的城市型政区特征,再次要符合地域相邻、紧密相连的条件。
牛燕妮[5]（2019）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研究 ——以绿地集团为例》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新常态建设的逐步推进,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支柱的国有企业面临日益高效和高质的发展要求,加之我国国有企业自身固有的弊端,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上了新的高度,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是推动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需要。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提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议题。上海一直都是我国经济发展较为领先的地区,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浪潮中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2013年12月上海市政府发布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指出要以深化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鼓励国有企业改革和创新,为改革营造良好的环境,通过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优化国资结构和布局。2014年7月上海市政府在发布的《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试行）》中提出,上海的目标是在三到五年后,基本完成国企混改,国企股权实现多元化,推进混合所有制模式,着重强调推动整体上市,上海国资委的改革目标是要基本完成国企改革且有三分之一的竞争类国企进行整体上市,除此之外,上海应注重对实力雄厚、具有全球战略、跨国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支持与培养,要着重培植出五到八家这样的龙头国企。所以,不久的将来,改革给上海的大型国企集团均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绿地集团是大型中央企业,具有成长速度快、盈利能力强的特点,也是唯一一家尚未在A股上市的上海国资地产企业,加之绿地所属行业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家企业必然会成为上海市政府大力推进混改上市进程的重点企业。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通过归纳和总结国内外文献关于混改的研究,挖掘和分析基于混改背景的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因素,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混改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为今后拟实行混改的国有企业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通过二维绩效评价从混改的角度探索企业绩效产生变化的原因,以上海市大型国企集团混改试点绿地集团为例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绩效评价分析,旨在用量化的结果,探索通过混改提高国有企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方法,希望从混改角度出发的对绿地集团的绩效评价分析和研究能够对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有一定指导性作用。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的企业绩效与股权结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以绿地集团的一系列混改案例为研究对象,采用其混改期间相关的市场数据和财务数据,根据其在行业对比下的表现情况,从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两个维度对混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评价。本文的主要贡献是:拓展了新一轮混改下企业绩效评价的研究,混改是在适应我国特殊国情的形势下提出的,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国际学术界研究的比较少,并且我国学术界对混改的研究多集中在混改文件的解读和混改路径的分析上,对混改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较少,在少有的研究文献中,很多也是围绕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混改展开的,而针对新一轮混改的较少,本文对此进行了填补和拓展;进一步丰富了公司治理的研究,从浅层次来看,混改是股权结构优化,但是其根本问题在于对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机制的改善与提高,合理的公司治理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尤为重要,它是决定着企业绩效能否得到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股权结构、所有制混合程度构成现代公司治理问题的重要内容,对公司治理的成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针对混改对企业绩效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公司治理理论;通过对绿地集团的案例分析和研究,本文可以为混改提供部分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持,帮助决策者有针对性地制定混改相关配套政策,使今后拟进行混改的企业可以有更多的借鉴和参考,调动国有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提高我国国企改革的效率和效果,促进国资保值增值。
陈星[6]（2017）在《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研究》文中指出2013年起,为缓解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矛盾、高等学校发展的同质化倾向、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促进高等教育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开始推动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变。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指出,以产教融合为突破口,推动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于是,深化产教融合——包括宏观层面教育与产业的融合以及微观层面教学活动与生产活动的融合,成为建设应用型高校的核心目标、关键途径和重要内容,也成为新常态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应用型高校深化产教融合,实质上是一场牵涉多方利益相关主体的跨系统合作,其合作效果取决于外部主体（应用型高校外部的行业、企业和政府）和内部主体（应用型高校内部的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的产教融合动力。然而,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内外部主体并不一定有足够的动力深化产教融合,以致许多应用型高校的产教融合举步维艰,或者华而不实。预调研和经济学分析发现,教育理念含混、利益冲突、资源短缺和制度不完善是造成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不足的主要缘由。为验证此发现或“猜想”,提出了5大研究假设:（1）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不足;（2）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主体的教育理念对其产教融合动力影响显着;（3）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主体的利益获得对其产教融合动力影响显着;（4）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主体的资源对其产教融合动力影响显着;（5）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制度对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影响显着。为验证研究假设,选取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文献法等作为搜集和分析资料的研究方法。访谈的对象包括5所应用型高校的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以及2家企业的管理人员。调查问卷的发放对象为应用型高校的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共向10所应用型高校发放问卷1800份。搜集的文献包括应用型高校深化产教融合的政府政策文本、学校制度文本、人才培养方案、会议资料与新闻报道等。通过研究资料的综合分析,假设研究的结果和结论为:修正研究假设1,应用型高校深化产教融合动力总体不足。中央政府、学校管理人员和学生的产教融合动力比较充足,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教师的产教融合动力不够充足。修正研究假设2,“形而下”的教育理念包括教育类型、人才培养目标、教育内容与方法,对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影响显着。“形而上”的教育理念包括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是非、教育与产业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对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影响不显着。接受研究假设3,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主体的利益获得对其产教融合动力影响显着。产教融合主体的利益获得不足和利益不相容,是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不足的根源。接受研究假设4,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主体的资源对其产教融合动力影响显着。应用型高校在经费、学科专业、师资、场地设备等资源占有上的劣势,极大地制约了其产教融合动力。接受研究假设5,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制度对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影响显着。应用型高校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教学制度、科研制度、治理机构和非正式制度桎梏了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出现以上结果的深层原因是:（1）行业企业的产教融合动力取决于应用型高校产品（人才、技术和社会服务等）的效用,应用型高校提供的产品特色不鲜明,价格和交易费用高,缩减了行业企业深化产教融合的需求和动力。（2）应用型高校的产教融合动力取决于高等教育机会市场的供求关系,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市场长期供不应求,客观上固化了高等教育的生产者导向,削弱了应用型高校深化产教融合的危机和动力。（3）高等教育系统的“中心-边缘”结构,造成绝大部分优质教育资源流向居于中心地位的重点大学,处于边缘地位的应用型高校办学资源严重短缺,限制了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资源和动力。（4）政府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控制,降低了应用型高校深化产教融合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消减了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权力和动力。（5）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主体之间形成了职责不清、监督乏力的委托-代理关系,产教融合的外部主体以及应用型高校的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均无需为产教融合的失败负责,弱化了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责任和动力。增强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的思路有六:其一,秉持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理念,坚持以产教融合为突破口建设中国特色的应用型高校,同时审慎把握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形而上”尺度和“形而下“手段。其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适当打破高等教育系统“中心-边缘”的金字塔结构,促进经费、师资、政策、社会资本等资源向应用型高校倾斜。其三,厘定政府和高校的权力边界,以下放专业设置权为突破口,放松政府对应用型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管制。其四,为政府和应用型高校制定相应的责任清单与问责机制,依法追求政府和应用型高校的责任,减少它们在产教融合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五,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应用型高校评价体系,以人事制度和评价制度改革为核心,多方面变革相关制度体系。其六,倡导教育情怀,加强产教融合主体的自律意识,发扬其奉献精神,以教师境界、大学精神和教育奉献为载体,“一分为三”地提升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综上所述,理念、利益、资源、制度共同构成了影响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的分析框架,其中理念是先导,利益是根源,资源是基础,制度是关键。理念的困惑、利益的冲突、资源的匮乏和制度的不完善,共同造成了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不足的结果。增强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必须厘清教育理念,依靠外在的制度变革调整利益关系、优化资源配置,凭借内在的精神境界提升化解利益冲突、弥补制度供给不足,让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主体在平衡的权力与责任的约束下,自主自由地深化产教融合。
袁青[7]（2017）在《中国城市的阶层空间与社会融合 ——对中部一个特大城市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阶级和阶层分析是社会政治分析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然而,如何准确划分和识别阶级和阶层本身是一个颇有争论的问题。总的来看,人们对阶级和阶层的划分已经从单一指标发展到多元指标,从经济指标扩展到社会指标,从资源分层进入到消费分层。不过,迄今的阶层分析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结构的理论性分析和结构性描述,缺乏对社会阶层生活实态的分析、观察和描述。事实上,无论阶级还是阶层,都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也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阶级和阶层在权力、资源、文化的占有和聚集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生活空间聚集。同时,空间作为一种客观的、确定性的物质存在,以附着于其上的住房（这一居民生活的最大必需品和消费品）为识别指标,可以实现对社会经济分化的地理识别,并借助于地图得已直观和精准展示,有利于突破以往阶层结构的“理论性存在”和“经验性存在”。此外,空间除了是物质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的存在,是各种物质混杂在其中产生反应的结果。空间聚集和空间分布状态作为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状况的现实表现,同时反映了阶级和阶层的权力、资源以及文化在一定空间的聚集。就此而言,阶层空间的提出与分析框架的建立,可以将社会经济分化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居住等活动关联起来,探寻阶层聚集、居住分化、社会区隔等产生的制度、资本和社会原因,强化阶层的关系型分析。因此,阶层的空间分析是阶级和阶层分析的拓展和深化,为人们观察和研究阶级和阶层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新的途径。本文通过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抓取武汉住房数据（共2738个有效数据）及其相应的地理坐标信息,并借用地理信息系统（GIS）,以武汉地理空间为平面,“小区”地理位置为基点,住房价格为指标,较为直观和系统的揭示和描述了武汉这一中部特大城市的阶层空间分化状况。数据显示:当前的武汉虽然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郊区城市区,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中心聚集特征,不仅市中心的住宅密度远高于远城区,并且上上阶层和中上阶层依然牢牢占据两江沿岸市中心。武汉都市发展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类似于西方工业城市的“中心-边缘”的阶层区隔,而是呈现出不同阶层的空间混居。通过空间插值分析发现未来武汉市中间阶层的空间将继续呈大块状蔓延,同时随着城市空间的拓展,上上阶层将继续以“飞地”形式呈均质的零星片状分布,中下阶层将在入侵演替作用下导致进一步的边缘化和现有片状空间点状化。进一步通过在武汉市选择10个住宅小区（5个阶层,每个阶层2个）进行个案追踪和深度观察,发现虽然目前我们生活的城市中,并没有一种科技人为的将阶层与阶层之间进行物理意义上的完全隔离,然而在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倾向、公共服务的阶层化发展和小区的封闭性特征影响下,虽然各个阶层都共同生活于同一个城市空间,但各个阶层的居住空间、生活轨迹、运行特点之间却是相互折叠,难以交集的,一个折叠的城市社会在制度区隔中正在形成。在这个越来越讲究私密性和等级化的城市空间中,“话语的失衡”、“互助的缺失”和“不信任的蔓延”无不提醒着我们,虽然“暴力”或“激烈”的空间对抗与反抗在现代城市中还不常见,但在阶层的空间剥夺和挤压下一种极具弱化、侵蚀作用的力量正撕裂着城市价值。在被精英主宰的秩序化空间中,“功利”、“世俗”、“淡漠”同样是现代城市阶层空间的一种社会冲突形式,将城市应有的“聚集”、“活力”与“创新”禁锢其中,阻碍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解放与发展。回顾历史,在过去的100年,武汉城市空间已然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从最初街市制中的经济驱动、垂直和平行于长江自然扩展,到单位制时期在政治调控下的以单位大院为基本单元结构的功能分区,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推动、政治牵引下形成的多中心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中。城市空间聚集形式先后经历了地缘聚集、行业聚集、单位聚集和阶层聚集,与此相伴随发生的还有生产和生活空间的逐步分离,阶层分化的逐步明显,而断裂式的阶层关系也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阶层依附式关系。这提示着我们当城市从生存型状态步入发展型状态时,不仅阶层空间和日常生活正在重构,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新型阶层关系和互动形式也由此产生,弱势阶层的权利觉醒与理性重构奠定了新时期城市发展与转型的新社会基础,并形成了新的时代命题,亟待破题。为此,首先需要建立对阶层的差异存在的正确认知。研究在综合考虑伦理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基础上,对差异正义的概念内涵与实现基础进行了尝试性解读。认为差异正义植根于社会现实与发展需要之中,它首先要求承认差异性的存在,但同时也谋求社会平等的实现,致力于在自由张扬和正义约束之间平衡社会发展与秩序的关系。针对弱势阶层建立一种兜底的再分配机制,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优先给予最不利地位的那部分人照顾是差异正义实现的必要条件;而谋求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合理分配,建立起抵制资本剥削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差异正义实现的充分条件。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围绕城市空间的地理聚集,生产空间的边界意识,生活空间的共同体再造和政治空间的共识凝聚的意义与实现条件分别进行了详细阐述,致力于通过阶层空间的开放与融合实现包容性城市的构建。
胡宇[8]（2017）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视角下西安高新区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2016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达沃斯论坛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论坛的主题。论坛的与会者通过讨论达成共识:新一轮工业革命代表着物理、数字以及生物技术的融合,不同领域技术的跨界融合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要驱动力。高新区作为国内发展产业集群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重任,以新技术、新工艺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区域经济产业的集群化;具有消除原有管理体制的不利影响,创新社会经济管理模式,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职能。在具有体制、机制制定优势的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也是通过创业实现创新机会的热土。因此,构建积极、有效的创新创业体系,对于落实高新区的创新发展战略具有极为迫切和现实的意义。本文是在投入产出理论的指导下,借鉴生物学中的生态系统理论,将高新区作为一个创新、创业的生态单位进行研究。具体研究创新、创业环境,创新创业主体以及创新创业主体资源流通三者之间的生态学关系。探索构建了较为全面、客观、科学的高新区竞争力综合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首先,在基础理论部分梳理了产业园区、竞争力以及创新创业的概念。并讨论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供给、产业发展范式和创新、创业浪潮的大背景下高新区竞争力保持和提升竞争力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本文认为创新、创业是高新区在新背景下竞争力构建的重点,并且创新、创业主体和其所栖息的环境之间的互动日益紧密,资源流动日益频繁,急需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梳理期间的关系。本文梳理了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理论,并通过国内外高新区的具体实践案例作为支撑,将参与和实施创新创业的相关方、环境等视为有机的“生态单位”进行研究分析。其次,在具体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环境、主体和相互作用与高新区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时,本文在生态系统视角下综合了竞争力评价的几个主流模型,建立了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基本模型和指标体系。最后,在所建立的理论视角下,先使用定性的方法对西安高新区的发展概况、优势劣势进行了分析,然后以国内五个典型的高新区最新的社会经济数据代入本文所建立的模型中,经过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等定量计算等实证方法,综合得出西安高新区以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视角下竞争力方面的优点和不足,并据此对西安高新区的创新创业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翁春萌[9]（2017）在《武汉近代工业发展与城市形态变迁研究（1861-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近代中国的文明转型变奏中,武汉的近代工业发展与城市的空间形态变迁具有代表性。本文基于空间维度下工业史和产业维度下城市史的双重视角,以武汉近代工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近代工业的发展对武汉三镇城市形态演变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方式。除绪论外,全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工业发展推动城市近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主要梳理了武汉近代工业发展概况。第二章整理了近代武汉城市规划的有关内容,提出了工业布局推动城市功能转换的路径,以及武汉城市形态在工业发展推动下形成的特征。第三章讨论了工业发展主导下的近代汉阳城市独特的发展轨迹,提出汉阳是产业型城市形态变迁的典型代表。即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出现新城区建造,汉阳的城市空间进行跳跃式发展与扩张,形成以工厂为中心的城市布局特征,迥异于传统以政治为中心的城市功能模式。第四章探讨了在传统-工业双重主导下,近代武昌形成叠加型城市空间形态的演进历程。近代武昌从传统城市格局与形态,到城市扩张,在旧城外构成带状松散布局,工业区和老城共生发展,并形成逐渐融合的趋势,受到了行政力量和发展近代工业需求的双重制约。但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定位一直是武昌的基本特征,并对武昌的城市结构和功能布局形成长期的影响。第五章探讨了在商业、工业协同推动下近代汉口城市空间形态的变迁轨迹。汉口作为国内传统城市的另类样本,凭借其深厚的商贸传统,形成了自然生长式的水运岸线布局形态。开埠后,汉口城市形态由沿河到沿江发展,形成了三镇最为密集的工业布局;其浓厚的商业氛围和快速发展的工业,商业与工业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形成了近代汉口集聚型城市形态。第六章以武汉三镇为样本,分析了近代工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形态差异化发展背后蕴含的内在逻辑,提出了近代工业发展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三种轨迹。结语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对下一步深化研究提出了展望。
李建军[10]（2016）在《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因。如今,全球经济已经由传统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对知识资源的获取、利用及开发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面对极为复杂严峻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以看出,国家已经从战略层面为整个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中的知识型员工是创新的核心力量,如何促进知识型员工开展创新行为活动是推进企业创新、社会创新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环境下,探讨企业创新导向战略环境下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环境下,许多企业也开始注重创新导向战略,采取多种措施营造组织创新氛围,激发知识型员工创新热情,促进开展个体创新活动,然而收效不佳。可以看出,目前企业管理者对于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还没有系统的认识,对于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影响创新行为的中介因素还没有清晰的理解,对于这些前置因素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关系路径仍缺乏明确的认识。而这些问题在学术理论研究中也并为得到满意的解释。基于此,本研究结合对员工创新行为相关领域文献资料研究的省思,形成研究问题、提出研究框架、设计研究方法、开展实证检验,进而得出研究结论。为了解决企业管理实践问题、弥补学术研究理论缺陷,结合对员工创新行为相关领域文献资料研究的省思,本研究通过对工作动机、员工激励及创新行为等相关理论和研究内容的梳理归纳,明确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基于对本研究所涉及相关变量的概念界定,依据社会控制理论内容、心理学“S-O-R”模型的研究范式,本研究从外在控制层面上重新界定创新导向和组织氛围变量,从内在控制层面上提炼出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变量,构建出外部环境、心理状态和个体行为三个层面的影响作用关系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大样本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本研究提出的影响关系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检验。在此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了二手资料分析、比较分析、逻辑推理、思辨性归纳演绎、小组访谈、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在注重先进理论方法运用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员工创新行为管理实践,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定量同定性综合检验、规范和实证统筹兼顾的方法选择和设计,确实保证了本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依据上述研究思路和方法,本文以实证研究的规范流程为参照,通过相关理论研究综述,明确界定研究变量的概念,深入剖析各变量间的影响作用机制,系统提出本研究的影响作用关系假设,科学设计本研究相关分析方法,定量检验影响作用关系假设并进行分析讨论,提出相关企业管理启示,主要研究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基于研究目的和相关理论研究综述,对本研究涉及变量进行了概念界定,提炼出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剖析了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影响作用关系假设。依据社会控制理论,本研究认为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包括两个层面的前置因素:一是外在控制力量,包括代表组织战略导向的硬控制——创新导向,以及代表组织整体客观环境属性的软控制——组织氛围,可以看作是员工的外部环境刺激;另一种是内在控制力量,包括反映内在控制层面的匹配认知状态——价值观契合,以及内在动机层面的综合认知状态——心理授权,可以看作是员工的内在心理状态。本文认为,知识型员工所在组织的创新导向战略环境和组织工作氛围对其创新行为有直接影响作用,同时还可以通过内在控制层面的价值观契合、内在动机层面的心理授权两个中介变量对其创新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作用。基于此影响作用机制,本文提出了12条影响作用关系假设,搭建了本研究的理论关系模型。2.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收集到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影响作用关系假设模型。基于本文提出的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关系假设模型,进行了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设计,确定出包含31个题项的变量测度量表,收集到671份有效样本数据;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可以进行数据分析处理;通过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2条假设均获得数据支持,得以验证。3.对企业实施创新导向战略,促进知识型员工实施创新行为提出了相关管理启示。基于实证分析结果,为解决企业中介因素不清、影响关系不明、关注重点不知的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管理问题,本研究认为企业在实施创新导向战略时需要制定科学的创新型业务发展战略,持续塑造良好的组织氛围,树立创新型价值观文化,提升员工价值观契合程度,加大企业结构授权力度,促进员工心理授权程度,共同推进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行为活动。经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检验,本研究主要结论的得出将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不仅能够为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管理提供明确的着力点,给出清晰的作用路径,划出管理重点;同时,在学术研究方面,可以系统梳理检验员工创新行为影响因素,明确员工创新行为前置影响作用机制,有利于充实和拓宽创新行为研究的领域和范畴。
二、市场导向与竞争成败——看“电达”、“江夏”的成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导向与竞争成败——看“电达”、“江夏”的成败（论文提纲范文）
（1）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一)资本下乡研究综述 |
| (二)乡村治理研究综述 |
| (三)政企关系研究综述 |
| (四)村企关系研究综述 |
| (五)农民组织化研究综述 |
| (六)对既有研究的评述 |
| 三、关键词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案例概况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案例概况 |
| 五、分析框架与结构安排 |
| (一)论文分析框架 |
| (二)论文结构安排 |
| 六、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利益主体行为逻辑及其关系再造 |
| 1.1 引资入村:政府的治理逻辑 |
| 1.1.1 以资引资:国家资源下乡的策略 |
| 1.1.2 政府入股:政治资源的隐性配置 |
| 1.1.3 政府的市场观与市场化中的政府 |
| 1.2 乡村争资:村治逻辑转换与权力内嵌 |
| 1.2.1 产业振兴:村集体的富民兴村策略 |
| 1.2.2 社会资本获取:工商资本的政治表达 |
| 1.2.3 竞争捷径:主动谋求政府支持 |
| 1.3 选村投资:政府干预下的资本下乡 |
| 1.3.1 情感偏好:资本下乡中的政府意志 |
| 1.3.2 企业配合:寻求政策倾斜与扶持 |
| 1.3.3 村企共谋:强化获取政府资源的能力 |
| 1.4 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关系再造 |
| 1.4.1 企业参与下的乡村关系再造 |
| 1.4.2 村庄参与下的政企关系再造 |
| 1.4.3 政府参与下的村企关系再造 |
| 1.4.4 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村治精英吸纳与乡村精英再造 |
| 2.1 经济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治理 |
| 2.1.1 做企业家:从“草根”到经济能人 |
| 2.1.2 张榜竞选:从经济能人到村治精英 |
| 2.1.3 精英的困局:村庄治理内生性缺失 |
| 2.2 资本下乡中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2.1 情感俘获:私人关系的公共性拓展 |
| 2.2.2 需求对接:对村治精英破局构想的回应 |
| 2.2.3 信任建构:企业股权结构的社会效应 |
| 2.3 资本下乡中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3.1 先建后补:政府对村治精英的承诺 |
| 2.3.2 垫资建厂:村治精英对政府承诺的回应 |
| 2.3.3 褒奖与荣誉: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反馈 |
| 2.4 精英吸纳的动力来源及其再造结果 |
| 2.4.1 可信承诺:企业的政治关联效应 |
| 2.4.2 “三强四带”:政党能力建设机制 |
| 2.4.3 “联乡兴村”:政府权力下沉机制 |
| 2.4.4 再造结果:村治精英“政治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规则下乡与乡土规则再造 |
| 3.1 资本下乡中的现代规则下乡 |
| 3.1.1 股份合作:企业的利益联结策略 |
| 3.1.2 市场排斥:村集体反对股份合作制 |
| 3.1.3 按价收租:村集体的确定性追求 |
| 3.2 乡土规则运行下的秩序冲突 |
| 3.2.1 宗族认同:乡土规则的生成机理 |
| 3.2.2 规则碰撞:产权与收益单位的分合 |
| 3.2.3 祖宗与神明:分配失序下的暴力抗争 |
| 3.2.4 资本逃离:地方性知识的挤压 |
| 3.3 政府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3.1 寻找土地:选定新址与产权重构 |
| 3.3.2 利益均沾:秩序建构的均衡过程 |
| 3.3.3 程序再造:权力渗透与强制性矫正 |
| 3.3.4 资本回流:乡土规则再造的效应 |
| 3.4 企业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4.1 拒绝签约:农民的理性选择策略 |
| 3.4.2 寻找中间人:企业的行动逻辑 |
| 3.4.3 推举代理人:农民的行动逻辑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农民再组织化与村社集体再造 |
| 4.1 农民再组织化:企业的治理逻辑 |
| 4.1.1 企业成本控制:农民再组织化缘起 |
| 4.1.2 向政府说好话:重新俘获中间人 |
| 4.1.3 为政府造亮点:寻求政府支持 |
| 4.2 “四社协同”:农民再组织化的过程 |
| 4.2.1 劳务合作社:闲散劳动力组织化 |
| 4.2.2 产业合作社:产业过程组织化 |
| 4.2.3 资金合作社:农民分散资金集聚化 |
| 4.2.4 土地合作社:土地碎片化及其整合 |
| 4.3 组织化利益表达:农民的集体行动 |
| 4.3.1 表达梯度:从中间人到代理人 |
| 4.3.2 理性抗争:利益再表达的过程 |
| 4.3.3 “新中间人”的诞生:政府 |
| 4.4 集体再造:农民再组织化的效应分析 |
| 4.4.1 权力渗透:经济过程中的政治表达 |
| 4.4.2 政经分离:农村政治经济格局重塑 |
| 4.4.3 精英塑造:农民的“新代理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 |
| 5.1 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 |
| 5.1.1 利益主体关系:从失衡到均衡 |
| 5.1.2 制度建设:从碎片化到体系化 |
| 5.1.3 组织建设:从失序到有序 |
| 5.1.4 农民能力建设:从单一到全面 |
| 5.1.5 农民认知转型:从封闭走向开放 |
| 5.2 村庄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 |
| 5.2.1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
| 5.2.2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能力 |
| 5.2.3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5.3 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限度 |
| 5.3.1 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碰撞冲突 |
| 5.3.2 政企关系的诱变及其风险 |
| 5.3.3 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 |
| 5.4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一)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信任建构是基础 |
| (二)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的主要桥梁和纽带 |
| (三)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性的保障 |
| (四)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 |
| (五)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是根本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如何完善资本下乡中的企业治理 |
| (二)如何构筑更为合理的利益增长分享机制 |
| (三)如何实现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性转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联通混改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混合所有制 |
| 1.3.2 股权与绩效 |
| 1.3.3 绩效评价 |
| 1.4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基本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国企混改 |
| 2.1.2 绩效评价 |
| 2.2 基本理论 |
| 2.2.1 产权理论 |
| 2.2.2 股权结构理论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第3章 中国联通混改案例介绍 |
| 3.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 |
| 3.2 我国电信业的基本情况 |
| 3.3 中国联通集团公司介绍 |
| 3.4 中国联通集团混改 |
| 3.4.1 中国联通混改的动因 |
| 3.4.2 中国联通混改的路径及独创性 |
| 第4章 混改对绩效的影响 |
| 4.1 中国联通混改后财务绩效的分析 |
| 4.1.1 财务绩效指标的选取 |
| 4.1.2 盈利能力 |
| 4.1.3 营运能力 |
| 4.1.4 偿债能力 |
| 4.1.5 成长能力 |
| 4.2 中国联通混改后管理绩效分析 |
| 4.2.1 管理绩效指标的选取 |
| 4.2.2 战略管理 |
| 4.2.3 发展创新 |
| 4.2.4 经营决策 |
| 4.2.5 社会责任 |
| 第5章 研究结论和启示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案例启示 |
| 5.2.1 中国联通混改的可借鉴性 |
| 5.2.2 中国联通混改试点的局限性 |
| 5.2.3 对国企混改的建议 |
| 5.3 本文不足之处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与评价 |
| 1.2.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价 |
| 1.3 研究范围界定 |
| 1.3.1 流通业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2 流通业标准化对象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3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产生经济影响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4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说明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资料说明 |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流通业标准化的基本原理及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商品流通及其过程 |
| 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与特征 |
| 2.2.1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 |
| 2.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特征 |
| 2.3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与形式 |
| 2.3.1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 |
| 2.3.2 流通标准化的形式 |
| 2.4 流通标准化与流通差异化的关系 |
| 2.5 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宏观作用机制研究 |
| 3.1 标准化对促进流通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分析 |
| 3.1.1 标准化在规范商品流通市场运行秩序中的作用 |
| 3.1.2 标准化在推动流通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
| 3.1.3 标准化在维护流通业发展安全中的作用 |
| 3.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业经济效益和全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分析 |
| 3.2.1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2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业整体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3 商品流通领域内标准化的实施在提升全社会福利水平中的作用 |
| 3.3 标准化对推进商品贸易流通现代化的作用分析 |
| 3.3.1 标准化在协调和促进商品贸易流通中的作用 |
| 3.3.2 标准化在处理商品贸易流通纠纷中的作用 |
| 3.3.3 标准化在建立国际商品贸易流通优势地位中的作用 |
| 3.4 标准化对推动流通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作用分析 |
| 3.4.1 标准化在加速商品流通领域技术研发和创新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
| 3.4.2 标准化在带动流通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
| 3.5 标准化对加快流通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作用分析 |
| 3.5.1 标准化在流通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
| 3.5.2 标准化在流通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
| 3.6 标准化对提升流通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分析 |
| 3.6.1 标准化在流通企业科学管理中的作用 |
| 3.6.2 标准化在构筑流通企业竞争优势中的作用 |
| 3.6.3 标准化在影响流通业市场结构中的作用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 |
| 4.1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的贡献分析 |
| 4.1.1 标准化对降低流通企业成本的贡献 |
| 4.1.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企业竞争力的贡献 |
| 4.1.3 标准化对维护流通企业客户关系的贡献 |
| 4.1.4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技术创新的贡献 |
| 4.1.5 标准化对减少流通企业风险责任的贡献 |
| 4.2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影响的领域分析 |
| 4.2.1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数量变化的影响 |
| 4.2.2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价格变化的影响 |
| 4.2.3 标准化对生产经营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4 标准化对交易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5 标准化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变化的影响 |
| 4.3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活动的影响分析 |
| 4.3.1 流通企业的价值创造链 |
| 4.3.2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主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3.3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次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1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1 标准化对流通业成本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1.2 研究假设 |
| 5.1.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1.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1.5 实证检验结论 |
| 5.2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标准化与流通业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分析 |
| 5.2.2 标准专利化趋势对流通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
| 5.2.3 研究假设 |
| 5.2.4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2.5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2.6 实证检验结论 |
| 5.3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标准化对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3.2 研究假设 |
| 5.3.3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4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3.5 实证检验结论 |
| 5.4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标准化对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4.2 研究假设 |
| 5.4.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4.4 基于扩展后C-D生产函数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4.5 实证检验结论 |
| 5.5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5.1 标准化对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5.2 研究假设 |
| 5.5.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5.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和主成分法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5.5 实证检验结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及经验借鉴 |
| 6.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分析 |
| 6.1.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历程 |
| 6.1.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总体状况与成就 |
| 6.1.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状 |
| 6.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6.2.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问题的成因 |
| 6.2.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影响 |
| 6.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分析 |
| 6.3.1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概况 |
| 6.3.2 发达国家流通业的标准化体制 |
| 6.3.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与特点 |
| 6.4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对我国的借鉴启示 |
| 6.4.1 流通业标准体系建设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2 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3 流通业标准化运行机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4 流通业标准化战略定位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与对策 |
| 7.1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指导思想 |
| 7.1.1 以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为核心要务 |
| 7.1.2 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为根本原则 |
| 7.1.3 以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 |
| 7.2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导向 |
| 7.2.1 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 |
| 7.2.2 有效采用流通业国际标准并积极参与商品流通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 |
| 7.2.3 向建立以自愿性流通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 |
| 7.2.4 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 |
| 7.3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目标 |
| 7.3.1 总体目标 |
| 7.3.2 具体目标 |
| 7.4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重点 |
| 7.5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5.1 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 |
| 7.5.2 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 |
| 7.5.3 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 |
| 7.5.4 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 |
| 7.5.5 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 |
| 7.5.6 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
| 7.6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下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B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C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改革以来我国市辖区体制变迁与空间扩展及政区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市辖区行政区划改革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国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1 行政分割与政府碎片化问题 |
| 2.1.2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经济发展 |
| 2.1.3 行政区划与财政体制改革 |
| 2.2 国内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2.1 城镇化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关系 |
| 2.2.2 行政区划制度与市制改革取向 |
| 2.2.3 市辖区体系改革与建制创新 |
| 2.3 相关述评与本文的切入视角 |
| 第三章 基本概念辨析与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行政区划 |
| 3.1.2 县 |
| 3.1.3 县级市 |
| 3.1.4 市辖区 |
| 3.2 县、县级市与市辖区的比较辨析 |
| 3.2.1 县与县级市的体制差异 |
| 3.2.2 县、县级市与市辖区的体制差异 |
| 3.2.3 县、县级市与市辖区的体制转换 |
| 3.3 相关理论基础 |
| 3.3.1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3.3.2 尺度重构理论 |
| 3.3.3 施坚雅区域体系理论 |
| 3.3.4 其他相关理论 |
| 第四章 经济结构转型与市辖区体制变迁的阶段与脉络 |
| 4.1 阶段一(1949-1957)：体制转轨下市辖区的大幅波动与逐步规范 |
| 4.2 阶段二(1958-1977)：投资规模与粮食产量的双重制约 |
| 4.3 阶段三(1978-1997)：经济分权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
| 4.4 阶段四(1998-2011)：土地财政催化大城市发展的空间需求 |
| 4.5 阶段五(2012 年以来)：从适应性调整到战略布局引领 |
| 4.6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我国城市市辖区空间扩展的基本趋向与主要模式 |
| 5.1 城市布局调整与市辖区扩展的演化路径 |
| 5.1.1 由东向西逐步推进 |
| 5.1.2 自北向南与自南向北 |
| 5.1.3 “大区制”和“小区制” |
| 5.2 市辖区设置的基本类型及其主要模式 |
| 5.2.1 市辖区设置的基本类型 |
| 5.2.2 市辖区设置的主要模式 |
| 5.3 市辖区设置的现状特征及其空间差异 |
| 5.3.1 我国市辖区设置的基本状况 |
| 5.3.2 各省市辖区设置的现实需求 |
| 5.4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市辖区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 |
| 6.1 市辖区发展面临的体制障碍及其影响 |
| 6.1.1 市与市辖区之间的体制摩擦 |
| 6.1.2 市辖区与市辖区之间的体制摩擦 |
| 6.2 市辖区发展面临的空间瓶颈及其影响 |
| 6.2.1 城市型政区地域化问题 |
| 6.2.2 市辖区面积过小问题 |
| 6.2.3 市辖区建制缺失问题 |
| 6.2.4 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问题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体制转型与城市发展:市辖区调整的政策效果评估 |
| 7.1 研究回顾与理论假说 |
| 7.2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数据来源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准回归结果 |
| 7.3.2 异质性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平行趋势检验 |
| 7.4.2 改变控制变量 |
| 7.4.3 灯光指数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与市辖区改革：以大西安为例 |
| 8.1 大城市市辖区改革是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焦点 |
| 8.1.1 城市空间布局重构也是体制改革 |
| 8.1.2 中小城市转型的关键在于大城市 |
| 8.2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瓶颈与“大西安”的战略突破 |
| 8.2.1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的关键是建设大西安 |
| 8.2.2 行政区划改革：大西安建设的必由之路 |
| 8.3 大西安行政区划不合理导致的主要问题 |
| 8.3.1 城三区的城市管理问题 |
| 8.3.2 西咸新区发展的问题 |
| 8.3.3 城市发展与公共服务问题 |
| 8.3.4 咸阳城市衰落的问题 |
| 8.4 基于城市群思维重构大西安行政区划新格局 |
| 8.4.1 推动西安向北跨河发展 |
| 8.4.2 妥善解决咸阳出路问题 |
| 8.4.3 加快渭北地区设市进程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5）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研究 ——以绿地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贡献与不足 |
| 1.4.1 主要贡献 |
| 1.4.2 不足之处 |
| 2.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1.2 企业绩效 |
| 2.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文献综述 |
| 2.2.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
| 2.2.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 |
| 2.3 企业绩效评价的文献综述 |
| 2.4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绩效的文献综述 |
| 2.5 本章小结 |
| 3.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的理论分析 |
| 3.1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
| 3.1.1 委托代理理论 |
| 3.1.2 现代产权理论 |
| 3.1.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1.4 公司治理理论 |
| 3.2 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背景分析 |
| 3.2.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
| 3.2.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 |
| 3.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我国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
| 3.3.1 股权结构 |
| 3.3.2 治理结构 |
| 3.3.3 治理机制 |
| 3.3.4 治理环境 |
| 3.4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的维度分析 |
| 3.4.1 财务绩效 |
| 3.4.2 市场绩效 |
| 3.5 本章小结 |
| 4.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绿地集团绩效评价的案例分析 |
| 4.1 绿地集团的基本情况 |
| 4.1.1 混改前背景概况 |
| 4.1.2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 |
| 4.2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 |
| 4.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绿地集团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分析 |
| 4.3.1 股权层面作用路径 |
| 4.3.2 公司治理层面作用路径 |
| 4.4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绿地集团企业绩效的中介传导效应 |
| 4.4.1 公司治理 |
| 4.4.2 经营机制 |
| 4.4.3 融资渠道 |
| 4.5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绿地集团绩效评价的具体分析 |
| 4.5.1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绿地集团的市场绩效评价 |
| 4.5.2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绿地集团的财务绩效评价 |
| 4.5.3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绿地集团绩效评价补充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绩效的对策建议 |
| 5.1 建立多元化且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 |
| 5.2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 5.3 将整体上市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选路径 |
| 5.4 引入战略投资者,充分利用民间资本的各类资源优势 |
| 5.5 推行并完善员工持股及职业经理人制度 |
| 5.6 构建公平的市场环境,建立明晰的资本进入和退出机制 |
| 5.7 充分发挥政府在混改中的特殊职能和引导监督作用 |
| 6.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三）研究评论 |
| 三、研究的创新与价值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价值 |
| 四、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的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 |
| 一、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假设及其构建依据 |
| （二）研究假设的变量说明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理论分析工具 |
| 二、访谈的设计与实施 |
| （一）访谈的设计 |
| （二）访谈的实施 |
| 三、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
|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 |
| （二）调查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
| （三）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
| 四、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
| （一）政府的政策文本 |
| （二）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制度文本 |
| （三）人才培养方案 |
| （四）会议与新闻 |
| 第二章 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的理念分析 |
| 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是是非非 |
| （一）是论 |
| （二）非论 |
| 二、教育和产业的关系 |
| （一）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
| （二）教产关系在我国的演变 |
| （三）产教融合的诱惑与困惑 |
| 三、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
| （一）大学主动适应社会 |
| （二）大学批判和适当远离社会 |
| （三）大学超越和引领社会 |
| （四）大学融入社会 |
| 四、教育类型 |
| （一）定位于普通教育的困惑 |
| （二）定位于职业教育的挑战 |
| 五、教育目的 |
| （一）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困惑 |
| （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突 |
| 六、教育内容与方法 |
| （一）教授何种知识：高深知识、应用知识还是技术技能 |
| （二）课程设置的困惑 |
| （三）教学方法选择的困惑 |
| 第三章 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的利益分析 |
| 一、政府的利益分析 |
| （一）政府关注民意和经济社会发展 |
| （二）政府官员倾向于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 |
| （三）政府的利益获得和产教融合动力随其层级降低而减弱 |
| 二、行业企业的利益分析 |
| （一）企业通过生产和交易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
| （二）行业协会代表同行企业利益和政府管理 |
| （三）行业企业从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中获利微薄 |
| 三、学校管理人员的利益分析 |
| （一）学校管理人员的利益需求分析 |
| （二）学校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对其产教融合动力影响显着 |
| （三）学校管理人员的利益获得对其产教融合动力影响显着 |
| 四、教师的利益分析 |
| （一）教师的利益需求分析 |
| （二）教师的利益获得对其产教融合动力影响显着 |
| （三）应用型高校深化产教融合伤害了教师的短期利益 |
| 五、学生的利益分析 |
| （一）学生的利益需求分析 |
| （二）学生的利益获得对其产教融合动力影响显着 |
| （三）应用型高校深化产教融合短期内无法显着增加学生的利益 |
| 第四章 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的资源分析 |
| 一、经费分析 |
| （一）应用型高校办学经费有限 |
| （二）产教融合缺乏教育专项经费支持 |
| （三）企业没享受到免税优惠 |
| 二、学科专业分析 |
| （一）应用型高校学科门类少、实力弱 |
| （二）师范类应用型高校学科设置偏重相对疏离产业的人文社科 |
| （三）研究型大学钳制着应用型高校的应用学科专业发展 |
| 三、师资分析 |
| （一）师资力量整体薄弱 |
| （二）专职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差 |
| （三）优秀行业企业师资难引进 |
| （四）教师培训阻力大 |
| （五）外聘兼职教师不实用 |
| 四、场地设备分析 |
| （一）校内实训基地数量有限 |
| （二）实验室条件和运行维护困难 |
| （三）实践教学设备购买和募捐难 |
| 第五章 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的制度分析 |
| 一、人事制度分析 |
| （一）教师编制短缺与职称转换难 |
| （二）政府管控着学校的人事权 |
| （三）事业编制成产教融合改革桎梏 |
| 二、薪酬制度分析 |
| （一）无法有效激励教师加强实践教学 |
| （二）对学校管理人员寻求行业企业合作的激励较弱 |
| （三）薪酬制度变革的成本和风险过大 |
| 三、教学制度分析 |
| （一）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脱离地方发展 |
| （二）实践课程的学分和学时占比低 |
| （三）教学方法实践性不强 |
| （四）教学评价制度粗略 |
| 四、科研制度分析 |
| （一）对科研的奖励高于教学 |
| （二）没有突出应用研究 |
| （三）轻视横向项目 |
| 五、治理结构分析 |
| （一）政府干预存在“越位”和“缺位” |
| （二）产教融合的统筹与实施机构缺失 |
| （三）统筹产教融合的交易费用巨大 |
| （四）行业企业参与学校治理不足 |
| 六、非正式制度分析 |
| （一）习惯依赖严重 |
| （二）民办应用型高校文化凝聚力弱 |
| （三）“熟人社会”文化泛滥 |
| （四）官僚作风严重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一、假设验证与结论 |
| （一）修正假设 1：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总体不足 |
| （二）修正假设 2：“形而下”的教育理念对产教融合动力影响显着 |
| （三）接受假设 3：利益不足和不相容是产教融合动力不足的根源 |
| （四）接受假设 4：应用型高校的资源禀赋削弱了其产教融合动力 |
| （五）接受假设 5：制度桎梏了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 |
| 二、讨论与反思 |
| （一）无需求不动力：行业企业的产教融合动力取决于应用型高校产品的效用 |
| （二）无危机不动力：应用型高校的产教融合动力取决于高等教育机会市场的供求关系 |
| （三）无资源不动力：高教系统的“中心—边缘”结构限制了产教融合动力 |
| （四）无权力不动力：政府过度干预消减了应用型高校的产教融合动力 |
| （五）无责任不动力：无需担责的教育契约关系弱化了产教融合动力 |
| 三、对策建议 |
| （一）厘清理念：开放中把握产教融合的形而上尺度和形而下手段 |
| （二）增添资源：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向应用型高校倾斜 |
| （三）扩大权力：以专业设置权为突破口落实应用型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
| （四）强化责任：为政府和应用型高校制定相应的责任约束 |
| （五）变革制度：以人事制度和评价制度改革为核心创新制度体系 |
| （六）内外结合：倡导和培育支持教育发展的教育情怀 |
| 结束语—教育改革中的无知、无耻、无力和无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中国城市的阶层空间与社会融合 ——对中部一个特大城市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阶层识别、量度及其演进 |
| 一、阶层:概念、划分及其测量 |
| (一) 当代阶层的类型学分析 |
| (二) 中国的阶层实际与具体测量 |
| (三) 阶层划分与识别的若干原则 |
| 二、阶层识别的指标及其发展趋势 |
| (一) 从单一指标到多元指标 |
| (二) 从经济指标到社会指标 |
| (三) 从资源分层到消费分层 |
| (四) 从理论划分到空间识别 |
| 第二章 阶层空间:理论假说与技术路径 |
| 一、阶层空间的提出 |
| 二、阶层空间的识别与分类 |
| (一) 阶层空间的识别指标:住房 |
| (二) 住房阶层分类框架的构建 |
| 三、阶层空间的分析与逻辑 |
| (一) 资本逻辑与控制下的空间生产 |
| (二) 生产空间下的阶层聚集与区隔 |
| (三) 居住空间下的阶层交往与社会排斥 |
| (四) 政治权力下的空间重塑与阶层调和 |
| 四、阶层空间的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武汉市阶层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 |
| 一、武汉市基本情况 |
| 二、数据样本的抓取 |
| (一) 数据抓取设计与实施 |
| (二) 数据处理与结果 |
| 三、数据的可视化及空间特征 |
| (一) 阶层区隔未呈现明显“中心-边缘”特征,阶层层级与中心集聚正相关 |
| (二) 上中下阶层空间呈“橄榄型”结构,下层空间占有受到挤压 |
| (三) 中间阶层空间呈大块状蔓延,上下阶层空间呈零星片状分布 |
| 第四章 城市阶层的空间区隔与社会冲突 |
| 一、折叠的社会:阶层空间的制度区隔 |
| (一) 公共资源的私有化 |
| (二) 公共服务的阶层化 |
| (三) 小区空间的封闭性 |
| 二、撕裂的价值:阶层空间的社会冲突 |
| (一) 话语的失衡 |
| (二) 互助的缺失 |
| (三) 信任的危机 |
| 三、住房空间:阶层的物化 |
| 第五章 阶层空间的历史变迁与演变逻辑 |
| 一、近代集市的起源与阶层空间的聚集与分化 |
| (一) 经济驱动,以码头为中心,垂直和平行于长江扩展 |
| (二) 生产和生活空间高度集中,多呈现为行业聚集和同乡聚集 |
| (三) 阶层空间低度分化,阶层关系的家长式和依附性 |
| (四) 血缘、地缘和业缘:前工业化时期的阶层空间聚集与生产 |
| 二、单位制背景下武汉阶层空间的重构 |
| (一) 政治调控与功能分区,阶层空间的单位分布 |
| (二) 阶层空间的经济与政治融合,生产和生活空间的相对集中 |
| (三) 不同阶层的空间日益分化,阶层关系表现为单位依附 |
| (四) 单位制下的阶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 |
| 三、改革开放以来武汉阶层空间的变化 |
| (一) 市场推动,政治牵引,城市阶层空间多中心发展 |
| (二) 生产和生活空间日益分离,阶层空间呈现消费分层 |
| (三) 阶层空间分化和区隔明显,阶层关系呈现断裂 |
| (四) 市场化背景下空间分化与封闭 |
| 第六章 阶层空间分配与社会融合 |
| 一、阶层分化与差异正义 |
| (一) 差异的正当性和必然性 |
| (二) 差异的非正义与消除差异的需求 |
| (三) 差异正义的提出与实现基础 |
| 二、差异正义与城市空间结构与秩序 |
| (一) 地理聚集:有关城市空间的再思考 |
| (二) 边界意识:对于生产空间扩展的抵制 |
| (三) 日常回归:一种生活共同体的再造 |
| (四) 正义约束:政治空间的分配与控制 |
| 三、包容性城市:阶层空间的开放与融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视角下西安高新区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产业园区竞争力研究文献综述 |
| 2.1 产业集群 |
| 2.2.1 产业集群的定义 |
| 2.2.2 产业集群的特点 |
| 2.2 产业园区 |
| 2.2.1 产业园的定义 |
| 2.2.2 产业园的类型 |
| 2.2.3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 2.2.4 国家火炬中心的高新区竞争力排名 |
| 2.3 产业园区竞争力 |
| 2.3.1 竞争力 |
| 2.3.2 产业竞争力 |
| 2.3.3 区域竞争力 |
| 2.3.4 产业竞争力与区域竞争力的关系 |
| 2.3.5 产业园区竞争力 |
| 2.4 第四次工业革命下高新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2.4.1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具体表现与特征 |
| 2.4.2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和机会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面向高新区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
| 3.1 高新区创新创业活动与竞争力的关系 |
| 3.1.1 高新区的核心竞争力 |
| 3.1.2 高新区竞争力与创新创业活动的关系 |
| 3.2 创新创业活动 |
| 3.2.1 创新 |
| 3.2.2 创业 |
| 3.2.3 创新与创业的关系 |
| 3.3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
| 3.3.1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特征 |
| 3.3.2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四个子系统 |
| 3.3.3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视角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对比 |
| 3.4 国外高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实践 |
| 3.5 国内高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实践 |
| 3.6 国内外高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生态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
| 3.6.1 国内外高新园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经验 |
| 3.6.2 国内外高新园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教训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视角下高新区竞争力评价 |
| 4.1 高新区竞争力评价模型 |
| 4.1.1 迈克尔·波特钻石模型 |
| 4.1.2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区域竞争力模型 |
| 4.1.3 世界经济论坛(WEF)区域竞争力模型 |
| 4.1.4 竞争力模型的总体评价及启示 |
| 4.2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评价体系 |
| 4.3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视角下高新区竞争力评价模型 |
| 4.4 生态系统视角下高新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
| 4.4.1 指标选取及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4.4.2 评价指标的建立流程和方法 |
| 4.4.3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视角下高新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视角下高新区竞争力实证分析——以西安高新区为例 |
| 5.1 选择案例的考虑 |
| 5.2 西安高新区发展概况 |
| 5.3 对西安高新区竞争力的定性分析 |
| 5.3.1 优势 |
| 5.3.2 劣势 |
| 5.3.3 发展机遇 |
| 5.3.4 面临的挑战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因子分析的概念和意义 |
| 5.4.2 因子分析的主要过程 |
| 5.4.3 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 |
| 5.4.4 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 |
| 5.4.5 数据的适宜性检验 |
| 5.4.6 公因子数的提取 |
| 5.4.7 求因子载荷阵并确定各因子的性质 |
| 5.4.8 各因子的得分及赋权 |
| 5.4.9 各因子的高新区排名 |
| 5.5 综合评价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从创新创业主体看 |
| 6.2.2 从创新创业资源与环境看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6.4 本章小结 |
| 附录 |
| 附录1: 西安高新区经济发展重要指标(6类15项) |
| 附表2: 西安高新区社会发展重要指标体系(6类21项) |
| 附录3: 西安高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指标体系(6类25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武汉近代工业发展与城市形态变迁研究（186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
| 四、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武汉近代工业发展与城市近代化 |
| 一、工业化与城市发展 |
| (一) 工业化与工业发展 |
| (二) 交通方式变迁对城市定位与工业布局的影响 |
| (三) 工业布局与近代城市功能的转换 |
| 二、武汉近代工业发展概述 |
| 第二章 近代武汉工业规划布局与城市空间形态 |
| 一、汉口租界的工业用地规划 |
| 二、张之洞对武汉工业发展的影响 |
| 三、孙中山对武汉城市规划的影响 |
| 四、民国政府时期涉及工业的规划内容 |
| 五、工业布局与武汉市带状城市空间特征 |
| 第三章 近代工业发展主导下的汉阳产业型城市空间变迁 |
| 一、1861年前汉阳城基本格局的形成 |
| (一) 汉阳溯源 |
| (二) 遵照礼制的城区形态 |
| 二、汉阳城市空间的自发扩张期(1861-1889) |
| 三、近代工厂布局与汉阳城市空间的急剧扩张(1890-1911) |
| (一) 官办工厂选址汉阳 |
| (二) 清末的汉阳工业与布局 |
| (三) 汉阳城同期的空间扩张 |
| 四、汉阳城的平稳发展期(1912-1937) |
| 五、近代汉阳城的发展特征 |
| (一) 以行政区为中心转向以行政区、工业区双区并立 |
| (二) 工业布局牵引汉阳城区扩展方向 |
| (三) 集中工业景观的形成 |
| 第四章 传统-工业双重主导下的武昌叠加型城市空间演变 |
| 一、前近代的武昌与基本格局 |
| (一) 武昌历史概述 |
| (二) 武昌城的基本格局 |
| 二、维持传统城市格局与形态的时期(1861-1889) |
| 三、武昌近代工业沿江布局的时期(1890-1911) |
| (一) 武昌近代前期植入的工业 |
| (二) 武昌近代工业发展与沿江近郊分布格局的初步形成 |
| (三) 联动的城区空间形态变化 |
| 四、近代工业发展与武昌城的扩张期(1912-1937) |
| (一)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工业发展生机与困局 |
| (二) 近代工业发展引发的武昌城扩张期(1912-1926) |
| (三) 沦陷前武昌近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期(1927-1937) |
| (四) 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城市景观 |
| 五、武昌近代工业布局对城市空间的塑造和影响 |
| (一) 武昌近代工业布局的特点 |
| (二) 城市功能转换与空间突破 |
| (三) 城市空间的近代化 |
| 第五章 商业-工业双重推动与汉口城市形态变迁 |
| 一、成形最晚的汉口迅速崛起 |
| (一) 汉水改道与汉口的形成 |
| (二) 汉口的传统市镇地位 |
| (三) 开埠之前汉口的商业基础 |
| 二、汉口开埠之前有机自然生长的城市空间结构 |
| (一) 没有规划的自然生长 |
| (二) 因“市”而“城”的代表性传统市镇 |
| (三) 街道生成与水系密切相关 |
| 三、汉口近代工业兴起与城区空间扩张期(1861-1911) |
| (一) 对外贸易的兴盛催生了汉口近代加工业 |
| (二) 汉口近代民族工业兴起 |
| (三) 汉口城市空间的近代化生长 |
| 四、汉口工商业发达与城市空间的革命期(1912-1937) |
| 五、汉口城市空间结构与工业区生成的特点 |
| (一) 工业发展与汉口城市空间发展重心变迁 |
| (二) 近代工业发展与汉口城市空间扩张的同向性 |
| (三) 集中的工厂布局与汉口城市空间的混合性 |
| (四) 工厂布局与商业空间的依赖性 |
| 第六章 工业布局与城市形态差异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
| 一、产业主导下的近代城市形态变迁轨迹 |
| 二、传统与工业双重主导下的近代城市形态变迁轨迹 |
| 三、商业和工业双重作用下的近代城市形态变迁轨迹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成果 |
| 致谢 |
（10）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实践问题 |
| 1.1.2 理论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2.1 工作动机理论 |
| 2.1.1 工作动机的基本内涵 |
| 2.1.2 工作动机的结构维度 |
| 2.1.3 工作动机的影响因素 |
| 2.2 员工激励理论 |
| 2.2.1 激励相关理论介绍 |
| 2.2.2 激励因素相关研究 |
| 2.2.3 内在激励相关研究 |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创新导向相关研究 |
| 2.3.2 组织氛围相关研究 |
| 2.3.3 创新行为相关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
| 3.1 研究变量概念的界定 |
| 3.1.1 创新导向 |
| 3.1.2 组织氛围 |
| 3.1.3 价值观契合 |
| 3.1.4 心理授权 |
| 3.1.5 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 |
| 3.2 研究框架模型的建立 |
| 3.2.1“S-O-R”研究范式 |
| 3.2.2 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 |
| 3.2.3 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模型 |
| 3.3 影响关系假设的提出 |
| 3.3.1 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关系假设 |
| 3.3.2 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价值观契合的影响关系假设 |
| 3.3.3 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心理授权的影响关系假设 |
| 3.3.4 价值观契合、心理授权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关系假设 |
| 3.3.5 价值观契合、心理授权的中介影响关系假设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方法设计 |
| 4.1 调查问卷设计 |
| 4.1.1 问卷设计的原则和程序 |
| 4.1.2 问卷的表现形式 |
| 4.1.3 问卷的答题形式 |
| 4.1.4 问卷的预测调整 |
| 4.2 数据收集与样本 |
| 4.2.1 数据收集情况 |
| 4.2.2 样本基本特征 |
| 4.3 研究变量度量 |
| 4.3.1 创新导向 |
| 4.3.2 组织氛围 |
| 4.3.3 价值观契合 |
| 4.3.4 心理授权 |
| 4.3.5 创新行为 |
| 4.3.6 控制变量 |
| 4.4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4.5 数据分析方法 |
| 4.5.1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4.5.2 中介效应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5.2.1 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关系检验 |
| 5.2.2 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价值观契合的影响关系检验 |
| 5.2.3 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心理授权的影响关系检验 |
| 5.2.4 价值观契合、心理授权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关系检验 |
| 5.2.5 价值观契合、心理授权的中介影响关系检验 |
| 5.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3.1 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3.2 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价值观契合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3.3 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心理授权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3.4 价值观契合、心理授权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3.5 价值观契合、心理授权的中介影响机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及展望 |
| 6.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6.2 研究贡献与启示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实践启示 |
| 6.3 研究的创新性成果 |
|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市场导向与竞争成败——看“电达”、“江夏”的成败（论文参考文献）
- [1]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D]. 马池春. 山西大学, 2020(07)
- [2]中国联通混改绩效研究[D]. 王琪珏.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3]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D]. 叶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4]改革以来我国市辖区体制变迁与空间扩展及政区优化研究[D]. 赵彪.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研究 ——以绿地集团为例[D]. 牛燕妮.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6]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动力研究[D]. 陈星. 西南大学, 2017(12)
- [7]中国城市的阶层空间与社会融合 ——对中部一个特大城市的研究[D]. 袁青.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8]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视角下西安高新区竞争力研究[D]. 胡宇.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6)
- [9]武汉近代工业发展与城市形态变迁研究（1861-1937）[D]. 翁春萌. 武汉大学, 2017(06)
- [10]创新导向、组织氛围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D]. 李建军. 吉林大学, 2016(08)